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次申请“入常”被否决, 印度何以成为“推特五常”?

 导读：2023年9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召开。印度媒体近期声称：如果印度今年不能“入常”，就将退出联合国，成立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新联合国”。据悉，印度迄今已6次向联合国申请“入常”，但均被否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因常在国际舆论场上积极发表各类政见、努力展现自我，而被调侃为“推特五常”“油管五常”。为什么印度在国际舆论场上如此有存在感？    本文分析，缘于庞大人口基数、移动网络普及和教育进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等因素，“印度网民”成为国际互联网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而印度庞大的“民主选举市场”，则为印度国内各个群体生产和传播政治话语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由此造就印度政治舆论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印度网民强大的战斗力。在国内舆论战“杀成红海”之后，通过宣传力量引导广大网友集体出征与设置虚假机构相互配合、集团作战两种组织模式，印度对外输出政治舆论，成功跻身国际互联网政治舆论“大国”。
    但与此同时，印度也面临海外舆论的“反向渗透”局面，挑战互联网政治话语权。为此，印度政府一面向推特等国际主流平台开放舆论空间并参与其中，凭借其国内强大的政治话语产能，在国际舆论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却选择性地封禁TikTok这样的国际互联网平台，这虽可避免某些回流国内的反对性政治舆论的影响，但也失去了借助这些平台发声、回击的话语空间。文章虽一字未及中国，但内含一种中印比较的视野，印度互联网舆论的出海经验，或许能为中国互联网治理提供一些镜鉴。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印度何以成为“推特五常”》。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印度何以成为“推特五常”

文｜‍‍詹丹妮

来源｜文化纵横

▲ 印度总理莫迪在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上讲话。图源：UN

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印度网民把“我支持普京”“我支持俄罗斯”等词条刷上推特热搜，引发广大吃瓜网友的关注。2023年6月中下旬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美国欢迎莫迪#、#2023年历史性国事访问#等词条为之预热。哪怕在平时，印度和国际上的新闻报道以及各类社交媒体也不时出现印度要成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或“全球领导力量”等豪言壮语。印度因为常在国际舆论场上积极发表各类政治意见，努力在国际媒体面前展现自我，而被调侃为“推特五常”“油管五常”。为什么印度在国际舆论场上如此有存在感，以至于俨然成为全球互联网政治舆论领域的“大国”？

 1   战斗力强劲的“印度网民”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有一个论断：印度人“惯于争鸣、长于辩论”。这源于印度的“宗教政治”传统。长久以来，宗教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性宗教团体可以垄断话语空间，辩经之风盛行。这种“宗教政治”中的争辩传统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则为之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印度逐渐形成相对完备的政治舆论产业，而正是这种政治舆论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运作培育了一批战斗力强劲的“印度网民”。

印度网民能够成为互联网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首先缘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移动网络的日益普及和教育进步等现实因素。近年来，印度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急剧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印度仅有10%的互联网用户，而在十年之后的2021年，这一数字已经跃升至46%。结合印度14亿的人口总量估算，这意味着超过6亿人是所谓的“印度网民”。另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民众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表达政治观点提供了基础条件，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显示，印度15岁及以上人群的识字率已经达到74%。

印度庞大的“民主选举市场”，则为包括印度网民的各个群体生产和传播政治话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除五年一次的全国大选外，每年部分邦还会进行邦议会选举，这些大大小小的民主竞选活动，成为印度人民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表达输出的训练场。上自各大政党，下至普通选民都在积极表达政治诉求，以确保自身利益不被其他群体侵蚀，或者攫取更多政治利益。最终，依托各类互联网平台，印度形成了“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产业链条。参与的主体涵盖了政党、媒体机构、互联网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等多重群体，且每一个主体都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由此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舆论网络。

2019年的大选充分展现了印度政治舆论产业的运作模式。在政治舆论的生产环节，不同群体根据其组织特点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多主体联动协作，点线面相结合的组织形态。首先，各类政党及其核心领导团体是关键支点，他们具备较强的议程设置能力，负责把握舆论发展的总体方向。以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为例，该党将2019年选举的主基调确定为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塑造莫迪的平民领袖形象。其次，新闻媒体、意见领袖、政党宣传机器等各种舆论宣传力量密切合作，形成统一的舆论阵线。这些群体一般拥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发表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各类言论为利益相关方站台，甚至还出现了编造虚假新闻来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最后，受到舆论引导的普通网民和有组织的网络水军协同作战，来势汹汹，大规模占领舆论版面。这其中，一些被称为“互联网印度教徒”（Internet Hindu）的网民被人瞩目，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产或者中上层的印度教支持者，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高度的政治能动性与中国的“帝吧”网友颇为相似，他们基于对莫迪的坚定支持而聚合起来，并受各种宣传力量动员，团结一心投身舆论战。此外，为了提高莫迪的支持率，印人党还曾在选举前启用推特机器人水军。这些网络水军以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受到统一领导，有计划地围绕特定目标进行舆论引导，展现出更强的组织纪律性。

