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昨天（10月12日）傍晚开始，任泽平与但斌两位财经大V的口水战在我的朋友圈刷屏了，就算金融圈之外的人也很好奇，纷纷转发两人的微博内容并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点评。我与任泽平没有私交，更没有私仇；但是作为券商行业的前同行，我认识任泽平的无数前同事、前客户，对他平时的研究观点也比较了解，所以我对他应该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我觉得，任泽平和但斌关于“现在到底该看多还是看空”这个问题的口水战，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任泽平一贯“研究风格”的体现——从十年前他加入A股宏观研究这一行开始，他就是这样的，而且愈演愈烈。进一步说，任泽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近年来A股研究风气的引领者之一，具备很强的代表性。任泽平和但斌的口水战，看似很无聊、是一时意气之争，背后却折射了很多深层因素。这就是我有兴趣全面审视这件事情，并且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要想搞清楚现在发生了什么，必须先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先从任泽平当分析师的历史说起。他的发迹堪称传奇：2014年5月从体制内转投券商，当年就新财富上榜，次年就拿下了新财富宏观第一名！他不折不扣地吃到了2014-2015年那波大牛市的全部红利，而且至今还在吃那波红利的老本。具体而言，他一战成名的原因有三条：坚决看多，而且时机凑巧。虽然A股分析师天然具备看多倾向，但是当年像任泽平那样的“死多头”是不多见的，毕竟市场都熊了三四年了，坚决看多的分析师基本都已经看错过十几次了。任泽平的幸运之处在于，刚入行、坚决唱多的第一时间，就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给人一种“天选之子”的感觉，也增强了他本人的自信心。沟通风格刚猛，语不惊人死不休。“论对熊市的最后一战”，“5000点不是梦”，“党给我智慧给我胆”，“熊牛转换，不换脑子就换人”，这些都是他白纸黑字写到研究报告里的（有些甚至是标题）。这么刚猛的语言风格，在券商宏观研究的历史上堪称罕见。任泽平还自称“任战熊”，给自己的团队取名“战熊团队”，最大限度地吸引客户的眼球。主动利用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众所周知，A股分析师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机构一般不会根据社交媒体决定投资策略，所以分析师往往轻视社交媒体，只重视跟机构的小圈子交流。但是任泽平敏锐地意识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能够形成浩大的舆论声势，从而间接扩大自己在机构当中的影响力。所以他高度重视经营社交媒体，事实证明也很成功。公允地说，任泽平还是有水平的，例如他在2014年坚决看多股市的理论依据就是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曲线的转变。但是，A股宏观和策略研究领域堪称藏龙卧虎，有水平的人很多：前有高善文、程定华、管清友，后有姜超、郭磊、荀玉根，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人的崛起像他这样迅猛。在短短一年多之内，他既实现了“上位”（新财富摘得第一名），又实现了“出圈”（成为微博财经大V），就算不是后无来者，至少也是史无前例的。研究水平只能用来打底，真正的成功原因应该还是我上面提到的三条。2014-2015年的重大成功，使得任泽平更加自信，却也埋下了衰落的伏笔。第一，他因为当“死多头”而上位，此后也坚持“死多头”思维，直到2016年仍在全面看多股市。这直接导致了他的“天选之子”光环破碎：机构和散户都发现，他比同行高明不到哪里去，当初的预测成功更像是机缘巧合而非能力使然。严格地说，直到今天，任泽平还坚持着十年前的“死多头”思维，本次和但斌的争吵只是这种思维的一次集中体现罢了。第二，随着名声上涨，任泽平的沟通风格愈发激进，甚至向机构客户发出了“干！往死里干！还没到高潮！”的豪言壮语。这种语言风格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注意，此后各地证监局都要求管辖下的券商“注意研报措辞”，不得使用过度夸大、容易引发争议的语言；券商合规部门对分析师的言论也是越盯越紧，2015年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环境下，任泽平于2017年底选择离开券商加入恒大，也就可以理解了。附带说一句，任泽平的一个常用人设是“自称财务自由”。2016年，我在深圳一家基金路演时，对方研究员告诉我：“昨天任泽平刚来过，跟我们基金经理观点不合，基金经理说了他几句。他回答说，我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反正我早就财务自由了！”我没有亲眼目睹其事，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但是任泽平应该确实喜欢自称“早就财务自由了”，这一点得到了多个朋友的验证。直到今天，任泽平在短视频和直播当中还动辄自称“财务自由”，甚至“A股最早实现财务自由的宏观分析师之一”，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标签。这个标签有些奇怪。首先，基金经理是否赞成你的观点，跟你是否财务自由有何关系？如果一个“财务自由”的人就不能被质疑了，那么马斯克、特朗普发的推特岂不是无人能质疑？其次，“早已实现财务自由”的人为何要在券商打工，后来为何要直播卖生发水呢？当然，一个人纯粹出于兴趣去做宏观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早已成名且财务自由的经济学家，纯粹出于兴趣去卖生发水，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不同的人对“财务自由”有不同的定义，但一般人会认为，“财务自由”的标志是不缺钱花、不在乎三瓜俩枣的小钱。无论是当初在券商的时候还是现在，任泽平的实际行动似乎与“财务自由”相去甚远。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这个明显不真实的标签呢？我觉得，“财务自由”一方面是任泽平用于赚钱的工具，记得他在社交媒体上卖书卖课的时候，就经常以“财务自由的分析师教你如何实现财务自由”为卖点，虽然很多人会半信半疑，但总归有一些人会相信。另一方面，“财务自由”也是拿来吵架的工具：众所周知，当代人吵架时最喜欢攻击对方“混得不好”，你的房子没我多、银行存款没我多，那你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你的那些错误观点完全来自因为失败而导致的心理扭曲！任泽平先占领“财务自由”这个制高点，就相当于在论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是基金经理、媒体还是微博网友都很难使其破防。这恰恰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交媒体口水战的丰富经验！任泽平在恒大的三年多，我们暂且略过不谈，因为我在房地产行业没有什么朋友，并不直接了解他当时的表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任泽平并不是像坊间传闻一样，“被许家印忽悠亏了钱”，才回到券商的。他回归券商，应该还是因为券商离市场更近、更符合他的资源禀赋。然而，2021年的证券业的管理已经比2017年严格了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分析师想要在社交媒体上自由发言乃至变现，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有些情况下还要报请当地证监局批准。彼时彼刻，任泽平的“网红”身份已经大于他的“分析师”身份，要如何实现两全其美呢？于是就有了“东吴证券外包首席经济学家”这个解决方案。“外包首席经济学家”乃至“外包首席策略师”，任泽平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例子。宏观和策略研究是典型的“外部性”非常强的领域，媒体关注度很高，很容易造就网红。微博和抖音上粉丝超过百万的网红分析师，一大半都来自宏观和策略研究领域。对于他们而言，在券商正式任职意味着更严格的合规，不符合自己的核心利益（何况券商作为市场化机构也没有铁饭碗的“编制”），反而是以编外人员身份合作更加自由。任泽平的倒霉之处在于，刚刚以编外人员身份重返券商一年，证券业协会就发文叫停了“外包首席经济学家”，使得他从此彻底离开了券商这一行。有人猜测，或许正是任泽平重返券商之后过于吸引眼球、引发了太多争议，才促使证券业协会做出了上述决定——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从经济角度看，离开券商对任泽平并不算特别大的损失，他稍微努力一下就能在社交媒体上补回来。他真正的危机在于进入视频和直播时代之后，逐渐丧失“网感”，变得老气横秋，从当初的引领时代变成落后于时代。我的一位在短视频平台做运营的朋友就对我感叹：“任泽平在视频时代的沟通方式是错误的。”这位朋友的具体观点如下：在视频和直播出镜时，任泽平显得非常紧张、“端着”，与文字时代的大开大合、挥斥方遒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其他财经大V，例如吴晓波、罗振宇乃至刘润相比，任泽平的台风明显差一些，给人的感觉更像上个世纪的电视台演讲风格。任泽平非常想迎合年轻受众，但他主讲的话题，例如放开生育、房产税等，恰恰又不是年轻人关心的，更像70后至80后群体关心的。一边采取面向年轻人的“轻松活泼”的形式，一边讲着面向上一代的话题，这种割裂感只会导致两边不讨好。卖生发水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任泽平的内容调性和人设。作为财经大V，卖书卖课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卖生发水又算什么？至于在微博上公开呼唤王兴试用自己的生发水，更是形同自黑。任泽平发表过的所有争议性言论加起来，人设摧毁作用可能都比不上卖生发水。上面这些是站在“沟通形式”或曰“大众传播形式”角度的分析。我还想补充一些对于“内容”或曰“研究质量”的分析。任泽平毕竟是个“专业大V”，其立足点在于研究的专业性，至少是相对于其他社交媒体大V的专业性。“专业大V”的出圈，是基于对专业内容的深入浅出的传播，而不是丢掉专业性、去跟那些娱乐大V争夺泛娱乐市场。在北美，最典型的案例是CNBC的王牌主持人Jim

equity)的投资策略报告，将沪深300指数的目标点位设置在4600点（注：不是上证指数）。仅仅一天之后，大摩就发布了题为《发改委提供能见度不够导致市场情绪下降》(Market

突如其来的大行情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面貌：在我日常活动的北京国贸一带，以前死气沉沉的店铺里突然挤满了人，午休时间逛商场的白领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脸上洋溢着笑容。今天中午我在一家日式拉面店吃饭，邻桌的两个妹子一直在讨论：明年春节究竟是去北海道，还是去什么更有节日氛围的地方？从头到尾她们都没有谈到预算问题，主要纠结于自己的年假时间不够，显然是本次行情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之一。吃完拉面，我走过附近的一圈咖啡馆（国贸最不缺的就是咖啡馆），看到大批白领坐在桌子上热火朝天地击打笔记本键盘，几乎所有笔记本屏幕上的都是炒股软件的界面！我的朋友圈有许多人讨论：为何大部分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完美错过了本轮行情的启动阶段？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因为A股市场的大型行情（无论反弹还是反转）的启动阶段就是用来让人错过的，以前如此，今后还会如此。与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A股市场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急涨慢跌，牛短熊长。在阶段性底部，它总是倾向于在短短几天或几个星期内迅速拉上去，让绝大部分人无法按时上车；而在阶段性顶部，它总是磨磨唧唧、一步三回头，让绝大部分人产生“现在可以加仓了”的幻觉。造成上述现象的因素很复杂，与散户投资者比例过高、缺乏做空工具有关，但那不是全部原因。与此同时，港股和中概股的暴力拉升幅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们不受涨跌停板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港股的“A股化”，但也有基本面支撑：与A股相比，港股和中概股既吃到了国内经济刺激的红利，还在更大程度上吃到了美联储的降息红利，也就是所谓“双倍红利”。从估值角度看，底部的港股似乎比A股更具备吸引力，出现更剧烈的反弹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在暴力拉升20%多之后，数以百万计的新股民还在排队等待入市；对他们来说，牛市才刚刚开始。其实机构何尝不是如此？能在暴涨开始之前就精准加仓的只有两种人：雪球股神，以及小红书股神。所以，国庆期间的漫长休市是颇为要命的，因为它会打断A股暴力反弹的那口气。等到国庆结束，大家无精打采地回到办公室，极端的乐观情绪将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稍微冷静一点的思考（尽管也未必冷静到哪里去）。那么，国庆以后会有什么新的关键因素出现呢？这将直接决定本次行情的性质——是反弹还是反转，是2014/2015年重现还是2023年重现，究竟能制造“财富效应”还是财富负效应。下面说说我的看法。我的证券业从业执照已经过期，而且从2020年开始已经不再缴纳CFA年费，所以不可能再提供任何专业意见，表达的仅仅是个人观点。我觉得国庆以后，无论是A股市场，还是港股、中概股市场，都会尤其关注以下三方面的信息：国际形势尤其是中美关系。房地产行业的数据。对金融、互联网等行业的政策导向。先说第一条。大家应该都还对2023年2月记忆犹新：气球事件打断了港股的暴力攀升，使得一场潜在的牛市沦为仅持续三个多月的中期反弹，A股市场同样受到了影响。当前可能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最混乱的时期，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没有之一。资本市场已经接受了中美不可能回到“蜜月期”，也能接受不断出现的小摩擦、小争吵，但关键是不能出现实质性恶化，尤其是不能出现全面对立的风险。从经济角度看，鉴于当前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创下历史新高，而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国家（因为欧盟、东盟都不是一个国家），搞好中美关系对经济的意义当然也是不言而喻。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中美关系似乎处于稳定期，双方沟通渠道比较顺畅，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不可控因素。美国国会还在酝酿（并通过）新的对华法案，但市场已经见怪不怪了，何况这些法案没有明显超出此前早已存在的法案的范畴。最大的扰动因素可能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只剩下一个多月了，无论谁胜选，都会在外交和外贸上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想，留给市场“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多月？再说第二条。本次经济刺激的两个基本目的是稳住房地产市场以及提振消费。提振消费是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立竿见影；稳住房地产市场则是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的。俗话说“金九银十”，这两个月本来应该是楼市最好的月份，所以国庆结束之后大家应该会特别关注楼价以及楼市成交数据。这些数据甚至不用等到官方来公布，毕竟每个人对于自己所在的小区、城市乃至省份的楼市状况，心里都有数。如果楼市能够稳住乃至有一波小反弹，即便不能促使更多人买房上车（讲真，这是很难做到的任务），也能造成一波财富效应：因为手里的房子增值了，房主就会觉得自己有钱了，就会增加消费，这与股市上涨期间的财富效应是一回事。至于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则是实打实地增加了供房者用于消费的资源，尽管由于下调幅度有限，这种增加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根据我的观察，过去一年多的历次楼市政策调整，我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都没有抱多少希望，甚至懒得装做关心。这次调整则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朋友们开始半信半疑了，尽管其中许多人仍然宣称“如果楼市反弹我就卖房走人”。客观地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的期望值足够低，要超预期也就容易。假设国庆结束之后有明确迹象显示一二线城市房价有一个小小的反弹、三线以下城市的房价稳住了，那么本次行情继续“波澜壮阔”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再说第三条。就在A股暴力反弹启动的当天，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闻：“过去几个月金融从业者退还的薪酬，许多又重新发下去了！”这个传闻不知从何而来？它迄今没有得到任何正规媒体的验证，我私下做的小范围调研也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这条传闻的大范围传播，体现了许多人（不仅仅是金融从业者）的愿望，即金融业能够迎来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由此对牛市产生支撑作用。官方关于“金融业是国之重器”的说法被大家在朋友圈广泛传播，也是出于同样的心态。在互联网行业，大家同样期待着蚂蚁集团重启上市、滴滴在香港再次IPO等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早晚是要发生的，但是只要一天不发生，市场总归放心不下。在教培行业，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今年以来有松绑的迹象，但终究不是全面的、明确的松绑。在其他一些行业，对政策宽松的预期也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我不熟悉那些行业，在此就不班门弄斧了。如果上述预期得到兑现，哪怕仅仅是部分地、慢慢地兑现，市场情绪都将得到全面提振，形成正反馈循环。在各行各业，主管部门的首要态度都是“保增长”“保企业”，这一点得到了市场确认。但是“保增长”“保企业”只是一个行动指南，它需要细化到行业内部去，成为可执行的措施。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金融业这样强监管、国资主导的行业，不太会出现特别剧烈的政策宽松；但是对于互联网、教培等民资占多数且带有泛消费色彩的行业来说，我们确实可以期待更多的政策宽松出现。至于具体是什么？什么时候出现？那将是国庆以后市场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话说回来，虽然互联网中概股的股价普遍已经大幅拉升，但是我在互联网大厂的朋友却普遍处于中性偏悲观的状态。他们手里的期权增值了，但他们几乎都认为这只是市场情绪导致的，而非基本面有什么变化。其中一位朋友表示：“降本增效仍然是所有大厂的主要经营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真正的牛市？”这种观点未必正确，因为资本市场的逻辑与行业从业者的逻辑不一样。不过，也可以反过来认为：假设互联网大厂的经营方针从降本增效转为对新方向的扩张了，那么下一阶段的牛市就可以真正确立了。这就是2023年发生在美国科技行业的事情——生成式AI的异军突起，使得硅谷大厂从裁员轨道再次进入了增长轨道，促使美股连创历史新高。很遗憾，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在互联网中概股当中重演。它们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拉动整个中国经济转型；恰恰相反，它们需要依赖经济本身触底回升，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下一阶段的增长。至少在现阶段，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楼市数据）比互联网行业及大厂自身的经营数据更重要；而世界局势尤其是中美关系则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驱动的经济，宏观决定着行业中观，行业中观又决定着企业微观。企业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仅具备局部的而非全局的意义。因此，在国庆期间……大家都去买楼吧？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文作者目前不就职于任何持牌金融机构，并且会随时对本文覆盖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交易行为，因此读者应注意到潜在的利益冲突。

2024年的美国大选可以说是最近五十年来最精彩的一次：出现了自从1968年以来，第一位在竞选活动中遇刺的候选人（上一位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死了），以及第一位主动放弃连任的在职总统（上一位是林登·约翰逊）。仅仅两个月以前，懂王再次入主白宫好像还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却是风云突变，贺锦丽变成了领先的一方——尽管她的领先带有很大水分，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上帝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编剧，而且是最不讲道理的编剧。拜登退选之后的形势变化，充分说明：拜登本人是民主党最大的负资产，甩掉这个包袱，胜算就大了很多。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大选最重要的议题都是国内经济，而过去四年美国经济不能算差，横向比较甚至算不错了。2022-2023年，很多经济学家怀疑美国将进入一场急剧衰退，但现在的一致预期是最多只会出现一场温和衰退，甚至可能不衰退。人均收入、就业、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表现都很好，唯一的问题是通胀，而且也在2024年控制住了。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这样良好的表现，现在在白宫的政党基本都能守擂成功。跟四年前、八年前一样，懂王主打的仍然是分配牌：全球化损害了美国蓝领尤其是“铁锈地带”选民的利益，所以要通过贸易战、制造业回归等方式，促进利益的重新分配。可是过去四年，民主党其实也在打这张牌，只是打的没有懂王那么激进罢了。拜登的白宫也很关心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回归美国（尤其是芯片和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业）。应该承认，在国际事务上，拜登是一个远比懂王更老练的政客，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但是招招都在打对手的七寸，手段颇为毒辣。如果拜登再年轻二十岁，那他连任成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惜他太老了。如果他当初选择了一位年富力强、在内政外交方面经验均比较丰富的人做副总统，今天民主党的路可能也好走不少。可惜出于政治正确和平衡选票的考虑，他选了贺锦丽，而且当时他应该完全没有意识到四年之后自己会不得不“激流勇退”，从而把贺锦丽推到与懂王对抗的第一线。有人认为，贺锦丽担任加州总检察长六年、联邦参议员四年的经验，已经足够了，至少比共和党那边的万斯更好。问题在于万斯选的是副总统，不是总统；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经验最多只能算合格，谈不上优秀。而且贺锦丽的背景和履历太容易让人想到奥巴马了，对于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选民来说，她很难成为一个可接受的选项。这些选民（与MAGA共和党人往往势同水火）哪怕再不待见懂王，也得捏着鼻子选他。贺锦丽迄今做出的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策，就是挑选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为副手。沃尔茨是个“老白男”，出身铁锈地带，还是退伍军人——这几个标签显然都是为了松动懂王的基本盘而准备的。在当前的民主党内，沃尔茨算是温和派，这一点也可以与贺锦丽形成平衡。相比之下，懂王选出的副手万斯太像他自己的翻版了，而且是他本人推进参议员的。无论从平衡选票还是平衡党内派系的角度，万斯的作用都不大；他唯一的作用是四年之后能够继承懂王的“遗志”，把MAGA政策贯彻下去。所以，在选择副手这件事情上，懂王托大了。不过他倒也没有太多选择，无论是初选中被他打得满地找牙的那几位，还是共和党建制派的那些政治明星，估计都不太乐意在此时做他的副手。别忘了，哪怕懂王重返白宫，他也只能再任一届了，2028年肯定将是一次开放选举(Open

