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刘志平︱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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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的

族群互动与认同

作者简介

刘志平，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已在《史学月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文杂志》《西域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省部级项目1项、厅级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 期第132—143页。

摘 要

先秦秦汉时期，陇右地区伴随着西北边境的拓展及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反复盈缩,在族群互动与认同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首先是戎人与秦人的互动，最终是戎人逐渐融入华夏。然后是羌人、匈奴人、月氏人、氐人等异族与华夏(秦时为秦人,汉时为汉人)的接触，互动进程中虽然伴随着华夏族群向这一地区的移徙以及华夏式政治、经济、文化不间断地向这一地区渗透、浸染,但该地区始终是不同族群共生共存、摩擦争斗、互化互融的区域。事实上，秦汉陇右异族的整体性自我族群认同一直存在,甚至有越来越强烈的表现,表明异族与华夏在边地的接触并不一定形成异族的华夏化。

关 键 词

先秦秦汉;   陇右;   族群互动;   族群认同

“陇右”这一区域地理概念的较早提出是在东汉,而且往往是与“河西”这一概念相对而言的。东汉的“河西”大体指黄河以西的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等五郡所辖区域,而“陇右”大体指黄河以东、陇坻(陇山)以西的陇西郡、天水郡(汉阳郡)、安定郡和武都郡所辖区域。但因金城郡(河湟地区)与“陇右”的密切关系，本文所言陇右地区还包括金城郡所辖区域。

陇右地区在先秦秦汉时期伴随着西北边境的拓展及该地区行政区划的反复盈缩,在族群互动与认同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先秦秦汉时期,虽然伴随着华夏族群(秦时为秦人,汉时为汉人)向这一地区的移徙,华夏式政治、经济、文化不间断地向这一地区渗透、浸染,但这一地区始终是不同族群共生共存、摩擦争斗、互化互融的区域。深入分析先秦秦汉陇右地区族群互动与认同的复杂情状,对于认识古代中国边地的多民族样态有着历史标本性的启示。

先秦至西汉前期陇右地区的

族群互动与认同

最早在陇右地区生活的族群是戎人(或称西戎),其历史悠久,“应是本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由于气候变化而逐渐畜牧化、武装化,并具有移动习性的羌系人群,同时也不排除更遥远族群的渗入”。其实所谓“戎人”或“西戎”,除包含“羌系人群”,应还包含“氐系人群”。而至西周中后期,随着秦人入居陇右地区,这里成为秦人和戎人共同生活的区域,秦人和戎人开始交互影响。

春秋时期,虽然秦人主体东徙关中,但陇右之“西垂”是秦人先祖的归葬(东迁关中的秦文公死后亦葬于此)与秦人隆兴之地,从而长期成为秦人重要的祭祖、祭神中心之一，秦人也因此一直未放弃对该地区的政治关注。《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说明秦人东迁关中后,由于陇右地区的戎人对其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秦人西越陇山对其进行军事讨伐,并设县进行行政管理。而到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霸西戎和一批戎族部落方国的被征服,从整体上大大削弱了西戎实力，使双方的力量彻底转换。从此,西戎在春秋后期至战国初年的160年间,再也没有发生攻伐行为,秦戎关系在秦人占据主动的条件下又进入一个长期平稳的时代”。在此期间,陇右地区的戎人主要有緜诸戎、绲戎、翟(狄)戎、豲戎,正所谓“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这些戎人在陇右地区的存在仍然对秦人构成威胁，故秦惠公五年(前395)有“伐緜诸”之举；秦献公初立,有“兵临渭首,灭狄豲戎”之举；秦孝公元年(前361)有“西斩戎之獂王”之举；秦惠王时,有“置乌氏县”之举。

到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国在陇右地区内初置陇西郡和北地郡，所谓“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此后有秦一代,秦人对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陇右地区进行正式的以郡统县的郡县制管理,而在以前陇右诸戎聚居之地设有“道”或“县”,如陇西郡的狄道(应在狄戎聚居之地)、豲道(应在豲戎聚居之地)、緜诸道(应在緜诸戎聚居之地)、羌道(应在羌戎聚居之地)、略阳道(亦应在某戎聚居之地,史失载)、薄道(亦应在某戎聚居之地,史失载)和北地郡的乌氏县(应在乌氏戎聚居之地)。

