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四林 康沛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编者按：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系统阐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判断社会阶段新特点和确定主要任务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习近平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和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深刻总结，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直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判断社会阶段新特点和确定主要任务的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载于 2017 年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重大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艾四林
康沛竹
一、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及其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和剖析了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基本矛盾，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相互作用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中，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222页）“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2—3页）
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各个角度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也非常重视抓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方法。恩格斯指出: “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8卷第270页）列宁也指出: “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92页）
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系统阐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贡献之一。毛泽东于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论》为全面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延安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搜集并反复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主要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此外，他还阅读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多次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矛盾问题的论述和认识，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同时，毛泽东强调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但这些矛盾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其中必定有一种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即主要矛盾; 而其他矛盾则居于次要和服从地位，即次要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在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毛泽东指出: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6—327页）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和相互转换的。随着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革命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对其判断必须及时准确，认识超前或滞后都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主要矛盾，自觉而有准备地将革命斗争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此外，毛泽东在分析矛盾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 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失，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二、正确判断和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此确定主要的工作任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探索。1923 年6月，党的三大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我们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朱德等在1934年7月签署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指出: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325页）这一宣言提出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仍把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但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然而，在1935年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就不再提“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说法了。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毛泽东指出: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重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指出: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1946年 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和认识既有正确的认识，也有失误的判断。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33页）在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土地改革之后，中国社会主要有三股社会力量: 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及其他阶级，主要矛盾变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到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课题。1956年9月，党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的变化。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因此，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表明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 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但是，后来极“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失误，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0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607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正如邓小平所说: “我们六十年代同国际水平有差距，但不大，那时我们完全靠自己也能搞出原子弹、氢弹。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经济停滞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一二年正是世界科技蓬勃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所以，我们同国际水平的差距拉得很大，要努力赶。”（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同时，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均势，和平发展的呼声强烈。据此，邓小平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重要论断，提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5页）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同时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矛盾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1979 年3月，邓小平指出: “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邓小平认为，必须把生产力作为第一重要的因素来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63—64页）“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对党的八大的相关提法作出了进一步提升。邓小平指出: “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继承了党的八大的基本精神，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是对毛泽东社会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197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在21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这一表述一直沿用至党的十八大。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写入党章。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 “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没有变”，即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2 年，党的十八大强调了“三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实践证明，当中国共产党能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开展; 反之，就会遭遇曲折。
三、新时代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新飞跃
习近平高度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和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习近平还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他形象地将抓主要矛盾比喻为牵住“牛鼻子”（《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 －01/24/c_1114116751.htm）。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郑重提出: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论断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运用，也是中国社会实践的真实反映。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概括，是对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成果的真实反映。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是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第一，“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服务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 54 万亿元增长到8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3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的表述已不符合中国社会生产的实际。
第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均 GDP 超过8000 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民需要的相应变化。从内涵来讲，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变得更高、更好、更优，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外延来讲，人民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可以说，人民的一般性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正在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是中国人民需求变化的大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提出主要矛盾转化，就是敏锐把握了人民需求的深刻变化的逻辑。
第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成为新的更高需求的主要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到了落后的社会生产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紧紧抓住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已成为历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了这一历史阶段时，该如何判断满足新的更高需求的制约因素，并据此确定我们的主要任务?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明确回答: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平衡”主要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等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发展不足，如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现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也因此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页）
当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对立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看不到这一点，就认识不到这一新论断的巨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认识不到这一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许多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变。（参见艾四林《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与时俱进》，载于 2017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分析中国实际的重大理论创新。
（作者：艾四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康沛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8年第1期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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