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如磐石的“堡 垒” ——抗战中的“陪都”重庆（李长寿）

坚如磐石的“堡 垒” 

——抗战中的“陪都”重庆

 作者：李长寿

语音：原野

引 子

   来过重庆的人会说；“这是一座被山水刻意宠爱的都市，那汽车只要转上一个弯，眼前的景致就被翻过了一篇，仿佛是一幅看不完的长长的画卷。”这是视觉转换太快引起的感慨。

   还有人会急噪噪地表白道；“重庆是火锅之都。”这是性急爽快之人的口味最爱。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接了上来；“重庆是美女之城。”这是还未成年的“菜鸟”，面对这来来往往的美女，把自己升格为了“呆鸟”。

   但外地的游客甚至是本地的新生代，绝少有人会以重庆的过去为话题，谈及重庆曾经是中国抗击日本侵华战争时的“陪都”一事。当大家在并不十分宏伟高大的“解放碑”前驻足时，也有很多人不甚清楚这碑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在这座碑的有限空间里，“封存”着多少的血腥与刚强。 

   如果我们以这座“解放碑”为圆心，画上一个1公里的圆圈，再画上一个20公里的圆圈，这圈里圈外究竟承受了多少从天而降的炸弹，又有多少惨死于轰炸的尸首重叠堆积得比屋檐还高。那些沉默无语的战争“孤人”，他们把眼泪

化作信念，用顽强不屈的坚持与那些屠夫豺狼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以中断，但前人不讲，后人也许就不知道了。

   拂去岁月给鲜血和生命的讲述所蒙上的尘埃，那战火中的“陪都”——重庆，竟如此地给人以惊骇与震撼，历史的回放与讲述让心脏在泵复的往返中发出阵阵的颤栗。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的一座重要的中心城市。发源于秦岭山脉的嘉陵江经过千里奔腾之后，在这里安静地汇入长江。而重庆却因嘉陵江在此消失而得名“渝水”，简称为“渝”。

   北宋元年（1102 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1189 年）正月，孝宗之子被封为“恭王”。二月，只当了一个月的“恭王”即登上了皇帝的大位，即南宋光宗皇帝。为了纪念这难得的“双重喜庆”，光宗皇帝下旨将“恭州”升格为“重

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

上 篇

   1937 年 7 月 7 日，在芦沟桥的枪炮声中，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史称“七·七事变”。

战事发展很快，淞沪会战国军失利。国民政府的都城南京，失去了必要的战略屏障而完全处于日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1937 年 11 月 17 日凌晨，南京城实行了罕见的警戒封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携中华民国政府大印和旗帜，率领政府各部门的 1000 多名官员，秩序井然地穿过挹江门，悄然登上“永绥”号运输舰，撤离南京，前往重庆。三天后，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

言》。告之国民政府已从即日起迁都于重庆。

   重庆为什么会在战事危急之时被选作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呢？

   首先是它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嘉陵江贯穿全境，水路运输方便。重庆原有的城市行政面积仅为 46 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也只有 40 余万。但在群山分割的主城近郊，峽谷中那一片片天然平坦的坝子和丘陵地带提供了广阔可供使用的安全空间。国民政府将重庆升格为陪都直辖市后，其行政管辖面积从原来的 40 多平方公里扩大到了 300 多平方公里。这为“陪都”政府的容纳安置，以及内迁工厂的重建及恢复生产，学校社团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必须的地理空间。诸如；政府机构从战争实际状况出发，多地点分散配置办公。政府要员及首脑均分散安置较为僻静的郊区或农村。各学校社团也尽可能远离人口稠密的繁华区域。国民政府下辖的 11 个兵工厂搬迁到重庆后，就是充分利用水运的相对便捷，从长江边上的唐家沱顺沿着江岸向丘陵地带延伸，一直布局到铜罐驿。这为日后的交通道路建设，材料供应，电力输送，产品外运等都提供方便。

   重庆的下游是险峻的长江三峽，这是一道坚固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如若日军逆江而上强行攻打，在三峡险要地段配置精兵扼守，便可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功效。早在 1932 年，蒋介石在四川坐镇围剿红军时来到重庆，对这里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随着国民政府的迁都，同时有诸多的著名学府，如当时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大学也开始迁往了重庆。仅大学在重庆就汇集了 30 余所。大批的科学，艺术，民主党派人士纷纷来到重庆，使重庆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紧急迁往重庆的还有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一批当时在国内属于较为先进有规模工厂企业。这些工业体系的迁入，为维持抗战需要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诸如；钢铁为战争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机械工业，是制造枪炮武器的必须的技术装备。化学工业，为弹药，医药，燃油等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纺织工业，首当其冲的是为军队提供被服，不致于让中国军队的将士衣