1815年3月，拿破仑摆脱厄尔巴岛的牢笼，在法国南部登陆，几乎赤手空拳地夺回了法国的统治权。与此同时，第七次反法同盟也组成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庄严宣布将与拿破仑对抗到底，决不与其媾和。拿破仑手里只有25万法军，却要对付从四面八方而来的85万联军，形势十分险恶。因此，拿破仑决定主动出击，趁着联军尚未集结，打几个歼灭战，争取让反法同盟回到谈判桌前。但是在此前，有一件事情必须办好——巴黎的防务。皇帝任命自己最信赖、水平最高的达武元帅负责巴黎城防，在他出征时主持后方大局。可是达武并不支持这个任命，说出了如下著名的话：“陛下，如果您在前线打了胜仗，那么巴黎自然是您的；如果您在前线不幸战败，那么无论留下谁，巴黎都很难守住。我是无足轻重的。”达武的意思是希望拿破仑把他带到战场上，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希望落空了，皇帝带着内伊元帅（以及饱受骂名的格鲁希元帅）去了滑铁卢，在那里惨败于威灵顿，然后灰头土脸地独自回到了巴黎。他希望巴黎人民能支持他顽抗到底，但是事与愿违：从元老院到普通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都一落千丈。还没等联军打到巴黎边上，皇帝就第二次宣布退位。他再次失去了巴黎。历史不容假设，不过我们总归可以畅想：要是皇帝真的把达武带到了比利时，或许四臂村战役就能赢得更漂亮一点，滑铁卢战役能够打得更坚决一点（甚至打赢）。只要控制了滑铁卢战场，布鲁塞尔就暴露在法军兵锋之前，拿破仑对联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就成功了第一步。话说回来，面对绝对优势、意志坚定的联军，法军的胜算还是很有限，只能打到哪里算哪里。在这个问题上，达武展现出了高于皇帝的政治眼光：一切都取决于前线战况，巴黎只是一个添头罢了。达武说得对：在第七次反法同盟这个集结了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荷兰的庞然大物面前，他个人的力量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他还忘记说下一句了：不但是他本人，就连拿破仑皇帝的力量也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能够与历史潮流为敌吗？在1812年的莫斯科、1813年的莱比锡，拿破仑已经证明了自己不能凌驾于规律之上。1815年的滑铁卢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罢了。讽刺的是，当拿破仑战败回归之时，恰恰是达武抛弃了他，拒绝了继续实施动员、将巴黎堡垒化的命令，反而亲自劝说他退位。难怪后来皇帝要在圣赫勒拿岛哀叹：“达武也背叛了我，他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其实，无论有没有妻子和孩子，达武都应该非常理解，百日王朝已经输掉了战争。有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又九个月以前（1812年9月），拿破仑还到过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还留下了刻有自己名字的石碑。此后一年半之内，他从莫斯科一路被打回巴黎，丧失了十五年戎马生涯所获得的一切。万事飘蓬，犹如转烛。其实，一直到1813年8月，如果有人告诉你，反法联军就要打到巴黎了，你肯定也不会相信——拿破仑在莱比锡会战中的表现很好，让联军颇为忌惮。联军开出的条件无非是让法国回到1798年的边境线而已，而拿破仑甚至不肯接受这么宽大的条件。哪怕到了1814年3月，你也不会相信。因为拿破仑在保卫法兰西的一系列战役中打出了高光表现，很可能是他一生中仅次于奥斯特里茨的表现。然后巴黎就丢了。如果拿破仑早一个月离开莫斯科，他的大军是可以保住的。如果拿破仑在莱比锡得到了充足的炮弹供应，他是可以打赢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如果巴黎没有轻易向联军投降，拿破仑是不会第一次宣布退位的。如果被派去追击布吕歇尔的人不是格鲁希，滑铁卢战役是不会输掉的。如果拿破仑早一个小时派出老近卫军占领圣让山，威灵顿就会被生擒。上述“如果”都没有发生。事实是：“老近卫军崩溃了！”在历次反法同盟战争当中坚不可摧的老近卫军，在奥斯特里茨追击两位皇帝的老近卫军，在博罗金诺令俄国人闻风丧胆的老近卫军，哪怕巴黎已经沦陷了却还是簇拥着拿破仑的老近卫军，崩溃了。这是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崩溃，没有人能说清它的全貌。请允许我援引《滑铁卢：四天、三支大军和三场战役的历史》第十二章的文字：“战无不胜的法国近卫军遭到不可战胜的英军的残杀。他们不仅仅是后撤，而是溃散。他们被英军的齐射打垮了，拼命逃离那恐怖的滑膛枪火力。他们逃跑的时候，其他近卫军也纷纷逃窜。他们溃散了，法兰西的希望也瓦解了。”“皇帝曾说：‘命运是个女人。’现在命运狠狠啐了他一脸。法军士气瓦解，恐慌蔓延，士兵们看到战无不胜的帝国近卫军败退逃窜，于是也抱头鼠窜。”退一万步讲，哪怕前文提到的那些“如果”都发生了：拿破仑没有在莫斯科失去大军，在莱比锡得到了足够的补给，巴黎也没有背叛他，那么他（及其子孙后代）就能成为欧洲的主人吗？赞成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最不可救药的“主观主义者”，宁可相信个人的渺小力量，也不相信历史规律的宏伟力量。对于拿破仑的兴起与失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的论断：“他的军队曾经战无不胜，将旗帜插遍欧洲各国的首都。他曾经让无数君主和王子跪伏在地，瑟瑟发抖。然而，仅仅一次失败就让整个欧洲团结起来，把他的一切功业打倒在地、踏为灰烬。他的失败证明：在我们的时代，专制是没有前途的。”战无不胜的法兰西第一帝国陆军花了十一年为自己赢得一切荣誉，也将法兰西民族置于欧洲乃至全世界一切民族之上。现在，在短短半小时之内，他们的荣誉化为灰烬。自从1795年以来持续长达二十年、几乎从未间断的战争，戛然而止。在圣让山的山顶、山坡和山脚下，再也看不到任何一面法兰西帝国的鹰旗——那是曾经在欧洲所有首都的上空高高飘扬的鹰旗。从比利时到法国边境的各条大小道路，挤满了缠着绷带、垂头丧气的法军士兵。仅仅一个月以前，他们还憧憬着下一次奥斯特里茨或耶拿的荣誉何时到来。彼时彼刻，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把民族主义和自由解放的理念带到了每个邻国；此时此刻，他们则已堕落为一支代表民族压迫和皇帝专制的力量，与其敌人相比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于1815年夏天的拿破仑而言，还有一个更合理的选择：打防御战，打一场法兰西民族的卫国战争。他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击破联军，就像他在1814年春天做过的那样；还可以动员法国人民打游击战，毕竟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支持拿破仑的。与一年前相比，巴黎的城防已经大幅加固，在俄罗斯被俘的老兵已经被放回国，法国的战争潜力是增加了的。在这种情况下，达武留在巴黎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皇帝甚至可以以巴黎为诱饵，实现漂亮的“围点打援”歼灭战。很可惜，拿破仑统治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假如他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选择了华盛顿当年的道路，身为公民的一员而非凌驾于公民之上——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法兰西民族保卫大革命的成果。问题在于，一个从来不曾登基的拿破仑，大概率也不会把六十万大军带到莫斯科去，也不会在莱比锡遭到欧洲各个民族的围攻。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你不可能只改变其中某一个环节而不影响此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自从选择登上皇位，摆在拿破仑眼前的就只剩下一条可行的道路：彻底地、毫无争议地打败欧洲的一切敌人，包括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英国。只有毫无争议地击败它们，才能赋予波拿巴王朝足够的威望，才能震慑内部敌人，才能让拿破仑本人寿终正寝于皇位之上、让他的儿子有机会接手一个驯服的帝国。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英国是不可能屈服的。英国坚定地与拿破仑为敌，决不允许法国保留任何意义上的大陆霸权；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比法国强大太多，哪怕法国聚集整个欧洲的资源也无法与其匹敌。一个坐在皇位上的拿破仑，注定是与英国为敌的拿破仑，也就是要失败的拿破仑。阳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最好的编剧，已经无数次向我们交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剧本。这个编剧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贯彻了一个原则：无论是谁都不能与历史潮流为敌。当一个凡人顺应潮流、骑在潮流之上时，他就是大英雄，乃至接近于神；可是当他逆潮流而动、企图对抗潮流时，他最多只是个悲剧英雄，更有可能是个小丑。附带说一句，在输掉滑铁卢会战之后，拿破仑心灰意冷地从前线回到巴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派出代表去找他，自愿组织起一支民兵保卫他。拿破仑予以断然拒绝，以一句著名的话作结：“我不能为了取金蛋而杀掉我的金鸡。”这句话被铭刻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礼堂的穹顶上，至今还被人仰视。拿破仑在最后时刻回归了英雄本色：他确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荼毒法兰西民族下一代的火种。政治生涯结束之际的拿破仑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人们在他身上再次看到了“大革命之子”的影子；他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年轻时为之奋斗过的东西传承了下去。这就是法兰西民族（乃至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迄今还在赞美他、缅怀他的根本原因。法国是幸运的，其他国家未必有这么幸运。但是无论幸运抑或不幸，历史潮流只会像海浪一样席卷而去，不知道是前进还是倒退。顺应潮流的人才能活下去。“人定胜天”，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尽管很多人觉得它不是笑话，还想身体力行地实践一下。这就不好笑了，一点也不好笑！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绿皮车”这个概念，严格地说，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流行的无空调的普速列车，它们大部分是“站站停”，窗户可以打开，夏天有风扇，冬天有时候还预备了火盆。这些真正的“绿皮车”，现在绝大部分已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刷了绿色油漆的25G/K/T新空调列车。我们经常在小红书和微博上看到的“绿皮车乘坐经历”，其实主要指的是乘坐这种新空调列车，它们是目前我国普速和普快列车的主力军。我已经很久没坐过普快了，上一次应该还是十年前的事情。我不是铁道迷，只关心怎么以最快速度到达目的地，所以肯定是首选高铁动车。但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从北京到秦皇岛方向的高铁班次极少，所以我就在中秋节那天订了K339普快列车的硬座票。这三个小时的车程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两位退休大叔的碎碎念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大叔，在他的背后（也就是前一排）坐着另一位五十五岁的退休大叔。我之所以了解的这么清楚，是因为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讲话，声音不大但是足以让周围的人听见。显然，他们毫不在乎旁人听到自己的个人信息。两位大叔都是国防军工企业的中基层技术人员，其中一位来自攀枝花，另一位似乎也来自西南地区的某个城市。他们是去辽宁兴城（葫芦岛下面的一个县级市）走亲戚的，途中还经过了北京（要不然也不会坐从北京出发的列车了）。攀枝花、北京、兴城，这三个彼此相隔甚远的地点，是怎么被同一个联系起来的？其实很容易，那就是整整六十年前的“三线建设”。所谓“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到1980年，为了备战，在内陆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建设和搬迁。其中，以云贵川为代表的西南山区是所谓“大三线”，被视为整个中国的腹地中的腹地。三线建设十分艰苦，持续时间极长，因此又被当事人戏称为“三献”：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面前的两位退休大叔，无疑是“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产物：一个出生于1960年前后（具体年龄未知），一个出生于1969年。前者应该是在襁褓之中就被父母带去三线了，后者大概率就是在三线出生的。所以，他们去北京和兴城走亲戚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小家庭去了三线，但其根植的大家庭还是在北方，血浓于水。何况他们在西南地区只有直系亲属，没有什么别的亲戚可走。虽然坐的是绿皮车，但两位大叔相当精神，笑容灿烂，一看就是对现状比较满意的；他们对自己的养老金尤其满意。你可能会跟我一样奇怪，为什么其中一位大叔五十五岁就能退休？因为他早在1987年，年满18岁时就开始了工作，连续干了37年，根据军工企业的内部规定，符合退休条件。而他的夫人不知道蒙了什么福气，竟然45岁就退休了！可以想象，在一个三线城市，上述生活条件是何等丰厚，他们会被普通人视为有钱有闲的“天龙人”。所以这一路上，他们闲聊的内容，要么是关于自己的亲朋好友，要么是关于下一代。他们没有表现出对现实的任何焦虑，甚至也不像很多退休大叔那样关心国际大事，活像一对老神仙。附带说一句，他们坐绿皮车显然也不是因为缺钱，谁叫在兴城停车的高铁太少了呢？火眼金睛、伶牙俐齿的售货员大妈任何列车上都少不了推车卖东西的售货员。我在高铁上见识过很多风格不同的售货员，但是跟绿皮车的售货员大妈比起来，前者简直就是一群战五渣。别忘了这是一辆由哈尔滨铁路局执行的列车，东北大妈天生会表演，口才绝对不输德云社！列车刚从北京站启动，好几波不同的大妈就风驰电掣、念念有词而来：“各位帅哥美女中秋快乐，本次列车不设餐车，没有盒饭，我们准备了上好的鸭排、鸡腿，开水泡面。大家看看，这是新疆特产的大西梅，吃了那叫一个舒坦！哟，这位美女长得真水灵，一看就是吃西梅吃的，对吧？人在旅途，怎么能空手回家呢？家里人等着你带东西回去呢，咱们这儿除了西梅，还有蓝莓……”在行进的过程中，大妈们一边舌灿莲花，一边留心观察，非常精准地判断谁最有消费能力。所以她们每次都会在我这排座位（也就是我跟退休大叔）停留半天，兜售各种零食熟食啤酒瓜子。我已经在车站吃过肉夹馍了，何况只坐三小时就要下车，对此没有兴趣；但退休大叔（六十多岁的那位）胃口很好，先买红肠，再买鸡腿，后来还加了八宝粥。在这节车厢的一百多位乘客当中，他应该算是消费数额最大的之一。要知道，手推车卖的三节红肠，其价格相当于至少三碗泡面，一般年轻人就直接选泡面了。根据我的观察，手推车上卖的食品，大半不是什么好货，牌子闻所未闻，放到网上会滞销的那种。高铁上常见的德州扒鸡、现磨咖啡、哈根达斯冰淇淋，在这里根本难觅踪影。这种商品设置，究竟是用户需求导致的，还是供应链导致的？我不知道。大妈们的生意很好，笑逐颜开，但我觉得跟商品本身关系不大——在一趟总时长14个小时、又没有设置餐车的绿皮车上，不管卖什么东西，生意应该都不差吧。这再次说明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是牌照资源。震耳欲聋的功放，查无此人的掼蛋每次坐高铁，我最害怕的是两个东西：第一是顽劣的熊孩子，第二是用手机公放音乐的中年人。所幸这趟绿皮车没遇到熊孩子，但是从列车启动的第一分钟起，坐在我斜前方（走廊对面）的一位中年男人，就以极大的音量，公放着一首与中秋节有关的歌曲：“啊，八月十五是中秋，家家户户吃月饼……”这首歌曲被循环了整整四十五分钟，我甚至能对歌词倒背如流（可惜下车之后很快就忘了）。我估摸着，这位中年人应该是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乐，在手机上阅读着什么，或者跟别人聊天。有好几次我都想起来抗议，但他对面坐的两个妹子都没抗疫，不时路过巡查的列车员乃至乘警都熟视无睹，我还能说什么？在经受“啊，八月十五是中秋，家家户户吃月饼”的洗礼的过程中，我想通了一个道理：为什么许多中老年人喜欢用国产安卓手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音量大、电池容量大。就苹果手机那点可怜的功率，要想像部分国产安卓手机那样震动整个车厢，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勉强做到，电量也撑不下来。可能苹果的设计师从来就没考虑到“在公共场合公放音乐，而且一放就是一小时”这项需求的真实性和紧迫性，以至于把这块市场拱手让出了。记得2019年，我在京沪高铁上蒙受过一次类似长度的洗礼，那次的中年人先放的是“狼烟起，江山北望”；然后改成了“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就是娘”；后来我猜他的手机没电了，否则肯定还会切别的歌。加上这次的“啊，八月十五是中秋，家家户户吃月饼”，都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不禁猜测，公放音乐的中年人们可能都有一种让旁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心态，觉得自己在做好事。被他们音乐洗礼的妹子们，哪怕不愿意听，也无法抗拒传统文化的大义名分，所以只有缄口不言。为了躲避传统文化教育，我站起身四处走动。让我颇有些惊讶的是：这节车厢一个打掼蛋的都没有；后面那节车厢也没有。普快列车不禁止打牌，而且四人或六人对坐的格局特别适合打掼蛋，怎么竟然没人打呢？两节车厢，每节都坐了至少一百人，刷手机的不少，聊天的不少，埋头吃东西的还是不少，就是看不到一个打掼蛋的（也没有打其他牌的）。一种解释是，普快列车速度低，手机信号好，大家都忙着玩手机去了。我还想到了另一种解释：会不会掼蛋本来就是所谓高收入人群玩的东西？我身边喜欢打掼蛋的小伙伴，要么是金融圈的，要么是体制内的，还有企业家。因为我从来不打掼蛋，无法判断这项智力运动对于绿皮车乘客的吸引力如何，故此只有存疑了。“小伙子一看就很有文化啊”坐高铁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笔记本玩游戏，但是绿皮车上没有插座，桌子也太小。因此我没有拿出笔记本，而是斜靠在车窗上读书；我读的是K.J.帕克的《城防十六计》（K.J.帕克看到之后请给我打广告费）。对面的退休大叔暂停了聊天，睁大眼睛看着窗外，偶然也扫一眼我手里的书。他不可能看清书上写着什么，但可能是看到书上的字密密麻麻的，于是竖起大拇指对我微笑：“小伙子，读的书不错，一看就很有文化啊！”我腼腆地露出微笑，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真的想问我什么，而是想对我说什么；而我也很乐意听听他接下来想说什么。于是他喝了一口茶，有些得意地说：“我的儿子也很有文化，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还没毕业就被人家要走了，现在月薪一万多呢！”听到这个数字，我有些困惑地皱起了眉头；对方马上补充了一句：“他老婆比他还厉害，赚的钱比他多一倍！”那就是两万多到三万咯？老人家的脸色很自然，显然不是故意炫耀，而是发自内心的自豪。如果我乐意接着话头向下聊，他可能还会说，他辛苦工作一辈子，拿到的养老金也才大几千或上万，可是儿子儿媳如此有出息，刚工作就拿到了这个数字的两三倍，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赶上好时代了啊……（以上纯属我的脑补，但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代沟”：老人看到年轻人拿着比自己多好几倍的钱，就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很幸福；但他们没有看到后者肩负的房贷、消费、子女抚养压力，以及工作中欠缺的稳定性。军工企业退休老人拿到的八千，其含金量高于市场化企业工作的年轻人拿到的两万，何况前者可以稳定地拿到老死，而后者则不知道还能拿几年。老人还会乐观地认为，年轻人还能往上爬，一年更比一年强，这年头只要肯奋斗就能过人上人的生活，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这简直是对时代最大的误解。过去多年，我还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听自己的长辈说：养娃根本没什么难的，咱们当年的娃压根没上过补习班，也没花大钱送去国外游学，更没参加过奥数，不也轻轻松松上了重点中学，最后通过高考成材了？当你试图向他们指出现在的中小学教育跟当年完全不同、大城市养娃已经变成一场军备竞赛时，他们会嗤之以鼻：“矫情！就你们这代人吃不了苦。”所以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为何80后、90后人群的生育率会降得这么低，只能归结为像电子游戏那样的诱惑太多了，以及自由恋爱过了火导致大家不愿意安定下来。别笑，我自己的长辈就无数次提出过上述论断，我还为此跟他们吵过架，但是没用，他们就是不肯改。下车之后我在昌黎站下了车，因为这里是离阿那亚最近的火车站。我习惯性地认为，车站外应该有一个正规有序的出租车上车点，因为昌黎毕竟是个大县，坐拥漫长的北戴河海滩，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到这里；而且从纸面上看，昌黎的经济也不差。可是我错了，出站之后我看到的只有无数不打表的出租车以及黑车。没有排队，没有人维持秩序，我不敢跟他们讲价，只有走出很远之后打网约车。当然，要去北戴河，不止昌黎站一个选择：可以去北戴河站或者秦皇岛站，那里的基础设施明显更好一点。那些去阿那亚度假的有钱人多半则会选择自驾或包车。在昌黎站附近的一个楼盘（看起来还比较高档），我看到底商有一家“共享自习室”，规模颇大、装修不错，而且一看就很有人气。一开始我很疑惑：这里的人这么爱学习吗？但是仔细看看招牌和海报，我就理解了：这是一家以考公考编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自习室。据说，在目前的许多北方县城，考公考编是一条炙手可热的产业链，甚至是唯一炙手可热、还在冉冉升起的产业链。我只是走路几分钟就目睹了这么一幕。昌黎还是一个旅游大县，在那些缺乏支柱产业的地区，考公考编产业链又会热成什么样子？晚上八点，月亮最圆的时候，海边人迹罕至，因为风实在太大了，气温降到了令人不舒适的地步。夜间的大海完全是黑色的，与黑暗的夜空分不出边界；可是我还是能清晰地辨认出大海，第一是通过白色的浪花，第二是通过震耳欲聋的涛声。上一秒钟，月光还很明亮，浪花的纹路在起伏之中十分清晰，仿佛风中摇曳的蕾丝花边；下一秒钟，云层已经遮住月亮，使其变成一个不起眼的小光点，于是大海就彻彻底底地归于黑暗了。左手边的灯塔和前方的海上平台，发出的微弱人造光芒，在这吞没一切的暗夜当中，渺小得几乎无法引起人的注意，更不能照亮任何东西。我抬头望天，又低头望着脚下，总归什么都望不见。于是我平视前方，想象黑色的波涛席卷一切，无条件地吞噬着我们这些无足轻重却还自命不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突然浮现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旧日支配者就沉眠在水下，大海深处某个从未被人窥见的角落，以长长的触角守卫着自己令人无法直视的面庞。终有一天，月亮将从万里长空彻底消失，漫长的黑夜里不再有阴影一说，因为没有光就谈不上影子。旧日支配者将从沉眠中醒来，缓慢而坚定地爬上海滩，取走本来就属于它们的一切……那将是疯狂，难以名状的疯狂，人间的一切疯狂与之相比，恍若小孩子的玩具。一阵大风吹起了我手里的袋子，我打了个激灵，感受到冰冷的海水没过我的脚面。同样是这阵大风，吹开了云层，让我看到了今年中秋最美妙的月亮：它高悬万国之上，神圣不可侵犯，冰冷不近人情。一动不动地盯着它甚至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只看了短短几秒钟，就转身回到岸上去了。但我还是无法遏制刚才在黑暗中产生的念头——旧日支配者所带来的疯狂，如果有一天，月亮真的彻底消失了的话……到了那时，没有什么能够伫立期间，抵御那种疯狂。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很可能将于本月17-18日开始一轮新的降息周期；目前华尔街的一致预期是，年内将降息两次。尽管有些投行的经济学家对降息节奏还有一些质疑，但是美联储即将进入降息轨道是无可争议的。众所周知，对美联储研究最多、观点更新最频繁的，是中国国内券商——数以百计的宏观和策略首席，已经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美联储降息预测报告”，就连与宏观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业分析师也经常说上几句话；这都是传统艺能了。《帝国的毁灭》有一句经典台词：“只要史坦纳发起进攻，一切就都会好起来！”这句台词后来成为了鬼畜界最常玩的梗，没有之一。此时此刻，在国内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心目中，“美联储降息”就像“史坦纳发起进攻”一样，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只要美联储降息，就会有大量资金出于逐利考虑，涌入中国（包括香港），从而为大中华区资本市场注入巨大的活力。许多券商正儿八经地计算过会有多少热钱涌入中国，在此我就不赘述了。只要美联储降息，国内就可以跟进，推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一来，不仅资本市场将得到提振，楼市乃至实体经济也会一扫阴霾，重新步入上升轨道。只要美联储降息，人民币汇率就可以大幅反弹（其实已经在反弹了），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内需的环境。因为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而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及内部消费。当上证指数在2800点附近徘徊、大城市房价已经重返2018年前后水平的时候，“美联储降息”这五个字就像一句万能魔咒，足以让无数人重新燃起最热烈的希望——这年头希望比黄金还珍贵。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二十多年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开启“正常的”降息周期。所谓“正常”和“不正常”，是一组相对概念，“正常”的事情如果太久不发生，就会变得不正常。就像过去两千多年，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皇帝、有国王，君主制在当时很正常，现在则变得不太正常了。因为美联储的这次降息周期与过去多次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几乎无法套用过去多年的经验，接下来会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此时此刻，希望是珍贵的，但抱着希望进入未知领域则是可畏的。世界各国央行，包括但不限于美联储，为什么要不定期地加息、降息？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一般而言，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出现过热倾向时，央行要加息，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给经济增长稍微降降温；当经济发展势头不佳、出现衰退迹象时，央行要降息，一方面防止通货紧缩，一方面给经济增长加一把火。在市场经济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唯一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是是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这一点只要学过经济学入门的人都能理解。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的降息决策应该出于如下逻辑：通货膨胀控制住了，就业形势有些疲软，美国经济增长有失速的风险（或者已经失速）；此时应该松开刹车，改踩油门，至于具体踩的多猛，则视具体路况而定。问题在于，上述“正常”情况，在21世纪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当中，还从未出现过！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的几次大规模降息行为的历史背景。2000-2003年：被911事件加速了的降息周期经过1990年代后期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于2000年出现了疲软迹象，美联储也于2000年下半年进入降息周期。本来这是一次温和的、循序渐进的降息周期，但是911恐怖袭击彻底改变了一切——鉴于股市大跌、整个西方世界的民众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国际政治环境高度不确定，美联储在2001年之内连续进行了三次（每次50个基点）降息；2002-2003年，又进一步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00%的低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正是这一系列激进降息，导致了后来多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并间接催化了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毫无疑问，2001-2003年的降息周期，一开始是出于正常的经济周期调节，可是很快就变成了对911恐怖袭击及此后的反恐战争的“危机反应”。降息的节奏快、幅度大，确实解救了燃眉之急，但由此引发的复杂连锁反应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无法预估的。2007-2008年：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而开启的降息周期从2006年6月开始，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按兵不动，静观经济形势变化。2007年9月，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开来，美联储开始降息，一开始还保持着正常节奏，但是2008年1月就变得异常激进：短短十天之内，一次降息75个基点、一次降息50个基点，这种节奏是史无前例的。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美联储继续激进降息，并最终于2008年12月降至“零利率”（实际为0-0.25%的区间）。除了降息之外，美联储又开启了量化宽松(QE)政策，在公开市场上买入中长期债券，以降低长端利率。量化宽松经历了三个阶段，直至2015年才基本告一段落；“零利率”政策则于2015年底划上了句号。这次历经八年多的大规模放水，给全球资本市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也给过去十多年的美股长期大牛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并非决策者的本意）。2019-2021年：“周期内调整”意外转变为大规模降息长期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到了恐怖的程度，也让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再次产生。为了避免矫枉过正，美联储小心翼翼地一边缩表一边加息，直到2018年底，好不容易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了2.50%（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此时，美国经济又出现了一些疲软迹象，于是美联储于2019年7-10月进行了三次（每次25个基点）降息。但是美联储强调，这属于“周期内调整”(mid-cycle

在《黑神话·悟空》登上新闻联播之后的第十天，一位国内券商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姜诚君）也登上了新闻联播，这可是有史以来的头一遭——坏消息是，他全程戴着手铐，面无表情，一下飞机就被押上了警车。姜诚君显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对于金融业犯罪嫌疑人如此严肃、如此高规格的报道，此前是不多见的。一般而言，这种规格的报道只见于全国性的、有深刻指导意义的大案要案。短短四天之后，主管部门再次强调：“在证券基金期货行业中大力弘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纠正拜金主义、奢靡享乐、急功近利、过度投机、‘炫富’等不良风气。”媒体转载这条新闻时，往往简称为“纠正金融业炫富风气”，其实原文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其含义远远超过了“炫富”这个狭窄的层面。今天（2024年9月2日），我的朋友圈有几十人在刷真格基金Daniel慧眼投中游戏科学（《黑神话·悟空》开发商）的那篇文章；此时此刻，只要游戏科学愿意，它可以以非常优厚的条件拿到更多投资。经历过去三年的低谷期之后，中国游戏产业在迅速恢复，就连本来打算散伙的字节跳动游戏业务也重振旗鼓了。当然，跟六七年前的最高峰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可是要衡量一个行业好不好，关键永远是横向对比而不是纵向对比。与此同时，还有几十人在刷“证券基金期货行业纠正炫富”“又一波金融业降薪浪潮即将袭来”的报道。敬业的分析师还在发表2024年9月的投资策略报告，同时也不忘哀叹一句：“不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发表同样的报告啦！”而且，上述两波人的重叠度往往非常高。《水浒传》里是怎么说的来着？“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在央视电视剧里，被擒后的方腊给了宋江一个冷冷的眼神，令后者有些不寒而栗；但是在原著中，这一幕并不存在，对方腊从头到尾都是负面描述。原作者（不论是不是施耐庵）的这句诗也是出自真心实意，毫无暗讽之意。我认为王家卫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导演。尽管《一代宗师》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电影，但还是浸透了王家卫一以贯之的哲学思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本山扮演的角色坐在火炉前，对梁朝伟扮演的角色说：“一门之内，有人要做面子，有人就要做里子。”赵本山没有出说来的后半句话是：“没有人天生就是面子，也没有人命中注定一直要做里子。轮到自己做里子的时候，就要好好做，不要总是想翻过去做面子。”（注：以上台词出自我的脑补，原著中并不存在。）游戏行业也有过“做里子”的时候；当时，社会舆论对它是很不利的。彼时彼刻，在金融业也充斥着对游戏行业极端不友善，甚至希望将其从根本上推倒的言论。我还记得2019年，在金融街的一个餐厅包厢里，一位大型A股投资机构的投资总监（已经年过五旬了）严肃地对我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分析师不应该推荐腾讯、网易那样的公司。从游戏上面赚那么多钱是损阴德的！你有小孩吗？等你有小孩的一天，就应该知道游戏这个行业毫无价值！”2018-2022年，在我的朋友圈里，从理论高度和社会效益层面正儿八经地论证游戏行业为什么不该存在的人，至少上百。游戏是“电子海洛因”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人（不仅有老人，也有年轻人）的拍手喝彩。有人严肃地认为，应该出台一项全行业规定，要求游戏公司只准出海，不准毒害本国消费者。我很想附上当时的朋友圈截图，可惜当我回头去找时，发现当事人已经删掉了这一条（而且其本人已经半年多没有更新朋友圈）。那就是游戏行业“做里子”的时候。它不但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尽一切努力配合整改。头部游戏公司以极高的效率，推出了史上最严格的未成年防沉迷措施，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升级一次；无版号上线、套版号现象大幅缩减，尤其在头部公司当中几乎绝迹；在题材内容上，游戏公司完全服从并主动配合内容导向，绝不钻空子；在投资并购上，游戏公司也变得非常谨慎，尽量不进行又触犯反垄断嫌疑的大型并购。与上述行为同样重要的是，游戏行业从高管到普通员工，认错整改的态度相当良好。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当自己犯了错误、面对班主任老师时，态度是最重要的。所有耍滑头、阳奉阴违乃至阴阳怪气的应对，都只会使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你以为老师不会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不会在乎，但那只是“你以为”而已。真正聪明的好学生，会认真地、保质保量地完成整改，在全班同学面前摆出良好的姿态，以争取宽大处理。何况游戏行业还一再证明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从《原神》到《黑神话·悟空》，一再实现了当前最需要的文化输出，凸显了当前最提倡的文化自信。这就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在整改期间还不忘参加学校文艺汇演，为自己班上拿下了一个好名次。没有班主任会不喜欢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生肯定不会一直“做里子”，他为自己争取到了“做面子”的机会。反观金融业，自从2021年以来，主管部门的大致思路就十分明确了：第一是要避免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强调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第二是破除“金融精英论”，不搞华尔街的那一套，在薪酬、福利、差旅待遇等方面要自我抑制；第三是大力抓合规，对于以前常见的一些灰色地带的做法要捅破，绝不姑息迁就。上面这些思路都是明明白白写在公开文件和报道里的，识字的人应该都能看懂。很可惜，国内金融机构过去几年的自我整顿，至少在主管部门看来，应该还是很不足够的；态度也算不上十分良好。当然，千千万万遵纪守法的金融从业者、尤其是其中的基层员工，可能会觉得委屈——他们其实是被本行业高层的一小撮人连累了。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一个混乱不堪的班级里，也会有守纪律的好学生（甚至往往占据多数），可是班主任老师乃至政教处必须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顿，即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理解不理解，是一个问题；执行不执行，又是另一个问题。对于有约束性的行业规定，哪怕不理解也需要执行，这就是“约束力”的含义。还是那句话：态度问题非常重要，既有态度又能出成绩则更好。“做面子”的待遇是用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过去几年游戏行业争取到了。金融业能不能争取到呢？这就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了。附带说一句：就在姜诚君被押解回国的第三天，市场监管总局宣布阿里巴巴集团“三年整改”完成。公告的最后写道：“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保障。”对比一下近几年的类似文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语气和侧重点的变化。只要中文水平过关，应该非常容易看出区别，在此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已故著名美籍新闻评论员阮次山有一句名言：“许多看起来无关的事情，其实都是有关联的。”我不赞成此人的大部分观点，但是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何况阮次山也不是什么坏人。玩过游戏（尤其是大型网络游戏）的人都知道，当游戏出现版本更新的时候，玩家必须跟上版本节奏，开发新的、针对性的策略。《王者荣耀》号称一代版本一代神，《和平精英》当年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游戏，就连《蛋仔派对》这种无脑派对向游戏也是如此。在新版本下还抱着旧版本思维不放的人，要么是休闲玩家，要么是老顽固。不过也不能排除有些人甚至不知道版本更新了，需要运营主动提醒他们。谁知道呢？

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写过一本书，名叫《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本书的观点和水平如何暂且不论，对于这个书名，我是不以为然的——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侠客梦，只有“当官梦”，以及“国师梦”。“国师”和“官”不是一回事吗？当官当到了极致、能够左右天下大势，就进入“国师”行列了吗？其实不是的。虽然“官”和“国师”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但无论在古代语境还是现代语境下，二者的区别都远远大于相同：所谓“官”，是有编制、有俸禄的，需要通过考试（古代是科举，现代是考公或选调）。“官”要服从纪律，做许多日常杂事；绝大多数“官”的绝大多数时间是花费在繁琐的行政事务上的，对天下大势的走向并无影响力。所谓“国师”，可以是“官”，也可以不是“官”。他们往往不需要通过考试，不是官僚体系的成员，所以也不需要服从纪律，更不需要浪费时间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只需要向最高决策层出主意就行了。比如说，刘邦麾下的张良就更接近“国师”的角色：不带兵打仗、不参与行政管理，甚至没有实权职位，但是刘邦对他言听计从，堪称二十四史中的头号国师。萧何、王陵、周勃这些人是“官”，陈平既是“官”又是“国师”，唯独张良只担任“国师”。这个国师做的很有派头，待遇也十分丰厚，天下统一之后刘邦张口就是“自择齐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怕别人嫉妒，只要了一万户。反观萧何贵为汉朝第一任相国，初始封地也才八千户，陈平更是只有五千户。又比如说，康熙皇帝特别信任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南怀仁、张诚、白晋等耶稣会传教士，不但蒙受厚遇，其奏折还可以通过内务府直接上达天听。传教士们经常进宫给康熙讲解数学、天文学乃至西方哲学课程，并且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往往有一些官衔（例如钦天监监正、太常寺卿等），但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官衔层面，具备一定的“国师”身份。康熙为什么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他儿子雍正则全面禁教），显然离不开这些“国师”的面子。不但普通读书人羡慕国师，朝廷里的大官也羡慕国师：正规官员想给皇帝出谋划策，要通过奏章或奏折的方式，辗转多个官僚部门，最终还不一定能送达御前，送达了也不一定被当回事。哪怕皇帝看到了、提起了重视，大概率也是大笔一挥，送交相关部门负责人（最典型的是六部），让他们先提出意见。相比之下，国师则拥有与皇帝一对一交流的管道，与皇帝培养私人感情，让自己的观点在第一时间变成大政方针。有人说国师是“白衣宰相”，其实大部分宰相其实就是个大管家，遵循先例、照此办理罢了，哪里有国师的尊荣和权柄？至于那极少数有决策权的宰相，事实上算是“宰相兼国师”，其决策权与其说是来自官职，不如说是来自国师身份。到了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多元化，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道路多了起来。然而据我观察，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当“国师”，还是趋之若鹜甚至有执念的。资本市场上尤其多见！当年我在券商工作的时候，经常能看到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们自称“海里有人”，“我说的话对海里有影响力”；有些基金经理也这么自称。有些人是吹牛，为自己脸上贴金，但更多的人是真心相信自己能影响到“海里”——哪怕一时半会做不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去努力、去奋斗！就在最近两个星期，我至少看到了五篇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洋洋洒洒的国师级文章，其篇幅从两三千字到三四万字不等。之所以没有出现更长的，不是因为作者不想写长，而是因为微信公众号推文有长度限制，不得超过五万字（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些文章颇为关注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尤其是最近几个季度出现的若干奇特现象，包括但不限于：净出口（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日益提升，无论在总量上还是比例上，均已远远超过德国、日本等传统的外向型经济体。M1（狭义货币供应量）居然同比下滑。我看到无数篇文章一致指出：“历史上没有一次大牛市是在M1下滑时发生的！”国家并没有像“候任国师”们盼望的那样，推出几万亿乃至十几万亿的一揽子财政刺激方案，这使得“候任国师”无不人人叹息。公允地说，这些文章大多使用了比较严谨的理论框架，考虑了多层次的现实数据，绝非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民间经济学家”可比。附带说一句，B站上有一些财经博主也自称“海里听得到我说话”（名字就不点了），言之凿凿地宣称什么大政方针是征询自己意见之后做出的。这就不仅仅是“国师病”了，而是妄想型精神病，需要训练有素的精神科医生及时进行收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很难预料。回到正题，为什么说“想当国师”是一种病呢？因为他们普遍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决策机制。这一点也正常，毕竟隔行如隔山，没混过体制内的人是不太可能了解的。国内的投资从业者，无论卖方还是买方，最关心的都是政策，一天到晚找各路“专家”打听最新的风吹草动——可是关心不代表了解。许多人听了无数次“海里专家路演”，读了无数份产业指导文件，对上面的决策流程的了解还是天真到可爱。正因为天真，所以以为自己写的文章（无论两千字短文还是三万字长文）能够真的发挥“国师”的作用。其实用大脚趾想想都知道：不能。乐意当国师的人这么多，凭啥听你的？张良的例子离的太遥远了，咱们就用康熙和传教士的例子吧。康熙之所以高度重视传教士，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大量西方技术、西方知识，不仅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还能立竿见影地产生实效。南怀仁得宠，是因为他会造炮、造机械，他造出的炮在三藩之乱中还发挥了作用；张诚、白晋得宠，是因为他们精通西方语言和国际局势，在与俄罗斯谈判过程中不可或缺。所有传教士还都具备高深的天文学知识，在相信“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这种知识的分量如何，不言自明。简而言之，少年康熙出于对西方知识的好奇而接触传教士，出于西方科技的实用性而依赖传教士。就连征伐噶尔丹期间患上疟疾，都是通过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霜治好的。所以传教士附带对国家大事发表一点意见、为天主教传播争取一些资源，那都好说！除了皇帝本人，当时朝中的重要大臣，例如有“佟半朝”之称的佟国维、隆科多父子，跟传教士的关系同样十分良好。雍正元年宣布禁教之后，少数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仍然受到达官显贵的礼遇——毕竟当官的生了病需要西药，看风水需要西方历法，画个肖像也希望用西方透视法呢。回过头来说，现在想当“国师”，动辄万字长文指点江山的人，根本不具备传教士的上述作用，因此很难得到决策层的认真阅读，更别说被吸收进决策流程之中了。头脑稍微清醒的人，理应认识到这一点，毕竟此乃常识。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拒绝相信上述常识呢？就连我的好朋友里面，也不乏发自内心认为自己可以当“国师”的，这让我颇为吃惊；我花了很大工夫才弄清他不是在开玩笑。从坏的方面讲，当“国师”的诱惑太大了，谁不想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之中、轻松得封万户侯？就算是不受身外之物的传教士，想给自己修个教堂或积累一批高端信众，也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我相信人性不完全是恶的。很多人（譬如我的那位朋友）想当“国师”，根本原因还是有责任感，希望对历史进程发挥一点微小的作用。他们求回报吗？肯定是求的，但是他们想象的回报并非财富或权力，而是名垂青史的自豪感。从这个角度讲，“国师病”堪称中年人（尤其是金融圈中年男性）的“中二病”。我们小学的时候总是希望成为动画片里的超人，中学的时候又希望成为武侠小说里的大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中二病

