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耶鲁法学院的第一学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内容转自微信公众号得得得君

一

      在《One L》一书中，Scott Turow 写下了这段话，描绘自己在哈佛法学院一年级的生活：

I do not have the time to read a novel or a magazine, and I am so far removed from the news of world events that I often feel as if I’ve fallen off the dark side of the planet.

我没时间看小说杂志，世间的新闻也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感觉自己就好像坠入了地球的黑暗面。

I am distracted at most times and have difficulty keeping up a conversation, even with my wife. 

多数时间我都心不在焉，连保持正常的对话都很难，哪怕是和妻子也难以交谈下去。 

At random instants, I am likely to be stricken with acute feelings of panic, depression, indefinite need, and the pep talks and irony I practice on myself only seem to make it worse. 

时不时的，我会感到极度的恐慌、抑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对自己的鼓励和自嘲似乎也只能雪上加霜。

I am a law student in my first year at the law, and there are many moments when I am simply a mess.

我是一个一年级的法学生，我的生活常常乱七八糟。

美国法学院的生活都这么黑暗吗？

二

法学院的生活确实相当忙碌。

第一学期四门课门门课业繁重，从教科书的厚度就可见一斑：每本书平均有四五本普通小说那么厚，背在书包里就好像背砖头一样；有的同学甚至每天拉着行李箱来上学，里面装的都是书。

四门课的教科书

每周几百页的阅读任务本身其实还好，但课上对阅读内容的掌握要求挺高，每个法律案例的案情、判决、判决依据都要理得清清楚楚，课堂上常常还要随时做好被点名提问的准备。

除了课业外，还要兼顾社交、课外活动、大作业（比如 memo, brief, 和 oral argument），以及接近期末时申请夏天的实习工作、研究下学期该选什么课，当然还有备考——要把这一切都安排的稳稳当当还是挺费时间的。学期初的时候每天凌晨两三点睡是常态，人就像机器一样，用咖啡作燃料。

夜晚常需有咖啡作伴

但忙碌之外，法学院的生活其实相当有趣和温馨。

因为学校人不多，每个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在第一学期会被分到一个不到二十人的「small group」里，一切学术和社交生活都以 small group 为中心。我的宪法课就是只有 small group 的同学一起上，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参与课堂，同学和同学之间也走得很近。

我的宪法课教授除了是著名的学者之外，曾经还当过演员。当年演戏习得的技巧大概对他的授课也很有帮助，讲课时抑扬顿挫，让我每日课堂上很少分神。课堂之外，他也和学生打成一片，每周都会开放一对一的 office hour 和学生谈学术、谈人生，时不时地还和大家一起聚会，或是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玩。我还记得他家那两只毛绒绒的大白狗特别喜欢在桌底下窜来窜去的样子，以及教授拿出最新入手的俄罗斯烈酒与大家分享时一脸骄傲的表情。

宪法课的板书

学期间不仅能在课堂上听各个学科顶尖的教授讲课，法学院里还有频繁的客座嘉宾讲座。不提常常都有的巡回法院法官，前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来了几次，还有美国负责证券监管的政府机构 SEC 的官员、负责通讯监管的 FCC 的部门领导、Facebook 和 Uber 的对外政策负责人等等，几位教科书中著名的最高法院案子的负责律师都亲身来耶鲁给大家讲述当年的故事。

在听这些业界达人的亲身经历的同时，学校通常会给大家准备免费的午餐，好利用中午的时间（也可能是为了吸引本来不会去的同学）。因为这个原因，每天在法学院里蹭吃蹭喝的我甚至有一次发现家里的食物因为太久没动而坏掉了（笑）。

正餐时间的活动会提供午餐/晚餐，非正餐时间也会提供各种点心

一个学期下来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身边的同学。每个人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有人之前在白宫做政策顾问，有人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有人是美国陆军军官，有人是硅谷的软件工程师，有人是心理学博士，有人是 LGBTQ 平权运动领袖，有人是高盛的分析师…… 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或是在课堂上以各自特殊的视角拓宽讨论的边界，或是在课堂外和大家分享自己独特的经历。

不管背景如何，大家都非常 nice。周末的时候总是有同学邀请大家去家里聚会，课前也时不时的能尝到同学手制的曲奇饼干、苹果派或是 donut，秋高气爽的时候更是整个 small group 一起去果园摘苹果，感恩节（Thanksgiving）前夕则是集合各自手制的食物或是喜爱的美食来一顿 Friendsgiving 大餐，偶尔还会一起去耶鲁的剧院占整整一排看剧。平日的学习中，大家也毫不吝啬自己的笔记，乐于分享。期末考试前整个 group 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复习，同学之间解答各自的疑惑，在黑板上画出流程图解释复杂的知识点，讨论之前几年的考试，一起头脑风暴教授可能会出的考题，分享各自总结知识点做出的 outline。一个同学在某一次复习会上说：“这正是我之前想像的法学院该有的样子。” 我也觉得正是如此。

