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亿人口变局之际, 拥抱“非洲世纪”成为绕不过去的选择?

 导读：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全球人口总数突破80亿，于此同时，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数分别达到13.8亿和14.1亿，预计印度将在几年内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在中国人口拐点已经到来的时刻，“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词语。未来全球人口格局将如何变化？中国人口格局在全球对比中将呈现怎样的形势？这些变化、对比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以数据说明：全球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在到来，人类社会将从青年型迈入中年型，更长远的未来可能将是“非洲世纪”。

根据历史对比和预测数据，全球“人口爆炸”只存在于一个短暂的时期，到22世纪初左右，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将达到人口峰值，逐渐进入人口负增长。同时，由于医疗、卫生、科技的发展，人类平均年龄也将不断提高，中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进而逐步迈向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上，这意味着：从供给侧看，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会对产业和创新造成影响；从需求侧看，较为稳健、固定的消费需求成为主流，对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各国养老金也将持续承压。对于中国而言，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0岁，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与国家实力和发展前景总是息息相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看，美国可以保持较健康的人口结构，但需要应对移民和传统少数族裔占据人口优势的现象；东亚将在较长一段时间成为全球中心，但非洲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而且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中心”。

全球人口结构变化将是一个客观事实，要想更好地进行应对，需要做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生育，优化养老环境；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优化社会流动；做好发展区域的集中和平衡；优化双循环，拥抱可能到来的“非洲世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经济学家》，仅代表作者观点。

全球人口变局、影响及中国应对

文｜刘媛、熊柴

来源｜《经济学家》

▲ 图源：互联网

人口问题从来不单纯是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关系的问题。人口既决定于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反作用。人口作为生产要素，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同时，发展是为了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从采集狩猎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全球人口再生产方式已发生并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未来全球人口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对于上述问题，已有一些研究进行了探讨。比如，郭冉、王俊基于人口转变理论对全球人口转变阶段进行判断，分析全球人口正进入低增长模式；陶涛等利用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对1950—2018年全球各地区人口负增长状况进行了分析；原新和金牛主要基于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展望全球人口负增长趋势，并结合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陷阱、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三方面分析影响。陈东升探讨了长寿时代的形成原因、特征、影响，并从社会、政府、企业角度提出解决方案。总体上看，就人口论人口的研究较多，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并且均比较缺乏历史视角和大国视角。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文试图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角度，梳理全球人口历史变化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进而提出中国应对建议。

 1   全球人口再生产方式演变

人口发展是人口再生产方式变化的结果。人口再生产虽是个体行为，但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一方面，社会环境对死亡率的影响、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及其占有情况决定对人口的需要量；另一方面，通过生产资料创造的生活资料丰裕程度以及分配方式决定人口发展的可能上限。从人类历史看，全球人口再生产方式先后经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极低自然增长率”的采集、渔猎时代，“死亡率有所下降、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低自然增长率”的农业时代，“死亡率大幅降至稳定低水平、出生率滞后下降、高自然增长率”的工业化前期，“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工业化后期等四个阶段，目前正在逐渐走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负自然增长率”的后工业时代，这已在发达国家明显显现。

在采集、渔猎时代，人类完全靠天吃饭，抗击自然灾害、野兽袭击、疾病瘟疫的能力很低，部落战争频繁，产出低而不稳，导致人类不得不以高出生率抵御极高死亡率以维持种族繁衍和生存，该时期出生率、死亡率大致在50‰左右，总和生育率在6以上，人均寿命极短、世代更替很快，人口增长接近停滞。

在农业时代，人类开始通过农业、畜牧业进行稳定的简单生产，抗风险能力有所上升但仍然较低，战争、饥荒、瘟疫依然频发，上述形势使得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盛行，死亡率稍降至35‰—45‰、出生率基本维持在45‰—50‰，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6左右，人口缓慢增长。

