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2022年各界关注欧洲能源危机开始，“能源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随后，国际煤炭价格上涨，欧佩克国家联合减产石油，许多变化不断增加着人们对能源的危机感。能源安全议题的卷土归来，促使欧美加快了能源转型的脚步，并设立保护主义的气候立法，绿色转型中的新一轮资源资源争夺也进一步加强。本文指出了能源转型的过程本身危机四伏，而不当的转型政策可能加剧危机。必须在绿色转型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能源安全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在当下的国际关系碎片化、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能源流动的问题之外，能源安全的长远发展还面对一个悖论：未来，气候变化将是能源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温度升高和干旱将使发电厂冷却、燃料运输和水利发电都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如果要转向对减碳有益的清洁能源，其设备生产所需要的矿产原料分布比传统的石油、天然气更为集中。而各国倾向于增强自给自足能力所建立的屏障，反而可能使其变得更加脆弱。能源安全，主要有四个标准维度——多样化、复原力、一体化和透明度，要求除了增加各种原材料的供应和储备之外，需要做到：在传统能源和各种新能源之间形成灵活的相互补充能力；提高一体化程度，在国家之间形成互补能力；增强能源信息整合能力，对市场充分了解、及时反馈。
本文从能源安全的话语角度，批评了美国在能源问题上走向保护主义、封闭主义的政策。同时，作者还试图改变一般大众认知中，能源安全主要依赖传统能源，强调能源安全必然弱化气候保护的理念。他们指出：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相互影响，现在到了必须改变传统错误认知的时候。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Foreign Affairs，仅代表作者观点。
能源不安全时代：
资源争夺战如何颠覆地缘政治
文｜杰森·博尔多夫、梅根·L·奥沙利文
翻译｜何伊楠
来源｜Foreign Affairs
▲ 图源：Foreign Affairs
就在18个月前，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决策者、学者和权威人士还在对即将到来的更清洁、更环保的能源转型带来的地缘政治利益赞不绝口。他们明白，摆脱依赖化石燃料的碳密集型能源系统对一些国家来说十分困难。但总体而言，传统观点认为，转向新能源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还能终结旧能源秩序中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然而，这样的希望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实践注定是混乱的，在短期内会产生新的冲突和风险。到2021年秋，面对欧洲能源危机、天然气价格暴涨和油价不断上涨，即使是最乐观的新能源秩序的传播者也意识到，能源转型的进程归根到底是坎坷的。2022年2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使得残存的浪漫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场俄乌冲突不仅暴露了过度依赖能源的危险，还暴露了旨在开发新能源和让世界摆脱对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能源依赖的这一极不协调的资源争夺所带来的风险。这场动荡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二十年能源供应激增和“绿色未来”的乌托邦式愿景出现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不合时宜的术语——能源安全（energy security）重新出现。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个词让人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和1979年伊朗革命，方方正正的轿车和木质旅车排成数英里的长队，等着以天价给油箱加满汽油。但是，能源安全绝非过去的事：它将对未来至关重要。能源安全历来被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实现充足的供应。但这个简单的定义已经不能反映现实；当今世界面临的风险比以前的时代更多，也更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新挑战，决策者必须重新定义能源安全的概念，并开发确保能源安全的新手段。这一进程应遵循四大原则：多样化、复原力、一体化和透明度。虽然这些原则大家都很熟悉，但在这个新时代，应用这些原则的传统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够的；决策者将需要新的工具。目前还不必感到绝望。毕竟，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大量革新，包括今天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的发展、车辆燃料效率的提高、以及制定和协调能源政策的新政府和多边制度。那些现在看来陈旧过时的政策和技术，曾经闪耀着崭新的光芒。只要决策者充分把握他们所面临的新现实，今天的危机也可能激发新的想法和技术。
