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手上最好的一副牌, 此刻正成为难以摆脱的枷锁”

导读：俄乌冲突对原来全球减排的进程造成巨大影响，能源依赖度较高的欧洲能源危机尤其严重，欧洲多国不得不寻找包括重启煤电在内的各种途径确保能源安全。近日，为抗议英国政府发放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许可证，两名Just Stop Oil的环保激进分子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向梵高画作《向日葵》投掷番茄汤，以抗议政府不重视环保议程。即使面对能源危机和通胀加剧叠加下的欧洲社会现实，民间激进的环保运动仍然此起彼伏、毫不妥协。欧洲环保政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二战后欧洲工人阶级分化、阶级界限模糊，更注重精神价值的新中产崛起，欧洲环保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不同于传统代议制精英政治，这一运动起初采取激进的底层民主路线；此后，随着欧洲各国绿党兴起，环保政治得以组织化和制度化，环保运动也逐渐失去了底层民主的色彩，与之相伴的是一些更为激进的环保团体的出现，其行动也呈现出议题化、去中心化和个体化的特征。欧洲的环保政治如此发达，是因为它获得了欧洲青年支持，为越来越世俗化的欧洲提供了一个宗教替代品，而且契合欧盟对内加强整合、对外竞争全球领导力以及“碳政治”背后的经济利益等考量。    然而，尽管环保政治有种种理念的和现实的功用，它不能解决欧盟内部高失业、高债务、贫富差距等经济社会问题，也无法应对当下能源短缺的难题。由此观之，欧洲反而有可能困于环保主义的道德枷锁。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欧洲环保政治的兴起与限度

文｜叶开儒

来源｜文化纵横

▲ 图源：两名Just Stop Oil的环保激进分子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向梵高画作《向日葵》投掷番茄汤，以抗议政府不重视环保议程。图源：卫报

2019年，以为气候问题进行罢课抗议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为象征的环保运动，在西方国家迅速蔓延。与此同时，在前不久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的右翼人民保守联盟和左翼社会民主党联盟丧失主导优势；相反，主张环保议题的绿党异军突起，取得了历史性佳绩。

环保政治的崛起，似乎为当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和民粹主义的欧洲打开了一扇窗——一方面，以未来为导向的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成为当下凝聚欧盟共识的重要价值观；另一方面，绿党也以“改变欧洲”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环保政治为何会在欧洲兴起？它何以成为欧洲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又真的能够拯救欧洲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欧洲局势下重新思考环保政治的历史和特点，进而预测其未来走向。

 1   环保政治的兴起与特点

从政治立场来看，环保政治属于欧洲左翼政治的一部分。但与传统的左翼政治不同的是，环保政治联合的基础已不再是阶级，而是“文化价值”，这也是当代西方左翼政治的主要特征。在形式上，环保政治在诞生之初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体制外的群众抗议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运动的主要成员陆续进入各国议会后，环保主义者也开始寻求在体制内的政党政治中进行斗争，从而催生了新型政党——绿党的建立。

（一）体制外：环保运动

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社会的统治方式，往往是由社会分工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则进一步为技术所塑造。在制造业时代，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形成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目标，这使得普遍的阶级联合成为可能，由此产生了以政党为基础的选举政治。

直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代表工人阶级的欧洲左翼政党始终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二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开始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原有的分工体系被打破，社会分工逐渐变得不确定，由此带来的是阶级界限的模糊，传统的工人阶级也开始逐渐分化。而西欧国家的福利政策，更是让工人阶级摆脱了物质匮乏，原来的产业工人大多都变成了新中产阶级。

种种变化，最终导致欧洲左翼阶级政治逐渐衰落，与此同时“新社会运动”则在欧洲兴起。“新社会运动”是一种通过动员不同阶级和民族反抗现行政府，以实现社会进步的群众性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等，都可以被纳入新社会运动的范畴。从参与主体来看，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新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受益于欧洲完善的福利政策，经济和人身安全等传统的物质主义议题已不再是他们主要的关注点；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外界对自身身份和地位的承认，以及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因此，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环境有着更大的关切，更强调自我表达、文化多元、环境保护等后物质主义价值。

在众多新社会运动当中，环保运动无疑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且最具欧洲特色的。与以阶级为中心的政党政治不同的是，环保运动从一开始就坚持一种底层民主的逻辑，即不再依靠代议政治的框架解决环境问题，转而诉诸每个公民的意志和抗议，其组织建构也遵循着“自下而上”的逻辑。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欧洲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于是各地开始爆发零星的抗议运动，并成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环保组织和公民团体。然而，运动的分散性导致环保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到了70年代中后期，随着反核运动的蔓延，欧洲各地的环保组织逐渐实现了联合，并最终成立了相应的全国性领导协调组织。