在工业时代前期，机器化生产大幅提升产出，虽然工业化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使得对劳动力数量需求较大，但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和医疗技术进步使得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因此人类逐渐认识到不再需要高出生率抵御高死亡率，进而通过发明避孕节育技术控制出生率，总和生育率逐渐降至3左右，人口爆发式增长。

在工业时代后期，社会财富更加丰裕，工业化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使得愈加重视劳动力质量，社会进步使得死亡率降至10‰以内，人均寿命进一步延长。该时期人们生育需求进一步降至一男一女两孩的情感需求，即总和生育率降至2左右，基本等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再度进入低增长。

在后工业时代，社会财富高度充裕，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对劳动力质量和技术进步的依赖进一步上升，而生养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等使总和生育率降至2以下，晚婚晚育、单身丁克等现象日渐增多，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而死亡率随着人口衰老而缓慢上升，人口自然增长逐渐转负。从发达国家看，从总和生育率降至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到人口自然增长转负，一般有20—40年的时滞。

 2   全球人口发展历史与趋势

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15世纪末全球化逐渐开启以及部分地区政策干预等原因，全球各地区人口再生产方式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基本符合全球人口再生产方式演进趋势。

（一）全球人口短暂高增长趋于结束，负增长时代临近

从历史长河看，全球人口低增长是常态，高增长和爆发式增长时期只有短暂几百年。基于荷兰环境评价局的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和联合国人口数据，全球人口增长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基本停滞、缓慢增长、高增长和爆发增长四个阶段。一是从数百万年前的人类起源到公元前10000年左右，全球人口仅几百万。该时期基本对应采集、狩猎时代，人口增长非常缓慢，或可称为基本停滞。二是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1700年，全球人口缓慢增至6.0亿，年均增速为0.5‰。人类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农业时代，到公元元年人口增至1.88亿，年均增长0.4‰。到公元600年、1000年、1700年人口分别为2.13亿、2.95亿、6.03亿，三个时期年均增速分别为0.2‰、0.8‰、1.0‰。三是1700—1900年，全球人口快速增至16.5亿，年均增长5.0‰。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玉米、马铃薯、甘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17世纪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使得粮食产量明显增加。17世纪后期全球人口增速明显上升，1688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超过3‰、1714年首次超过6‰。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时代，19世纪中期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更多地区卷入，但当时世界上多数地区仍处于农业时代、且战争依然频发，因此工业革命后全球人口增速并未进一步明显上升。四是1900—2020年，全球人口爆发式增至78亿，年均增长13.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人口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短暂高增长。1919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突破7‰，1929年突破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国际和平环境以及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得全球婴儿潮爆发，1950年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5‰的历史峰值，到1990年仍高达17‰，但之后快速下滑，2020年回落至约10‰。

▲ 图1 全球人口历史变化。资料来源：公元1990年及之前数据来自全球环境历史数据库（HYDE），2000—2100年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 

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发展，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下滑，全球人口负增长临近。当前全球总和生育率约2.4，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假设210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93，预测全球人口增至108.7亿，但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回落至不到0.3‰，照此推算全球人口将在22世纪早期进入负增长。而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学者2020年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其参考方案（ReferenceScenario）假设210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降至1.66，认为世界人口将在2064年达94亿峰值，2100年降至88亿。两个方案谁的预测更为准确，有待时间检验。

（二）预期寿命延长，人类社会逐渐从青年型走向中年型

在人类漫长历史上，受食品供给、医疗卫生条件、自然灾害及战争等影响，早期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很短，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50年后，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以及战争减少等使得人类逐渐进入长寿时代，人类社会逐渐从青年型走向中年型。

从预期寿命看，即使到农业时代平均也仅约25—30岁。根据Riley估计，18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28.5岁，当时没有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超过40岁；19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才缓慢上升至32岁。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45.7岁，其中男性、女性分别为44.3、47.2岁；2020年达72.8岁，男性、女性分别为70.4、75.2岁。按照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预期，到21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81.8岁，其中男性、女性分别为80.0、83.8岁。从高收入经济体看，按照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预期，到2100年预期寿命将超过90岁，其中日本将达约94岁。

