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诚｜漫画的转型与速写的出场——叶浅予1935年北游之旅考论

Original 《美术》美术杂志社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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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美术

Modern Art

漫画的转型与速写的出场

——叶浅予1935年北游之旅考论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李中诚

摘要：叶浅予1935年的北游之旅，既是他速写生涯的标志性节点，同时也是其接触平津文化圈的重要契机。北游之旅正值叶浅予的漫画成名作《王先生》影视化之路肇始，对他在漫画上进行平民化、跨地域的叙事转向具有直观的推动作用。与平津文化圈的交往，则为意图寻求艺术转型的叶浅予提供了多元的文化滋养，不仅形塑了他对漫画、速写的新认知，使叶浅予注重速写的现场感知意识与本体艺术价值，更以趋于传统导向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他对“传统”在融入大众趣味与世俗审美层面的探索，为“速写漫画”的生成奠定了深厚而鲜活的学理基础。

在叶浅予从漫画家到国画家的身份转型之中，速写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自1933年秋在上海与墨西哥漫画家珂弗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相识之后，叶浅予便受其影响而开始频繁地进行速写写生，以至于到1942年开始集中地进行中国画创作，再到1947年前后作为“新国画的健将”被徐悲鸿推上中国画坛——显然，速写是叶浅予从漫画逐渐进入中国画笔墨造型语境的独特路径。而他在1935年与梁白波、宗惟赓的北游之旅，则可视为其艺术生涯中，首次在从事职业漫画创作之余深度进入速写的创作语态，进而观照现实生活、探索新绘画的艺术实践。

作为叶浅予北游之旅的主要成果，以1936年《旅行漫画》和《浅予速写集》为代表的“速写漫画”，一方面是受到珂弗罗皮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北方风土人情油然而生的艺术灵感。“速写漫画”兼具了漫画与速写的特点，富有转型和拓展的双重属性，是叶浅予从职业漫画领域延展，探索新艺术语言与艺术观念的肇始。同时，“速写漫画”的诞生离不开北游之旅中，叶浅予交往于平津文化圈所收获的文脉滋养，故而“速写漫画”在其艺术之路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学理意义。

一、凸显漫画名家身份的北游之旅

1935年，叶浅予时任《时代》图画半月刊编辑，摄影家宗惟赓系《时代电影》主编，同时也从事漫画创作，曾求学于“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的梁白波则刚从菲律宾回到上海，因投稿漫画与叶浅予结缘。他们3人的北游之旅，最初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官方组织的公共卫生教育活动，于3月27日正式启程北上。

邵洵美作为发行《时代》和《时代电影》的时代图书公司的核心人物，同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王敦庆、曹涵美、张大任、张乐平，文学家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林徽音、穆时英等共计30余人为3人的北游之旅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另外也一并为刚从法国回来的诗人戴望舒接风洗尘，对此《时报》刊有新闻专稿予以报道。3人北上乘坐的是“津浦路卫生宣传列车”，即分派宣传员至各大车站进行卫生宣传，同时进行清洁检查的专列，所在的20余人的宣传团被分为宣传、检查、清洁、保健、总务5组开展活动，三人则被另外安排绘制宣传图画和进行沿路摄影的工作。

北上的宣传列车自4月2日从江苏浦口出发，先后经过蚌埠、徐州、临城、兖州、泰安、济南、德州和沧州，于4月14日晚抵达天津。其间，叶浅予除了帮助宣传团完成相关工作，便笔耕不辍地进行速写，如他自己所言：“那种与南方截然不同的大陆气候下的生活姿态，在津浦铁路沿线开展着，我好像采金者一旦觅到了大量金矿似的，乐的无可形容。”宣传团在天津举办了两场规模盛大的集会，叶浅予则应天津《益世报》之邀作画，并在该报上发表了作品专页。4月16日晚，宣传团出发前往北京，计划沿途考察平汉、平绥、北宁三路的卫生建设。叶浅予3人到达北京的时间，大约是在4月25日，最初跟随宣传团下榻于王府井大街的王府旅馆，后来则租住于金鱼胡同的中华公寓。在北京停留的一个多月期间，他们还往返了山西大同游览。因时代图书公司的函电催促，他们在5月29日返回天津，在天津逗留几日后旋即南下。

