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妇女地位的演变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提出了科学的婚恋家庭观;并且身体力行支持参与妇女运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率先在北京大学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也特别关注着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理论武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一、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发展
李大钊之所以关注妇女问题,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不无关系。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让广大妇女摆脱长期以来悲惨的生活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广大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观念对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注意到了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性,将妇女解放的问题纳入维新派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戒缠足”“兴女学”等主张。在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妇女参政运动一度空前活跃。然而,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妇女问题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随着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这场主要由上层知识女性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再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辛亥革命以后广大妇女依然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毒害。1915年,以《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第1号起更名)的创刊为标志,一场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李大钊,成为倡导妇女解放的主将。李大钊出生、成长在河北的一处乡村,从小就熟悉乡村妇女的生活状况。他的家乡有许多穷苦农民为生活所迫,到关外去谋生路,家里抛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妇女们便担负起全部农事劳动及家务。李星华回忆:“父亲从很早起就开始注意研究妇女问题,这同他的不幸的童年有很大的关系。”他自幼丧失父母,是过继祖父亲手把他抚育成人。老祖父很疼爱他,但他的过继祖母和三姑姑都非常嫉恨他。因为这个过继孙子的出世,使老祖父的亲生女儿不能继承那很少的一点财产。李星华回忆说:“他认为,妇女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她们没有读书求学的机会,在封建思想的压迫和毒害下变得愚昧无知、见识短浅,这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罪过并不在她们。因此,父亲并不记恨他的祖母和三姑,而是把这些看成一种社会现象,从中分析封建私有制度的不合理性。因为在那时男子才有继承权,而妇女没有继承权。”[1]
1899年,李大钊10岁时进入条件很好的张家专馆学习,后来和大6岁的赵纫兰结婚。赵纫兰读过书,正直朴实,温顺贤惠,可能正是从妻子那里李大钊体会到了后来在文章中一再说的“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李大钊出外求学和工作期间,赵纫兰勤勤恳恳地支撑起家庭。1907年7月,李大钊开始了北洋法政学堂6年的学习生活,1913年底1914年初,在进步党的经费支持下,李大钊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本科。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广泛,视野更加开阔。和《甲寅》的创办人章士钊接触后,开始背离进步党。早稻田大学的老师中,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对他影响较大。“一战”爆发后,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长期被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压制排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其中女工人数占相当的比例。近代女学的发展也使受教育的女性人数剧增。女工队伍的壮大和知识女青年人数的扩展,对刚刚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深刻影响,也引起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重视。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首先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将妇女解放与政治、经济、宗教的解放并提,将妇女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提出。以后每期都有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讨论内容从女子教育、贞操观念到女子独立、婚姻改革等,当时的许多出版物,都把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作为主要内容。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人个性的束缚,争取的主要对象是受封建教毒害最深的青年和妇女,妇女问题是反封建的切入点。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尤其是对促进女性的觉醒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当然,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是服务于反对北洋政府独裁专制统治的,还没有揭示出妇女受压迫的阶级实质,也没有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研究。1917年1月,李大钊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中指出:“中国今日之社会,矛盾之社会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婚姻方面,“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为妾之女,于法无受其保障之政,重婚之夫,于法无施以制裁之政”。而分析其原因,在于“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2]416、417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二月革命具有极大的民主革命意义,引起中国人的广泛关注和赞同,北洋政府也很快宣布承认俄国临时政府。李大钊在同年3月19日至21日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分析了俄国革命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文学之鼓吹”。其中,“赫尔金(今译赫尔岑)之《谁之罪》,俾善士奇(今译彼特拉舍夫斯基)之《贵族之领地》,则又关于改善家庭问题者也。就中尤以赫尔金、伯伦士奇(今译别林斯基)二氏为革命文学之先觉”。李大钊指出,赫尔金受黑格尔哲学和圣西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揭革命之旗,以抗专制之政府,而开革命之纪元,标旨树异,不仅在回复男子之自由与权威,且并及于妇人,主张突破从来之陋习,脱妇人于男子压抑之下。俄罗斯妇人运动之发轫,当推赫氏矣”。李大钊指出,杰伦杰夫士奇(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也影响很大,“主张爱之绝对自由,俄国妇人之开放运动”得益于此。“虚无党盛行时代,妇人争投身其中”。[3]5