腾讯、阿里分别于8月14日和8月15日发布了第二季报（注：阿里是第一财季）。本文包含了互联网怪盗团视频号于8月15日晚进行的直播解读回放。在本次直播中，我们不但探讨了财报本身，还探讨了财报背后的许多问题，包括业务上的以及长期战略上的问题。很显然，无论对于腾讯还是对于阿里，都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管理层无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传统的机构分析师也难以评判。虽然我们也不可能彻底解答这些问题，但总归要尝试一下，力争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怪盗团知识星球用户不必付费阅读本文，因为其音频文件将上传到知识星球。此前的深度研究直播回放的链接在这里：如何研究腾讯（以及腾讯系上市公司）电商平台研究：阿里京东拼多多，各自战略态势和业务前景如何？近期热门游戏点评：绝区零、三谋、DNFM、心动小镇、鸣潮，等等

说来惭愧，我平时经常刷知乎，有时候一天能刷三小时。知乎是我经常观看但是从不发言的唯一的内容平台。很多人至今还觉得，知乎是一个用来学习的地方（就像他们觉得B站也是用来学习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知乎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爽文平台”之一。就以我最近几天刷到的内容为例：在知乎，打工人遇事不决就应该劳动仲裁。跟上级关系不好？正面硬怼，引诱他开掉你，然后劳动仲裁。跟同事关系不好？激化矛盾，闹得越大越好，然后劳动仲裁。工作环境不开心（例如食堂不好、没有健身房）？公开大声吐槽，搞得全公司瞩目，然后劳动仲裁。至于加班、考勤打卡、下班之后被夺命连环CALL……这些事情当然更要果断申请劳动仲裁。至于劳动仲裁成功率到底有多高，会不会导致本行业HR集体拉黑你，导致你接下来一年内找不到工作，知乎大神是不管的。爽就够了！在知乎，只要考上了公务员或事业编，你就可以躺平。领导交代事情可以不干或者磨洋工，领导要求转岗可以不听，甚至可以天天在家睡懒觉不去上班。别问，问就是“体制内不能随便开除人”，只要你死猪不怕开水烫，领导只会绕开你，绝对不会跟你作对。实在惹烦你了，还可以实名举报领导，把本单位闹得鸡犬不宁，走的人只会是领导而不是你。至于领导有一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体制内大部分单位做不到让人躺平，以及组织纪律绝对不是摆设，知乎大神是不管的。爽就够了！在知乎，继承了亿万财产的富二代被视为穷人，因为通货膨胀会吞噬他们的财富；月薪一万的打工人则被视为富人，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理财赚大钱。别问，问就是“富不过三代”，如果你爸爸就是富人，那你已经用完你家致富名额的三分之二了；而月薪一万的人则还有三代致富名额可用！至于月薪一万的人根本没什么像样的理财方法可用，而富人的抗通胀能力其实也远远强于穷人，知乎大神是不管的。爽就够了！在知乎，25万以上的车全是智商税，BBA是被嘲讽最多的三大品牌。别问，问就是传统车企日薄西山，“哪个脑子进水的人会买25万以上的车”。由于近年来国产造车新势力纷纷推出高价车型，它们在知乎的口碑也连带着一落千丈，其中部分车企已经多次被知乎大神单方面宣布破产（或者两年后破产预订）。至于25万以上的车性能更好、体验更舒适、负载的科技功能更多，知乎大神是不管的，问就是“华而不实”，不如闲鱼上8万买的二手车。爽就够了！啊人生啊。典型的知乎用户：中年人（25岁以上、50岁以下），上班族，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用浏览器刷知乎，同时往往在回邮件以及与同事扯皮。知乎是极少数还保持着庞大PC端流量的内容平台之一，也是极少数工作日流量大于休息日的内容平台之一。至于行业分布，早年是互联网大厂和外企居多，现在越来越下沉了，各种各样的企业都有一点。知乎用户的男性比例相当高。怎么看出来的？首先，知乎对服装和美妆行业的认知相当浅薄，甚至有高赞答案宣称“服装根本就不分男装和女装，都是品牌想出来的智商税”——这显然是没搞清楚“版型”这个概念。其次，部分知乎用户特别热衷于“一个男人能打多少个女人”这种话题；作为一个直男用户，我实在无法理解其背后的心态，只知道这种内容放到微博或小红书等女性用户聚集地会被喷死。知乎用户的学历普遍不低，尽管经历了多次下沉，很可能还是互联网平台里面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其中理工科占据绝对多数。早些年，知乎理工男是颇为骄傲的，认为自己是世界前进的火车头，对文科颇不待见。现在因为文科专业容易考公，口碑出现重大逆转，大部分理工科专业变成了劝退专业，真是风水轮流转。知乎用户来自北方的比例较高。怎么看出来的？因为在美食话题下，南方菜系基本只有被踩的份，苏州杭州上海乃至广州都被打成了“美食沙漠”，东北菜、山西菜和鲁菜则广受好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川菜湘菜属于南方，在知乎口碑还不错。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乎用户来自北方以及南方内地（非沿海）省份的比例较高。好了，现在我们得出了一份不完整的知乎典型用户画像：中年男性上班族，理工科出身，往往从事技术类工种，往往居住于北方或内地省份。补充一下，大学在读硕士博士上知乎的比例也不低，但他们需要去实验室点卯，与上班族的精神状态高度类似，可以视为同一类人。说实话，上述用户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在当地一般能排到前百分之二十乃至百分之十分位，在全国也不算低。较高的学历，赋予了他们强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工作环境，以及略高于一般人的视野。可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快乐呢？为什么要戾气十足，依靠写“爽文”、看“爽文”和跟人互怼来自我娱乐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人们快乐与否，不是取决于其实际地位，而是取决于期望值与现实的差距。如果你处在社会前百分之二十分位，但你觉得自己应该处于前百分之一，甚至指点江山、青史留名，那你就是不快乐的。典型的知乎用户会觉得自己“屈才”了，更高的社会阶层仿佛一直在向他招手，却永远可望不可即。这种情况下的人怎能快乐？除此之外，人们所处的小环境也很重要。典型的知乎用户，可能高于自己所在城市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但他与这些人——农民工、厂妹、保洁、外卖骑手、无业游民，日常要么很少接触，要么根本没有接触。他平时相处的对象，往往是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至少是自己得罪不起的人。坐在CBD办公室角落里的小透明，即便每月工资能到账五位数，心理上却很难产生“我是人上人”的感觉。而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的主要爽点就是“当人上人”；当不了人上人，还不如不当人。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互联网是当代最伟大的“减压阀”，知乎则是上面这些人最重要的“出气筒”。在这里，你可以键政，可以吐槽，可以编故事，可以尽情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假如老板和同事让你不爽，你就编“遇事不决劳动仲裁”的故事；假如你很想躺平又不得其门而入，你就编“考公进体制躺平怼领导”的故事；假如你看不惯富二代的花天酒地，你就编“亿万财产不如月薪一万”的故事；假如你舍不得买25万以上的车，你就编“25万以上的车都是智商税”的故事……又或者你编不出来，但不妨碍给这样的故事用力点赞！上面的故事还算是“向比自己更强的人开炮”；更多的故事则是“侵害比自己更弱的人”。知乎首页经常给我推“为什么有些老顾客吃着吃着就不来照顾生意了”，数以百计的用户争先恐后地描述自家楼下的餐馆老板如何得罪了自己（例如没送自己一个小菜、面条上盖的肉太少），导致自己再也不去光顾，没过多久餐馆就倒闭了的故事。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是“你因为什么而举报了外卖骑手”，其中有些回答还能看，但有些只能用心理变态形容。这些故事，无论是真是假，体现的都是“如何在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找优越感”的精神，就像阿Q梦寐以求的不仅是消灭假洋鬼子，还包括消灭王胡和小D。可以想象，在知乎，绝大多数富豪（资本家）都是被群嘲的对象，但是有两个例外；这两个例外充分体现了知乎用户的精神状态和理想。一个是刘强东，一个是王思聪。刘强东在知乎的口碑极好，名义上是因为京东物流送货上门、深得大城市白领欢心，实际上是因为知乎典型用户把他当成了自我代入对象(Wannabe)：出身贫寒，通过高考实现阶级跨越，名校毕业后白手起家，直到公司上市、迎娶白富美。看着东哥的奋斗成功史，就好像自己也成功了；看着东哥跟奶茶妹牵手逛街，就好像自己也逛街了；看着东哥在公司内部说一不二，就好像自己也说一不二了。相比之下，其他互联网企业家的身份背景、性格、成长路径，与知乎典型用户相差的都比较远，所以难以代入。王思聪则代表了知乎典型用户理想中的“富哥们形象”。知乎有个热门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王思聪是什么样的人”，至少上万人自称在现实中认识他，上千人自称跟他在工体夜店的包厢里喝过酒，上百人自称能够跟他称兄道弟。一般的超级富二代，离知乎用户太遥远了，只会令大家产生仇恨情绪；王思聪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爱出洋相、能让人幻想交朋友的。这就跟很多网友把CCTV-6叫“六公主”一样，与一个高高在上的对象故作亲昵，以此满足“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上流社会一分子”的心理。看到这里，有人肯定会问：“既然如此，你平时还刷知乎干嘛？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恰恰相反！正因为知乎扮演了中年上班族“出气筒”的作用，它才格外有研究价值。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某种程度上的）微博，代表了中文社交媒体光鲜亮丽的一面；像知乎那样集中表现不那么光鲜亮丽的一面的平台，越来越少了。即使是同一个用户，在朋友圈或小红书的表现，与在知乎的表现可能大相径庭——哪个才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呢？两个加起来才是！或许后者的代表性还更高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观看知乎这样的平台的内容时，我们不能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而要从字缝里读出字来；这应该是一项基本功。例如，当知乎用户声称“25万以上的车都是智商税”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看不上：一个人为什么要洋洋洒洒写几千字，引经据典地评价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呢？这实际意味着他们“想要，但没钱/下不了决心（或没有掌握家庭财权）”。又例如，当他们声称自己只玩主机游戏和Steam、从来不碰垃圾手游时，这也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不在手机上玩游戏：一个从不玩手游的人怎么会对“垃圾手游”如数家珍呢？这实际意味着手游过于流行，难以从其中寻找优越感，远远不如Steam和主机游戏更能凸显卓尔不群的人设。这种理解方法看起来很玄，其实只要熟悉了就很容易，对于从小做惯了阅读理解题的人而言根本不是难事。附带说一句，知乎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几乎没有专业化的KOL。早年知乎也曾经是KOL的温床，可惜由于赚钱前景太弱，当年的知乎大神们要么退圈了，要么去了其他平台。现在还坚守的知乎大神，绝大多数是为爱发电（也有些是闲得无聊），或者凭借惯性维持前进。这就意味着知乎上的观点带有强烈的真实性——不是更符合现实的“真实”，而是更符合作者的“真实想法”。因为但凡专业化的KOL，总归要树立人设、迎合主流价值观、留下商业化空间；专业化KOL的存在，还会不可避免地挤压普通用户的发声空间。微博和抖音的“专业化”都比较彻底，小红书最近几年也飞速“专业化”；只有知乎不但没有跟上，反而出现了“去专业化”的苗头。这显然不是知乎官方刻意为之，但这个趋势在客观上已经难以扭转。所以我们才能在知乎上欣赏到那么多的“爽文”，以及爽文背后的人间百态。B站是到处“18岁已觉醒”，微博是到处“你知道我哥哥多努力吗”，小红书是到处“985毕业大厂离职”；早年知乎曾经到处“谢邀、人在美国、刚下飞机”，不过随着时间推移，那群“刚下飞机”的人都消失在机场到达厅的厕所里了。留下的是中年上班族对现实的愤懑，对理想的渴望，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剧烈落差所产生的戾气。这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写照！马克思曾说，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学习到了很多关于现实社会的知识；我则要说，每天刷半小时知乎，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相当于读了很多书。当然，从商业化角度看，这是致命伤。所以我从不看好知乎的广告商业化（卖“盐选”或许还稍微好一些），也没有买过它的股票。不妨更进一步说：凡是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观看到世相百态的平台，商业化都不会太好。因为正如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头脑正常的广告主只会对“华美的袍子”进行投放，而不会对“长满了虱子”有任何兴趣。可是高明的社会研究者可以通过袍子上的虱子，得出十分扎实的研究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知乎和起点、晋江视为类似的内容平台：后两者写的是长篇爽文，前者写的是短篇爽文；后者强调爽文的虚构性，前者则强调爽文的现实性（或曰亦幻亦真）；后者以年轻人、或者从年轻时就养成了网文阅读习惯的人为主力用户，前者则以中年上班族为主力用户。从这个角度一看，知乎卖“盐选”还真是个正确的选择，可能也是它在长期唯一靠谱的商业化增长途径。对了，如果有读者想跟我一样，通过日常刷知乎去研究当代社会，那么请务必记住一点：回避知乎上的所有关于商业、投资和科技产业的研究分析，无论其篇幅多长、看起来多么有料。我日常也经常刷到这样的分析，并出于好奇阅读过不少，事实证明它们绝大部分毫无价值。没有必要在毫无价值的东西上浪费时间。

多年以前，我开始研究中国互联网行业时，腾讯就是受到资本市场（以及互联网业内人士）关注最多的一家公司，没有之一。现在仍然是如此。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投资者对腾讯的研究都呈现极端的良莠不齐，市场噪音极大。有些人对腾讯研究十分深刻，更多的人则只是一知半解。为什么资本市场往往研究不好腾讯？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身的信息披露不足——在主流互联网上市公司中，腾讯可能是披露业务信息最少的，这一点自从2021年以来才稍有改良；另一方面是它的业务太复杂。复杂也就罢了，偏偏它所经营的游戏、社交业务，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发言权，“是很容易研究的行业”。这两年，随着微信视频号的崛起，腾讯的业务更加复杂了，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就更多了。投资者不但苦于“信息太少”，也苦于“信息太多”。记得我在券商工作时，每个季度都会传来好几次“《王者荣耀》流水大幅下滑”，或者“抖音要做社交了”的传闻，牵扯了大量的研究精力。相信现在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仍然在类似的传闻中疲于奔命吧！无论如何，跟着市场传闻走，不是做研究的正确方法。我们既要理解那些时效性的东西，也要理解那些根本性的东西。在本次直播当中，我们探讨了如下有趣又有意义的话题：腾讯近期的薪酬调整及其折射的组织文化变动；视频号目前究竟是什么状态，尤其是视频号电商的进展；腾讯重要游戏产品的现状，以及新产品的排期；同样作为腾讯控股的公司，腾讯音乐与阅文集团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小游戏，短剧和视频号广告对腾讯未来的影响；若干其他问题。以下为直播视频回放内容。（往期的付费直播回放内容可以看这里：电商平台研究：阿里京东拼多多，各自战略态势和业务前景如何？近期热门游戏点评：绝区零、三谋、DNFM、心动小镇、鸣潮，等等）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古书，一开始是读白话文翻译，慢慢过渡到文白对照，中学以后就经常阅读原文了。记得我最早爱读的是《庄子》，因为里面有很多故事；后来爱读《左传》《史记》，因为里面有更多、更成系统的故事。随着年岁渐长，我逐渐开始关注那些故事之外的东西，例如“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当时还不知道，这些道理有一个总称，叫做意识形态。人不中二枉少年，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我是相当中二的，周围也团结了一群中二的朋友。所谓中二，主要表现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能得到最轰轰烈烈的爱情，第二是觉得自己能够为天下大事找到解决方案。今天咱们先不说第一条，只说第二条；怎么解决呢？无非是依靠实践和读书。作为学生，不可能有太多真正的实践机会，主要还是靠读书。我选了很多人文社科方面的课，还去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其中既有中国书，也有外国书。不过我内心深处，最爱读、最寄予厚望的，还是中国书尤其是中国古书。为什么呢？第一，中国古书是我们的祖先写的，契合了我年轻时的朴素爱国主义情绪，感觉自己与当年的作者血脉相连。第二，中国古书更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起来更容易一点，不像外国书还要先理解许多文化背景。第三，“博览古书、神交古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譬如读《论语》可以神交孔子，读《传习录》可以神交王阳明；相比之下，神交柏拉图、奥古斯丁、孟德斯鸠，好像就没那么酷了。说一千道一万，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母语和文化传承。如果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发掘出闪光的东西，我绝对是不会去求助洋人的。我中二病最严重的那阵子，跟社团的师妹们去唱K，手里都拿着《尚书正义》和《四书集注》。其实不仅是为了抓紧时间读书，更是为了向师妹们显示自己很酷（可惜她们大多不吃这一套）。记得某年夏天，我在学校南门外的餐馆里，熬了一个通宵读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中对中国“历史停滞、缺乏创造力”的评价令我颇为恼火，还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他对中国的理解太肤浅。我还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哲学系的师姐看，对方含蓄地指出，“你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是合格的”，但这样的文章写不写都是一回事。有些人工作之后就变得很现实，不再想宏大叙事了；但我不一样，工作的前几年还是很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尤其是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以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我发现了今文经学这个“瑰宝”，相见恨晚，感觉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深刻了！所谓今文经学，是诞生于西汉前期、带有强烈社会改革色彩的儒家思想。与后世流行的古文经学（汉学）和宋明理学（宋学）相比，它有几个鲜明的特征：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一个改革家，儒家是一个改革学派，《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谁要是说孔子守旧、述而不作，今文经学家会第一个不同意。今文经学非常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例如一个国家到底该怎么组织？天子、诸侯、士大夫和老百姓分别应该履行什么职责？如何使得社会各阶层上下融洽、各得其所？反而是对道德哲学没那么重视。今文经学很有理想主义情操，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天下大同”，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当然，各家学派的框架往往各不相同乃至彼此抵触，但骨子里仍是理想主义的。第一次读到《孔子改制考》，我拍案叫绝：谁说中国人只会因循守旧，谁说儒家只会翻故纸堆！孔子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通过改写六经、建立学派的方式，设计了几百年后的社会制度，堪称公元前五世纪的大改革家。后来又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更是感叹于先秦儒家竟然如此有先见之明，锐意进取、不畏强暴（尤其是后来一统天下的暴秦），创造了伟大的制度和文化。梁启超总结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大行其道，越来越重视修身养性而不是解决社会实际需求，这才导致了西方后来居上。我非常赞成，恨不得穿越回去跟康梁二位先生交朋友，感觉自己经脉中的中国血更加鲜红、更有生气了。当然我是不会满足的，又继续去读更多的古书，包括今文经学家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二者我都很喜欢，前者恢弘，后者谨慎。小小的一部《春秋经》，竟然能够讲出这么多的“大义”，实在令人叹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民国时期的杨树达写了一本《春秋大义述》，指出法国输掉二战是不遵循春秋大义的结果，我们中国必将赢得抗战则是春秋大义的功劳。这本书写得很有煽动性，我出差坐高铁的时候都带着，有时候不禁读得热泪盈眶！然而，读着读着，或许因为读得实在太多了，又或许因为年纪变大了，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情绪。首先，《公羊传》《谷梁传》里面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似乎缺乏可执行性。例如我最喜欢《谷梁传》的正义论，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说得清清楚楚；但要如何维护正义呢？还有晚清今文经学家提出的意识形态，绝大部分亦是高高在上，不能直接拿来富国强兵，甚至难以作为制度设计的蓝本。就连康有为自己主导的戊戌变法，也只是拿《公羊传》做了个幌子，具体措施一半是抄的西欧、一半是抄的日本。至于说依靠“春秋大义”打赢抗战，仔细一想更是荒诞不经：要怎么赢呢？打开《春秋》，诵读圣人的微言大义，日本鬼子就会痛哭着放下武器投降吗？其次，今文经学设计的制度，历朝历代有谁实践了？准确的说，有一个朝代，那就是王莽的新朝——其结果如何大家看得很清楚。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文化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无论民国还是当代的制度，好像都不是来自他们。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没有任何朝代的制度，是完全依托儒家文化或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建设的（新莽是唯一例外）。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不够合理吗？还是因为现实太复杂，只能见招拆招？不管是哪种原因，我们好像都不应该沉浸在故纸堆中，指望几千年或几百年前的古人，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今文经学不行，那么其他儒家学派就更不行了。王阳明很受现代人推崇，其实主要讲的还是道德哲学，教大家怎么修身养性；朱熹更是如此，而且思想更加僵化，没有提供社会改革的任何理论基础。再往前则是从郑玄到孔颖达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学，其核心思想是寻章摘句的训诂学、考据学，教我们如何理解古代圣贤君子每一句话的具体含义。我相信，对于养成高雅的生活情趣，这些知识应该相当有用；可是高雅的生活情趣能拿来富国强兵吗？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吗？明朝的遗民讥讽士大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我们再怎么精读传统文化，还能读的比明朝士大夫更深吗？上述疑惑，一旦产生就无法遏制，愈演愈烈。于是，从二十六七岁时开始，我读的中国古书渐渐少了，反而增添了许多外国书，例如十八世纪以来英美及欧洲大陆思想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的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让我十分敬佩，其中有许多中国古人从未提出的观点；丹宁勋爵关于普通法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也大幅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播，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要产生那些现代性的思想乃至发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晚清的今文经学家们，以及民国的章太炎、钱穆、杨树达等大师，花了一辈子时间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应有尽有、万事俱备、不用依靠外来思想”——可是只要读的书足够多了就能意识到，那是何等荒谬的论点啊！我算是体会到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与不甘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法治、福利国家，这些现代性的社会思想，为何没有诞生于中国？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些现代社会科学为何也全部发源于西方？而且，我们的先辈不是没有想过略过这些思想、只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东西——不止一个晚清官员严肃指出，洋人只是“船坚炮利”，我们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洋人的理工科就行了，别的东西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好。自从甲午战争、庚子国难，上面这套理论迎来了总破产，不想学也得学了。为了解开“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性”这个谜题，我找了很多当代历史学家的书。他们提出了很多解释，有些很有道理，但总觉得不够直接。于是我又去读《春秋谷梁传》，这本书的文字很优美，拿来当散文读也是很好的。晋朝人范宁给这本书做注，写的序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曾经多次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这次却引发了我的格外注意：“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履霜坚冰，所由者渐。。”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天降下了天象，圣人写下了训示，都是希望教导君主，让他们谨慎行事、修炼品德。可惜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导你，你却自高自大地不肯听，积重难返，最终酿成了灾难！”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昏君真不是东西啊！要是换了贤明的君主就好了。”后来又看到这句话，心想：“为什么历史上总是昏君多、贤君少？是先天教育不足还是后天堕落了？”再后来更成熟一点了，再看到这句话，心想：“能不能想个办法约束君主，让他们必须听圣人的话？”其实，古代的知识分子比我想的更多，做的也更多，可是无一例外失败了。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对后主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是国家兴旺的必要条件；可是在他死后，后主仍然走上了“亲小人、远贤臣”的道路。连诸葛亮都教不好自己的君主，后人还能做得更好吗？所以，在读过卢梭、孟德斯鸠和丹宁勋爵的书之后，我再次看到《春秋谷梁传序》中的那句话，想到的却是：“为什么要有君主？既然君主是酿成灾难的根源，不应该把这个根源取消掉吗？”退一万步讲，就算取消不掉，也应该用制度去限制他，让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依靠几个“圣人”孜孜不倦地去教导，因为事实一再证明他是不会听的！公允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公元前四世纪的孟子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七世纪的黄宗羲写了《原君》，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君主）！很可惜，形势比人强，知识分子的一支笔肯定抗不过君主的刀剑。朱元璋读了《孟子》之后，就很想把这个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老头子抓起来；黄宗羲的思想，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清朝前期，更不可能流传开来。如果没有受到君主的暴力威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能不能产生堪与启蒙运动相提并论的思想成果？历史不容假设，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已经昭然若揭。在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唐宋以前，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松的，容得下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所以中国还没有落后；明清以后，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以及自上而下的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日益加深，大家“胡思乱想”的空间和欲望就都越来越小了——没有“胡思乱想”，就不会产生像样的新思想。所谓圣人君子，连“诲尔谆谆”的机会都丧失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君主“听我藐藐”。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能诞生什么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呢？更谈何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这还不算完，因为大家都目睹了君主的富贵尊荣，所以都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君主：父亲希望儿子（以及老婆）把自己当做皇帝崇拜，官员希望下属（以及子民）把自己当做皇帝服从，就连老师也希望学生（乃至学生家长）把自己当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皇帝。看起来天下只有一个皇帝，其实到处充斥着小皇帝、土皇帝。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前，倒是可以用“历史局限性”去解释；可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欧洲人已经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砍掉了一个又一个国王的人头的情况下啊！等到他们杀过来了，中国官员还在唠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知道他们脑海中的“中学”究竟比“西学”先进在哪里？是下跪磕头的姿势更流畅，还是老子打儿子、教师打学生的动作更纯熟？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对于这句话，历来争议不小，所以我们的课本也并不收入。二十年前的我，大概会觉得鲁迅偏激了；现在则完全赞成他。被两千多年历史的君主专制（现在时髦的说法叫“秦制”）束缚、形成森严的上下尊卑观念、人们无不被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的文化，不是“僵尸”又是什么呢？活人未必一切都好，但是最差的活人也比僵尸更强。很惭愧，鲁迅先生早在九十多年前就参透了的真理，我却非要自己再证实一遍，相当于“重复发明轮子”。人类各自有各自的祖国，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热爱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人类的精神文明没有国界线，自然科学成果如此，人文及社会科学成果也如此。少读中国书（尤其是少读“传统文化”）、多读外国书，丝毫无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也不改变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之一的事实。在此我还是想援引我十分喜爱的《春秋谷梁传注疏》的结尾部分，体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中国者，盖礼义之乡，圣贤之宅。轨仪表於遐荒，道风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为暂有。鸾凤栖林，非为权来。虽时道丧，犹若不丧。虽麟一降，犹若其常。”（所谓中国，就是礼义之乡、圣贤之宅。法律制度能够传播到荒僻之地，道德情操能够激励到千秋万代。麒麟在郊外出现，不是暂时现象；鸾凤在林子里栖息，也不是偶尔出现。虽然现在中国之道已经沦丧了，但我们心中还是觉得仿佛没有沦丧。虽然麒麟只是偶尔降临中国，但我们还是觉得它好像经常来一样。）“此所以所贵于中国，《春秋》之意义也。”（《春秋》就是这样赞美中国的。这就是《春秋》的意义。）

