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顺势而为推动改革的典范

40年前的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四十年后，当今中国正在推动新一轮改革，值此，界面新闻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以及中国接下来的改革推进等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程美东

观点提要

· 先从教育上改革，反对者少，拥护者多，很容易获得人心，而且它产生的政治效应很明显，能够使大家更加厌倦阶级斗争，进一步对文革进行否定。

· 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但是它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 1978年的5月，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看出这对于解放思想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关注的话，真理标准问题后来未必会成为一个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政治问题。

· 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松绑，有利于我国探索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不能一说三中全会，就觉得它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是过度解释。

· 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恢复了中共八大关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路线；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为61人叛徒案、彭德怀案和陶铸案平反，文革基本就结束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1976年，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彼时，在“十年动乱”和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而世界范围的科技浪潮正蓬勃兴起，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首改革开放的起点，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召开过程与主要内容以及会议的重要意义，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程美东。

长期以来，程美东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曾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长期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历史。

以下为编辑整理后的专访实录，受访者已阅。

大转折前夕

界面新闻：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点，但在此之前，粉碎“四人帮”等事件是不是已经意味着中国转变的开始？

程美东：现在讲改革开放的转折点，普遍认为的确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但是要讲转折，必须要从1976年反“四人帮”开始，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转折事件。因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就是“四人帮”，所以把这些文化大革命思想路线的执行者、理论的炮制者控制起来，虽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扭转，但实际上已经宣判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破产。

界面新闻：文革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段时间，国内政治力量发生了哪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有利的结构性变化？

程美东：到文革后期，当初积极支持文革并且一度获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几股政治力量已经渐渐地淡出核心权力。而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这个格局为后来顺利地清除“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由于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这三种文革积极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并且，到了文革后期，军事领导权基本上回归到那些党内曾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才没有出现混乱，而此后这股力量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发展，只有那些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形成的老领导才能引起他们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元老们对“凡是派”发动批评，军方自然不会支持“凡是派”。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大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

界面新闻：当时国内的政治、社会状况如何？是不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党的工作重心要发生变化？

程美东：1976年到1978年，也就是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年时间里，社会解放的程度加大。1976年，逮捕“四人帮”就是宣判文革的破产，一年后，中共十一大宣布要结束文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事实上早在1975年，原国家计委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就指出，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但是按照集体化的方式，农业的产量不可能提高，所以这实际上就对改革提出目标，从而推动农村的改革，同时给后来探索新的体制，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一个合法性——为了实现农业产量的提高，找寻一种新的办法。

1976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则有更深刻的含义——中央要抓农业了。学大寨虽然仍属于集体化运动，但在当时来说，这不可能突破，也不敢突破，重点是释放一个促生产的信号。华国锋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可以看出，华国锋的讲话特别强调了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指出农业学大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总的来看，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直至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整个中国的社会控制明显减弱，无论党内各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由于鉴于文革无法无天的教训，对于刻意整人的把戏已经厌倦，特别渴望民主，从而形成了一定开明的氛围，没有这个氛围，人们自然不敢畅所欲言，那么要想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界面新闻：在文化领域有没有一些转变？

程美东：思想文化领域慢一些。在当时来说，思想路线不可能没有转变，但粉碎“四人帮”后，思想文化领域很乱。因为批评揭发“四人帮”，实际上直接或者间接将矛头对准了毛泽东主席，对准了中央。这在当时来说有利有弊。好的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揭批，使文化大革命路线不得人心，使它的合法性从理论上和情感上被削弱了。然而，“四人帮”不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来从事工作的。文革结束之后，国内就出现了被非议为“非毛化”的担心，比如当时国外认为中国发生了政变。这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因为客观上来讲，粉碎“四人帮”的确是对毛泽东主席晚年思想路线的否定，那么华国锋和当时中央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疑虑，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是否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

界面新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哪些场合开始为三中全会做准备和造势？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程美东：不能说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的过程中主动造势，因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从思想逻辑上来说，三中全会的确符合邓小平的政治理念。

第一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是个比较务实的人，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20年我国都在搞阶级斗争，使经济建设受到影响。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命脉，1959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之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作为中央负责人亲自参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文化大革命使这一思路暂被搁置，1973年之后，邓小平逐渐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他很快就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科技和教育”的基本思路没变过。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的纠正，也是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