过去一年半的事件戏剧性地揭示了能源转型和地缘政治在许多方面相互交织。曾经被视为理论或假设的动态，现在即使是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具体而明显的。首先，过去18个月凸显了传统油气生产商面临着“饥荒前的盛宴”，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将在减弱之前先增强。以2021年为例，由于极端天气和全球从疫情放缓中复苏提振了对天然气的需求，俄罗斯和其他油气生产国在这一年收入倍增。这样的冲击对一个缓冲不足的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前几年，低回报、未来能源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从化石燃料中撤资的压力，都导致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减少，进而使得供应不足。俄罗斯在履行长期合同承诺的情况下，耗尽其在欧洲的天然气储备并大幅削减现货天然气销售，进而从这些紧缩的能源市场中获利。从2021年上半年到下半年，天然气平均价格上涨了两倍；加之油价不断上涨，这些发展使俄罗斯获得大量年收入，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比其预期高出50%。过去的一年半也表明，一些油气生产国仍准备利用他们的能源实力，无情地推进他们的政治和地缘战略目标；俄罗斯在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粉碎了人们对世界已经摆脱这种行为的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罗斯逐渐将输往欧洲的管道天然气输送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引发了一场危机，导致欧洲各国政府耗费了多达8000亿欧元的开支来保护企业和家庭免受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世界在能源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在一开始削弱了全球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在好几个月里，俄罗斯的石油供应都不受欧洲制裁。直到今天，欧盟还没有对俄罗斯的天然气销售实施制裁；事实上，欧盟成员国仍在从俄罗斯进口大量液化天然气。紧张的能源市场使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飙升，并给它提供了分裂新统一的欧洲的潜在手段。到去年，供应下降和需求上升之间的不匹配已经导致石油市场吃紧。由于市场担心即使需求飙升，每天数百万桶俄罗斯石油的供应也会中断，油价进一步飙升至14年来的高点。在俄乌冲突刚开始时，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将下降300万桶。全球对供应冲击的担忧推高了油价，提高了主要产油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收入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曾以为，乞求沙特增加石油产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面对高油价，旧的模式再次出现——华盛顿方面恳求唯一一个有重要的备用石油生产能力的国家沙特增加产量，但大多是徒劳的。过去18个月的动荡也说明了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和范围。在俄乌冲突之前，欧洲国家和美国承诺在未来几十年进行经济转型，以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以及其军费开支源于化石燃料收入的事实，增强了欧洲和美国许多人摆脱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依赖的决心。美国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立法，欧洲也加快推进其绿色计划，尽管其煤炭使用量近期仍略有增加。同时，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警告称，他不希望再像上世纪70年代购买中东石油制成的汽油时那样，在购买汽车电池时不得不排队等候。这种担忧促使国会制定激励措施，鼓励目前集中在他国的关键矿产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提炼和加工。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并没有称赞美国最终通过了有意义的气候变化立法，而是将这些举动视为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并激起对气候引发的贸易战的讨论。最后，过去18个月的能源危机加深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裂痕。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压力更加尖锐地抗议从化石燃料转向多样化能源，并指出俄乌冲突导致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发展中国家还基于他们的认知谴责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方式表现出的固有的虚伪：例如，多年来，欧洲国家一直以气候变化为借口，避免为低收入国家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现在，欧洲国家突然开始竞相为确保本国获取和储备新的能源供应而投资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更糟糕的是，在欧洲哄抬天然气价格的同时，亚洲对煤炭的需求飙升，将煤炭价格推至创纪录水平，导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负担任何形式的能源的开支。这些紧张关系在2022年11月于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拜登抵达埃及本是为了庆祝美国历史性的国内气候法案通过，但他发现，较贫穷的国家并不买账。相反，他们质问美国为什么不为全球气候变化适应和清洁能源提供更多资金，并要求富裕国家弥补气候变化已经对穷国城市、农业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近几个月，能源危机可能会有所缓解，但现在就沾沾自喜还为时尚早。去年欧洲天然气需求的减少，绝大部分是由于异常温暖的天气和工业生产的空转，而非可持续的有意节约。此外，在未来一年，欧洲可能无法依赖太多（如果有的话）俄罗斯的天然气来补充其储备。2022年全年，俄罗斯通过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虽然只是持续减少，但现在已经完全停止，而且似乎不太可能恢复；俄罗斯仍在向欧洲输送的液化天然气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面临压力并被削减。