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应当适可而止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读古书，一开始是读白话文翻译，慢慢过渡到文白对照，中学以后就经常阅读原文了。记得我最早爱读的是《庄子》，因为里面有很多故事；后来爱读《左传》《史记》，因为里面有更多、更成系统的故事。随着年岁渐长，我逐渐开始关注那些故事之外的东西，例如“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当时还不知道，这些道理有一个总称，叫做意识形态。

人不中二枉少年，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我是相当中二的，周围也团结了一群中二的朋友。所谓中二，主要表现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能得到最轰轰烈烈的爱情，第二是觉得自己能够为天下大事找到解决方案。今天咱们先不说第一条，只说第二条；怎么解决呢？无非是依靠实践和读书。作为学生，不可能有太多真正的实践机会，主要还是靠读书。我选了很多人文社科方面的课，还去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其中既有中国书，也有外国书。不过我内心深处，最爱读、最寄予厚望的，还是中国书尤其是中国古书。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古书是我们的祖先写的，契合了我年轻时的朴素爱国主义情绪，感觉自己与当年的作者血脉相连。第二，中国古书更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起来更容易一点，不像外国书还要先理解许多文化背景。第三，“博览古书、神交古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譬如读《论语》可以神交孔子，读《传习录》可以神交王阳明；相比之下，神交柏拉图、奥古斯丁、孟德斯鸠，好像就没那么酷了。说一千道一万，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母语和文化传承。如果能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发掘出闪光的东西，我绝对是不会去求助洋人的。

我中二病最严重的那阵子，跟社团的师妹们去唱K，手里都拿着《尚书正义》和《四书集注》。其实不仅是为了抓紧时间读书，更是为了向师妹们显示自己很酷（可惜她们大多不吃这一套）。记得某年夏天，我在学校南门外的餐馆里，熬了一个通宵读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中对中国“历史停滞、缺乏创造力”的评价令我颇为恼火，还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他对中国的理解太肤浅。我还把自己的文章拿给哲学系的师姐看，对方含蓄地指出，“你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是合格的”，但这样的文章写不写都是一回事。

有些人工作之后就变得很现实，不再想宏大叙事了；但我不一样，工作的前几年还是很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尤其是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以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我发现了今文经学这个“瑰宝”，相见恨晚，感觉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深刻了！所谓今文经学，是诞生于西汉前期、带有强烈社会改革色彩的儒家思想。与后世流行的古文经学（汉学）和宋明理学（宋学）相比，它有几个鲜明的特征：

1. 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一个改革家，儒家是一个改革学派，《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谁要是说孔子守旧、述而不作，今文经学家会第一个不同意。
2. 今文经学非常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例如一个国家到底该怎么组织？天子、诸侯、士大夫和老百姓分别应该履行什么职责？如何使得社会各阶层上下融洽、各得其所？反而是对道德哲学没那么重视。
3. 今文经学很有理想主义情操，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天下大同”，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当然，各家学派的框架往往各不相同乃至彼此抵触，但骨子里仍是理想主义的。

第一次读到《孔子改制考》，我拍案叫绝：谁说中国人只会因循守旧，谁说儒家只会翻故纸堆！孔子一介书生，手无寸铁，却通过改写六经、建立学派的方式，设计了几百年后的社会制度，堪称公元前五世纪的大改革家。后来又读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更是感叹于先秦儒家竟然如此有先见之明，锐意进取、不畏强暴（尤其是后来一统天下的暴秦），创造了伟大的制度和文化。梁启超总结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大行其道，越来越重视修身养性而不是解决社会实际需求，这才导致了西方后来居上。我非常赞成，恨不得穿越回去跟康梁二位先生交朋友，感觉自己经脉中的中国血更加鲜红、更有生气了。

当然我是不会满足的，又继续去读更多的古书，包括今文经学家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二者我都很喜欢，前者恢弘，后者谨慎。小小的一部《春秋经》，竟然能够讲出这么多的“大义”，实在令人叹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民国时期的杨树达写了一本《春秋大义述》，指出法国输掉二战是不遵循春秋大义的结果，我们中国必将赢得抗战则是春秋大义的功劳。这本书写得很有煽动性，我出差坐高铁的时候都带着，有时候不禁读得热泪盈眶！