最近我在读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书，包括三谷博的《明治维新史再考》以及小田部雄次的《华族》。其实，对于日本历史我一直颇感兴趣，包括古代史，也包括近现代史。因为日本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分享着相似却有不同的文化，在历史转折关头往往做出了不同选择，无论是对是错，总归值得借鉴和观赏。我觉得明治维新时代颇具美感，尤其是坂本龙马、高杉晋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出身中下级武士的青年才俊，在这个“三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之中发光发热，华丽地登场，壮丽地谢幕。很可惜，明治维新成功后的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那就一点也不美了。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其实是由一小撮近乎垄断了政治经济资源的世袭小集团控制的，包括拥有爵位、具备与天皇家族联姻资格的“华族”，以及与“华族”地位相差不大的上层士族。解释一下：所谓“华族”，包括德川幕府体制下的武家大名（藩主）阶层，以及京都朝廷的公卿阶层，他们是日本封建时代上流社会的代表；还包括在明治维新时期立下大功的“志士”（其中多半出自下层武士）。所谓“士族”，主要是昔日的中下层武士，他们在维新之后失去了特权和领地，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适应时代的人在新政权中如鱼得水，另一部分人则坠落下去乃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层士族若能立下军功，往往会被授予爵位，升入“华族”行列。我们知道，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来自日本西南地区的“四雄藩”——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合称“萨长土肥”）主导了这场革命，德川幕府在武力抵抗失败之后很快选择臣服，只有东北地区的极少数大名抵抗到最后。因此，旧大名（藩主）阶层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其领地和俸禄转化成了新政府的公债，摇身一变为大资本家。明治后期，日本收入最高的二十大富豪当中，有一半是出身旧大名的华族。相比之下，旧公家（京都公卿）的经济实力要差很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本钱，进入维新之后也不擅长经营，只能保留崇高的政治和文化地位。除了上述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明治政权的掌舵人主要是出身“四雄藩”中下层武士的“藩阀”，尤其是萨摩、长州——前者出了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松方正义、山本权兵卫，后者出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他们不但交替出任首相，还把持了军队，有“萨摩的海军、长州的陆军”之称。明治时期因为立下军功而被授予爵位的“新华族”，绝大部分也是出身萨长。社会上的自由派人士往往讥讽“明治政权就是萨长政权”，萨长藩阀对于这一点也毫不讳言：“萨长夺取的天下，自然该由萨长坐，此乃天经地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萨长藩阀之外的华族力量。例如出身旧公家的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均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园寺公望更是被称为“最后的维新元老”，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享有崇高地位。还有以岩崎家（三菱）、三井家为代表的一批实业家，先后被吸收进了华族行列，成为“明治集团”的重要依靠力量。粗略看来，这个世袭小集团似乎是无敌的，也是无所不能的：在经济上，旧武家华族掌握了大笔公债和土地；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华族银行，鼓励华族经营实业。更不要说日本当时最大的实业家也早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自己人”。在军事上，萨长藩阀控制了军队，下一代将领大多是他们的同乡故旧。国家还鼓励“华族从军”，许多旧武家华族男性从小就进入军校，一旦走上职业军人道路就能升得很快。在政治上，日本当时没有普选，国会众议院权力有限。华族控制了贵族院（上议院）和天皇宫廷，各省厅官员也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谁上台，世袭小集团都掌握着最终决策权。在文化上，华族由学习院统一提供教育，在出国留学和旅居方面也很自由，例如西园寺公望就曾在巴黎旅居十年。这不但保证了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这个世袭小集团内部结成了通婚、门生、同乡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不是华族，只要被这个集团吸纳为一分子，就是日本真正的统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大概会得出结论：日本高层彻底实现了“阶级固化”，世袭小集团将稳固地统治下去，直到永远！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作为这个小集团的核心力量，萨长藩阀在1930年代基本走到了尽头；作为一个整体的华族，在同一时间也基本丧失了政治影响力，仅有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等极少数人发挥过一些决策权。日本战败之后，被追究责任的甲级战犯当中，只有两人出自萨长藩阀，而且都不在军队任职。公认罪大恶极、在战争期间担任首相最久的东条英机，不但不是来自“世袭小集团”，而且出身于日本东北的岩手县——那是明治维新当中站错了队、被打压得最惨的地区！事实上，把眼光放开一点，我们会发现：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袭小集团”中的年轻人就很少从军了（皇族子弟上战场镀金除外）；自从九一八事件开始，“世袭小集团”对首相大位的垄断基本结束，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只是一次回光返照而已；就连其经济地位也受到了第十五国立银行（华族银行）破产、关东大地震等事件的巨大打击，摇摇欲坠。日本在昭和年代的军事冒险，其实是由一群农村或城市贫民出身、与“世袭小集团”毫无瓜葛（甚至对其充满敌意）的军人冒险家主导的；尤其是其中的“参谋”群体，官衔不高，能量巨大，是日本对外扩张直至自取灭亡的真正引擎。我让GPT-4o生成一幅能够代表明治维新的图片，它绑定的DALL·E-3大模型给了我这个——虽然有点奇幻，倒没有离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知道，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爆发，只过去了短短七十年，“世袭小集团”才传到第二代或第三代而已！一个统治集团只经历这么短的时间就丧失权力、丧失对社会的掌控，甚至不能算做真正的“世袭”，更谈不上“阶级固化”。究其原因，当然不是这个集团自身不想统治（世上哪里有这么无私的人），而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统治下去了。具体而言：无论是萨长藩阀还是其他华族，第二代以后从军的案例都很少，反而是从军校退学的案例不少。国家反复鼓励华族从军，响应者寥寥。原因不难理解：从军太苦了！尤其是进入昭和时代，从军是真要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几个世家子弟愿意去呢？（皇族从军则是当吉祥物，另当别论。）1920年代以后的复杂局势不是一般的“二代”所能应对的。无论是国内的经济危机、劳工运动、兵变，还是外交上的对华、对苏、对美等政策问题，都让“世袭小集团”难以做出决策。例如近卫文麿曾经自信心满满地想“结束中日战争”，却什么事情都没做成，只得灰头土脸地让位给东条英机。“世袭小集团”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大众的反对。在大正时期，这种反对体现为自由派政党的议会斗争乃至组阁；在昭和时期，这种反对则体现为军人冒险、参谋暴走。在负面的社会舆论下，“世袭小集团”成员自己都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面对1930年代的世界格局，东条英机、辻政信、石原莞尔等冒险家拿出的解决方案，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的；可是“世袭小集团”根本拿不出解决方案，既没有能力阻止战争，也没有能力把战争损失控制在较小范围内。1940年，出身萨长藩阀的木户幸一，力劝昭和天皇建立“举国一致体制”，把出身旧公家的近卫文麿推上首相宝座，可以视为这个“世袭小集团”为日本掌舵的最后挣扎。其实，这两位华族是被日本军部当枪使了，帮助军部扫清了集权的障碍，结果近卫内阁只蹦跶了一年多就被东条英机取而代之。“世袭小集团”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挥影响力，只有等到建议天皇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了。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世袭制在古代玩得下去，在近现代却很难玩下去呢？原因不外乎两条。首先，现代世界变化太快了，每一代人都会经历根本性的革新，例如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跟父辈、祖辈发生了巨大差异。在一个平稳变动乃至一成不变的社会里，世家子弟具备天然的优势；剧烈变动的社会则将把他们的优势抵消一大半。准确地说，背负了太多祖先遗产的世家子弟在动荡的时代甚至有劣势，其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的态度都难以适应时代。若要主动适应时代，则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世袭集团的圈子，成为“普通人”的一员（这也是大正、昭和时期许多日本华族子弟的选择）。其次，世袭集团在历史上能出人才，不是因为其基因高贵，而是因为其垄断了教育和接触新知识的途径。例如日本旧武家及旧公家的上层人物，本来就接受着当时最良好的教育，又第一批亲身体会到西方科技文化先进性，所以不但能接受维新，还成为了明治维新时期的弄潮儿。等到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了，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接受较好的（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教育，吸收较新的（尽管不一定是最新的）知识，世家子弟的成材率就不一定比普通人家高多少了。失去了知识和能力优势的世家子弟，虽然还能够凭借资源优势唱主角，但已经很难是唯一的主角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挤到配角的位置上。从普通人的视角看，从明治、大正时期的华族及藩阀当道，到昭和时期出身中下层的冒险家当道，似乎更“公平”一点，统治基础更宽广一点；怎么竟然酿成了对外不断发动战争直至招来原子弹轰炸的惨剧呢？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世袭小集团”掌权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此只能简而言之。首先，明治及大正期间，为了增强日本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凝聚力，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上采取神化天皇、鼓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路线。世家子弟当然分得清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实际，知道“天皇是人不是神”，跟外国打交道也懂得妥协和合作。但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贫寒子弟，即便升到高层，其思维定势也很难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条英机，被人讥讽为“只具备上等兵的才能”，毫无大局观可言；可他为什么不具备大局观呢？恐怕与他成长期间经受的教育有关吧？昭和期间，日本最高决策层充斥着“八纮一宇”“鬼畜美英”的极端思想，即便是深知其荒谬性的华族成员也只能被裹挟前进，最终走上不归路。其次，战前的日本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既没有普选制也没有稳定的政党内阁；在经济上也高度不平等，贫富差距极大。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家子弟若要出人头地（尤其是在政治上），只能选择极端路线，对内喊口号、对外军事冒险。石原莞尔在东北进行的“九一八”冒险，激励了包括辻政信在内的无数后来者。即便到了高级将领这一级别，大家也知道，稳定掌握大权的唯一办法是把事情闹大，越不可收拾越能给自己机会。美日开战前夕，东条英机终于把华族彻底踢到一边，确立了军部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绝对权力。当然，这个绝对权力只持续了不到四年就彻底玩砸了，不过对于当事人而言，起码是爽到了、也够本了。至于多少人要为此陪葬，恐怕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附带说一句，东条上等兵成为首相之后，公报私仇，打着总动员征兵的旗号，把加贺前田家（侯爵）、纪州德川家（公爵）、越前松平家（侯爵）乃至德川将军家（公爵）等一批华族子弟送上战场，其中不少人战死于前线，客观上算是对“世袭小集团”做了一次总清算。最彻底的清算却是来自美国人：先是扔炸弹把大批华族财产烧成白地，又在战后促使日本征收高额财产税，导致旧华族和上层士族资本家几乎集体破产。明治维新时期没有完成的社会革命，在迟到八十年之后，终于由美国人的手完成了。从那以后，尤其是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后，日本再次进入“政治世家”时代，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战后的“政治世家”对日本社会的掌控程度，远远比不上当年的“明治集团”。所谓天下乌鸦都黑，但并不是一般黑。而且，即便从1955年算起（中间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中断），自民党的“政治世家”至今也只维持了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并没有超过当年明治集团的时间。我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但那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

这是怪盗团2024年7月28日关于国内各大电商平台现状的直播回放，经过剪辑，内含大量干货。已经看过本场直播的观众不用再付费购买了。在本次直播当中，我们探讨了如下有趣又有意义的话题：阿里和京东的低价策略（也就是与拼多多正面交火）看起来效果不佳，为什么？问题到底出在哪个层面，抑或所有层面都有问题？具体到京东，最近两年的几乎所有改良都是为了在价格上追赶拼多多。然而京东平台的基本定位是否就决定了这一仗很难打赢？具体到阿里，其组织执行力近五年肉眼可见的衰减，具体原因何在？去年的组织架构全面调整和管理层更迭，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吗？拼多多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由于公司信息披露较少，资本市场是否对一些新兴业务（尤其是Temu）有误解？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跨境电商是近年来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随着美国通胀放缓以及传说中的懂王回朝，一场重大考验可能即将到来，其影响难以估量。当前的国内零售电商市场真的可以总结为“消费降级”这一个主题吗？它可能是主题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以下为直播视频回放内容。(往期的直播视频回放可以看这里：近期热门游戏点评：绝区零、三谋、DNFM、心动小镇、鸣潮，等等）

在董宇辉突如其来的离职当天，俞敏洪总算在舆论层面扳回一城：他慷慨地宣布，将“与辉同行”过去半年多产生的利润全部分配给董宇辉，后者收购公司的资金也由他本人提供。这个举动十分重要：自从2023年底的董宇辉“小作文事件”以来，坊间主流观点是董宇辉受了委屈和排挤，没有得到公司应有的支持。作为一家高度依赖网友口碑的电商直播机构，东方甄选的商业价值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现在，俞敏洪以比较优厚的条件放董宇辉单飞，体现自己的大度，从公关角度看是十分成功的——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的朋友圈至少有十几位朋友主动发表评论：“老俞是个厚道人”，“俞敏洪仁至义尽了”，“支持俞老师”，等等。俞敏洪的上述举动当然堪称厚道。不过也有人怀疑这一切都是一场资本局，接下来必然还有后续动作；对于这种阴谋论的观点，我们暂且不予评论。上市公司内部的事情过于复杂、过于不透明，作为外人，我们无法窥探其中的细节，更无法评判其是非曲直。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同情俞敏洪，谁来同情重仓东方甄选的基金基民呢？尤其是在东方甄选股价已经跌回2022年6月中旬的水平（今天开盘之后一度又跌了30%），看样子早晚要跌回2022年5月股价启动前的水平的情况下？在直播带货业务取得重大进展之前，新东方在线（东方甄选的原名）的机构持股比例仅为4%，因为在“双减”出台之后，整个教育行业基本上被资本市场遗忘了。在董宇辉横空出世、成为全网头部网红之后的一个季度内，机构持股比例骤增至12.7%，直至2023年三季度达到16.3%的历史最高点。董宇辉“小作文”事件之后，出于对未来风险的恐惧，机构持股比例略有下降，但截止2024年上半年仍有15.1%。东方甄选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大约15%的机构持股比例看似一般，但是不要忘记：东方甄选有57%的股份是由母公司新东方持有的，还有3%以上的股份由俞敏洪、孙东旭等管理层持有，流通盘仅有不足40%；也就是说大约四成的流通股由机构持有。对于一家中等市值的港股公司而言，这个比例很不低了！公允地说，机构持股当中有一小半是指数基金、ETF等被动投资，因为东方甄选被纳入了多个港股及中概股指数；但是大部分还是主动型基金。东方甄选股价在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初的暴涨过程，就是机构投资者不断超配（乃至互相踩踏）的过程，大家都不想错失“电商行业的最新大牛股”。东方甄选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机构投资者，例如截止2024年上半年，最大的单一机构股东是先锋领航基金（因为它发行了大量指数基金）。但是中资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持股比例更高，例如中欧基金是第二大机构股东，富国、睿远、南方东英、泰康资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持股比例也均超过了0.5%。附带说一句，第三大机构股东金瑞基金(Krane

这是本怪盗团于2024年7月18日举行的关于游戏行业的直播回放。已经实时收看过直播的观众不必再付费购买了。本场直播将不再设置免费回放。在本场直播当中，我们讨论了如下有趣的话题：《绝区零》真的低于预期吗？这对于米哈游以及整个游戏行业意味着什么？《DNF手游》的强劲表现能持续多久？对腾讯游戏的全年乃至明年表现有多大促进作用？《三国谋定天下》会高开低走还是一路高走？它能成为与《三国志战略版》相提并论的常青树吗？心动今年的第二款自研大作《心动小镇》上线了，能否让心动自研游戏业务彻底打一个翻身仗？《鸣潮》到底赚钱了还是亏钱了？为何在畅销榜上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腾讯、网易、米哈游等游戏大厂接下来的新品排期情况。游戏行业面临的监管和舆论环境是否有根本性的放松？

我第一次听说“三和大神”这个名词是在2018年。有几篇关于“三和大神”生存状态的深度报道，每一篇我都读过。我惊讶地发现，各类媒体和自媒体平台都有关于“三和大神”的话题，哪怕是“人均985，外表吴彦祖”的精英论坛知乎，以及“文艺+约炮”的小众网站豆瓣，此类话题也是满天飞。4元一碗的“挂逼面”，2元一瓶的“大水”，5毛一根的散烟，1.5元一小时的网吧，15元的床位，20元的单间，30元的“修车”……在深入了解上述行情之后，我曾经想去三和人才市场实地调研，不过深圳的朋友告知我：由于被曝光过多，地方政府出手整顿，三和已经不是当年的三和了，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那些良心价钱的商品和服务，一部分涨价了，一部分关门了。然而，我还是对“三和大神”特别感兴趣，无论他们是否身处三和。在百度贴吧，在QQ群，乃至在直播平台，我能找到“三和大神”的大批接班人。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非常有趣、令人五味杂陈；通过我的肤浅观察，似乎可以总结如下：1.彻底放弃了“勤俭致富、福报论”的人生观，也就是放弃了通过个人努力提高社会地位。“三和大神”们连月结工作都不愿意做，把大部分工厂斥为“黑厂”，完全不相信可以通过勤俭努力实现社会地位飞跃的“毒鸡汤”。不幸的是，他们是正确的——无论二十年前存不存在白手起家的机会，现在基本是不存在了。所谓“福报论”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诱饵，真正能获得“福报”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十几年以后，认真给“黑厂”打工、追求上进的年轻人肯定比“三和大神”的财务状况好一点，但好的有限，进入中产阶级的几率极低。既然希望渺茫，还不如不要争取2.欲望极低，只要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和互联网娱乐即可，而且决策时间轴极短。要维持现代人的生活，三和大神只需要每天两碗“挂逼面”、每三天一瓶“大水”、几根散烟、几个小时上网费、一个床位或者单间即可；上述费用加起来也不超过40元，远远低于任何一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老牌的“三和大神”甚至不需要手机、不需要住宿，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每天只花10元即可生存。“做日结，做一天可以玩三天”，每小时几元到二十几元的日结工资足以让“三和大神”过几天舒服日子，而且他们从来不用考虑几个月乃至几年后的事情。3.有一些叛逆精神，但是绝无挑战社会秩序的打算；很乖、很胆小、不中二。三和人才市场已经存在多年了，“三和大神”一词流行至今已经五年了。虽然屡被报道、屡遭整改，但是“三和大神”们没闹过什么大事，最多只是小偷小摸或一般的斗殴。在三和，没有形成什么大型黑社会团体，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亚文化。“三和大神”的神奇之处在于：过着浑浑噩噩的底层生活，没有产生任何的“抗争性”或“觉醒度”，一点也不“中二”。正因为他们很乖、很胆小，没有与主流社会产生剧烈冲突，才能在主流社会边缘一直存在下去。对于那些盼望中国通过“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投资人来说，“三和大神”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欲望低下、志向低下、能力低下，而且满足于这种全面低下的状态，显然是经济的累赘。可怕的是，“三和大神”的心态正在逐渐传染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经常跟年轻人打交道的人，肯定听说过如下“丧文化段子”：“今年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加班，这样明年我的老板就能买一辆新的法拉利了。”“通过多年的的奋斗，我现在终于跟王思聪处在同一水平了——出门都坐不了头等舱！”“我有个同学，毕业后努力工作了一年，工资加奖金拿了20万，再加上父母资助的980万，全款买了一套上海的房子。”“我们单位来了个奋斗逼，每天加班到凌晨。他的深圳本地拆二代同事苦不堪言，辞职回家待业，一怒之下把奋斗逼的房租涨了30%。”千万不要以为“丧文化”只属于那些从小不努力学习、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好吃懒做不上进的人。我有几个金融圈、互联网圈的90后小伙伴，平时就一个比一个丧。在物质上，他们比“三和大神”优越很多，一杯奶茶就顶“三和大神”一天的生活费；在精神上，两者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一个在上海中环的沙发上瘫痪，一个在深圳龙华的小屋里瘫痪。“三和大神”的娱乐形式几乎完全基于互联网，网吧、手机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来源。有人可能会将他们误以为“互联网经济”的消费支撑力量，其实大错特错——“三和大神”没有钱、舍不得花钱、以消磨时间为第一要务，是很差的互联网消费人群。对游戏公司而言，大部分收入其实是来自土豪和中产阶级玩家，“三和大神”往往扮演的是人肉背景板，或者土豪玩家的帮闲。对视频、网文平台而言，怎能指望每天生活费40元的人去开通VIP付费？对于电商平台就更不用说了，“三和大神”的消费能力连拼多多和朋友圈微商都够不上。在互联网圈，每个人都在讲“下沉市场”；事实上，他们指的是“位于低线城市和乡镇、有一定消费能力和意愿的人群”，也就是俗称的大小土豪和“隐形中产阶级”。至于那些真正没有消费能力，或者缺乏持续消费能力的人，照例不在“下沉市场”的概念范围之内。中国太大了，在几亿人口的下沉市场，必然存在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符合“土豪”标准的人；不过，除此之外仍然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穷人。其中比较年轻的那一部分，有人成为了“三和大神”，他们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在“三和大神”及其类似人群之中，有些人具备较高的学历（大专甚至本科），曾经有过职业发展的宏伟目标，但是在被社会毒打之后退缩到了角落。这种人在各地区、各阶层都广泛存在着，早在2008年我就密切接触过。当时，中国太阳能光伏行业非常热门，美国上市中概股当中有十几家光伏制造商，其中有一家叫“赛维LDK”的江西公司一度市值最大。在高速发展期，赛维LDK招聘了大批本科毕业生去江西新余的工厂工作——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比较罕见的！为了深入研究这家公司，我通过赛维LDK的百度贴吧找到了“LDK本科生奋斗QQ群”，并且成功混入。该群的要求是“仅限本科生、仅限奋斗者”，大家进厂都是奔着成为中高层干部、拿期权、财务自由去的；为此还受到了许多低学历LDK老员工的冷嘲热讽。我在该群潜伏了六个月，目睹了几百名本科生从摩拳擦掌到垂头丧气的全过程。最后一次，我注意到该群的公告改成了如下几条：“新进群的请注意：第一，来这里当TM操作工！第二，什么快速晋升进入干部序列纯属狗屁！第三，LDK的期权就是TM废纸！最后，能毁约的赶紧毁约，进厂了再唧唧歪歪是没用的！”后来这个“本科生奋斗群”就解散了。其实，赛维LDK不一定真的想坑这些“奋斗者”，关键在于它欠债太多、行业不景气、自身难保。2009年初以后，这家公司发出的所有期权基本都是废纸；在那里爬到中层的干部往往也没有太好的发展，因为光伏行业整体饱和了。那几百位“奋斗者”先是沦为操作工、又是沦为失业操作工，其中有不少陷入了“三和大神”（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的精神状态。可惜我没有跟踪研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没有什么人是天生低欲望、没志气的。人类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有一颗永不满足、欲壑难填的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也是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强大欲望，以及为实现欲望付出的辛勤汗水。不过，发展到现在，一对微妙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一方面，大城市里的高房价、高费用、社会阶层固化，已经让“努力奋斗”对年轻人来说越来越缺乏性价比；另一方面，拜多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互联网化之所赐，年轻人要在大城市维持最低生存条件又是绰绰有余的。这对矛盾不断加深，“三和大神”也就越来越多。许多“三和大神”会间歇性地爆发出志气；他们不一定人人都懒。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运气好的人脱离这个行列。如果给他们讲那些85后、90后成功人士的故事，他们虽然嬉笑怒骂，却仍会露出羡慕的表情。无论如何，有一个底线是“三和大神”坚持的：他们绝不会为一个“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渺茫机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他们与“窃·格瓦拉”的差别在于，后者“这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前者则是“做一天为了玩三天”。我听到的说法是：2019年以来，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就连富士康这样以纪律著称的“大厂”也在大量招募“三和大神”。其实，能招到“三和大神”填补生产线已经算不错的了。有人对我严肃地吐槽说：再这样下去，过几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互联网大厂招“三和大神”进去当码农。我觉得这是一个拙劣的笑话，不过谁知道呢。有人一本正经地表示对“三和大神”今后的老年生活担忧，毕竟他们既无工作技能又无社会保障。这种担忧当然是合理的，不过谁又比谁强呢？在今天的大城市里，缺乏安全感、对未来没有长久之计的人可远远不止“三和大神”。一切都在变化。事情变化的速度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快。有些兆头会被控制在小范围内，有些则不会。

2024年，所谓“历史的垃圾时间”一说，骤然成为了中文互联网的显学。几乎所有人，无论对历史有没有研究，都在争先恐后地对此表态：此时此刻，人类（或者至少其中一部分）处于垃圾时间吗？我们处于垃圾时间吗？某个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人群处于垃圾时间吗？这边有人语重心长地教导年轻人“应该如何度过历史垃圾时间”，那边就有人毫不留情地反驳“历史没有垃圾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标题包含“垃圾时间”的文章至少出现过二三十次。其中有几篇文章颇有道理，给我带来了一定的阅读乐趣，尽管我不认为那是“历史研究文章”；它们的作者（以及大部分读者）的本意只是借古讽今。历史到底有没有垃圾时间？这是一个伪命题，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1940年夏，法国人面临着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德国装甲兵和摩托化步兵，显然陷入了“垃圾时间”（并且是非常屈辱的垃圾时间）；对于德国人而言，这却是历史的高光时刻，而他们自己的“垃圾时间”要整整四年之后才会到来。讽刺的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法国人早早进入“垃圾时间”可谓赚大了，避免了进一步的人力物力损失，还在战后保留了五大强国的席位。英国人打满了二战全场，享受了“最光辉的时刻”（丘吉尔语录），却不得不接受二战结束后漫长的“垃圾时间”，直至大英帝国彻底解体。当然，历史不是做生意，不能精确算计，总有一些高尚的事情让我们愿意付出沉重代价。不过上面的例子至少证明，历史上不存在纯粹的“垃圾时间”，一切都有赖于你的立场和视角，而且祸福总是彼此相依的。对于任何一方、任何特定人群而言，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陷入历史的“垃圾时间”？说实话，对于上面这种宏观问题，我的一贯思路是去读历史，读真正的、专业的历史。过去几年，我读过最有启发的历史书籍，是美国陆军部历史咨询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奇蒂诺撰写的《国防军》系列。在读这套书的过程中，我的最大感触就是：“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二战期间德军与美英军、苏军交战的许多经验教训，放到今天一点也没有过时。换个角度讲，这或许证明了人类从来就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否则历史就不会一再重演。以1943年9月美军VS德军的意大利半岛登陆战为例：德军成功判断到了美军的登陆意图，提前解除了意军的武装、接管了意大利防务，并且把几个接近满员的装甲师调到意大利南部。事实上，在美军登陆的第一天，德军就以两个军的兵力发起反冲击，差点收复整个滩头阵地，从而把美军赶下海。在1942年以前，德军一贯擅长打这种运动战，以分进合击、向心突击为手段，最终实现合围。这一套在波兰、法国和苏联战场歼灭了数百万敌军。相比之下，刚刚参战一年的美国陆军还很稚嫩，谈不上什么战术，指挥官也很平庸。这场登陆战的结局是：当德军坦克出现在滩头阵地，打算猎杀美军步兵时，美军的主力舰和对地支援飞机出现了。强大的海军炮像点名一样，逐一击毁了德军最重型的虎式坦克；铺天盖地的飞机则让德军完全无法进行战术机动。从东线调来的百战老兵，此前一直以为美军不过是弱化版的苏军；此时才意识到，他们正在打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一场被“降维打击”的战争，也是他们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同样是在1943年下半年，德军在东线陷入了类似的、更无解的困境，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性困境”：在库尔斯克会战以前，苏军从来没有拦住过任何一次德军的战役级进攻。但是，在库尔斯克会战当中，德军投入了整个东线的精华力量，却连进攻目标的一半也没有完成。即便是最新式、最重型的虎式坦克也不能改变局面。由于苏军在库尔斯克的损失很严重，德军以为对方短期内不会恢复元气。事实却是：德军的进攻刚刚结束，苏军就以无穷无尽的后备力量发起了一系列反攻，以绝对的资源优势绞杀了德军的希望。1943年8月的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是德军走向全面崩溃的一次预演。德军洞察了苏军的进攻意图，打出了一个漂亮的钳形反击，差点合围了对方的装甲矛头，却被苏军硬生生地接住并硬推了回来……为什么会搞成这样？该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战争的形态变化了。1939-1942年的德军擅长打高速机动战（一般读者称之为“闪电战”），而1943年他们不得不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苏军已经学会了对机械化部队的防御，懂得耐心地设置防线，并且伺机进行反冲击；苏联的工业动员能力也远远超过了德国。即便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德军也再也打不出“闪电战”了，只有在消耗战中逐渐沉沦下去。我们甚至不用列举1943年秋冬季节，德军在乌克兰如何被苏军打得节节败退，既守不住基辅、也守不住克里米亚了。当年夏天的库尔斯克会战（堡垒行动）已经足够清晰地暴露了德军“整体过时”的问题。堡垒行动的策划至少从1943年3月10日就开始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围绕着这个计划运转了4个月；为了保证进攻力量充足，发起日期一拖再拖、计划一改再改。按照1941-42年的经验，如果德军能集中这么大的兵力（78万人、2928辆坦克、9966门火炮、2110架飞机）发动钳形攻势，那么苏军肯定会被合围。当然，对面的苏军数量可能是德军的2.5倍，可是德军又不是没干过以少数合围多数、并打出1:5以上战损比的事。无论如何，堡垒行动还是失败了。我们当然可以说元首的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是曼施坦因、克鲁格、蔡茨勒可是统统站在支持一边的，只有莫德尔坚决反对。堡垒行动并不是小胡子元首脑洞大开的神经病产物，而是整个德国陆军军官团共同智慧的结晶——然后打的稀烂。你以为堡垒行动中的苏军表现很好？其实也是稀烂，前线装甲兵遭遇战一度被刷出20:1的战损，整个战役战损3:1，这还是在以逸待劳的防御态势下。战役开打三天，南线预备队就用完了。你问瓦图京怎么打赢的，他也不知道；如果他输了就拿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整个扑上去呗，看看是德军收人头的速度快，还是苏军补兵的速度快。一言以蔽之：德国没有容错空间了。它不仅在战争资源上远远落后于对手，战略斡旋空间也越来越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堡垒行动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希特勒打到一半突然叫停，把至关重要的党卫军装甲师调往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以曼施泰因为首的一批德军高级将领据此认为，希特勒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和韧性，否则1943年下半年德军在东线至少不会崩溃得这么快。《国防军》的作者却指出：难道德军将领们生活在真空之中，完全不考虑战略和外交局势吗？当时德国的战略处境已经非常恶劣了，真能承担失去意大利这个盟友的风险吗？如果德国不主动对库尔斯克发动进攻，怎么激励整个轴心国集团，让它们继续跟上德国的战车？如果在西西里登陆之后，德国不立即调兵支援意大利，那么德国其他的盟友（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会不会立即考虑反水？在引用了曼施泰因回忆录里面著名的抱怨之后，《国防军》的作者嘲讽道：只有最缺乏大局观的人，才会认为德军如果守住了第聂伯河畔的某个小城市，或者在乌克兰大草原的某条防线上面多坚持几天，就能改变二战的结局。不，不会的！在德国面临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决策反而比较合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摇摇欲坠的轴心国集团，在东线以“严防死守”的战术拖下去，寄希望于同盟国内部产生矛盾（例如苏联终于跟美英闹翻脸）。现在我们知道，上述决策并未产生正面效果，德国还是被打了个稀巴烂。然而，如果按照德军将领的看法，把全部增援力量投入东线这个无底洞，完全不顾德国在西线面临的海空威胁，那么德国的灭亡可能还要提前。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情况下攻克柏林的可能是美英军而不是苏军。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国防军》的结尾部分指出，由于历史路径依赖，德军从来不善于研究大战略，连同德国的领导人也不善于营造有利于自身的战略格局。具体而言：在历史上，德军一直在打运动战，因为这是最符合德国国力以及军事传统的战争理念。在二战初期，运动战的战果尤其辉煌，进一步增进了德军高层的信心，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还存在别的战争形式。当战局在1942-1943年出现转折时，德军从上到下想的不是“如何修改战争理念以适应新的局面”，而是“如何更高效、更坚决地去执行旧的理念”。所以，即便运动战一次又一次失败，即便对手已经完全掌握了打败德军的方法，德军还是固执地在自己最擅长的道路上一败再败。德军也会打消耗战、防御战，但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很差。因为德军总是胃口太大，妄图在挡住对手的第一波进攻之后就发起自己的进攻，结果每次都被打的鼻青脸肿。总结起来就是：时代变了，对手变了，德军没有变。1941年以前，德军打的全是短促的歼灭战，每次歼灭一个国家的有生力量，然后胜利回朝；1942年以后，德军打的是没有尽头的总体战，任何精妙的战术战役技巧也不能迅速带来结局，双方只能拿无穷无尽的资源去驱动战争机器。结果，1941年还打算去莫斯科郊外过冬、随时可以截断苏伊士运河的德军，到了1945年就连自己的首都柏林都守不住了。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德国国防军而言，二战历史的“垃圾时间”究竟开始于何时？是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惨败？1943年7月库尔斯克无功而返、西西里盟军登陆？还是1944年6月在诺曼底和白俄罗斯同时遭遇的大溃败？不管我们怎么想，当时的德军将领可不是这么想的。直到1945年3月，他们仍然没有认清形势，还在进行徒劳无功的战略反击。在匈牙利巴拉顿湖方向的“春醒”行动当中，他们竟然妄想用一个装甲集团军吃掉苏军的一个方面军，彻底夺回东线南翼战场的主动权。德军当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苏军开始反击后24小时，德军全部被歼灭或驱逐回进攻出发点。一个月以后，苏军占领了维也纳和柏林，为第三帝国划上了句号，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垃圾时间”划上了句号（太平洋战场的“垃圾时间”要再晚三个月才结束）。