不遮体地去与日宼交战。大量军工厂的迁入无疑给重庆奠定了机械制造业的基础，开启了重庆近代工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鼎盛时期。

   重庆，这座长江上游的老城已经成为中国抗战期间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金融机构的中枢，担负起了战时首都应有的职责与权力，并注定要在未来的战火中经历从未有过悲壮与惨烈。重庆既然成为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必然的就成为了日本侵略军重点打击的战略目标。

   为了达到摧毁国民政府战争指挥中心和消灭国民政府首脑，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战略目的，日军大本营和海军、陆军总部从1938年初就针对如何打垮重庆制定了了一系列的轰炸计划和陆地进攻计划，其中尤以空中轰炸为重点。 

   空中打击方面；“大陆令第 241 号”“大陆令第 345 号”中制定了，对重庆军事战略指挥机关和政府首脑机关为首要目标，实行连续多批次的“疲劳轰炸”。

   在气象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进行了夜间突袭的“月光轰炸”。

   对所有商业及人口密集地区进行无差别轰炸的“地毯轰炸”。

   针对国民政府首脑和最高指挥机构为特定目标而制定的“101作战令”和“102作战令”。

   水路攻击；组织调集舰船，在空军的配合下沿长江逆江而上攻击重庆。

   陆路攻击；调集精锐兵团，由宜昌出发攻击战略要地石牌，经巫山、云阳、万县方向攻击重庆。最终目标为占领重庆或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的战略目标。

   身居“陪都”重庆的本地居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战争移民”们，将承受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最为长时间的空中轰炸。

   为了能及时的向重庆市民提供防空警报，军方及情报系统针对武汉方向和山西方向的日军机场，都做了防空预警方面的监视与传递工作。日军飞机从机场起飞后的全部航程都会受到地面监视系统的跟踪并及时地传递到重庆。

   重庆方面在接到空袭预警后，向市民发出空袭警报的方式有种。其一，是通过较先进的手摇或电动警报器向市民发出警报声响。其二，是在重庆市中心及近郊的制高点上，设有空袭警报站，釆用简单有效的升降报警气球的方式。

   在后来的日子里，人们已经习惯于时常抬头看看，有没有气球升起来。由于制高点离人们正常生活的环境较远，较偏僻，远远望去，那红色的气球已被人们习惯性的称之黑球。

   为防止敌特破坏，所有防空警报站均由军队派人执勤看管。并负责警报的发出与解除。

   当重庆防空委员会接到日军飞机已起飞并往重庆方向飞来的确切情报后，第一次空袭警报拉响。而制高点上也会同时升起第一个警报气球。这时候日军飞机离重庆的航程至少还一个多小时。市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收拾一下，前往就近的防空洞或掩蔽处。住沿江处又没有防空洞可去的市民，甚至还可以有时间乘渡船到南岸的丛林隐蔽处暂时躲避。

   当第二次警报拉响，制高点上也升起第二个汽球时，日军飞机已经离重庆不远了。除了必要的军事人员之处，其他人都应该尽快的进入防空设置。 

   当第三次警报拉响，制高点上已升起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三个气球时，随后而来的就是呼啸的炸弹了。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派出轰炸机 51架次，组成多批次突袭。连续两天对重庆主城区进行了狂轰滥炸。日军在这两天的轰炸行动中，一改往常针对交通，码头设施投掷普通航空炸弹，而是往主城区内房屋稠密的地方投下了大量的凝固汽油燃烧弹。至使整个重庆市中心（今天的渝中半岛）的27条街区中的19条街区变成了一片火海。集中在这一区域中的建筑物，大多都是土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平房，更有为数众多的“捆绑”结构的简易房。在这些房屋中，除了居住着本地土生土长的普遍基层市民，还居住着大量因抗战从敌占区撤离到重庆的外地“移民”。

   因日军投下大量的凝固汽油燃烧弹，消防官兵对这种燃烧弹的特点不甚了解，在扑火灭火的过程中俯依然使用的是传统的普通水源，致使水一接触到正在燃烧的凝固燃烧剂时立刻火焰冲天，并顺水流方向产生更大的火势漫延。汉奸特务乘机造谣；消防队中有日本特务，救火时喷的是汽油和煤油。以图扰乱民心造成战争恐慌和更大的社会动荡。握据不完全统计，在“5.3”“5.4”连续两天的轰炸中，日军共投下航空炸弹176枚，其中燃烧弹116枚。炸死市民 3000多人。炸伤市民2200多人。整个下半城的4800多幢(间)房屋被摧毁。 

   1940年5月间,日军分别从汉口和山西派遣200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了连续不断的疲劳轰炸。

