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世纪”到“印度世纪”，印度认知为何出现急转？
首先，本文梳理了“亚洲世纪”这一概念在印度的发展历史，并分析了不同阶段印度思想认知发展背后的原因：在上世纪反殖民年代，泰戈尔、甘地等印度经典思想家认为，“亚洲主义”是一种亚洲国家在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中国与印度都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共同受害者，并且在诸多价值观上有着共同的认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亚洲世纪”成为热门，亚洲的发展将领导世界的概念成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共识，此时的印度为了更多借助亚洲发展平台的红利，积极开展亚洲外交，也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健康发展；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变，莫迪政府“中印平等”的合理诉求被印度要成为世界的“领导型大国”所取代，将“亚洲世纪”变成了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当下，中国希望跟亚洲各国共同发展，真正实现“亚洲世纪”这一理念，但印度却出于对领导权的争夺，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正常交往视为对其的包围。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其一方面想要亚洲的共同发展，一方面又在政治、经济上处处防备中国，显得非常“分裂”。
应该说，“亚洲世纪”这一概念是中印之间合作、互信的基础，在当前依然存在，但是印度如何跳出认知困境，以使两国关系朝健康良性发展，仍需要拭目以待。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刊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仅代表作者观点。
“亚洲世纪”：印度的认知和困境
文｜邱永辉 & 刘玲芳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图源：互联网
2022年3月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印度进行了一次“突然”的访问，被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称为“破冰”之旅。近年来中印关系持续走低，突出表现是印度采取种种针对中国的战略举措，特别是放弃“不结盟”政策，转而进行“多向结盟”，其中举世瞩目的是加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和印度与美国“自主结盟”及共商“印太战略”。近年中印关系进入冰冻的原因，并不是中印双方缺乏共同利益，而是印度的自我认知和对中印两国关系的认知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差别。换言之，中印关系持续走低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印度的“认知”出现了问题。其中，印度对于“亚洲世纪”的认知，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变化，至近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正是中印关系起伏不断和近年冰冻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亚洲世纪”原意是指“亚洲由于其蓬勃发展的经济和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预计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亚洲国家都对“亚洲世纪”抱有极大期待，先后崛起的中国和印度是最具“亚洲世纪”情怀的国家，两国对于“亚洲世纪”的认识和预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秩序的塑造。在笔者前期对“亚洲世纪：中国的认知”和“亚洲世纪：困境与未来”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变化，探讨其原因和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以及印度的认知困境等问题。
1 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演变
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国，还是作为当代世界的人口资源大国，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对于这一理念的确立和这一目标的认定，都具有独特的意义。随着“亚洲世纪”的真正临近，作为“亚洲世纪”的长期拥护者，特别是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改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亚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塑造和变化。
（一）独立前印度的“亚洲主义”认知
当代印度的“亚洲世纪”认知，具有深厚的“亚洲主义”思想渊源。“亚洲主义”是印度智者和思想家从文化亲缘、文明统一的角度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共同反应，内含对东方民族主义利益的理解。在泰戈尔、甘地、尼赫鲁、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等人眼中，“亚洲主义”是一种亚洲国家之间文化亲缘的概念。
