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时代，世袭制是没有前途的
最近我在读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书，包括三谷博的《明治维新史再考》以及小田部雄次的《华族》。其实，对于日本历史我一直颇感兴趣，包括古代史，也包括近现代史。因为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分享着相似却有不同的文化，在历史转折关头往往做出了不同选择，无论是对是错，总归值得借鉴和观赏。我觉得明治维新时代颇具美感，尤其是坂本龙马、高杉晋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出身中下级武士的青年才俊，在这个“三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之中发光发热，华丽地登场，壮丽地谢幕。很可惜，明治维新成功后的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那就一点也不美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其实是由一小撮近乎垄断了政治经济资源的世袭小集团控制的，包括拥有爵位、具备与天皇家族联姻资格的“华族”，以及与“华族”地位相差不大的上层士族。解释一下：
所谓“华族”，包括德川幕府体制下的武家大名（藩主）阶层，以及京都朝廷的公卿阶层，他们是日本封建时代上流社会的代表；还包括在明治维新时期立下大功的“志士”（其中多半出自下层武士）。 所谓“士族”，主要是昔日的中下层武士，他们在维新之后失去了特权和领地，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适应时代的人在新政权中如鱼得水，另一部分人则坠落下去乃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层士族若能立下军功，往往会被授予爵位，升入“华族”行列。
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来自日本西南地区的“四雄藩”——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合称“萨长土肥”）主导了这场革命，德川幕府在武力抵抗失败之后很快选择臣服，只有东北地区的极少数大名抵抗到最后。因此，旧大名（藩主）阶层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其领地和俸禄转化成了新政府的公债，摇身一变为大资本家。明治后期，日本收入最高的二十大富豪当中，有一半是出身旧大名的华族。相比之下，旧公家（京都公卿）的经济实力要差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本钱，进入维新之后也不擅长经营，只能保留崇高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除了上述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明治政权的掌舵人主要是出身“四雄藩”中下层武士的“藩阀”，尤其是萨摩、长州——前者出了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山本权兵卫，后者出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他们不但交替出任首相，还把持了军队，有“萨摩的海军、长州的陆军”之称。明治时期因为立下军功而被授予爵位的“新华族”，绝大部分也是出身萨长。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往往讥讽“明治政权就是萨长政权”，萨长藩阀对于这一点也毫不讳言：“萨长夺取的天下，自然该由萨长坐，此乃天经地义。”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萨长藩阀之外的华族力量。例如出身旧公家的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均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园寺公望更是被称为“最后的维新元老”，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享有崇高地位。还有以岩崎家（三菱）、三井家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先后被吸收进了华族行列，成为“明治集团”的重要依靠力量。粗略看来，这个世袭小集团似乎是无敌的，也是无所不能的：
在经济上，旧武家华族掌握了大笔公债和土地；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华族银行，鼓励华族经营实业。更不要说日本当时最大的实业家也早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自己人”。
在军事上，萨长藩阀控制了军队，下一代将领大多是他们的同乡故旧。国家还鼓励“华族从军”，许多旧武家华族男性从小就进入军校，一旦走上职业军人道路就能升得很快。
在政治上，日本当时没有普选，国会众议院权力有限。华族控制了贵族院（上议院）和天皇宫廷，各省厅官员也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谁上台，世袭小集团都掌握着最终决策权。
在文化上，华族由学习院统一提供教育，在出国留学和旅居方面也很自由，例如西园寺公望就曾在巴黎旅居十年。这不但保证了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这个世袭小集团内部结成了通婚、门生、同乡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不是华族，只要被这个集团吸纳为一分子，就是日本真正的统治阶层。
我让GPT-4o生成一幅能够代表明治维新的图片，它绑定的DALL·E-3大模型给了我这个——虽然有点奇幻，倒没有离题