第二点，邓小平在恢复职务之前给中央写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说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这个是很高明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毛泽东主席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紧接着1978年的5月，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看出这对于解放思想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关注的话，真理标准问题后来未必会成为一个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政治问题。

界面新闻：那陈云等老同志在邓小平复出期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程美东：对于邓小平复出，陈云这些老同志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即便没有陈云等老同志呼吁，邓小平也会平反和复出，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批邓”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已经不存在了。

实际上，1976年10月份的报纸还有“批邓”的文章，但到1976年12月份之后，基本就没有了。所以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是顺势而为。第一，邓小平在1975年被停职是因“四人帮”而起，“四人帮”倒了就证明邓小平当时是对的。第二，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为了纪念周总理，“四人帮”是积极压制纪念活动的，他们倒了，就证明压制纪念活动错了。第三，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产生的最高层领导人，从政治路线来说，他们有很多共识。第四，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于邓小平的待遇越来越趋于解放。韩钢教授有文章指出，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1976年12月初，邓小平前列腺病发，到301医院治疗。当邓小平还在301医院疗养之际，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就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工作，华国锋均未反对，只表示，“要做党内外转弯工作，水到渠成。”第五，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可以依赖的力量只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文革中的造反派属于“四人帮”路线的人，启用新人暂时来不及。而这些文革前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拥护邓小平的，尤其是军队干部中，拥护邓小平的很多，这个不仅仅是政治路线一致的问题，也与组织系统有关，邓小平长期担任129师政委，在当时的军队很有基础。以上几个方面说明邓小平复出是客观必然，谁也挡不住。

所以，1977年3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王震等老同志最大的功劳就是逼迫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面明确表态邓小平跟“四五事件”没有关系。并且，华国锋明确说出中央要给邓小平平反，但是要堂堂正正，要找合适的时机。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华国锋此前对邓小平复出一事主要有哪些担忧？

程美东：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他反复解释，总是强调“水到渠成”。他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的确有可能出于巩固自己的位置的考虑。但在当时一下平反“四五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确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的，关键是离中央下的有关通知还不到半年，突然推翻这个世人皆知的毛泽东主席生前钦定的政治案件，华国锋的确担心党内、国内的人士的大脑能否接受转得这么快的弯。同时，他粉碎毛泽东主席信任的“四人帮”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毛泽东主席晚年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现在却对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的邓小平又这么快地加以平反，群众会怎样看待他呢？国外已有“非毛化”的议论，“四人帮”一伙则公然叫嚣华国锋是在搞政变，这个时候立即平反“四五事件”和让邓小平复出，对于一贯谨慎处事的华国锋来说，不能不说有相当大的顾虑。所以，这种因素也加重了他不敢主动积极地平反这两个案件的心理。

在关于“四五事件”的性质的认识上，与对邓小平的被打倒的认识一样，华国锋在当时也是知道其冤情的，否则他怎能在1976年10月在听取宣传口的汇报时明确指出“‘四五事件’要避开不说”？对于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生前钦定的案件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宣传，只能说明华国锋本人在内心是不赞成那种处理结果的，而从多种因素考虑，又不得不先维持现状。

界面新闻：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一度使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刷考卷，作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为什么恢复高考在邓小平看来是迫切的？

程美东：在邓小平当时主管的领域里，高考事关重大。因为它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四化建设的人才培养问题以及年轻人的命运问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工农兵大学生实际上是政治挂帅，是各级领导干部子女或者关系户的特权。

在我看来，高考制度的恢复，是邓小平执政思维的自然流露。他能当机立断，在1977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管教育，恢复高考可能要推迟或者采取双轨制：一部分高考一部分“工农兵”。

为什么在当时是迫切的，尽管8月已经过了正常高考实施时间，但邓小平知道有些事情越拖越麻烦，先从教育上改革，反对者少，拥护者多，很容易获得人心，而且它产生的政治效应很明显，能够使大家更加厌倦阶级斗争，进一步对文革进行否定。教育战线首先恢复，紧接着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也就逐渐恢复。并且，教育改革客观上为下一步的思想解放准备了人才，也为实践逻辑提供了基础。

转移工作重心

界面新闻：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出现了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邓小平也不断强调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一理论问题是如何厘清的？

程美东：这是个经济问题，因为我们长期搞“一大二公”，忽视了价值法则。实际上坚持按劳分配不能说是邓小平一个人的贡献，因为此前国内就有人主张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坚持按劳分配。华国锋、李先念等人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与我们理论界的研究不无关系。当时给中央起草报告的理论界人士，比如于光远和胡乔木，他们都主张社会主义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