在北京期间，叶浅予游览体验了京城的历史文化名迹，如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大栅栏、王府井、天桥、鼓楼、琉璃厂、雍和宫等，还观看杨小楼、荀慧生、谭小培等戏剧名角的演出。他以高度饱满的速写创作热情，捕捉着所见所感：“及至北平，天天徘徊于天桥、庙会、街头、以及胡同角落，凡是所见的，都成了我画册的俘虏，平均每天消耗速写本一册，总共收获在30册以上，其中看不得的东西当然太多。”（图1、图2）同时，他还以漫画名家的身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活动，接触了诸多平津文艺圈人士。他本人对此的记述却颇为简单：“不出半月，和北方的漫画同行、摄影诸友及记者文人混得很熟。”事实却并非如此，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在北京的叶浅予与刘凌沧、童漪珊、席与承、齐白石、王森然、徐燕孙、吴迪生、王君异、王青芳、赵望云、蒋汉澄、姜公伟、张醉丐、张印泉、赵澄、萨空了等文艺圈中的活跃人物均有过交往，这不仅印证了以漫画《王先生》成名于上海的叶浅予在北京同样也有一定声望，更说明了北游之旅对他而言，无异于一个跨越了地域、文化与职业边界，通过与诸家交往进而开拓艺术视野的重要机遇。

图1 叶浅予《北平古趣：玉壶春茶客》，

载《良友》1935年第107期

图2 叶浅予《北平古趣：三百年老店白肉铺之

掌俎者》，载《良友》1935年第107期

在叶浅予和平津文化圈的交往中，刘凌沧和宗惟赓应是比较关键的人物。刘凌沧于1926年加入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1927年任会刊《艺林旬刊》的编辑，1933年被京华美术学院聘为教授。除了对传统画学文脉的研习，刘凌沧还放眼于西方现代派与漫画等域外美术，发表了如《二十年来中国漫画的演进》《世界漫画三杰》《英国漫画》《中国漫画谈》等文章。特别是在见到叶浅予之前连载的长文《中国漫画谈》，基于当时漫画发展的现实情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纯藉新闻的力量而进展，轮廓已定出路尚有问题”的论点，也体现了刘凌沧作为活跃于平津地区的美术家，推动北京漫画融入以上海为主导的主流漫画格局的愿景。或许正是因为对漫画的强烈兴趣，刘凌沧通过宗惟赓、蒋汉澄的介绍而结识叶浅予。两人于4月26日在宗惟赓的家中初次会面，随即畅谈关于漫画《王先生》的创作以及影视化的一些话题。也正是其连载于天津《大公报》上的两篇长文《漫画家叶浅予在北平畅谈：“王先生”的秘密》《漫画家叶浅予在北平》，方才记录下叶浅予北京之行的诸多行迹。

摄影家宗惟赓除了自己时常创作漫画，其实很早便参与到北京漫画界的活动，在上海和平津地区的文艺圈中都有着颇为广泛的交游。他在1927年春与冯翰、童漪珊、雷奎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漫画社”，次年5月27日改组为“五三漫画会”，成为北京首个带有爱国进步倾向的漫画社团，王君异、蒋汉澄皆为其中成员。

相对于革命和先锋色彩浓郁的上海和广州，长期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北平深受传统文化的主导，画坛的整体风气亦趋于传统。这一时期“尽管发生了批判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主张保存国粹的京派画家却在画坛独占鳌头”，特别是在中国画领域。如刘凌沧所加入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国时期“传统派”画家的重要阵地。

