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中•美好故事│韩泉欣校友

韩泉欣：(1942--)，牌轩下人。1955年离开义桥。1965年9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杭州大学留学生办公室任教。1970年10月转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迄1998年9月浙江四校合并，乃转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职。1995年12月晋升为教授，2001年1月增列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任职杭州大学期间，曾兼做行政管理工作多年，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杭州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中文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文心雕龙》研究、锺嵘《诗品》导读、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两汉诸家散文选》(合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三曹诗文选注》(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孟郊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文心雕龙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陆机评传》《张载评传》《张协评传》(均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任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历代赋论汇编》(合纂,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批评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另外发表专业论文多篇。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

韩泉欣校友近照

萧山二中校园生活杂忆

01

万安桥边曾读书

我1955年秋季入学，1961年夏季毕业，六年的青春年华是在萧山二中度过的，对那一段的校园生活，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我进校的时候，学校已经从峙山脚下搬到万安桥新址。校园四周是绿色的田野，一条小河从学校的东南面缓缓流过。校门就在万安桥头，从门口的传达室开始，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道，路面铺以白沙，显得异常洁净。道路两边的法国梧桐栽种未久，还不及形成高大的树冠，但树叶婆娑，看去也亭亭玉立了。大道的东侧、传达室对过是红色的行政楼，由此往北数百米为膳厅、厨房及浴室。那时学校还只有一幢教学楼,在大道的西侧靠南，由教学楼往北数百米，依次排列A、B、C 三幢师生宿舍，一律红墙红瓦。学校的运动场则在教学楼和宿舍的西面，估计有好几十亩土地的面积。整个校园的设计是相当合理的。绿色掩映之下的校舍使人感觉安静而又舒适。我是农村来的学生，高小就读山后乡校，学校办在孔家祠堂里，连一个简易的球场都造不起来，教学设施的简陋可想而知。所以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学生来说，跨进二中的校门，感觉上真有一种天壤之别。

在我们读中学的六年当中，俞书庄先生任语文教师的时间最长，我们从中获益亦最多。俞先生为人为学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平时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使他们大受教益。我想这正是校昌兄一贯的作风,易水兄读的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去内蒙,也是经过千辛万苦才调来杭州工作的，后就任省级机关业余大学校长，同我在业务上有不少交集，我们两方面也合作愉快。想想我们三人得续前缘，再谱新篇，实在也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1961年学校的学生乐队排练照片

02

校园生活忆良师

使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二中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的骨干教师，在萧山都称得上是一时之选。即使非主干课程的任课教师，也大抵渊源有自，例如教地理的骆英白先生、陈雪贞先生，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教体育的蔡式金先生，传说是蔡元培先生的孙子(上世纪九十年代，贾关法、楼守忠和我三人一起参观绍兴蔡元培故居,弄清楚蔡式金先生为元培先生侄孙)，是从北京体育学院分配过来的；教图画的华重本先生则出身杭州国立艺专，与著名雕塑家和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同学，如此等等一个好的老师确实可以对学生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就因为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写下许许多多立德立言、教书教人的事迹。这里且让我举些实例。

王绍炎先生给我们上动物学的时候，估计已经五十开外、快到六十了，站在讲台上，一副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为人处世是极讲规矩的。疏疏的几根头发，向后梳理，非常整齐；衣着朴素，却一尘不染；讲台上的粉笔排列有序;他的板书清秀疏朗，是非常耐看的；他把黑板分作三部分，从左到右，依次书写，写完了再从头开始，这样就方便学生笔记。王先生的课不但内容丰富，而且不乏幽默。有一堂课王先生给我们讲青蛙，说青蛙一般4-7月繁殖，雄蛙以鸣叫的方式来吸引雌蛙抱对产卵。蛙在水中受精，受精卵12天即可产出蝌蚪。古词里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可见六、七月间青蛙开音乐会，正是他们求偶的时候，所以歌声特别嘹亮。这样有趣的故事，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我和同班冯身荣同学相熟，而他是王先生的表亲，所以我们曾多次结伴到王先生家做客，与王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更增加了我对王先生的仰慕。

