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韩学者: 执政百日, 如何理解尹锡悦政府的“摇摆”?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东北亚研究通讯 Author 朴钟喆
中美、美俄的对立局面下，东亚内部的合作仍然有推进的空间。在时局越发复杂、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外交”存在明显局限的情况下，民间公共外交和文化艺术交流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韩国，作为文化交流主力的年轻人对外闭目塞听、对内“躺平”的风气却正在蔓延。中韩关系健康发展需克服内外因素造成的交流阻碍，增进双方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理解。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东北亚通讯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韩国外交以及朝鲜半岛局势
受访者｜朴钟喆
采访、翻译｜李成日
来源｜东北亚研究通讯
▲ 8月17日，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了尹锡悦就职100天的记者会。尹锡悦从内政、外交两方面作为切入点发表演说。图源：互联网
朴钟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间，韩国是以民主和科学防疫相结合的方式克服危机的为数不多的国家。韩国人利用新冠肺炎危机作为机会，实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口，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持续了最稳定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以BTS（防弹少年团）为代表的“韩流”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人气，“鱿鱼游戏”、“分手的决心”等韩国文化让全世界人为之疯狂。过去，韩国文化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文化之一被世人介绍，而在新冠肺炎时期的韩国文化树立了面向未来、数字、安全、高品质的形象。在全世界主要街道里开始形成了韩国餐厅、超市等韩国“小街”，为了消费“韩流”，世界各国的二、三十岁年轻人正在韩国或本国的韩国街道上阔步行走。因此可以说，韩国已经不仅在经济、国际舞台上，而且文化上较有影响力的国家。
基于过去几年的这些成果，韩国人认为自己不再是“中等国家”（Middle Power）。但韩国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P5）那样的大国，而且根据领土、资源、人口等多种条件，也不能成为大国。因此，有人认为韩国是中坚国家中的领先国家，提出了在中坚国家和大国之间应该需要新的国家群范畴的问题。韩国前一届政府了“全球领先国家（Global Leader Countries）”的概念，并研究了荷兰、瑞典等通商国家的事例。
另外，依靠于过去几年的科学防疫、民主和人权的国际排名上升、出口扩大等成果，韩国人从接受国际社会援助的国家（受援国）成长为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援助国），并具有意愿感谢和报答国际社会的帮助。因此，韩国社会一致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相应的责任和作用，并且这种共识不断加强。这就意味着韩国方面认为，只有地球村实现可持续增长，特别是有效解决贫困地区问题的发展问题，韩国才能作为地球村一员更好地过上好日子，并跟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尹锡悦政府自任并试图承担符合于发达国家地位的责任和作用，并提出口号成为“全球枢纽国家”。从这种脉络上，韩国新政府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秩序等价值为导向，巩固国际联合，扩大和加强全球网络，确保经济安全，推进华丽的“颜色”政策。
在韩国，无论是进步势力，还是保守势力，都是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作为基本外交政策。加强韩美同盟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如何实践的问题。尹锡悦就任10天后，在首尔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首脑会谈，就任50天后出席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谈。这是前政府已经决定参加的会议。根据政权交替的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国家的特点，北约峰会与会承诺跟当时情况相比，在国际形势上，俄乌冲突等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民主党政府持续执政，可能会派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总理等有关国务委员出访，而不会总统亲自出席。因此，与其说是原则和理念的变化，不如说是外交实践和承诺履行方式的差异。
韩美同盟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加强的，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着深深的联系。尹锡悦政府选择“加强韩美同盟”，是为了向美国传递外交修辞，团结国内支持力量。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政府通过对话寻求南北和解，而李明博、朴槿惠政府依靠力量追求朝鲜半岛和平，以压倒性的力量使朝鲜政府屈服并诱导对话，特别是动用美军航空母舰、战略资产、战略轰炸机、监视系统等，作为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手段。但正如前面所述，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作为基本外交政策，虽然在实践上存在差异，但外交原则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李成日：韩国新政府放弃前政府在中美之间的“战略模糊”外交， 明显倾向于美国，虽然对外政策明确了“战略清晰”，但可能导致“战略失衡”。最近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官崔相穆指出，中韩之间将会发生经济上的“脱钩”，引起了不少反响。您如何看待韩国和美国加强同盟关系后，能否与中国发生纠纷或脱钩的可能性？您对未来中韩关系如何展望?