而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蒙恬率大军“北击胡”“斥逐匈奴” “西逐诸戎, 北却众狄”之前， 黄河以东、 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一直是胡(包含匈奴)和羌戎所居之地, 而主要应是羌戎。

秦始皇三十三年后,陇西郡和北地郡大幅度向西北推进,抵至黄河,新开拓的陇右地的羌、胡(包含匈奴)被驱赶至黄河以北,正所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众羌不复南度”。与此同时,“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关于此,辛德勇认为“西汉金城郡之榆中,应是承用秦朝旧有建置;至少在西汉设县之前,秦朝的时侯当地即已有了‘榆中’这一地名”。同时认为此“榆中”应为表示某一边界范围不是非常清楚而面积又较为广阔的地理区域,“大致应为西汉榆中县治所附近的一定区域。这一区域,向西南方向,应包括秦县枹罕,它是秦朝在这一带设在最西边的县”,因而“所谓‘自榆中并河以东’,应当理解为由‘榆中’这一区域顺河岸东行,其最西端,乃是起自‘榆中’区域内枹罕县西境的黄河南岸”,并“沿着河岸向东延伸,直至阴山西端并与之相连接;在这一线以内,新设立三十四个县(或四十四个县),并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修筑县城,作为边防要塞”。虽然“此四十四(或三十四)县的具体名称和位置,今已大多无法确知”，但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自然也有新县的设置,如上述枹罕县很可能就是新设的四十四县之一,具体说来,很可能是秦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西逐罕羌后而设。这些新设的县被称为“初县”,受到责罚的秦人被迁徙到这里,作为戍卒防卫秦帝国新的西北边境,正所谓“徙谪,实之初县” “徙適戍以充之”。这样,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成为秦人和羌、胡互动的前沿地带。到秦末,“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戍边之秦人“皆复去”,去向大概有两个:一是回到“故塞”(秦昭襄王长城)内,二是亡入更远的西北羌、胡之中。后者之后裔在汉代被称为“秦胡”。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又为羌、胡所占据,也不排除秦人留居此地的可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陇西郡的南部郡界在汉初拓展到了氐人(白马氐)聚居地,故在西汉水流域有氐道、武都道、平乐道、下辨道等设置。氐人从此与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往。

到西汉景帝时,羌人“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可见,此时羌人入居陇西郡的西部边县,成为汉朝的“保塞蛮夷”,而所保“陇西塞”当为“故塞”。羌人作为“保塞蛮夷”与汉人杂居,交互影响,但“保塞蛮夷”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是复杂的。景帝时虽然西羌有保汉塞之举,但仍有对汉帝国的反叛,如李广任陇西郡太守时,西羌反叛,李广诱杀降羌800余人。而到此时,秦人曾征服的陇右诸戎已大多融入汉人。

在从战国秦厉公时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的较长时期内,陇右的“湟中”(或称“河湟”)地区一直是羌人聚居生活之地。此外,在匈奴冒顿单于攻逐大月氏后,“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称为“湟中月氏胡”,亦被称“小月氏” “小月氏胡”。小月氏与羌人通婚,无疑促进了两者的融合,其实小月氏与羌人在语言、饮食、服饰、社会组织等方面颇相似,所谓“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羌人还以“湟中”为基地,势力多次侵入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直到汉武帝元鼎六年,“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

