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士平|图像运用与传神表达——以吴为山雕塑《陶行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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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美 术
Contemporary Art
图像运用与传神表达
——以吴为山雕塑《陶行知》为例
南京晓庄学院讲师|许士平
摘 要:在本雅明提出“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问题以来,当代图像文化(或视觉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显学,并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图像在大众审美、文化和心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中,对于图像的运用既是艺术家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也是有待深入认识的理论问题,直接关系到从图像生产的角度去认识艺术创作中对图像的运用。因此,本文以吴为山雕塑《陶行知》为例,从当代图像文化理论的角度并以其三个图像概念为基础,围绕图像运用与传神表达的问题展开探讨。
在当代图像文化研究中,“图像”一词在英文中涉及icon、image和picture三个术语,但它们对应着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icon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肖似”,在后来的发展中被用于指称基督教的图像或圣像。image和picture都包含图像的意思,但picture的原意为图画,即一种经过制作、加工后的图像;而image指某种隐含的形象或意象,在当代图像文化研究中则指图像不可改变的影像,即“原像”。相对于这种“原像”,picture就是通过制作、加工后生成的一种新的图像,即“制像”。由此,图像就具有了三个层面的指向:原像(image)、制像(picture)和圣像(icon)。在这三个层面中,原像是图像不可移易的本质属性,它规定了图像的基本特征和成立条件。制像是对原像的复制、加工和运用。当这种制像被赋予了文化和宗教的含义之后,便获得了新的升华,从而具有了圣像的含义。
可以看出,图像在三个层面的指向是对柏拉图模仿论的发挥。这样的阐释使我们对图像及其运用有了新的认识,其中图像转换是图像意义发生改变的关键。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图像转换决定了图像所生成的新的意义指向。在美术创作中也同样如此。在美术创作中,使用图像的案例比比皆是。特别是现代艺术以来,图像不仅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也作为观念和语言方式成为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现象表明,对图像的运用既是形象塑造的参照,也可通过图像转换进入新的艺术创造。
从历史图像到一件艺术品的完成,首先面临的就是图像转换问题。显然,雕塑《陶行知》作为一件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图像(主要是照片和翻制的脸模、手模)为参照创作的视觉艺术作品,其中同样涉及当代图像文化研究中“图像”的三个层面。吴为山的作品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陶行知是现代著名教育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影响下,陶行知立志教育救国,大力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他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于南京小庄创办了“晓庄乡村师范”,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三大理念为宗旨,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致力于“办好乡村教育,改造乡村社会”,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行知留下了大量分布于其各个时期的历史图片资料,从这些图像资料看,陶行知头部方中见圆,额头饱满突出,嘴角自信而坚定。体态匀称,身材中等,晚年略有发福。陶行知去世后,其同事、画家许士骐用石膏翻制了面模和手模,并绘制了速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实物文献。
抗战胜利后的陶行知,图片来自南京
陶行知纪念馆,许士平摄
从图像的《陶行知》向雕塑的《陶行知》的转换,必然涉及艺术家的学识、认知,以至其艺术风格和语言特征等综合因素。吴为山为南京创作了两件《陶行知》作品,分别位于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2002年,花岗岩浮雕)和南京晓庄学院(2021年,青铜圆雕),前者为半身浮雕,后者为全身圆雕。浮雕表现了陶行知中年时期的形象,圆雕则凝定在晚年成熟时期的陶行知。
1946年7月,画家许士骐根据陶行知遗容所作的速写,
图片来自南京陶行知纪念馆,许士平摄
