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为什么会无名无姓？

问：鲁迅为何以“阿Q”命名小说主人公？

或曰：这个字母，像是一个脑袋，后面拖下的小尾巴，酷似小辫子。它“画”出了阿Q的形象。形似神也似。—这是中国人惯常的以“（文）字（图）形”来解读意义的思路，这还是训诂释读“汉字”时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追问这个命名，考察鲁迅如此“写”这个名字意义所在，我想，绝非无足轻重。

丁聪插图,胥叔平执刀，选自《阿Q正传插画》，1946年9月出版

阿Q从哪儿来？他有父母么？恰似“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古典小说中，无父无母的人物，当数孙猴子，他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红楼梦》，又作《石头记》，其中的“神瑛”、“绛珠”—宝玉、黛玉，则还是有一个连理的“家”；尽管宝玉同样来自通灵的“石头”，可是，毕竟，他得有一个“贾”（假）姓。阿Q却没来由地“出现”了。……

那么，“阿Q”的“名”，是怎么“失去”的呢？小说叙事者说，除了一个读音，无人可以认定他叫什么。也许，对识字的读书人来说，首先需问的是：阿Q名中的Q“字”应当怎么写？因为，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意义所在，必然与“形”、“音”相关。只有一个读音，无法知道其意义所在。阿Q就是这样一个“无意义”的符号。所以，我们说，似乎有“名”的阿Q，却出于一种“无名”状态。叙述者曰：“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书之竹帛”，“写下来”的“名字”，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生前，更在于“死了之后”。也就是令一个人获得某种“不朽”。这种与“语音中心主义”对抗的“书写”，所具有的意义，确是阿Q一类人物所无法企及的。但是，无法企及，却并非是被剥夺的借口，因为，“无法企及”本身还是留下了一种“企及”的指望。这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时，在现象学意义上，给予这个人的。

那么，阿Q是如何“失去了”名字的“书写”权的呢？叙述者说：“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还是没有查，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鲁迅先生(正面像) 伍必端作

这个“Quei”字，怎么“写”，在中国文化中，确实是个问题。请注意，不是怎么“拼（音）”，也不是用传统的“反切”，鲁迅却采取了“英国流行的拼法”，将其命名为“阿Q”。鲁迅嬉笑冷嘲地说了许多，对这个名字可能是“桂”还是“贵”，确立了“考证学”上的原则。这些原则，确是颇有意思，它显示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成规”。比如，有“名”，还得有“字”，甚至有“号”。关于“名”与“字”，章太炎曰：“郑康成注《礼》曰：‘古曰名，今曰字。’寻讨旧籍，书契称字，虑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名不可二，孳乳寖多谓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称矣。”阿Q无“字”，这不奇怪，毕竟，有名有字，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人家才有的“标配”。阿Q无“号”，“号”乃指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或以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即有。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期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阿Q无号，可是“阿Q”似乎也贴着他揭不下来，成了一个“别号”。又，名字是需要“排序”的，“阿贵”往往排在“阿富”后，“名”之“序”，与“人”之“序”，就这样被“文化”先定地“编码”了。幸而不幸，阿Q也不在文化的“序列”里。

为什么无法用汉字来为阿Q命名，就在于他的“名”只剩下了一个“音”！“音”成为解决“无名”却有“音”者的一个方案，“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盲从《新青年》”，接上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其中玄机，似可深思。不过，阿“Q”这种“表音”、“标音”本身，却是失败的。因为，“Q”字却难以找到与之读音相对应的汉字或汉语。

也许，鲁迅先生在此设置的，或者正是一种嘲讽式的悖谬吧！卡夫卡用“K”作其小说主人公之名，不致产生某种文化上的不适，以中国符号中不曾有的“Q”字来表音，本少合宜性；省略作阿“Q”，这更似乎是“盲从”。那么，鲁迅先生自己对汉字的观点，原本不是正属于“《新青年》”一派的么？那种激进的“汉字不灭，中国必忘”的观点，据传出自鲁迅，或者可以存疑a。不过，鲁迅明确说过：“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也就是说，鲁迅本人关于汉字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新青年》相同，还是其中的激进的中流砥柱。

所以，鲁迅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阿Q”，对当时的阅读者和后来的“我们”来说，并没有遇到什么文化抵抗，或者，其缘由正在于反对汉字甚至废除汉字的意识，早已渗透“大家”的心底。正如小说中，后来出现的小D之类，也“顺势”地似乎自然地为“我们”接受了下来。