总之,先秦至西汉前期,陇右地区的族群实态经历了复杂微妙的变迁,先是戎人独居,而后戎人与秦人杂处,互融互化,最后秦人征服诸戎,将其置于华夏帝国的行政管控下,与秦人相对立的异族逐渐向西、向北推移,此异族主要就是羌和胡(包含匈奴)。西汉前期仍然承袭了这一族群实态。而在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的较长时期内,黄河以东、秦昭襄王长城以西的陇右地是族群实态变动剧烈的区域,华夏势力在此区域的渗透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而更远的河湟地区一直是羌人及小月氏胡生活、生产的地方,华夏势力对这一区域唯一的有限渗透很可能就是秦之亡人的进入(其后裔被称为“秦胡”)。此外,陇右保塞羌人的出现,更加深了汉羌交流,但其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是不稳固的,其整体性的自我族群认同仍长期存在。聚居在西汉水流域的氐人(白马氐)在汉初被纳入陇西郡管控,自此氐人与汉人的交往也变得更加频繁。而小月氏、羌人、匈奴人、氐人诸异族之间在陇右地区的互动也值得我们重视。

西汉中后期(含新莽时期)

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

进入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开始“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华夏势力逐渐向“故塞”(秦昭襄王长城)之西北拓展。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大概在此时,陇西郡和北地郡西部郡界再次向西推移,回到秦始皇三十三年“西逐诸戎,北却众狄”后的情形,华夏势力重新进入“故塞”以西、黄河以东的陇右地。这一成果在元狩二年(前121)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连续两次率军出陇西,对河西的匈奴势力进行了猛烈攻击,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 。特别是这年秋天,占据河西的匈奴昆邪王率众降汉,汉朝在河西设置酒泉郡进行管辖,陇右和河西开始连成一片,匈奴人在这一区域对汉的威胁大大减少,正所谓“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而降汉的匈奴人被分徙至“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按照唐人张守节的解释,这五郡即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这五个属国处在“故塞”外，黄河以南的地方。可见，“故塞”西北、黄河东南的陇右居住着匈奴人，“依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其与陇右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陇右汉人也因此对匈奴习俗有了更多了解,如汉使王乌,因是北地人,故“习胡俗”,去节黥面,得入匈奴单于穹庐,受到单于喜爱。此外,关东的汉人被大量迁入陇右,总人数大概有29万人。这对陇右异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元狩四年（前119）夏,汉朝与匈奴进行了一次战略大决战,致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令居是汉渡河西以后建筑的最重要的据点，……位金城郡北部,邻近《汉志》武威县、张掖县,当是取自张掖郡的两县之一(置金城郡时武威尚未立)。治今甘肃永登县西。”这样,汉人势力接近陇右之河湟地区。

元鼎三年（前114）,陇右的行政区划发生调整,陇西郡被析置天水郡,北地郡被析置安定郡。据《汉书·地理志下》载，当初徙处降胡的陇西郡、北地郡之“故塞”外、黄河以南的属国都尉治所分别在天水郡的勇士县、安定郡的三水县。为表示对新开拓陇右地的重视,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西越陇山,抵至安定郡西边的黄河支流——祖厉河。这次西巡对新开拓陇右地的降胡应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自从汉人势力接近陇右之河湟地区,河湟羌人感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在元鼎五年秋,“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所以才有如前所述的元鼎六年汉平西羌之事。此后,汉人势力正式进入河湟地区,汉人与羌人的互动因此更加频繁。此外,到汉帝国“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小月氏王还因“将众降”“将众千骑降”被封侯。安定郡还专门设置月氏道以安置月氏降者,这无疑又促进了月氏与汉人的交流,但其众“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仍具有不稳固性,整体性的自我族群认同仍长居主流地位。

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初置金城郡到神爵二年(前60)或其后不久,“金城郡的地域即已达到《汉志》所示的范围”。在此期间,面对汉人的威胁,河湟诸种羌人为了维护自己族群的核心利益,即夺取河湟之“肥饶之地”，产生了较广范围针对汉人的族群凝聚与认同。如宣帝时,“先零豪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遭到拒绝后,竟“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到元康三年(前63),“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 “将欲寇边”。义渠安国的野蛮政策导致包括“归义羌侯杨玉”在内的“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不过,又有政治上服从汉帝国的羌人,也往往参与到汉帝国平叛的军事行动中,如范明友就曾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参与讨伐的除了汉人,也有包括羌人在内的诸异族。其实,正如赵充国所言,羌人的特点就是“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当其欲有针对汉帝国的反叛行动时,往往要“先解仇”。正因其内部存在不相统属及资源利益争夺的情况,故其针对汉人的整体性族群认同也是不稳固的。“通知四夷事”的陇右人赵充国正是利用羌人的这一特点,在平定河湟叛羌的军事行动中多有胜绩。而神爵元年(前61)平定先零羌后,次年即“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陇右之河湟地区首次以“属国”的形式管理降羌,而降羌人数达到35 200余人。此外,金城郡西部的交通建设得到加强,在湟陿以西修治道桥70所,“可至鲜水左右”。金城郡遂成为羌汉互动的主要区域。