然而，读着读着，或许因为读得实在太多了，又或许因为年纪变大了，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情绪。首先，《公羊传》《谷梁传》里面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似乎缺乏可执行性。例如我最喜欢《谷梁传》的正义论，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说得清清楚楚；但要如何维护正义呢？还有晚清今文经学家提出的意识形态，绝大部分亦是高高在上，不能直接拿来富国强兵，甚至难以作为制度设计的蓝本。就连康有为自己主导的戊戌变法，也只是拿《公羊传》做了个幌子，具体措施一半是抄的西欧、一半是抄的日本。至于说依靠“春秋大义”打赢抗战，仔细一想更是荒诞不经：要怎么赢呢？打开《春秋》，诵读圣人的微言大义，日本鬼子就会痛哭着放下武器投降吗？

其次，今文经学设计的制度，历朝历代有谁实践了？准确的说，有一个朝代，那就是王莽的新朝——其结果如何大家看得很清楚。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文化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无论民国还是当代的制度，好像都不是来自他们。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没有任何朝代的制度，是完全依托儒家文化或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建设的（新莽是唯一例外）。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不够合理吗？还是因为现实太复杂，只能见招拆招？不管是哪种原因，我们好像都不应该沉浸在故纸堆中，指望几千年或几百年前的古人，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

如果今文经学不行，那么其他儒家学派就更不行了。王阳明很受现代人推崇，其实主要讲的还是道德哲学，教大家怎么修身养性；朱熹更是如此，而且思想更加僵化，没有提供社会改革的任何理论基础。再往前则是从郑玄到孔颖达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学，其核心思想是寻章摘句的训诂学、考据学，教我们如何理解古代圣贤君子每一句话的具体含义。我相信，对于养成高雅的生活情趣，这些知识应该相当有用；可是高雅的生活情趣能拿来富国强兵吗？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吗？明朝的遗民讥讽士大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我们再怎么精读传统文化，还能读的比明朝士大夫更深吗？

上述疑惑，一旦产生就无法遏制，愈演愈烈。于是，从二十六七岁时开始，我读的中国古书渐渐少了，反而增添了许多外国书，例如十八世纪以来英美及欧洲大陆思想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的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让我十分敬佩，其中有许多中国古人从未提出的观点；丹宁勋爵关于普通法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律的正当程序》，也大幅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播，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化，要产生那些现代性的思想乃至发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晚清的今文经学家们，以及民国的章太炎、钱穆、杨树达等大师，花了一辈子时间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应有尽有、万事俱备、不用依靠外来思想”——可是只要读的书足够多了就能意识到，那是何等荒谬的论点啊！

我算是体会到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与不甘心：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法治、福利国家，这些现代性的社会思想，为何没有诞生于中国？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些现代社会科学为何也全部发源于西方？而且，我们的先辈不是没有想过略过这些思想、只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东西——不止一个晚清官员严肃指出，洋人只是“船坚炮利”，我们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洋人的理工科就行了，别的东西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好。自从甲午战争、庚子国难，上面这套理论迎来了总破产，不想学也得学了。

为了解开“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性”这个谜题，我找了很多当代历史学家的书。他们提出了很多解释，有些很有道理，但总觉得不够直接。于是我又去读《春秋谷梁传》，这本书的文字很优美，拿来当散文读也是很好的。晋朝人范宁给这本书做注，写的序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曾经多次从我眼皮底下溜过去，这次却引发了我的格外注意：“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履霜坚冰，所由者渐。。”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上天降下了天象，圣人写下了训示，都是希望教导君主，让他们谨慎行事、修炼品德。可惜我们苦口婆心地劝导你，你却自高自大地不肯听，积重难返，最终酿成了灾难！”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昏君真不是东西啊！要是换了贤明的君主就好了。”后来又看到这句话，心想：“为什么历史上总是昏君多、贤君少？是先天教育不足还是后天堕落了？”再后来更成熟一点了，再看到这句话，心想：“能不能想个办法约束君主，让他们必须听圣人的话？”其实，古代的知识分子比我想的更多，做的也更多，可是无一例外失败了。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对后主提到，“亲贤臣、远小人”是国家兴旺的必要条件；可是在他死后，后主仍然走上了“亲小人、远贤臣”的道路。连诸葛亮都教不好自己的君主，后人还能做得更好吗？

