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演变路径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演变路径及当代价值

摘  要：从精神、意志、理念出发，将人归结为某种精神属性，或者把人看作特殊的、高级的生物种类，从生物特性来理解，注定不可能实现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根本变革。从“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体”，再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最终回到现实社会中的现实之人上来，实际上得出了改变社会关系就能改变人的本质，就能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的结论。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动态的、变化的，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完善，社会公平正义渐趋实现，人将摆脱自私自利的暂时的本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我们也终将看到不同于自私自利的人构成的市民社会的新社会。

关键词：人的本质；社会关系；当代价值

社会是人的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所有哲学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是“人”学。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表达对人、人性、人的本质的看法，而且往往也都是从对人的分析开始展开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例外。人不是什么、是什么，究竟如何认识人，如何看人的本质，如何认清现实之人，如何预判未来之人的发展前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回答的重要问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其成熟的理论观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对于回应今天存在着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模糊观念，仍然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一、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人是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哲学理应从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人本身出发。但哲学一旦介入到对人的理解，往往遵循的是与之相反的逻辑。很多哲学家会先设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并提出一种应然层面的人的概念，然后再去反观现实社会中的人，得出现实中的人根本不是人或离真正的人还有一段距离，需要努力再进一步让人真正成为人的结论。这种理论逻辑的立足点不是实然的人而是应然的人，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是什么，它把理论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分离开来，使人成为一种远离物质生活、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的存在物，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以为谈的是现实之人，实际上谈的只是建构出来的关于人的观念，只是“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

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黑格尔以及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甚至还有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这种逻辑。黑格尔是“把观念变成了主体”的思想家，“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1]207。把人的本质定位为自我意识，把人理解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实际上是对人的抽象设定，是把人的本质设定为思想或精神。这样，自我意识就成为了主体，人倒成为主体的谓词。言外之意是，那种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没有自我意识，人就不是人。所以，“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1]357。自我意识设定了人，人成为了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的人。

费尔巴哈主张从人的关系出发去把握人，这种思路在马克思看来是对的，但“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1]530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上并没有回到现实的人的关系去把握人，只是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只是从爱与友情的关系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认为有爱与友情而且是有理想化的爱与友情的人才是人，这实际上与抽象出精神属性，把有自我意识的人称为人一样，也是先天预设了人的本质。

这种逻辑就是抽象之人的思辨逻辑，是背离我们的生活常识的，无论构思再巧妙，都存在着根本的颠倒。但正是这种颠倒的人的逻辑，很容易获得哲学家的钟爱，为什么会如此？它有什么价值所在？仔细思考会发现，它揭示出现实之人与理想之人的差距，能够使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显得更有力量，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哲学对现实的批判功能。而且，从抽象、理想、应然层面的人出发，推崇某种抽象理念、自我意识、绝对精神，赋予客观世界、现实社会以规律、价值、理念，会使独立的、散乱的、杂多的构成要素以整体的、总体性的图景呈现出来，从而有利于人们相信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要知道，对人、人性、人的本质的理解从来都不单纯是纯哲学的遐想，而总是基于对更理想社会制度的想象与设计，这种哲学设想出人应该达到的境界，社会应该达到的状况，会增强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刺激人们对社会进步的追求。这种逻辑对哲学家而言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不管能否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仅就理论建构本身而言，它就是有独特魅力的。

问题在于，一旦以抽象之人为前提，历史活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变成某种理念、某种精神的抽象思辨。马克思因此批判黑格尔（也可以用在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以及费尔巴哈身上）“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201。完美的自我意识的人是不存在的，这种哲学只是在精神领域、在理念领域设想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回归，实际上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没有看到现实的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它所面对的只是观念的世界、理念的世界。归根结底，宣告理想层面的人在现实中异化了，通过想象美好之人、美好社会，通过批判现实是不能实现人的回归的。

思辨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性被忽略，主体变成了理念、精神甚至变成了哲学家、思想家本人。这种哲学因此不是关于现实中的、历史中的人的理论，而只是关于哲学家、思想家本人的理念的理论，是哲学家本人对现实之人的抽象建构。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以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成为一种“思想史”、“观念史”。它提供了解释世界的模型，但却喧宾夺主。它成全了哲学家的理论雄心，但对人类社会的现实运动的客观进程却难以起到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德国哲学传统的原因，他认识到哲学体系在黑格尔这里已经完结了，现在需要的则是让哲学回到现实，从天国回到人间。

在1843年写就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德国思辨的法哲学置“现实的人”人于不顾，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他宣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这已经说明，25岁的马克思已经不满意于先前的哲学家从抽象的人的想象出发去思考人，而努力追求回到人间去思考现实中的人。要真正认识人，要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就得防止把人变成“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要直面现实，要从现实的人本身出发，而不是去设想完美的人，不是从人的某种精神、意志、理念出发。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这是要打破哲学介入人、介入社会、介入历史的固定思维或传统模式。