从年龄中位数看，全球人口日趋老化。依据平均寿命推算，19世纪之前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或不到20岁；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20年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3.6岁升至30.9岁，联合国人口预测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进一步升至41.9岁。预计22世纪，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仍将进一步上升。

从年龄结构看，全球人口年龄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超级老龄化社会逐渐来临。在少儿人口方面，1950—2020年全球0—14岁人口占比从34.3%降至25.4%，其中1966年达38.0%的峰值；据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少儿人口将降至17.4%。在劳动年龄人口方面，1950—2020年全球15—64岁人口占比从60.6%升至65.2%，其中1967年降至56.9%的低值、2014年升至65.6%的峰值，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降至60.0%。在老年人口方面，1950—2020年世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9.3%，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升至22.6%，全球将在2024年前后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75年前后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 

▲ 图2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资料来源：UnitedNations。 

（三）地区人口格局面临重大变化，非洲将逐渐成为全球人口重心

分地区看，全球人口重心长期在亚洲，但未来非洲将逐渐取代亚洲。一般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但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古国仅有一个在非洲、三个在亚洲。根据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从公元前7000年开始，亚洲人口占全球比重长期超过50%，1800年达69%，2020年为60%。联合国中方案预计，亚洲人口将在2055年见顶，2100年占全球比重降至43%。欧洲、拉丁美洲人口将分别于2021年、2058年见顶，北美、大洋洲仍将因人口净迁入而持续增长，非洲将因高生育率呈现爆发式增长。2020年非洲人口仅13.4亿，到2100年将增至42.8亿，占全球比重从17%升至39%。到2100年，非洲总和生育率仍将达2.14，是全球唯一总和生育率高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地区，因此在22世纪上半叶非洲人口仍将惯性增长，届时将取代人口负增长的亚洲成为全球人口重心。

分国家看，国别人口增减差异巨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进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8年世界上共有10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人口负增长，剔除人口外迁、战争等导致的外生性负增长后，由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导致出现自然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除日本外均为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根据韩国统计局数据，韩国人口在20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18—2020年总和生育率连续三年低于1，2020年更是降至仅0.84，持续为全球最低。根据联合国中方案，在全球235个经济体中，2020—2100年有145个经济体人口增加，有90个经济体人口减少；其中有75个经济体人口增加超过50%，但也有54个经济体人口减少超过20%。在人口增加的145个经济体中，仅80个经济体人口尚未见顶，另65个经济体将陆续进入负增长、只是2100年人口较2020年增加，这意味着人口进入负增长的经济体总数为155个，数量占比66%。

从人口大国看，未来人口超1亿的大国数量将明显增加，但格局明显变化。2020年全球人口过亿的国家有14个，人口合计49.6亿，占全球比重为63.6%，具体包括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埃塞俄比亚、菲律宾、埃及。2050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数量将达18个，人口合计63.3亿，占全球比重为65.1%；其中，新增刚果（金）、坦桑尼亚、越南、伊朗4个，并且印度上升为第一人口大国。2100年人口过亿大国数量将达22个，人口合计73.1亿，占全球比重为67.2%：新增安哥拉、尼日尔、苏丹、乌干达、肯尼亚、莫桑比克非洲6国，退出日本、越南亚洲2国。

 3   全球人口变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影响

人口发展既决定于经济社会发展，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势大力沉的反作用。人口因素同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在供给端，人口因素除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外，还通过抚养比变化影响储蓄率进而影响投资，通过年龄等影响创新能力进而影响技术进步。在需求端，人口不仅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偏好影响经济，还通过人口总量的总需求影响经济。因此，全球人口大变局以及在区域国别之间的差异，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国兴衰更替产生深刻影响。