维韦卡南达的亚洲观念强调亚洲尤其印度的固有灵性，是一种与高度机械化的西方相对立的精神启迪，对印度“亚洲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主导意识。这一观点对泰戈尔产生巨大影响。泰戈尔认为，亚洲是唯一真正文明尚存的大陆，他用与甘地相同的标准定义这种“东方思想”，即“精神力量”“对简单的热爱”“对社会义务的承认”。在泰戈尔看来，这些共同的特征是曾经亚洲统一的基础，使亚洲国家成为一体，是推进亚洲反殖民运动的重要文化共识。圣雄甘地将亚洲的“精神团结”视为可能支持反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和帝国主义或支持非暴力的论点，蕴藏着亚洲文明的价值观。与圣雄甘地不同，尼赫鲁尤其强调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包括时间、地理、文明上的连续性，他的“亚洲主义”显示出印度在塑造亚洲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印度佛教所传递的文化意识促进亚洲认同，是一种反西方民族主义的、“文明主义”的形式。当然，民族主义后来确实为“亚洲主义”的一种形式奠定了基础。
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反殖民活动家贝努伊·库马尔·萨卡尔指出，亚洲合作是一场“政治上反对殖民主义”和科学上反对东方主义的战争；塔拉克纳特·达斯则认为泛亚洲主义运动是实现亚洲独立的重要因素，没有亚洲独立，任何世界和平计划都只是一种嘲弄。对他们而言，亚洲团结仅代表在对抗欧美霸权和战胜殖民创伤的战争中暂时的以目标为导向的纽带，尽管他们并未强调“亚洲主义”的文明特性，但其中隐含的对亚洲精神、亚洲价值、亚洲知识的追求，是亚洲文明统一的文化意识。在印度思想家看来，“亚洲主义”作为亚洲文明的统一意识形态，其基础是对西方霸权的反应和对帝国主义秩序的批判，更是对亚洲价值的追求；基于“亚洲主义”的指导，亚洲国家通过团结、合作与发展，共同应对西方主义入侵，基于亚洲文化亲和，建立和谐互助的区域关系。
（二）独立后印度对亚洲主义认知的复杂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对“亚洲主义”的认知局限使其认为，亚洲国家应当在印度领导下走到一起。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亚洲主义”的观念中日益显现。文化亲缘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心理，对独立后印度的“亚洲主义”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在围绕地区安全、发展的问题上逐渐发展出“大印度主义”、“印度主义”和“亚洲世纪”的观念。
“大印度主义”是印度对成为亚洲霸主和高度发达的文明力量的自我宣示，它将印度文化圈划为其势力范围。在“大印度主义”的作用下，印度积极推动基于自我认定的“亚洲主义”的实践。究其原因，当时的印度渴望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并意图在亚洲发挥引领作用，因此提出“印度崛起为亚洲领导人”和“尼赫鲁领导亚洲对抗外国侵略”等口号。印度独立前，尼赫鲁就已经提出“大印度联邦”设想，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在内的新联邦”。他在《印度的发现》中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大印度联邦”设想，即以中印作为亚洲的轴心，建立中国、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在内的印度支那联邦。1947年3月和1949年1月，尼赫鲁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在新德里召集了两次亚洲关系会议，让亚洲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在一个“团结的亚洲”名义下探讨亚洲问题，并阐述了独立后印度的亚洲观和世界观，大力宣扬“印度中心论”。尼赫鲁坚定地认为，全世界都已认识到未来的亚洲将有力地决定于印度的未来，印度将日益成为亚洲的轴心。
在大印度思维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尼赫鲁的继任者英迪拉·甘地重新设计了印度的对外战略。其战略安排旨在以印度为圆心，构建覆盖南亚圈层的势力范围，宣称“印度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地区，除非被要求这样做，也不容忍此类干预外力；如果需要外部援助来应对内部危机，各国应首先在区域内寻求帮助”。这一理念被称为“英迪拉主义”或“印度主义”，也被国际关系学者解释为“印度版门罗主义”。在“印度主义”的主导下，印度偏向于更关注南亚的地区安全，宣称通过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自主权，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双边及多边关系，成为地区共识的领导者。
拉吉夫·甘地执政之后，“印度主义”的影响式微，印度的外交实践更多基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诉求，在区域认知上主张“平等、互利、合作”。拉·甘地认为，印度的亚洲视域不应局限于印度和南亚地区，而应当在太平洋地区积极发挥作用。他在198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地区安全取决于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建设，而不是相互对抗。我们的安全取决于人民之间建立的感情，以及建立善意、友好的睦邻关系。”拉·甘地主张“所有国家在主权上一律平等”，强调通过彼此团结和与邻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确保国家安全，反对寻求权力平衡的“传统”政策，所有国家应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而共同努力。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对地区和平发展的需求、对印度乐观自信的理念，支撑了拉·甘地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合作态度。