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体

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马上就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实际上也曾试图理想化、抽象化地建构人，对人进行先天预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选择从人与动物的区分、从物种的生物特性去界定人，而这是中西方传统哲学一直惯有的思路逻辑。西方传统往往强调人是“理性欲望结合体”，是拥有物质需求（在各个哲学家那里其内容不同）、富有经济思维（为了自由、财产而与他人交往）并善于利用理性参与政治事务的人，中国传统则强调人是“道德生命体”，只有讲道德的生命才配称得上人。尽管有所差异，但基本设定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然存在的人与动物一样也是一种物种，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人才能超越动物，才能作为“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有所区分。

从生物性、从类的本质上来界定人，无疑就会落入这样的逻辑。马克思应该说也沿袭了这个套路，只是他认为的人应该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体”。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存在看作为类存在，人的类特性不同于动物的类特性，在于它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直接区别开来。人有意识地把自身当做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并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能自觉地把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识的对象，而动物的生命活动不是自由的、也不是自觉自主的，动物只能为了维持肉体生存而活动，它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不能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对象。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被马克思称为生产劳动，但它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或从事的生产劳动，而是理想层面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基本特征是自由、自觉（有意识）、自主，它是能展示人的生命力量并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劳动。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的本质也就在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世界中显示出来。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证明他的生产是能动的类生活，也正是通过这种生产劳动，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这种生产劳动绝不是谋生劳动，不是只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或者增加财富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吃、喝、生殖的活动只是动物的机能，只能从事谋生劳动而不是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其实就表明人不再是人，不符合人的类本质。

只有从事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也即生命活动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真正意义上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在外化、对象化的过程中产生出私有财产，成为异化劳动，人根本没办法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反而作为非人化的存在物被生产出来，“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1]171。人变成了非人化的存在物，人的活动变成动物的活动，变成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人因此变成了动物般的存在。这就是说，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成使人不再是人，人的劳动过程、劳动产品、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本来都是人之为人的表征，现在都变成了完全异己的力量，最终的结果是“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人复归于人的过程，其基本逻辑是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生产劳动，这种作为人的本质的活动成为异化劳动，只有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回归。他此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89。只有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财产，人才能真正回归到人，才真正成为人。可以说，将人的类本质看做自由、自觉的劳动，而把未来社会构想成摆脱异化劳动、促使人的类本质实现的理想社会，这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逻辑是相似的，马克思此时并未走出从设定抽象之人到构想理想共同体的窠臼。

当然，马克思已经与其他哲学家有所不同了，他更加强调了劳动的重要性，把那种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精神的人变成从事自由自觉劳动的人，他所讲的劳动虽然不是物质生产劳动，但为后来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在政治经济学中确立劳动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生命活动和异化劳动的对立，马克思发现了人的劳动的现实性，发现了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割裂，实际上也已经赋予劳动一定的社会性、现实性，正视了现实之人的生活状况。马克思认识到，人是自然存在物，既是能动的、有自然力、生命力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他也从历史的视野看待私有财产，而不是空谈理想之人而否定私有财产，他看到私有财产的价值在于它本身是劳动的产物，现在需要的是扬弃它的形式，摆脱异化形式、私有形式，使人的本质力量真正复归于自身。

马克思相信工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信它的发展对人的本质力量呈现的作用，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在于人们的劳动本身，人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解放，“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196。人类社会历史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192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现实基础，人在这种连续的社会历史中不断丰富自己，实现自己。将人的劳动放在历史的进程中思考人的本质问题，说明马克思已经有足够的储备去重新思考现实之人的现实生活了。

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如果把人看作抽象之人，归结为某种精神属性，或者把人看作特殊的、高级的生物种类，从生物特性来理解，就注定不可能实现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根本变革，也注定不可能实现哲学的根本变革。一套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哲学，必须回到人的世界中来，回到现实社会中的现实之人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认识到，人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但哲学家在理论的建构中，往往撇开历史的进程把人抽象化、一般化、空洞化，总是“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把人的本质只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此时的马克思基本上要宣告与费尔巴哈分道扬镳了，他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理想的伦理关系，而变成了现实的关系。这个论断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对西方哲学传统把人看做抽象之人的进路进行反思，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这篇提纲因此不仅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也是“新的人的本质观的天才萌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真正摆脱了在思辨的天国去设想人、想象人的逻辑，瞄准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强调的正是：“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1]525他们的唯物史观找到了现实的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525-526

历史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人，历史是现实的人构成的历史，它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不是经验主义描述的僵硬事实，也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人是我们要认识的感性对象，也是感性活动的承载者，只有立足于他的实践活动，他现有的社会联系，他周围的生活条件才能够认识他。要说明的是，对现实之人的关注，对人的物质需要、现实生活的关注，自然就没有那种建构在抽象之人基础上的理论那么具有哲学性、思辨性。但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哲学家如此建构理论更应该得到支持，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感受思辨哲学体系的魅力，更多的人需要的是能够改变历史进程、服务社会大众的“实践”哲学。况且，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魅力，本身也具有理论的厚重性、哲学的深刻性。