（一）全球经济将从高速增长逐渐回归中低速增长常态

从人类历史看，全球经济高增长启动稍晚于全球人口高增长，人类在最近几百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地理大发现使全球各地区开始联系在一起，17世纪后期全球人口增速开始明显上升导致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是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的潜在动力。根据麦迪逊项目数据库和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公元1年到1700年，全球GDP从0.2万亿增至0.6万亿国际元（2011年不变价），年均增长0.07%；人均GDP从970国际元波动增长到1067国际元，年均增长不到0.01%。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增速开始上升，1700—1870年全球GDP增至1.9万亿国际元，年均增长0.65%；人均GDP增至1498国际元，年均增速升至0.20%。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涉及地区更广， 1870—1950年全球GDP升至9.3万亿国际元，年均增长2.0%；人均GDP升至3351国际元，年均增长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全球经济增速再上台阶，1950—2018年全球GDP升至114万亿国际元，年均增长3.8%；人均GDP升至1.5万国际元，年均增长2.2%。 

▲ 图3  全球经济高增长启动稍晚于人口高增长。资料来源：1820—2018年人均GDP数据直接来自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2020，1—1700年人均GDP数据依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的GDP数据和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的人口数据计算。 

伴随着全球人口巨变，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中枢将不可避免地下移，中低增长将逐渐成为常态。全球人口负增长虽有利于减少碳排放，减少资源环境压力，但也将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在需求侧，人口负增长将导致有效需求下降，尽管人均收入提高引致的人均需求增加可能仍将使总需求扩大，但人口增速日趋放缓乃至负增长时期的总需求扩大速度很可能将显著低于人口高增长时期。

在供给侧，从人口数量看，全球人口数量红利渐行渐远。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滑，全球人口抚养比在2014年达到52.4%的谷值，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达66.8%，并且未来仍将上升；并且，在人口负增长之前，我们将看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更早时期的萎缩。从人口质量看，全球人口质量红利期仍在持续，但边际拐点从逻辑上可以预见。根据联合国《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1990—2019年全球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8年升至8.5年，5岁儿童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从9.2年升至12.7年。当前极高人类发展指数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2.2、16.3年，中国分别为8.1、14.0年；与之对比，全球和中国人力资本提升仍有很大潜力。但是，伴随受教育年限逐渐接近上限和人口日趋老化，人类创新或从活跃到逐渐僵化、创新能力或边际衰弱。

（二）全球消费结构将深刻改变，健康和财富管理需求日趋上升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的消费偏好。一般而言，青年是人的一生中最具创造力的阶段，收入不高，消费特点是追求时尚、注重外观，容易冲动消费；中年是人的一生中收入最高的阶段，但上有老下有小，消费行为比较理智、稳重，不盲目追赶潮流，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和性价比；老年主要依靠储蓄收入，消费内容主要集中在饮食、医疗保健和文化娱乐方面，消费习惯比较固定。

从青年到中老年，人类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将深刻改变，未来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等需求将明显上升。一方面，平均寿命延长将使得带病生存状态延长，健康管理日趋重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2019年全球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增加5.36岁，但60岁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仅增加1.61岁。人类流行病学已明显转变，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病等急性疾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退行性疾病为主，越来越多的人带病生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健康评估数据，2000—2019年全球因新生儿疾病、下呼吸道感染、肠道感染、结核病、艾滋病等传染病致死人数明显下降，结核病、艾滋病已退出全球前十大致死原因，而因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致死人数上升。2019年全球死亡人数的74%源于非传染病，其他26%则为传染病和伤害；全球死亡人数的55%源于前十大致死原因，其中44%源于7项非传染病。可以预见，未来整个社会和个体对健康将更为关注。根据联合国《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2017年全球健康支出占GDP比重为9.9%，其中极高、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分别为12.0%、4.6%，美国、日本、中国分别为17.1%、10.9%、5.2%。

▲ 表1  2000—2019年全球前十大致亡原因。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Health Estimates, 2019。