朴钟喆：我个人认为，韩国的民主党政府从未实施过“战略模糊”外交。民主党的政治范围广泛，包括以本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和国际合作主义。虽然决定外交政策时存在内部争论复杂等缺点，但优点是一旦决定了外交原则，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实践手段是非常灵活的。在外交政策实践中，外交灵活性（diplomatic flexibility）可能被理解为外交模糊性（diplomatic ambiguity）。在上一届民主党政府期间，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一些韩国论客甚至使用了“新冷战”的措辞。但是，在文在寅政府期间，与美国政府、中国政府、美国国民、中国人民之间没有发生太大冲突。上一届韩国政府不断努力，并通过对方国家的传统外交（traditional diplomacy）和对方国家国民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进行沟通，BTS等文化艺术人的活动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外交政策模糊不清，对方可能会怀疑其意图，但是通过灵活的手段反复说明原则，因此可以说，在中美竞争中，韩国应实现的是利益的均衡。
韩国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官崔相穆的所谓“脱钩”发言在韩国国内遭到了很多批评，并对尹锡悦总统支持率下降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言论被韩国认为是通过“颜色外交”出人头地人士的不成熟的突出发言。就任90天后的8月5日，根据舆论调查机构——韩国盖洛普 (gallup) 的调查结果显示，履行职务的评价为肯定24%，否定66%。否定评价的主要因素有，人事失败23%、无能10%、独断专行8%、沟通不周7%、整体错误6%、教育问题5%、经济民生问题5%、职务态度3%、外交3%等。目前，韩国国内舆论一样，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内部也要求更替反复出现失误的核心参谋和亲信的人事，这作为批评尹总统的主要理由，并占23%。预计，与尹锡悦总统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将会被替换。
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实现了互补性增长，构成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之一。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关税纠纷，但美国企业家对华贸易更加活跃，美国的盟友也持续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8月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5名国会议员访问了首尔。尹锡悦总统在家进行了40多分钟的电话通话，总统府宣传首席秘书官崔永范当天解释说，韩国考虑了“总体国家利益”。但是，美国媒体对此表示异议，美国智库则批评说韩国的解释是“亲华发言”。任期初，总统的参谋们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国民和执政党内部也对这种矛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预计今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因此，考虑到历史、文化和国家利益，中韩关系今后将会继续加强战略合作，预计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也会根据经贸利益而持续下去。
李成日：您是韩国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韩国新政府批判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屈从外交”。韩国新政府上任以来，强调对朝强硬姿态，同时还提出“大胆的计划”。你如何评价韩国新政府的对朝政策？
朴钟喆：支持通过对话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立场上，我个人确实感到非常痛心。目前，韩国政府内的外交安全专家基本上是有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的人士和对朝强硬人士。他们主张先弃核，后补偿。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最大限度的军事、经济施压来实现无核化，之后将向朝鲜提供巨额补偿。如果考虑到朝鲜方面的立场，根据利比亚、伊朗、乌克兰等历史经验，无法相信韩国的主张。
目前，围绕朝鲜半岛“韩美VS朝鲜”的对峙令人担忧。朝鲜半岛面积小，人口和产业设施集中，虽然出现紧急事态的可能性较低，但双方应该努力管控大规模军事演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偶发性冲突。
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关闭朝鲜境内的韩国企业活动、金刚山旅游、开城工业园区等，中断了韩朝经济交流与合作，向朝鲜施加了压力。当时，韩国保守政府为了制裁朝鲜，说服了美国和联合国。虽然制裁是容易的，但重启对话的时候，制裁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民主党政府为重启朝韩对话和合作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各种行政措施就成了阻碍。因此，重启经济合作并不容易，朝韩谈判当事人也非常清楚这种经历和内部原因。朝鲜政府“屈服”于韩美军事施压，韩国政府向朝鲜提供巨大补偿的战略，已经在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被证明为无法实现的方法。
李成日：中美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加上俄乌冲突的影响，有些人认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新冷战”时代。最近，随着美日韩安全合作加紧，担忧在东北亚地区“美日韩VS中俄朝”对立局面形成。您认为东北亚地区能否出现“新冷战”，中日韩合作能否继续推动？为中日韩合作的深入发展，希望您提出建议。
朴钟喆：在冷战时期同一个阵营内部，为国家利益进行的斗争比理念连带，即所谓“颜色外交”更重要。韩美、韩日之间时常存在过矛盾，也发生过中苏武力冲突和中朝之间的对立。实际上，利益和金钱更浓于血。随着中美、俄美之间对立加剧，韩国重视价值联合，而且中朝俄之间正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合作，但在东北亚地区不一定形成“中俄朝VS韩美日”的对立构图。