   8月1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集中140多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对重庆实施了大面积的“无差别”狂轰滥炸。在主城区和近郊区，只要是人口稠密的地方都成为日寇飞机轰炸的目标。残垣断壁中到处都有死难民众的残肢断体，妇孺幼童的尸首横陈街巷坡坎。一时间重庆成了四处狼烟的人间地狱，在那一天的轰炸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一直没有给出一个确切数字。2000多间民房也在

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史称“8·19”大轰炸。

   1941年1月至8月半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前后共出动 3000 多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了“定点轰炸”“月光轰炸”等轰炸行动。

  6月5日傍晚6点，防空信号台发出日军飞机即将来袭的警报。人们纷纷涌向地处“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旁的三个防空洞进出口，这是重庆市区内最大的防空洞。防空洞是在离地面十多米以下的岩石层中开凿出来的。全长近 2000米，高宽各 2 米。是一个由三段联通有三个进出口的大型防空洞。按正常设计容量计算，可容纳4000至5000余人。当时正是晚饭后，空袭警报拉响后，一家老

小相互搀扶，下班归家的青壮男女，进城办事归途中的路人，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入，把防空洞塞得针插不进一般。不觉中洞内已经挤进了近万人。防空洞内原配有长条板凳，每隔40米左右有一盏照明油灯。三个供进出的洞口为防止市民在轰炸未结束就随意进出，都安装了坚固的栅栏门。但洞内的通风设备则还没有来得及完善,整个防空洞工程也因人为的原因未进行必须的工程检查验收。

   晚上 9 点，日军飞机抵临重庆市区上空，开始了对市中心区域长达 5 个小时的轮番轰炸。由于洞内避难人数严重超员，空气需求量严重不足，幼童开始哭喊，成人也由头晕心慌发展为精神失常般的吼叫。不少人陷入了神智恍惚中，出现自我抓扯甚至是相互撕咬的混乱惨状。头脑尚还清醒的人，挣扎着从地上那些或昏迷或已断气的同胞身上爬向洞口。洞口负责防护的士兵早已在猛烈的爆炸声中，

将防空洞的大栅门一把大锁锁了自寻躲避不知去向。（根据规定；在防空警报未解除之前，不得开启防空洞大门。）在此起彼伏的狂轰滥炸中，防空洞内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洞内的生存环境己开始从临界状态走向了死亡的深渊。晚上 11点多钟，长达 5 个半小时后空袭警报解除，原本用于避难的防空洞变成了惨绝人寰的地狱现场。

   巨大的防空洞栅门打开后，整个洞内只有靠近洞口附近的几个人爬了出来，还有部分躺在地上的人有生命的迹象，其他涌入洞内躲避轰炸的人都因窒息而亡。

   工兵营的士兵奉命来到洞口施救，看到的却是一个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虽然已开始了对洞内釆取了人工換气的措施，但洞内的依然空气极度污浊，所有尸体均呈现出窒息而死的蓝黑色特征。因窒息过程中的挣扎和狂躁撕咬，有的尸体已经血肉模糊，面目惊恐狰狞。

   担架营的工兵来到现场后，也因恐惧和缺少防护装备而不愿进洞。更有甚者，少数无耻士兵和闲杂人员，趁混乱将死者身上的值钱物品及随身所带财物悉数打劫。国民政府要员来到现场，下令将一个肆无忌惮的打劫兵痞就地枪毙才使现场得到了基本控制。最后政府决定，凡是从洞中抬出一个活人奖励现金5元，死人减半。而当天在其主要进出口“十八梯”洞口就发放了现金 5600 元。另外两个

进出口抬出的尚未计算在内。

   事后官方统一口径，任何政府公开讲话及媒体公布的死亡数字都不得超过2000。最后官方公布的因窒息而死的人数为；1115 人。民间说法，除了极少数人得以生还外其余皆亡。死亡人数至少也在 9000 左右。后来的专题研究者们经过实际调查比对，认为死亡人数至少应在 6000 以上。 

   日军为了给重庆市民造成更大的恐惧和达到更大的破坏效果，对重庆市内的主要居民聚集区域，商业街道，机关学校等非军事目标对行了长时间的残暴的轮番轰炸。以往常用的航空炸弹也被更換为凝固汽油弹。最长时间的连续轰炸发生在1941年8月8日至16日的7天中。重庆市区内的防空警报每一次的间歇时间没有一次是超过了6小时的。“跑警报”和“钻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重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因轰炸引起的大火连烧3日而不灭，重庆陷入人间地狱般的景地。

