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再接触之际, 揭露白宫80后“中国通”的特殊思路

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对华认知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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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卉

来源｜《国际研究参考》

▲ 拜登政府国安会技术和国家安全协调员 Tarun Chhabra（左）和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Rush Doshi（左三）在2019 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论坛上。图源：互联网

美国拜登政府执政后，一批年轻人在重要涉华岗位上亮相。他们正值40至50岁的壮年时期，多数人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并有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堪称美国政坛新生代的“中国通”。例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高级顾问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助理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蒲杰夫（Jeffrey Prescott）、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Chi Tai）等。如今，美国对华新战略正在形成之中，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总体判断已经定调，拜登在中美关系大方向上的回旋余地很小，更多的是在战术层面细化竞争性合作关系。可以预见，这些新生代“中国通”将在具体对华战略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研究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政策主张，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出了劳拉·罗森伯格等7名较有代表性的新生代“中国通”，系统梳理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政策观点，并对他们的政策影响等做出总结。

 1   新生代“中国通”主要人物及成长背景

拜登政府启用的这几位“中国通”，从年龄上可划分为70后和80后。戴琦、伊莱·拉特纳、蒲杰夫和劳拉·罗森伯格等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具有在政府和智库间的“旋转门”工作经历，与现任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人关系密切。米拉·拉普-胡珀、杜如松和格维茨则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近五年内刚刚走出校门并拿到博士学位，2016年和2020大选中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拜登提供亚洲政策咨询，得以崭露头角，此番首次进入政府部门任职。

（一）工作关系网

戴琦、伊莱·拉特纳、蒲杰夫和劳拉·罗森伯格等70后“中国通”，多数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曾为副总统拜登直接工作，并与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长期共事。

劳拉·罗森伯格现年41岁，毕业于宾州州立大学，后于美利坚大学获国际和平与冲突解决专业硕士学位。她2004年进入国务院工作。2013～2017年间，她先后担任布林肯的高级顾问（其间布林肯担任总统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办公室主任（其间布林肯担任常务副国务卿），为布林肯在一系列国家安全议题上提供咨询，参与了亚太、军控与核不扩散、中美关系、朝核等议题的政策咨询与制定。

伊莱·拉特纳现年44岁，他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2009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伊莱·拉特纳与拜登渊源很深，他2002～2003年曾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工作了一年，拜登时任参院外事委员会主席。2011～2012年，他短暂任职于国务院中国科，后回到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4年。2015～2017年，他接替蒲杰夫任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在政府之外，伊莱·拉特纳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过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地区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和执行副总裁。日前拜登宣布国防部将成立“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对美国对华防务政策进行专门评估，而加入国防部的伊莱·拉特纳已被任命为成员，将是有关工作的重要牵头人。

蒲杰夫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2002～2010年，他曾担任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其间他创建了中心设于北京的办公室，并于2002～2007年在中国工作。奥巴马执政时期，他曾担任副总统拜登的亚洲事务特别顾问、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沙利文是工作搭档关系。2015～2017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任。蒲杰夫汉语流利，曾陪同拜登访问亚洲，并在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为拜登提供外交政策智力支持。作为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蒲杰夫将主要待在华盛顿与国会互动，并在大使级会议中担任大使代表。

戴琦今年45岁，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父母来自中国台湾。她先后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及哈佛大学法律博士学位。1996～1998年，她在中山大学教授英文。2007～2014年，她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执法首席顾问，期间处理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的争端诉讼。2014～2021年，她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担任首席贸易律师，期间曾推动民主党支持《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二）智库关系网

多位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有智库工作经历。据统计，曾在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任职的人数最多，其次为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民主党传统智库。米拉·拉普·胡珀、杜如松和朱利安·格维茨作为新生代“中国通”中的80后，刚走出校门不久，此前一直在智库任职。他们之所以能够迅速跻身美国对华决策圈，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的提携有密切关系。过去2年中坎贝尔分别与他们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合发表了数篇文章，系统阐述了民主党建制派的对华政策观点。