不过，组织化在带来集体行动力的同时，也削弱了其成员的自主性。随着环保团体日益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当中，其运作也越来越制度化。一方面，环保团体的领导者在与政府代表谈判中逐渐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和共识，这使得其成员参与环保运动的积极性开始下降，一些环保团体甚至变成为某些利益集团进行游说的帮手。另一方面，环保团体也逐步走向专业化，其内部组织和决策往往取决于相关专家的意见，而不再是参与成员的意愿。由此，环保运动也逐渐失去了底层民主的色彩，与之相伴的是一些更为激进的环保团体的出现。

环保运动的制度化趋势，一定程度上是政治行动组织化的自然结果，这也是代议制民主得以存续的原因。毕竟，对于一个大规模且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而言，直接的参与式民主往往面临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网络”为环保运动提供了技术支撑，民众普遍参与政治的时代宣告到来。在传统的Web1.0时代，民众获取信息往往依赖静态的门户网站，虽然民众可以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决策和固定的组织，也无法在线下形成集体的行动。但是，随着Web2.0参与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一对多”的信息发布模式正在被“多对多”的社交媒体模式取代，民众由此改变了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状态，成为真正的信息制造和传播者。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讨论和决策，这使得一种扁平化的分散式组织方式成为可能。以目前席卷西方国家的“星期五为未来”为例，该运动已经有350多个地方团队，每个地方团队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全国大会，全国大会每星期举行一次电话会议，讨论各种议题，相互之间则通过WhatsApp、Facebook、Telegram等社交软件随时联系。

由此可见，相比于传统的阶级政治，环保运动的组织方式呈现出一种议题化、去中心化和个体化的特征。如果说传统政党是一个个稳固的战斗堡垒，代表着一批较为稳定的群众。那么在环保运动下，社会力量的组织形式越来越体现为一种草原式的部落联盟，即一种运动式、个人主义、分散化的行动方式，而环保组织不过是起到了“盟主”的作用，这与工人运动采取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工会和政党的斗争方式有很大不同。换言之，环保运动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自上而下的建制性组织结构，其本质依然是一种自愿联合的联盟组织，而联合的基础在于需要共同应对的危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的不断加剧，欧洲的恶劣天气频发，环保运动于是整合了诸多其他左翼诉求，成为左翼政治联盟的核心主张。

（二）体制内：绿党

除了运动式的反抗以外，环保主义者还试图在体制内寻求新的突破。作为环保政治的代表，绿党承载着环保运动的理念，逐渐成为欧洲政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欧洲各国绿党中，德国绿党无疑最具代表性。上世纪70年代末，包括环保运动在内的各类反抗运动遭到德国政府镇压，于是一些领导者开始思考在议会中实现环保政治的政党化。1980年，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纲领延续了过去环保政治的基本原则，包括生态保护、社会公正、底层民主与非暴力和平。不过，在成立之初，德国绿党主要还是一个环保主义的单一议题政党，其影响力相对有限。

但是，从后续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欧洲各国绿党实现普遍的联合，欧洲绿党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综合性议会政党的形象。例如，在2006年通过的《欧洲绿党宪章》中，欧洲绿党就明确指出，其代表一个自由、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欧洲，并捍卫每个个体自主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而大大扩展了自身的政党议题。200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绿党在竞选纲领中更是提出了“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的口号，即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以应对欧洲的经济危机。这一理念也一直延续至今。

由此可见，为了适应选举政治的需要，绿党不断地将绿色理念与当代欧洲面临的问题相结合，从而越来越表现出一个常规性选举政党的形象。不过，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绿党就丧失了其独特性，从其发展理念和组织形态等层面来看，它依然延续了社会运动中所形成的特点。

第一，绿党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阶级代表性政党，而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凝聚社会各阶级共识的社会运动式政党。虽然绿党肯定了工人运动的历史遗产，但它认为当代欧洲和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冲突和革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因此，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破除国别、种族、阶级之间的差异，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凝聚共识，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由此，绿党成为西方各种左翼势力的大熔炉，这一点可以从其成员的构成看出。除了传统的激进左翼力量之外，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在内的许多社会运动骨干，后来也成为绿党的重要成员。