此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随着俄罗斯石油生产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预计到2023年，全球需求增幅将接近供应增幅的两倍。美国缓冲石油供应中断的主要工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U.S.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正大幅减少。如果油价再次开始飙升，西方国家将别无选择，只能再次求助于拥有一些额外储备的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讽刺的是，到2023年底，阿联酋主办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时，世界的焦点可能也会转向它，这不仅是为了气候领导，还为了获得更多的石油。
助长新的能源不安全态势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在日益多极化和碎片化的国际体系中大国竞争的回归，许多国家使其供应链多样化的努力，以及气候变化的现实。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及其与西方更大的对抗提醒了人们大国政治从未真正消失。然而，中美之间的竞争最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美国正在重塑供应链，并在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程度上重振产业政策。即使加倍努力在国内生产更多的清洁能源，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未来几年仍将依赖他国提供关键的矿产资源和其他清洁能源组件和技术。传统能源巨头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这增加了能源安全风险。例如，与1945年情人节当天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与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Saudi King Abdulaziz ibn Saud）达成著名的“石油换安全”（oil for security）协议后的几十年相比，沙特现在对其全球立场的看法有所不同。它现在远不那么关心迎合美国公开或暗示的要求，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向石油市场供应石油。面对美国对中东战略承诺在感知和实际上的减少，沙特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倾向于其他关系——尤其是与是其石油的最大单一客户中国的联系。沙特接受中国作为最近伊朗与沙特和解的见证国，这增强了中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及其全球地位。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变得尤为重要。尽管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但沙特政府认为，在管理石油市场波动方面，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和合作者。因此，沙特政府将极不愿意采取令沙特领导层与普京对立的立场。自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举措，使其供应链国内化和多样化，这也塑造了新的能源不安全态势。考虑到在这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过度依赖某些国家的风险显而易见，这些举措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明智的。然而，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能源体系仍是能源安全的基石；市场仍然是分配供应的最有效方式。自给自足程度的提高可能会增强各国的抵御能力，但也可能使它们变得脆弱；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市场可以缓解极端天气或政治不稳定造成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更加细化的能源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选择变得更少。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和欧洲的绿色协议工业计划（Europe’s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旨在加速实现净零排放，它们通过抑制对暴露地缘政治风险的全球交易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能源不安全态势。但它们在另一方面又使能源不安全态势有所加剧，因为促进国内产业发展有激起保护主义和碎片化的风险，这两者都可能使各经济体的能源安全性降低。最后，气候变化将是未来几十年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对新旧基础设施构成风险。海水变暖和更严重的干旱将使冷却发电厂、运输燃料和依靠水力发电变得更加困难。2022年，由于干旱，加州失去了一半的水力发电量；巴西在失去大部分水力发电量后，几乎被迫实行限电。随着世界的脱碳，这类事件将变得更加普遍，因为对碳氢化合物依赖程度较低的能源系统将更多地依赖于电力；交通和供暖等部门脱碳最便宜的方式将是用电，而不是使用汽油发动机或燃气锅炉。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世界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全球能源消耗的50%将需要由电力来满足，而目前只有20%。而且，几乎所有的电力都需要来自零碳能源，目前这一比例仅为38%。