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观照中国近代思想史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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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首发于《新湖南》（2024年7月22日），作者徐伟。

治通史难，治思想通史更难。做思想史研究，既要进入思想家的主观世界，又要了解思想家所在的客观世界；既要把握人物和文本，又要把握流派和思潮；既要成为懂思想的史家，在一定程度上又要成为懂史的思想家。做思想通史研究，要全面系统地把握一定时期内发展变化的史实，厘清和认识其间的发展脉络和规律，在拥有大量扎实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作者的归纳、阐释和分析能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写成“流水账”“大杂烩”。职是之故，好的思想通史极为罕见，目前为止，仅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等寥寥几部，而且就是这寥寥几部，也由于是多人合作的成果，又难免留有文风不一、观点分歧、水平参差等遗憾。独著一部思想通史，可谓难上加难，非大家手笔不能为之。

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3卷6册、315万余字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下简称《通史》），弥补了上述遗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第一、二卷为郑大华独著，第三卷为郑大华提出写作大纲、子目和要求，与俞祖华分工撰写，最后由郑大华统稿、定稿而完成。

△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作者郑大华教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30余年，孜孜不倦，久久为功，积跬步以致千里，居高处犹望远峰。其学术生涯，早期从梁漱溟入手进行微观层面的人物研究，发表研究思想人物的论文80多篇，整理和出版《晚清思想史资料选编》等资料10种25册，近千万字，其中关于张君劢、包世臣等人的研究皆为学界首开先河之作；在研究思想人物的同时，进而开始中观层面的中国近代思潮研究，出版学术界第一部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比较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著作《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以及《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等著作，主编和出版《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等研究集刊，发表相关论文70多篇；在此基础上，进入宏观层面的通史研究，2005年以来出版《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等著作，并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开端与分期、演化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研究。

时至今日，这套《通史》的面世，体现了郑大华教授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学术追求，亦是其学术生涯渐入佳境、水到渠成之举。写作这样一部通史，是一种学术使命，也是一种自我挑战。在《通史》中，可见其30余年来持续深入思考所得的各项研究成果，亦可见其长期积淀精进的深厚学养与良好学风。确可谓集大成之作。

该书出版后，学界不吝赞美之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称该书“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周溯源称赞该书“系体大思精之作，有精雕细刻之功”，具有“四力”，即“提纲挈领的驾驭力、刨根究底的分析力、守正创新的突破力和娓娓道来的亲和力”。笔者读罢该书，有四点感受：其一，读史明今，回应时代，立场坚、史观正；其二，内容扎实，博而不乱，主线清、方法明；其三，探幽发微，言之有据，察史料、出创见；其四，心系家国，放眼天下，承使命、见情怀。篇幅所限，不及展开，仅以一个词——民族复兴——串联起这四点感受，品读该书，亦从此角度观照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作为时代主题的民族复兴

《通史》全书始终保持时代关怀，紧扣时代主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思考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按照三个历史决议和权威党史著作的相关表述，正确评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史上重大重要的事件、会议、人物、文献。通过扎实深入的研究，实现了意识形态属性与学理属性的有机统一、政治理论高度和学术深度的有机统一。这是该书的亮点和特色，也是该书得以成为巨著、佳作的首要条件。

该书在“结语”部分提炼出近代思想史给今人留下的五个方面的启示，第一条即是“适应时代变迁，通古今而‘主宜今，不主宜古’，不忘本来而着眼未来，传承、转换中华思想的丰富元素，回答时代给出的课题，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性在于，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联结过去、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主题，从嘉庆、道光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直至本世纪中叶乃至更遥远的未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由这一时代主题决定，研究成果也应为这一主题服务。这奠定了全书写作的主旨和基调，也奠定了全书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作为写作主线的民族复兴