第二，绿党继承了环保运动的组织原则和方式，尤其是底层民主理念，有效地迎合了大众政治时代群众普遍参与政治的需求。在绿党看来，公民的自主决策权是民主的根基，而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限制后代人的自主决策权。因此，为了让每一代人都能够平等地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决策，就必须在资源消耗和技术运用上考虑代际平衡。但是，由于传统政党已经被大资本的利益所绑架，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法在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问题上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为此，必须扩大民主参与的范围，完善政党的决策机制。一方面，绿党不断完善基层民主的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与传统政党不同的是，绿党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由基层党组织将问题提交到州或联邦大会中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绿党保证每个党员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机制自主表达意愿，并公平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尤其在生态问题上，绿党认为每个公民才是最终决定者，政府应该建立更加公开透明的制度框架，创新社会参与形式，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第三，绿党的环保主义理念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地域性政党，而是一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政党。绿党从关注地球和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要求所有国家共同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而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欧洲经济衰退，绿党在生态议题中加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要素，主张建立更加公正且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市场经济，反对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尤其是建立在不公平和金融投机基础上的高碳经济。在绿党看来，工人运动为市场所建立的规制框架不足以约束资本家，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生态规制框架，从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对资本家进行约束。在抛弃过去的阶级话语后，绿党通过环保主义重新扛起欧洲左翼政治的普世主义大旗。

 2   环保政治兴盛的原因

环保政治在欧洲高歌猛进，不仅表现在环保运动和绿党的发展，而且还促使其他传统政党在政治议题上吸纳绿色政治的理念。由此，环保主义在欧洲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确色彩。我们不禁要问，环保政治得以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从参与主体来看，环保政治得以兴盛，很重要的一点是获得了青年群体的支持。事实上，青年与环保政治的结合并非偶然，二者存在着相互支撑的紧密关系。从历史上看，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全球左翼青年运动，不仅为环保政治提供了思想理念，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政治组织网络。例如，德国的左翼学生运动在60年代末陷入停滞后，便逐步与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相融合，其左翼思想也与环保运动中的“绿色理念”相结合，为当代环保政治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与青年运动一样，环保政治从一开始就诉诸一种“世界主义”理念，试图超越现行的民族国家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相应的制度运作机制。为此，环保政治需要一张全球性的组织网络，以向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施加压力。与此同时，青年群体的特殊性也与环保政治的普世理念相契合。青年群体普遍对政治社会现实缺乏经验，对公共政策背后的利益冲突也缺乏充分考虑。他们往往只拥有理想主义情怀，而这种情怀显然与环保运动所蕴含的理想主义不谋而合。当他们参与到环保运动中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全人类伸张正义，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进而忽视了物质利益层面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其次，在意识形态层面，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理念为民众提供一种宗教的替代品。据盖洛普民测显示，近年来，在欧洲，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数量正在下降，而教徒对宗教禁令的遵守也不如以往严格。在传统宗教不断式微的背景下，环保主义事实上提供了一种新的世俗化宗教，填补了许多欧洲青年和新中产阶级的精神世界，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获得秩序和意义。

从思想根源上看，环保主义其实是对基督教理念的一种反抗。1967年，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圣经》的戒律使得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以人类为中心的宗教，这是一切环境问题的根源。与其他宗教“万物有灵”的理念不同，基督教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即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是上帝的旨意。这种具有进步意涵的历史目的论，虽然为现代科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但由于其严重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对于环保主义者而言，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督教遗产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科学技术也无法解决目前的生态问题，因此人类需要一套全新的环境价值观。首先，环保主义将地球作为信奉的神灵，并认为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所处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伊甸园。但随着人类的出现，尤其是工业化的推进，原初的伊甸园遭到严重破坏，人类因此成了地球的罪人。为了获得救赎、重返伊甸园，人类必须遵守有关“可持续性”的戒律。同时，与基督教一样，环保主义也有其先知和领袖，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环保公主”桑伯格，他们成功地树立了环保主义者的行为典范。更重要的是，环保主义将信仰放置于比科学和理性更高的位置。对于在生态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人，环保主义者成功地将其塑造成“异教徒”的形象，并视之为全人类的公敌。

除了观念的重构之外，环保主义在组织建构和行为修养方面也有所建树。像基督教一样，环保主义建构了一个个志同道合的团体，并赋予他们崇高的环保使命。通过组织生活，环保主义者能够在群体中获得认同感，从而更加坚定了内心的虔诚。在行为规范方面，环保主义者需要遵循许多行为准则，如提倡素食主义、减少飞机出行、使用低功率电器等。这些行为准则与摩西十诫一样，成为规训环保主义者的律法，不仅让他们内心深处多了几分敬畏感，更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起个体的普遍性价值认同。