历史中的现实之人进行实践活动，必然处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自然应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界定人，从具体的、现实的关系来理解人。人是关系中的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因此也是关系的世界、关系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2]108，“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724社会是由在一定关系中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3]408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个人构成了社会，而是关系构成了社会，或者说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非常重要的前提。

世界也不是在人之外的对象世界，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它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的感性活动、人的生产和创造，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因此世界是人的世界，不能仅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而应把它当作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当作主体来理解。人所面对的、所身在其中的世界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产物。马克思借此将“世界”拉入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打通了“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前提。我们会明白，世界为什么是可以解释的，又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世界本身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就是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它，改变它。而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世界”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也就被改变了。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活动、人的观念、人的关系本身。人们认识感性世界，也就是人认识自己的实践活动，认识人与人结成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从前的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99。

社会历史中的人，面对的问题恰恰是根本没有办法掌控这种关系。人的关系不代表人就能够随意地操控它，关系一旦生成，人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反而还会被这种已经结成的关系所塑造。人的本质无法达到哲学家所设想的理想状态，或者无法实现我们想象的应然的人的状况，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社会关系本身。马克思实际上指认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无奈，人的关系不是由人来决定，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临近结束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相对孤立的一句话：“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1]587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旨趣意义重大，因为它实际上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整个哲学思考的终极问题，他们要思考创造历史的人为何会遭遇到如此困境，自己的关系、自己生命的力量成为外在于人的“物”的力量，人被自己的力量，被自己的关系所压倒。

人类社会的归根结底的问题就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属于人自身，而不是成为人本身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就在于如何通过改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改变人的本质，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正是从这种关系性出发，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马克思为什么曾这样表述：“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1，也能够更加明白他对“解放”所做的明确界定，“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自身”[1]46。人的世界即是人的各种关系，让各种关系成为人能自己主宰的关系，也就是让世界回归于自身，也就是让现实中的人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人。马克思主义所需要努力的目的恰恰是通过理顺各种关系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

四、注定是自私自利的吗？

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中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由社会关系所决定，说明它就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永恒的，说明了它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不同的社会关系，会塑造出不同的人。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理性判断、宗教信仰、道德品质、爱恨情仇等人所特有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人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因此不能指望提出一种适应于所有时代的人的本质的属性，不能把某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人的本质说成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人身上。

人不是生来如此的超验的存在，没有抽象的恒定的人的本质，但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恰恰就是，把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当成人的永恒的本质，把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当成永恒的人。现在依然广泛流行的观念是，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贪婪的，这是其不可改变的本性，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把人想象成这种人，都要围绕着克制人的这种本性展开。问题正在于，人注定是本性自私的吗？注定没办法改变吗？

这种假设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原因在于它确实是符合我们现代所处的社会的，符合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历史阶段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就是有着独特的利益，并能运用理性去实现他的利益的自利主体。资本逻辑支配之下的市场经济则要尽可能激发出人的欲望，使人成为永不满足的贪婪之人。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必然要被塑造成为这样的人。一些人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市场经济是最符合人的自利本性的，因此是最值得称颂的经济形态。其中的逻辑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似乎利己是本性，是天生如此，先有了自利本性，后来的市场经济符合了人的这种本性。这是一种颠倒，不是人的自利的本性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相反人的自利本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自利的经济人正是市场经济塑造出来的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没有明言，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倾向于把所有人都变成“资本人”，这种人思考问题、做任何事情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没有利润、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有没有金钱的标准来思考，他们忙碌于占有更多的钱，用更多的钱再生更多的钱。

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今天的部分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贪婪的，就相信所有人永远都是自私自利的，就相信自私自利是人之为人的永恒的本质。这种思考，必然会陷入到马克思所批判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中，即“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只看到一个又一个为了一己私利的个体构成的市民社会。我们对人性不要太悲观，不要认为人的自私自利是无法改变的。如果承认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不可改变的，那也就承认了人类社会、世界的不可改变性，承认了我们就注定生活在所有人以所有人为敌的状态，也因此承认了我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就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人”，自私自利、贪婪无度，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社会也会被糟蹋。

我们要相信人的社会关系的可改变性，以及人本身的可改造性。社会关系本身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也就创造了改变人的前提。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动态的、变化的，现实社会中的人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完善，社会公平正义渐趋实现，人将摆脱自私自利的暂时的本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我们也终将看到不同于自私自利的人构成的市民社会的新社会。我们也终将看到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同于自私自利的人构成的市民社会的新社会。站在人学的立场上解读，马克思主义试图让人们摆脱的恰恰就是这种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正建立在人可以改造的基础上，自利主体构成的市民社会被改造的基础上。

共产主义方案主张“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要激发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致力于祛除对立性、私人性、狭隘性、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它要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使每个人的需要和享受摆脱利己主义性质。人因此就会走向全面的人、完整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当然是马克思对未来之人的设想，也是他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人的问题上提出的方案。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没有看到它的出现，就认为这种理论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如果我们对人自己有信心，我们就应该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将会逐步把这一图景呈现出来。

原文发表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