   在长达5年半的持续轰炸中，日军大本营根据“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的训令，一直都在执行对国民政府机关，军事指挥部门以及主要首脑蒋介石的特定轰炸。尤其是在企图利用“汪伪”汗奸政权的说客，劝诱蒋介石投降失败后，对重庆的轰炸就变得更为频繁更加残暴了。丧心病狂的日军在空袭中对居民集中区域投下了鼠疫，炭疽细菌弹。致使化龙桥一带瘟疫突发，200多当地居民无辜死亡。日军妄图以残暴的空中持续突击，制造轰炸的恐怖气氛，瓦解民法的抗日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或是直接用轰炸手段消灭其首脑蒋介石。

   从日军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连续两天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后，日军在内部的战斗简报中谈到；“第一空袭部队出动27架飞机，选择山尖云隙于20点30分，再次攻击敌首都，猛烈轰炸了重庆防空司令部，委员长行营，县政府等

行政机构所在地和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从此简报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轰炸重庆的时间是在晚上。轰炸的重点对象是重要的军事及政治目标。

   由于重庆被两江相挾，而且山岭沟壑众多，白天常常会处于一种云遮雾罩的自然状态。对于当时的轰炸机来讲，能见度太差是不利于轰炸机飞行和执行轰炸任务的。但在夜间却又常常会出现星高月朗的景象。隐匿在重庆的日本特务和汉奸，则通过各种手段对重庆国民政府首脑机关和蒋介石的官邸所在地进行秘密打探，并将其详细的地址座标，地标及地貌特征等提供给了日军。敌特和汉奸还在

轰炸机群飞临重庆上空时以不同的方法，在地面予以引导。

   1940 年年 6 月 12 日，日军轰炸机对位于曾家岩的蒋介石公馆和行政院进行了轰炸。国民政府的牌坊被炸毁，其中一颗炸弹落于蒋介石公馆旁，所幸未炸。

   8 月 9 日，曾家岩片区又被攻击，在蒋公馆附近落下 10 多枚炸弹，附近房屋多数被炸毁。

   9 月 13 日，曾家岩官邸区域再次被炸。8 颗炸弹命中该区域。蒋介石的侍从室被烤塌，国民政府多部门房屋受损。

   9 月 15 日，日军轰炸机两次攻击曾家岩官邸。一个防空洞被炸弹洞穿，蒋介石侍从室藏于洞中物品悉数被毁。

   1941 年 8 月 13 日，日军 86 架轰炸机分三批突袭曾家岩地区。其中一夥炸弹落在蒋介石官邸“尧庐”门口,离蒋办公室仅几米。所幸该弹插入土中未爆炸。

   蒋介石在重庆期间，除了公开的“委员长行营”外,另外还有设有四处办公及住宿地点；市区内的曾家岩，南温泉的小泉，歌乐山上的林园（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葬于此处）。南山上的黄山别墅（也称黄山官邸）。黄山别墅，建于南山一隐密之处。原业主姓黄，故称黄山别墅。自做蒋介石

的官邸后，就按战时需要挖掘了防空洞并在附近配置了防空火炮。

   日本情报机构从离任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处，详细的了解到了黄山别墅的地址座标和地面房屋建筑式样以及建筑群的墙面颜色等。突袭黄山别墅的计划便提上了计划日程。其核心就是要一举消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脑，给中国制造更大的政治分裂与混乱，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当日本情报机关得到蒋介石将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的准确时间后，突袭轰炸南山官邸的轰炸机出动了。

   这一天是 1941 年 8 月 30 日。黄山官邸内正在召开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这天的气象条件是阴天云层很厚，这对重庆来讲是个可以让人放心的日子。日军为了达到突袭的目的绝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在飞行途中多次遇上强气流的巨烈颠簸，以致于多次把飞行员都颠离了座位。轰炸机凭借着厚厚的云层掩护釆取高空飞行，以尽可能地迟缓被地面观察哨发现的时间。飞临南山上空

后，碍于地面防空火炮的威胁和飞机本身的技术性能原因，无法进行低空精确突袭。最终只能在高空利用云层的间隙对南山官邸实施轰炸。当发现敌机空袭的目标是南山官邸时，正在“云岫”楼内参加会议的蒋介石和众多高级将领的撤离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在侍卫们的努力下，蒋介石和幕僚们全都安全撤进了附近的防空洞内无一伤亡。一颗炸弹命中“云岫”楼一角，内卫处处长和另一名卫士当

即被炸牺牲。另有多名现场人员受伤。

   整个1941年间的下半年日军为配合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的形势需要，加紧了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连续轰炸，其次数更频繁，每次轰炸的持续时间也更长。致使重庆市民经常处于长达数小时甚至是十几小时的空袭警报中。仅在8月10日到13日间，重庆市中心区就发出空袭警报13次，市内断水断电长达80多个小时。