另一方面，随着老龄化持续加深，公共养老金体系将持续承压，通过财富管理保障老年体面生活的需求日益上升。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们在工作阶段储蓄以便在老年时用于消费。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工作时期的缴费，保障人们在退休时能有比较充足的养老金替代率。在老龄化趋势下，老年抚养比日趋上升和领取公共养老金年限延长，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已普遍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但也只是部分缓解公共养老金压力。根据OECD统计，2018年OECD国家养老金与GDP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为63.9%，养老金总替代率平均为55.2%；美国是全球养老金规模最大的国家，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发达，养老金与GDP比重达149%，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为39.4%，养老金总替代率为70.3%。中国老龄化趋势迅猛，但2019年各类养老金与GDP比重仅约12%，其中第二支柱养老金占比仅3.6%，第三支柱尚在探索、规模基本可忽略；并且，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替代率现已不足50%，并仍在持续下滑。

预计中国公共养老金将在2028年前首次出现长期性的收不抵支，2035年前累计余额耗尽。按照国际经验，养老金替代率大于70%，可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低于50%将使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因此，在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下降趋势下，加之少子化导致依赖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人们将更为依赖通过财富管理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将越来越旺盛。

（三）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非洲力量趋于上升

人口数量和质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来源，大国兴衰与人口密切相关。从历史看，人口大国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必要条件，一些人口小国凭借先进技术、先进战略等或称雄一时，但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当然，人口并非世界大国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能否将人口潜力转化为国力。在技术水平差异较小的情况下，人口体量将成为综合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但其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并非算术级，而是指数级。

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全球化时代逐渐开启，不同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话和竞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相继成为世界性大国，先后在不同阶段登上历史舞台。尽管葡萄牙、荷兰等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有很多，但人口总量小无疑是重要因素。英国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一度建立日不落帝国，但其人口体量与法国、德国等接近，综合实力差距并不大。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19世纪下半叶人口超过英法德，19世纪末经济实力居全球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绝对优势取代英国成为超级大国，进而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框架主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管过去几十年，美国实力相对下滑，但在发达国家中依然保持绝对优势，庞大人口体量是其重要优势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美国、日本、德国人口分别为3.3亿、1.3亿、0.8亿，GDP占全球比重分别为24.5%、5.8%、4.4%。

随着未来区域人口格局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将继续下降，中国、印度和非洲等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70—2019年七国集团GDP占全球份额从65.0%降至45.3%，人口份额从15.5%降至10.0%，联合国中方案预计2100年将降至7.6%。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份额约40%，未来将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和技术后发优势而继续领跑经济增长，其经济份额有望在未来20年左右超过发达国家。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主角是中美印三国，但非洲力量也将明显上升。美国因人而兴，未来将通过移民继续保持人口增长，但随着少数族裔占比进一步上升，种族矛盾和社会撕裂问题或更为严重。中国在未来10—20年内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将对大国竞争形成制约；印度2019年GDP份额占全球3%，位居全球第5，将在10年之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GDP排名有望陆续超过德国、日本在本世纪中期进入全球第3；非洲地区将因人口因素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尼日利亚的GDP排名将从目前不到20名上升至第9名。这或是人类历史上非洲国家GDP首次进入全球前十，未来非洲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4   中国人口形势及应对

（一）中国人口形势

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0%左右的重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也是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至当前6%左右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供给侧的刘易斯拐点到来和需求侧的房地产投资长周期峰值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等成功赶超经济体增速换挡的重要原因，而这两个因素均与人口有关。在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后，随着中国技术水平逐渐与英国、美国等技术前沿经济体持平，经济增长中枢还将下移至低速增长平台。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在过去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也逐渐面临巨大的人口红利偿还，未富先老问题突出，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更为严峻，这对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形成明显制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49—2020年中国人口从5.4亿快速增至14.1亿，但人口自然增长率日趋放缓，出生人口降至1200万的新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升至13.5%。1970年代之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大致在6左右；随着1970年代开始实行“老、稀、少”计划生育政策和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总和生育率快速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一度使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但之后继续下降，2020年已降至1.3。随着城市化继续推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中国生育率还将趋向下滑。2020年5月，中央决定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对育龄妇女趋势下滑无影响，对生育率影响有待观察。当前分孩次生育结构表明生育二孩的已较少，单纯放开三孩对总和生育率影响十分有限，政策效果有赖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降低力度。