但以漫画家身份在北京活动的叶浅予，所引起的热烈反响似乎超越了新旧之辨、东西之争视野下的阵营边界，而为文化圈所普遍接受：“漫画家叶浅予到平之后，实在给了北平艺术界一种兴奋的感觉，不论新旧画坛，很多人想得到一张‘王先生’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这一月来，中华公寓的门前，呈现空前的热闹，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真是络绎不绝，他除去睡眠之外，简直得不到休息的时间。”这一方面是基于《王先生》的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声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漫画作为“舶来”的通俗大众艺术，其自身的视觉消费属性，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精英美术在西学东渐风潮下所须面对的创作争论。

二、北游之旅中的《王先生》：影视化之路与漫画创作的转型

《王先生》系列漫画最初刊载于1928年4月21日的《上海漫画》创刊号，是《上海漫画》为了吸引读者，借鉴英文报纸《大陆报》（China Daily）所连载的美国长篇漫画，而委任叶浅予执笔所作。《王先生》以“王先生”和“小陈”两位市民阶层的人物为主角，因为“从实际生活中吸取题材而加以夸张或漫画化，因此使得多数市民阶层的读者对它感到亲切”，在幽默之余尽显对世间百态的谐谑揶揄。

连载《王先生》的《上海漫画》最初由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等人集资开办的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1929年10月20日，同由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的《时代画报》创刊，叶浅予任编辑，随着1930年6月《上海漫画》与《时代画报》合并为《时代》图画半月刊，《王先生》便从《上海漫画》移至《时代》的版尾。1932年10月9日，上海《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创刊，经一位季姓画家向《晨报》社长潘公展的引荐，叶浅予开始在《图画晨报》连载《王先生》系列漫画，为了与《时代》相区别，遂将之定名为《王先生别传》。1933年11月1日，因为邵洵美投资入股，中国美术刊行社改组为时代图书公司。时代图书公司在1933年6月至1934年1月间出版了《王先生》漫画单行本三集，在1934年8月，上海晨报社亦出版了《王先生别传》单行本。也正是在1934年——“王先生”漫画于各类报刊、出版物上的大放异彩与巨大成功，引起了电影界的兴趣，开启了与出版同样成功却又带有波折的影视化之路。

《王先生》的首部电影由天一影片公司开拍于1934年4月，上映于同年6月。根据魏昌绍的考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电影公司相继拍摄了《王先生》《王先生的秘密》《王先生过年》《王先生到农村去》《王先生奇侠传》等11部电影。首部《王先生》电影缘起于当时天一影片公司的一位演员，也就是电影中“王先生”的扮演者汤杰的提议（图3）。而叶浅予对影视化改编的计划则比较犹豫，他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因为‘王先生’在《时代画报》上虽然受人们欢迎，但它藉助于画面的说明不少，（二）中国影片公司对于漫画的特性，充分了解的实在不多，‘王先生’倘若拍成电影，未必合乎原作的精神。”但在天一影片公司老板邵醉翁和《晨报》社长潘公展的帮助下，基于“影片中须要注明，王先生是根据时代画报改编”的互益条件，作为漫画家的叶浅予最终与演员汤杰达成合作，从而使得“王先生”首次亮相荧幕。

图3 叶浅予在天一影片公司绘制“王先生”，

右为演员汤杰，载《青青电影》1934年第3期

在首部《王先生》电影取得了“连映了一个月的工夫，上座天天拥挤”的巨大商业成功后，天一影片公司意图趁热打铁拍摄续集，但在片酬、著作权、制作班底等方面产生了矛盾。诚如叶浅予所言：“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之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对于倾注情感、精力而细心打磨的漫画形象，叶浅予自然注重对作品版权的把控，而汤米亦在此时脱离了电影公司。随后在“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周剑云、律师袁仰安及其他投资人的经营之下，由叶浅予以漫画版权入股并任经理的“新时代”影片公司正式成立，负责拍摄《王先生》的续集，由母公司“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制作并代为发行，使用的是此前以汤米为核心的制作班底。

