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老李与小高升（陈党耀）

老李与小高升

作者：陈党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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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高升，不是炮仗，是一种50度左右的小瓶装土烧酒，二两半，40多年前上海市郊农场每个连队的小卖部都很热销，两毛八一瓶，是男知青业余生活里重要的调节剂催化剂麻醉剂兴奋剂。

农场业余生活极其枯燥，食堂伙食十分简单。白天劳累一天，晚上睡觉前一间寝室七八个男生就着15瓦灯泡卧谈闲聊，有时候不知不觉“精神会餐”起来，一边各自咽着口水，一边拣好吃的各式菜品点心倾心描述，“饿死鬼想做饕餮”。我就是在彼时知晓王家沙老大房乔家栅红房子沈大成……说着说着索性起床，敲开小卖部的门，一人一瓶小高升，有仗义疏财的还拿出炒麦粉炒辣酱咸鱼干之类充下酒菜解馋。

每月两天的场休日、每年年底宣布上调名单之后，还有难得农闲时节的下雨天（外国礼拜天），小卖部的小高升销量最好。

那些有瘾无瘾的男生人手一瓶，围坐在铁床上，木箱当桌，红烧肉黄芽菜炒肉丝青菜堆在搪瓷饭碗里。大家娴熟地用火柴点燃瓶口红色塑料封口，用牙齿咬开软木瓶塞，对着瓶口喝上一口，“何以解乏忧，唯有小高升”。我也曾疑虑，问老知青，为什么不喝黄酒啤酒，答黄酒啤酒能杀根（过瘾）啊？出两毛八也只能过一小半的酒瘾。

我周围大多数同事正是难得喝点小酒开心一下，让辰光过得快一点，但毕竟收入有限，两毛八合一两顿菜金呢。因而大家有梁山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之豪情，却无绿林好汉们挥金如土之经济底气。

冬天上开河工地前，突击队员们呡一口小高升暖暖身子，然后赤脚踏入冰泥中可以“扛”一阵子。家境好点的知青买一斤装的竹叶青，那酒口感要好多了，不刺喉咙，俗称“一条线”向下。以现在上海一般养老金水平计，按当年一瓶小高升与月薪之比例，这瓶小高升的代价现在足以喝同等量的小糊涂仙等高档白酒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刚到农场那年，同寝室人高马大的67届初中生外号“猪猡棚”，可能因为上调不成，喝着喝着，猛然摔碎了酒瓶，呜咽起来，弄得一人向隅，举座不欢。

后来我发觉他每次借着酒劲发的好像不是酒疯，不然为什么摔酒瓶前总要瞄一眼，确认只剩一小口土烧时才出手呢？正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啊”。

那时农场里更有“酒壮怂人胆”的。1975年杭州湾北岸围垦工地上，隔壁连队一伙人不知为泥滩的长度异议还是别的什么缘由，晚上竟然喝了酒后操起工具大打出手，一时“河锹与铁搭齐飞，箩筐共扁担一铩”，差点闹出人命来。

在农场里，很少有人滴酒不沾，与我同寝室的老李就是其中一位。

老李是66届高中生，长相浓眉大眼，国字脸，络腮胡，言谈举止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比我年长八九岁，在星火农场六连属于备受尊敬的大哥级人物。1966年文革开始，我读小学四年级，而老李已经高中毕业。

我人生初识第一个钦佩的饱学之士就是老李。1973年五一劳动节前，得知上海广播电台要开办一档日语教学节目，他兴奋极了，当时无知的我弄不清楚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他知识广博而话语不多，每当开口便不疾不徐，有理有据，瞬间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场，七嘴八舌的场所立马安静下来。

那时候，我们这帮知识青年真没有多少知识，尤其是像我这样的72届初中生，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在“停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中度过的，勉强能够看一些浅显的文学书籍，当时能够阅读的也就是可怜的几本“高大全”革命书籍，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艳阳天》等，偶尔看到一两本残破的“黑书”，外国文学中诘牙拗口的欧式语句便头疼不已，而老李则能将世界文学名著以说书的形式吸引大家度过一个个无聊的夜晚，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陌生的天地。