1917年4月,李大钊发表《学生问题》,指出:“凡社会对于一特定之阶级、一特种之身份存排斥之见,轻蔑之心,不肯与以同情,不愿畀以职业,限制其活动,屈抑其地位,则居此阶级、具此身份者之生活,必成为社会问题。”“社会之中享有强大势力之人,往往对之不与以平等之待遇,束缚其自由,剥削其权利,锢蔽其智察,侮辱其人格,……于是工人问题、妇人问题,皆成为社会问题。”因此,“社会上之改革,如解决工人问题(农民之疾苦亦包于其中)、妇人问题,自为今后之急务”。“妇人与工人之自成一阶级,固由于天赋之本能,传袭之习惯,教育之未普,群制之未完,种种原因所造成。”[3]120-121
1918年1月,章士钊受聘北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开始了在北大的新生活,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不仅有了安定的生活,而且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能够及时捕捉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把握世界潮流。1918年11、12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热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李大钊又陆续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平民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来分析中国妇女问题。
李星华回忆:“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孩子,刚从农村到北京不久。但是,父亲李大钊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斗争,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点滴片断的记忆,特别是父亲关心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些事,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父亲无论是回到农村或是在城市里,都很留心妇女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1]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理论也被翻译过来。1919年7月,《少年中国》发表了赵叔愚翻译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新青年》9卷2号发表了李达翻译的《列宁的妇女解放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1879倍倍尔创作了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专著《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部分章节由李汉俊、李达翻译,刊登在《新青年》及《妇女评论》上。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都是为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创立的。妇女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妇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妇女问题的阐述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经济事实出发,阐述了人类的两种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而从两种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史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二是从人的解放为出发点,分析了作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并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要获得自己的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解放中才能实现。
二、用唯物史观分析妇女地位的演变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性别压迫是人类自来就存在的现象,关于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或者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或者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出发,或者从男权的统治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现象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妇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过去单纯通过争取民主权利来解放妇女的主张,开始阐释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妇女的历史地位、道德观念、家族制度的变化都是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结果,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而并不仅仅是男人,妇女要获得解放,只有消灭私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早在1917年4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长文《战争与人口》,纵论古今东西方,“原群之际,人无伦序,……子之于亲,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孟干氏(今译摩尔根)著《古代社会》,称美洲印度人分为众氏族”。李大钊还考证中国古代也有“母系集团”“父系集团”。[3]521920年,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指出:“古代有一期为母系时代,昔人亦有言及者。”李大钊引用古代典籍记载“天下之人,惟知有母,不知有父”“故姓从女生”“古代的姓多从女,如姬、姜、瀛、姒”等。李大钊指出,以前人们认为是因为地名而得姓,他认为:“地实因人而得名,不是人因地而得姓。”“由此可以证明那时的社会实为母系制,故生子从母姓,故为姓的字都从女边。种种地名,亦系因有某姓的母系民[氏]族居住该地而命名。”[4]305
李大钊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因为经济的关系。”[4]138在1919年12月发表在《新潮》杂志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分析指出:妇女不是从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在游猎时代,狩猎与战争是男子的专门事业,当时的妇女虽未必不及男子骁勇,而因怀孕和哺乳育儿的重大责任,此类事体终非妇女所宜,遂渐渐止于一定的处所,在附近居处的田地里作些耕作,在家内做些烧煮的事情。因为狩猎效果不能一定,而农作比较有着一定效果,且甚安全,所以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势力比男子大。后来牧畜和农业渐渐专归男子去作,妇女只作烧煮裁缝的事情,妇女的地位就渐渐低下。”[4]139
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中指出:“女权的衰落,大约起于畜牧时代。”到了农业经济时代,“男子便专从事于农作,在经济上占优越的地位,女子遂退处于家庭以内,作些洒扫的琐事,现在从文字上亦可以看出是等痕迹”。“‘男’,《说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婦’,《说文》:‘婦,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男女的分工,并男女地位的优劣,于此均可概见。”[4]307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指出:“到了现代的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家内手工渐渐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制成许多无产阶级,男子没有力量养恤妇女,只得从家里把他们解放出来,听他们自由活动,自己谋生。一方面因为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为妇女添出了许多与他们相宜的职业,妇女的地位又渐渐提高了。”[4]139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是中国大家族制度的产物。封建的大家族制度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温床。这种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在此基础上,才有封建社会的伦理、名教、道德、纲常、礼仪这些表层构造,因而导致中国妇女沦为奴隶的地位。在《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有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4]134