杜如松是印度裔美国人，201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东亚研究学士学位，2018年获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学位。2011～2012年，杜如松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在云南大学进行为期10个月的交换学习，在这期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杜如松中文流畅，与中国学者有较好的交流。在加入政府前，杜如松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大战略和印太安全。

朱利安·格维茨2013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牛津大学深造，并在2018年获得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是在哈佛大学担任学者，2020年8月进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格维茨自幼学习中文，2009年他还曾在中国《财经》杂志社实习。

米拉·拉普·胡珀出生于1984年，本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20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曾在智库兰德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亚洲安全问题等。2016年，她还担任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团队的亚洲政策协调员。2021年担任政府职务前，她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三）新生代“中国通”成长背景分析

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普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长于21世纪中美关系由接触转向竞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民主党新生代“中国通”政策观点的形成，既有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当前美国对华打压的现实政治原因。

第一，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新生代“中国通”大多成长于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实力大发展这段时期，对美国力量充满自信。近十多年来又切身体会了美国影响力下行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历史转换，对他国的可能挑战充满警觉。尽管他们中很多人能讲流利汉语，也曾在中国长期学习与工作，但是他们没有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过程，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感知，更多是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美国霸权利益角度来思考中国，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现实主义的强硬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相比而言，美国老一代“中国通”如傅高义、蓝普顿等对于战争的毁灭性和冷战带来的紧张感有着真实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更懂得接触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赢的重要意义。

第二，以“仕”促“学”的研究背景。老一代“中国通”如傅高义等终生投身于思想界，其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不囿于特定专业或领域，倾向于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并以中美关系发展历程里的历史重大事件来验证和完善其学术成果，学科训练重定性、轻定量，重实践、轻理论，因而对中国有感性的情愫。随着近年来美国老一代知华派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且有“中国情结”的麦克法夸尔、布热津斯基、傅高义等学者相继离世，美国智库“中国通”已经完成了代际转换。与美国上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相比，新生代“中国通”在对华认知上关注当下、强调分歧，表现出了鲜明的消极性和对抗性；他们擅长语言表达、理论构架和技术性细节，但却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情感认知和换位思考精神。他们中的一些人屡次“旋转”于美国学界、政界，以往在政界的工作经历会影响其思维路径，或扭转其看待中国的视角，或更新其研究领域。例如，新生代“中国通”普遍关注新兴技术领域等，促其基于“当今中国”“可能的中国”而不单纯是历史经验中的中国来进行研究判断。但因其过于关注“当今中国”和单方面推理，亦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系统全面的理解，在面对一个宏大的战略问题时，往往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

第三，美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背景。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所处的政治环境相对复杂。他们经历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式”下滑，深受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对手”观念的影响。并且，他们面对一个反全球化、反精英、日趋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环境，以及更讲求“美国优先”的大众舆论氛围，表现出“越年轻，越鹰派”特点。盖洛普（Gallup）2021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79%，这是这项调查自1979年开始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最差的一次。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10个美国人中有9个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近半数人认为美国应寻求遏制中国。为了迎合对华强硬的政治正确，为自身在政坛后续发展积累资本，新生代“中国通”缺乏将美中关系引入正轨的政治意愿，相反，竭力用其中国研究背景，为美更有效地遏制中国构思新战略、新工具。一些官员对极端声音包容附庸，在国会广交盟友，也可以感受其有强烈的个人政治诉求。

 2   美国新生代“中国通”的主要对华认知

早在拜登政府就任前，这批新生代“中国通”就在《外交事务》《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的中国观。他们的对华认知和政策主张上既不同于美国傅高义、蓝普顿等老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也和特朗普政府重用的白邦瑞、波廷杰等人有鲜明区别。其主要对华认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视中国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需要应对的最大挑战”，但不主张全面“脱钩”

伊莱·拉特纳2020年7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美中竞争并非新冷战。中国缺乏任何代表东方集团的东西，而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中国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的盟友也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全面对抗，他们希望从美国和中国同时获得安全和经济利益。但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要着手制定更全面的对华战略。