在此之后,陇右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无羌患。直到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才出现“陇西羌彡姐旁种反”的情形,这是陇右降羌“在竟内背畔”。可见,降羌的整体性自我族群认同依然存在。不过,由于羌种繁多,一些依附汉帝国的羌人仍表现出对汉的政治认同超越羌人族群认同的情态。如针对这次羌叛,参加到平叛行列的除了汉人,也有呼速絫、嗕种等羌人。

其后,陇右又是数十年无羌患,正所谓“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而“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贡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具体说来,是羌豪良愿等种,共12 000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据说他们“思乐内属”的原因是他们觉得王莽“至仁”, 多有祥瑞之征, “羌人无所疾苦”。西海郡设置后, 大量汉人(主要是罪犯)被徙入该郡, 汉羌互动的场所拓展到陇右金城塞外。但好景不长, 两年后, “西羌庞恬、 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 反攻西海太守程永”, 程永逃走, 被王莽诛杀, 后由护羌校尉窦况等“击破西羌”。到王莽败亡, “众羌”又“据西海为寇”。而安定“三水属国羌胡”则与汉人(如卢芳、 卢禽、 卢程, 三水豪杰)一起起兵反莽。“更始、 赤眉之际”, 羌人更是放纵无忌, “寇金城、 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 乃就慰纳, 因发其众与汉相拒”。陇右人(天水成纪人)隗嚣对羌人采取慰纳的怀柔举措, 从而使羌人成为其拒汉的重要力量。

此外,如前所述,陇右南部之西汉水流域的氐人在汉初已接受汉帝国的行政管理,到元鼎六年(前111)又设武都郡,进一步加强了对氐人的行政管理。大概因为设郡赋税重，武都氐人在汉武帝和汉昭帝时有反抗之举。《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部分武都氐人被远徙至河西之酒泉郡。《汉书·昭帝纪》又载:“(元凤元年,前80)武都氐人反。”此后较长时期内,再无武都氐人反叛的记载。直到王莽时,“氐人亦叛”,后又依附隗嚣和公孙述,隗嚣死后,又“背公孙述降汉”。由此可见,武都氐人的政治认同是多变的。

总之,自西汉中期以后,汉人与羌人、匈奴人、小月氏及氐人等异族在陇右地区的互动向较深层面和较广范围发展,如在陇右地区设置属国以管理降胡与降羌,进一步将氐人与月氏人纳入汉帝国的行政管辖范围,汉羌互动的场所向西拓展到河湟及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降附汉帝国的诸异族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有的仍表现出不稳定性,有的政治依附趋向在两汉之际还表现出多变性,此亦表明其整体性的自我族群认同仍长期存在。而依附汉帝国的羌人随汉军进击反叛的羌人,又表明这些依附汉帝国的羌人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超越了羌人族群认同。此外,在陇右西部塞外,羌人作为与汉人对立的异族一直存在。