每天晚上，连隔壁寝室的农友都来听老李讲故事，《少年维特之烦恼》《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等外国故事，被老李用上海话娓娓道来，讲得煞是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于是第二天田间休息时，田埂边大伙围拢着老李继续昨晚的“且听下回分解”，埃德蒙·当泰斯、范莱丽雅等名字深入我心。而老李的农活总有人替他顺走一些。此时，我初知“知识就是力量”的硬道理。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好景不长。部分脑子里有根阶级斗争之弦的干部不知什么原因，看不惯这种现象，用上海话讲“熬不得”。

一天，几个进农场没几个月的新职工被他（她）们分别叫去私下谈话，以要求进步为由，让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及时汇报老李的言行。这些十七八岁毫无社会阅历的人懂什么，第二天真有几个人当干部又找来时，就汇报了老李讲故事的一些细节，他们想这有什么关系呢？很正常嘛，只不过讲故事而已。

想不到没过几天，老李吃苦头了——散布“毒草”，毒害新职工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其头上。随后几天，寝室的晚上静悄悄的。一些喜欢听故事的人唯恐划不清界线，纷纷避之不及。

那天，老李破天荒地喝了一瓶小高升，闷着头一言不发，神色冷峻且灰溜溜的，其形状更显颓唐落魄相。此时，懵懂的新职工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惹下祸了——“汇报”会不会影响老李的前途——像他这样的27岁老高中生差不多都“拷浜”（全部）上调了。

庆幸，当年年底上调名单中有老李的名字。这也许与老李努力改造世界观，拼命劳动，积极“赎罪”分不开吧。谁也不知道后来干部是怎么内部处理老李的“严重问题”的。在这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煎熬下，老李是一副淡定而寡言的样子，大家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翻滚，有时候他坐在床沿，猛吸一口烟，自我欣赏着吐出的烟圈，虎落平阳啊！

1974年春节前，我闲来无事从控江路大连路游荡到人民广场，结果神差鬼使地走到江苏路老李的家。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家，没有约好也不辨方位，只是依稀凭着残存的记忆摸上门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五排排长老曹及同是72届的室友小李小樊等也不约而同地登临老李家。

是夜，老李家的饭桌上开了几瓶小高升，是庆祝自己上调还是为我们洗尘接风不得而知？席间，大家默然许久，酒不醉人人自醉。老李款款动情地评说和在座每个人的情谊：各位兄弟都是实在人，可以交往。我们都如释重负，端起小高升猛喝一口，呛了起来——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宽容的老李，只是每年春节前从心底遥祝他平安健康。

老李者，李俊国也。他影响了我和不少知青，他讲开了头的故事深深扎进我的心。文革后，看到重版的《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易卜生戏剧》《儒林外史》《聊斋》等中外名著，那真是亲切，我会毫不犹豫节衣缩食买下来。动乱结束后第一批公映的老电影中有《基督山伯爵》，我发痴似地花一个多小时换两部公交车从杨浦赶到徐家汇，边看边惊叹老李当年的表述能力。他是点燃文明之火的启蒙者，传播文化知识的普及者，思想文化荒芜的农场太需要这样的“植树人”，然而我们却成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

现在回想，很难责怪那些专好斗争举止失常的干部，也难以怀疑他们的人品。也许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真的是迫不得已，也许真的想努力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当然，极个别想踩人于脚下邀功请赏者除外。

若干年后，我也回城了，生活慢慢改善了，饭桌上添些好酒好菜也不至于囊中羞涩了。由于工作关系，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也有机会品尝了。近年通过微信联系上的农友多次大大小小的聚会，杯觥交错，三种全会（白酒黄酒啤酒），酒酣耳热，一醉方休。但是咂咂嘴，哪一种酒也咂不出当年喝小高升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市场上小高升早已绝迹，但小高升的遐想在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作者简历

陈党耀，出生于上海的50后，17岁到奉贤星火农场当了九年知青。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宝钢。1997年获聘新闻系列高级职称，退休后喜读书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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