无论是萨长藩阀还是其他华族，第二代以后从军的案例都很少，反而是从军校退学的案例不少。国家反复鼓励华族从军，响应者寥寥。原因不难理解：从军太苦了！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从军是真要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几个世家子弟愿意去呢？（皇族从军则是当吉祥物，另当别论。） 1920年代以后的复杂局势不是一般的“二代”所能应对的。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危机、劳工运动、兵变，还是外交上的对华、对苏、对美等政策问题，都让“世袭小集团”难以做出决策。例如近卫文麿曾经自信心满满地想“结束中日战争”，却什么事情都没做成，只得灰头土脸地让位给东条英机。 “世袭小集团”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反对。在大正时期，这种反对体现为自由派政党的议会斗争乃至组阁；在昭和时期，这种反对则体现为军人冒险、参谋暴走。在负面的社会舆论下，“世袭小集团”成员自己都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面对1930年代的世界格局，东条英机、辻政信、石原莞尔等冒险家拿出的解决方案，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可是“世袭小集团”根本拿不出解决方案，既没有能力阻止战争，也没有能力把战争损失控制在较小范围内。1940年，出身萨长藩阀的木户幸一，力劝昭和天皇建立“举国一致体制”，把出身旧公家的近卫文麿推上首相宝座，可以视为这个“世袭小集团”为日本掌舵的最后挣扎。其实，这两位华族是被日本军部当枪使了，帮助军部扫清了集权的障碍，结果近卫内阁只蹦跶了一年多就被东条英机取而代之。“世袭小集团”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挥影响力，只有等到建议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世袭制在古代玩得下去，在近现代却很难玩下去呢？原因不外乎两条。首先，现代世界变化太快了，每一代人都会经历根本性的革新，例如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父辈、祖辈发生了巨大差异。在一个平稳变动乃至一成不变的社会里，世家子弟具备天然的优势；剧烈变动的社会则将把他们的优势抵消一大半。准确地说，背负了太多祖先遗产的世家子弟在动荡的时代甚至有劣势，其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的态度都难以适应时代。若要主动适应时代，则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世袭集团的圈子，成为“普通人”的一员（这也是大正、昭和时期许多日本华族子弟的选择）。
其次，世袭集团在历史上能出人才，不是因为其基因高贵，而是因为其垄断了教育和接触新知识的途径。例如日本旧武家及旧公家的上层人物，本来就接受着当时最良好的教育，又第一批亲身体会到西方科技文化先进性，所以不但能接受维新，还成为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弄潮儿。等到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了，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接受较好的（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教育，吸收较新的（尽管不一定是最新的）知识，世家子弟的成材率就不一定比普通人家高多少了。失去了知识和能力优势的世家子弟，虽然还能够凭借资源优势唱主角，但已经很难是唯一的主角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挤到配角的位置上。
从普通人的视角看，从明治、大正时期的华族及藩阀当道，到昭和时期出身中下层的冒险家当道，似乎更“公平”一点，统治基础更宽广一点；怎么竟然酿成了对外不断发动战争直至招来原子弹轰炸的惨剧呢？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世袭小集团”掌权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此只能简而言之。
首先，明治及大正期间，为了增强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凝聚力，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上采取神化天皇、鼓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路线。世家子弟当然分得清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实际，知道“天皇是人不是神”，跟外国打交道也懂得妥协和合作。但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贫寒子弟，即便升到高层，其思维定势也很难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条英机，被人讥讽为“只具备上等兵的才能”，毫无大局观可言；可他为什么不具备大局观呢？恐怕与他成长期间经受的教育有关吧？昭和期间，日本最高决策层充斥着“八纮一宇”“鬼畜美英”的极端思想，即便是深知其荒谬性的华族成员也只能被裹挟前进，最终走上不归路。
其次，战前的日本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既没有普选制也没有稳定的政党内阁；在经济上也高度不平等，贫富差距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家子弟若要出人头地（尤其是在政治上），只能选择极端路线，对内喊口号、对外军事冒险。石原莞尔在东北进行的“九一八”冒险，激励了包括辻政信在内的无数后来者。即便到了高级将领这一级别，大家也知道，稳定掌握大权的唯一办法是把事情闹大，越不可收拾越能给自己机会。美日开战前夕，东条英机终于把华族彻底踢到一边，确立了军部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绝对权力。当然，这个绝对权力只持续了不到四年就彻底玩砸了，不过对于当事人而言，起码是爽到了、也够本了。至于多少人要为此陪葬，恐怕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附带说一句，东条上等兵成为首相之后，公报私仇，打着总动员征兵的旗号，把加贺前田家（侯爵）、纪州德川家（公爵）、越前松平家（侯爵）乃至德川将军家（公爵）等一批华族子弟送上战场，其中不少人战死于前线，客观上算是对“世袭小集团”做了一次总清算。最彻底的清算却是来自美国人：先是扔炸弹把大批华族财产烧成白地，又在战后促使日本征收高额财产税，导致旧华族和上层士族资本家几乎集体破产。明治维新时期没有完成的社会革命，在迟到八十年之后，终于由美国人的手完成了。
从那以后，尤其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后，日本再次进入“政治世家”时代，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政治世家”对日本社会的掌控程度，远远比不上当年的“明治集团”。所谓天下乌鸦都黑，但并不是一般黑。而且，即便从1955年算起（中间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中断），自民党的“政治世家”至今也只维持了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并没有超过当年明治集团的时间。我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但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