东汉陇右地区的

族群互动与认同

据班彪之言,东汉初,包括陇右在内的整个凉州部“皆有降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班彪还言及羌人“反叛”往往是因为“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因而建议光武帝刘秀向前朝学习,复置护羌校尉,理羌人之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此建议被光武帝采纳。但陇右的羌患并未就此停息。在建武十年(34),“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被来歙平定。大概陇右羌人习惯了隗嚣的怀柔政策,对东汉政府的举措不满,故有反汉之举, 正所谓“初王莽世,羌虏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 。建武十一年（35）,“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建武十二年（36）,陇右东南部的武都又出现“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的情形,马援带兵进击之,致使羌人“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这次降汉的羌人只有万余人,而亡出陇右塞外的羌人达到数十万户,以每户5人计,总人数有200万左右,这远远超过西汉末年的羌人数量。陇右塞外众多羌人的存在无疑是东汉羌患严重的重要人口因素。此外，如前所述,西汉前期及武、昭时期,武都的异族主要是氐人,大概到了西汉后期,武都成了“杂氐、羌”之地。这次武都氐人并未参与反叛,应与之前东汉政府对氐人的政策有关,正所谓“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马)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光武)帝悉从之”。不仅如此,在隗嚣族人隗茂反汉,攻杀武都太守之际,武都“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还与武都郡丞孔奋共“击茂,破斩之”。与武都氐人不同,武都参狼羌在东汉初多次反叛,如“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此外,“安定属国胡”也发生反叛。

光武帝末期,自烧当种羌大破先零、卑湳羌从而占据了先零的居地大榆中之后,烧当种羌成为威胁东汉陇右安全的西羌强种,“常雄诸羌”,成为“欲侵边”之诸羌的领导者,其对东汉陇右的强势攻击还导致“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

可见,光武帝期间,威胁陇右的羌人主要是先零羌、武都参狼羌和烧当羌,其寇犯的主要原因应是对东汉政府的武力讨伐和内徙政策不满,羌人不仅被迁徙到陇右,还被迁徙到关中西部,羌汉互动的地域自此从陇右扩展至关中。金城郡内的羌汉互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陇右守塞诸羌在自我族群认同与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之间表现出了摇摆状态,尤其在有羌人强种取得对汉的军事优势时,其羌人族群认同会超过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

而到明帝、章帝、和帝时,对东汉陇右构成严重威胁的是烧当羌。其原因正如东汉人曹凤所言:“以其据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

针对烧当羌的威胁,东汉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亦是武力讨伐和内徙并举。如永平元年(58),在大破烧当种羌滇吾后,对降羌进行了大规模内徙,总共有7 000人被迁徙至三辅地区。自此始,羌汉在关中的互动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汉人也被大量募徙至陇右,所谓“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陇右的羌汉互动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值得关注的是,东汉政府对羌人的内徙有时又具有主观选择性,如和帝时,针对因与汉有杀父之仇而“难用德怀,终于叛乱”的迷唐,尽管其“不肯远出”,东汉政府还是想方设法促使其出塞。不过,后来当迷唐率不满千人的种众,“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时,东汉政府将其余投降的6 000多羌人分徙到陇右“汉阳、安定、陇西”三郡。进一步增加了陇右羌人的数量,形成了“诸降羌布在郡县”的局面。

虽然随着羌人的内徙和汉人的徙入,陇右的羌汉互动得到进一步增强,但陇右塞内羌汉两分的族群格局依然没有发生改变。较典型的就是汉章帝建初元年(76),金城郡安夷县的县吏因抢掠卑湳种羌人之妻,被其丈夫杀害,安夷县长宗延竟“追之出塞”,导致整个卑湳种羌人恐惧,于是一起杀了宗延,同时又与勒姐、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从而发生羌汉大战。“汉吏掠羌妇而被杀”这一事件,居然能引起羌汉大战,足见当时金城塞内羌汉两分的族群认同格局的显明,也体现了徙入塞内的羌人是聚种而居,与汉人有严格的空间分隔。这应是塞内羌人在族群认同和政治认同上表现出群体性主观选择特征的人口地理因素。

也正因为这一人口地理因素,在此期间,陇右守塞诸异族仍在自我族群认同与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之间表现出摇摆状态。如建初二年（77）,在金城塞内,“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接着,“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又如元和三年(86),降汉的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随后守塞羌胡“复叛出塞,更依迷吾”。除此之外，永元九年(97),迷唐“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当然,陇右守塞诸异族有时也出于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而随汉军进击同族。如永元八年（96）,护羌校尉史充“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又如永元十三年（101）,在“迷唐复将兵向塞”的情形下,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

