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 冲突焦虑的背后, 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

 导读：近日，俄乌冲突再次大面积占据舆论视野，表面上，立场似乎被简单地进行了二分，但实际上，更为复杂的国际博弈关系正在迅速发生变动。这种二分和变动的对比之下，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面对这种不确定性，许多声音在尝试用已经存在的模型来分析当前时代，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指出：当前时代已经与之前非常不同，需要更深入、准确的认识。

他认为：当下时代有三个主要特征，即经济逆全球化、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发展的网络安全冲击。这三个特征使当前时代跟之前的“冷战时代”、“冷战后时代”具有明显的差别，总体呈现出一种“国际政治的倒退”。从客观上讲，当前时代中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对比冷战时期也是相对和平、稳定的，但导致当前国际政治倒退的因素较多，学界对其中的核心因素也没有形成共识。

国家间实力不平衡、技术带来的波动加速、各国的经济不平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学界对当前时代的认知和判断还不够准确，这种时候更需要集思广益，不应被任何一种认知局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仅代表作者观点。‍‍‍‍‍‍‍‍‍‍‍‍‍‍‍‍‍‍‍‍‍‍‍‍‍‍‍‍‍‍‍‍‍‍‍‍‍‍‍‍‍‍‍‍‍‍‍‍‍‍‍‍‍‍‍‍‍‍‍‍‍‍‍‍‍‍‍‍‍‍‍‍‍‍‍‍‍‍‍‍‍‍‍‍‍‍‍‍‍‍‍‍‍‍‍‍‍‍‍‍‍‍‍‍‍‍‍‍‍‍‍‍‍‍‍‍‍‍‍‍‍‍‍‍‍‍‍‍‍‍‍‍‍‍‍‍‍‍‍‍‍

国际政治倒退的时代

文｜‍‍阁学通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 图源：互联网

“时代”这个概念是指依据某种政治、文化、经济或技术状况的特殊性对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的界定。依据的内容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历史时期的界定就会不同。例如，对于当下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依据政治状况可界定为"逆全球化时代"，依据军事状况可界定为“核时代”，依据经济状况可界定为“数字经济时代”，依据技术状况可界定为“网络时代”。

每个历史时代都包括了开始、持续和结束三个阶段。多数情况下，在一个时代的开始时期，人们对该时代的特殊性了解得还不透彻，此时的判断是预测性的，因此容易形成较大分歧。而当一个时代结束后，人们对该时代的特殊性已了解得比较清楚，此时对时代的判断是归纳性的，因此分歧较少，容易形成共识。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冷战时期是一个时代，冷战后时期又是一个时代。这两个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学界对这两个时代的判断共识远大于分歧。然而，当下国际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对这个时代特殊性的判断都是预测性的，因此存在较大分歧。当前的国际政治状况是客观的，但人们观察这个客观现状的角度不同、认识水平也不同，这影响了人们对当下的时代特殊性形成共识，出现了盲人摸象的局面。这意味着，所有关于当今时代的判断都面临着历史的检验，任何判断都尚未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

 1   国际政治倒退的方向

有关当下国际政治时代特殊性认识的最主要分歧在于世界是否进入“新冷战”。有人认为当今时代已是“新冷战”；有人则认为当下不是“新冷战”，而是“不安全的和平”。笔者认为，当下国际政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逆全球化、不确定性和网络威胁。这三个特征与冷战后时期的全球化、大国关系稳定性以及全球治理形成鲜明反差。据此，笔者将当下的时代界定为“国际政治倒退的时代”。

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去全球化政策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去全球化行为是指基于自身经济安全的目标采取减少对外经济相互依附的政策。当主要经济体采取去全球化政策时，逆全球化趋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2016年英国退欧公投通过可被视为逆全球化的肇始：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则可被视为逆全球化的主力登场：2020年各国封闭边界以应对新冠疫情使逆全球化趋势全面形成：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制裁乃至“脱钩”则是逆全球化的新高潮。伴随着这四个事件的发生，主要经济体的去全球化战略日益清晰，美国采取“小院高墙”战略，欧洲采取建立欧盟内部产业链的政策，日本和印度采取积极参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俄罗斯则采取独立于美欧经济体系的战略。