政治舆论的传播环节则呈现出充分利用各平台特性，多平台齐头并进的特点，目的在于尽可能扩大舆论渗透的覆盖面。第一类是推特、油管等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发布于其上的政治言论可被所有用户浏览、评论乃至批量转发，短时间内达成乘数级传播，从而影响舆论走向。而WhatsApp、Facebook的群组则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中间地带，用户可以加入各种政党或者舆论宣传组织运营的群组并从中获取信息，也可在群组中扩散政治言论，还可以向好友点对点地分享政治观点。在用户的双向交流中，其观点也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意见的趋同。

印度还有一种面向特定群体的全封闭性平台，如莫迪的官方个人应用“NaMo”。这款应用主要用于分享莫迪的近期行程，发布最新政策信息，用户还可直接向莫迪发送信息。下载注册该应用需要登记个人身份信息，尽管国大党人攻击其有泄露隐私的风险，但下载量仍未见下降。在2022年莫迪72岁生日之际，其支持者在NaMo上发送电子贺卡、视频或照片为他送上祝福，类似于饭圈为偶像生日应援，也颇有“宗教政治”传统中信徒对教主进行顶礼膜拜的味道。印人党的宣传机器则通过在NaMo“圈地自萌”成功地凝聚起一批“死忠粉”，维护和提升了粉丝忠诚度，这也为“重拳出击”异议声音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数众多的印度网民成为这些政治舆论的主要终端消费者。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2019年的研究显示，每3个印度人中就有1人每天或定期在社交媒体上阅读政治类内容；部分用户还会积极转发。点开印度推特的热搜，社会热点和政治议题常常占据诸多条目。发达的政治舆论产业激发了印度网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催生政治舆论的生产需求。个体网民本身也借助各类社交媒体积极“键政”，由此形成“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产业链闭环。可以说，广大网民的身影贯穿印度政治舆论产业的各个环节，在一次次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政治信息的过程中促进国内政治舆论产业的蓬勃发展，也造就了自身强大的战斗力。

 2   “集体出征”与“集团作战”：印度政治舆论“出海”的两种模式

在国内互联网舆论战已经“杀成红海”之后，印度通过宣传力量引导舆论、广大网友集体出征的组织模式对外输出国内成熟的政治舆论产业，成功跻身国际互联网政治舆论“大国”。

印度网民也是各大国际主流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他们可以与世界各国网友隔空“对线”，战斗力强劲，这是其活跃于国际舆论场的基础条件。目前，印度网民是Facebook、WhatsApp、YouTube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的第一大用户群体；同时也是推特的第三大用户群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印度，有超过5亿人使用WhatsApp，超过4亿人使用Facebook。另外，谷歌和毕马威的联合调查显示，2016年印度约有1.75亿英语互联网用户，约占其总人口的13%；且随着翻译技术的进步，使用英语的门槛在逐渐降低。许多印度网友具备阅读英语乃至用英语发帖和评论的能力，这也成为他们向国际舆论场输出政治意见的有利条件。

随着印人党政府不断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加大力度渲染莫迪的个人魅力，印度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意愿日益强烈，并逐渐外溢到国际舆论场。2023年年初，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批评莫迪和印度企业家阿达尼的关系过于密切，破坏了印度民主。这一言论引发印度网民，尤其是“互联网印度教徒”的不满。他们“集体出征”，攻占了索罗斯推特账户的评论区——“他（索罗斯）喜欢作风腐败的政府，这样才能跟他们做生意，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印度人热爱他们的祖国。”“不要再讨论印度和莫迪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诸如此类的评论获得许多点赞。尽管部分记者、政治人物和主流新闻媒体也参与了这次事件，但是社交平台上的印度教右翼意见领袖在推动舆论发酵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推文的转发量明显多于其他群体。

可以看到，在对外输出政治舆论时，印度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国内这种以各政治力量为主导，意见领袖、新闻媒体等群体推波助澜，广大网友强力“出征”占领舆论阵地的组织模式。只是这一链条的终端受众，从印度本土网民进一步扩展至世界各国互联网用户，全球网民由此深刻体会到印度人的非凡战斗力与能动性。