民主党“中国通”主张重新评估中美相互依存关系。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伊莱·拉特纳表示，“突然的分离会带来巨大和不必要的成本，‘脱钩’更有可能孤立美国而不是中国，从而产生一个北京控制领先技术、数据和标准，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世界。”他们也承认中国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之外，因此不会放弃中美在特定领域的合作机会。杜如松认为中美存在合作空间，尤其在卫生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并认为这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二）对中国制度偏见深刻，呼吁美国对民主国家再投资

美国新生代“中国通”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偏离了美国预想的轨道，美务必阻止中国输出制度模式，并积极行动，全方位展现其强大的实力，以实现对中国威慑。劳拉·罗森伯格将中国定义为“反自由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国家”，认为美国应对中国“制度挑战”的关键是对民主国家“再投资”，通过支持盟友、增强公众教育、技术研发、基础设施的投资等方式守护西方民主价值观。她还主张美对外协调盟友，对内重组相关机构，实现跨部门、跨行业合作，防止中国利用高科技出口等推销其制度模式。

他们还主张通过“合纵连横”给中国“加压”，希望伺机动摇中国战略道路。朱利安·格维茨主张美国应在国内重振经济、控制新冠疫情、合理安排国防预算、扩大研发投入，向中国证明美国仍然强大，向世界展示美国仍然是自由和平等的灯塔。他建议美国公开指出中国的弱点，包括“人口老龄化、生态危机、大量边界争端以及国际声望下降等”，认为中国战略道路是可以动摇的。蒲杰夫呼吁在多边舞台针对中国展开人权外交攻势。

（三）在经贸、安全、科技等领域开展“议题竞争”

在中美贸易议题上，戴琦认为，特朗普政府看似激进，但本质上仍属守势。美国应增加攻势手段，运用补贴等激励措施以降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过度依赖，同时继续利用人权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及盟友对华施压。

在安全议题上，杜如松和坎贝尔于2021年1月联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美国需要推进印太地区权力均势，在该地区部署远程常规巡航和弹道导弹、无人舰载攻击机和水下运载器、导弹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并鼓励地区国家间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和情报伙伴关系。米拉·拉普-胡珀建议美国政府着重投资于高端核威慑和常规威慑能力，以及下一代军事技术的研发，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捍卫美国利益。

在关键技术领域，伊莱·拉特纳主张美国通过增加研发支出、税收优惠和政府购买等措施，来鼓励美国公司与中国竞争；扩大高技能签证计划，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机构，以促进在研发支出、供应链安全、标准制定、出口控制、外国投资审查和敏感技术使用规范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构建遏制中国技术进步的国际联盟。

（四）在气候变化、控制疫情等全球性议题上，接受对华“菜单式合作”

美国新生代“中国通”认为，双方合作领域主要是全球性议题和危机管理。朱利安·格维茨称，美中需要管理器其竞争关系，避免竞争带来“最糟糕的结果”。两国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等重大挑战。两国也需要在网络战以及南海争端等“最危险”的领域通过谈判来划定警戒线，并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和冲突降温机制。

与此同时，美方有意充当评价合作效果的“裁判”。杜如松表示，要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同时“建立激励和惩罚机制”，与盟友建立强有力的联盟体系，以可预测的营商环境、气候和国际卫生合作等作为激励杠杆，促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一旦中国威胁到美国所设想的区域秩序，美国及其盟友则应实施惩罚。

（五）重建“新型”自由国际秩序。新生代“中国通”主张美国以“多边主义”主导覆盖各领域的多元合作机制

杜如松认为，美国应主导印太国家围绕供应链、标准、投资体制和贸易协定展开谈判，谋求将供应链回流美国和转移至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美国应设法提供其他融资和技术援助，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米拉·拉普·胡珀认为，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新一届美国政府应该着手建立一个适合21世纪的国际秩序，推进“开放世界”的国际秩序观。这一新的世界秩序既非传统的自由世界秩序，也非孤立主义，重点是符合美国利益。美国需要主导对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现代化”，防止中国利用自由世界的开放特征在贸易、科技等领域获益，并在全球推广其制度模式。

