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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老子》难读
吴为山青铜雕塑作品《天人合一老子》
唐代韩愈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以韩愈的博学多识，也深感“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困难。这种困难，事出有因。（1）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未曾中断。（2）中华民族长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活动中心，未曾远离，众多民族不断融合。（3）中华文化主要用汉字记录，沿用了几千年，有改变，未中断。 这三项都构成了古书难读的因素，与西方古代文化比较，这一特点更明显。西方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希伯来文化，各有其鼎盛时期。时移世易，重心转移，有的文字曾当时流行，后来被弃置不用，成了死文字。若干年后被发现，经专家破译，原来的面貌未改变，如死海古卷，一旦被译，便有了结论，这些考古成就只有少数人参与，关心的人不多，有发言权的专家更少，专家的论断容易被接受。 中华民族的文化不同于西欧、中东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几千年一直活着，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汉字）一直在使用，汉字并未死去，只是写法、用法不断在改变，在改变中继续使用。同一个字、一个词，随时注入新时代的新内容，随时淡化其旧内容。如“国”、“家”这些字，老子时代与宋元以后的用法有很大的改变。哲学领域内的重要概念，如“道”、“德”、“仁”、“义”、“天”，不同流派，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解释，因袭中有革新，随时容纳新的内容（有民族的，外来语言的），它的含义越来越丰富而多变化，旧的继续使用，新的又加进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独特条件下的现象。于是，古书越注解，引出的问题越多。 古书留给后人的难点不尽相同，有的字难识，如甲骨文、秦汉统一以前的六国地方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字等。古今社会生活的差异，古代的宗教生活与后来不同，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越丰富，研究起来，工作量也越大。 《老子》一书文字不多，版本不同，各种版本都只有5000多字，读古书的困难因素，《老子》中都会遇到。这些困难，都可以利用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结合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语法学……），逐步一个一个地解决。最困难的是《老子》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哲学体系。如“道”、“德”、“天”、“圣人”等与先秦其他哲学流派不同。古今注解、诠释《老子》的著作多到千余种，各有所见，所见不同，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古书没有现代标点符号，缺了这种阅读辅助工具，也造成了一些困难。《老子》全书81章，几乎每一章的标点、断句都有歧义。章节划分也不尽一致。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9章）老子反对当时社会上虚伪的道德仁义，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道德、仁义。如果给这些概念加上引号，表达时就不易产生误解，写成“圣”、“智”、“仁”、“义”，老子原义就清楚了。《老子》书中，“圣人”出现过31次，肯定“圣人”的救世作用，老子对“仁”、“义”也不是一概反对。 又如：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在前人注解中有的断句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这样断句才构成“四大”，照通常断句，成了“五大”。这种断句虽备一说，但不合老子原义，像这类分歧，也给研究者增加了困惑。 《老子》原文经过传写，错误沿袭千百年，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本意反被淹没的也有。如：“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章）综观上下文义，“晚成”是错的，应当是“免成”。这里的“大方”、“大音”、“大象”之后均用否字词（无隅、希声、无形），马王堆甲、乙本均作“免成”。汉魏以降，世传《老子》均作“晚成”，诸家注解也按“晚成”作注。千余年来，“大器晚成”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成语，积重难返。而且“大器晚成”反映了做成一件事，要速成反而得不到理想的结果，这里有一定社会经验的辩证法，用不着也不可能取消这个充满智慧的成语。按老子原文，应是“大器免成”，我在《老子》译文中这一句译作：最方正反没有棱角，最贵重的器物用不着加工，最大的声音，却听不到它的声，最大的形象，却看不到它的形。 古今人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多引用：“小国寡民，使用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阵之。……”（81章）中外古今学术界许多学者认为，老子理想的治国蓝图是“小国寡民”，这应是一种误解。 《老子》这里的“国”，相当于今天的“城镇”、“市区”，是指基层行政组织，而不是指统一国家的规模。《老子》中讲“小国”只有这一处，更多的情况下，老子讲到“大国”，讲治天下、取天下的次数更多。春秋时人心目中的“天下”不能理解为今人心目中的“世界”，而是指当时人的“全国”。老子理想中的“圣人”是治天下的能手。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是指基层行政组织小，才可以使老百姓不出乡里，安居乐业，“甘其食，美其服”。老子提出治大国的办法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提出不要常常搅动它。 这里可以看出老子、孔子都感到诸侯割据，互相争夺的混乱局面应早日结束，老子、孔子都有平治天下的宏愿。孔子主张恢复、加强周天子的权威，利用周朝制定的机制，加强中央集权，使社会变得有秩序；老子主张圣王无为，不扰民，减轻赋税负担，消弭战争，使老百姓有个安定的生活。老子、孔子都有统一天下的愿望，只是采用的方法不同。这种不同，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有关，不完全是方法的差异。 从老子、孔子开始，后来墨子提出“尚同”，也有中央集权的倾向。后来的孟子提出“定于一”，商鞅、庄子、荀子、韩非等人都集中在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共同争论的主题是一个——如何统一天下。秦汉统一大业，是春秋战国长期酝酿达数百年的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统一大业，耗尽了无数圣贤的心力。历史实践已证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秦汉统一后，2000多年间，统一时间长，而分裂时间短，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全国统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如，遇到灾年，可以由国家统一调济丰歉、兴修水利、抵抗外来侵略、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结束国内战争，等等。老子、孔子都希望有治天下的“圣人”出来完成历史任务。 中国古书中注释最多的有两部，一部是儒家的《易》，—部是道家的《老子》。并不是这两部书的道理丰富到非有千百种以上的注释不可，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不断增加新内容，借古人的名义，发挥后来人的新思想，如果有人根据注释者的解释去回溯古代《老子》的本来面目，将会失望。如果根据不同时代权威的注释，去认识各个时代的学术发展面貌，则是可取的，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机盎然，不断发展前进，除旧更新，影响深远的只有孔、老两家。中华文化没有孔子，不成其为中华文化；同样，没有老子，也不成其为中华文化。儒、道两家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佛教传入中国，也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宋以后900多年来，被儒教主流吸收、融合，佛教影响不及儒、道长久）。【更多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