另外,东汉政府在明、章、和时期,对羌人有一个逐渐向西的压迫,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护羌校尉治所的西移:先从陇西郡的狄道西移至金城郡的安夷,再从安夷西移至临羌。而到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汉羌互动的地域再次西移至西海地区。另外“广设屯田”于大、小榆谷,以“规固二榆”“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此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

在此期间,同种羌人有时在对羌人的族群认同与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上表现出不同的趋向,如“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盗寇”。又如“号吾将其种人降”,而其兄迷吾屡屡寇犯陇右汉塞。

随着羌汉互动的加深,汉人对羌人的种豪制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汉明帝时,护羌校尉窦林先“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滇岸被“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而后窦林又奏上滇吾为“第一豪”,汉明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窦林竟以“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之语欺骗汉明帝,汉明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可见汉明帝对羌人一种一豪的制度是熟悉的。

到安帝永初年间(107—113),发生了严重的羌患,而且是从塞内降羌开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方吏治腐败,致使塞内羌人积怨甚深,所谓“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仇怨”。其导火线则是东汉政府“迫促发遣”陇右塞内羌人远征西域。

在这次羌患中,首先是被征发的金城、陇西、汉阳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接着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同时奔溃”,早降汉而“居安定”的烧当种羌麻奴兄弟“与种人倶西出塞”。紧接着,“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居然阻断关中西通陇右的通道,大有割据陇右之态势。而他们都是“归附既久”的塞内降羌,因“归附既久”,所以已无真正的军事装备,“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叛羌,“郡县畏懦不能制”。而后东汉政府调集数万大军与滇零等数万人大战于汉阳郡平襄县,汉军大败。在这种情势下,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广泛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种羌，“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以致“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在整个陇右战场,汉政府军一败涂地。于是被迫将金城郡治所内徙至陇西郡襄武县,将护羌校尉治所移徙至张掖。羌人甚至东渡黄河,入寇河东、河内、上党,直接威胁都城洛阳,致使东汉政府不得不派重兵屯守黄河重要渡口——孟津,以保卫洛阳。在这种情势下,陇西郡治所也东移至襄武县,安定郡治所徙至扶风美阳。对“恋土,不乐去旧”的百姓,采取“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的野蛮措施。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等人还“与羌通谋”,杜琦甚至“自称安汉将军”。后杜琦、王信被杀,杜季贡“亡从滇零”。

可见,在这次羌患中,塞内诸羌已拥有了针对汉人的更广范围的族群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已上升到国家政权层面。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东西羌联盟,“这种跨地域、跨血缘的东西羌联盟的出现则意味着羌人的族群认同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外,陇右汉人也开始跟随羌人反汉。此后，除了汉阳郡和武都郡,陇右大部分地区为羌人占据,华夏势力在陇右地区大面积退出。

从安帝元初元年(114)到元初五年,东汉政府在巴郡板楯蛮、湟中降羌胡、匈奴南单于、匈奴左鹿蠡王须沈、当阗种羌榆鬼、効功种号封、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异族的支持下,降服了“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剪灭了以零昌、狼莫、杜季贡为首的羌人政权,从而“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儆”。但陇右曾内徙后的陇西郡、安定郡仍为羌人控制。

这次羌汉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汉羌汉两分的整体族群格局,因为“羌人社会政治组织由松散结盟向稳固联盟乃至国家政权的演进是在与汉朝抗争中逐步实现的”,而且“塞内羌人有意识的政治行为并未伴随东羌政权的覆灭而消失,相反却愈加强烈且频繁。这显然与东羌政权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巩固并提升了塞内羌人的族群认同意识有关”。

