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蚌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演变的逻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

演变的逻辑

  孙蚌珠   

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40年，改革不同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先后有三次变化：增强企业活力、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每一次核心问题的提出都基于改革实践的要求，而核心问题的突破都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改革实践的深化。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核心问题演变的实践和理论逻辑，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

关键词：政府和企业   计划和市场    政府和市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40年，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再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不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核心问题主要有三次变化，增强企业活力、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演变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

一、增强企业活力

（一）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形成的，形成这样的经济体制有必然性。一是为了保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实现工业化是当时紧迫的任务，而走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历史的选择。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迅速有效地集中资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二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提供了示范效应。三是理论上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有可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了后来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当然，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作用有客观条件，一方面当时工业化程度低，经济结构简单；另一方面社会利益关系简单，国家、企业、个人利益契合度比较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日趋明显，弊端的集中表现是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企业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之所以把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一个重要原因是政企不分，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直接经营企业的结果，首先是企业只是生产单位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国家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政府作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决策者和组织者，企业是其决策的执行者，是生产单位，像社会这个大工厂的一个车间一样，从属于政府。从属于政府的企业只能是国营企业和几乎按照国营企业管理的集体企业。据统计，1978年国营企业产值占工业生产总值77.4%，集体企业占22.6%[1]。其次是企业吃“大锅饭”，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为政府是资源的配置者和经济运行的组织者，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企业一切行为都由政府统一指挥：企业发展统一安排、生产任务统一下达、生产要素统一调配、工资统一规定、产品价格统一制定、利润统一上缴、亏损统一补贴。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级行政组织，而不是经济组织，生产经营好坏没有相应的激励和约束，这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了旨在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改革探索，但没有实现跳出已有的体制框架实现根本性变革。为什么1978年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没能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因为在政企不分条件下的改革只能是行政性分权改革。政企不分的突出特点是企业由政府管理，在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中，中央政府无法直接管理所有企业，所以只能把不同企业划分为不同级别的政府管理、政府的不同部门管理，这样不同级别政府之间、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就会就管理权限产生矛盾，也就是所谓的块块矛盾、条条矛盾以及条块矛盾，这种矛盾没有万全的解决办法，往往是通过不断地重新划分行政权力来缓和。因此，在1978年之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实际上都是行政性的分权改革尝试，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都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从而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不能摆脱“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的循环。

（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增强企业活力

起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之前的改革探索有很大区别。无论是1978年之前的改革探索还是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的都是革除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生机和活力。1978年前后的改革都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改革的主要措施都是放权，但放权的对象有很大不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1978年以前的放权主要是行政性放权，是中央政府对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放权，主要决策权还是由各级政府掌握，微观经济主体只是决策执行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放权既有行政性放权，也有经济性放权，并且主要是经济性放权。行政性放权是对地方政府或者中央主管部门对各级部门的放权，经济性放权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放权，也就是说让微观经济主体有一定的经济决策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

对微观经济主体放权让利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进行的。说到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更重要的是改革政社合一的农村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政企不分在农村经济中的体现。在这种体制下的社队不是独立的经济组织，而是基层的行政单位，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社队不能决定，从生产结构到每种产品的产量，从生产过程到管理方式，基本上都由政府决定并层层下达，农产品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所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本质在于放权，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给了农民，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权给了农民，并承认农民行使自主经营权和生产要素使用权带来的利益，即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村放权性改革取得了成功。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城市企业改革的试点。首先是1978年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接着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此后，在试点基础上，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主要是给予企业一定的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到1980年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6600多家，试点企业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60%，利润占70%。扩权让利的改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功，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要增强整个经济活力，改革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是一个关键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当时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试点改革取得的了一定经验和成效。所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明确围绕这个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正确关系，并指出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实现这个基本要求，势必牵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国家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实践发展也表明企业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正因为如此，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大中型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二、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一）增强企业活力的改革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增强企业活力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此明确了具体意见，就前一方面提出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的义务的法人。就后一个方面提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要真正做到职工当家做主，做到每一个劳动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工作，人人关注企业的经营，人人重视企业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会荣誉和物质利益密切相联。