正是在北游期间，《王先生》影视化的第二部作品《王先生的秘密》在平津地区上映，如北平真光电影院自1935年4月24日起便开始放映该片，在北京《益世报》上刊登的新闻中，还提及“发明王先生之叶浅予氏，近方到平游览”来为影片造势。作为“新时代”影片公司出品的第一部作品，亲任监制的叶浅予和主演汤杰自然对《王先生的秘密》注入了大量心血。以至于在影片受到比前作更多批评的情况下，叶浅予仍认为：“但前后费去两万多元的开销，半年的时间和心血，视‘天一’一个月完成的作品，在精神物质两方面讲，所费实在不资了。”其背后所透露出的，不仅有跨媒介演绎之中叶浅予对作品质量的把控，还有其作为漫画原作者的版权意识，以及对影视化作品须合乎原作精神的追求。

由此可见，作为漫画家的叶浅予在北游之旅中不遗余力地宣传《王先生》，实际上也是强调自己作为电影《王先生的秘密》原作者的身份，而依托电影所带来的消费热潮，亦可巩固其作为漫画家在美术创作层面的地位。为此叶浅予自述北游之旅有两大目的：“一方面沿途给《时代》搜集材料，一方面在北平编制第三部出品的剧本。”两者其实都显现出叶浅予并不满足于《王先生》受限于家庭琐事与十里洋场，意图让其融入更为宏阔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其更为平民化、跨地域的多元叙事可能。

北游之旅中所见到的与南方极为不同的风土人情，直接给予了叶浅予丰沛的创作灵感：“这次北来，实在是‘王先生’转变的一个阶段，过济南的时候，看见山东‘老哥们’吃大饼夹葱，北平的卖豆汁烤白薯的小贩，这虽是极微的角落，实能表现出某一地方‘风土’的特征，将来想使‘王先生’也尝尝这种生活的滋味，画中的文字说明，也想改用通俗的国语。”事实上，当时“新时代”影片公司出品的第二部作品《王先生过年》的剧本已经完成，而第三部作品《王先生奇侠传》的剧本便完成于叶浅予的北游途中，并融入了拍摄北京天桥江湖卖艺人镜头的构想。在剧本编写上对北方地域文化与现实因素的融入，与叶浅予寻求漫画创作的转型，以及热衷于速写写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叶浅予在漫画创作上的转型意识，正如天津《庸报》的漫画家童漪珊的评论所言：“他将以整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姿态，渗入‘王先生’的生活里，这也是他此次北游的真正目的。”至于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的直接方法，自然是叶浅予所热衷的速写写生：“叶先生每天除去酬酢之外，唯一的工作就是写生，一个月的工夫，虽然多是铅笔速写，四五百幅的数目，实在很可观了。”酬酢和写生，两者皆因《王先生》而起，前者借用《王先生》的巨大名望形塑叶浅予漫画名家的身份，为此叶浅予专门绘制了“王先生”和“小陈”的大幅头像，并张贴于中华公寓的墙壁之上以供来访者参观；后者则为其开拓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进一步延展了漫画在叙事层面的广度，同时成为他拓展艺术表达形式与媒介的重要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叶浅予求新求变的转型意识，于北游期间得到了平津文艺圈的回应，童漪珊便曾前往北京拜访叶浅予，力邀他为《庸报》开辟专栏。叶浅予则将“让王先生表现一下北方人的生活”的想法直接用在了漫画创作上，离开北京之前便完成并交付了《王先生北传》两篇，后发表于《庸报》的《每周漫画》栏目（图4）。此外，《庸报》还开辟了“叶浅予北游专号”对其行迹进行报道，足见平津文化圈对叶浅予北游的高度关注。与叶浅予在上海期间所作的《王先生》相比，《王先生北传》直接取材自北游的见闻，显现出突破上海都市文化的单一性，面向全国读者的态度与更趋民间化、大众化的意识。