在果园摘苹果

Friendsgiving 的晚餐

考前大家一起整理的流程图，据说因为忘了擦掉而直接留到第二天同一个教室的考试时间

三

在这短短几个月期间，我已经爱上了法学院这座充满人情味的斯特林大楼（Sterling Law Building）。

雪中的斯特林

我在斯特林的院子里和大伙儿一起看过日食，在它的图书馆里刷过夜，在紧张的考试周期间在学生休息室（Student Lounge）里享受过法学院为了让我们放松而准备的早餐和零食，在走廊里看过万圣节时穿着奇装异服被父母带着晃荡的小孩儿们，雨夜跑完步后还曾一边喝着教授珍藏的红酒一边在他办公室里听着这位全美顶尖的学者、被誉为整个耶鲁法学院最聪明的两个人之一的教授讲他当年和妻子的故事……

期末周的 snack break

法学院图书馆

这学期最后一节 Procedure 课时，教授给每个人倒了一小杯香槟。开始上课前，教授举杯向大家致意，说道：

It was an absolute privilege to be a part of your first year. More than perhaps any Procedure section I have taught, you are as a group the most hardworking, modest, collegial, kind, and sincere. You are truly an extraordinarily special group of students!

我极度荣幸能成为大家第一年回忆的一部分。在我教过的所有 Procedure 课的学生中，你们可能是最努力、最谦逊、最互相关爱、最真诚的了。你们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群学生！

的确。如果是在一个不同的学校，换上一批不同的教授，有着一群不一样的同学，我可能都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正是在耶鲁，在斯特林大楼里，在这样一群在乎学生的教授和互相关照的同学身边，我才有了这样的第一学期经历。在这里，读书不只是到学校来上课、拿个学位，更是与一群有故事又智慧的人深度交往，充满着人情味的一段体验。

很庆幸和 Scott Turow 笔下的法学院生活相反，我的第一学期充满了光明和温暖。

延伸阅读“

耶鲁教授：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太愿意招中国学生？

文 / 陈志武

来源 / WE留学生(ID：WorldEducation)

为什么有天赋，又勤奋肯吃苦的中国学生并不受美国一流大学欢迎？

耶鲁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学生思维僵化、不善于表达，是教育理念和中庸、顺从的文化造成的。也有人觉得陈志武教授是在唱衰中国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崇洋媚外。

是追求实用和“最好”，还是追求兴趣和天赋，是顺从还是思辨，如果是你，会作何选择？

1

中国人有天赋，又勤奋，可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开始不爱招中国学生了？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有两件事再次引发了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

不想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博士生

一个是，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时，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表现都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印度裔比华裔受欢迎

第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

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2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

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上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教育

张三（匿名）出生于国内某大城市，高中毕业轻松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名校，等他到耶鲁读博士时，哪怕再难的数理经济模型对他来说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课堂上，他毫无疑问一直是最优秀的，即使在耶鲁这样的世界各地天才汇聚的地方，他的聪明才华照样遥遥领先。

可两年后的一天，正当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经有出色成果的时候，张三找我私聊，说他在考虑是否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因为他父母好友愿意出资5000万美元由他去负责管理，机会难得。

我问他：“你的天赋如此出色，我一直认为你最有希望出类拔萃，出一流学术成就。告诉我，你是否真的对学术研究、学术生涯有兴趣、有激情？”

多年的经历让我清楚，一个人如果对他从事的工作没兴趣、无激情，尤其当他做的是学术研究时，那么，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别人想不到的创造性成绩，那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难！每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只会是应付，不会钻进去的，那样他自己也会痛苦、很累。

张三回答说：“对学术研究谈不上有兴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但这不是我的兴趣与激情所在。”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来期许厚望的博士生，对我们的专业也就是如此。我接着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申请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为父母要我这样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学都这样做。”

很多年来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较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我见过的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 “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很多人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有得人是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职业和做人

下面这个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来三个实习生，分别是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美国实习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马走人。他对一些问题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谈，一分钟可以讲完的问题，能讲五分钟。 中国实习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爱多说话。

印度实习生工作做得没有中国实习生精细，但也不差。虽然讲话带有口音，但最爱发问，擅长表达自己。 在实习期间，学到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实习生，但是，最后人们最能记住的是那位印度学生。

这个故事当然是中国人喜欢讲的，因为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按照这种我们熟悉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实际是想抬高中国人、贬低印度人，也包括贬低美国人，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这种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也正因为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所以，反馈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就变成了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实际上，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职业培养是为了饭碗，而“做人”的教育是为了让人不只是职业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许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即使我们走出企业领导、政府领导阶层，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获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学，也可以是通过上网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但，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人不在“软本事”方面追赶美国和印度，我们可能只能继续以苦力活、以低利润活为主，而高利润、高收入的工作则继续由美国和印度人控制。

中庸和孝道文化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在中国，别人说“你的孩子好听话”是对你子女的表扬，父母也会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国生活的30年里，从来没有听到美国人以这种话去夸奖人家孩子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听话”“顺从”是贬义，是没有个性的表现，因此，没有人愿意被这样评价的。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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