80年代亚洲经济发展的势头及东亚国家的成功，使拉·甘地坚信印度融入亚洲是正确的选择，于是展开了1988年12月对中国的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中，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拉·甘地达成了共建“亚洲世纪”的共识。邓小平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中印双方都明白，无论如何定义“亚洲世纪”，都不可能缺少中印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这一关键内容。
（三）21世纪以来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变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明确提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同时强调“印度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圣彼得堡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说：“如果中印两国进行合作，将可能使21世纪转变为‘亚洲世纪’。”斯宾塞（Michael G.Spencer）也表示：通过竞争而非敌对，将两者的活力结合在一起，肯定能带来“亚洲世纪”的繁荣。此后，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解释“东望政策”时指出，印度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紧密相连，印度承诺与东盟以及东亚国家一道努力，以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亚洲世纪”。
但是，“亚洲世纪”的话语演变成在印度国内备受推崇的“印度世纪”话语，凸显了印度媒体和政治精英们期望在“亚洲世纪”框架下构筑“印度世纪”蓝图。2002年，时任印度副总理的阿德瓦尼发出“21世纪属于印度”的号召，总统卡拉姆也表示“印度总理要与八国首脑平起平坐”。2004年3月12日，总理瓦杰帕伊在《今日印度》举行的论坛上发表题为《未来印度：建设一个印度世纪》的演讲，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事务中为印度赢得一席之地”。在2004年获得总统卡拉姆邀请组建新政府的授权后，曼莫汉·辛格对记者们说：“人性化的经济改革必须继续进行……我将努力实现拉吉夫·甘地的构想，使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印度时报》曾预测2020年将是“印度的世纪”，届时印度的经济将与中国持平甚至超过中国，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印度政治精英的演说辞令，充分表达了印度期望依托“亚洲世纪”的实现，带动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构筑一个“印度世纪”的目的。
2014年以莫迪为印度总理的印度人民党（BJP）政府上台之际，宣布21世纪将成为“印度世纪”。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印度在各种表态时仍强调，中印共建“亚洲世纪”对于亚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不断强调的则是印度要从“共同伙伴关系”中实现两国权力平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印平等这一合理诉求，被印度将要成为世界的“领导型大国”取而代之。这一观念在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更明显。印度外长苏杰生认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构建“亚洲世纪”的基础。原印度驻美国、德国大使梅拉·尚卡尔（Meera Shankar）也认为，印度与中国共建“亚洲世纪”的前提，是印度“充分利用”自己巨大的市场，逼迫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共同构筑“亚洲世纪”，否则印度将独自达成自己的命运。
在现阶段，莫迪政府关于中印如何构建一个“亚洲世纪”、构建什么样的“亚洲世纪”认知并不明确。比较明确的是，印度领导层再次将中印边界问题设定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难以跨越的障碍，印度政治精英正在从修辞层面淡化有关“亚洲世纪”的共识，从外交层面将“亚洲世纪”作为与中国谈判的条件，从实践层面消极对待甚至反对中国共建“亚洲世纪”的举措，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2 印度“亚洲世纪”认知变化的原因分析
从“亚洲主义”“亚洲团结”到共建“亚洲世纪”，再到将“亚洲世纪”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印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印度政治精英们对于“亚洲世纪”的主观期待和客观认识、对于中国崛起的情绪反应以及对世界格局变化的预测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亚洲身份与社会经济发展
亚洲身份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印度与中国进行友好合作、共建“亚洲世纪”的优先考量和重要促进因素。在独立前倡导“亚洲团结”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倡“亚洲世纪”的时期，印度对其亚洲身份的确定及“亚洲世纪”的自我期望，使其构筑了对“亚洲世纪”的乐观期待和参与“亚洲世纪”建设的动机，因此决定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亚洲世纪”，也推进中印双边关系向和谐友好的方向发展。