1919年7月,李大钊在《万恶之原》的短文中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3]494在1920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以中国的大家族制度进行分析,他认为父权家长制的形成是私有制度取代氏族制度的结果,“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的大家族制度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4]186“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4]186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种夫权制社会,是一种男子专制的社会。这不仅体现在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上,就是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种夫权制社会。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孔门伦理,就是这一父权社会经济结构的集中反映。进入近代以后,“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4]187中国妇女的地位出现了些微的进步,妇女运动随之兴起,于是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参政问题、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等都提了出来,这些都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从经济上的变动看,李大钊认为妇女的地位必将得到提高,过去的所谓节烈、贞操等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崩溃,“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了”。[4]190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特别低下,妇女只能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封建性的伦理关系使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沦为男子的附庸。封建性的道德规范用上“顺”“从”“贞节”便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至于夫妇关系,更使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4]186、187他认为,当时的种种解放运动,都应该“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4]190。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经济的变动,建立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之上的大家族制度便遇到了挑战,于是产生了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和种种社会解放运动。“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们的担负,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至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添出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4]191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指出,“女子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4]141
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
五四前后,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女子解放的道路进行探索。比如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题为《美国的妇人》的讲演,认为有了女子教育权的获得,其他的一切职业问题、参政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虽然教育在妇女解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以知识女性为对象,企图通过教育来解决妇女问题只能是局部的改良。此外,工读主义是当时较为时髦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地出现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则是奉行这一主义者进行妇女解放的尝试,倡导受家庭虐待的女子、受婚姻压迫的女子或生活困难的女子,都可以来生活,但是,工读互助团的美好愿望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所击溃,仅存在几个月便因经费困难而销声匿迹了。
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妇女研究之中,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是实现经济独立。李大钊分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同经济的关系,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在1919年8月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4]55。既然缺乏经济独立是中国妇女被奴役、受压迫的重要原因,那么争取经济独立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前提和途径。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摆脱对男子的依赖性,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
李大钊指出的妇女解放的办法,不仅是“治标”的办法,而且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即“经济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妇女参政难的问题,“是由于经济不平等而来。因此,经济能力薄弱的人受经济能力富强的支配,所以欲根本解放,非打破这个阶级不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5]138在《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谈到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3]364
第二,妇女解放是衡量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妇女解放的政治要求是获得以参政权为核心的政治民主权利。“平民主义”是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普遍共识。也译作“庶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民主政治”“平民政治”“民本主义”“民权主义”和“德谟克拉西”等,李大钊认为妇女解放与民主即平民主义社会的实现密切相关。