该书内容丰富，史料众多。思想人物研究包括包世臣、魏源、冯桂芬、郭嵩焘、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张君劢、毛泽东等；思潮研究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等；思想流派研究包括经世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孔教派、学衡派、国家主义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西山会议派、人权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战国策派、现代新儒家等；事件研究包括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新启蒙运动、宪政运动、整风运动等；涉及的重要文本和史料不胜枚举。如何将这么丰富的内容有序、系统、清晰地加以表达？《通史》的方式就是“主线清、方法明”，并切实做到了这一点。

全书紧扣着“一个主题，两大任务”展开写作，以“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作为写作主线，不仅将看似分散的各部分内容有效串联衔接起来，而且厘清了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分支领域的边界，避免了干扰。“绪论”部分即指出，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时代自身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故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就是由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决定的，这一时代主题包括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两个方面，该书重点探讨中国近代思想界在这两方面展开的集中思考。由此，《通史》在使用史料的时候形成了价值标准，对近代思想事件、思潮、人物、文本等的价值评判，既注重考察其在当时的历史价值，又注重评估其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性的意义。各章节的编排论述皆有据可循、有条不紊。

从近代历史的角度，“反帝”“反封”似乎已经完成。但从现代性的角度，两大任务意味着要同时面对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民族复兴在更深刻、更内在的层面，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如何应对并化解这两类冲突的问题。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决定了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仍有广阔的延展空间，大有可为，常做常新。

作为重要思潮的民族复兴

对民族复兴思潮的系统性论述，是该书的一大重点和亮点。作者此前已出版有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以抗战时期知识界为中心》，此为国内外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的著作。

《通史》在前期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去粗取精，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到形成思潮的过程，深入阐发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内涵，并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书中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界定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学理构建发生新变化的表现，梳理了政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民族复兴”所热议的主要议题，如：学术研究对于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如何恢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等，系统总结了学界针对几个核心论题，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如何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等，所提出的多种主张和建议。作者特别强调，当时学界已有人认识到，所谓“民族复兴”并不是要求复古，而是基于旧有民族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这部分内容于今天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作者深刻指出，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对1902年后人们在什么样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缺少必要的深入辨析，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在当时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均不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及其涵义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来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阐述的“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上位民族”概念，内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逐渐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识，并得以固定化和制度化，对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产生积极影响。作者严肃指出，有必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重点，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从提出、发展到形成的过程作一全面而系统的考察，看中华民族是如何完成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这一论断及相关论述，学理扎实，立场坚定，于精微处提出创见，颇有正本清源、拨云见日之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对我们当下如何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命题给出了明确指引和有力支撑。

作为家国情怀的民族复兴

阅读全书的过程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在字里行间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所有对近代中国思想的研究和思考，不是书斋学问、纸面功夫，而且切实与各个阶段、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为伴，探讨理论问题，寻求思想资源，为实践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方向出路，提供方案建议。这种家国情怀使得全书的文字既清新流畅，又温暖灵动，读来非常舒适。

在实践中，作者郑大华教授是一位切实践行“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为民族复兴、民族团结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学者。如著名中国思想史学者、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所言，好的思想史家要具备对思想世界有敏锐洞察力的历史学家的特质，也要带有显著的实践性格。或许，正是对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怀与积极实践，让郑大华教授对思想人物、流派、事件等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能够识别和解释这些思想如何参与并影响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助力其学问更上层楼、不断精进。

总之，《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有思想高度、理论深度，却无阅读难度，既可供近代思想史专业的学者、学生学习研读，又可供专业之外的兴趣人士开拓视野、提升素养。本文篇幅所限，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管窥一豹，所见虽狭，但愿能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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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

郑大华  俞祖华 著

本书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思想史的著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

全书共分三卷六册，共315.6万字。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前，这卷研究的内容主要是1840年后面对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中国人的应对及其结果。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思想史内容，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和如何向西方学习。第二卷，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这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的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即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国共合作及大革命运动，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三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危机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本书的结尾总结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给我们留下的五个方面的思想遗产，这是其他有关著作很少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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