   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在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了900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进行了218次轰炸。投下各类炸弹21600余颗。造成2万多幢（间）房屋被毁，１2000多人直接死于日军轰炸中，炸伤15000多人。更有2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面对日寇的持续轰炸，重庆各界民众没有屈服。1942 年 1 月 22 日，在市中心的主干道路口上，重庆市各界民众齐心协力修建了一座木质纪念碑。

   碑高为七丈七尺，意喻“七·七”抗战之意，顶端树有旗杆，悬中华民国国旗。碑身通体为黑色，碑身下方书有“精神堡垒”四个大字，其余三方分别书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碑文。碑的顶端放置了一口大陶瓷缸，并在缸内贮备了供燃烧所需的粗大棉条。每逢重要集会或重大事件纪念活动时，便往缸内倒入酒精点燃，熊熊的火焰象征着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根据民众的公议，这座木质纪念碑被定名为“精神堡垒”。（今天的解放碑前身）

   尽管战时生活物资极度的匮乏，但城市的社会环境依法有序，送水的挑夫，依然逐家送来度日之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社会各界多次发起“支援前方自愿献金”活动。有钱人捐，普通市民也捐，妓女捐，乞丐也捐，耄耋之年的老人也站了出来，颤抖着双手为中华的子孙们捐出了自己的棺材钱。民间最大的社会帮派“袍哥”，也联合捐献出了可购买十八架“忠义号”飞机的巨款。

   在残酷的战争面前重庆民众选择了不屈不挠的坚持与默默的奉献。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孕育出一方文化。在敌机轰炸后的一堵残垣断璧上出现了四个大字；愈炸愈强。在狂轰滥炸的毁灭和死亡中，抗战到底的顽强意志和勇气支撑着最终必胜的希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方水土养育的倔犟被战火锤炼成了刚强的脊梁。

   这是重庆人民坚韧不屈的民族牺牲精神的缩写，这是抗战时期重庆精神的真实份量！

    从抗战初期开始从外地迁来重庆的 10 数家兵工厂，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工厂建立在了沿江隐蔽的和沟壑与山洞间。9 万多兵工人员在艰苦的生活、生产条件下除了要克服电力不足，材料供应短缺等常见问题外，还要经常面对敌机的轰炸“跑警报”。在长达 5 年半的轰炸中，数百名兵工人员负伤和献出了生命。日军的肆虐轰炸并没有吓倒重庆的民众，军工厂的工人们同仇敌忾夜以继日地加紧生产，以确保前线的战斗急需。 

   抗战期间，在抗击日军侵略的大规模战役中，各类弹药的消耗及各种武器装备的损毁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战场形势将会出现崩溃，后果不堪设想。内迁到重庆的10数家（也有文献为17家）兵工企业，则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里源源不断地为前线部队输送着急需的军火。这些军火武器的主要种类大致如下；

   重庆的第 21 兵工厂（后来的长安机器厂），第 1 兵工厂和第一 41 兵工厂仿造和改良了德国和捷克产的“79”毛瑟步枪和“98”式步枪。统称为“中正”式步枪。性能优越于日本“38”式步枪。

   仿造和改良了捷克的“79”式轻机枪。这是一款性能优异的轻机枪。每分钟可发射子弹550发，有效射程达到1500米。明显优于日军的“歪把子”轻机枪。

   “马克沁 799”重机枪。原金陵兵工厂在1934年从德国得到该枪(1909 式)的全套图纸后便开始了实际仿造。该重机枪性能优异，每分钟可发射600发子弹，射程达3500米。明显优于日军装备的“92”式重机枪。迁往重庆后的21兵工厂大量生产该枪，子弹则由20兵工厂(后来的长江电工厂)生产。

   重庆第10兵工厂(后来的江陵机器厂)，第50兵工厂(后来的望江机器厂)大量生产 60、82、120 迫击炮和 37 战防炮，75及100口径榴弹炮。炮弹则由第 10、11、21 和第50兵工厂生产。

  从1938年至1945年。重庆的兵工厂共生产了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支。重机枪1.82万挺。各种枪弹8.54亿发。各种火炮1.4万门。炮弹598万颗。地雷、水雷、反装甲手雷共计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以上武器

弹药的总量占了当时全国军工武器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

重庆的军火工业成为了抗战时期的军火库。9万多军工人员夜以继日地在日军的轰炸中艰苦奋战，撑起了战时中国军工制造业的脊粱，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做出了不可抹灭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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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除了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外，并没有放弃从陆地上攻打重庆的军事行动。