1919年2月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妇人参政的运动,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起的。”[3]410文中李大钊驳斥了种种有关妇人参政的谬论,比如“女子判断力薄弱,很容易动感情”等。1919年10月,《少年中国》1卷4期办了《妇女号》,刊出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指出:“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4]89因为男人和女人各占社会的一半。李大钊在1923年的长文《平民主义》中说,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是时代的精神。“‘人民’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亦包含在内。”[5]155“真正的Democracy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这里所谓的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如果社会中只有男子的活动,不许女子活动,把女子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Democracy的精神”。因此要想实现民主即平民主义的社会,就应当首先有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4]89-90李大钊批判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因为“现代欧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4]90
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他说:“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3]415李大钊妇女参政问题是现代民主主义精神的应有内涵。在《平民主义》这篇长文中,他说:“纯正‘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5]160“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5]155“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富者可以变为贫,贫者亦可变为富;地主与资本家可以变为工人,工人亦可以变为地主与资本家。社会若经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5]156
1922年12月17日,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中,他更明确地表述了要把社会革命与妇女解放结合起来的观点,并提出“现在社会上有两个最大的问题”,即“妇女参政问题”和劳工问题。要想解决这两个重大的问题,“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不可! 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换言之,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5]138“盖因有政权,改革社会才有力量,我想现在要改革社会的问题,最要者:第一,先争得宪法上的平等权,如女子参政、劳工立法等,然后拿争到的政权去解决各种问题;第二,要作联合运动,妇女、劳工固当联合,此外凡目的相同的都应该联合起来,一点一滴的去作。”[5]139
第三,受教育的平等权是妇女解放的文化基础。李大钊赞同男女同校,坚决支持女子获得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平等权。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说:“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似乎比承认参政权还要紧。”他引用CanonCare劝告英国工人的话来奉劝中国妇女解放:“除非你得了知识,一切为正义公道的热情都归乌有。……但若把知识仍遗留于特权阶级的手中,你将仍旧被践踏于知识的脚下,因为知识永远战胜愚昧。这几句话痛言我借以奉告世界上未曾解放而方将努力作解放运动的妇女,特别是中国今日的妇女。”[5]211921年10月24日,《关于图书馆的研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指出女子图书馆人才缺乏,“国内女子图书馆人才极缺乏,若能要求学校增设图书馆讲习科,岂但图书馆幸甚,女界也幸甚”。[4]442
第四,李大钊认为各阶层的妇女运动应该联合起来。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李大钊意识到:妇女参政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妇女为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虽然使这些问题有了“解决希望”,但“中产阶级妇女的利害,不能说成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3]415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中产阶级的妇人”和“靡有资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分开,“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然而,这两种运动又都可以说是妇女解放的运动,它们之间应当有所联合,因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若是单靠着女权运动去解决他们,固然也不能说全没有一点效果”,但其收效毕竟是不大的。[3]414-415
和世界女性解放运动一样,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先觉醒的也是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广大的劳动妇女。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指出:“各国底女权运动,都是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最开始发动运动的群体有先后,但是女性解放事业毕竟是全体女性的事业,“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中流阶级的妇女应该辅助劳工妇女的运动”。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产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5]20
李大钊指出,中国女权运动主要有两个团体,女子参政同盟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前者似专注重宪法上所享之权利,后者实包含母权、女权、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三项,其中组织的分子,以中产阶级者居多数,无产阶级比较为少。”中国的女权运动,应该联合一致。他还为合作的女权运动提出了法律上应争取到的10项权利要求。[5]184
李大钊提出“联合妇女”的思想,一是各个阶层的妇女联合起来,即所谓的“小联合”;二是全社会的民众联合起来,联合妇女参与社会革命,即大联合。借助“大联合”的力量,通过阶级解放以达到妇女解放。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消灭阶级,妇女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解决。1919年2月,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3]415在这里,李大钊已经提出了“合妇人全体力量”的小联合思想。同时,他认为,男女工人间的联合,这就是所谓的“大联合”。李大钊在《大联合》一文中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4]181他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指出:“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团结,第二步可以促男女两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为阶级战争加一层势力,结果是女子在社会上必占与男子平等的地位。”[4]140
