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今日白俄罗斯危机：迟来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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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白俄罗斯近期爆发的政治危机，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尼古拉·梅热维奇（Николай Межевич）近日撰文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延迟而来的民族主义的现象（феномен отложен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而正是上述这种现象；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激发了白俄罗斯的民族自我意识，然而这并不是既定任务的结果，而是外交政策的“多向性”和意识形态“单一文化性”的意外效果。我们现将该文译出，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白俄罗斯共和国过去25年来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莫斯科和明斯克在兄弟国家的言辞中相互沟通决定的。最近，在8月4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人民和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这一规则似乎被放弃了。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在白俄罗斯总统的讲话中兄弟情谊的修辞辞藻又恢复了，但是，莫斯科以及明斯克自身对这些话的信心都变得越来越少。
是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兄弟。但是，对白俄罗斯人来说，乌克兰人也是兄弟。至于波兰人，虽是“表兄弟”，但他们却一起经历了白俄罗斯文明发展的许多个世纪。这一事实对于了解白俄罗斯目前的进程非常重要。
即使是立陶宛，以前是一个令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在那里能够感觉相当舒服的国家，在过去避免了民族主义的大部分过度行径，而现在在我们眼前也陷入了民族主义的古风。这对于总体上了解局势至关重要。
意识到自己身份认同的白俄罗斯，认为来自西方、东方和南方的邻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北方的邻国，是其文明空间的延伸。白俄罗斯人发现自己处于斯拉夫板块的中心，这一位置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爱沙尼亚人只有在海湾对面的北部有兄弟。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没有兄弟民族。大多数中亚共和国的兄弟情谊更多地是源自于苏联的过往，而不是民族志的现实。换言之，白俄罗斯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没有拉特加利亚、爱沙尼亚东北部、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卡拉巴赫，以及我们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所知道的民族文化差异。因此，造成分化的重要原因可能不是民族和历史文化因素，而是政治特征。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这是一项更为复杂的任务。基于人种学的分离是一个糟糕但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何在保持社会的可管理性和有效发展的同时，按照意识形态原则来划分社会？与答案不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白俄罗斯的民族思想诞生于1917年的革命。也就是说，在它出现之时，立陶宛和乌克兰的民族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与立陶宛的特别是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相比，白俄罗斯的民族思想是较晚出现的现象。白俄罗斯民族国家思想在诞生之后立即遭到两种民族主义的火力夹击——绝对不妥协的波兰民族主义和极具侵略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他们就白俄罗斯土地上的边界划分无论如何也无法达成一致。这种情况又迫使白俄罗斯人与立陶宛民族主义结成战术联盟。这就是为什么沉迷于白俄罗斯国家这一想法的人在维尔纽斯写下他们最早的反对波兰的文章。
20世纪20年代模式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具有国际性的状态，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对民族文化展现出来的示范性尊重，直至"白俄罗斯化"，正是在“深层人民”（глубинный народ）中给它增添了坚韧性。苏维埃政权自然而然地获得了胜利。
“白—红—白”色的旗帜是不吉利的，在其制作完成之时，就成为一小群民族知识分子的象征。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讲俄语、波兰语甚至是立陶宛语。这有点像目前的情况，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用俄语解释他们对白俄罗斯语言的热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的黑暗阴影笼罩在这一旗帜上。所谓的白俄罗斯自治政府使用它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在这些旗帜下，辅助警察和其他部队向“希特勒-解放者”宣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与使用俄罗斯象征物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三个世纪以来，白俄罗斯国家的多少胜利和失败荫蔽在俄罗斯旗帜之下。弗兰格尔和其他将军在内战期间携带这一旗帜。只有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军”在其短暂的存在期间没有给旗帜增添荣誉。【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1901-1946)曾是苏联红军将领，二战期间被德军俘虏，继而投降，为法西斯德国效力。——译注】
民族主义在1990-1994年期间的短暂复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温和的。有意思的是，现在呼吁“去俄罗斯化”的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Станислав Шушкевич）在其执政期间并没有发出过类似的声明。（舒什克维奇是白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译注）
顺便提一下，关于“去俄罗斯化”，继美国雷德福大学格里高利·奥菲（Gregory Ioffe）教授之后，我们注意到，“去俄罗斯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恢复到历经几个世纪考验的某种初始标准。然而，即使在爱沙尼亚，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爱沙尼亚人在15世纪都讲爱沙尼亚语，并在20世纪继续讲爱沙尼亚语，在不长的五十年里也熟悉俄语。但在此之前，是德语和瑞典语，而之后是英语。
15世纪，在后来的白俄罗斯共和国领土上，没有人会说白俄罗斯语。这纯粹是苏联设计出来的产物。即使在20世纪，尽管有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支持以及卢卡申科迟到的民族政策实践，由布罗尼斯拉夫·塔拉什科维奇（Бронислав Тарашкевич）1918年开始创建的白俄罗斯语，也只是局部被人使用。然而，白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费杜塔（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ута）在他的著作——《卢卡申科：政治传记》中指出，白俄罗斯总统的第一次胜利正是由于人们对迅速向南北方扩展的波罗的海-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恐惧。但是，自2014年以来的某个地方开始，并非不受某些已知事件的影响，白俄罗斯境内的非正式规则发生了变化。对民族主义的传播者来说，如果不是开了绿灯，那也是开了黄灯。白俄罗斯社会相当大一部分抗议的结果表明，携带国旗游行，这在某种形式上是对卢卡申科的支持。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最为严肃的问题。相应地，反对派“得到”了“白—红—白”旗帜。
让我们总结一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延迟而来的民族主义现象。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激发了白俄罗斯的民族自我意识。然而，这不是既定任务的结果，而是外交政策“多向性”和意识形态“单一文化性 ”的意外效果。
乍一看上去，白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俄罗斯、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而正是迅速蔓延到街头的延迟而来的民族主义（отлож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不过，这里应该作出一个重要的假设。那些宣扬开明的民族主义并注意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特殊性的力量，在短暂发挥了自己的之后，可能将从舞台上消失。
主导地位将由那些对民族复兴思想完全无动于衷的，并专注于与西方实现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团体所占据。今天的“红绿”与“白—红—白”旗帜冲突对他们有利。将自己定位为“新的向度”，但有着明确的大西洋取向的第三股力量，不会很快出现。它将由今天仍然去参加集会既“支持卢卡申科”又“反对卢卡申科”的那些人所形成。
（翻译：李雯，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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