基于当前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变化趋势判断，中国人口总量负增长日益临近，初期人口总量萎缩速度慢，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进入生命终点，2050年左右将开始急剧萎缩。我们预测，以总和生育率逐渐变化至2030年的1.0、1.4、1.8并在之后维持不变为主要假设，到2035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3.7亿、14.0亿、14.3亿，2050年将分别为12.5亿、13.2亿、13.9亿，到2100年将分别为5.5亿、7.8亿、10.8亿，并且老龄化程度差异很大。

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将对民族复兴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形成明显制约。即使不考虑人口总量萎缩带来的需求萎缩，简单以人口年龄中位数更直观地观察，2020年全球、中国、美国、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0.9岁、38.6岁、38.3岁、28.4岁，中美基本持平，印度明显年轻；而根据联合国中方案和我们对中国总和生育率1.4的人口预测， 2050年全球、美国、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6.2岁、42.7岁、38.1岁，而中国为52.4岁；2100年全球、美国、印度分别为41.9岁、45.5岁、46.7岁，而中国为58.0岁。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社会负担将更重，创新活力将受制约。

▲ 表2 不同总和生育率情景下的中国人口发展形势预测

（二）政策建议

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时刻，必须充分认识人口形势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总体看，全球人口变局和中国人口形势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比较温和，但在中长期的不利影响将日益显现。建议从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经济增长效率、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等四方面积极应对相关挑战和机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促进生育、改革养老金制度、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为重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生育方面，提高生育率可延缓老龄化，并抑制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负增长趋势。当前低生育率问题的核心是成本约束，应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采取措施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养得好。在养老金方面，养老金体系建设是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的核心内容。应以公平可持续为基本原则，通过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国有资本划转等完善第一支柱，通过引入企业年金自动加入机制、以账户制为基础建设第三支柱并打通二三支柱账户、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缴费配比机制等加快补齐二三支柱短板。在养老服务方面，坚持以预防为主、从前端入手，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服务体系转变，全方位提高国民健康素质，促进老年健康；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多渠道、多领域扩大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

第二，以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和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一方面，人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健康、教育素质不仅直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还通过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技术进步等间接作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差距迅速缩小，人才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一，但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突出。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对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形成限制。建议推动学前到高中阶段的普及教育，加强对农村、边远、民族地区等教育薄弱地区的教育投入，加强保障农民工随迁和留守子女、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但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相对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这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按照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精神，加快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比如，在劳动力方面，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畅通区域性流动，通过健全人力市场、改革用人制度等畅通社会性流动。

第三，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加快构建高质量增长动力源，推动各地区优势互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由于集聚效应等，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分化、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趋突出。一方面，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率先推进高质量发展，但东北、西北地区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南北差距逐渐突出。另一方面，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发展势头迅猛，而资源枯竭型城市、传统工矿区城市发展活力明显不足，部分城市城区人口已经出现持续负增长。可以预见，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后，收缩城市数量将越来越多。建议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既通过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集聚，又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在集聚中促进高质量发展，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其中，收缩型城市要以瘦身强体代替传统的增量规划，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小而精、小而强、小而美的精明增长。

第四，深挖内需潜力、重视布局外部潜力市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内需长期不足的背景下，扩大内需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期战略，这也是我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所在。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振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形成高质量供给。在需求方面，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系列改革，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在供给方面，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重点，围绕人口发展趋势和消费升级趋势优化消费相关产业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并加快建设高效率低成本的现代流通体系。另一方面，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大趋势没有改变，稳定并扩大外需依然十分重要、并大有可为。必须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并依据全球各地区人口和经济增长潜力长远布局非洲等外部潜力市场，以在未来紧密拥抱很可能到来的“非洲世纪”。

*文章原刊于《经济学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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