气候变化将使这种发电、输电和配电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脆弱的电网和架空电线往往更容易受到极端天气、野火和其他气候相关风险的影响。气候变化也会对可再生电力资源产生负面影响，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到2100年，由于气候变化减少了产生风的大气温度差异，全球平均风速可能会下降10%。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将能源供应多样化。正如1913年多元化仍然是能源安全的核心一样，当时英国首任海军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宣称，“在多样化中，也只有在多样化中”，英国才能找到解决将英国海军从依赖纽卡斯尔煤炭转向不太安全的波斯产石油所造成的脆弱性的办法。从长远来看，通过多样化燃料来源和供应商的清洁能源转型将在许多情况下增进能源安全。例如，在一个电动汽车数量占大约三分之二的的世界里，目前大部分依靠石油运行的交通运输将会不那么容易受到燃料供应中断的影响，因为电力可以从多种能源中产生。而且，由于大多数电力都是在其消费地附近生产的，一个电气化程度更高的世界也将更少受到因国家间争端造成能源进口中断的影响。然而，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和消费者从化石燃料转向多样化，能源安全也将产生新的脆弱性和威胁。即使石油使用量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为全球石油生产进一步集中在能够以低成本和低排放进行生产的国家（其中许多位于波斯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设想，到2050年，世界将实现净零碳排放，届时欧佩克（OPEC）产油国在全球石油供应中的份额将从目前的约三分之一上升至大约一半。据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估计，到2050年，这些产油国将占全球石油供应的近三分之二，全球对它们的依赖将进一步加深。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一块很小的蛋糕中的一大部分，但在未来几十年里，对石油的需求还将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并始终重要，即使年需求量在下降。美国的决策者很可能会问自己，如果全球石油生产比现在更集中在欧佩克国家，他们会感到多舒适？面对这一结果，他们可能会考虑一些选择，例如通过更积极地支持国内和比伊朗、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风险更小的挪威、加拿大等国家的生产，将日益流行的“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概念扩展到石油上。一些官员甚至可能主张通过进口税甚至制裁，对那些不太友好的油源国家或地区予以惩罚。然而，采取这样的措施来颠覆市场，提高首选地区的石油产量，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它会破坏由在石油供应中断时改变石油供应路线的能力所带来的好处，还可能招致欧佩克主要全球石油生产国的强烈反对和报复，例如通过限制产量推高油价。补贴国内供应也会与鼓励消费者放弃化石燃料的努力背道而驰。因此，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拥抱全球市场，增加而不是减少战略石油储备，以增强对不可避免的冲击和波动的防御。同时，使清洁能源的投入多样化将比化石燃料多样化更加困难。必要的技术和组件的来源，特别是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关键矿产，比石油分布更加集中。世界上最大的锂供应国澳大利亚占全球供应量的50%左右，钴的主要供应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稀土的主要供应国中国各占这些资源的70%左右。相比之下，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各自只占全球供应量的10%到15%。这些矿物的加工和精炼更为集中，其中中国目前承担了约60%至90%的加工和精炼任务。同时，中国企业还生产了超过四分之三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类似比例的用于太阳能技术的所谓晶圆和电池。美国的决策者最近已经意识到这些脆弱性，并发现它将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变得更加严重。《通胀削减法案》通过为国内生产商提供税收抵免和贷款担保等措施，鼓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生产关键矿产。拜登政府最近与刚果和赞比亚签署了协议，旨在增加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清洁能源矿产的进口。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也在寻求债务交易，以支持中国以外太阳能电池制造业的发展。但是，为了从更多它喜欢的国家获得更多所需的矿产，美国将需要达成更多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并改进美国进出口银行（U.S. Export-Import Bank）等工具，为印尼等友好国家的海外采矿业务提供资金。就美国国会而言，它应该增进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权力，扩大其投资能力。另一个迫切需要更加多样化的领域是浓缩铀。随着全球范围内旨在满足低碳电力需求的核能的使用增加，浓缩铀将变得更加重要。考虑到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俄罗斯作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主要核燃料服务供应国，是一个巨大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的来源。促进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铀生产、转化和浓缩，并大幅提高俄产核反应堆燃料组件的生产，对于维持现有的核舰队和实现脱碳目标至关重要。