   武汉失守宜昌陷落，日军开始组织海陆空军精锐力量，展开了对重庆的进攻。

   要攻击重庆，不管是逆长江而上或是经陆路而行，都必須要通过一个小镇——石牌镇。

    石牌镇位于三峡之一的西陵峡右岸。距宜昌城30余华里。全镇只有百十户人家。长江在这里转了一个110度的湾。由于此段江面狹窄，水下暗藏险礁江水湍急异常。船行此处十分艰难，需要众多纤夫用“绞滩”的方式助力才能逆流而上。

   从陆地进攻重庆也必须要经过石牌镇，才能穿过乌山的崇山峻岭抵达重庆下游的奉节，云阳等县境。大自然把天险的地形优越给予了石牌，同时成就了它重要的战略地位。 

   石牌扼守着长江天险，石牌成为了保卫重庆的战略要地。攻防双方的军事首脑都把目光投向了这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谁掌握了石牌，谁就拿到了进出重庆大门的钥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确保“陪都”重庆安全的长期战略防御考虑，在重庆至石牌方向共组织了三道战略防线，石牌首当其冲。

   1938年冬国民政府海军在石牌的险要处构筑了坚固的江防工事。江岸上布防了仅有的几门大口径火炮。水面、水下布设大量的水雷和漂雷以及烟幕弹等。

   宜昌至重庆的陆路，原本只有可供马车牛车等小型车辆通行的简易公路，没有可供大型车辆和重型装甲火炮通行的公路。而且这些简易的山乡僻道完全掩密在崇山峻岭中。因此，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下实现大兵团的集结和展开。国民军事委员会最终选择在从宜昌陆路前往重庆的必经之道——石牌布防。

   以石牌的有利地形为要塞的防御核心，在要塞四周的曹家畈，平善坝，南岭坡，朱家坪，大松林，天台观，龙家岩等有利地形上构筑多层次的战术防御支撑点，以形成战术防御的纵深。达到逐次抵抗和消耗来犯之敌的有生力量，迟滞进攻之敌的进攻势头，创造时机最终消灭来犯之敌的目的。

   国民军事委员会从精锐部队中选调第十八军十一师，由师长胡琏将军亲自率领进驻石牌地区，并立即开始构筑防御阵地。同时调第九十四军主力负责侧翼掩护，同时命令海军部队组成江防守备部队，严防日军逆江而上攻击重庆。国防部还指令空军要协同石牌防御作战，轰炸袭击敌后方运输线和机场，切断敌人的后增援和补给。但空军则因气象原因和制空权的的缺失，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在国军完成布防后的 194 年3月，日军从宜昌出发以重兵发起了对石牌正面的防御阵地——平善坝的进攻。同时派出另一支部队攻击石牌侧翼曹家畈。两路进攻的日军在均守军的狠狠的打击下惨败而归。

   时间已经是1943年了。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已经把自己拖进了战争泥潭。战场的不利形势要求它要尽快地击垮重庆的国民政府，以实现将有限的战争资源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目的。5年多来，日军从空中和水上对重庆的进攻和打击都没有达到其战略目的。日军决定要在陆地进攻上再赌上一把，突破中国军队的石牌战略防线，一举占领中国政府的陪都重庆。

   最为惨烈的石牌保卫战终于在 1943年5月25日爆发了。日军为了实现志在必得的目的，调集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共计10万之众，在飞机的空中支援和掩护下气势汹汹从宜昌直奔石牌小镇杀来。

   5 月 25 日双方接敌。日军釆用迂回战术从背后多地域多目标的攻击中国守军，形势极为紧张。 

   5 月 26 日，重庆发来蒋介石总司令手令；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手令严词守军司令长官胡琏及诸将领；“要坚守石牌英勇杀敌，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看完手令的胡琏将军，当即给家中父母和夫人及子女留下遗嘱，并把指挥部推进到了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他以自己的行为向士兵们传达了自己誓与石牌共存亡的决心。

   由于守军将士的顽强抗击，日军的第一波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各重要阵地防线依然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

   5月28日，日军在得到后续部队的支援后，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开始对中国守军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地处西陵峡险要位臵的南岭坡阵地，从 25 日开始就是日军攻击的目标，28日的南岭坡更成为了日军攻击的首要目标。中国守军一个整编营的部队，在这四天中坚守着阵地。顶着日军迫击炮，飞机的轰炸，粉碎了日军数十次冲锋。截止当天傍晚，守卫阵地的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重机枪排士

兵和迫击炮炮手全部打光牺牲。400多人的一个整编营仅剩下了 70余人。当晚，守军奉命撤出了阵地，南岭坡阵地就此丢失。

   5月29日，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的轰炸掩护下，对守军的主峰阵地大松林展开了不间歇的强攻。守军一个连伤亡过半，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至牛场坡阵地。