界面新闻：按劳分配原则对于改革开放具有怎样的意义？

程美东：意义当然很大。按劳分配改变了过去“一大二公”的体制，强调个性化的生产和管理体制。过去我们不重视按劳分配，容易把经济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讨论，认为按劳分配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管理体制有问题。而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实际上都在强调体制和机制问题。就经济来说，当时要把经济搞好，就必须要有一套更科学的管理方式，而直接进行制度改革阻力太大，强调按劳分配则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和依据。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但它对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界面新闻：工作重点转移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当时提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契机是什么？

程美东：当时来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对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没有分歧。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一致的。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方面，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主张大规模引进外资，而且主张多购买国外的技术和产品，多学习国外的管理技术。同华、邓的态度相比，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他认为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而且不能花钱买一个社会主义，得借鉴和消化。而契机就是文化大革命让大家穷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达成了共识，需要时不待我地要实现现代化。

界面新闻：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国务院务虚会上也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其实也触及了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这样的讨论有何缘起？

程美东：1978年7月到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很简单，主题就是经济建设。因为1977年到1978年，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国外参观学习，发现国外发展迅猛，最出名的一个考察团是谷牧带团去欧洲五国，谷牧在报告中“石破天惊”地提出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二十年”。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比较务实的人，华国锋对农田水利和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李先念长期主管经济工作。针对多个考察队反映的情况，国务院当即提出召开务虚会，让各部门、各部委拿计划，华国锋和李先念对此都持支持态度。在务虚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次会议就准备提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界面新闻：当时党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是否已经非常强烈？是否可以说，重视经济体制的问题是发轫于此？

程美东：应该说当时是在党内形成了搞经济建设的共识，这肯定有很大积极意义。国务院务虚会再次提出我们要大胆地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改变旧的思想观。这对改革开放意义很大，但是不能简单说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因为党内对经济体制的重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文提到，农业学大寨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重心转移的标志，学大寨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农村面貌，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为大家探索新的制度形式提供了合理性。所以不能把1978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拔得过高，认为有了它，才有后来的改革，实际上党内长期有这个思想。

国务院务虚会议虽然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但重大决策必须通过党的会议宣布才算数。所以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为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证，论证集中体现在李先念的报告里。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过是对务虚会议一些观点的确认。

从理论到实践

界面新闻：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发表，这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对于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怎样的意义？

程美东：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主席犯的错误，可不可以否定？当时人们不敢直接说，但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证明，四人帮被逮捕了、工农兵大学耽误了一代人以及文化大革命是搞封闭。潜台词就是不要迷信毛泽东主席。邓小平之所以对这个常识性问题如此关注，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客观上，思想解放运动使大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言而喻，这个大讨论的终极问题就是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可不可以讨论？当时中央领导人和各大媒体纷纷表态，为党内政治权力的转换，打开了生动的缺口。华国锋在三中全会上被迫检讨，事实上就是对他领袖权威的一个挑战。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后面的政治路线也不可能改变。

另外，它直接给当时社会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方便。社会上的这些思想解放一方面对于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真理标准讨论的进行也需要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

界面新闻：在1978年长达2个月零5天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于7月28日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9月9日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和胡乔木的发言对后来的实际决策发生较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中共认识到以开放促改革的转折点，他们二人的发言对中央决策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程美东：当时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了一份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华国锋的。但是，无论是从政治运作的技巧，从团结更多的人的角度，还是从具体工作分工的角度，以李先念的名义发言可能更好。所以，不能简单把李先念的发言看成是他个人的，这肯定是集体的智慧。实际上那份报告基本是华国锋的思想，或者说至少跟华国锋的思想是一致的，把华国锋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谈话精神都吸收了。他们的发言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有帮助的。

胡乔木既是部门领导人，但作为写作班子成员，可能为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提供了一些数据和理论的支撑，他们把务虚会上各个部门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而这次会议最集中的发言就是第一要开放；第二必须要改变管理体制；第三要大规模地吸引外国的资金，要改变我们之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发展纲要。

界面新闻：无论是中央工作会议，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原定议题其实都并非是实际上在会议上得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讨论议题的变化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最初的动议是为了什么？议题的变化是否违背了会议主持人华国锋的意愿？