我是Manner的老顾客，因为我家附近就有一家Manner咖啡馆，而且陈设颇为别致，有一辆装饰性的“咖啡中巴车”（尽管那其实不是卖咖啡的地方），综合环境不下于星巴克。而且Manner的咖啡质量在同一价位上堪称无人匹敌，我的几位重度咖啡因爱好者朋友都爱极了，跟我见面时经常是约在“离某某地方最近的一家Manner”，而且“先到的人先点”。Manner究竟算不算“平价咖啡”，这一点颇具争议。平均20元的价格，跟瑞幸、麦咖啡和便利店咖啡比，肯定算贵了；但是跟客单价动辄35元的星巴克比，还是便宜一大截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大部分“自动化咖啡馆”不同，Manner是“半自动咖啡馆”，其大部分饮品需要手冲，所以对员工的要求较高，等单时间也比较长。Manner的死忠顾客（例如我那几位朋友）大多是冲着“平价手冲咖啡”去的，在这方面瑞幸或库迪并不是一个备选项。因此，昨天突然爆出的“Manner员工对顾客泼咖啡粉”一事，虽是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Manner对员工的要求较高，远高于其他咖啡馆只需要按一下咖啡机的水平；手冲饮品的特性决定了Manner咖啡师的工作压力较大；但是Manner给员工的薪酬在这一行里并不算特别高。如果媒体报道是真的，那么涉事（已被开除）Manner咖啡师的月薪为5000元——可能有人觉得还不错，但那是在上海。如果你在上海的一家总面积仅10平米（柜台内部面积可能小于4平米）的咖啡馆里工作，每天需要制作300-500杯手冲咖啡，每月却只能拿到5000元薪酬（注：这个数字刚好不用支付个人所得税），那么你的心理状态肯定不会太好。何况你还需要应对层出不穷的顾客投诉。这年头，大家的火气都很大；喜欢喝Manner的大部分是中层白领，他们蒙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火气更不是一般的大。那位威胁投诉、导致Manner员工情绪失控的顾客，看起来明显是白领，可能正在出差途中，非常重视自己能否按时赶到机场。她选择去Manner点一杯手冲咖啡（而不是在便利店买一杯对付对付），是因为她需要高质量的咖啡因支撑自己前进；她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她发现高质量的咖啡因来得太慢，可能威胁到自己赶飞机的进度，从而间接威胁到自己的饭碗。一个打工人，尤其是经常出差、被客户和领导催命催到痛不欲生的打工人（例如五年前的我），应该很能理解这位顾客为何如此失态。而那位Manner员工呢？只要我们稍微了解其处境，就会对此人产生一定的同情心：一开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完全按照店铺规则行事，甚至为了应付顾客的喋喋不休而放慢了工作进度。我们都知道，在离你两米之内有一个人疯狂吐槽和威胁的情况下，还要保持正常工作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你的脑子可能已经乱成浆糊了。就在你努力维持体面的时候，又听到了对方明确发出的“投诉”二字，你马上想到——Manner员工被累计投诉三次（俗称“开单子”）就会被辞退。或许你以前已经被开过两次单子了，或许没有，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你被累计投诉三次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怎么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工作反正是保不住的。你从没打算把这份工作干到老，但你不曾想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被开掉。接下来怎么办呢？一道闪电在你脑海中爆炸，你已经无暇思考了。不管怎么说，那位Manner员工接下来做出的事，包括对顾客泼咖啡粉、与顾客发生肢体冲突，肯定是不正确的。哪怕相关视频没有被传到网上，他也是注定要被开掉的。然而，他是一个“坏人”吗？反复催促他快点做咖啡的顾客，是一个“坏人”吗？他们都只是做出了在各自场景下的自然反应。耐人寻味的是，看过整个过程的视频之后，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就职于互联网和金融业）普遍支持那位员工。有人甚至把泼咖啡的过程做成了表情包，声称要发给自己的上司或客户，尽管他们其实不敢这么做。Manner咖啡师丢掉了工作，甚至有可能永远失去在上海服务业工作的机会，但他成为了无数被上司或客户逼到神经衰弱状态的打工人的代言人。不止一个人明确对我表示，要不是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房贷和子女就学的费用太高，他们早就做出类似的事情了。我反问了对方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催过Manner员工快点给你做咖啡？”没有人正面回答。不需要回答。或许有，或许没有，反正不记得了。在高级白领心目中，服务业从业者不算人，至少不算跟自己同一档次的人。“种姓”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的印度，也存在于当代很多人的心里。辛亥革命之后，辜鸿铭曾经对学生说：“割掉我脑后的这根辫子容易，割掉你们心里的辫子可难了。”问题在于，如果学生根本就不想割掉辫子呢？辜鸿铭还是太高估人性了，人们口口声声说的那一套，往往不等于内心想的那一套。当年我读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收入了《阿Q正传》节选。阿Q梦想自己加入了革命党，衣锦还乡，“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可是想到要去财主家里搬东西，他又决定“要小D快点搬，搬不好要挨打”。语文老师问我们：“小D明明都被他弄死了，他怎么还指望小D给自己搬东西呀？”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阿Q在做梦，梦是不讲逻辑的。不过，时至今日，我觉得更深刻的回答是：阿Q没把小D当人，既然对方不是人，那当然应该死了还在干活。其实，阿Q何尝把任何人当人，别人又何尝把他当人？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就是不把自己当人；方为人上人，就是不把别人当人。总结下来就是，通过不把自己当人，最终达到不把别人当人的目标。不要误会，从商业角度看，Manner是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它是2018-2021年崛起的一批线下消费新势力当中的佼佼者，引领了国产精品咖啡店的热潮。与上述热潮同时兴起的，还有新茶饮、中式点心、小酒馆，等等，其中很多都创下了单店估值1亿元以上的神话。现在风潮过去，大部分“线下消费新势力”均已偃旗息鼓，但是Manner仍然屹立不倒，这说明它的核心竞争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实力而非资本炒作。很可惜，Manner的荣光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其员工的荣光，就像罗马帝国巅峰期的荣光并不能照耀到边远行省角落里的非公民头上。在线下消费行业乃至整个服务业，用户体验是重中之重。关于如何提升用户体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第一是“照顾好我们的员工，让他们去照顾好我们的顾客”；第二是“员工好不好无所谓，反正他们必须照顾好顾客；如果他们胆敢造次，就用严格的规章制度去对付他们”。前者有点接近于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后者则接近于法家思想。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阳儒阴法”——打着孔夫子的旗帜，干着商鞅和韩非子的勾当。到了现代，商鞅和韩非子的那一套还被人写成小说，大肆歌颂，美其名曰“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至于刘邦入关灭秦时，“赳赳老秦”为什么没有“共赴国难”，反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个问题就是那些鼓吹商鞅的人无法解释的了。此时此刻，我很想去附近的那家Manner咖啡，问一问店里的员工“对最近贵司的事情有何看法”。但我知道这样做会给员工带来麻烦，所以不会真的这么做。我也知道，哪怕我问了，他们正面回答了，任何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业余经常看一些国产剧集和网文，以前看的多，现在看的稍微少一点了。其实，从个人兴趣上看，我更喜欢日系二次元内容，对国内流行的剧集题材不太感冒（注：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不代表本人认为孰优孰劣）。但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对国内娱乐内容行业形成比较全面的认知，不能不看国产影视剧，也不能不看构成了它们剧本半壁江山的国产网文（注：网文对剧集的影响更大一些，电影相对较少）。而且，相对于美剧、日剧和日系二次元番剧而言，国产剧集讲的是中文、反映的是当代华语文化圈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总归是亲近一些的。然而，最近几年，在观赏热门国产剧集和网文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冲突”，乃至“价值观不适”。从现代视角看，很多剧集及其背后的网文的思想十分保守，甚至可以称之为反动。作为一个从初中就开始读《红楼梦》《三国演义》（虽然读得不精）的人，我感觉当代很多编剧和作者的思想甚至比四大名著时代还要保守。试举例如下：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相当痴迷，例如“主子”与“奴才”的区别，“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区别，以及堪称中文互联网公害的“嫡庶神教”。主人公不是致力于打破或逾越封建等级，而是适应它，乃至乐此不疲。即便是穿越背景的主人公也是如此！赤裸裸地表现对财富和权力的迷恋，尤其是权力，因为拥有权力就意味着自动拥有财富。为了争夺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放弃人类的一切正常感情，乃至视人类道德于无物。当然，剧集为了过审，不能那么赤裸裸，还会伪装一下；网文则往往毫无顾忌。把人压迫人、人羞辱人、人残害人的行为，视为最大的“爽点”。“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这样的观念已经算文明了。现在流行的是“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把你全家杀光”。比杀人更可怕的是人格侮辱，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从“嫡庶神教”还能推导出一整套“出身决定人的一切”，“哪怕天大的功劳和才华都不能冲破出身拘束”，以及“地位稍高一头的人可以肆意蹂躏地位稍低的人”的邪恶价值观。不可否认，许多作者反对这套价值观，但大批作者和读者乐此不疲，还在不停地开发新版本。即便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其思想的封建程度都没有那么高。贾宝玉会跟丫鬟打闹，在晴雯生病快死时去探望，从来没有歧视过自己庶出的妹妹贾探春。林黛玉会捐出自己的衣服给金钏送终，与紫鹃情同姐妹，并且从不劝说贾宝玉通过科举谋求权力。《红楼梦》当然也描述了贾府森严的等级制度、复杂的内部斗争，但是从来没有对其进行歌颂，反而尖锐地指出这一切只会导向“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所以曹雪芹能成为一代文学宗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情侣形象之一。至于《西游记》就更不用说了：孙悟空第一次参见玉皇大帝时就只“唱了个大喏”，吓得旁边的神仙们魂不附体。面对前来劝和的如来佛，他勇敢地喊出“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的口号。这种伟大不羁的反抗精神，直到数百年后仍在激励众多的改编作品——《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称孙悟空为“盖世英雄”，《悟空传》中的孙悟空则说“我要这诸佛，都灰飞烟灭”。至于孙悟空放弃反抗、修成正果、晋升“斗战胜佛”之后的事情，好像没人有兴趣改编。如果贾宝玉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妹妹是嫡出还是庶出，沉迷于在大观园里面强化封建人身依附，利用自己的主子地位羞辱、打击乃至残杀下位者，那么《红楼梦》将成为一本很烂的小说。如果孙悟空通过谄媚巴结玉皇大帝向上爬，维护而不是反对天庭的等级制度，最后露出残忍卑劣、小人得志的獠牙，那么《西游记》根本流传不到今天。讽刺的是，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却有可能赢得数百万读者的青睐，甚至被改编成热门剧集！我甚至可以想象剧集上映时的微博热搜：“社会我宝哥，人狠话不多”，“今天你对猴哥爱理不理，明天猴哥杀你全家”，“庶女贾探春的自大可笑一生”，“孙悟空做了什么让玉帝对自己连升三级”……不可否认，早在十几年、二十年前，上述不但保守、而且反动的价值观就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在早年的热门网文以及一部分影视剧中找到它们的影子。然而，它们既没有成为主流文艺作品，也没有得到主流观众的普遍喜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大多可以被打入“圣母”“白左”之列。男女主角穿越到几百年前，是为了粉碎人压迫人、人残害人的体系，至少要与它势不两立；智勇双全的主人公获得权力，不是为了让人“高攀不起”或者“杀人全家”，而是为了为更多人造福。沉醉于当大老爷、过腐朽的生活、对下人颐指气使的主角（及其作者），会被大多数人嘲笑而不是钦羡。十多年前，当《泰坦尼克号》以3D形式再次上映时，我和周围的很多人都去看了。我又想起了自己上初中的时候，同班同学对杰克和露丝的美好爱情的赞美（尽管当时我们对爱情只是一知半解），以及对露丝脱离豪门的大无畏行为的歌颂。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再去翻社交媒体对《泰坦尼克号》的评论，会发现最新的主流观点是“露丝太傻了”，竟然为了一个穷小子放弃身家亿万的未婚夫。哪怕电影结尾告诉我们，那个未婚夫在1929年破产自杀了，人们还是认为露丝应该跟着他，好歹有十多年的福可享。至于未婚夫不尊重露丝、乃至对露丝施加家庭暴力？这种缺点跟钱比起来算什么？不仅对文艺作品的态度如此，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就在前几天，有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不相信有女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如果拒绝了，那肯定是价钱没谈好。我十分震惊，并反驳他：我就认识拒绝了亿万富翁（还是大型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潜规则暗示、不惜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女生，对方过得很好，有自己喜欢的人，而且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对方以散发着恶臭的语气说：“反正她肯定真的后悔了！没人不愿意为了几千万张开双腿，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散发着恶臭的不仅是这一个人。去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名字就不点了）看看，你会发现，认为“没有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的观点排名非常靠前，获得了近乎一面倒的点赞；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进一步认为，这种事情哪怕在道德上也是无可指摘的，“纯属人之常情”。有人反问：“如果是你的女朋友遭遇这样的事情，你还会这么认为吗？”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还有这种好事？”（因为他默认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几千万的封口费。）这已经不是比《红楼梦》或《西游记》的版本更落后的问题了。哪怕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大官人，看到上述价值观都会沉默、流泪。持有上述价值观的人，在看到《命运石之门》里的冈伦太郎为了救青梅竹马不惜毁掉时间机器时，肯定会疑惑“青梅竹马有什么好，发明了时间机器的人，还会缺女人吗”；在看到《女神异闻录5》里的怪盗团冒着巨大风险去给腐烂的大人物“改心”时，肯定会质问“为什么要改心呢，跟他们合作乃至敲诈勒索不是更好吗”。如果有人真的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因为只有人与人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人与长得像人的东西是没办法交流的。那些长得像人的东西非常喜欢重复一句话：“大人只讲利益，小孩子才讲对错。”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只与小孩子打交道。在我周围，有数以百计的朋友跟我一样，讲对错、讲价值观；他们也看重利益，但决不会把一切简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也为某些人周围竟然没有这样的人而悲哀。在《命运石之门》中，阿万音铃羽（打工战士）执行任务失败之后，曾经悲愤地写下“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她的意思是说，任务失败、无法改变未来，只能继续接受邪恶的“机关”统治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我想借用这句话：那些热衷于封建等级制度、赞美人身依附关系、迷信权力和财富大于一切、认为人生的乐趣在于压迫和侮辱其他人的人（或者叫“长得像人的东西”），其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问题太大了，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倡的。自从五四运动至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进行了100年以上；从晚清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算起，经历的时间就更久了。《雷雨》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是如此），那个选段集中表现了周朴园的伪善、鲁侍萍的善良单纯、新一代人的反抗性与软弱性，由此深刻地表现了“一切人压迫人的等级制度和文化都会灭亡”的主题。同一册课本还收入了《林黛玉进贾府》，这段文字详细描述了林黛玉在贾府“步步小心、事事留意”的谨慎态度，以及贾府风平浪静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但是唯独没有歌颂贾府的封建家长制以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权力。在高中期间就读过这两篇经典文章的人，怎么会变成“嫡庶神教”的信徒，幻想着成为“主子”、压迫“奴才”，认为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甚至觉得“没有人能拒绝亿万富翁的潜规则”？要知道，《红楼梦》里的鸳鸯可是两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贾赦纳她为妾的要求，宁死也不做主人家的姨娘！为什么有人认为现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职业女性连三百年前的一个家生丫鬟都不如？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人想做新一代的贾赦，幻想着像贾赦逼迫鸳鸯一样，逼迫和羞辱地位低于自己的所有人？只能说，知易行难，不论学过多少东西，都不能保证人不变质。我对于改变某些人（数量未必很少，可能已经是主流）不抱任何希望，但有一个希望是殷切的：我们不能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不能成为那些“长得像人的东西”。这句话出自《进击的巨人》漫画的开头部分，虽然我没有看完这部漫画，但这句台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足以证明《进击的巨人》具备深邃的思想性。真正的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文明，涌现出了无数的盖世英雄，致力于打破一切等级制度和文化，相信世界上有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的东西，对于压迫、侮辱他人毫无兴趣。我们是真正的人类，以前如此，今后也应该如此。我们不能成为“那样的人”。与大家共勉！

3月28日（星期四）晚上，我本来准备好了要看小米汽车的发布会。我不懂车，至今也只开过油车，对新能源车近乎一窍不通，所以有必要加强学习。不过，发布会开始不到半小时，我的一位从事大模型研发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快看新闻。”同时发来的还有一条新闻链接。Databricks,

Dev的评测显示，MM1在GLUE-Score等多项评测指标上要略优于GPT-4V和Gemini

前几天，淘宝开始接入微信支付，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现在可能要加上“之一”）和最大的即时通信平台终于实现了全面的互联互通。曾几何时，“腾讯系”和“阿里系”平台的互联互通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监管层、商家层、用户层都牵涉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却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了。这也意味着过去十多年互联网平台画地为牢、阻断信息和商品流的“二选一”历史画上了句号。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缓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平台方作为一个整体与品牌方/商户之间的关系，也在不声不响地逆转。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多条赛道上，亲眼目睹这种逆转——“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互联网平台对商家予取予求、凭借规模优势和网络效应而为所欲为的时代结束了，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的结束。很多人已经忘记，在2010年以前，互联网平台在与商家、与用户的博弈中，其实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为在PC互联网时代，平台的竞争壁垒还不够牢固，用户习惯尚未养成，传统品牌的根基相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要深得多。但是，在201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渗透率的激增，各条赛道上的平台企业充分确立了优势地位；移动互联网以APP为核心的特点又加剧了平台的“马太效应”，使得用户对平台的依赖度日益提升。于是，互联网平台一边以用户为筹码，要求商家“二选一”；一边又以商家为筹码，逼迫用户“二选一”。那是平台呼风唤雨的黄金时代，也是品牌最弱势的时代。2021年以来，潮流再次转向：反垄断和互联互通的监管要求让平台有所忌惮、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压榨品牌，但这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用户增量见顶，平台不再能以增长为诱饵迫使商家就范；用户成熟度提升、具备了较强的主动性和分辨能力，也使得平台“二选一”这套越来越难以达到目的。物极必反，虽然平台仍然掌握着庞大的流量和话语权，但它们必须主动或被动地向品牌进行一些妥协。尤其是在电商行业，对于各大平台而言，品牌/商家在与平台的博弈当中重新掌握主动权，都是一种常见的、正在进行的现象：早在2021年，欧莱雅客服怒怼李佳琦、拒绝承认李佳琦直播间的“最低价”。李佳琦等代表平台利益的大主播看似强势，“一个人单挑国际品牌”，但是从实际结果看，欧莱雅捍卫了其价格体系，而且没有明显影响其后续销量，看似弱势、实则强势。2020年以前，天猫是国货品牌不可或缺的主阵地，许多新国货集中于布局天猫，天猫双11、618等购物节更是它们做增长的黄金时间。可是现在，“全渠道布局”早已成为各类新老品牌的共同认知，无论是淘宝、京东、拼多多三大电商平台还是抖音、快手乃至小红书等内容电商渠道，“哪里有用户就去哪里”，哪怕是早年崛起于淘系电商生态的“淘品牌”也不例外。至于以抖音为首的内容电商平台，也不能像当年的天猫那样实现对品牌的“独占”。例如，崛起于抖音的东方甄选早早建立了自己的平台，毫不演示自己摆脱“抖音依赖”的目标。与罗永浩合作的交个朋友则从抖音跨到了淘宝直播，而且跨平台直播对其盈利贡献很大。可以看到，在内容电商时代，平台的权力比传统电商时代是有所下降的。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平台掌控力的下降，不意味着商家就可以为所欲为。综合看来，像拼多多这样自身还有较高增长的平台，对商家的话语权明显较强一点。具备全市场影响力的“大牌”，其博弈能力也明显强于二三线品牌以及“白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既不存在绝对的平等，也不存在绝对的强势或弱势。无论如何，从大势和边际增量的角度看，“品牌在与平台的博弈中夺回一定的主动权”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上面说的都是传统电商行业，其实在本地生活领域，品牌方夺回主动权的势头更明显，引发的市场关注度也更高。仅仅在最近半年内，我们就能观察到下列典型案例：在盒马放下身段、转身拥抱“低价”路线之后，2023年12月27日，小吃连锁品牌王小卤公布了与盒马系统停止合作的通知函，旨在维持公司自身价格体系。盒马创始人侯毅也承认，由于低价售卖某款牛奶，盒马遭到了该乳企的“全网封杀”。对此侯毅表示：“有人封杀我们，封就封吧。”2023年6月，知名连锁小吃魏家凉皮一度下架其西安门店的美团外卖业务，历时长达一个多月，外界普遍猜测是借下架重新谈判合同。其实，早在2022年，魏家凉皮就曾经主动下架饿了么外卖业务，直到双方达成新协议之后才再次上线。这真可谓是品牌对平台的“反向二选一”了！2024年1月24日，网红餐厅半天妖烤鱼通知旗下1000多家门店，从美团外卖全部下线，并减少外卖备餐；1月29日中午，门店才重新接到上线通知。有媒体猜测，半天妖烤鱼从美团下架主要是向平台施压以争取更多优惠措施，但没有得到相关各方的证实。从春节前后线下消费的切身经历看，我认为本地生活商家（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对平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反向二选一”的案例会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门店较多、在一个或多个区域有较强优势的连锁品牌，绝不会放弃任何与平台进行公开博弈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本地生活品牌在自己的“主场”具备竞争优势，在本地集中度很高，其供给和需求均高度依赖线下——这就与传统电商的全国化、规模化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互联网平台对本地生活品牌进行限制、控制的手段，其实很有限。在外卖及近场电商高增长的时代，品牌尚可能为了线上流量而做出较大让步；现在，线上与线下的优劣势正在扭转，品牌就越来越不愿意做出让步了。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生活品牌与平台博弈，风险较低、收益很高。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在各地区、各细分领域会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过，在任何地区，只要有几个品牌做出带头示范，后续跟进的品牌就会越来越多，由此导致本地商家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平台的话语权提升。对于商家而言，上述局面毫无疑问是值得欢迎的。过去，各行各业的大小商家都抱怨自己在“给平台打工”，在平台的规则压制之下疲于奔命，“二选一”只是这种压制的一个具体体现。现在，电商和本地生活市场的平台地位都有了根本性的松动，行业回归良性竞争，商家肯定是得利的一方。但从当前的商业环境来看，频繁使用激烈的手段与不同平台博弈，这种策略可能会导致商家无法同时在几家平台经营，看似是在“二选一”平台，其实反过来也限制了自己。如果能将平台视为自己的工具和跳板，在不同平台采取不同运营手段，长期来看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依赖平台转向利用平台”，从而最大化地吃到这波平台竞争的红利。对于消费者而言，上述变化就更值得欢迎了。平台只需要兢兢业业地扮演好日常运营、技术支持和基建的角色，同时作为仲裁者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商家的“物竞天择”，将促使商品生态的进一步繁荣，同时让流量分配、定价、选品等环节更加市场化。我无比希望这种变化发生得快一些、再快一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OpenAI的文生视频(text-to-video)AI模型Sora已经发布，并且引发了如洪水一般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我不是AI技术专家，相信大家也早已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Sora的技术细节。我只是想从内容创作者的角度谈一谈：Sora会对视频内容（包括短视频、中长视频和工业化影视内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家的观点是复杂的——有些人觉得Sora要革影视行业的命，甚至把视频内容带入“零基础创作”时代；有些人则认为Sora的实用价值还值得怀疑，尤其是不具备创作者所必须的“灵魂”。其实，上述观点都有道理，关键看怎么定义“内容创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互联网发展的历程就是内容创作不断重新洗牌的历程，各种体裁、各种主题、各种工业标准的内容一直在此消彼长，“变”是常态，“不变”才不正常。AIGC的深入发展（包括但不限于Sora），将促使洗牌过程向更有利于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妨使用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模型，将互联网原生内容创作者的能力划分为两个方向。热点敏感性，也就是追逐热点、热梗的能力。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社交媒体的大部分流量集中于极少数热点题材。能否把握热点题材，决定了创作者的短期爆发力，用更时髦的话讲就是“出圈能力”。内容调性，也就是内容的特殊性、不可复制性。有些创作者的内容，让人过目不忘，带着鲜明的个性烙印，任何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是否具备足够的、不可替代的调性，决定了创作者的长跑能力，或曰“可持续性”“粉丝黏性”。强大的创作者无疑应该在两项能力上都获得高分，从而达到“既有爆发力又有长跑能力”的全能性，这是成为头部创作者的最高效的途径。2017-18年的抖音、2019-20年的B站都曾经涌现出一批这样的创作者，左手抓热点、右手深挖内容调性，从而在一夜之间跃居“全网顶流”之列（具体的例子就不用举了）。这样的幸运儿不多见，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他们是其他内容创作者梦寐以求的标杆。如果一位创作者不具备抓热点的能力（或者不乐意这么做），那么他的最佳发展方向就是做一个优质垂类内容方，吸引符合自身调性的粉丝，依靠粉丝的口碑效应实现“慢热出圈”。这条道路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罗翔：在多年的司法考试授课过程中，他以深入浅出和幽默风趣的调性逐渐积累了大批“自来粉”，最终依靠粉丝的自发传播实现了“出圈”。严格地说，多年前的罗永浩也算得上一个。一般而言，只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垂类内容方总归能迎来量变到质变的时刻，但是大部分人往往坚持不下去。与此相对立的则是那些只会抓热点、不具备调性的创作者，他们的生存之道就是“下手快”，依靠千方百计地“蹭热点”乃至模仿抄袭，尽快完成“出圈”。这种创作者的生命周期一般很短，在瞬时爆发之后就陷入了沉寂，做的是“过把瘾就死”的短线生意。尤其是在短视频领域，MCN等专业机构经常会批量孵化此类账号，希望其中极少数能爆红，至于那些未能爆红的则沦为“炮灰”。网生内容创作者的四个象限很多用户会哀叹：“互联网社交媒体充斥着快餐内容，短视频、直播更是集快餐内容之大成，完全没有让人静下心来体验的干货！”可是这样的哀叹并不正确。或许网生内容的绝大部分确实是毫无调性和深度的“炮灰”，就像一瓶酒的大部分成分是水，那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酒就是水”的结论。事实上，只有在社交媒体时代，垂直、小众内容才第一次获得了稳定的输出渠道，从而赢得了被更多人看见的可能性。数以万计的“中腰部”垂类创作者，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才真正走上内容创作道路。如果一定要在“以前的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之间做出选择，我相信，绝大部分创作者会选择后者而非前者。那么问题来了：Sora的诞生（及其掀起的生成式AI持续进化的浪潮），会更有利于上面哪一类创作者呢？我觉得答案非常明显——AIGC会有利于那些以内容调性取胜、“慢热出圈”的垂类内容方，不利于那些以抓热点取胜、“昙花一现”的跟风内容方。因为在AIGC时代，“抓热点”的门槛将越来越低，从而不再是内容方的一项核心竞争力。所以，“内容调性”的重要性就进一步攀升了，甚至可能成为取胜的唯一一张王牌。不要误会，无论到什么时候，“热点话题”总是会此起彼伏地产生，也需要有创作者覆盖。然而，在比拼速度方面，人类创作者无论怎么努力也比不过AI。在文本新闻领域，AI的速度优势已经明显体现出来了：早在ChatGPT诞生之前，从财经到体育，从娱乐八卦到社会新闻，大量的“突发性事件”在第一时间的报道就是由“AI写手”自动撰写的；在ChatGPT大范围投入使用之后，几乎所有的突发事件报道都可以由AI进行了。平时炒股的人可能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打开任何一个股票信息软件，无论是突发的财经新闻还是财报的即时解读，由AI撰写的比例均呈不断上升的态势；专业分析师和评论员正在退出这些“比拼手速”的即时信息工作，把精力集中到需要高度逻辑分析能力的深度解读上。Sora的诞生，意味着上述趋势正式蔓延到了视频领域。假以时日，上述趋势会延伸到一切体裁、一切类型的内容上：对于热点话题的“时效性覆盖”将主要是AI的任务，比拼的主要是AIGC的效率，很难有人玩出与众不同的花样。目前在国内，已经有电商服务机构向带货主播推出“AI根据热梗自动撰写视频脚本”的服务，哪怕主播对这个热梗毫不了解，也可以依靠AIGC跟上潮流。可以想象，今后对热点话题的竞争将趋于高度同质化；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高度同质化的市场总是会走向供大于求，从而导致“抓热点”性质的内容严重过剩，以此为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方大部分将被淘汰出局。而对那些以“调性”为核心竞争力的内容方而言，AIGC却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新武器。互联网用户仍然有追逐热点的天性，不过他们今后更需要的不是时效性内容，而是有特色的演绎或者有深度的解读。足球爱好者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在资讯匮乏的年代，大家对足球媒体的首要诉求是快速全面的新闻覆盖；到了资讯极端发达的今天，新闻覆盖早已泛滥，大家的诉求转移到了对赛事的深度分析，以及带有互动性、趣味性的节目上面。优质的垂类创作者完全可以与AI达成分工：前者负责有调性的部分，即所谓“灵光一闪”；后者负责不需要调性的部分，即重复劳动——按照内容产业的黑话，可以称之为“行活儿”。AI是一种工具，一种由人类创造、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从目前的形势看，只要AI不产生自我意识，它就不会具备所谓“原创性”，而仅仅是对人类现有知识的收集和整理——即使ChatGPT这样高级的生成式AI也不例外。OpenAI已经公布了Sora的技术细节，可以看到，其技术路线继承了此前公开的DALL-E文生图模型，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但并非颠覆性的。显然，至少在当前的环境下，Sora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性”，其产生视频的效率和感染力仍然高度依赖于个人用户的“调教”。所以，与此前的一切生成式AI大模型一样，Sora在内容创作中的角色更接近MOBA游戏中的辅助：帮助C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点，让C位心无旁骛地输出，而不是自己代替C位去输出。强大的C位玩家借助强大的辅助可以如虎添翼，而不合格的C位玩家有了强大的辅助也很难翻盘。就以刚提到的“AI根据热梗自动撰写视频脚本”功能来说，有调性的创作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使之符合自己的调性，事半功倍地创作出优质内容；缺乏调性的创作者恐怕只能用它生产千篇一律的“垃圾”。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内容产业“强者恒强”的趋势，在AIGC时代会持续下去，只是其含义更加复杂，超过了“马太效应”的范畴：头部内容方当然会继续强大、继续享受时代的红利，但具备强大调性的垂类内容方也能享受时代的红利；对于这两者而言，未来二十年将是最好的时代。对于其他内容方而言，却将迎来最坏的时代。Sora再次确认了上面的趋势。当然，在AI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一切梦想或噩梦都有可能成真。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本文的观点被证伪了（或者部分证伪），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能够生活在一个AIGC觉醒的年代，无论作为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我们都是幸福的。重要的是对未来做出力所能及的思考和分析，至于其对错则不是特别重要。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2021年9月，我参加港交所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在活动间隙，我问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现在中美经贸关系比较紧张，一些外资机构在重新评估香港的定位，港股会不会遭遇流动性问题？”对方的回答相当乐观：“不会！最近的事实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中资的力量，也足以撑起香港的一片天。”他们举出了当时正在进行港股IPO的商汤为例——哪怕美国威胁对其进行制裁，也并未影响其上市成功，这是港股韧性和市场深度的最佳体现云云。两年多过去了，上面的这番回答，如今看来真像个笑话！就在今天上午，乐华娱乐港股一度暴跌80%以上，由此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王一博是不是出事了”的猜测，甚至导致乐华娱乐不得不发布公告澄清。然而，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看得出，乐华娱乐暴跌是因为限售股解禁在即，因为担心限售股东砸盘，一部分投资者先跑为敬。仅仅7000多万的成交额，就让乐华这家“中国娱乐经纪第一股”出现了断崖式暴跌，这充分显示了港股的流动性困境，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融资功能衰退。其实，哪怕是比乐华娱乐体量更大、质地更优秀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也拿不到多少流动性。2023年10月上市的极兔速递，算得上近年来港股屈指可数的“明星IPO”了，上市至今日均成交额也仅有5000万左右。哪怕是“股王”腾讯，平均每天成交额也只有七八十亿，相当于日均换手率千分之三。对于整个港股市场而言，每天成交额能突破2000亿就算谢天谢地，突破3000亿就可以烧高香了。与其说港股是一个处于枯水期的湖泊，还不如说是湖泊干涸留下的小池塘。有人会说：“以前的港股也是这个样子的！十几年前，港股的日均成交额才只几百亿呢。”没错，由于本地投资者（尤其是散户）规模不足，港股一直不以流动性著称；但是它仍然有能力吃下大规模的IPO、增发、限售股解禁，尤其是那些比较优质的资产。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全球资金来去自由，不是一个存量市场，随时可以有大量增量资金涌入（当然也可以随时离去）。我们不能把港股当做与A股一样的“存量博弈市场”看待，应该把它看做以美元定价的全球资本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现在的问题就是，港股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远远不如当年那么通畅了，而且问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双脚离开了地面，不再能从大地母亲那里吸取力量。香港希望从内地引入足够的资金以顶上空缺（就像本文开头时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所提到的），但是事实证明，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与美股和中国A股两大资本市场相比，港股就像被夹在三明治里的菜叶，两头不讨好：美股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资产（以及一些最优质的资产）、最深的流动性池以及最自由的资金出入机制。只要是具备全球资产配置能力的投资者，谁都需要配置相当数量的美股。A股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但是背靠庞大的中国内地人民币流动性，有数量庞大的散户投资者以及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如果你适应了A股的游戏规则，就会发现它能够自洽，总有一部分人能如鱼得水。对于内地投资者而言，港股市场又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如果投资者的钱能出境、能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为什么不去买美股（以及最近一年炙手可热的日本、印度股市）？如果投资者的钱不能出境，那么理所当然只能首选A股。即便扩大了港股通规模、增设了人民币港股交易柜台，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内地投资者越是对港股不感冒，港股的流动性就越差，由此导致内地投资者对港股更不感冒……哪怕港股市场还存在一些独特的资产（例如部分互联网大厂、消费巨头等），在严重的、恶性循环式的流动性缺乏面前，这些资产的估值也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就拿刚刚暴跌80%的乐华娱乐来说，不论其业绩如何，至少还是具备一定稀缺性的——可是市场还是没有对它手下留情。耐人寻味的是，在港股的投融资功能已经大幅衰退的情况下，还是有大批“独角兽”公司正在排队等待港股上市。其中已经公布招股书的就有：菜鸟、货拉拉、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嘀嗒，等等；至于小红书和字节跳动策划香港上市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只是尚未尘埃落地。显然，哪怕是现在这个奄奄一息的港股市场，对于很多中国独角兽而言，仍然是根救命稻草。毫无疑问，现在还指望港股这根救命稻草的独角兽，主要是那些“既不方便去美股、也很难上A股”的公司，大致又分为两类：自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平台公司赴美上市的路径基本切断。然而，这些互联网公司往往以VIE架构存在，难以登陆A股；再加上规模往往很大，A股能否吃得下也是个很大的未知数。至于线下消费、餐饮、快消等公司，在A股上市也很困难，但美股也很难赋予它们较高估值。此外，近年来线下消费公司的线上配送及会员业务越做越大，从而具备了一定的“互联网平台”属性，赴美上市的难度更大了。结果，我们看到“新茶饮三巨头”前脚接后脚地递交了港股招股书；极兔速递尚未登陆港股，其竞争对手菜鸟就递交了招股书；看样子小红书正式递交港股上市申请也只是时间问题。按照现在的形势，这些公司选择港股，其估值都会蒙受一定的损失，甚至在IPO阶段就有“贱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还有别的选择，谁又会选择港股呢？或许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在几天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鼓励符合条件的红筹架构的新经济企业在境内上市的文件；但这只是上海本地的文件，对交易所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关于“欢迎VIE互联网企业回A股上市”的说法已经至少出现过三轮了，但是从未成为事实。即便它成为事实，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目前排队等待A股IPO的公司已经很多了，而A股对IPO（市场扩容）的承载能力一贯很弱，在客观上并不具备迎回“独角兽”的条件……总而言之，乐华娱乐的暴跌，折射了港股面临的严峻问题；如此萎靡的港股市场，竟然还有大批独角兽排队等待上市，不得不说，独角兽们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加严峻。而独角兽的问题早已传导到一级市场，对创业者和创业投资都形成了明显的压制。上述一连串的问题，看起来复杂，但是解决起来也容易——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出现一波明显、有力、可持续的增长，不但港股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所有流动性问题都能化解于无形。不要忘记，历史上港股流动性最强的时候，是人们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时候；2022年底的那波强劲反弹，折射的是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复苏的高预期。在本文开头，港交所和中资投行的朋友，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增长将长期冠绝全球”的假设，做出乐观判断的。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能解决大部分问题。那么，我们何时能等到“发展”这尊大神显灵，解决港股市场、独角兽乃至创业者面临的问题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众所周知，自从2023年10月以来，字节跳动旗下的两大重度游戏业务——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就处于出售谈判状态。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为如此巨大的业务找到买主绝非易事。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以及半个世界的游戏行业都被卷入其中了，市面上每天都在出现各种传闻（尤其是以想象力著称的A股市场），不过这些传闻照例不会得到官方认可。过去一个星期，我与游戏行业以及相关中介领域的多位朋友进行了交流，大致了解了字节跳动游戏业务出售的一些进展。我了解的情况大致如下：潜在买家很多，但真正进入谈判环节的不多；其中没有任何一家A股公司。沐瞳科技明显比朝夕光年更抢手，可以作为一个完整建制存续下去。整个流程将大幅加强腾讯和字节跳动的关系，对于其他互联网公司未必是好事。先说第一条。几乎所有大型游戏公司都表达出了对字节跳动全部或部分游戏业务的兴趣，但是有资格坐上牌桌的并不多。首先，价钱很贵，字节跳动对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两家公司的标价都在几十亿美元量级，哪怕大幅砍价，绝大部分公司也吃不下来。其次，字节跳动并不缺钱，在出售的时候会更多地考虑战略意义（例如是否能得到对方的投桃报李）。再次，当前的市场环境严重制约了大部分潜在买家的意愿，只有资源最雄厚的买家敢于在这个时间点出手。因此，过去三个月当中，真正进入了实质性接洽流程的，仅有极少数“巨头”级别的公司——包括媒体已经猜到的腾讯、网易，也包括几家海外科技公司。请注意，虽然市面上有二三十家A股上市公司自称（或被卖方分析师宣称）即将“接收字节跳动游戏业务的遗产”，但是我的调研显示，上述说法毫无根据。直至今日，没有任何一家A股公司曾经与字节跳动就其游戏业务展开过正式接洽。当然，A股游戏公司仍然有可能“间接受益”：字节跳动不做游戏了（准确地说是不做重度游戏了，超休闲游戏还在做），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流量资源和人才资源，从而让整个行业变得没那么卷，等等。但是，这些“受益”是非常宏观的，分摊到每一家游戏公司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实际业务和业绩的影响聊胜于无。话说回来，应该也没有任何真正懂游戏的投资者期待某家A股上市公司能“吃掉字节跳动游戏业务遗产”——这就像认为某个中亚小国能吃掉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那样荒谬。围绕着“字节跳动游戏遗产”的炒作，只是近期A股游戏行业（乃至整个传媒行业）极端缺乏炒作素材的结果而已，并无实际讨论价值。再说第二条。沐瞳科技作为一个独立运营（直接汇报给字节跳动管理层）的实体，明显比朝夕光年更加抢手，这是基于三个原因：首先，Mobile

