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IFCII | 贝多广&秦朔：既要利润还要社会责任，弗里德曼错了吗？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既要利润还要社会责任，弗里德曼错了吗？
弗里德曼是经济学界影响力极大的一位学者，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即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就实现了社会责任。这也反映了弗里德曼的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在那时他的观点被奉为商业准绳，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但是，时隔50来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181家企业的CEO，在2019年共同签署了一个声明，立场坚定地摒弃了弗里德曼的信条，他们认为企业的使命不只是为股东创造利润，还要为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创造价值。
时代变迁，CEO们的想法变了，问题也来了，难道弗里德曼错了吗？有一家很大的企业叫Salesforce，他的CEO认为，是的，弗里德曼就是错了。追逐利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日益突出的收入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和我们即将面临或已经面临的气候灾难，许多年轻人对现行商业机制表示失望，从美国到欧洲也发生了各种“占领华尔街”的类似活动。
现行的商业机制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包容的、可持续的未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想要推出的一个矛盾的情境。秦老师，我一直在关注您朋友圈的一些文章，您对中国企业也有深入了解，做了大量调研，包括对国际企业您也反复地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想听听您的高见。
秦 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非常感谢贝院长邀请我一起来探讨这个非常有历史纵深感，同时也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我认为在过去，其实并没有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把握1976年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这篇经典文章的核心要义。1970年文章发表后，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就成了弗里德曼的一个标签。这篇文章我读过很多次，这个标签严格来说并没有错，但是他推出这个标签的过程往往被忽视了。
弗里德曼大致逻辑是这样的，他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机制的信徒，在他那个年代非常反对政府干预，也反对所有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这是大前提。他认为，企业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经理人同时是企业主，这样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另一类企业是雇主聘请代理人，从这个意义上，代理人可能是CEO，可能是总经理，但都是为雇主服务的。
我们先看为雇主提供服务的比较大型的企业经理人的情况。弗里德曼认为，你的责任就是在雇主给予你的授权范围内，把时间精力用于为雇主服务。雇主的要求是在基本的社会准则下追求最大的利润。什么是基本的社会准则？一是法律，二是伦理。弗里德曼不是没有社会向度的观察，而是他认为这只是基本的要求，法律和伦理，符合这些基本的要求，符合这个底线要求之外，你的职责就是去赚取利润。
你个人可能有很多社会情感，但是，你的时间是通过契约跟公司、跟雇主签订的。所以，你要把你的精力用于为他去创造价值。在非工作时间，你个人可以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但是你对这个企业的责任就是去帮他赚钱。
你可以有社会的情感和价值观。比如，你觉得社会的通胀很高，但是你不能因为社会通胀很高，作为CEO让所有产品不涨价，甚至降价。你也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污染，但是你除了让企业在污染方面的投入符合社会的法律要求之外，不应过度地去提高这方面的环保标准，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社会对你的要求。你也可以对很多国家的难民有情感，但是不能以雇佣难民到自己企业里工作的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反而把很多有技能，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人拒之门外。
所以，弗里德曼所讲的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的责任不能是花别人的钱满足自己的社会价值判断。换句话说，花股东的钱来满足自己的社会价值偏好，这是他讲的第一种类型的企业。
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就是“你”相当于这个企业的企业主。理论上你可以支配你所有的资源。但是你在支配这些资源的时候，比如你这个企业主要服务于某个社区，做了一些社会公益，对社区有一些捐助等，但目的是为了在这个社区有更好的影响力，从而可以更便捷地获得更多雇佣者的加入，很多人因为喜欢你们企业，从而加入了你们，也可以帮助开拓市场。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虽然看起来是对社会慈善事业尽了一些责任，但是其实是为了商业利益进行的一种营销投入，把这种营销投入当成社会责任只是在涂脂抹粉。当然，弗里德曼这篇文章还有其他论述，但大致描绘了这样一个轮廓。
当然，今天来看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都有很多企业家非常反对弗里德曼的观点。在2005年前后，Whole Foods的创始人John Mackey与他有过激烈的辩论，当时弗里德曼已经93岁了，他还写文章。那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来探讨这些问题，观点大致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利益相关方、社会契约理论等等。虽然弗里德曼现在还被声讨得比较厉害，但是，我们仔细看这篇文章，还是有很多自洽的、并且今天看来也仍然很有意义的内容。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我觉得从他自身框架理论来说，确实是自洽的，也就是企业的目的是什么，企业自身的责任不是包罗万象，代表社会所有方面。社会是分工的，而企业主就是创造利润，提供就业，然后给社会创造价值。但是，我们最近在研究社会责任投资时看到一些现象，有一些不管是管理层还是企业家，他赚钱的同时也有社会责任感，从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捐助公益事业或者去尽社会责任。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是两张皮，赚钱归赚钱，也可能污染归污染，涨价归涨价，对员工的要求归要求。
安慰心灵也好或者确实有社会责任感也好，或者像弗里德曼所说，实际上最后还是为企业形象包装也好，去做一些公益。我们现在号召改变这种做法，希望人们在做企业主业的时候，就会开始关注社会责任，比如绿色、碳减排，这些东西能贯穿在主业当中。尽管在过程中可能会增加成本，但是把本来的外部性作为成本内部化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后，好像更多人更认可这样的观点。
秦 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对，贝院长，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企业与社会价值、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您刚才提到的外部性如何内部化的问题，如果造成负的外部性，需要通过比如征收污染方面的特别成本，如现在的碳税等等，事实上就是把外部性的东西内部化，把对社会成本的占用表现在损益表上，这个更多是通过国家法律来实现的。