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大国之间的战略对抗和冲突不断加剧，对彼此的安全恐惧心理不断上升。自2018年以来，中美在技术领域的“脱钩”事件接连发生，2022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升级。2019年美国与法德的关系恶化，法国批评美国不承担北约的领导责任，称北约已经“脑死亡”。中印之间于2017年和2020年分别在洞朗地区和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边界军事冲突。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后中英关系恶化，双方的对抗从意识形态向其他领域扩散，2020年英国宣布停止使用中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设备。2022年美、德、英、法、日等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应对俄罗斯，随即德日决定改变国防立场，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数字技术的进步将大国竞争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网络空间，使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向核心地位发展。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网络技术能力弱于北约，因此仅靠其在物理空间的军事优势无法实现政治目标。特朗普2016年赢得大选和2020年输掉大选都与网络舆论的作用直接相关。数字技术推动了社交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公众舆论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导致政权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同时，数字经济加大了大国国内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政治分裂日益严重。中国、俄罗斯、欧盟和日本都出台了网络安全战略，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甚至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网络防火墙”。

 2   国际政治倒退的程度

当前我们观察到的国际政治倒退现象是相较于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而言的。如果将比较的历史时间扩展到20世纪初，当今时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简单和温和的，远没有达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程度，与冷战时期相比也相对和平与稳定。

与全球化相比，逆全球化呈现出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国际政治的客观变化与人们的主观预期不同。确定性是指客观结果与主观预期相同，不确定性则是指客观结果与主观预期不同。全球化是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发展的过程，其客观变化与人们的期盼接近，因此人们感觉到较大确定性。而逆全球化是向权力集中和市场分裂方向发展，与人们的期盼相反，因此人们感觉到不确定性。然而，在核威慑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发生大国间直接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很小，乌克兰危机既没有升级为大国直接战争，也未扩散到周边国家。可见，当今国际政治的确定性仅低于冷战后时期，但高于冷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

与冷战后的单极格局相比，当前国际格局的复杂性显著增强。当今的逆全球化发生于国际格局由美国主导格局向中美竞争格局转变时期。在冷战后的单极格局下，维护国际秩序与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一致性较强，因此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较强，提供的公共产品较多。与此同时，其他大国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无力与美国争夺国际主导权，且更愿享受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当时的国际政治相对简单明了。然而，随着国际格局的转变，美国认为维护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使得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因而失去了以往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美国不仅不再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领导责任，甚至开始主动破坏国际秩序，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国际组织以及违反军控规定等。在没有全球领导的情况下，大国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使得当下国际政治比冷战后时期更加复杂。然而，其复杂程度并不大于冷战两极格局时期，更比不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复杂性。

如今网络威胁的严重性已超过冷战后时期，不过其造成的生命伤害程度远低于各类战争。大国战略竞争向网络空间拓展扩大了竞争范围，但如果以人员伤亡规模作为竞争激烈程度的标准、当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仅高于冷战后，但低于20世纪前90年。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数字技术优势，这比在冷战中为争夺意识形态优势导致的竞争激烈程度要低。数字技术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在网络空间进行的，其导致的人员伤亡规模远远小于物理空间的地缘战略竞争。网络空间的数字技术竞争当然也会与物理空间的地缘战略竞争融为一体，如乌克兰危机。然而，从全球角度来讲，数字时代的每一场战争导致的伤亡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远低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虽然当下数字技术的进步与逆全球化和权力集中化并行，但智能武器的精确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战争中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导致当下国际政治倒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界尚未就何者为核心因素达成共识。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讲，民粹主义思潮导致民粹主义领导人在部分大国执政，推动政府采取去全球化政策。从实力不平衡增长的角度来讲，国际格局转变增加了大国竞争复杂性的激烈程度。从数字技术的角度来讲，自媒体的出现增加了社会舆论出现大幅度转变的概率，增大了政权安全的不确定性，进而转化为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形态的角度来讲，数字经济加剧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贫富两极分化，要求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的社会力量日益上升。

总之，学界对于当下时代特殊性的判断都是预测性的，认识相对粗浅，对其形成原因的了解还不够准确。各国政府对于当下时代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在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的情况下，需要集思广益，而不应被一种认识所局限。

*文章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

作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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