图4 叶浅予《王先生北传》，

载《庸报》1935年7月14日第9版

三、漫画、国画与摄影：叶浅予与平津文艺圈交往的多重维度

叶浅予以漫画名家的身份来到北京，自然直接引起了北京漫画界的振奋：“叶浅予先生北来，北方艺界，尤其从事漫画的人们，莫不深切的注意，因为他的作品，流露着：灵敏的思想；纯熟的技巧，‘无往而非’占着中国漫画坛的首席。”除了童漪珊，以《毛三爷》系列漫画而闻名的漫画家席与承，也与叶浅予有过多次来往。叶浅予和席与承同为新兴连环漫画作者，两人早已神交多年。在1935年叶浅予初到北京之际，席与承还同竹刻名家吴迪生一并担当过游览向导。叶浅予和席与承的会面如同“王先生”和“毛三爷”一南一北两位漫画人物的相遇一般，为此两人还合作了漫画《王先生访毛三爷》并发表于《天津商报画刊》——作品描绘了“毛三爷”在北京车站热情接待“王先生”和“小陈”的场景，成为上海与北京两地漫坛互动的生动见证。

除却私人交往，叶浅予和席与承在北京至少还参加了两次文艺圈雅集，时间均在1935年5月中旬。一次是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茶社，由吴迪生邀约叶浅予、席与承、宗惟赓、徐燕孙、张醉丐等人，《毛先生访毛三爷》有可能为两人在此次雅集中合作。另外一次则是在春明楼，参与雅集的有吴迪生、穆蕴华、王君异、叶浅予、梁白波、徐梦梅、张醉丐、王青芳、席与承、王镂冰等人。由王镂冰拍摄的合影刊登于《天津商报画刊》，同版的还有席与承所作的《王镂冰君四十岁像》和叶浅予所作的《王镂冰君五十岁像》《王镂冰君六十岁像》，也很可能为两位漫画家在席间所作。特别是叶浅予的《王镂冰君六十岁像》（图5），不仅参照了传统中国肖像画的长幅图式，在线条的使用上亦强调中锋与侧锋兼具的书写性趣味，配以王青芳、穆蕴华、吴迪生、徐梦梅等人的跋文，在漫画速写的手法表现中呈现出国画的独特意蕴。

图5 叶浅予《王镂冰君六十岁像》，

载《天津商报画刊》1935年第14卷第22期

除了搜集素材式的写生，叶浅予在北游之旅中的许多速写肖像都是友人之间的酬酢，因此也成为画家间交流思想、切磋画艺的载体。比如当时执著于农村写生的赵望云，便曾拜访过叶浅予，当时在场的还有姜公伟、刘凌沧与梁白波。在索要《王先生》画像之后，叶浅予和赵望云便开始各为姜公伟、刘凌沧作画像，两人还互相写生，最终完成了不下十幅“奇形怪状”的肖像。在刘凌沧看来：“望云是农村画家，浅予是都市画家，聚集一室，可称一时的盛会，这种连环交换法，又可称：都市与农村艺术的交响乐。”不同于漫画笔调的轻松幽默，赵望云的农村写生作品充盈着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且多以严肃的笔调直接揭示民间生活的苦难，正如高风在《到民间去》一文中所言：“望云不是什么革命家，又不似一般所谓大艺术家们的踏遍名山，周游寰海，但他却偏爱拿着一支笔跑向田间，把人家所不屑取材的民生疾苦一一描写出来，给都市的人们一个深刻的猛醒和启示。”事实上，赵望云的农村写生活动早于叶浅予的漫画速写实践，并在之前便已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北京期间两人的写生交往，不难想象会使得两人对于绘画的不同理解产生碰撞。当大众文艺与摩登文化通过写生的形式相遇，这对二人彼此的启迪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根据吴爽的研究，最早以“群众画家”对赵望云进行身份定位的很可能是王森然，郎绍君亦指出，赵望云以农村写生而一举成名，离不开王森然的培养扶植。事实上，王森然同样在叶浅予的北游之旅中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在1940年王森然发表于《中国公论》的《齐白石先生评传（上）》一文中，记述了叶浅予和齐白石的首次会面：“乙亥夏，叶浅予偕梁白波女士来平，至舍下见先生赠余《拜石图》甚喜。强邀余共访之。先生一见如故，尽生平欢，浅予为先生在葡萄架下摄影，并参观先生作画，先生赠浅予松鹰一幅，赠白波虾一幅，以作纪念。”或许，当时正醉心于速写并寻求漫画转型的叶浅予，正是通过《拜石图》，“看到了中国画笔墨线条与漫画线条的‘异曲同工’之效而心生景仰之情”，故而对拜访齐白石颇有迫不及待之意。也正是通过王森然的引荐，叶浅予才得以与名震画坛的齐白石相交并“一见如故”。关于齐白石向叶浅予、梁白波各赠“鹰”“虾”一幅之事，天津的《益世报》也有报道，称画作皆为齐白石的得意之作，梁白波为了感谢齐白石的赠画之谊，还宴请齐白石吃虾，对此该报评论云：“以虾易虾也算是艺林中的一段佳话。”