第二阶段，刚才您也提到了，美国CEO圆桌在2019年的会议，也和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强调的利益相关方理论相关联，即企业不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工具，而是使利益相关方总体福祉最大化，为了更美好的世界和未来的一个综合平衡的产物，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第三阶段，刚才您也讲到很多企业做公益等等，公益里面也有“捐”，后来是“助”，怎么去“助”？授人以渔。到后来比尔·盖茨等等通过基金有很多“创”，事实上是通过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公益企业等去创造。
最后一个是试图把企业的战略性发展和对社会价值的承担融合在企业的战略与执行之中。比较早期的是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理论，他所讲到的创造共享价值，比如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是绿色，就应该尽可能在所有地方比如包装材料里尽可能使用可降解材料，可降解材料也可能使成本更低，这样其实也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
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全球性的公司把ESG等作为自己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把过去我们理解为是外部的社会化指标都变成了企业内生的一些理念和战略，并且去执行。比如，我曾经去日本东京花王公司总部做调研，就调研他们的ESG，他们把整个公司的定位，公司口号以及公司行动都做成KPI，然后下放到每个部门里去落实，把所用的材料，公司创新，包括对母亲儿童的保护都细化成业务指标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对，讲到这里让我想起，在我学习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在学校开始接触经济学时，确确实实也都是讲利润至上，股东利益最大化。应该说，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这个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我现在反思起来，80年代可能是全世界正好处于自由化浪潮中，我们恰好在那时学习经济学。当时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是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像在英国搞私有化也是轰轰烈烈。所以，在那时我们接受到大量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思想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的烙印。
现在回顾起来，就是我们这一代人，1977、1978这代人，当时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对我们转变思想，冲破思想禁锢确实有它的历史作用。80年代那个时间段，西方一些占主流的思想对我们影响较深，某种程度上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真理了。但是现在来看，可能不是很全面。比如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我国在建设资本市场时，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在发育过程当中，领导、监管者、决策者也是认为资本市场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所以，现在反思可以看出，我们这代人实际上严重受到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但是，近几十年的社会演变，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还在坚持，实际上是受当时教育的影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也在慢慢转变，考虑经济发展，比如包容性发展，比如社会公平正义，这些理念慢慢在树立。
而且恰好在21世纪这个时间段，似乎全球又开始重新认识这个过程，在我来看，至少现在的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认识上的提高。弗里德曼有他的时代背景，有他的道理，但是到今天，我们如果停留在那个阶段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步入考虑得更完整、更全面的历史进程。
秦总你们当年应该也看到，大家讨论得特别多、经常讲的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看不见的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它几乎是万能的。我们在研讨亚当·斯密的时候，比较强调他的《国富论》，因为他的《国富论》主要讲这些东西。但是往往忽略了他的另外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亚当·斯密，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经济学的老鼻祖，看到当年那些思想大家，也不仅仅是简单地认为为了利润可以放弃其他东西，而是比较强调道德情操、社会的同情心、利他，这种理念实际上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
秦 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是的，亚当·斯密不仅强调无形的手，《道德情操论》也非常强调同情心，强调同理之心。今天来看，特别是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2010年主权债务危机以后，在资本主义内部对于当年弗里德曼这种无限制的扩张的思想也在不断反思，他们也出了很多著作，像《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等等。
大家主要是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呢？第一，资本追求的全球利润最大化与价值在地化的实现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资本通过全球的各种洼地，各种税收的安排，以及全球化的很多便利，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但是，它其实在本地并没有留下很多价值。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也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注重在地价值的合理分配，不能只是在全球追求一个最大总价值的实现。
第二，弗里德曼那个时候对于全球普遍的联系的关注度没有那么强，因为那时还在70年代，但是后来80年代，在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之后，资本的全球扩张非常强劲。全球越来越联系在一起以后，会发现中间很多的关联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一个地方的碳排放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全球海平面上升，一个地方的一场战争，像现在的俄乌战争也可能造成非洲的难民增多，它的关联性非常大。因此，最近这些年普惠的观点、互惠的观点、包容性增长的观点等等就开始流行。