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出海”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升级，形成了各类虚假机构相互配合、集团作战的新型运作模式。欧洲独立智库“欧盟虚假信息实验室”（EU Disinfo Lab）从2019年开始多次曝光一个由印度主导、制造和传播虚假的“反华反巴”新闻的国际产业链。从中可以看出印度的政治舆论产业已呈现出如下新业态：一是扩大产业布局，构建自己的全球产业链。该产业链的主导机构是斯里瓦斯塔瓦集团（Srivastava Group），总部位于印度新德里，但是受其操纵的各类机构分布在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750家，已经形成一个遍及全球的政治舆论生产和传播网络。二是提升产业组织化程度，完备制假产业链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不仅生产和传播虚假新闻，而且伪造大量虚假的媒体机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大多仅有网站而无实体。相关新闻报道频繁引用的部分“专家”“调查记者”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三是延伸传播链条，实现以国际舆论反哺国内政治。这些虚假的“反华反巴”新闻先是通过印度主流通讯社，比如亚洲国际新闻社（ANI）的转载，权威性和影响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进而由印度各大知名媒体和网站大量转发，在印度民众当中广泛传播，激发起强烈的“反华反巴”情绪，助力印度教民族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四是优化组织模式，线上舆论攻势与线下游说行为相结合。受斯里瓦斯塔瓦集团领导的报纸《今日欧洲》（EP Today）和《日内瓦时报》（Times of Geneva）发布“反巴”报道，与其关系密切的假冒非政府组织则在巴基斯坦的妇女权益、少数族裔问题上大做文章，组织线下的示威活动，游说欧盟和联合国打压制裁相关国家。

通过这一完备的产业化流程，印度成功借助虚假的智库和媒体等各类机构形成“集团作战”优势，在国际政治领域输出政治话语，影响国际舆论环境：既打压了部分与印度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又借助互联网舆论进一步提升印度作为“民主大国”“未来之星”的正面形象。

 3   海外政治舆论的“反向渗透”

就在印度积极对外输出政治舆论的同时，印度也正面临着舆论“回流”的局面。除了上文提及的虚假新闻回流国内之外，还有许多海外侨民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积极借用各类国际主流社交媒体表明政治立场，反向渗透国内政治。

印人党和相关印度教右翼组织积极“走出去”向海外印度人宣传“印度教特性”（Hindutva），同时也试图将海外印度教侨民的政治意见和物质支持“引进来”。与印人党关系密切的国民志愿服务团通过其海外组织——印度教徒志愿服务团（Hindu Swayamsevak sangh，HSS）积极在各国拓展影响力。以美国为例，HSS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印度中小城镇、相对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IT技术移民。HSS动员吸纳这些新移民，使他们逐渐认同“印度教特性”。这些印度教侨民将对印度教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转化成实际的政治行动，为国内的选举和相关组织的活动出钱出力，卖力宣传，从而影响印度的国内政治生态。

不过，另一方面，部分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声音也顺着这一产业链回流至印度国内，挑战着印人党的互联网政治话语权。这一现象背后主要包含两个驱动因素：一是推动国内议题国际化，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二是动员国内的少数族群参与其政治议程。这其中以锡克教侨民和“卡利斯坦”支持者的例子最为典型。

海外锡克人是印度侨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部分激进的锡克人主张在印度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家。2022年“锡克人支持正义”组织（Sikhs For Justice）在加拿大为“卡利斯坦”举行独立公投，吸引了超过10万名加拿大锡克教徒参加。2020~2021年，旁遮普地区农民曾因反对政府的农业改革法案而发起抗议活动，在这期间，锡克教侨民也充分利用社交媒体为国内的抗议活动筹集资金。在国内外锡克人的通力合作下，这次农民抗议声势浩大，成功“出圈”，获得多位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的声援。

面对锡克教侨民以及“卡利斯坦”支持者的强烈攻势，善于引导舆论风向的印人党政府和印度媒体，以及战斗力强悍的“互联网印度教徒”，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推特、油管等国际主流社交平台和各类媒体上予以猛烈回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TikTok这一全球用户数量最大的短视频平台则处于相对劣势。“卡利斯坦”的支持者在TikTok上竭力炒作相关议题，该平台上的“卡利斯坦”词条已有近3亿次浏览量。而2020年印度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而封禁TikTok，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锡克分离主义的对内渗透，但同时也导致印度充沛的政治话语产能无法在TikTok上充分施展，将这一话语阵地拱手让与锡克分离主义者。

就这样，印度一方面将国内繁荣的政治舆论产业对外输出，但同时又受到回流国内的海外政治意见的影响。国内外双重共振下，印度人在国际舆论场上占尽风头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印度在推特和TikTok上迥然有别的处境，也反映了国家在面对国际话语空间时的两种路径。另一方面，印度向推特等国际主流平台开放舆论空间并参与其中，凭借其国内强大的政治话语产能在国际舆论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虽然也面临部分反对性力量反向输入政治观点，干预国内政治的挑战，但印度仍可以有力回应以保持舆论优势。而封禁TikTok这样的国际互联网平台虽然有助于落实政府保障“国家通信安全”的要求，避免某些回流国内的反对性政治舆论的影响，但也失去了借助这些平台发声、回击的话语空间。

*文章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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