   日军同时也对天台观阵地，王家坝阵地以及龙家岩阵地展开了攻击。进攻的日军得到了包括骑兵在内的后续兵力的支援，尤其是石牌离宜昌仅有 15 公里的距离，这给日军的空中支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日军根据战场需要，可以随时从宜昌机场起飞战斗轰炸机，在地面的准确导引下，给中国守军造成了极大杀伤。

   中国守军以顽强的精神和猛烈的火力给进攻之敌以大量杀伤，阵地前横竖躺潢满了日军的尸体。

   29 日，点心河阵地的阻击战，就让敌军付出了 300 多人死亡的代价。当天，中国守军也付出了成排成连建制伤亡的代价。

   由于石牌要塞周围阵地的丢失，日军进攻的锋芒真接指向了石牌。中国守军司令胡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亲自向各团团长下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全体将士勿必英勇杀敌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人。将敌人的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5月30日，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围阵地被突破，日军开始在石牌要塞下集结。由于山路崎岖，日军没有重型火炮，于是召来飞机，用飞机的持续轰炸来代替炮兵的火炮的轰击。日军借飞机轰炸行动开始之际组织若干小股部队向守军发起猛。

   只要稍有空隙日军便以密集队形疯狂冲锋，妄图拼命撕开口子扩大战果逐步占领中国守军固守阵地。

   当敌我双方在石牌要塞的阵地上拼死冲杀时，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打来电话；“胡琏将军，守住要塞有无把据？”胡琏斩钉截铁地回复陈长官；“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胡琏将军以死报国的决心就是守军阵地上一面不倒的战旗。一挺挺怒吼的机枪，一把把闪亮刺刀，都贯穿着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民族豪气。以死报国的誓言，化作拼死决绝的怒潮。

   当日军蜂涌冲上阵地时，年轻的中国士兵把家仇国恨集于刺刀的锋刃之上，胸中那无惧天下悍贼的英雄气势爆发了。“杀！”士兵们一声怒吼冲入敌群。

   阵地上没有了枪炮声，只有刺刀的碰击声，枪托与铁铲的撞击声。在一声声绝望惨叫中倒下的人，向天空喷射出一股股一片片或鲜红或黝黑的血浆。枪刺断了，用枪托砸，手中什么都没有了，扭在一起就掐，一口咬住了日寇的脖颈至死不松口。飞午的铁锹在空气中带出一阵呼啸，与敌寇同归于尽的手榴弹发出悲壮的雷鸣。

   十几岁的中国娃娃们为了娘亲为了国家，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堵侵略者无法摧毁的城墙。

   一位老兵回忆道；“那时候我们都才只有十六七岁，总共就只训练了一个多月就补充到了前线。我们都是从后方城市报名当兵的，虽然挨过很多日本飞机的炸弹，但没有真正的看到过日本鬼子杀人的场面。在训练时，长官就给我们讲了很多日本鬼子杀死我们同胞的残暴罪行，没打响前心里很紧张很害怕，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和害怕。但不是怕死，当兵吃粮扛枪打仗就要拼命的道理是明白的。身边好多老兵和一起刚上战场新兵都死在了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弹和迫击炮下了，心里想着杀一个够本，多杀几个畜生就算是给一起参军的同乡报仇了。小鬼子哇哇怪叫着冲上来了，一声令下，我们开火了。眼前的鬼子兵被我们打得鬼哭狼嚎，心里痛快啊。日本鬼子的冲锋被打下去了，阵地前和我们自己的战壕里都躺着好多负伤和阵亡的人。战斗的间隙我们没有什么话语，只是抓紧时间检查枪支补充

弹药。能抽上一支香烟那就是最好的休息和安慰了。人到了这种时候胆怯是没有用的，胆怯是救不了命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多杀几个小日本，只这样才对得起身边这些牺牲的战友和同乡，才对得生养我的父母，才没有冤枉自己是个中国军人。”

   阵地上已经是一片混战，在长达近三个小时你来我往的冲击搏杀中，双方拼杀的士兵全都回复到了人类冷兵器时代的原始本能；为生的存活与死的灭亡而嗜血和杀戮。在进攻和防守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正义与邪恶便在这并不宏大宽阔的阵地上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殊死较量。

   进攻者；为了掠夺和占领而疯狂杀戮。

   守卫者；为了民族的存亡而寸土不让。

   嘶哑的喊“杀”声，伤者绝望的哀嚎声在山谷中迴旋。直杀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直杀得山谷颤抖血泼旷野。