具体到中国，我觉得中国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其实是两头不到位的。第一，在比较经典的资本主义框架下，或者在自由经济框架里面的合规、诚实、守信等方面，我们就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爆雷”，包括资本市场里康美、康得新事件带动的对公众利益的剥夺，这些企业不仅没有承担社会责任，连基本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方面的法治化都没做到。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以一种吊诡的方式去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不少房地产开发商跑去扶贫，甚至付出很多人力和财力，但是他连自己的供应商的利益都完全不顾及，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相对于弗里德曼那个语境下还不一样，或者说更加复杂。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我正好查到弗里德曼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个评语，他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他讲了这个相互之间某种辩证关系。所以实际上弗里德曼有他自洽的理论，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刚才秦老师说的，行动反而是有点扭曲的。我倒是认为您刚才讲的房地产老板那些行为，倒是反映了其实他做很多公益，并不见得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心，而是为他的品牌形象服务的，最后也是为了他的利润，这倒是符合弗里德曼对他的评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弗里德曼也认为，企业就该追逐利润，政府应该去建立规则，企业就是遵守这些规则就行了。企业也没有能力去参与这些规则，或者在行为中去促进社会公平。好像这点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您在探讨国内国外企业当中，有没有看到企业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或执行，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是能发挥作用的吗？
秦 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刚才您说得很对，弗里德曼觉得社会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企业纳税以后，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体系，通过政府那套官僚的架构去解决的。现在从全世界来看，我认为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还是应该政府、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教育等等成一个合力，都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各自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其实政府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效率、Performance Review如何去评估，可以从企业的一些精益化管理，注重反馈，注重效率等等获得很多工具，企业也可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包括一些紧急事件、公共服务，这不仅仅是公益，本身也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战略性的意义。
中国现在像腾讯、阿里这一类平台性经济，为什么这几年在社会事务的关心上花了很大力气，并不仅仅是政府有很多对平台经济整顿和要求的结果，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的流量红利已经见顶了，现在我们网民已经有10亿多了，像QQ、微信、支付宝、微信支付用户可能都是10亿级别，或者稍微少一点，其实它很难再新增。
这种情况下怎么进一步发展呢？从商业角度，过去不是目标用户的那些人，就应该是下一步的服务对象。比如腾讯很关注老年人群体，到现在投入都是不挣钱的，是通过一个实验室进行，去一些养老机构里通过技术手段帮助老年人，比如老人跌倒的时候能很快地报警，通过一些红外设备，包括将来一些可穿戴的设备等等。现在做这些事表面看是在做社会责任，但是事实上新的用户可能慢慢一部分来自于老年人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长远的社会考虑与商业的考虑也可能形成一种吻合。比如老年人怎么坐地铁、坐公交，将来能不能在地铁刷脸，不能有很多很复杂的方式。又比如我们国家残疾人大约几千万，这么多人，现在如果被排斥在数字化力量之外，无论是从包容性，还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包括一些软件应用公司，形成了一个无障碍联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从听觉、视觉、触觉各个方面，希望数字化工具也能够被这些人使用。
所以，企业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但是最终是可以把自己的技术和核心能力与社会的痛点、难点、敏感点相结合，能够为自己找到更宽阔的道路。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成熟社会”和“不成熟社会”，这可能是一个重要标志。比如这两年在研究社会责任投资过程中，就发现我们国家有一种财政拨出来的资金款项，叫道路救助基金，万一发生车祸，发生死亡事件，受害者可以向政府去申请救助。但是，这个资金实际上被使用得非常少，没有人真正去使用，而且政府也很难判断个人申请这个基金是否合理的。后来江苏省有保险公司和商业机构来帮助管理这个道路救助基金，商业机构参与进来，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来判断事故受害情况，理赔标准，先垫付抢救费、丧葬费，特别是经济困难的提供补助，通过商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令我很感动，实际上这也反映了一个成熟社会中，一些商业安排参与到社会的责任当中，政府与企业相结合解决社会问题。类似这种案例逐渐增多的话，各个国家处理社会问题实际上是找到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做法。
秦 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这个案例非常好。我也分享一个案例，与我们国家应急处理相关，针对比如说猝死或者突发性疾病如心梗、脑梗等，其实我们最近身边，包括一些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非常令人痛心。像这种情况，中国有很多机构包括非营利组织都在参与，做救助培训，培训如何更快运用应急设备。有些互联网公司，一开始想救助内部员工，一个大楼里可能有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有救助的设备，关键还要懂得怎么使用，这是需要全员培训的。慢慢他们可能考虑这样的系统能不能用到社会上，一个人倒下了，但是倒下后如何发出求救信号？过去说用手机，可是在一些中小学里是不能够带手机的。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要考虑一些可穿戴设备，在特定应用场景下进行安排。
比如，腾讯在南京大学就在做试点，装很多设备，进行很多培训，因为大学里的志愿者相对较多，但是他们也感受到很难在全国推广。
将来可能需要把医院、公安局、社区等，把各种各样的应急、救急信号统一到系统平台，一个人倒下，他可穿戴设备可能不需要用手操作，但能通过说话，甚至通过表情也可以触发一个应急信号，信号进到系统，可能让在最近范围里受过类似训练的人可以很快过来。但又涉及一些法律问题，就是如果你想救人，但是万一救不好怎么办？
我跟他们探讨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问题的的确确需要打破门类的、部门的、企业的、政府各种各样的边界，整合信息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贝多广
IFCII 秘书长，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院长
秦总，您今天讲得非常好，我也非常愉快，可以有这次比较深度的探讨，希望今后也有机会。本来我还想讨论一些企业家精神，关于您最近写的一些好文章，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感谢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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