程美东：一讲到三中全会，好像是大家逼着华国锋表态，或者说三中全会的很多成果不是华国锋想要的，这方面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工作重心转移，这本是华国锋首先重视的问题，他非常赞成工作重心转移。至少从粉碎“四人帮”开始，他就在酝酿这个问题了。中共十一大明确宣布文革结束，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吗？

邓小平1978年9月份在东北说，“四人帮”揭批运动不要再搞了，今年年内就结束。这肯定对华国锋有所触动，所以邓小平讲话之后，华国锋更加坚定了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要为老干部们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从1977年就陆陆续续开始了，对于一些比较棘手的人，比方说刘少奇案件一直到1980年才解决。当然，在此事上，华国锋肯定不是积极的主导者，但也不是反对者，毕竟他主动解放、任用了一批老干部，对于后来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活动也没有直接设置障碍。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些事，没有华国锋的同意能够搞得成？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既是对党内、党外群众呼声的一个回应，同时也与华国锋内心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不无关系。

界面新闻：所以这样看来，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成功，它是否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呢？

程美东：要从时间和地点来说当然有偶然性。必然性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把四人帮打倒了，就意味着一批老干部必须要平反上台，必然要有所改变。要注意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个别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以后党和群众长期反思的结果，是文革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拨乱反正意识的老政治家们积极地把握了这个时机的结果。

改变中国的五天

界面新闻：现在回头看，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五天是改变中国的五天，是历史转折的五天。全会上确定的路线转变对中国接下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程美东：影响就是中国从此之后的改革就有了合理性，从此改革就不再是个遮遮掩掩的事情，搞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

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恢复了中共八大关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路线；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为61人叛徒案、彭德怀案和陶铸案平反，文革基本就结束了；第三就是布置了一些经济工作的具体思路，但具体政策在当时是难以制定的，直到1982年中央才下文件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但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松绑，有利于我国探索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不能一说三中全会，就觉得它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是过度解释。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承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反而还强调了人民公社体制。综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利好就是，第一，恢复了党的组织路线，让文革前拥护“中共八大”路线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第二，尽快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改革开放有了总的政策导向。

界面新闻：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停止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在会议上实际上并未对这个口号本身的是非进行讨论，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程美东：当时不可能对此展开讨论，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有三个，分别是农业农村工作问题、讨论十年规划问题、讨论李先念报告，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只不过是“跑题”了。阶级斗争为中心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文革的评价，在当时来说，既不可能，也不应该那样做，弯转得太快，容易出问题。

界面新闻：尽管全会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当时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一些禁区尚未突破，比如农村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未得以彻底纠正，在三中全会上下发的农业文件上甚至还写有“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关于农业问题提出的两个文件不解决问题，但是大家也并未对“包产到户”进行讨论，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程美东：当时在国内，大家把集体化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直到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所有制的情结，把所有制看作目的和价值所在。比如现在大家还在争论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如果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动摇了，那还是社会主义吗？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即便在承包经营时期，多数人也不认为它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小生产模式，并没有使中国富裕起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实行社会分工合作的大生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但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界面新闻：当时是什么顾虑？

程美东：当时大家不可能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只是把它看成临时过渡的策略和手段。在解放农村生产力方面，邓小平说允许试、允许干，让老百姓根据实践结果来投票，大家见到好就收不回去了，从而中央才能确认。如果中央一开始就做出这个决定，那恰恰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界面新闻：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意义？

程美东：首先就是改革要顺势而为。顺势就是顺党心、合民意。当时在党内党外，大家都在诉文革之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不平反很明显就会失去党心、失去民意。

其次，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领导者要善于凝聚共识。一个好的领导者善于把共识性的问题提炼出来，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性意义的理论，让大家去讨论。比如，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鼓励大家积极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达成共识。

第三，在重大决策上不要走得过急过快，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之处也在于此。为什么我们不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又比如说为什么不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在当时不能转弯过快。这些都得慢慢来，得先易后难。

第四，必须要有成熟的政治家团体参与重大变革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决策科学、有序地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制定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并改变中国，与当时党内有邓小平这类卓越的政治家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推动改革稳步前进，毫不动摇，也使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犯其他错误。

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问题。不要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央领导人点名道姓的批评是很民主的，那是特殊时期，不具有普遍性，在今天我们不主张这么做。这是双刃剑，我们不能盲目，不能无限地推广三中全会的一些民主形式。任何事情，都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是合理有效的，不顾时间空间的变化无条件地放大和缩小都是非理性、非科学的态度。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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