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的朋友圈里爆发的第一轮争吵，竟然是关于“罗振宇跨年演讲上座率”的。有人转发自媒体文章，称“现场空空荡荡、内场票降价2/3还是卖不出去”；马上又有人转发现场图片反驳，称“其实内场都满座了，自媒体搬弄是非应该吃官司”。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罗振宇的站队，我吃惊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站队表态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其实，大约半个月前，曾经有广深地区的朋友问我：“有两张罗振宇跨年演讲的现场票，想不想去看？”我不假思索地说：“你送给别人吧！”当时我的想法是，首先深圳离北京太远，为了听一场演讲专门跑过去，实在不值得；其次罗胖每年讲的内容大同小异，看看直播或者速记就够了，去现场的必要性很小（除非是其铁杆粉丝）。事实上，跨年夜那天我约了朋友吃饭喝酒，在寒风里轧马路的感觉很嗨皮，压根就忘记了刷一下罗胖的直播，所以至今也不知道他具体说了什么。然而，哪怕完全不听直播、不看速记，我也能想象出罗振宇，以及刘润、任泽平……等林林总总的“财经大V”，在跨年演讲或年度演讲当中，会讲些什么。无非是下面这些内容的排练组合：做时间的朋友，赢时间的玫瑰，未来会更好，明年永远比今年还好。往死里卷自己，用每分每秒学习提高自己（顺便卖课）。展望国际形势，政治经济风云诡谲，风景这边独好。虽然宏观局面不明朗，但还是有很多新的创业机会、成长赛道，例如今年创下增长奇迹的XXX公司（此处为植入广告时间）。某位企业家未发迹之前曾说：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对了，此企业家恰好是我的朋友。过去一年通过对打工人的调研，我们发现，“打工皇帝”都拥有如下特质（此处是卖书卖课的黄金时间）。展望明年，很多新科技成果已投入使用，很多新的产业扶持政策徐徐展开，让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此处又是植入广告时间）！总而言之：熬煮鸡汤、贩卖焦虑、宏大叙事、植入广告，次序可以任意颠倒。如果上述流程发生在年底，那就叫“跨年演讲”；发生在年中，那就叫“年度演讲”。如果当事人咖位足够，就可以卖票（而且卖得很贵）；咖位不太够，就采取邀请制或半卖半送的形式。只要是咖位足够的大V，这种演讲一定是要搞的，就像成名歌手一定要开演唱会一样，哪怕是假唱（美其名曰“半开麦”），也必须要在鸟巢连开三场五场，非如此不足以壮威。这种“年度演讲”流行起来的时候，还是十年前，那是一个机会满地、新兴赛道层出不穷、创业或打工都大有前途的时期。开创了这一风气的罗振宇等人，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其商业眼光堪称敏锐。对于当时的听众而言，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打工人，从这种“年度演讲”当中，还是能获得一些东西的：哪怕只是听听大佬们的八卦、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各种公开信息的整理，也绝不是一无所获。如果是在现场听演讲，他们事后还能收获无尽的谈资，以及同事们钦羡的目光。在那个时代，人人奔跑向前、唯恐落后，人人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熬煮鸡汤，恰好可以滋润人们因为奔跑而干裂的嘴唇；贩卖焦虑，恰好可以激励人们咬牙坚持跑下去；宏大叙事，恰好可以帮助人们看清远方的赛道；植入广告，恰好可以向人们介绍一些真正成功的公司、品牌。虽然动辄几千块的门票太贵了一点，不过历史一再证明，人们的消费意愿不是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至于这种“年度演讲”的线上直播，更是成为了互联网、金融、新消费、新科技……等高成长行业的狂欢，或曰“高端白领的红白歌会”。然而，斗转星移，现在已经不是十年前了。当年的高成长行业变成了周期性行业，当年的年轻白领变成了中年白领（希望他们还是白领），当年的故事小部分兑现了、大部分消失在历史深处；而当年的大V还是大V，区别只是又多了几套豪宅（或许还有一艘游艇）。按照多年前百度贴吧的说法，这是“毅种循环”。附带说一句，我一直以为百度贴吧才是中文互联网创造力的巅峰，后来的B站、知乎、抖音……均难以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对B站百大UP主和知乎年度大V并不感冒的原因，我总是能从他们的文案中看到太多当年贴吧的影子。此时此刻，熬煮鸡汤，只能让人们闻个香味，却是填不饱肚子的；贩卖焦虑，除了让人们情绪更加恶劣、家庭更不和睦之外，毫无其他效果；宏大叙事，可能娱乐价值颇高，可惜实际价值甚微；植入广告，翻船的概率可是远远大于从前，因为许多广告主的数据已经没法深究了。去年刘润的年度演讲，几乎引发了整个零售行业的一致质疑，其余波至今尚未平息——说来说去，如果能找到更靠谱的广告主、更令人信服的成功案例，刘润老师也不会出此下策啊。有趣的是，在“年度演讲”生存壮大的土壤不复从前的情况下，“年度演讲”的数量反而增加了！2023年的最后几天，我在视频号上，就刷到了至少七八个这样的演讲直播。其中固然有吴晓波、任泽平之类成名已久的大V，更多的演讲者却是闻所未闻的。在并不宽敞的演播室里，在并不十分清晰的LED屏幕前方，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或西装套裙的中年女人，操着还算熟练的中式朗诵腔，伴随着似曾相识的激昂配乐，为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熟悉却遥远的故事：啊，做时间的朋友。啊，努力还是虚度，成为时间的玫瑰还是灰烬。啊，我的一个熟人前年辞职创业，现在已经赚出了五套豪宅。啊，马云（或者张一鸣）昨天与我把酒言欢，畅谈消费新格局。啊，大家要向王阳明学做人，向曾国藩学做事。啊，欠收的年景也有丰收的人家，我给大家介绍几家新兴独角兽公司。啊，2024年正在从地平线冉冉升起，仰望星空，我们热泪盈眶……我不禁困惑，他们是否拿错了讲稿，把2019年或2021年的文案换了几个字，对着提词器直接就念完了？与资深财经大V相比，上述“野生大V”的原创性更少，山寨色彩更强，变现的冲动也更剧烈，往往说不上三五句就要图穷匕首见。至于他们的流量高低，往往取决于投流预算的高低，与内容质量关系不大。在这些直播间里厮混三五分钟，你就会由衷地想念任泽平、管清友、付鹏，起码人家是持有博士学位的正经首席经济学家，哪怕是熬鸡汤，总归还是有个体系的。花费宝贵的时间去听这些“年度演讲”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答曰：都是体面人，积极向上的人，多年前的年轻人，现在的中年人。他们其实很聪明，至少不愚蠢。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不至于判断不出来，这样的“年度演讲”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好处；无论是野生大V的演讲，还是罗振宇、刘润的演讲，在“无效”这件事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知道时代不比当年了，他们知道鸡汤越熬越寡淡，他们鼓掌的手有气无力，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听、还要转发呢？我不禁想起三年前，一位B站热门UP主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B站用户去知识区，绝大部分不是真想学知识——真想学知识的人还刷什么B站呢？他们是想让自己心安理得。每天十分钟的‘科普视频’，每周一小时的网课，会让他们获得‘我在努力进步’的快感和安心感。这是自我麻醉。”上面这位朋友的话或许太偏激了一点，但是拿来形容“年度演讲”再好不过了：听着“年度演讲”，我们就能装做自己在学习、在进步，就能装做满地都是创业机会，就能装做马云、张一鸣触手可及，就能装做一夜暴富的命运很快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有道是“接近权力会让人误以为拥有权力”，接近鸡汤则会让人产生生活在鸡汤世界中的快感。真是讽刺，当代中年白领一天到晚念叨“游戏是年轻人的精神鸦片”，后来又说“短视频是年轻人的精神鸦片”。然而，他们给自己找的精神鸦片——“年度演讲”，却一点也不比前两者高明。优秀的游戏是艺术品，是科技与内容产业的完美结合，能够陶冶情操、触动灵魂。我永远忘不了《最终幻想10》的缠绵悱恻，《女神异闻录5》的激昂飒爽，《极乐迪斯科》的哀怨婉转，以及《赛博朋克2077》的光怪陆离。在游戏中，我们能收获感动、震撼、欣悦和友谊；在“年度演讲”中，我们只能收获二手文案和不知道第几手的话术。我在这里无意苛责那些至今仍沉迷于“年度演讲”的中年白领，因为精神鸦片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我只是觉得，如果能把时间花费在游戏和电影上，而不是浪费在“年度演讲”上，他们的幸福感可以提升一些。2023年的第一个夜晚，我在自家的影音室里观看2015年少女时代东京演唱会的超高清视频。少女时代的歌喉和舞姿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让我真实的（而不是在想象中）回到了少年时代。不过，整场演唱会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结束后的谢场活动：看到粉丝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偶像，偶像们如此充满生机地向他们致谢，我的心弦再次被拨动了——哪怕这已经是整整八年前的事情。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还有希望，如果它真的值得我们为之奋斗，那么奋斗的理由可以是偶像的眼神和衣袖，可以是粉丝的笑容和鼓掌，可以是东京巨蛋上空绽放的烟花，可以是场外大屏幕下欢呼的人群——却唯独不是某个中年大V对一群中年白领所做的“年度演讲”、所熬的心灵鸡汤。下一个无事的夜晚，我打算去看BlackPink去年新年的线上演唱会视频，然后看看是否有动力玩通早已买下的《血源诅咒》（在我的PS游戏库里已经停留整整七年了）。真正的生命在于这些美好的事物，而我迫不及待想用生命去创造更多的美好事物。你又会做什么呢？

自从ChatGPT诞生以来，AIGC迅速成为了全球最热门的创业及资本赛道，由此又带来了两个严肃的、必须回答的问题。由于AIGC大行其道的历史还太短，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还处于百家争鸣的阶段，但是早晚需要得到确定的答案。AIGC的爆发式发展，对内容创作者尤其是内容公司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换句话说，内容方的相对地位是会下降还是上升？在AIGC普及之后，内容方和平台方的博弈关系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在这场永不会结束的博弈当中，AIGC会让哪一方获得优势？在我看来，第一个问题不难解答：AIGC将加剧内容方内部的不平衡，或曰“贫富差距”。首先，在内容公司内部，从事重复性、可替代性劳动的工种将被急剧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会消失。其实，就算在AIGC诞生以前，可替代性内容岗位（可以理解为与核心创意无关的岗位）就在持续萎缩当中。例如，剪映等“傻瓜型”视频剪辑工具的推出，大幅降低了短视频行业对一般剪辑工作的需求；只有在影视剧等专业性更高的领域，剪辑人员的地位才基本未受影响。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一家内容公司、任何一部内容作品而言，核心创意岗位都是极少数的。整个内容产业的蛋糕不会变小，所需的人工量却在持续减少，结果就是，核心创意人员分到的蛋糕比例更大了。其次，在不同的内容方之间，那些拥有强大原创能力、能够持续产出优质IP的头部内容方显然将获得更高的话语权，以及更多的财富。我们知道，阻止头部内容方获得更大成就的瓶颈，往往是“产能不足”——产生新的创意固然不容易，但是把创意以工业化方式转化为产品则更困难。因此，从《阿凡达》上映到《阿凡达

开宗明义：本次版署公布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说明自从2021年（乃至自从2018年）以来，主管部门对游戏行业的监管思路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自从2023年初版号恢复正常发放以来，市面上有一种幼稚的思想，认为对网络游戏的“强监管周期”已经结束，今后要进入“放松周期”。这份文件无疑打破了这种幼稚的迷梦。事实上，哪怕不考虑这份文件，2023年至今发放的游戏版号数量仍然少于2019-20年，更少于2017年。所以，《网络游戏管理办法》（下简称《办法》）并不代表任何“监管方针转向”，只是延续了过去几年的一贯方针而已，即便在意料之外，也堪称情理之中。《办法》全文很长，一共八章六十四条，其中很多是对早已存在的规定的重复或细化。市场最关心的还是那些新规定，或者过去执行的不太严格、现在措辞更为严厉的规定。我的个人观点是，对游戏公司业绩造成影响最深远的可能是如下几条：第十二条【网络游戏审批制度】明确规定游戏出版和运营单位应在获得版号一年内上线，从而基本杜绝了“囤版号”。此前，由于版号发放时间高度不确定，游戏公司习惯于在游戏大致成型之后就申报版号，在拿到版号之后继续内测调整，直到各项数值满意（以及档期合适）之后上线。例如最近上线的腾讯《元梦之星》，今年1月就拿到了版号。按照新的规定，游戏公司今后的产品排期余地会更小，很多时候将不得不“赶鸭子上架”。不过，《办法》并未规定版号超期作废，而是要求出版和运营单位向属地主管部门书面说明理由。那么，如果理由成立，版号能够延期吗？什么样的理由算是合理呢？这对于各地游戏公司，可能是一次新的大考。第十八条【限制游戏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明确规定“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不得以炒作、拍卖等形式提供或纵容虚拟道具高价交易行为”。前者对几乎所有内购付费制游戏的商业化构成了严峻挑战，后者主要打击的是以“传奇系”为代表的高ARPU游戏（MMO和一部分SLG）。“所有网络游戏须设置用户充值限额”，这一规定也天然不利于MMO、SLG、二次元等高ARPU游戏。但是，类似的规定以前也存在过，具体标准如何，还要等待下文。第二十七条【随机抽取】要求游戏运营方对随机抽取次数、概率作出合理设置，这一条倒是不新鲜，欧盟等国也做出过类似规定。更要命的是，要求在随机抽取的同时，为用户提供直接购买或兑换的方式——如果严格执行，这就是要了抽卡类游戏的半条命。因为抽卡赌概率是此类游戏的乐趣所在，直接购买的价格无论设置得多高（货多低），都无法取代这样的乐趣。关键在于游戏公司会不会想办法部分绕开上述规定。例如，每次抽卡时授予用户一个特定虚拟道具，积累到一定数量就可兑换限定卡牌，这其实是变相鼓励用户抽卡。我的估计是，主管部门会倾向于严格执行，不太可能留下太大的“变相绕过”的口子。第二十九条【宣传推广规范】“网络游戏直播不得出现高额打赏”，问题在于多高算高额呢？观众自发的高额打赏也不允许吗？虽然相比起秀场直播，游戏直播的高额打赏频率明显较低，但这条规定的影响仍是切实的。若要妥善执行，则需要直播平台的配合。希望看到相关实施细则尽早颁布。第六十三条（关于小程序网络游戏，即小游戏）《办法》没有具体涉及小程序游戏，但是表示将由主管部门根据《出版管理条例》及本办法的原则另行规定。事实上，过去两年，小游戏成为了游戏行业尤其是中小公司的“伊甸园”，无版号、套版号现象屡见不鲜，擦边球内容也十分常见。尤其是最近半年，小游戏和短剧结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二者都是基于小程序的。我估计，小游戏的“监管洼地”地位很快就会消失，回归均值在所难免。对于大部分游戏公司而言，如果小游戏的监管尺度与APP游戏完全一致，那何必要去做小游戏呢？甚至不需要完全一致，只需要尺度大幅拉近，这条赛道就丧失了一大半的吸引力。我的一些看法（仅代表个人观点）本次《办法》对游戏行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如果一定要区分受影响的程度，我们或许可以说：高ARPU游戏受到的影响更大，中小公司受到的影响更大，小程序游戏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在高ARPU游戏当中，如果严格按照《办法》字面意思解读，以“传奇系”为代表的氪金MMO所受影响似乎最大，SLG和二次元游戏次之，非二次元的卡牌游戏（例如TCG）又次之。不过，现在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还太少，关键看怎么执行。网络游戏的用户充值限额具体如何规定，随机抽取究竟要设置什么样的直接购买替代途径，这些实施细则都可能决定很多游戏产品的命运。相比之下，大DAU、低ARPU游戏，主要是休闲、电竞、社交等赛道，受到的影响较小一些。当然，它们也会受到“不得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的明确影响，绝不是免疫的。总体看来，中小公司受到的影响要大于头部公司：它们自身产品储备深度有限，在对待版号有效期方面，注定不如大公司那样游刃有余；它们显然不具备做电竞、社交等大DAU游戏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总体上更依赖于高ARPU游戏；此外，扎堆小游戏赛道的一般也都是中小公司。强调一下，这里不是说头部公司会不受影响，只是影响相对可控而已。小游戏在《办法》当中只出现了一次，但是大家都知道，面向小游戏的规定很快就要来了，过去两三年的小游戏擦边球盛宴就要告一段落了。由《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注：这款游戏本身不是小游戏）掀起的“小游戏+短剧”潮流，可能就是这场盛宴的“天鹅之歌”。游戏大厂由于合规压力较大、比较重视自身品牌，一直以来就没怎么涉足小游戏盛宴，受此影响反而是最小的。总而言之，我希望看到更多、更详细的执行细则。不过，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执行上的门道，还是需要游戏公司自己去摸索、去与属地主管部门探讨出来的，不太可能一蹴而就。游戏行业全面适应《办法》、全面改良其产品和运营，将是2024年上半年的头号任务。

大约一周之前，我去了一次杭州，跟电商行业的许多老朋友重聚，聊现在的市场，也聊过去的经验教训。让我感慨的是，在电商这条赛道上，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创业，不过创业的主要方向已经变成了出海——无论如何，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这样做还是很有勇气的。很多创业的朋友都具备财经或投资背景，所以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过去多年的一些资本风口，尤其是那些早已破灭或濒临破灭的风口，例如新国货、线下新消费，以及一些垂类互联网平台。有朋友对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某些曾经的资本风口，一看就很愚蠢，散发着浓厚的不靠谱甚至诈骗气息。为什么仍然有投资人趋之若鹜，甚至一度成为整个资本市场的热点呢？他们到底是真信了，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难回答。作为曾经的二级市场股票分析师，我见过太多让全市场如痴如狂的概念，也见过数以百计的机构集体跳坑的壮观景象。我相信，在一级市场，这样的事情不会更少、只会更多。吃瓜群众往往认为，机构投资者都是清醒的，只是合伙做局割韭菜而已——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因为机构之间互相割的案例甚至多于割韭菜的案例，而且许多机构确实是带着“信仰”做投资的。为了回答朋友的问题，我陷入了沉思，讲述了记忆犹新的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发生在2009年。当时我刚到券商研究所工作不久，初次接受A股市场这个“大染缸”的洗礼，颇有些不太适应。我们那一拨人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很资深、很愿意指导新人的领导，隔三差五就跟我们开会培训。记得某次培训上，他严肃地对我们说：“去上市公司调研时，无论是董秘叫你哥们，还是董事长叫你哥们，你都不要真的把他们当哥们。要记住，利益攸关的事情，就连亲爹亲妈说的话都不能信，更不能信董秘！”看到我们一张张年轻而半信半疑的脸，领导又补充道：“你们刚出校园没几年，就能见到一些很资深、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很容易昏头，以为自己真的跟人家一个段位了。人家要想把你们灌晕，方法有的是！总而言之，凡事要多个心眼，别人说的话要默认为假，不要默认为真。”他又举了几个自己职业生涯的经典被骗经历，听得我们张口结舌，觉得应该拍成电影才对。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有没有听进去，反正我是听进去了，直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4年，那正是O2O（Offline-to-Online,