汉安帝后期,东羌和西羌对河西和陇右展开配合式攻击。永宁元年(120)春,东羌上郡沈氐种五千多人寇犯河西张掖。这是东羌的一次远途西征,表明其已具备远程作战能力。趁马贤率汉军至张掖抵抗这支东羌力量时,西羌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乘虚寇犯金城,而当马贤从张掖回师金城时,西羌烧当、烧何种又趁机进犯张掖。建光元年(121),西羌麻奴等在金城郡令居县大败武威、张掖郡兵,并胁将东羌先零、沈氐诸种四千多户,“缘山西走,寇武威”。东西羌的配合再次说明羌人族群认同的进一步提升。东西羌的配合式攻击虽给东汉陇右和河西地区再次造成严重威胁,但最终东汉政府还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典型成果就是延光三年（124）秋,陇西郡治所返回狄道。表明东汉政府对陇右的控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汉顺帝前期,即“永和羌叛”之前,只有陇西钟羌的两次反叛,但很快都被平定。在此期间,安定、北地、上郡恢复到内徙前的状态,当初内徙的三郡汉民“各归旧县”，陇右安定郡再次受东汉政府控制,其族群布局也再次回到羌汉分隔而居的杂处状态。另外,由于护羌校尉马续对两河间屯田的正确处理,两河间羌人无寇犯陇右之举。

自永和元年(136)开始,东汉政府又遭十余年的羌患。首先是陇右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其次是“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在受到汉军打击后,“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接着“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且冻还“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罕种羌千余寇北地，……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最后是“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众亡出塞”。

在这次长达十余年的羌患中,又出现东西羌大联合的局面,说明羌人族群认同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还出现东汉官员出于政治利益考量而带领羌人“亡出塞”的情形。此外,虽有“湟中义从兵及羌胡”跟随汉军攻击叛羌,但又有“降胡”在跟随汉军进击叛羌的中途而“叛走”,由此可见降羌和降胡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复杂多变性。而导致这次东西羌联合反汉的主要原因是汉朝官员“天性虐刻”,对羌人“多所扰发”,不能执行“防其大故,忍其小过”的“安羌胡”之策。这次羌患还造成安定郡和北地郡的再次内徙,直到永嘉元年(145)“陇右复平”后，才复归故土,说明汉人势力在陇右的存在具有不稳定性。

汉桓帝前期,羌患还不是很严重,只在建和二年(148),“白马羌寇广汉属国”,与此同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此后十余年间,陇右无事。延熹二年(159)以后,陇右又是羌患不断。先是“烧当八种寇陇右”；紧接着“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之后是“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同样存在东西羌联合寇陇右的情形。

东西羌联合寇陇右的情形在汉灵帝时期再次上演,所谓“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湟中月氏胡也参与了此次叛乱。此外,这次羌患,同样有汉人(含汉朝官与民)参与,如“枹罕河关群盗”与“金城人边章、韩遂”等。值得一提的是,汉人是从属于湟中羌人和月氏胡而参加叛乱,所谓“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有学者指出:“这些汉朝官民的涌入使得羌人的聚合更为牢固、持久,规模也愈加壮大。”同时指出：“至中平三年冬,韩遂杀害边章及北宫伯玉、李文侯,羌人开始沦为凉州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工具。此后,出现在董卓、马腾军中的羌胡均是如此。”可见,东汉时期,在包括汉人在内的反汉联盟中,“羌”“胡”在陇右地区的地位有一个由强而弱的转变过程。而从族群互动与认同的角度看,陇右地区的“羌”“胡”作为与汉人对应的整体性异族似一直存在。

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陇右的族群情势仍体现了该地区“羌”“胡”“氐”等异族的长期存在。建安十九年(214),“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韩遂率领的反汉军队,除了氐人,还有羌人和胡人。同年,毌丘兴将赴任安定郡太守,曹操对其说了这样一番话:“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而毌丘兴没有听曹操的告诫,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中,范陵果然“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可见,直到此时,陇右羌、胡仍是作为与汉人(中国人)相对的异族群而存在的。此外,陇右羌人仍是以种落的形式聚居,正所谓“诸羌在遂军者,各还种落”。陇右羌人的这种独立自主的聚居形式在三国曹魏时期仍旧保持下来,如魏文帝曹丕时,“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而此时的河湟地区仍是华夏“吏民”与“羌胡”的共居之地。此外,曹魏时期的陇右安定郡既有“卢水胡”,又有羌人,自有其“大帅”。陇右之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郡还遍布饿何、烧戈、伐同、蛾遮塞诸羌,仍以种落的形式聚居。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而后“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被曹操“攻屠”。曹操军“收氐谷十余万斛”。这表明东汉末年的陇右南部武都地区仍是氐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此外,氐人也是以种落的形式聚居。曹操就曾令张既到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以种落聚居的武都氐人不仅被迁徙到关中,还被迁徙到陇右的核心地区。曹魏时期的陇右氐人亦仍是以种落的形式聚居,如正始元年(240),郭淮曾“按抚柔氐三千余落”。