米拉·拉普·胡珀还认为，美国应该重建美国在亚欧的联盟体系，推动盟友分担更多责任。她指出，特朗普要求盟友分担更多责任的要求有理性成分。美国在欧亚的盟友分别面临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冷战期间形成的联盟战略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应形成一种美国对高端军事防御负主要责任，地区盟国对低端防务和威慑承担主要责任的新结构。 

 3   新生代“中国通”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影响

在拜登政府就职前，人们普遍预计拜登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问题，需要首先控制疫情、提振经济、弥合国内分歧，其后才会腾出手来处理对华关系议题。但从拜登政府上任两个多月的举动来看，拜登本人及主要阁员提及中国的次数远比竞选阶段多。这部分是因为，对华强硬是美国两党所能维系团结的少数议题之一，共和党参议员在拜登内阁成员的提名听证会上反复质询他们的对华态度，对华政策显然已成为拜登绕不开的话题。梳理美国政府的对华言行可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些新生代“中国通”的政策建议保持了一致。

（一）强化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概念

美国总统拜登2021年2月4日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他在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表示美国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方面回应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北京合作。拜登强调，要更好的竞争，美国必须先处理好国内问题，之后与盟友联手，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并重建美国的信用与道德权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3日发表了其任内首场主要外交政策演讲。他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其中之一是应对中国挑战。他指出，中国是唯一能对现有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美国将与中国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时对抗。但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以实力地位来跟中国接触”。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2021年3月3日还公布了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方针》）。在涉华部分，这份报告指出，世界权力分配正在改变，也带来新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竞争者当中，只有中国有潜力结合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力量来持续挑战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

（二）合纵连横构建围堵中国“包围圈”

《方针》中说：“国际联盟优势才是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拜登政府将通过与北约、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亚洲地区的盟友（如日本跟韩国等）合作，在国际上站在一起，迈向一致的愿景，并且团结各国力量，来建立更有效的国际规范，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为其行为负责。”

就职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在重建其亚欧盟友体系，在利用七国集团这一旧机制的同时，还试图利用地缘政治或者议题变化创设新机制，如“民主十国”“四方安全对话”“ 科技12国”“民主治理联盟”等。拜登2月19日先后视频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两场国际会议，他在会上强调了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重要性，呼吁主要市场经济体和民主国家必须合作应对中俄等大国带来的挑战，以及核扩散、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跨国挑战，并承诺将加强与盟友合作，共同应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布林肯和美国防部长奥斯丁2021年3月15日首次出访，选择了日本和韩国作为目的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布林肯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的会谈，有关中国的讨论占据了90分钟会晤的大部分时间。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明确指出，美国高级官员在与亚洲盟友会晤后再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这显示出拜登政府将以与盟友步调一致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

（三）“小院高墙”筑牢美国对华科技封锁网

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的中美科技关系专家小组的成员，2020年11月发表了长篇政策报告《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这篇报告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全面科技封锁政策进行了反思，主张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小院高墙”的针对性打击办法：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即“小院”），并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这一战略很快得到落实，美高级政府官员2021年2月10日表示，拜登政府将考虑与盟国合作，对向中国出口的某些敏感技术增加“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以防中国运用并增进其军事能力。

美国两党也在“强化自身”以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021年2月23日表示，参议院正积极制定一项旨为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希望筹措1000亿美元资金以刺激美国国内关键科技领域的研究，包括了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到半导体等领域。这份法案有望在4月份送交参议院审议，鉴于两党在涉华议题上态度比较一致，该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四）重返多边机构“对冲中国影响力”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退出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10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奉行较为积极的多边主义观，希望通过谈判引领世界议程，通过构建国际秩序来领导世界。拜登在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当晚签署了包括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多项行政令。布林肯2月8日表示，美国将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拜登政府看来，“我们退出之处，中国已经趁虚而入。”

2021年2月25日走马上任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承诺，她“将在联合国抗衡中国，抗击所有中国在联合国决议中加入有害言辞的努力，并抵制中国在联合国关键岗位安插过多中国公民的做法。”

与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简单粗暴式对华政策相比，民主党“中国通”奉行的对华政策显得更有章法：倚重盟友合作、重视多边主义、重在精确打击。也正因为如此，这套对华战略在实施中面临更多外部因素制约，使其有效性大打折扣。首先，特朗普虽然败选，但特朗普主义在美国仍有强大号召力。