一个安全的能源系统必须能够承受意外的冲击和中断并迅速恢复。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是这种复原力的关键。长期以来，政府和私营公司一直致力于保护能源基础设施免受从恐怖袭击到飓风等各种危险。随着转型的推进，他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努力。此外，随着清洁能源经济变得更加数字化和电气化，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网络攻击威胁。私营企业和政府将需要协调合作，以威慑和应对威胁，例如2015年导致乌克兰西部大片电网瘫痪的网络攻击。培养复原力还需要灵活性。在能源领域，灵活性是通过系统每个部分应对其他部分损失的能力来衡量的。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它们产生的能量要么需要储存，要么需要其他来源的支持，输送系统每分钟都要进行调整。这已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能源间歇性更强、电力需求更多变的电网中，这一任务将变得更加艰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如果所有国家都履行其气候承诺，到2050年，全球电力系统对灵活性的需求（以系统其余部分需要调整以应对需求以及太阳能和风能输出变化的数量来衡量）将增加四倍以上。如今，燃煤或天然气发电厂完成了大部分的调整。但随着转型的推进，这类电厂的数量——以及它们作为后备能源的能力——将逐渐减少。为了抵消这一动态，美国的决策者应该采取措施，确保电网中可再生能源增加的份额与足够的平衡资源和存储容量相匹配。这样做将需要所谓的电力容量市场（capacity markets）等结构，即向边际电厂进行价格补偿，使其能够满足高峰需求，即使它们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这样的机制可以帮助确保那些资源不经常被需要的公司继续经营，并支持可靠的电力供应，即使它们的利用率随着电网的脱碳而下降。相关政府官员们还可以利用新工具来处理能源需求，而不会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不便或造成政治上的麻烦。例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消费者将能源密集型活动转移到一天中需求较低的时段（例如在夜间运行洗碗机和干衣机），或者通过降低无人房间的恒温器温度来促使他们节约能源。人工智能也将通过减少能源系统因维护而停机的时间、预测需求和提高储备等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工具本应在2022年12月派上用场，当时德克萨斯州的电网运营商严重低估了消费者的用电量，几乎没能避免大范围的停电。最后，官员们应该避免化石燃料发电的过早退役，因为化石燃料发电可以平衡电网，并在替代能源完全能够提供必要水平的服务之前确保电网稳定。一个有复原力的能源系统还必须能够抵御意外冲击和供应中断。几十年来，决策者一直严重依赖两种缓冲措施：石油生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闲置产能和战略储备。根据上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运后达成的一项协议，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必须持有战略储备。随着转型的展开，这些历史缓冲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能源供应和投资的下降与需求的下降不同步（这在今天看来很有可能），导致体系应对意外冲击的闲置产能减少，波动性加大，那么这些缓冲就更重要了。此外，很明显，无论美国何时需要，沙特都不太愿意动用其闲置产能。随着煤炭发电量在低碳经济中的下降，当前很多发电企业在天然气和煤炭之间切换的机会将会减少。这一新现实可能会导致天然气价格出现更大的波动。最近炼油行业的动荡导致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飙升，这提醒人们，在汽车电气化导致燃料使用量大幅下降之前，有限的炼油投资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由于这些原因，不仅是石油，还有天然气和柴油、汽油等各种石油产品的战略库存将变得更加重要。美国还需要进行清洁能源原料的战略储备，通过与盟国合作，积累锂、石墨、稀土和镍等关键矿产。如果国际能源署能够参与协议谈判，评估哪些国家最适合为哪些库存做出贡献，并定期监测库存构成是否符合当前需求，这种协调将得到加强。国际能源署已经在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出色地发挥了这一作用，如果其成员国选择扩大它的职权范围，它可以在关键矿产方面再次发挥这一作用。
对更大能源安全态势的渴望，刺激了美国和其他地方长达数十年的“能源独立”追求。由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已经实现了能源净自给自足。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因为在全球市场上，任何地方的供应冲击都会影响到所有地方的价格。长期以来，向净零碳体系过渡的支持者一直预示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可能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地缘政治隔绝。但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创造能源安全不是通过更多的各国自治，而是通过更多的一体化——就像它一直以来的那样。相互关联且运转良好的能源市场允许供需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从而使整个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意外冲击，从而加强能源安全。2005年，当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破坏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大部分大规模生产和炼油业务时，能源公司能够通过迅速从全球市场进口供应来避免燃料短缺。同样，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能够暂时关闭其核电部门，因为它可以从全球市场进口其他燃料来源。