王楚麟先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教我们怎么识谱，怎么唱歌，各种器乐都有哪些特点，要怎样演奏,欣赏音乐是怎么一回事情,等等:反正当时我们所具备的有关音乐的那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巧，都是拜楚麟先生之所赐。当时王先生让我们一起欣赏阿炳瞎子的《二泉映月》，他那种如痴如醉的样子，我至今留有印象。但是我总觉得，学音乐不纯粹是一个理论和技巧的问题，它还跟人的天赋有关。比如我们班上傅校杰、楼守忠，他们对乐理领悟得快，唱歌也唱得好，当然为王楚麟先生所喜欢；另有一些同学，课堂上被王先生叫起来唱歌唱得不好，王先生便眯缝起两眼，笑咪咪说：“很好!”这当然是表示鼓励，因为在学生已经是勉力而为了，但课堂提问是要记分的，接下来第二句说：“2分。”就有点不留情面，使唱砸了歌的那位同学立时陷入尴尬。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唱歌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上王先生的音乐课,一方面得到一种求知的快乐，同时总不免有点儿提心吊胆。历史课小学时已经听过一遍，中学老师要是拿了教科书，来重复讲一些从史实中抽取出来的条条杠杠，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二中的周光炎先生完全不是这样，他对史料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观点和材料结合得恰到好处,这使他的历史课有可能做到内容丰富而条理清晰。周先生其人体态微胖，圆头圆脑，红光满面，讲话中气十足，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周先生也善讲故事，往往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有一次，周先生在课堂上介绍冯玉祥部爱国将领吉鸿昌三十九年光辉人生和驰骋疆场、英勇抗敌的事迹，及至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被杀于北平陆军监狱。其《就义诗》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周先生吟诵时激昂慷慨，令听者血脉责张，振臂欲起。所以我想，这样的历史课就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授，他同时影响到学生的思想和人格，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才是学校教学的根本目的。

我现在算是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了，但在读初一的时候，我对语文课还没有特别的感觉。那时企求各方面的均衡发展，所以并没有在哪一门课上特别用力。担任初一语文的是林洽民先生，架一副玳瑁边眼镜，眉清目秀，衣冠楚楚，令人想到“翩翩佳公子”。林先生讲课若行云流水，条分缕析，滔滔不绝，板书也非常漂亮。所以听他的课会觉得是一种享受，也不要化什么力气，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从初二开始，语言和文学分科，教汉语的是蒋秀庭先生，另派王济周先生执教文学。这位王济周先生讲究文本细读，要把我们引到作家为我们构建的境界里去。王先生又颇擅绘事，他讲古典诗词，例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或者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他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以寥寥数笔，勾画出这首诗或这支曲的意境，触发我们的想象和联想。这些方法的恰当运用，无疑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形象思维能力，引起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此后不久，班里成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我和楼守忠、贾关法都是文学组的成员，王先生则是这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这等于在正常的课堂教学之外，给我们这些人另开小灶，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聆听王先生的教诲。文学兴趣小组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这样几项: 1、由王先生指定一些古代诗文名篇，用蜡纸刻印出来，人手一篇，以为精讲细读之用。除了唐诗宋词，我记得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林觉民的《与妻绝笔书》等。2、王先生希望我们能由古及今、由中而外，逐步地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当时王先生给我们开了哪些书目，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我已经从学校图书室借了不少中外名著来看，包括古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现代小说巴金所作《家》《春》《秋》。

萧山二中58届初三（4）班部分同学相聚留影

03

学生会里练能力

我们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一种风气，作兴用英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班级，所以我们初一丁班又叫董存瑞班。跟我们董存瑞班结对子的是高一个年级的海鸥班，学校的意思是让海鸥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董存瑞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在思想和生活上有所指导使我们的学习能更快地走上正轨。两个班搞过几次联欢，让我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特别是其中的董校昌同学，与我以后的工作和发展很有些关系。那是在初二，不知由于谁的推荐，我被抽调到校学生会学习部工作。

记得这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是沈枝根，董校昌接上一届的汤易水执掌学习部，我则被派去做董校昌的副手。当时学习部的工作，除了同各班学习委员联系，完成教导处布置的各项中心任务之外，就是定期出校黑板报，以及不定期地出一些特刊。校昌兄说，做好后边的这两项工作，要抓住三个关键，一是事先制订计划，二是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三是组织好编辑出版力量。那一年的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们就出了一期纪念特刊，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很受读者的好评。记得作刊头的是一幅水彩鲁迅肖像，出自初三王大钧同学的手笔，画鲁迅身着长衫，面露微笑，垂手而立，形容风貌，颇能得其神似。画面左上侧是俞书庄先生的题字，敬录鲁迅之语：“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经过几次实践之后，我对学习部的工作大体心中有底。1957年夏，校昌兄初中毕业，就由我接掌学习部，我是萧规曹随，基本上按照校昌兄的思路来开展工作，虽然后来的工作内容略有增加，例如从1959年开始，新出一种取名《红二中》的定期油印刊物，但经过-年多时间努力，基本的作者队伍已经建立起来了，出版方面又有李秀彬、董达荣两员干将，应付起来也就绰有馀裕，能愉快胜任。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二中学习部工作过的三个同学，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居然又重聚杭州。校昌兄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先是分到中华书局，后以照顾夫妻关系调来杭州，任杭州《西湖》杂志主编。其时我正好在杭大中文系分管教学，多次到《西湖》杂志社安排实习，得到校昌兄的大力支持。

韩泉欣校友在二中读书时学生会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合照

END

供稿:教科室

编辑:楼小贝

一审:缪源源

二审:任瀚旻

三审:郭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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