印度是“亚洲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它基于“反战、反帝、反殖民”的立场，认为中印两国是同时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弱者，应该互相帮助和团结，共同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中国反殖民时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敦促印度国会承认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同时印度国会于1925年对中国人民的民主斗争表示同情，并对向这个国家派遣印度军队提出抗议。1927年，印度和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大会上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1937年时任印度国民大会主席的尼赫鲁，发起了完全反对日本侵略和同情中国的政策。在该时期，印度将其身份定位为亚洲反殖民运动的精神和政治领袖，中国则是其最优的合作伙伴，在与中国联合共同推动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进程中，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认同。同样，这一认同也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印度对华理念中。自拉·甘地和邓小平共同提出将“亚洲世纪”作为两国发展的一个共同目标起，印度便自视为该目标的主要领导者，将中国视为主要合作伙伴。
印度对构筑“亚洲世纪”是乐观且期待的，相信这能够给印度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正如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古杰拉尔所说，“当今我们的想象力都集中在‘亚太世纪’，这个世纪正在敲响人类的大门，泛亚区域主义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国际现象；但当它出现时，它将真正改变世界”。印度对“亚洲世纪”的预期收益评估认为，“亚洲世纪”必将引起亚洲复兴，不仅给亚洲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有助于推进亚洲大融合，印度融入亚洲能够实现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区域地位的诉求。印度相信构筑“亚洲世纪”对印度大有裨益，这一积极情绪推动着印度对华积极认知，在与华互动中表现出善意和信任。
印度出于合作取向与中国共同构筑“亚洲世纪”。不论是反殖民时期的政治诉求，还是后来的经济诉求，现代中印关系始于两国对于合作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出现的“亚洲主义”复兴，也是对新时期经济合作需要的敏感回应。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供机遇，印度出于合作需求积极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发展紧密的经济联系。正如古杰拉尔指出，印度与东盟建立全面对话伙伴关系是“东望命运”的直接体现，印度将汇集所有动力与周边地区建立协同机制，尤其与东盟作为全面对话伙伴进行合作，赋予“亚洲世纪”的预言和承诺以真正意义和内容，使“亚洲世纪”即将到来。合作取向有助于保障成功的决议和相互收益，使印度在关注自身收益的同时也关心其伙伴的成功。当然，这种合作取向不仅会使印度过高地估计自己在“亚洲世纪”中的预期收益，对推动印度参与“亚洲世纪”的进程形成巨大动力；也能降低印度对其合作伙伴的疑虑和担忧，使其相信合作能够增大实现预期收益的可能性，从而推动双边关系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总之，亚洲经济的活力推动印度对“亚洲世纪”的积极性明显增强，并出于合作的意愿将其视为中印的共同目标。随着印度对“亚洲世纪”的综合评价为正向，中国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双方在多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并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双边关系。
（二）平衡经济与安全的双轨运行
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政府对“亚洲世纪”的认识、构筑“亚洲世纪”的情绪、参与“亚洲世纪”的动机都出现了一系列调整，中印双边关系的良好态势开始下滑，两国在经济和安全各领域采取不同的相处之道。
直到21世纪初，印度政治精英们将“亚洲世纪”视为推动印度崛起的平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被认为是一个南亚（小地区性）大国，但并不是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为了更好地享受到亚洲经济发展的红利，印度积极开展亚洲外交，在“亚洲世纪”的框架下，与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和越南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和广泛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协议，获得了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开展更密切合作的便利，这有助于改变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形象，实现国家的自尊和价值。这与印度的大国发展战略相吻合。