1920年1月,李大钊在《解放与改造》上发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分上下阶级竖立系统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从前的社会组织是以力统属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以爱结合的组织。”“贵男性,贱女性,是纵的组织。”“妻要脱离夫的势力,离开家庭,加入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就变为横的组织了。”“这个变动的主因,就在经济上有了变动。”“看现今世界的趋势,纵的组织日见崩坏,横的组织日见增多扩大。”“妇女有妇女的联合,乃至各行各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合全世界而为一大横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4]213-214
这一时期,毛泽东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达等也基本持同样的观点。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题为《民众的大联合》文章指出,要进行女子的联合,而最根本的一个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所有的读书人、工人、农夫、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群体都要联合起来,以改造这个社会。
第五,李大钊认为妇女解放的重心在于劳动妇女的解放。近代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中心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李大钊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着力强调劳动妇女的解放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吁将妇女解放的重点放在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李大钊认为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所争取的“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门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因此,“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全体妇人全体的解放”。[3]414、415
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妇女的倾向,指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底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义,而且有相互辅助的必要”。如果“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5]20妇女运动的重心应转移到劳动妇女的解放上来,这一思想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
此外,李大钊认为,“凡社会问题,固赖社会各方之协力,始易于解决。然为人谋者,不如自为谋者之忠且切”,“妇人问题之解决,依妇人自身觉醒之力过半”。[3]126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得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3]492
四、科学的婚恋家庭观
科学的婚恋家庭观是妇女解放的重要体现,李大钊抨击中国传统封建家庭观念对妇女的束缚和残害,对理想家庭进行了探讨。
妇女的解放离不开恋爱婚姻自由。李大钊认为:妇女的恋爱自由是真正的爱情观的具体表现,是妇女在社会中自立的保证。他指出,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女子要掌握恋爱的自主权,恋爱“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绝不可以“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是男子或女子,都应该“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爱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他在《失恋与结婚自由》中还指出,男女之间的恋爱如果没有爱情,女子“当然有和别的有爱情的人订婚、结婚的自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5]77他还提倡男女结婚最重要的是以自由为原则。在《理想的家庭》中指出:“自由结婚之意义,非婚权不操于父母之手之谓也”,它是指男女广泛接触、选择,寻找最理想的对象,在选择对象时又须特别注意对方是否有民主精神和组织小家庭的诚意。[5]101917年4月,有剧场演出新剧《自由宝鉴》,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纷纷评论。李大钊特意去“观览此剧”,针对新剧《自由宝鉴》中把男女主角的悲惨后果归咎于“不该听信自由恋爱之新说”的谬论,李大钊发表了《不自由之悲剧》一文,指出事情的发生恰是婚恋“不自由之结果”,提出“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3]161
1919年11月,长沙发生了一位女学生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就是由于包办婚姻所致。李大钊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掠夺物品的遗迹》,字数不多,几十个字,却表现出对包办婚姻的控诉。
实现妇女解放,必然要以家庭关系的变革为前提。1921年12月19日,李大钊在《理想的家庭》中提出5个条件:一是“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之精神。无父系母系之分别,亦无男女性之界限,乃共力合作”,“对于孩提,亦不宜加以压制,循循善诱,更当尊重实行民治之条件”。二是小家庭制度,提倡组织小家庭,反对几世同堂的大家族。三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以爱情为纽带,若有第三者插入,失去了真正爱情,便应果断分开,“不可忍痛吞声、磨灭个性”。四是真正的爱情。主张爱情与婚姻一致的自由婚姻,反对没有爱情的和父母包办的婚姻。五是家事之研究。“卫生须近于科学,教育须近于原理,免致形种种失败,至于审美之生活,亦属必要! 如音乐及他种之设备。要以有美化为归。”[5]9-10
此外,娼妓问题是长期以来社会加在女子身上的枷锁,女子身处于社会不平等地位中,沦为男子的玩物。妇女解放首先就应该把这一摧残女子的职业取消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女子和男子的平等。李大钊在1919年4月的《废娼问题》中提出了废除娼妓的理由和办法。废娼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国家法律仍然允许公娼存在,“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而允许公娼存在,“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公娼制度,与人身卖买制度全是一样”,“买妾、买婢的风俗,也算是一种娼妓”。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社会上有了娼妓,大失妇女在社会上人格的尊严,启男子轻侮妇女、玩弄妇女的心。”[3]452-454
李大钊指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第一应该把这妇女界最大的耻辱革除,不使他再留一定痕迹。我很盼望中国正(主)持正义的男子和那自觉的妇女联合起来,发起一个大运动,不令社会上再有娼妓、妾、婢这等名辞存在,不令社会上再有为人作娼、作妾、作婢的妇女,不令社会上再有拿人作娼、作妾、作婢的男子。”[3]454废娼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偶;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3]454