目前，韩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持续不断。虽然两国围绕“慰安妇”和强制征用劳工问题，2015年虽然达成了相关协议，但由于韩国国民的反对而被推翻。韩日关系中，20-30多岁的年轻人相互有好感，在日本掀起了年轻人主导的“韩流”。老一辈日本人对韩国并没有好感，他们一直认为韩国是非常落后的“小弟弟”。经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他们认为韩国利用这次危机成为紧追日本的“追击者”。老一辈日本人把韩国看成是嫉妒和警戒的对象，这对两国政界也产生了影响。韩日虽然在文化方面的合作进展很顺利，但在历史、政治领域依然存在对立。韩日两国政府正在推进韩日、韩美日军事合作，两国国民之间文化方面的相互好感度正在上升，但国民舆论却持不同看法。韩美、美日同盟会各自维持下去，但韩美日三角军事合作在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总之，在中美、美俄的对立局面下，中韩日或者“中韩日+朝鲜”合作是值得推进的比较理想的合作项目。
当今是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外交”明显存在局限性的时期，各国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成果却很少。即使是这样，也应该增加人民和精英阶层为对象的公共外交，也有必要大幅开放文化艺术交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后，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出发，有必要重启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最近，韩国的年轻人不想学习日本和中国，不考虑（将其）作为旅行或留学的对象国。在年轻人、新一代、文化艺术、学界等领域里，应扩大长、短期的各种交流，为本国内的留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等多种优惠，使他们回本国成为优秀人才，引导他们在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李成日：中国和韩国是永不搬走的邻居，互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但两国之间的非好感度很高，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期。韩国政府提出了“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您认为“相互尊重”有何含义？为今后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希望您提出建议或看法？
朴钟喆：强国是指有能力依靠力量（power）使对方屈服的国家。大多数强国从历史经验中体会到，比起强压，更应该依靠文化力量和软实力说服对方。但当个人在急剧成长和崛起的过程中，拥有了自己从未享受过的力量时，就会回想起曾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耻辱和委屈，可能会有表现出一些强姿态的倾向。这与国家、社会、个人有着相似的本性。对于全球社会认定为合理的、利益均衡的秩序和规范，崛起国将根据自己成长的力量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现有的既得利益强国及其同盟国批评说，这是挑战，是无礼的。
过去，美国作为“地球村”的绝对强者，为同盟国和伙伴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和贸易利益。但现在反过来它向同盟国要求军事合作、尖端技术等，对过去的美国恩惠，同盟国也有偿还意识。目前，中国、印度、巴西等正在崛起，欧洲几个国家、日本和拉丁美洲多个国家出现负增长，停滞不前。
在历史的洪流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力量发生了变化。21世纪20年代也是如此。构建新秩序的欲望、对贫困国家的关怀等，与既得利益强国构建的规范和秩序、新兴强国和新兴国家成长的力量成正比，目前正处于复杂的投入和产出交叉的剧变时期。在这种相互利益冲突的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发生战争，彼此必然会经历悲剧和遭到损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会在战场上牺牲，而不可能享受战争的红利。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避免冲突的过程，就需要对话、妥协和不断的说服。
韩国是根据不同的理念、地区、年龄、性别，表达多种意见的多元化社会。对美国，有喜欢的、不关心的、无条件批评的、憧憬的，有各种各样的人。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同样复杂，老一辈人不管喜不喜欢中国、关不关心中国、都阅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都喜欢中国饮食和高粱酒、去中国旅游视为一生的功课之一。但与此相比，最近韩国年轻人不认为中国文化、饮食、旅游是韩国人的基本教养领域。当然，对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也一样。年轻人当中民粹主义表现过度，“国际合作主义”的认识正在减弱。通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韩国人认为韩国是最安全的国家，美国或欧洲是“留学危险国家”。韩国年轻人没有像前辈们那样的冒险精神，愿意在小公司享受安全舒适人生的风气正在扩大。当然，这不仅仅是韩国的问题，日本已经从90年代开始蔓延这种风气，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富裕了，对外闭目塞听、享受安逸的国内年轻一代似乎在增加。因此，应深入关注和了解韩国年轻人的真实想法。当然，韩国方面也要了解中国年轻人的想法。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限制很大，这进一步影响两国之间的民意。
为今后的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的是深入了解对方的想法，尤其是承担未来关系的年轻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倾向。因此，疫情稳定以后，最重要的是尽快重启年轻人的文化交流，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人员的往来。
*文章转自“东北亚研究通讯”。
受访者：朴钟喆
“全球链变、东南亚尽占好处?” 乐观预言背后的苦涩真相
当今“币缘”格局微妙走向, 为何成为洞察时局关键所在？
英史学家: “英帝国第一经验, 就是决不排除中英联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