综上所述,东汉陇右地区的族群互动与认同仍表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由于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远离陇右,东汉政府对边地采取整体性退缩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东汉朝政及地方吏治腐败,对羌人持以歧视性、压迫性对待的态度，以及陇右塞外存在数百万羌人,东汉陇右羌患极其严重。东汉陇右羌患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波及范围广、塞内外诸羌的联合紧密,还出现了东西羌大联合,陇右一度成为西羌与东羌联合的桥梁地带。这都表明羌人的整体性族群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与提升。此外,羌人与属国匈奴人在陇右地区的联合抗汉也是持续出现的现象,汉人与羌人的联合反叛也多次出现。虽然在包括汉人在内的反汉联盟中,“羌”“胡”在陇右地区的地位出现了由强而弱的转变过程,但从族群互动与认同的角度看,陇右地区的“羌”“胡”作为与汉人对应的整体性异族似一直存在,降羌、降胡与降氐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一直表现出复杂多变性。羌胡对陇右地区还一度形成压迫性攻势,从而迫使东汉陇右诸郡内徙,此内徙无疑造成了这一区域汉人势力的真空与异族化趋势的增强。虽然诸郡后来得到恢复,但其异族化的惯性则保留了下来。东汉政府对“羌”“胡”“氐”等异族的武力讨伐和内徙都强化了异族与汉人两分的族群格局,何以言之?首先,虽然和平环境下的民族融合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但至少提供了民族融合的外在契机,而战争对抗在总体上消弭了这种契机;其次,内徙的异族一直是以独立自主的聚居形式与汉人分隔而居,与汉人的通婚也很有限，而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再次，内徙的异族往往受到汉人的歧视性与压迫性对待,两者之间的族群隔阂始终存在。

余  论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秦汉陇右地区的羌、胡、氐等异族与华夏经过440余年的互动,仍保持其族群的独立性?为何不像戎人那样融入华夏?原因可能是:陇右戎人本身的历史及与华夏互动的历史都更悠久,其在战国时期就已具有相当程度的华夏特征,融入华夏的障碍自然比较小。而尽管羌、氐与戎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作为华夏所面对的新的异族,一是接触时间上要晚,二是虽与华夏接触,但一直保留有非华夏特征,且这种非华夏特征在其内徙华夏帝国后仍得以保留,主要表现为其采取独立自主的聚居形式及组织形式,从而造成异族与汉人通婚的有限性,而通婚又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同时,陇右塞外又始终存在羌、胡、氐等异族,这对陇右塞内异族始终是一个显著的族群认同提示,而华夏政府对陇右塞内异族的歧视性与压迫性对待,又使得这种族群认同提示不断得到强化。

总之,从西汉到东汉,华夏与异族在陇右互动的加深,并未促成两者的族际整合,反而是两者各自的族群认同更加凸显。可见,异族与华夏在边地的接触并不一定形成异族的华夏化,特别是由于华夏政府错误的边地政策与民族政策而造成的族际和平互动环境的缺失,进一步促使了异族对华夏帝国政治认同的不稳定性,从而促其产生更长久、更强烈的自我族群凝聚与认同,与华夏的通婚也变得有限,其华夏化的途程也就更加漫长。这样,由异族与华夏互动而产生的有限的族群融合成果也被掩盖了。而从族群互动、交融的角度去看华夏政府对异族的内徙政策,范晔所言“夷貊殊性,难以道御”及江统所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反对理由虽不可取,但范晔提及的“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及江统述及的内徙的戎狄因“苦汉人侵之”而产生“毒于骨髓”的“怨恨之气”，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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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樊丹丹

审核 | 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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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5期第132-143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