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或者中心环节还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主要的有：一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至于少数由国家赋予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政府经济部门，也必须按照简政放权的精神，正确处理同所属企业的关系，以增强企业和基层自主经营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带来的弊端。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要的基础上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们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因袭过去的一套办法，而必须学会现代科学管理方法。二是明确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排斥竞争。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三是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四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厂长负责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一切基于理论上认识的改变，肯定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化。一方面是通过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的企业改革，按照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原则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以及股份制试点。同时企业内部也实施了以企业领导体制和内部经济责任制为主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到了90年代初工业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产值和就业人数占了半壁江山。企业间联合也迅速发展，各类经济组织包括企业集团增多。微观经济主体打破了过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即使公有制企业通过改革也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其次是市场体系发展、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增强。流通体制和商业企业改革，商品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培育，价格管理制度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改变，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方向转变，国家直接管理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大幅度下降，国家统配无知大幅度减少；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手段为主方向转变，政府对经济调控开始利用市场机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都进行了初步改革。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原有的经济体制发生了矛盾和撞击，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确立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起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已经难以容纳，新的体制框架没有形成，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经济过热、结构失衡、流通秩序混乱、经济环境恶化等，中国经济改革体制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取得来了一定效果，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经济因素有了很大发展，经济难以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运行。

  确立新的目标模式是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实践取得的成就作了回答，中国不可能再坚持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新的体制目标模式必须把市场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如何确定市场经济的位置？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和资本主义联系的一起，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在逐步摆脱这种观念，不断形成新的认识，比如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认识无疑都是进步，但还是没有突破已有的计划体制框架。

  实践要求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为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区、行业、企业，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市场经济主体、市场体系和机制、宏观经济管理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和基础。

（三）确立经济体制新目标模式的核心是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如党的十四大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冲破了认识上的障碍，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二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三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为把市场经济纳入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明确说明。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有很多这样的疑问。其实在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中有特别清晰的界定：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四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点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四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是对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描述，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明确了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一般对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认为市场经济和公有制无法相容，往往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公有制本质上排斥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对抗性矛盾，公有制基础上不应也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一是认为市场经济是同私有制相适应的，只有私有制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私有化。

理论上，从公有制本质规定性来说，它要求的只是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现经济平等，从劳动者整体利益调节经济运行，至于是否采用市场经济方式配置资源没有规定性。公有制基础上是否采用市场经济主要看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存在多种公有制形式和国有经济存在多种实现形式的条件下，不同形式和不同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是一种必然，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市场经济规定性来说，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具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这样市场经济才能运行，至于企业本身的生产资料性质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市场经济并没有特定的要求。在市场上交易双方关心的不是对方的所有制性质，而是能否交易顺利进行。历史上，市场经济确实是同私有制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形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最为充分运转得比较有效，但不能因此说只有私有制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也有矛盾，正是这矛盾的一面促使私有制不断改变其形式比如私人资本的不断采取社会化形式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存在商品经济发展存在的条件，让市场配置资源有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1992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10年发展，到21世纪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形成。二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三是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方式有了重大转变。但我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又一次向前推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但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必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主体、涉及发展全局的重大利益协调主体，但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是直接对微观主体的直接管理，市场是把政府同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连接起来的桥梁、配置各类资源的基础环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有效和经济运行质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制度属性和基本矛盾的存在，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同样存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因此，党的十八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反复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寻找新的科学定位，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些认识的逐步深化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20多年发展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这一定位既时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的主客观条件。这是又一次的重大理论创新，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政府不发挥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把市场看作是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政府是看得见的手，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在我们国家还不仅仅如此，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地让市场或政府谁的作用多一些、谁的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简政放权，减少直接干预，不越位，该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就要充分发挥作用，不缺位。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标志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朝着十九大提出的这一目标努力。

四、从核心问题演变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过4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为这种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正确认识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给我们很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处理好是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关系。实践是理论之源，回应改革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促进实践的发展。正确处理和实践发展关系要有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首先是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进行创新；其实是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在解决矛盾过程中推动改革的发展；再次是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发现和把握规律；最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二是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对核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的核心问题都是在这一规定下进行的。当然，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对核心问题的正确认识最主要最关键的是要坚持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是正确认识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演变。4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看起来是在不断扩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核心问题的展开也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围绕如何突破思想障碍正确认识市场的地位，但实质上核心问题演变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方面更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这关系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是手段，社会主义是规定性，我们改革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点的就是市场经济的性质。

（ 作者简介: 孙蚌珠，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

原载于《求索》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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