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一事仍在持续演进之中，目前外界最关注的是：朝夕光年和沐瞳科技分别会被出售给谁（也可能打包一起出售）？已经上线的项目能否保留，还在开发中的项目又将命运如何？在资本寒冬之下，在短期内要找到合适的买主绝非易事，所以估计这场连续剧还可以上演很久。相比之下，我更关心的是一些更深层、不太容易说清的问题。昨天下午到晚间，我跟十几位游戏行业的朋友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要放在“头腾大战”告一段落、腾讯游戏与抖音合作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看。上述趋势肯定影响了字节跳动的高层决策，尽管它不一定是朝夕光年被放弃的导火索。自从2018年开始扩张游戏业务以来，字节跳动对游戏的定位就是双重的：首先，它希望游戏业务在长期能赚钱、能自给自足，乃至成为一项利润引擎；其次，哪怕游戏业务不赚钱，只要能丰富抖音的内容生态，那也是有意义的。毕竟游戏是一个重要的视频内容品类，看别人玩游戏的永远比自己玩游戏的多，就像看别人踢球的永远比自己踢球的多。所以游戏内容是抖音必须拿下、必须重视的主阵地。问题在于，受到“头腾大战”的影响，字节跳动旗下的平台很难去做《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腾讯系的热门电竞游戏内容。相信很多人还对2019年1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判决记忆犹新：西瓜视频及其关联方今日头条、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应立即停止直播《王者荣耀》游戏内容。这也是国内游戏直播行业的首个“行为保全禁令”。当“头条系”平台对庞大的腾讯游戏内容望洋兴叹时，快手、B站等与腾讯关系较好的视频平台，则可以自由安排这些游戏的视频二创和直播。当时，以米哈游为代表的“游戏新势力”尚未崛起，而网易游戏的优势尚局限在MMO等少数品类，腾讯可以说扼制了国内游戏直播的“内容命脉”。字节跳动肯定不甘心受制于人，所以通过并购和内部孵化的方式去做自研游戏，就成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可以说，字节跳动做游戏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正是因为“不纯粹”，所以它在游戏业务的战略上趋向于反复摇摆、急功近利，始终未能做到以内容为中心，也未能给朝夕光年找到一个精通内容创作的一号位。不过，朝夕光年能够支撑这么久的时间、从母公司获得大量资源扶持，也多亏了它的“不纯粹”——只要能对抖音内容生态发挥作用，母公司是不会在意游戏业务自身ROI的。在理论上，这种状态还能持续很久，哪怕在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最多也就是收缩投入而已，不至于关掉。问题在于：从2021年开始，腾讯和字节跳动之间的关系不断回暖，“头腾大战”其实早已结束了。2021-22年，腾讯旗下游戏已经多次在抖音投放广告；2023年，腾讯视频与抖音达成了内容合作协议。腾讯旗下的斗鱼、虎牙等垂类游戏直播平台正在衰落，微信视频号的游戏内容又还羽翼未丰，腾讯游戏确实需要利用抖音的庞大流量；而腾讯游戏内容的进入，也完全符合抖音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字节跳动自己做游戏的意义已经丧失了一半。既然《晶核》《星球重启》等重量级游戏产品仍然未能让朝夕光年实现稳定盈利，此时此刻退出似乎成为了最好的选择。有趣的是：在字节跳动退出游戏业务的同一时间节点，全网最知名的《王者荣耀》主播之一“张大仙”签约了抖音。此前，张大仙曾先后签约斗鱼、虎牙两个“腾讯系”直播平台，但是自从2023年7月合约到期之后，已经100多天没有开播。张大仙加入抖音，意味着从今往后，“头条系”平台发布腾讯游戏相关内容可能将不再存在障碍。腾讯游戏与抖音在买量投放、直播、电竞推广等方面的合作，可能才刚刚开始。在稍早的时候，由于斗鱼CEO陈少杰出事，斗鱼平台的部分主播也出现了停播。严格地说，整个斗鱼都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其内容生态的许多成员都在观望。如果接下来有大批斗鱼（或前斗鱼）主播转向抖音，我绝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以“腾讯系”游戏为主力直播内容。当然，抖音不会是唯一受益者，微信视频号也会受益，尽管后者的运营和流量分发机制还不太成熟，所以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因此，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斗鱼出事、“腾讯系”游戏主播转向抖音，导致自研游戏对字节跳动的意义下降，从而成为了“压倒朝夕光年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可能性是无法验证的，除非我们能看到张一鸣和梁汝波的真实想法。但是，在上述一连串事件发生之后，字节跳动放弃游戏业务可以说已成定局了，就算不是今天，最多也就能续几个月的命——众所周知，对于既做不好、又缺乏战略意义的业务，字节跳动一向是不吝于果断砍掉的。对于腾讯游戏而言，字节跳动不再做游戏了，也打消了双方深度合作的最大障碍：尽管从来没人指望朝夕光年真正挑战腾讯游戏的霸主地位（注：某些半吊子分析师和游戏自媒体除外），但是与竞争对手合作总归是存在芥蒂的；而且，如果腾讯游戏与朝夕光年的重量级产品撞车，抖音又应该优先服务谁呢？等到朝夕光年成为过去式之后，腾讯游戏和抖音皆大欢喜的世界才会真正到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朝夕光年之外，还有谁是受害者呢？大部分人首先会想到快手、B站等平台，它们都与腾讯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也都比较重视游戏直播和相关二创内容。具体而言，快手对游戏内容的依赖度要小一点，B站要多一点；但是具体对用户时长、收入等的影响有多大，还需要具体评估。总而言之，当“头腾大战”真正变成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很多依靠其中一家（或者周旋于两家之间）纵横捭阖的次重量级选手，将失去以前的战略腾挪空间。具体如何应对新局面，就看它们的造化了。无论如何，在腾讯和字节跳动两家的合作之中，后者还是处于相对先手的一方，因为抖音的流量霸主地位仍然无可替代，而腾讯游戏正处于产品荒之中。不过，这种相对优势地位也是随时可以翻转的：微信视频号的持续增长以及腾讯游戏接下来的新产品，都可能导致天平向另一端倾斜。具体会不会发生这样的倾斜，让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customers)规模，转而依托自身的财富管理业务，形成交叉销售。这种说法近乎异想天开，因为高盛的财富管理本来就不强，而且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完全是两种业务。有趣的是，高盛在Apple

10月26日，对我而言是一个平淡无奇，又颇为感伤的日子。那天中午，一位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我，他刚刚从某互联网大厂离职——今年以来，我在互联网行业的朋友，主动或被动离职的，已经达到了两位数。下午，一位不太老的朋友，揪住我拼命吐槽了两个多小时，讲工作的不顺、转行的困难、自己的朝不保夕，而我不但帮不了他，甚至被那种压抑情绪传染了，只能坐在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到了晚上，我去参加电影《一个和四个》的北京首映式，这本来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来自影视行业的朋友们共聚一堂、其乐融融。可是在休息室里，我听到的焦虑之声远远多于庆祝之声。每个人都在讨论今年赚钱如何困难、如何收不回款项，今年暑期的市场反弹如何虚假。其中一个人笃定地说：“再这么下去，我只能跑去国外碰碰运气啦。”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回答，更不知道怎么安慰，只得苦笑道：“祝你成功！”深夜本来有通宵的酒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十一点开始，我感觉很疲惫，就回家了。躺在沙发上，跟朋友聊着微信，感觉跟现实中没什么区别，总之无非是焦虑。我想到《旧约》里的一句话：“行善积德之人，后裔当多如海沙。”于是就拿这句话安慰朋友。朋友苦笑道：“这种心灵鸡汤还是留给别人吧！”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晚，以至于错过了关于一个灵魂离去的很多讨论。吃完午饭，我没有出门，坐在书桌前，想读书又读不进去，想看电影又不知道有什么可看，想工作又不知道该先做什么。有人嘲笑我：“这样下去，你早晚会变成死肥宅。”我继续呆呆地坐在桌边。因为实在不知道能关注什么，我只能在内心深处反复咀嚼那句话。“死肥宅”，十七岁时有人这么称呼我，尽管那时我不肥；二十七岁时有人这么称呼我，尽管那时我不宅；三十七岁时没人这么称呼我，尽管那是我最接近“肥宅”的时期。今年我减肥大有成效，生理上很健康，出门在外的时候也很多，很久没有人叫我“死肥宅”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记不清了……“死肥宅”，这个称呼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十七岁，自己的少年时代。我抖了一个激灵，记忆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出来。尽管我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死肥宅”（因为大部分时候不肥，也从来不宅，更不是死的），但那代表了我生机勃勃、意气昂昂的少年时代，那时周围的人也很少年，整个世界很少年，一切都属于少年！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看EVA，玩《轩辕剑外传：天之痕》，做个人主页，读各种各样的书。我的高中同学们跟我一样狂妄自大，看着报纸财经版，畅想自己是下一个张朝阳、求伯君、王志东。高年级学长跟我聊天的话题是：“喂，你最喜欢哪个风险投资公司？”每个人的作文都在模仿王朔和韩寒，尽管语文老师对此深恶痛绝。校长每隔一个月就要敲打我们：“做好眼前的事情，不要好高骛远！”可是好高骛远正是少年人最大、最宝贵的特征。我们站在教学楼六楼的走廊上，俯瞰大千世界，遥望十几公里外的海岸线，大声品评老师和公众人物，丝毫不怕被任何人听见。那年夏天，我开始写一本小说，描述一个少年人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拔剑胁迫天子，冒着被诛灭九族的风险，仅仅为了救一只神话中的野兽。直到今天，我还在继续写这本小说，它刻画了我内心深处的英雄人物。二十七岁那年，我喜欢去南锣鼓巷的江湖酒吧听现场演出（这家酒吧一直坚持到了今天）；在微博跟人因为各种原因吵架，尤其是价值观原因，因为“吾人唯有主义之争”；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包括历史战略，也包括日系RPG。周围的人并不都这样有趣，所以我很快发展出了一群更加有趣的朋友。当时“二次元”这个词汇还不流行，否则我们这群人肯定会被冠以“金融街二次元男团”这样的诨号了。我很快发现，所有日系RPG的剧情内核是高度一致的：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因为命运的安排而走到一起，大无畏地向黑暗BOSS发起挑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拯救了世界。简而言之，“十七岁的少年，一边谈恋爱一边拯救世界”。这故事很不真实，但这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有人告诉我：“听说大学毕业之后还玩RPG的，会被人骂做死肥宅呢。”我哈哈大笑：“那就让他们骂嘛。”没有人会把RPG当真，正如没有人会把京阿尼的番剧当真，无论剧本写得多么缠绵悱恻。我们总归要向现实低头，在现实中变得卑微可笑，变得越来越狭隘无趣，然后回头嘲笑那些更有趣的人是“死肥宅”。Livehouse的饮酒狂欢，终究会变成在乏味的高档餐厅包厢里，喝更乏味的酱香白酒；午餐时间讨论的天下大事和二次元剧情，终究会变成对房子车子和孩子的互相炫耀。我当然知道这些，也乐意接受这些，因为这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嘛。可是到了三十七岁，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可以不变，男人可以一生是少年，正如女人可以至死是少女。其实我们不是天生要堕落、要变老的，那些最伟大、最有趣的人都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变老。我意识到，十年二十年前玩的那些日系RPG的剧情，原来都是真的。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的永无休止的对决。正义的一方并不总是取胜，但如果它们能取胜，其原因并不在于实力对比，而在于少年的生机勃勃。这个“少年”，与其说是生理年龄，不如说是精神状态。一个人可以在十五六岁就老气横秋、斤斤计较、未老先衰，也可以在八九十岁还意气风发、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喜爱他们的，称他们为“少年”；厌恶他们的，称他们为“死肥宅”——但丝毫不改变他们的夺目光彩，以及对人类不可替代的贡献。当整个欧洲都匍匐在德国的铁蹄之下瑟瑟发抖，一边估计着自己只剩下三个月寿命，一边无畏地登上讲坛，大声疾呼“鲜血、眼泪和汗水”的丘吉尔，是少年。当保王党的枪炮笼罩着整个土伦港，就连遥远的巴黎都人人自危时，与士兵们并肩站立在最危险的炮位上，亲手装进一发又一发炮弹的拿破仑，是少年。像旋风一样离去，像王者一样归来，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颠覆了音乐播放器、手机和平板电脑行业，洞察人心却又不近人情的乔布斯，是少年。披头士是少年。马斯克是少年。昆汀·塔伦蒂诺是少年。若泽·穆里尼奥是少年。米哈游、莉莉丝和鹰角的创始人是少年。我在西宁FIRST青年影展和平遥影展遇见的那些青年电影人是少年。此时此刻仍然敢于面向新的挑战的创业者是少年。他们的内心永远十七岁，他们的生命永远处于青春期，他们永不落幕的青春风暴席卷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确实是一部伟大的RPG。我们会认识志同道合之人，与他们携手前进，挑战古老的邪恶。我们会彼此相爱，付出牺牲，在山穷水尽之处寻找光明。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获胜；而对于大无畏的挑战者而言，失败无非是下一次挑战的开始，就像那些在强大BOSS面前不停地按下“再来一次”的少年玩家那样。只是这一切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十七岁；或者说，不仅仅发生在十七岁。其实有什么差别呢？决定你是否十七岁的，并不是你身份证上的数字，而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十七岁的少年敢于歌唱，敢于受伤，敢于胜利。十七岁的少年眼中的太阳永远是新的。十七岁的少年会为别人的快乐而鼓掌，为别人的痛苦而流泪。十七岁的少年相信“心之怪盗团”能够让邪恶之人改心，月下跳舞的兔女郎学姐能够治好“青春期综合征”，以及一万次的从零开始总归能带来美好的结局。十七岁的少年还认为，自己会为一个孩子们不再哭泣的世界而战！让那些老气横秋、活不了几年的人，骂我们是“死肥宅”吧。让那些满脑子工具理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骂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吧。他们很早就死了，只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不，应该说他们从来没有活过，世界有没有他们都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他们日常对我们进行的洗脑，按照时髦的话说，是PUA。“你竟然妄想自己能改变世界？你个死肥宅。”这就是他们从自己的坟墓中发出的毫无力量、毫无意义的诅咒。而我们，没有时间向他们解释，没有时间被他们的负面情绪所影响，更没有兴趣成为他们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永远是少年，永远记得自己十七岁时的样子。Lord

我曾发表过两篇题为《游戏的未来》的长篇分析文章，第一篇作于2018年，第二篇作于2021年。游戏行业是一个高度复杂而广阔的行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全球各国的游戏产品与游戏市场均呈现日益融合的态势，以至于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予以审视。其实，直到现在，游戏行业的历史满打满算也只有五十多年，还是相当年轻的。如此年轻的行业，竟然能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一方面要感谢信息科技的伟大力量，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爱好娱乐和冒险的天性。研究游戏就应该多玩游戏，正如研究白酒就应该多喝白酒、研究电影就应该多看电影、研究零售就应该多买东西一样；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粗略一看难以理解的许多现象，只要亲自动手玩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惭愧的是，以前当分析师的时候，我的时间实在太少，对于大批优秀游戏都停留在“买下并欣赏”的状态，未免有叶公好龙之嫌。直到最近两年，自主支配的时间多了，游戏阅历和时长才迎来了大幅攀升。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的娱乐时间主要花在三个游戏上面：《博德之门3》《潜水员戴夫》以及《维多利亚3》；加上暑期玩通的《暗黑破坏神4》，这些就是2023年迄今我玩得最多的游戏了。我想围绕对上述四个游戏的观感，加上与游戏行业的许多老朋友交流的经历，谈谈我眼中的当前全球游戏行业的三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问题）：移动游戏的重度化或曰“大型化”；主机和PC游戏的服务化(GaaS)；由于技术和玩法缺乏突破，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集成创新或曰“混搭”。先说第一个。严格地说，手游“大型化”潮流的起点远远早于《原神》，但是《原神》的成功（以及持续更新）毫无疑问地加速了这个潮流。在2019年，腾讯或网易的一个重点手游项目最多也就能堆积约200名开发人员；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00多人（而《原神》的开发团队很可能已经突破1000人）。现在，国内一线大厂的手游立项思路就是模仿主机大作，从玩法、美术到完成度均是如此。无数的制作人都想把GTA、《荒野大镖客2》或《赛博朋克2077》这样的作品搬上移动端——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努力都会失败。从表面看起来，“手游大型化”是过去多年“端转手”趋势的自然延伸；当过去二十年的绝大部分PC网游大作均已被搬上移动端之后，游戏公司盯上主机3A大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上述两种“端转手”模式至少存在两个重大差异：已经被搬上移动端的热门PC网游，绝大部分起源于东亚（尤其是韩国），在中国本土经历了悠久的市场考验，其IP和玩法均拥有大量受众。而游戏大厂下一步想要改编或模仿的主机3A大作，在国内往往缺乏这样的群众基础，市场前景高度不可预测。诞生于2000年以后的PC网游基本都引入了内购付费，只是在“数值付费”还是“外观付费”方面存在分歧；把它们搬上移动端，商业模式几乎不需要做修改。而主机3A大作至今仍保留着买断制（或买断制+内购付费），把它们搬上移动端还涉及商业模式变革的风险。过去3-5年，国内一线游戏大厂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被用于解决上面两个问题，而且迄今尚未能完美解决（要不然我们应该能看到很多“移动端3A大作”）。与此同时，随着它们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游大型化不是全球市场的共同趋势，而仅仅是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特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工作居住条件相当优越，每周工作时长稳定，而且普遍拥有“客厅文化”。对他们而言，在手机上利用碎片时间消费3A级重度游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不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机、在家人或恋人的陪伴下玩呢？上述文化差异早已体现在国内游戏出海的战绩当中，例如《原神》《崩坏星铁》在欧美市场的主要收入均来自主机端。事实上，《原神》在全球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打通了主机、PC、移动三端的内容与账号体系，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主要依靠移动端收割，在发达国家则完全相反。结果，国内游戏大厂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要在移动端开发一款“3A级”重度游戏要花费9-10位数的成本以及海量时间，这样的产品若只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市场打开局面，市场风险未免也太大了。可是，要让自己的作品同时登陆移动端和主机端，又谈何容易！以《幻塔》为代表的一批国内手游大作都进行过类似尝试，效果都很一般。欧美的主机和PC市场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要打破谈何容易！《原神》毕竟是一个特例而非常态。不妨拿我今年最喜欢、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博德之门3》举例：这是一款超大型CRPG（尽管我是在主机端玩的），其开发流程长达六年，其中Early

作者按：本文摘自怪盗团团长的新书《大势：站在十字路口的互联网行业》。本书主要讨论在AI、Web3和XR三股新技术力量的交织之下，互联网乃至全球科技行业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又将受到何种影响。如果你曾经在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增长期，即2010—2017年之间创业过，你肯定曾经被无数潜在投资人问过：“你们公司是平台型公司吗？如何证明你们的平台属性？”在主流投资人心目中，哪怕是最差的平台型公司，也比绝大部分内容型或产品型公司要好。这一理念不仅存在于一级市场，也存在于二级市场。因此，稍有追求的公司，一旦规模做大，就急于与“内容/产品”划清界限，以便向资本市场证明自己的“平台基因”。迟至2019年，竟然还有投资人询问：“B站可不可以收购米哈游？”因为B站即使再不赚钱也是平台公司，米哈游即使再赚钱也是内容公司，前者收购后者岂非天经地义？到了2023

毫无疑问，在公募基金佣金率大幅降低之后，国内卖方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券商研究所，也包括少量第三方研究机构）的衰落已成定局。此前，本怪盗团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此事。今天，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卖方研究衰落的职场意义——对于打工人，尤其是其中的“高级白领”而言，这意味着什么？目前，国内持有证券投资咨询牌照的分析师，已经超过2000人；加上研究助理、销售、行政人员，以及尚未取得牌照（从业未满两年）的分析师，可能有4000人在吃“

作者按：本文摘自怪盗团团长的新书《大势：站在十字路口的互联网行业》。本书主要讨论在AI、Web3和XR三股新技术力量的交织之下，互联网乃至全球科技行业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又将受到何种影响。美国著名作家、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evin

作者按：本文摘自怪盗团团长的新书《大势：站在十字路口的互联网行业》。本书主要讨论在AI、Web3和XR三股新技术力量的交织之下，互联网乃至全球科技行业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又将受到何种影响。信息科技和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行业，但是金融业可能是被改变最深刻、最彻底的一个传统行业。作为曾在金融机构从业十多年的前证券分析师，我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改变：早在

国内券商研究所是一个神奇而矛盾的存在：它本身不赚钱，从经济角度看对母公司不太重要，偏偏能提供很多高薪岗位。当然，这个“很多”是相对而言的，国内知名券商持有证券投资咨询执照的分析师加起来也只有一两千人，绝对数量不大，但是已经足够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生生不息的“小江湖”。在我熟悉的朋友当中，从互联网大厂跳到券商当分析师（或者反过来跳的）不在少数，尤其是大厂的战略、投资、商分岗位，与分析师岗位的素质要求有很大的重叠之处，由此导致了很多“旋转门”式的跳槽——自从2021年互联网大厂走下坡路以来更是如此。券商能提供的高薪岗位不止包括研究所，还有投行、资管、自营、销售交易……等等。不过，去研究所当分析师的好处在于可以“一鱼两吃”，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对于今天热衷于“狡兔三窟”留后路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而言尤其具备吸引力：券商分析师，尤其是宏观、策略和热门行业的首席，可以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报告的方式，经营个人知名度，乃至打造“个人IP”。通俗地说，就是将机构信誉转化为个人资产。在社交媒体时代，知名分析师还可以以经营自媒体的方式，把上述“个人IP”沉淀下来。相信大家对于任泽平、管清友、付鹏……等知名案例十分熟悉，他们都是老前辈了，年轻一代的花样更多。因此，虽然券商分析师的工作压力极大、加班和出差极多，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响应客户需求，但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地往里冲。2020-2021年，A股市场恰好经历了一波结构性牛市，机构佣金分仓大增，导致主流券商研究所的日子普遍还不错，堪称近年来罕见的“小阳春”时节。过去两年，向我咨询“要不要跳槽去券商当分析师”的互联网大厂中层朋友，至少有四五例（不过其中大部分人在反复思考之后没有成行）。然而，进入2023年，情况发生了严峻的变化。这个行业起起落落很多次了，现在是我第一次感到它可能走上“结构性下坡路”乃至陷入存亡边缘。有三个趋势正在挤压着券商研究所的生存空间，这种挤压暂时是无解的：证监会推动下的机构佣金降低，目前还只进行了第一波，或许还有第二、第三乃至第N波；金融反腐导致券商普遍采用“避险思维”，敢在研究所这种不赚钱的业务上高举高打的管理层今后会越来越少。合规越来越严、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分析师的“自由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外部影响力降至最低点。第一条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了：公募基金费率调整是一项重要的行业改革工作，既包括公募基金自身管理费率的下调，也包括公募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费率的下调。具体而言，被动型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佣金率（而且不得为投资咨询服务支付佣金），主动型基金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市场平均佣金率的两倍。按照目前市场平均0.020-0.025%的佣金率计算，今后公募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率最高也不能超过0.05%；而去年以前的水平，则是0.07-0.08%。粗略一看，30%以上的佣金费率下调已经很吓人了，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不能孤立地分析“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这项行动，而应该把它放到主管部门的整体思路当中去分析——降低中介机构费率、降低市场整体摩擦成本，是资本市场各级主管部门的既定方针，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N步。根据发达国家对投行研究业务进行监管的先例，接下来国内市场至少还可以推出以下措施，每一项都对券商研究所相当不利：要求基金把“交易佣金”和“研究咨询费”分开，向券商研究所付费不一定要与机构交易席位挂钩；而且“研究咨询费”的收费标准要透明，具体提供了什么服务可能都要明码标价。要求基金不得再从基金净值（持有人权益）当中支付佣金，而必须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这样以来，券商佣金的最终买单人就从基民变成了基金公司自身，后者交钱的积极性必然大幅下降。要求基金为自己支付的研究咨询费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选择一家的服务而不选择另一家，研究咨询服务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品，等等。事实上，上述大部分措施都已出现在2018年1月开始执行的欧盟MIFID

此时此刻（2023年7月），字节跳动从未上市，也从未公布过任何官方的上市计划；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从2016-17年的抖音强势崛起，到2018年的“头腾大战”，再到2019年以来TikTok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间还伴随着永无休止的上市和并购预期——字节跳动是一家绝对不缺乏话题的公司。在中国的非上市“独角兽”当中，恐怕仅有Shein和米哈游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公允地说，只有关注电商的人才会关注Shein,

我是Keep的资深用户，买了Keep品牌的一辆动感单车，以及一大堆减肥代餐（以零卡果冻为主）。总体看来，上述产品的质量令我比较满意，价格也还公道，为我的减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近半年多累计减掉了4.6公斤）。听说Keep策划港股上市时，我希望它能成功，它果然也成功了；在港股市场乏善可陈的2023年，这是一个难得的亮点。然而，我不赞成所谓“Keep是一家互联网平台公司”的说法。市面上出现了一些分析文章，称“Keep是近两年来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平台”，并且认为它能够给小红书、抖音、Soul等尚未上市的互联网平台带来一个好兆头。作为一个Keep的资深用户（用真金白银投票的那种），我认为上述定位和分析框架是错误的。Keep可以是一家基于运动健身、健康生活的品牌公司或产品公司，但将其称之为“互联网平台公司”无疑有捧杀的嫌疑，也不符合商业的自然规律。首先，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看，Keep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太小——2022年，Keeper社区的平均MAU（月活用户）为3640万人，大约相当于中国全部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不到3%，或者中国健身人群的不到10%。上述数字远低于国内绝大部分主流互联网平台的水平，即便在垂类互联网平台当中恐怕也不算大。作为对比，截止2023年7月12日（Keep上市当天），刘畊宏的抖音粉丝数量为6891.9万，接近Keep用户数的两倍。我认为，刘畊宏这样以主流互联网平台为大本营的“健身达人”，恰恰构成了对Keep的平台野心的最大威胁——三到五年前，提起在线健身课程、健身知识，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Keep这样的垂类平台；到了2022年以后，他们最先想到的则是抖音、小红书、B站乃至视频号上面的健身类主播。就拿我本人而言，虽然平均每周会至少蹬四次Keep动感单车，但是上一次登入Keep、在Keep看视频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相信与我有类似经历的用户不在少数。总而言之：当你能在抖音或B站上面随时观看免费的健身视频，在小红书或知乎上面免费（或者以极低的价格）与健身博主交流，并且可以方便地利用智能手机自带的功能进行健康数据记录时，你还需要一个“专业的”健身APP吗？健身发烧友或许需要，但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线下付费课程。Keep现在积累的3640万月活用户不但偏小，而且上升空间有限。每当刘畊宏直播间的《本草纲目》背景音乐响起，我们都应该意识到Keep这种垂类APP面临的压力。有人会说：“不要紧，上市融资了、有钱了，自然可以与互联网大厂拼刺刀，把用户基数和用户黏性做起来，成为一家货真价实的互联网平台。”问题在于，现在是2023年，而不是2014年或2017年。而且，在历史上，Keep已经享受过一波流量红利了，它目前的用户基数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它在流量红利时代的先发优势。在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耗尽、市场格局基本尘埃落定的情况下，再去不计成本地进行用户扩张显然并非明智之举，相信Keep管理层也不会这么做。还有人会说：“随着健身直播课程的普及，Keep的用户黏性会进一步提升，或许这将是其平台业务实现突破的关键。”对此，我有必要援引张小龙的一个真知灼见——随着技术的成熟，直播已经成为一项“基础设施”，每个互联网平台都能使用，规模越大的互联网平台越能如虎添翼。假设Keep能从健身直播的普及当中收益10分，B站、小红书或许就能收益50分，抖音、微信视频号或许就能收益100分，以此类推。垂类APP与主流互联网平台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相反。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我十分看空Keep这家公司，对它的未来十分悲观。事实恰恰相反，尽管我对Keep的未来比较谨慎，却远远谈不上悲观。我认为它应该被视为一家基于健身垂类的国产消费品牌公司，未来应该在产品上面发力。对于其他想建立“垂类平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而言，或许这将是殊途同归的命运。运动健身是一条极富专业性的赛道，其中任何一个细分行业（例如运动装备、健身器材、健康饮食等）都足以缔造大批成功的公司。国内有数以千万计的中青年白领，热衷于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对海量的品牌挑挑拣拣。在这种情况下，像Keep这样颇具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出圈”了的品牌，是具备一些竞争力的。在广袤的消费品市场当中，并不存在互联网平台市场那样的“赢家通吃”规律，像Keep这样的品牌商只要守住自己的垂类地盘，就可以活的比较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皆是如此。这就是我极少登录Keep