五四时期,对于妇女解放问题,一部分有识之士就提出了采取生育节制,用科学的方法使做母亲的有决定生产子女的数的自由,不必再用堕胎、弃儿、杀婴等残酷的非人道的手段来控制人口,这对于减轻妇女的生育和家务负担,解决家庭与就业的矛盾,谋求妇女解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优生优育、种族进步的角度倡导节制生育。《新青年》杂志甚至还开辟了“人口问题号”(第7卷第4号),专门讨论人口与中国问题。陈独秀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论》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章。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专门写文章论述战争与人口问题,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中批驳了“战争源于人口过庶”,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他指出,“战争源于人口过庶”的观点是错误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贪与惰”而不在于人口的“过庶”,“人口所以过庶者,必为其群贪惰自弃之结果”。消除“贪与惰之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销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他说,依靠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庶问题,“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但李大钊也进一步指出,“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用节制生育来限制人口出生率,“虽不敢信其节欲以限制出生之说有显著之效果,但亦决不否认其说之本旨”。[3]34
五、支持和参与妇女运动
李大钊同情、关注、研究妇女问题,呼吁妇女解放,不仅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还表现在行动上。
第一,身体力行,促进家乡的妇女解放。李星华回忆:五四运动前后,父亲每年暑假回到家乡,都很注意了解农村妇女的状况,并且向乡亲们宣传反对封建道德和应当铲除落后的风俗习惯的道理。在父亲的宣传影响下,庄里开始有不再缠足的了,放足的女孩子也逐渐多了起来。“自从父亲在庄里宣传新思想之后,有的女孩子也要求走出家门去读书了。”[1]1919年,他努力在家乡促成女学,为女学请教习。1920年,终于和家乡人一起创办大黑坨小学,招收男女学生,开创当地男女合校的先例。
第二,在妇女团体演讲宣传妇女解放。1919年11月19日,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因其兄封建思想,反对她继续求学,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李超因不甘家庭逼迫其中途退学而忧愤至死。她死后,其兄不仅不来料理后事,反而说她“辱没家门”“死有余辜”。为此,李大钊、蔡元培和胡适等人一道发起李超的追悼大会,11月30日参加在女高师举行的李超追悼会并发表讲话,1920年4月21日在工读互助团第二组(女子组)作讲演。1922年8月1日,李大钊出席女权运动同盟在石驸马大街女高师礼堂召开招待报界学界茶话会并发表演说。1923年2月4日,李大钊进行了《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演讲会上的演讲》,在演讲中进一步把女权运动分作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和无产阶级的四种类型,并认为四种运动的性质各异。1925年2月28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邀请李大钊出席发表演讲。1925年3月8日,出席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等二十团体发起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1926年3月8日,出席在艺术专门学校召开的北京妇女界纪念国际妇女节大会并发表讲演。
第三,在学校开设有关欧美妇女运动的课程。李大钊特别关注欧美妇女运动,对各国妇女参政运动作过研究考察。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他就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问题的现状。此后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的女权运动》《平民主义》等多篇文章中,都运用了欧美女权运动方面的材料。1920年7月开始,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女权运动史”课程。1921年2月19日—3月5日,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作“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讲演,介绍了英国的情况,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的讲演“绪论”中,将“现代妇人问题中的主要问题”概括为职业问题、教育问题、法律问题。妇女参政运动,就是法律问题中的一个。[4]332介绍了英国的几位著名女权论者及其著作事迹,英国妇女参政的沿革,激进派的主要思想及行动。
第四,考察苏联妇女地位的变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他介绍了苏俄妇女参政的情况,并称赞其为“妇人参政的一个新纪元”。李大钊还把参观苏联婴儿室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妇女们,从而大大开阔了妇女们的眼界。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和五位代表在莫斯科附近参观了大约两个半月。正是在苏联,李大钊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的权利、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1924年9月24日,发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特别提到参观苏俄的儿童村。儿童村的女子领他们参观完“殷殷的嘱我们努力于改造世界的运动”。[6]25他的子女后来在谈到李大钊参观的情况时说,“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工厂附设的婴儿室……父亲认为,中国只有大批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才能把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1]
1924年9月,李大钊在莫斯科期间,在《中国工人》发表一篇文章《上海的童工问题》,里面详细列举了上海各个工厂的童工使用情况和悲惨的生活状态,“丝厂中的工人,几全为女(童)工及青年女工”[6]32,工作条件极为恶劣,“吾侪深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6]34。
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强烈碰撞,人们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由,但是也处于矛盾之中。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婚恋观表现出矛盾性,而且一些男性言行不一,在呼吁“妇女解放”的同时,却对自身使用另一种标准,依旧嫖娼、纳妾,依旧轻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钊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言行一致,以他的言行鼓舞教育了一代女性。李大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预言,“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妇女将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实现而得到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妇女的时代渐发见曙光了”。[5]18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从20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使中国妇女获得了巨大的解放。
参考文献：
[1] 李星华.反封建求解放——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J].人民教育,1979(5):10-13.
[2] 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康沛竹，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原发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作者授权本官微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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