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高层人事调整：政治进程由个体制约向体制制约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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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有关哈萨克斯坦政坛变天的言论甚嚣尘上，焦点基本集中在被坊间称为“大公主”的达丽嘉·纳扎尔巴耶娃身上，认为她的去职是现总统对第一家族的打压。这些说法虽有其合理成分，但未免短视。
不怕慢，就怕站
哈萨克斯坦仍沿着纳扎尔巴耶夫规划的道路前进，这是公认的事实。他辞职后，短期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局，即总统和上院议长互相制约，民族领袖协调仲裁。按照宪法规定，如果总统辞职、死亡或因故无法履职，将由上院议长接任。
这一安排的确是万全之举，既能保证托卡耶夫不脱离“正轨”，又能为纳扎尔巴耶娃提供上升空间。但问题在于，基于政治个体的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政治进程僵化及集体不作为，用一个字形容就是“靠”。单从年龄上看，被靠的只能是纳扎尔巴耶夫一人。这不符合他的安排。
达丽嘉·纳扎尔巴耶娃
5月2日，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终止了纳扎尔巴耶娃的上院议员职权。由此开启了被不少人描绘的“宫斗”场面。政治斗争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必需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良性的政治斗争。但如果以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这场“宫斗”目前展现的后果是正面的。
纳扎尔巴耶娃身居上院议长之职，这相当于悬在托卡耶夫头上的一把剑。现在剑已入鞘，这说明现总统完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忠诚。在因疫情采取的紧急状态期间，总统权限一再扩大，而且得到了议会的支持，这有助于托卡耶夫对国内局势的掌控。
5月4日，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当选为上院新任议长。新议长的诞生意味着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初年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完结。政治进程由个体性制约向体制性制约递进。
技术型官员登场
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
近年来，哈中央级官员调动频繁，能上能下已成为该国高级公务员的基本素质。这样上下调和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检验官员的综合素质；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依附于某个具体部门或行业，而是依附于整个国家机器。
政治体制改革是纳扎尔巴耶夫和“纳托组合”的政治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9月2日，托卡耶夫在自己的第一份总统国情咨文中表示，将把构建“强总统—有影响力的议会—有执行力的政府”的政治体系和生态作为执政目标。
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开启了由政治强人时代向体制性制约时代的过渡。这将是“纳托组合”后半场的重点。哈萨克斯坦社会不是不喜欢强人，只是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强人织毛衣，将执政阶层织成复杂的关系网，而是要求强人仅仅成为政治马赛克中的一个亮点而已。
上院新任议长阿什姆巴耶夫现年49岁，曾担任过总统助理、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副主席、下院议员，自2019年12月起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从政治资历上判断，他的职权重点绝不是制约总统。年轻的、没有政治包袱的阿什姆巴耶夫走上前台的真正目的是推动议会改革。哈国内已经有分析预测，议会将由两院制向一院制转变。不管怎么改，大方向只能是议会获得更大权力。4月15日，纳扎尔巴耶娃曾要求宪法委员会释法，其直接后果是进一步强化了议会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最高权力。
“纳托组合”下半场已启动
纳扎尔巴耶夫和托卡耶夫
疫情与油价波动对经济影响的叠加使哈政府面临着近年来罕有的社会压力。朝野都意识到了新的危机已经来临。另外，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可能。4月4日，俄罗斯喀山发生一起年轻人抢夺80岁老奶奶食品并致其死亡的事件。某些人将这一事件“移植”到了努尔苏丹，称其发生在哈首都某小区。然而重点不是抢劫事件本身或者老奶奶，而是抢东西的是某某族的年轻人。这是笔者在哈萨克斯坦住所的管理员亲口描绘的抢劫案。
如果说“纳托组合”的上半场主角是前总统，下半场就要看现总统了。与托卡耶夫儒雅风范相当的是他的行动力。他能对国内发生的社会变化和事件作出快速有力的反映。2019年南部地区发生军火库爆炸，他马上飞赴现场；针对去年出现的反政府声音，他组建社会信任委员会，主动搭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桥梁；今年2月初南部发生民间冲突后，立即派遣军警介入稳定局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迅速作出了关闭边境和撤侨决定。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托卡耶夫的果决丝毫不逊于他的前任。这也正是大任降于斯人的原因之一。
纳扎尔巴耶夫绘制好航海图后将其交给舵手托卡耶夫。下半场的关键就看舵手和水门们的协同了。只要保持航线，就没有必要再纠结于谁的去留或者哪个家族的利益能否被保障。只要不偏离航线，该是谁的就会是谁的。至于纳扎尔巴耶娃的归处，有一个人她可以效仿——梅德韦杰夫。
与其猜测友好邻国的内斗，不如相信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不允许将政治进程演化成零和游戏的基本政治智慧。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做好接受一切结果的准备，在心理上、道德上和对策上。
（作者：宫卓识，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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