五一长假前后，我有幸跟一些互联网大厂的朋友深聊，大家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ChatGPT，以及由此席卷而起的“生成式AI”潮流。A股市场当然早已把一切能攀上GPT概念的公司给炒到天上去了，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承认，中国做生成式AI（无论是模型还是应用）最值得仰仗的还是互联网大厂，只有它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去做这件事情。不过，互联网大厂的“ChatGPT追赶之旅”的具体进度，很大程度上尚未被外人所知，也尚未反应在财务业绩和资本市场当中。在跟一些熟悉内情的朋友沟通之后，我感觉比以前更有信心一点了，但也只是“一点”而已。在生成式AI这一赛道，国内互联网大厂固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就是OpenAI），但落后的幅度尚不致命，而且不缺乏追赶的手段。关键的掣肘可能不在于技术层，而在于其他方面。总而言之：互联网大厂内部的技术团队对生成式AI的热情很高，老板也乐意投入巨额资源，这不仅仅是出于“追新”或迎合资本市场。互联网大厂做生成式AI，目前的主要应用方向还是内部降本增效，至于面向C端（或中小B端）的大规模应用尚十分遥远。追赶OpenAI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之下，差距可能缩小到一个合理的量级，尽管差距将一直存在。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当然很重要，不过目前互联网大厂尚未拿出能说服主管部门的概念或实例，从而难以为生成式AI争取更多上层资源。先说第一条。互联网大厂内部做技术的人，无论是基础研发团队还是应用技术团队，对生成式AI的热情都很高。因为在ChatGPT横空出世之前，AI在互联网行业的落地场景（搜索、个性化推荐、自动客服等）已经基本被做到极限，进化空间不大了；而其他突破性技术又没有出现。所以，2021-22年，互联网大厂普遍对算法岗位进行裁员。在这种情况下，ChatGPT的诞生可谓雪中送炭，给了技术人员一个向公司证明自己价值、升职加薪的大好机会。而互联网大厂的各级老板们也非常乐意配合，因为生成式AI跟此前的元宇宙、Web3.0等概念不同，有着切切实实的应用案例，而且硅谷已经在前面踩出了一条清晰的道路。这就进入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最擅长的“投入资源模仿追赶”的模式。目前很多互联网大厂的基础研发团队，以及业务部门里面的算法团队，都把原来手头做的东西暂停了，集中力量all-in大模型。现在大模型不仅是公司层面的一号位工程，也成为了诸多事业群、事业部的一号位工程，这就决定了它能得到近乎无穷的资源投入。接着说第二条。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大厂目前对生成式AI最大的期望其实不是开辟财源，而是节约成本或为老业务赋能。例如GPT商业化的第一批客户包括Shopify这样的电商SaaS及代运营商，在国内阿里、京东可以把自己的大模型直接用于自身电商平台的代运营；腾讯可以利用大模型补齐自己的客服短板，还能在腾讯文档等应用中加入自动生成文案功能；所有的信息流媒体平台都可以利用生成式AI进行转评赞、活跃社区氛围。上面举出的只是一小批正在进行的案例而已。至于开发大型C端应用，或者面向广大中小B端开放API，目前看来还比较遥远。除了技术瓶颈之外，监管风险是一个主要考虑点：国内对生成式AI的监管讨论才刚刚开始，尚未形成成熟的监管体系，此时贸然上马大型C端应用的风险极高。然而，这里有牵扯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互联网大厂在既有的应用中大规模使用生成式AI，是否也会带来潜在的监管风险？这个话题比较敏感，目前还难以讨论，在此就不展开了。再说第三条。OpenAI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生成式AI大模型开发者，GPT的技术路线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国内互联网大厂的研发思路高度统一，那就是模仿乃至彻底复刻GPT。结果就是一切与OpenAI能够沾边的人才和信息几乎全部被瓜分利用殆尽——其中既有合法的利用，也有灰色地带的利用。不计成本的投入，加上国内相对硅谷而言较低的人力成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差距的。这种模仿路线当然不可能把落后转化为领先，不过目前大家还考虑不到这么远。第四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对于芯片、新能源等“硬科技”产业，国内各级主管部门（包括国家和地方）予以了极大的政策和资源扶持；生成式AI在理论上也属于“硬科技”，如果也能得到类似的扶持，无疑可以大幅度加快发展进度、降低风险。然而，生成式AI有一个严重的软肋：它不是制造业，无法像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那样提供较长的产业链、立竿见影地为地方创造GDP。此外，它也尚未被主流媒体认为是一项“卡脖子”技术。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内，生成式AI要成为一项被大力扶持的“硬科技”，还是很有难度的。当然，互联网大厂可以采取一种话术，即生成式AI具备很强的“乘数效应”或上下游拉动作用，例如可以间接刺激芯片行业的成长，以及促进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实现，等等。但是，上述“乘数效应”过于迂回，在短期内又很难看到效果。在可见的未来，主流媒体和主管部门心目中的“硬科技”代表仍将是光刻机而非ChatGPT，互联网大厂必须主要依靠自身资源投入而非政策扶持。过去多年，中国互联网行业曾一再证明：只要它们下定决心投入足够的资源，并且有庞大的潜在C端应用场景，它们就能够成功模仿乃至超越硅谷的同行。这一发展路线并非百试不爽，不过大部分情况下是成立的。生成式AI是对上述路线的一次大考：在GPT3.5以前版本已经开源，基础研发路线并无秘密可言，潜在应用市场非常广阔，而且国内互联网大厂均已投入足够资源、提起绝对重视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在生成式AI这条赛道上迅速缩小差距乃至有朝一日超越？相信这个问题已经被资本市场提了无数次，也被互联网从业者提了无数次。我的观点偏向悲观一边：由于种种掣肘（在此就不讨论了）、种种天然限制，国内生成式AI最多只能将与硅谷的差距缩小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不过，我的上述“悲观”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已经算是乐观了？事在人为，但在很多时候，形势比人强。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已经到了末日，高速公路上又是堵车了。当初人们怎么心急火燎地出去，现在还得心急火燎地回来。出去是花钱，回来要挣钱，人们活着就是折腾，哪怕折腾得自己鼻孔冒烟。像我们这样淡定在家，看着别人花钱，自己作壁上观，私下还有点幸灾乐祸，毕竟是不多的。因为很多人有从众心理，不随大流，总是不踏实。等到自己不再随大流了，留给自己的日子却又不多了。这么多人想扎堆出去，看到一些景点人满为患，上个厕所都得买票，实在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年轻人扎堆，除了火气旺点，再就是平日里得上班，怎么一些七老八十的退休人员，也要出去凑这个热闹？尽管看热闹不怕事大，但自己也被困在路上，这旅游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这一点，我赞成作家晓剑的倡导，不上班的人长假别出去，别和年轻人一般见识。我们什么没见过，还非得这几天出去见挤人？据悉，不上班的人这几天出去，还有一个原因是高速公路免费。这年头挣钱不容易，能省一个就相当于赚一个了。有代表委员提议，每辆车每年给个20天的免单期，自由安排，也好和带薪休假对接。这样，岂止是退休人，就是上班的年轻人，也不会一窝蜂地扎堆了。反正大数据时代，只是在高速公路进出口辨别车辆就行。不过，此说存在许久，但至今没得到有关部门的应对。也许，当局也喜欢看这样一幅热火朝天的场面，长假经济，都不出去了，找谁收钱去？正因为把长假当成了挣钱的机会，各个景点都憋足了劲揽客。可即使是淄博，揽客多了也有点措手不及。其实，细水长流，我们不能指望每家酒店都客满，我们不能按照最高潮的人流设计承载量，长假经济，渐渐走入死胡同了。眼下这种状态，使得一些地方对人流又怕又爱，像初恋的姑娘等待情人一样，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人多了，容易出事，一旦出事，一些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眼下就有人为淄博的书记捏了一把汗，今年“五一”，压力最大的是淄博，人多人少都是压力，不信，等到“五一”过罢，看看淄博怎么晒菜单，网友又怎么看账单。不说淄博，还说海南，咱们大海南，似乎历史上就从来就不把“五一”当道菜，因为夏天来了，别的地方旅游才开始，海南旅游却要“抱团度夏”了。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尽管海南岛的夏天丰富多彩，热带水果排队上市，但多年习惯成自然，海南“五一”，打的还是本地牌。虽然旅游内卷很难，也很尴尬，但毕竟聊胜于无吧。熬了3年新冠，今年“五一”终于让憋急了的人们释放了一把。外出旅游这事，向来都是吃饱了撑的，富起来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还是不可小觑。下一个节目，人们就得等着“十一”长假了。谁说鱼的记忆力只有7秒，人的记忆力也不过7天，好了疮疤忘了痛，“五一”吃过的亏，上过的当，“十一”就忘得干干净净，还得继续吃亏上当。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中国人好糊弄，不信，走着瞧！

二十多年前，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中学的语文老师罕见地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去讲与课本完全无关的话题：他在批判一个新近出名、名叫韩寒的中学退学生。这位韩寒的文章，当时在本校颇为流行，很多人甚至拿作业本去抄他的“好词好句”；他从上海某高中退学的壮举，更是引发了从普通班到尖子班诸多同学的赞叹钦羡之情。在我记忆中，那段时间班上最流行两本书，第一本是王朔的《无知者无畏》，第二本就是登载了韩寒作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优秀作品集。对于前者，老师和家长不置可否；对于后者，则是严打死守，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们那位年过六旬、顶着高级教师头衔的“语文太师”，谆谆教诲了四十五分钟，翻来覆去无非一句话：“韩寒是个坏学生，不会有大出息，你们不要学他。”我还记得他语重心长地强调：“我听说韩寒的父母给他连养老保险都买好了！”换句话说，此人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已然是个废人，只具备反面教材价值；今后我们长大成为社会栋梁，大可以看他的笑话。本班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与韩寒本不应有交集，却也恨透了韩寒。有一次晚自习，她板着面孔对大家说：“某些同学写作文的文风有问题，照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写，能及格吗？”校长倒是看得开一点，他认为年轻学生只是想互相攀比，证明“我也能写韩寒那样的文章”，真正到了高考考场上就不会造次了。可是班主任还是不肯放松，觉得写正统文章要从平时抓起，平时学惯了韩寒，到考场上一时转不过弯怎么办？最痛恨韩寒的还不是老师，而是学生家长。在家长会上，有在外企担任管理职位的家长表示，韩寒这种油盐不进的孩子乃是社会毒瘤，害了自己的一生还不够，还要去害其他缺乏辨别能力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要考重点大学的，千万不能被某些反社会小作文给烧糊涂了！”记得这番话引发了家长们的一致鼓掌。我的父亲尤其讨厌韩寒，曾经把刊载着韩寒访谈的报纸扔到我面前：“你看到没有，这小子好狂喔！”我急忙点头哈腰地表态，本人从不喜欢韩寒的东西，在文章和人生两个方面都绝对不会学他。因为如果我不这样表态，每星期两小时的玩电脑时间就会被没收，家长还会在学校联系本上狠狠写上一笔：“该生的思想最近受韩寒之流影响较大，请老师严加管教。”这多半意味着我在学校里也上不了一个星期一次的电脑课了。韩寒是一个幽灵，一个代表着老师、家长和社会主流对立面的幽灵。在大人们眼中，我们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做题、考试、上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呢？那就考托福、考研、考公，一路考试或面试到底，直到获得一份多数人眼中体面而稳定的工作。当时还没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可是来自三线城市的中学生人人都是“小镇做题家”。负责任的老师甚至会在高考之前六个月就提醒学生：“明年这个时候你们都应该在新东方上课，要提前报名交费。”在学校秋季运动会上，学生组成的方阵喊的都是“进军北京、进军中关村”，校长在观礼台上听了会莞尔一笑——真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好孩子！因此你可以理解，韩寒这号人的存在构成了多么危险的“不稳定因素”：除了做题考试之外，年轻人竟然还有另一条路？学生竟然可以真的扔开学校，自学成才？作文竟然可以用来吐槽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迎合大人？要知道，一个年轻人主动选择不考大学，跟考不上大学是天壤之别；后者只代表他水平不够、无法进入社会上层，前者则代表一种自主的决绝态度。更夸张的是，韩寒退学之后似乎过得还可以，依靠稿费和版税能够过得很滋润，那就更加危险！老师和家长们倒是不太担心学生会跟韩寒一样退学当作家（有这种志向的毕竟是少数）。他们害怕的是韩寒会唤醒学生不羁的野心，让他们偏离做题考试的正确方向，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他们会不会胆大包天去创业？会不会交上非主流的坏朋友？会不会在进入大学之后玩乐队、当背包客、浪迹天涯，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复习托福或考研？年轻人竟然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跟老一辈的经验对着干，去冒深不可测的风险——这种事情哪怕嘴上说说，都可能让大人们血压上升，捶胸顿足，口吐芬芳。从这些循规蹈矩、只走正道、唯恐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当中，产生了一批211、985大学生，他们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我有幸忝列其中，不过我从未忘记另一种可能性：或许狂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年少轻狂的选择也不一定只会酿成苦果？当所有人都整齐划一地做出同样选择时，那个敢于不走寻常路的少年，是否反而会得到更好的人生呢？在五道口的一家酒吧里，我与酒吧老板（以及我的大学外教）聊起了上述心事。在小镇做题家眼中，此人堪称人生赢家，而且是美国版的人生赢家，曾在不止一家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担任交易员，赚了海量的钱，然后来到中国，把钱投入了实验音乐的无底洞。对方一边大喝鸡尾酒，一边告诉我：“中国的年轻人非常聪明，但过于聪明了一点，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缺乏自己的主见；或许这是他们往往无法更进一步的原因。”我曾带着很多同学一起去那家酒吧，听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喝着后劲很大的鸡尾酒，聊着职业生涯发展这种庸俗话题。酒吧老板只会提出一条建议：“遵循你的内心，大胆去做吧！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都不敢冒险，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敢。青年时代岂不就是用来犯错误、体验各种人生的吗？”有一位学法律的师姐当着我的面问他：“我拿到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Offer,

过去数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出海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游戏、社交、短视频等赛道上都斩获颇丰。大家似乎在战略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互联网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不可能来自低层次的重复“内卷，而只能来自那些创新性、前瞻性的动作，包括基础研发和企业服务(To

2023年3月28日，阿里公布了近年来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组织变革：成立阿里云智能、国内商业、海外商业、本地生活服务、菜鸟、大文娱六大业务集团和多家业务公司，分别建立各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董事会，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对各自经营成果负总责”。这六大业务集团和诸多业务公司，与阿里母公司（控股集团）之间形成了“1+6+N”的组织阵型。按照阿里母公司董事长兼CEO（同时还兼任阿里云智能CEO）张勇的说法，这些业务集团和业务公司在适当的时候都可以谋求独立上市，如果它们做的好，投资者就会买账——这就是把最终评判权交给了市场。看样子，外界对上述变化的反应是积极的，消息公布之后阿里股价一度大涨15%，市值新增320亿美元之多。以《巴伦周刊》(Barron’s)为代表的美国财经媒体甚至认为，阿里的自我分拆举措可以为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设立一个榜样，由此释放更多的股东价值。当然，也有人对此心怀疑虑，毕竟组织变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实际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可能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验证。我的观点是：阿里的本次组织变革不是孤立的，是管理思想根据客观形势而不断进化的结果，其“渐进性”要远远大于“突然性”。从B2B时代的“中供铁军”，到独树一帜的“政委制度”，阿里的组织管理一直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本次组织变革，也带有对现代军事作战思想的借鉴色彩，让我不禁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德军、苏军，以及当代美军的指挥进化历程。自从2015年张勇（逍遥子）担任集团CEO以来，阿里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组织变革，相信熟悉阿里的投资者都还记忆犹新：2015年，阿里提出中台战略，强调“大中台、小前台”。其中，前台是服务于具体用户、商户的业务部门，中台是为前台提供各项资源的内部整合平台。在“中台战略”的指引下，阿里旗下的各项业务能够共享一套技术、人力、客服等系统，以此为依托进行高效率的扩张和创新。当时，阿里的“大中台”模式曾经引发许多同行仿效，被视为互联网公司组织管理的发展方向。2021年，阿里推出“多元化治理”模式，给业务单元提供更多的自主决策权，成立了高于事业群的业务板块。同时，阿里致力于把中台做的“薄而有力”，避免中台和业务之间互相掣肘。这也意味着“灵活敏捷”成为了组织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大部分资源和能力均被下放到业务单元，以保证最大的灵活性。就在昨天，阿里在“灵活敏捷”的道路上又踏出了一大步，正式建立了“1+6+N”组织阵型。张勇在内部信里写道：“让组织变小，让决策链路变短，让反应变快，是本次变革的初衷和根本目的……阿里巴巴集团的中后台职能部门将全面做轻、做薄，集团将全面走向控股公司管理”。对上面历程的回顾，马上让我想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高层指挥体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6月至1942年初，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三个“战略方向”，由“战略方向司令部”去统辖各方面军，以抵挡德军全方位的进攻。在战争初期，这个指挥体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充分暴露了指挥链路过长、无法发挥一线指挥员能动性的弊病。第二阶段是1942年至1944年初，“战略方向司令部”被撤销，最高统帅部改为向重点地段派遣“大本营代表”，去协调各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均曾多次担任大本营代表，为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大型会战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1944年6月以后，大本营代表的派出次数明显下降，战役指挥权下放到了各方面军，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先后改任方面军司令员。灵活性越来越强、反应越来越快的苏军，终于迎来了战争的彻底胜利。上述三个阶段的演进，一方面是指挥思想进化的结果，一方面则取决于客观条件。例如，1941年的苏军将领经验远远没有1944年那么强，诸兵种作战还相当不成熟，难以直接套用后来的指挥模式。对于阿里而言，何尝不是如此？2015年，互联网行业还处于高增长期的尾声，面向线下的新零售、新基建成为新的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资源办大事是最重要的任务；2021年以来，互联网的格局已经基本稳定，盈利取代增长成为第一需求，组织管理更加强调把具体业务做深做透。事实证明，“中台战略”虽然有利于集中力量高举高打，但也挤压了前线业务单元的决策空间，并不是一种适合精耕细作的组织体制。最近几个月，以ChatGPT为代表的AI应用成为了全球科技行业最炙手可热的热点。其实，ChatGPT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分权式的灵活组织最适合颠覆性创新——OpenAI虽然有微软入股和云计算资源扶持，但是在本质上是一家独立运行的公司（以前还曾是非盈利机构），在技术和应用研发上享有巨大的自主权，其成果也最为丰厚。如果OpenAI是微软的一个部门，受到事无巨细的管理、接受整齐划一的文化，那么它的成果绝不可能比谷歌、亚马逊等同行公司的研发团队更好！在ChatGPT成功之后，微软火速增资100亿美元，却仍然尊重OpenAI的独立性，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原因。附带说一句，《巴伦周刊》指出，阿里分拆之后最有看点的业务集团可能是阿里云智能集团，这个观点还是颇为精明老辣的。在AI、Web3和VR/AR等新技术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科技行业正在进入一个堪称“三十年未有”的重要洗牌期；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较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无疑有助于让阿里云跟上乃至引领时代潮流。从现代前沿军事的角度看，阿里的组织调整与进入21世纪以来美军的编制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陆军为例，从2004年开始，美军架空了从二战以来一直使用的“师级”编制，改为以旅级战斗队为核心，直属支援部队也全部下放到旅一级。严格地说，美军编制改革迄今仍未结束，每隔几年就有一些小修小补，但是其核心理念是不变的：打造模块化部队，强调一线作战部队的灵活性，缩短指挥链条。以“全频谱化作战”为目标，希望前方单位有能力应付各种类型的威胁，在不需要呼唤后方援助的情况下解决大部分问题。支援力量不断下放，从师级下放到旅级、从旅级下放到营级，作战人员与支援人员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高度重视全球投送能力，因此许多重装单位被中型或轻装单位所取代。以上编制改革的出发点是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不是冷战，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全球安全形势非常复杂，低烈度作战比例很高。由于美军的人力和装备成本过于昂贵，不可能单纯依靠实力消耗去打胜仗，必须从灵活敏捷的层面寻找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指挥体系效率的上升以及兵员素质的持续提高，又加强了一线作战部队自主独立作战的能力。如果二战时期的德军尚且可以以“任务式指挥”打赢一个又一个关键战役，那么今天的现代化军队当然更有本钱把“任务式指挥”推行到底。相信美军的上述理念也会给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军队带来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阿里与美军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然而，阿里面临的局面又比美军（以及历史上的苏军、德军）还要复杂。因为阿里毕竟是一家市场化的、需要考核利润的上市公司，一切都要衡量投资回报率；它不能像美军或苏军那样，以无穷无尽的资源为本钱。所以，张勇在内部信中强调，组织改革后的各业务单元是否成功，最终要交给市场去评判——能交出让资本市场满意的答卷，才能吸引投资者的认购。从原先的一个董事会、一套管理班子，变成“1+6+N”个董事会，在本质上是进一步推进现代公司的市场化机制，让资本市场“用钱投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旧有利益受到影响，一些人（包括管理层）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困难”，可是阿里仍然主动这么做了。这就是我认为有理由看好其长期前景的原因——一个生机勃勃的组织，应该有自我改革的决心，有此决心就成功了一半。

拼多多已经于2023年3月20日公布了去年的四季报。从短期股价表现看，部分投资人似乎有些失望，因为这份财报不及预期——无论是投资农业还是海外电商扩张，现在只是在按部就班的执行而已。难道拼多多不应该定期提出一些新概念、让资本市场和媒体不停地看到新的“增长曲线”吗？我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和预期不一致是拼多多一直的特色，而且这个特色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拼多多显然在坚定不移地执行过去几年的既定战略，那就是一以贯之地加注于研发和农业产业链。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拼多多对农业的投入绝非心血来潮，更绝非表面文章：早在2020年，拼多多的农产品GMV就突破了2700亿。2021年二季报披露时，拼多多公布了“百亿农研专项”，董事长兼CEO陈磊担任这个专项计划的一号位。“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农云行动”随之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刚刚举行的上个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拼多多管理层提及“农业”一词多达32次之多。陈磊反复表示：“农业是我们的长期核心战略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农业科技应用，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拼多多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讨论农业的次数和时间，要远远超过外界特别关注的海外电商平台Temu。对于拼多多而言，什么是长期战略的核心、什么是战略性投入的重点，不言而喻。许多投资人或许至今仍在质疑农业这条赛道的前景，但是在我看来，农业就是拼多多的未来，这个选择无比正确——早在两年前我就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仔细审视中国的农业，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最需要数字化、最需要与互联网深度结合的行业。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大国，但是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还很低，尤其是在中高端产品方面非常欠缺，尤其导致了农产品卖不起价、农民收入有限。过去多年，电商平台已经为赋能农业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不过这种赋能主要局限于流通环节，也就是产业链的下游。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从下游出发，逐渐改造中上游的农业生产端，实现对农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赋能。这种改造一旦实现，将同时有利于农户、平台和消费者三方，大幅度提高我国农业的经济附加值——可以想象，那将同时创造多么巨大的社会价值。拼多多“农云行动”致力于农业产业带的“数实融合”拼多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资源禀赋，决定了它是最适合对农业产业链进行全面赋能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在发展初期，拼多多以C2M（用户直连制造）为核心商业模式，成功将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与用户连接起来，逐步实现从流通环节至生产、设计环节的赋能。这个过程可以很顺畅地移植到农业——每个农户、每个农场或村庄都可以视为一个“农业生产商”，C2M（或许应该改称C2A，用户直连农业）模式仍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过去怎么对制造业工厂赋能，现在就怎么对农户赋能！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农业的赋能必须以科技研发为核心立足点。其实，近几百年世界农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推动的历史：化肥革命大幅提高了农作物单产，从而解决了无数人口的粮食问题；以袁隆平院士为首的一批农业科学家所开拓的杂交水稻技术，确保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能吃到的许多优质农产品，都是现代育种科技的成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工业、信息产业，也适用于农业。在农业产业链进行研发投入的每一分钱都将被证明是值得的。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两年多，拼多多不断加码农业研发。2022年，拼多多的研发投入首次突破了100亿，研发费率达到8%；第四季度，研发收入保持着同比19%的增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向农业产业链，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根据国内主要农业产业带的实际需求，拼多多发起了“农云行动”，旨在优化大规模、精准、高效的供需匹配，提升前沿科技在农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能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甘肃庆阳环县的养羊产业，在“农云行动”的助力之下，逐渐从养羊中心进化为“技术研发中心”和“产品深加工中心”，在羊产业链上的地位大幅攀升，甚至由此获得了“羊硅谷”的称号。今年2月起，拼多多“农云行动”专项小组先后奔赴云南昆明、嵩明、晋宁等多地，为当地的鲜花、绿植、水果商家提供电商运营专场培训。与此同时，还帮助当地探索鲜花电商的品质化和品牌化道路，整合鲜花产业供应链，积极推动农产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去年四季度，“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已经举办到了第三届，鼓励青年科研人员走进山林大棚、“把论文写到田间地头”。目前，四支决赛队伍正在进行为期90天的集装箱“翠恬”生菜种植比赛，这是一种口感甜脆的全新生菜品种。根据赛制，产量高、品质好、算法优且能耗低的团队将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三届多多农研大赛的决赛场地在四季报电话会议上，拼多多管理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研发和农业等长期焦点领域”的投入。显然，在农业方面，利润率并不是拼多多现阶段的首要考虑因素。正是这种在农业科技普惠上的可持续发展心态，使得拼多多获得了202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的年度创新奖——它是当年全球唯一的获奖者。拒绝急功近利、坚持长期主义，是对古老而庞大的中国农业产业链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条件；其实，对于其他传统产业的改造，何尝不是如此？谁能够抵御住短期“讲故事”的诱惑，坚持正确的战略路线，谁就更有可能在长期胜出。毕竟，这是一场长跑，而不是短跑。拼多多成立至今已经快满八年，上市至今也快满四年了。它早已渡过了初出茅庐、野蛮生长的少年时代，进入了更成熟、目光更长远的青年时代。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拼多多的核心竞争力仅仅在于低价。上述观点，放在四五年前或许很有道理，今天却早已过时，不啻于刻舟求剑——就像《吕氏春秋·察今》里的那句名言：“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当竞争对手还沉浸在上一个时代的竞争思路中时，拼多多却不声不响地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发和产业链升级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以庞大的电商平台销量反哺科研，加速供给侧的品种培优、标准化生产和品质提升，这是一条正确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供给侧的改良提升又将进一步提高商品的性价比，从而使终端价格优势得以维持和扩大，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要知道，真正的“价格力”从来不是单纯用补贴去守护的！在过去三年，拼多多一直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着。当你坚持着正确战略并且已经看到良好的执行效果时，你就不需要追逐各种新概念，不需要依赖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了。所以，拼多多财报没有“新故事”根本不值得令人担忧；值得担忧的是那些不停地讲出各种花里胡哨故事的人。跟三年前一样，我相信农业+研发将是拼多多的未来，而且信心更加坚定。

每三个月一次的中概股财报季已经接近尾声，绝大部分主流上市公司发布了2022年四季报。当然，下个星期还剩下几个重头戏：美团、拼多多、腾讯，它们的规模体量决定了其财报的市场关注程度。等到下周以后，市场就要再等待大约两个月，迎接从5月中旬开始的一季报披露期了。（注：港股和美股的一季报披露比A股晚大约一个月。）研究上市公司财报、事前予以预测、事后予以点评、根据每个季报调整全年模型，是分析师的一项重要工作，甚至是核心工作；随着社交网络的日益发达，研究和传播财报也变成了财经自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财报披露是“预期游戏”：收入超预期了吗？利润超预期了吗？对下个季度乃至全年的指引超预期了吗？对于成长期的互联网公司，可能还要加上：用户超预期了吗？用户时长超预期了吗？等等。如果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多数是肯定的，那么公司股价就会上涨，反之则会下跌。遗憾的是，上面都是老黄历了！这个即将过去的财报季证明了一点：中概互联网公司的财报对市场的影响力已经大幅下降。投资人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财报了，因为财报业绩不仅不是公司股价的首要驱动因素，甚至算不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驱动因素。回首2023年初至今的两三个月，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互联网大厂股价与财报几乎无关”的结论。以本次财报季已经披露的公司为例：阿里、京东的财报都还不错，后者的利润率上升情况尤佳，但是财报之后股价一路跌跌不休。百度的财报超预期，并且公布了5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但是财报当天股价是下跌的；此后的上涨也跟财报无关，只跟“文心一言”有关。B站的财报低于预期，财报当天股价竟然先跌后涨。此后股价又跌回去了，不过很难说是不是因为市场对财报的滞后反应而跌。网易的财报也低于预期，财报当天股价大跌，此后却非常坚挺，堪称与百度并列的“中概股之光”。分析师仍然在徒劳地试图用财报以及管理层电话会议当中透露的信息去解释股价变化。例如，京东大跌是不是因为市场担心百亿补贴计划压制利润？B站财报当天上涨是不是因为市场对销售费用的削减感到乐观，此后下跌是因为市场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很可惜，上述逻辑仍然是片面的。哪怕你把财报和电话会议纪要读透背熟，还是无法解释市场的任何一次波动；短期如此，长期亦然。现在，把时间花在研究中概股财报、做财务模型上面，是最无意义、性价比最低的行为。（其实过去两年何尝不是如此？）明眼人应该承认，目前决定任何港股和中概股（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公司）估值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条：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系统稳定性等）。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武装冲突、情报工作、贸易摩擦等）。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各项经济数据、经济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爆发性技术革新（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AI）。例如，最近一个多星期的中概股整体走势几乎完全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危机决定。在此之前，又有几天由中国的经济数据（2月PMI、1-2月统计数据）以及政策发布会决定。在更早的时间，又由“气球事件”及其一系列余波决定。在此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对ChatGPT的各种国内山寨版本的炒作——这一条在A股市场更明显一点，中概股的想象力毕竟有限，仅有百度等极少数公司的股价受到了实质性影响。在强大的美联储、强大的美国财政部、强大的各国外交部、强大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强大的OpenAI实验室面前，中概股的一纸财报又能有什么作用？公司管理层又能解答投资者的什么问题？众所周知，如果一项信息对市场既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其长期影响又很难评估，那么为什么还要费时间研究它？在阿里和京东先后发布财报的那几天，所有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都在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怎么看接下来的消费复苏？”这个问题难道是张勇或徐雷可能回答清楚的吗？相信等到下个星期的拼多多财报电话会议，分析师还会拼命向陈磊提出这个问题，也照样不可能得到清晰的答案。而在百度的电话会议上，除了广告业务的复苏节奏，所有人最关心的都是：“文心一言”与ChatGPT的差距有多大，何时能投入商业应用？这个问题同样不可能由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回答。就算在“文心一言”发布会举行之后，市场也花了长达48小时逐渐评判其技术水平，而且这个评判过程至今尚未结束——由此导致了百度股价像一只小盘股一样大起大落。事实上，绝大部分投资人（无论中国人、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恐怕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听中概股的业绩电话会议，甚至难以抽出时间去细读其财报。他们的时间可以花在如下更有意义（对市场影响力更大）的事情上：耶伦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拜登就银行业危机的电视演讲；鲍威尔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我国经济政策制订者的新闻发布会；国新办关于1-2月经济数据的发布会；黄仁勋关于AI行业最新进展的演讲。等等，等等，等等。或许你会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乃至银行业状况都是短期的，长期价值投资者不应过度考虑这些问题。即便如此，你总不能不考虑中美脱钩的风险，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度不断攀升的长期影响。因为中概互联网公司比其他大部分公司都更依赖中美经贸关系的和睦，以及美国机构投资者的信任。（那些认为仅靠国内投资者就能撑起互联网大厂估值的幼稚言论，在2022年已经彻底暴露了其错误本质。）即便你对上述信息也毫不关心，完全聚焦于所谓“公司基本面”，那么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现在对于一切科技公司最重要的基本面就是AI，而AI技术及应用的主动权并不在中国公司（无论是不是互联网公司）手中。把时间花在与ChatGPT交流上，观看微软、谷歌、英伟达关于AI应用的发布会，乃至加入几个AI技术大拿群，可能都比研究中概股财报有意义。例如，“百度/阿里/腾讯能不能做出ChatGPT量级的应用”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测试它们推出的应用去回答。（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不能。）2021-2022年，研究中概互联网公司财报的意义也比较小，因为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行业政策问题，以及线下消费何时全面放开的问题。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当2020年四季报公布的时候，或许还有80%的投资人在认真关注；到了2022年三季报公布的时候，恐怕只有20%的投资人还有兴趣了（其中也有人假装感兴趣）。大家都知道问题的关键不在财报、不在财务数字、不在管理层的业绩指引，也不在分红和股票回购计划。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跟任何人一样，希望早日回到那个公司财报很有用、基本面信息能决定一切、投资机会主要来自自下而上的调研的时代。在2022年12月的各种积极因素交汇之后，我一度以为这个时代回来了——相信与我抱有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我们都错了。投资者仍然只能笨拙地周旋于各种变幻莫测的宏观信息之间，上市公司自身的努力因素已经降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种情形还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它尽快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