所以，在读过卢梭、孟德斯鸠和丹宁勋爵的书之后，我再次看到《春秋谷梁传序》中的那句话，想到的却是：“为什么要有君主？既然君主是酿成灾难的根源，不应该把这个根源取消掉吗？”退一万步讲，就算取消不掉，也应该用制度去限制他，让他在合理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依靠几个“圣人”孜孜不倦地去教导，因为事实一再证明他是不会听的！

公允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公元前四世纪的孟子就提出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七世纪的黄宗羲写了《原君》，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君主）！很可惜，形势比人强，知识分子的一支笔肯定抗不过君主的刀剑。朱元璋读了《孟子》之后，就很想把这个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老头子抓起来；黄宗羲的思想，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清朝前期，更不可能流传开来。如果没有受到君主的暴力威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能不能产生堪与启蒙运动相提并论的思想成果？历史不容假设，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已经昭然若揭。

在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唐宋以前，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松的，容得下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所以中国还没有落后；明清以后，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以及自上而下的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日益加深，大家“胡思乱想”的空间和欲望就都越来越小了——没有“胡思乱想”，就不会产生像样的新思想。所谓圣人君子，连“诲尔谆谆”的机会都丧失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君主“听我藐藐”。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能诞生什么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呢？更谈何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

这还不算完，因为大家都目睹了君主的富贵尊荣，所以都想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君主：父亲希望儿子（以及老婆）把自己当做皇帝崇拜，官员希望下属（以及子民）把自己当做皇帝服从，就连老师也希望学生（乃至学生家长）把自己当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皇帝。看起来天下只有一个皇帝，其实到处充斥着小皇帝、土皇帝。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两千年前，倒是可以用“历史局限性”去解释；可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欧洲人已经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砍掉了一个又一个国王的人头的情况下啊！等到他们杀过来了，中国官员还在唠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知道他们脑海中的“中学”究竟比“西学”先进在哪里？是下跪磕头的姿势更流畅，还是老子打儿子、教师打学生的动作更纯熟？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对于这句话，历来争议不小，所以我们的课本也并不收入。二十年前的我，大概会觉得鲁迅偏激了；现在则完全赞成他。被两千多年历史的君主专制（现在时髦的说法叫“秦制”）束缚、形成森严的上下尊卑观念、人们无不被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的文化，不是“僵尸”又是什么呢？活人未必一切都好，但是最差的活人也比僵尸更强。很惭愧，鲁迅先生早在九十多年前就参透了的真理，我却非要自己再证实一遍，相当于“重复发明轮子”。

人类各自有各自的祖国，热爱自己的祖国是天经地义的，就像热爱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人类的精神文明没有国界线，自然科学成果如此，人文及社会科学成果也如此。少读中国书（尤其是少读“传统文化”）、多读外国书，丝毫无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也不改变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之一的事实。在此我还是想援引我十分喜爱的《春秋谷梁传注疏》的结尾部分，体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中国者，盖礼义之乡，圣贤之宅。轨仪表於遐荒，道风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为暂有。鸾凤栖林，非为权来。虽时道丧，犹若不丧。虽麟一降，犹若其常。”

（所谓中国，就是礼义之乡、圣贤之宅。法律制度能够传播到荒僻之地，道德情操能够激励到千秋万代。麒麟在郊外出现，不是暂时现象；鸾凤在林子里栖息，也不是偶尔出现。虽然现在中国之道已经沦丧了，但我们心中还是觉得仿佛没有沦丧。虽然麒麟只是偶尔降临中国，但我们还是觉得它好像经常来一样。）

“此所以所贵于中国，《春秋》之意义也。”

（《春秋》就是这样赞美中国的。这就是《春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