在从北京返回天津之后的1935年5月29日，叶浅予在天津市立美术馆看到了齐白石作品。“他颇惊服于齐白石画的一大幅柏鹊图，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似乎很可惜不能摘走”。对齐白石画风的景仰，或许是以叶浅予的漫画家之眼，敏锐地捕捉到传统文人画中可以为其所用的因素，进而引发了对写意绘画传统的强烈兴趣。

除了与画坛产生互动之外，叶浅予在北游期间还和赵澄、张印泉、蒋汉澄等摄影家有所交往。因为担任《时代画报》与《时代》编辑，叶浅予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时以“初萌”为笔名发表摄影作品，并在1933年10月加入了“黑白影社”，因此在宗惟赓的介绍下，叶浅予很快便和北京的摄影家们建立了往来。天津《大公报》所刊叶浅予与“王先生”和“小陈”的合影，被认为是叶浅予北游之旅的重要影像，其正为赵澄所摄（图6）。张印泉在拜访叶浅予时所摄的作画场景，其中一幅亦使用了“王先生”和“小陈”作为背景，摄影效果“片中有片，人中有人”而具奇妙趣味。此外，叶浅予还参加了1935年4月26日下午由“青年会影光社”组织的影人茶会，到场的有宗惟赓、谭正曦、李晓生、魏守忠、宋心灯等30余人。于5月8日参加了张印泉、赵澄在“青年会”举办的摄影展览开幕式，一同出席的还有司徒乔、刘凌沧、冯伊湄、熊佛西、郑颖孙、李尧生等人，可见此时期的叶浅予与北京摄影圈有着频繁的互动往来。

图6 赵澄摄《三位一体：叶浅予及其漫画“王先生与

小陈”》，载《大公报（天津）》1935年5月23日第9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摄影家为叶浅予在漫画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如发表在《庸报》上的《北平北海白塔》，作为叶浅予在北京期间的摄影作品，构图简洁且颇具画意，显现出娴熟的拍摄技巧。但也正在北游之中，叶浅予对摄影的兴趣逐渐消减，如他自己所言：“这年我有机会第一次畅游华北大地，在北平故都，干脆把摄影机丢了，集中全身心画速写。这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他所言的“重要转变”，从《旅行漫画》和《浅予速写集》的“速写漫画”中，便可以窥见其“在生活中记录形象”的创作思路。同年，叶浅予还在《飞鹰》创刊号上发表了漫画《标准摄影家游北平》（图7），画中的人物形似“王先生”，在嘲讽一些唯器材论的摄影家之余，似乎也有结合自身的北游之旅进行反思与自嘲的意味。