浮雕《陶行知》位于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该校前身包含了原东南大学教育科,而陶行知就曾任该科(系)主任教授,这时也正是陶行知美国留学归国之后事业刚刚起步的时期。从作品看,作者确立了一个身着中山装,目光前视,意气风发,形态干练而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自信的陶行知形象。这个形象吻合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陶行知,但与后来照片图像中略带微胖体态的陶行知并不完全一致。显然,这是一个经过作者艺术提炼和图像转换之后,更具历史感和“真实性”的陶行知,而这个“陶行知”已被赋予了个性和时代性,成为具有时代感、使命感和理想情怀的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与这个形象不同,南京晓庄学院的圆雕《陶行知》塑造了一个成熟期的陶行知形象:他站在那里,头部微低,左手持书、右手抬起,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什么,抑或正在教学之中。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陶行知的形象:一个循循善诱、面目慈祥地站在那里向人们“讲述自身,讲述人生,讲述他心中的爱”的陶行知。这个形象是与雕塑所处环境以及陶行知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晓庄学院作为陶行知以“行”为本的教育理念具体实施的大本营,已成为中国乡村教育和陶行知教育理念成功实践的象征,陶行知在这里不仅培养出了大量杰出人才,还以此为基地将其教育理念扩展向全国。因此,这个形象不仅是对陶行知一生教育实践的总结,也成为那个时代教育家的化身。
图像运用与传神表达
当代图像文化理论特别强调图像语境的作用。按照其逻辑,原像的本质存在于其原有语境之中,从原像到制像,由于其间存在着复制手段和语境转移的作用,制像在不断复制和运用中由于其原有语境的剥离而逐步丧失原像的本质。这种原像的本质就类似于本雅明的“灵韵”或“光晕”(aura)。尽管本雅明所关注的主要是艺术品,但是他所指出的机器复制品(制像)与原作(原像)的偏移,却存在于所有的图像复制之中。若按此理论推定,如何对原像的复制给予新的界定和认识,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实际上,在艺术创作中对图像的运用与图像文化理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主要在于当代图像文化理论建基于西方文化和艺术,还缺乏对更广泛的(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历史的宏观把握,由此导致其对原像、制像和圣像之关系的讨论中,明显存在着矛盾和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传神”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
无论是机器复制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涉及对图像的运用问题,而图像转换则是图像运用的第一步。图像运用必然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以吻合作者的意图。从艺术创作的手段看,图像转换有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两种方式。所谓直接转换即将图像直接运用于作品,并通过对使用环境的改造而实现图像意义的转换。而间接转换则是在对图像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改变原有图像的表象因素,并抽取出其典型特征进行综合融汇而实现的转换。可以看出,直接转换与间接转换有着本质的不同:直接转换的结果表现为图像本身的显现,其目的在于凸显原像本身的力量,而间接转换的结果表现为图像本身的隐逸,其目的在于凸显作者的意图。可以看出,直接转换的结果是对原像的新的呈现,而间接转换的结果则是超越原像的再呈现。尽管二者皆可实现图像质的转换,但从图像文化研究中图像的三个层次看,图像的直接转换仅仅实现了制像的转换,而间接转换则在制像转换之后为圣像的转换提供了可能。雕塑《陶行知》是一种典型的间接转换方式。假如说陶行知的图像资料(主要是照片和翻制的脸模、手模)是原像,依据这些原像综合转换后的图像是制像的话,那么对制像的进一步升华而进入传神表达的图像我们可以视为圣像。
显然,对于艺术创作而言图像转换并非目的,而是进一步达到“圣像化”的过程和手段,而这种所谓“圣像化”也就是如何赋予其文化或宗教的含义,可将之理解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传神表达。由此可见,艺术作品在对图像的运用中要超越一般化的图像转换而达到“圣像化”的传神,就必须使之获得精神的含义。
吴为山是一位以写意闻名国内外的雕塑家,而这种写意中又蕴含着写实的因素。他的《陶行知》是近年来少有的以写实为主的雕塑作品,在两件《陶行知》作品中,他将写意融入写实之中而更强调了写实的一面,这显然与陶行知以“行”为根基的教育思想和笃实精神的表达紧密相关。写意雕塑注重韵味的传达,而写实雕塑则更强调形象的刻画,但二者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最终都归结到一个共同的交汇点,即传神。
形神关系是中国传统画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世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与和谐,即形与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神”是本源,“形”则为外在的客观表现,但神又是通过形而得以反映。所以《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进入南北朝时期之后,形神论开始被引入文论范畴。东晋顾恺之就主张“以形写神”,强调形与神的递进关系,谓之“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在这里,迁想就是艺术家通过对客观对象的揣摩、体会、洞察,将自己的想法、感受移情至创作对象,通过巧妙构思、艺术想象以与之共情。而谢赫之“六法”则以气韵为要,强调神对形的统摄作用。尽管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形与神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还是主张形神兼备,即形与神的统一。
吴为山《陶行知》高浮雕花岗岩高217cm 2002年
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