特朗普主义本质上是从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逻辑出发来看待美国自身问题，以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为内部问题求解。在特朗普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中国，欧洲、拉美、亚太等都是美国问题的根源之一。本次美国总统选举及其后的一连串事件反映出，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有深厚的政治土壤，已成为目前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未来极有可能再次转向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背景下，美国盟友显然不会把赌注全部压在美国上。其次，拜登政府拉拢的“对华包围圈”能对中国构成多大制约，要看实际进展。美国盟国在如何对抗中国上，远未结成“统一战线”。有多少国家愿冒险响应美国号召有待观察。在美国极力拉拢的国家中，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中国市场和产业链对自身非常重要，更希望在美中间寻求平衡而非一边倒。正如2021年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评论所说：“美国决策、欧洲跟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欧洲国家不会在美国定义的战斗中充当僚机。中国可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第三，美国经贸界和科技企业主张与中国继续合作，构建“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较难如愿。支持拜登与民主党的有三大跨国利益集团，分别是华尔街资本集团、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好莱坞的“梦工厂”，这三者都希望拜登政府改善与中国关系。美国科技媒体“Protocol”2021年3月15日公布了一份题为《科技工作者如何看待中国、人工智能和科技巨头的巨大力量》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限制过头，60%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科技公司进行更紧密合作，58%的人认为美中科技领域冲突可能会削弱美国科技产业。美国《新闻周刊》3月1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拜登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使他的一些最大捐助者面临商业风险，从华尔街到硅谷再到好莱坞，它们始终专注于庞大且仍在增长的中国市场，希望美中间的紧张关系进入倒计时。

 4   结语

综上所述，如果说特朗普执政是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期，那么拜登执政将是美国对华新战略的重要形成期。当前，美国两党在对华新战略总体目标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具体战术上，拜登政府如何实施与中国“竞争、合作、对抗”三者相结合的关系，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任用的这一批新生代“中国通”，将发挥重要作用。特朗普时期重用的一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此前长期游离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并无政府或重要智库工作经历，正是这样一批缺乏理性、政策极端、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的人，把特朗普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对华政策拼凑成为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反华战略，在美国政府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华势力。而纵观拜登政府的这批新生代“中国通”，一方面他们是美国精英体系培养出来的建制派人才，遵循美国官僚体系的传统思维模式，决策行为会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长期浸染在美国政治圈，竭力为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和霸权地位出谋划策，在政商学界有更广泛的人脉和资源，有着更为娴熟的凝聚共识和政治动员手腕。因此，中国如何趋利避害、做好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工作，对于力促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极为重要。

一是加强中美智库交流，借助二轨平台推动两国战略沟通。两国需要从战略和行动两个层面来重新认识、稳妥处理两国关系，以创造两国积极合作、和平竞争的新格局，为竞争建立有框架、底线和规则的“笼子”，防止恶性竞争和失去控制。可通过中美智库交往平台，就如何准确把握彼此的政策意图、厘清中美关系的主要症结、探寻管控敏感问题、化解风险障碍进行前期有效沟通。

二是持续关注美新生代“中国通”观点，推进双方在潜在合作领域迈出第一步。支持两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展开合作，是这些民主党“中国通”的鲜明特点。现在比较明确的是，中美在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经济复苏等全球性议题上，在执法、禁毒、网络安全等双边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中国宜摸清美方在这些合作上的合作立场，由易到难、积极互动、构建信任，促成两国关系重回正轨。但我们也要警惕美新生代“中国通”在多边合作方向的新提法和新倡议，避免陷入其预设的政策陷阱。

三是继续做好中美青年学者交流工作，逐步恢复两国人文交流。这些新生代“中国通”有多人曾在中国访学或工作，对人文交流在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从传统来看，民主党对于“软实力”输出历来很感兴趣。因此，继续做好中美青年学者交流工作，通过共同办会、联合研究、疫情后实地走访等方式拓宽交流渠道，推动其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并为保持中美人文交流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应对未来美国内政外交的新变化。

*文章原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4期。

作者：谢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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