但在今天的环境中，维持和培养相互依赖比近期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因为世界各国都在接受涉及政府对市场干预增加的产业政策。尽管这些努力可以带来好处，比如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对地缘政治对手的突发奇想（行为）的脆弱性。但许多决策者希望走得更远，通过推动这些政策，将其作为促进国内就业和建立政治联盟的手段，以支持对环境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事实上，尽管气候外交多年来一直以其进步取决于跨国合作的假设为前提，但一些推进气候行动的努力却自相矛盾地存在助长分裂主义和保护主义力量的风险，从而破坏合作。由于欧洲在俄乌冲突期间迫切需要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能源一体化受到了影响。然而，尽管在一个一体化的体系中感受到冲击的范围可能更广，但对冲击的感受也相应地不那么强烈。一体化是一种保障形式，它将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分散到许多参与方。而且，即使更多的自主权比更多的一体化更可取，如果每个国家都只寻求在本国境内生产和消费，也不可能以所需的规模和速度扩大清洁能源使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关键矿产的全球贸易价值需要增加两倍。氢和氨等低碳燃料的全球贸易也需要呈指数级增长。对美国来说，实现能源安全需要减少贸易壁垒，与盟国以及其他符合某些环境标准的国家签订更多的贸易协定。美国还应该取消与清洁能源相关的商品和技术的关税，并帮助敲定《环境产品协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该协定将降低有利于环境的商品的关税，从而降低成本和增加贸易。
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在1974年创建国际能源署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准确、可靠的价格和供应数据，使得政府难以制定政策和应对危机。显而易见，这个教训说明：良好的数据可以让市场正常运转，防止恐慌，并阻止加剧价格飙升、市场波动和能源短缺的投机行为。几十年来，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以及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收集的数据为有关生产水平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并指导了协调释放库存石油等行动。发展清洁能源经济也需要这样的透明度。新兴市场（如绿色氨和氢市场）的数据不足，可能导致供应中断、流动性缺乏和现货价格评估的可得性差，而这些又都会致使价格产生波动。能源转型还将严重依赖镍等关键矿产的市场。但2022年初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镍价在短短两天内几乎翻了两番，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价格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大规模卖空，这使得投资者意识到市场不透明可能引发极端波动。目前，一些私营公司掌握了很好的价格信息，但没有一家实体收集广泛的全行业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国际能源署是填补这一角色的不二选择。理想情况下，该机构将要求各国政府分享矿产的消费和生产数据，并对库存水平做出明智的推断。如果各国政府同意建立战略库存，就像它们对石油所做的那样，这样的数据共享对于确保合规尤为重要。然而，要让这样一个系统发挥作用，国际能源署必须让那些不是该组织成员国、但生产或消费大量这些相关矿产的国家加入进来，这反过来又需要为该机构建立一个新的法律框架。同时，为了防止市场操纵和投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等国家监管机构应要求提高大宗商品定价和交易的透明度。
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从未减弱；在一个资源丰富、一体化的、运转良好的全球能源市场的世界里，它只会被视作理所当然。决策者现在有机会重新审视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给予两者适当的重视，并认识到二者缺一不可。这一努力需要决策者认识到能源安全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自上世纪70年代危机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概念。决策者必须把握能源安全的新风险，并使他们的工具现代化，以应对这些风险。这样做不会分散应对气候变化的注意力，而是会成为其关键；如果没有这种转变，能源危机可能会破坏实现净零排放的努力。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对能源安全的过度担忧可能会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如今，情况正好相反：随着向净零排放世界过渡的推进，对气候的更大威胁将是对能源安全的重视不足。*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转自“法意看天下”。
Jason Bordoff作者：杰森·博尔多夫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和气候变化高级主任、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创始主任。
Meghan L. O'Sullivan作者：梅根·L·奥沙利文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和副国家安全顾问、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事务实践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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