但是，在国家安全层面，印度始终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印度学者认为，由于边界对抗、在克什米尔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中国对边境争议地区的言论主张，双边关系在2008—2010年期间严重紧张。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及全球影响力上升，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正常交往也增强了印度的疑虑，印度的安全机构对21世纪以来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表示高度担忧。从历史、地缘和战略的角度考虑，印度以复杂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地位和作用，将中国定位为“战略伙伴+竞争对手”。印度的心理纠结和矛盾立场，表现在国家安全的“防备”需要和经贸领域的合作需求上，就是印度认为“亚洲世纪”能够为其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于中国构筑“亚洲世纪”的意见和方案始终存在一种焦虑情绪，而其行动则表现出只关心本国排名、不关心他国福利的倾向。
随着中印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差距扩大，在印度国内学界和政界，中国试图对印实施战略包围的观点逐渐获得共识。印度认为在参与“亚洲世纪”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没有帮助其实现国家安全需要的意愿，于是在安全层面主动向美国靠拢，在“东望”战略中与日本、越南等国合作，加强海军军事部署，与中国台湾地区加强接触，无视中国的统一大业和安全担忧。
因此，印度选择参与“亚洲世纪”的建设是因为其符合自身发展战略，但在与中国互动的过程中，印度的大国观念、对华的消极认知和对“领导型大国”的追求，经常使其陷入“印度应向中国学习”和“中印相互竞争”的矛盾中，使印度对于两国关系的构想从未超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也使双边关系陷入经济和安全的二元分离格局。
这种格局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致力于建立更密切的中印经贸关系，关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而印度一直在抗议对华贸易逆差的扩大。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政府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不但对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频繁，也积极推动对华经济议题“泛安全化”，还采用了众多具体的对华经济脱钩措施，并持续至今。着眼未来，中国学者认为，印度政府的对华战略追求不是“政冷经热”，更像是“政经双冷”。
在此背景下，印度陷入了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困境。印度认定中国要构筑的是“中国世纪”而不是“亚洲世纪”。《印度快报》国际事务特约评论员拉贾·莫汉表示，“北京现在的重点是建设‘中国世纪’，不幸的是中国的惊人崛起可能为‘亚洲世纪’的消亡创造条件。中印之间不断加深的冲突，必将使‘亚洲世纪’以及‘中国世纪’的前景变得复杂”。
3 结语
自20世纪早期的“亚洲主义”兴起，至21世纪的“亚洲世纪”的讨论，基于政治自主、经济发展、文明复兴的“亚洲世纪”曾经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目标，也成为中印共享的认知理念和目标。本文所述印度政治精英们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变化，既受印度对自身认知失衡的影响，也受到边界争端等历史因素、地缘政治的变化、第三方关系竞争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印度对“亚洲世纪”认知改变，特别是对“印度世纪”的超前设想，反映了其宏伟抱负与冷酷现实之间的差距，体现出中印关系面临的挑战，以及“亚洲世纪”的建设所面临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世纪”具体认知分歧之上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中印双方的身份认知和关系认知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差异上。比较中国和印度对“亚洲世纪”的认知可见，两国经历了从基本共识到分歧不断扩大的历程。更准确地说，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对“亚洲世纪”的初心，而印度对“亚洲团结”和“亚洲世纪”的初心则发生了动摇。具体而言，中国的认知是，中印应当合作共建“亚洲世纪”，并在此过程中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弯道超车，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整体地位得到提高；而印度的认知是，印度在世界大国行列里的位次应当先于中国，因此印度应当多管齐下，尽快在中印竞争中胜出，并赢得全球性强国地位。
最具印度传统特色的认知习惯，是“整全观”“整体观”或“整体主义”（holism）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论——宇宙、社会、人体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盲人摸象”式的认知只会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有机体的本来面目。这种整全观的思维，使印度人可以同时在多个层次上思考问题，但归纳问题并得出全面的认知，则并非印度的传统强项。笔者相信，未来印度对“亚洲世纪”和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将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边界问题和经贸问题的变化，世界战争与和平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变化，也包括印度能否跳出高估自我正义和低估他人正义的“天真现实主义”陷阱，真正以其主张的“整体观”看待世界和认识世界。
*文章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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