图7 叶浅予《标准摄影家游北平》，

载《飞鹰》1936年第1期

四、“速写漫画”的出场：转型视野下的形式演绎

如果说叶浅予对摄影兴趣的消减是受速写的影响，那么启发、推动叶浅予进行速写的原因，除了其所言的受到珂弗罗皮斯的影响，恐怕也离不开当时东西文化交锋之余，现代思潮与传统文脉的相互碰撞对他艺术观念所产生的形塑作用。而这也正是基于北游之旅所带来的体验他乡风土、接触多元文化与磨炼速写技艺的契机。

叶浅予认为自己与珂弗罗皮斯所作的速写并不相同：“他是作为书刊插图的参考，而我，则变其法而用之，直接把速写原稿当作漫画创作的变体，发表在报刊上。”如1933年《十日谈》和《时代》刊登的珂弗罗皮斯在上海期间为邵洵美所作的黑白、彩色两幅肖像，均为他在现场写生之后“细细揣摩”所作。因此，速写之于珂弗罗皮斯而言，其底稿意义远大于自身的作品属性。而叶浅予则强调速写的现场感知与作品意识，因此，于风格面貌而言，叶浅予的“速写漫画”与珂弗罗皮斯的作品存在很大的差异，乃至与张光宇、陆志庠、鲁少飞等学习珂弗罗皮斯所完成的偏爱形式构成，以直线与几何元素造型并强化装饰意味的作品相比，叶浅予有意弱化装饰风格的“速写漫画”在形象塑造与线条表现上，更趋自由、奔放。

在叶浅予眼中，“速写漫画”既是速写又是漫画，因此对两者的特点自然兼收并蓄。对于漫画艺术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黄可在研究中提出了第一代漫画家和第二代漫画家的概念，认为沈泊尘、张聿光、但杜宇等为第一代漫画家，而张光宇、叶浅予、王敦庆、鲁少飞等为第二代漫画家，以1926年12月“漫画会”的成立标志着后者的自发联合与成长。第一代漫画家们在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下，强调漫画的政治叙事与社会功能，因此在和大众传媒的共生纽带中以时事新闻性为表征，凸显漫画讽刺现实、鼓动变革和传播新知的社会斗争功能。而第二代漫画家们则在社会功能之余，延展漫画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商业性以及艺术本体价值，使得漫画的语义趋于多元和饱满。因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漫画全盛时期，虽然仍旧将叙事性作为基本样态，即丰子恺所言的“漫画是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一种绘画”，但已然呈现出革命与消闲、民族与个体、载道与抒情等多种思想倾向相交织的复杂格局。

无论如何，清晰明确地表达主题，是漫画最为直观的视觉属性，无论是革命叙事、启蒙新知抑或是娱乐消闲，均不例外。因此在漫画创作中，作者对题目、文本的借助便显得尤为必要。虽然叶浅予曾对大量使用说明性文字的《王先生》是否适合影视化产生过顾虑，但在“速写漫画”中，仍然可以看到叶浅予对文本的使用。但相对于此前《王先生》中的大量对白，与丰子恺将文字作为画面组成部分的处理手法，叶浅予“速写漫画”对文字的使用显得更为克制。其中谐趣的文字多取材自地域方言，附于画面之侧仅起到点题的作用，因而也如速写一般承载着对现场的认识功能与记录意义。

在具体的画法形式上，叶浅予同样认为从画漫画到画速写，意味着认识过程的深化：“画漫画，只注意体态和表情，画速写就得注意整体和细节，注意到视觉的敏感，也就是认识的深化程度。”其所言的“视觉的敏感”，则被归纳为“目识、心记、意测”的中国式造型规律：“有些惑于西方学院写实主义的人，则认为叶浅予之所以能画速写，得力于中国式的写意方法转变到西方式的写实方法。表面看来顺理，实则恰恰悖理。请问中国式的写意方法从何而来？如果不掌握目识、心记、意测的能动认识运动，写意将成一句空话。”对于西方学院写实主义的排斥，在叶浅予日后担纲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负责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都存在。同时对齐白石倾向于民族传统的艺术理念有着极高的认同，他说：“我很赞成齐白石那‘从写意到写生，再从写生到写意，循环反复，乃成神似’。”