雕塑是一种对象结构关系塑造的艺术,即通过雕和塑,以减和加的手法将对象的形象、形体或形态凸显出来,对象的结构关系决定了对象的形象、形体与形态,而对象的形象、形体与形态又是与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当代图像文化理论角度说,这种递进关系就使我们可以将雕塑创作的关系与图像文化三层次相对应,而从传神表达的角度说,创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艺术作品传神升华的关键因素。正如吴为山在雕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所言,其创作立意就是要塑造一个“永远在这里讲述自身,讲述人生,讲述他心中的爱”的陶行知形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意图或立意,吴为山所创作的陶行知就超越了一般的“陶行知”形象而具有了内在的神韵。在这里,无论是讲述自身还是讲述人生,抑或教学,都表达了陶行知心中的爱。因此,爱,是陶行知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出发点,正是因了这份爱——对祖国和民族的爱、对人民的爱、对孩子的爱和对教育的爱,才使陶行知义无反顾地投身乡村教育,孜孜以求,鞠躬尽瘁。这也正是作者希望通过雕塑《陶行知》向人们传递的陶行知精神。
而这种陶行知精神,在吴为山的两件通过图像转换之后的雕塑作品中,却给予了不同的表达:浮雕《陶行知》的坚定、自信和意气风发,意味着一个即将投身未知但伟大的事业的时代青年的决心和担当;圆雕《陶行知》的慈祥、敦厚与亲和,展现出一种包容、平易和面向人间的无疆大爱。尽管这是不同时期的“陶行知”,然而它们都突出了陶行知以“行”为基础的教育理念和人物性格,即将人物还原到历史之中,又昭示了陶行知的当代意义。
吴为山《陶行知》青铜雕像高354cm 2021年
南京晓庄学院方山校区
按照西方的图像文化理论,图像的“原像”是不可改变的,任何“制像”在对原像的复制中都不可避免地损耗了原像的本质,或者依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模仿论的解释,就是在对“理式”(idea)的复制中远离了理式。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当代图像文化理论中的三种图像概念,体现出理论家对当代图像问题的敏锐性与深刻性,但显然,西方当代图像文化理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图像复制者(或艺术家)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即意象和与之相关的传神理论,其典型表述即“得意忘象”。“意”为本,“象”为用,合而为“意象”——经过艺术家转换之后的新的形象。因此,在当代艺术的图像转换和运用中,在艺术家的有“意”选择下,任何图像都只是其得以利用从而形成新的意象的资料或手段,而这样的意象则与对象的精神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如果做一个比较就能发现,在众多《陶行知》的雕塑作品中,吴为山的《陶行知》最具艺术性和个性,且两件作品各具特色。无论是浮雕《陶行知》的坚毅、自信,还是圆雕《陶行知》的宽厚、仁爱,都对凝聚了时代性特征的知识分子“陶行知”做出了各具特色的深刻阐释,使人们感受到了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特征、个别中包括一般或一般中包含了个别的艺术形象。这是一种在中国传统“传神”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艺术形象,在写实中蕴含了写意,或者说以写意的意象眼光诉诸写实的形象,从而实现了对象的传神表达。(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Image Use and Vivid Expression:
Taking Wu Weishan’s Sculpture Tao Xingzhi as an Example
Xu Shiping, Lecturer at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Walter Benjamin put forward the production issue of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image culture (or visual culture)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discipline and made people increasingly real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images in public aesthetics, culture and psychology. In artistic creation in particular, the use of image is not only an unavoidable practical issue for artists, but also a theoretical issue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 understood, which direct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image in artistic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production. Taking Wu Weisha’s sculpture Tao Xingzh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image use and vivid expression from the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image culture theory and its three image concepts.
Keywords: Wu Weishan; sculpture; Tao Xingzhi; image transformation; vivid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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