   中国的士兵们在长江边上的石牌阵地，杀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中国军人的豪气，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民是不可以做亡国奴的！

   石牌保卫战的中国军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民族气魄，最终把进攻的日军杀出了阵地。血色黄昏中，日军丢下1000多具尸体撤离了战场。1500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了石牌的苍山翠岭间。

   石牌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场面最为血腥、最为惨烈的一场白刃战。

   当天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进攻石牌的日军各部趁着黑夜，纷纷掉头撤离了战场，火速反回了宜昌城。

   5 月 29 日，30 日两天，中国空军以有限的空中力量在有利的气象条件支持下，连续攻击轰炸了宜昌城和日军机场。取得了一定战果。

   5 月 31 日，在石牌保卫战的最后关头，中国空军和盟军空军联合出击，对战场的日军以及日军增援部队和后勤补给进行了轰炸，并击落敌机 6 架，有力地支援了地面返攻。

   在石牌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日子里，海军负责守卫长江岸边阵地的100多名官兵面，对日军船艇从水路的疯狂进攻，头顶日军飞机的轰炸，临危不惧地坚守着江防炮台。他们用仅有的几门大口径火炮轰进攻之敌，并持续地向江中布防水雷和密集地施放飘雷。给逆流而上的日军船艇造成了极大的毁损。粉碎了日军逆江而上的企图，解除了石牌守军侧翼防御的危机。

   6月2日，在战区司令陈诚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开始了全面反击。至6月18日战事结束，石牌保卫战胜利了。 

   围绕石牌的战斗，从1938年设立防御开始至1943年年底，共经历过上百次的大小战斗。而最后的决战则是发生在围绕石牌的血腥拼杀。此役，中国军队投入兵力15万人，日军投入兵力10万人。日军伤亡人数25700余人，损失飞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0余艘。中国军队共伤亡10000余人。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彻底解除了日军对“陪都”重庆的威胁。

尾 声

   在抗战最艰难的日子里，重庆人民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和长期的狂轰滥炸所吓倒。

   学校照常有序上课，同学们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参与支持前线的社会活动。为数众多的高校青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成为了远征军的战士、中国军队急需的战斗机运输机的飞行员和技术员。

   工厂依然日夜机器轰鸣，工人们在只有勉强能够维持家人生活的极其微薄的报酬下，顶着日军的轰炸坚守在机器旁，源源不断地为抗日战场生产出宝贵的枪炮弹药。

   各大小商铺的老板，店员们尽管处于战火临头各类商品物资极为匮乏的境地，但他们依旧有序地坚持着每天的开门和打烊，以自己的本分维系了城市的真实存在，为稳定“陪都”的城市生活秩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重庆的市民在每一次的轰炸警报解除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救人。眼见着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人，堆得超过了急救室外的窗户，他们依然没有松懈，依然没有放弃。在太多惨烈的死亡经历中，他们已经流干了眼泪，剩下的只有沉默与坚强。

   抗战胜利后的 1946年4月24日，重庆举行“陪都各界庆祝国府胜利还都大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发表公开讲话时称；“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他各省之冠”。

国民政府在还都南京后的 1947年，责成原“陪都”重庆当局，在“精神保垒”的原址上从新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碑。以表彰重庆民众的英勇不屈和纪念那些在5年多轰炸中逝去的无辜亡灵。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即今天屹立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抗战

胜利纪念碑。这是用重庆民众的万千生命层层铺垫为基座，万千房屋的残砖剩瓦垒建起碑身，表彰重庆民众面对死亡依然坚守不弃精神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这是中华民族对重庆的认可，重庆人民理当受之而无愧！

   1945年5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向重庆人民致敬；“我以美利合众国的名义致书重庆市，以表达我对英勇的重庆市民的敬意。还在世界人民了解恐怖袭击之前，贵市人民在多次残暴的空袭面前，表现出坚毅镇定、英勇不屈的精神。

   这光荣的证明：决心争取自由的人民，其意志决非暴力恐怖所能摧毁。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将永远鼓励子孙后代。”

   这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重庆人民的认可与赞颂！

   炸不垮的重庆，是抗战期间国民心中仰望的“国都。”

   攻不下的重庆，以死而后己的顽强承受了战争的血腥。

   炸不垮的重庆，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给胜利创造了条件和信心。

   攻不下的重庆，让生生不息的中华精神得以颂扬和繁衍。

   重庆——以铁为笔，以血为墨谱写出民族不屈的历史长歌。

   重庆——以顽强坚守的意志为魂魄，以生命为垒石，堆砌起抗战胜利纪功碑。

   重庆——一座应被载入抗战史册并被永远纪念的城市。

作者李长寿系赴云南勐腊一师六团十四营重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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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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