麻烦的是，阿Q的“Q”字代表的汉字是什么，绝非无足轻重的事情。“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从许慎的说法中，我们可知，名乃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名更有一种来自氏族的集体意识乃至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它是哪个字，就显得重要了。从个体到集体，都不会无视名字的含义。更何况，“名不正则言不顺”，“名”还与更重要的事物相联系，乃至与“形而上”的东西有关系，“显现”名字，“扬名立万”，防止被“冥灭”，其意义绝不在小。

《阿Q正传》之七  赵延年作

那么，为什么阿Q陷入一种奇怪的“无名”状态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阿Q“无姓”。小说中著名的“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似乎是阿Q没有“姓”的原因。可是，似乎更需要追问的是，阿Q何以会姓赵。小说中说：“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这“有一回”便相当奇怪—难道之前从来没有人关心过阿Q姓什么吗？是什么让一个人可以“无姓”地活着呢？阿Q生活的时代，恐怕并非奴隶时代，阿Q本人亦非奴隶或准奴隶（家仆），怎么会“凭空”产生“有一回”的呢？小说写道：“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中，值得探究的原因在于，阿Q和赵太爷“攀”了“本家”，具有血缘关系。这就是赵家说他“你那里配姓赵”的来由。我们认为，阿Q或者是“攀”本家，这当然需要依据，因为血缘关系乃至家族意识，是中国文化一个重要核心，绝不容淆乱。但是，就此说“你那里配姓赵”，则超越了准则：一个姓，不再是或不一定是纯粹的血缘结合体；一个姓，可以允许有各种阶级、身份的存在，甚至一些家仆就跟着主人姓，以表现衷心和归宿感。所以，说“你那里配姓赵”表现出来的蛮横无知，却令人发指。当然，考虑到阿Q“攀本家”在先，激起的愤怒使得赵太爷口不择言，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剥夺一个人的“姓”，乃一个重大的事件。还是引《说文解字》：“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段玉裁注曰：“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后氏别既久，而姓幾湮。有德者出，则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若大宗然。”“姓”乃“人所生也”，与“人生”关系极大。“姓”最初乃代表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氏族时期。“姓”的产生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检论》中著有《序种姓》，对“姓”有颇为详尽的论述。这说明，“姓”在中国，乃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社会乃至“种族”与人类关系之最为重要的关键。西方文化中，虽然无中国名姓概念，却也有类似意识。总之，对自己“姓”的重要性，在任何人均非可以轻忽地看待。何况是“精神胜利”的阿Q，他怎么会“第二日便模糊了”！西方小说常有以主人公作书名的，如大卫•科波菲尔、绿衣亨利、威廉•迈斯特，等等，也以此种类型结构小说的鲁迅，为何“失去”了主人公的姓名？

《阿Q正传》之八  赵延年作

不妨从小说的虚构，看阿Q如何失去了“姓”、失去了“名”？问题的关键在于，鲁迅他老人家恰恰忘掉了，阿Q是应当有父母的。这个看似大难题的证据，只要叙述者注意“寻根”，一切都迎刃而解。“姓”乃人之“生”来就带着的，从“女”，乃一“母”所生；又与父亲相关，所谓“天子因生以赐姓”，血缘关系可能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却在“有夫妻然后有男女”之后，成为父系的标志。只要有父母，那么，必定有“姓名”。可是，恰恰这一关键，在《阿Q正传》中，被“模糊”了。也就是说，阿Q在小说中，成了横空出世的存在。我们固然不知道他如何“生”，如何“长”，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个意识“模糊”、忘掉自己“姓什么”，乃至“叫什么”的家伙。

阿Q没来由地成了孙猴子一样的纯“虚构”的存在。可是，孙猴子还有他赖以“出生”的石头，我们却无法寻找阿Q的“出身”。这个怪现象，除了鲁迅，恐怕没谁能说得清。……

——节选自《文艺之敌》，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出版

作者简介

骆冬青，1964年10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写作学会会长、美学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著作：《情性人生：心灵美学讲稿》（中华书局2015年），《新闻眼：文化哲学的探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2015年再版），《毒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道成肉身：明清小说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再版），《文艺之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形而放学：美学新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撰写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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