与齐白石的结交自然是在1935年的北游之旅中，但与其说齐白石个人对叶浅予产生了艺术道路的引领性，倒不如说是以北京为核心，趋于传统导向的文化氛围，在北方的风土人情给叶浅予以灵感启发之余，形塑了他对漫画、速写的新认识。如叶浅予接触的徐燕孙、刘凌沧师徒，和师承自齐白石的王森然、王青芳、王君异等美术家，在传统与革新的阵营中基本都位列“传统派”范畴，甚至连摄影师张印泉亦是自幼学习中国画，在摄影中多追求诗意的场景捕捉和抒情语态。这种与“十里洋场”迥然不同的文化语境，自然使叶浅予在北游之旅中，敏感地捕捉到能够促进自己进行创作转型和语汇拓展的因素，进而催生出转型与开拓意味并存的“速写漫画”艺术形式。

故而，“速写漫画”所折射出的不止是叶浅予对漫画形式的内在延续和借由写生所带来的现场感知与作品意识，更包含着转型视野下艺术家对传统向度的观照。漫画和中国画之间的共性，成为叶浅予向传统汲取的指向，以至于在1958年观看齐白石遗作展之后，叶浅予仍然感概于讽刺手法和漫画式的特点，是齐白石借笔墨抒情表意的路径：“这一类具有讽刺性的作品，画家有意在造型上发挥了漫画的特点，因此在这些形象上所抒发的思想情感，显得格外强烈。”

必须注意的是，叶浅予所看到的“传统”并非是单纯以笔墨语言为本位、以隐逸超然为取向的古代文人传统，而是融入了民间大众趣味与世俗审美的传统。比如叶浅予在从北京返回天津之后，还专门参观了“泥人张”的作品与杨柳青版画，他面对“泥人张”的精彩作品“皆呼之为漫画”。从这一点上来讲，叶浅予在西风东渐下所建构的传统视野，既不同于张光宇对现代主义与民间形式进行的装饰性融合，亦不同于丰子恺将东洋抒情趣味与传统文人诗意进行的叙事内核同构，而是以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照为路径，强调以富于传统意味的线条进行直觉抒发与感性演绎。

就在1935年，叶浅予取材于北游之旅途中在山东曲阜所见，为友人完成了中国画《小脚老太》（图8、图9），以轻松灵动的笔墨勾勒，涂抹成夸张谐趣的人物形象，显露出对中国画的强烈兴趣，亦充满着“速写漫画”的造型特点。但也正像叶浅予在跋文中所言的“票友笔法”，当时的他以漫画家身份自居，虽然寻求着转型与拓展，但对于中国画而言仍是圈外票友。这或许为他通过速写在日后从漫画家转型成中国画家埋下了伏笔，或者说对于如何在现代语境中激活传统的因素，叶浅予正以“速写漫画”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答案。（注释从略详参纸媒）

图8 叶浅予《小脚老太》中国画

78cm×48cm 1935年

图9 叶浅予《齐鲁风光：马蹄脚》，

载《旅行漫画》，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

Transformation of Comic Strips and Emergence of Sketch:

Examination of Ye Qianyu’s Journey to the North in 1935

Li Zhongcheng, Doctoral Candidate of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Ye Qianyu’s journey to the north in 1935 was not only a landmark in his sketching care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him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ltural circl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This journey coincided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of his famous comic strip Mr. Wang, which directly promoted him to shift to ordinary people-oriented and cross-regional narrative. Ye Qianyu’s interaction with the cultural circl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provided him with diverse cultural nourishment as he sought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which not only shaped 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comic strips and sketches, but also helped him pay attention to the on-site perception and the artistic value of sketch itself. More importantly, the tradition-oriented cultural environment promoted his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into popular taste and aesthetics, laying a profound and vigorous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sketch comics”.

Keywords: Ye Qianyu; sketch comics; Chinese painting; journey to the north; cultural circl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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