最后，从现实政治的需要来看，环保政治所提供的普世话语，不仅为欧盟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也为欧盟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对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而言，经济一体化一直以来都是最强大的驱动力。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进程日益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的严峻挑战。从欧债危机、欧洲议会选举、难民危机再到英国脱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断通过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加强本国国民认同，拒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以经济为中心的欧盟一体化进程变得愈发困难，而能够为欧盟提供政治凝聚力的恰恰是左翼环境政治。欧洲的环境政治在继承和发展了欧洲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同时，也与当代的“协商政治”理念相结合，从而塑造了一种新的欧洲认同。尤其是随着绿党和各类环保运动的兴起，环保不仅成为塑造以欧盟为中心的协商机制的一种话语，而且也成为欧盟在全球政治中建立领导力的一张王牌。

环境保护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但经过欧盟的努力，目前全球的环境议题逐渐转化为气候变化议题，越来越集中在全球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进而转化为有关“碳排放权”的政治问题。1988年，在欧洲各国的推动下，世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规划署共同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随后，IPCC在1992年推动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进一步转变为以“碳排放权”为核心的《京都议定书》。

欧盟在气候问题上大做文章，不仅是塑造自身国际软实力的需要，更有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考量。一方面，通过将环保问题转化为可计算的科学和法律问题，欧盟成功打造了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新型交易机制。目前，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已经成为“碳交易”的主要平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平台中，欧元是交易的通行货币，从而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随着“碳政治”的不断升温，国际资本开始大量进入新能源领域，相关的金融和技术衍生品也随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试图凭借节能和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建立起新的贸易链和产业链，从而扭转其在全球技术变革中相对滞后的状况。

 3   环保政治的内在限度

不过，环保政治在欧洲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内在限度也正在凸显。如果说，欧盟经济一体化受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解决欧盟内部不平衡的矛盾的话，那么环保政治在推进欧盟内部的政治整合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对于欧盟而言，眼下最重要的挑战并非环保主义者所说的气候问题，而是经济衰退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以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看，环保运动的支持者多为新中产阶级，广大中下层群体对此并不感冒，他们更关心的是自身的生计问题。例如，2018年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恰恰是因为马克龙政府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而制定的“提高燃油税”政策，增加了大量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成本。可见，面对欧洲当下最紧迫的经济下行问题，环保政治不仅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这一阶级分化也同样反映在选举政治中。虽然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选票构成来看，支持者大多来自曾支持中左翼政党的选民，而非右翼阵营。换句话说，这不过是左翼阵营内部的重新洗牌。绝大多数早已被中左翼政党放弃的工人阶级和边缘群体，则依然是极右翼政党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即便在青年群体中，社会出身也是决定政治取向的关键因素。这次参与选举的青年依然在支持绿党或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问题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不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依然把票投给了后者。

欧盟内部各国对环保的态度也呈现出分化的趋势。目前，在环保问题上持强烈支持态度的主要是北欧、德国等发达国家。对相对落后的中东欧国家而言，要在短期内实现能源转型依然缺乏现实条件。以中东欧大国波兰为例，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波兰在能源转型问题上一直持消极态度，因为波兰是欧盟中煤炭工人群体最大的国家，煤炭行业和协会在其议会中影响力很大，实行能源转型政策无疑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为了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波兰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放弃煤炭能源。这些因素导致波兰在维护本国的国民利益和符合欧盟要求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境地。

事实上，这一系列矛盾都反映出欧盟环保政治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未能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战略，而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应对现实危机的对策。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而对劳动力的剥削则会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进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最终造成大规模浪费和污染。然而，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欧盟的环保政治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对抗和批判性，但并没有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无法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相反，环境议题被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通过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新的供需类型，最终推动资本主义进入“生态资本主义”阶段。生态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单向度的经济增长逻辑，以及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逐，他们依旧只聚焦于当下的利益，并未真正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使得欧洲的环保政治始终无力解决欧盟眼下的社会公平问题，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团结的一把利刃。

在当下，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向新能源领域的不断开拓，欧盟很可能失去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原本依托环保政治建构的国际协议和制度框架，很可能无法服务于欧盟推动技术革命、夺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的。其结果是，欧盟只能继续在环保主义的话语中愈陷愈深，而在面对切实的高失业、高债务、贫富差距问题时束手无措。

美国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曾在讨论美欧关系时做出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即“美国人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像是来自金星”，其意思是相比于美国遵循的霍布斯式的实力政治，欧洲更信奉康德式的道德政治。卡根在此并非夸赞欧盟在道德上多么高尚。事实上，欧盟对道德政治的推崇，不过是因为它手头上只有此种解决问题的手段。眼下欧盟的环保政治，似乎在沿着这条老路越走越远。

*文章转自“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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