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波：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变革构筑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变革构筑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魏 波

摘要：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复兴需要思想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则是基本的思想资源。现实问题的压力激发出变革与适应的冲创力，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中国化”转换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逻辑，其基本路径是坚持中国本位、立足实践本体、实现批判融合。以此推论，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在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变革，这同样构成探寻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理路。借助思想启蒙以发掘集体创造力则是思想创新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思想创新；中国本位；实践本体；集体创造力

思想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当代中国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国家与民族复兴需要在实践探索基础上构建立足现实又富有活力的思想体系。

一、中国复兴对思想的需求

社会的变迁既受制于各种社会物质力量的支配又为人们的思想所塑造，在各种不同思想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代表国家意志的思想最为关键。这种思想从抽象意义上确立国家运行的基本理念尤其是说明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阐释国家奉行的基本价值和目的以及实现这些价值和目的的路线与方略。因此，它构成国家治理的战略、政策背后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基础，通过回答国家运行与发展的理念、价值、制度等问题，构成维系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基础，既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也展现出社会变迁的方向。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思想与该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同时又直接受制于社会政治的现实。

由于中国有着“大一统”的传统，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至关重要。中国复兴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进程，面临巨大的认识上的盲区，尤其需要正确思想的指引。这种思想应该是基于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而具有真理性、为民众所自觉认同而非仅仅由国家所宣扬、在理论和实践中能够统一而不是存在冲突的思想。探讨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需要从社会变迁及其面临的问题出发。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列强侵略带来的生存危机，进而引发了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多重危机的相互交织催生了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通过革命与建设，中国度过了重重危机进而实现了国家独立与初步现代化。同时，由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尚未完成，除了经济增长或技术的变革之外，中国的复兴还需要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建构现代文明秩序，这种制度与文化的再造构成轴心时代以来中国文明最具实质意义的变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突破面临复杂系统的矛盾。在市场取向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资本驱动了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性因素。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不公与利益矛盾孕育了冲突的风险，权力与资本结合带来的严重腐败等导致“官僚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实风险。人们认识到，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国家的发展与转型面临系统性结构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以推动中国复兴必然需要思想的创新。

思想的创新需要遵循客观的规律。思想是人运用理性能力建构的解释世界的话语体系，这首先表现为人的主观思想尤其是思想家的经验与思考，但背后则有着社会现实生活的根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非独立于世界之外的遐思而就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不能超越现实的约束而是扎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实际。思想的创新并非是人主观随意的创设，它表现为个人的认识与话语的构建，但是真正有力量的思想必然包含了真理性的成分，即表现为对社会历史事实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如此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创新。思想是人借助于思维能力把握对象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它通过怀疑批判与想象来构建新的知识与观念，在冲破既有知识与观念世界的边界过程中推动人类知识与文化的进步。它站在人类生活与思想的边界上审视一切，借助于批判精神洞悉现存世界的局限和问题，在思想与知识的创造中打开现存世界的缺口，进而通过发现新世界的蛛丝马迹而打开新生活的可能。可见，思想具有两种特性，一种是由稳定性产生的保守性，另一种是自我变革与发展的主体性。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具有天然的传承性和保守性，由此也形成了走向僵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作为能动的因素也有自我发展的潜能，通过新思想的引入而吹响变革的号角，从而成为克服社会结构的僵化机制进而维系社会系统活力的积极力量。思想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类生命系统的最高的适应性与创造性。适应性成就了思想的变革。借助于外部压力与内在冲突而引发思想的变革，在“创造性破坏”中呈现超越自我的动力，这是思想发展的基本机制。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现代性内含了自我批判的思想指向，这构成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

基于以上认识，探讨中国复兴的思想就需要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各种约束性条件，认识其演化与发展的客观逻辑。由于社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探讨当代中国的道路问题也需要认清历史与现实所规定的各种约束性条件，从实际出发寻求变革的现实路径。这里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要素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几种主要的选项是：其一，“中体西用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二，“西体中用论”，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引入西方科学民主的潮流。其三，“综合创新论”，在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其四，“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中西文化为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探讨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需要认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变革形成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历史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时也昭示着未来的趋势。中国的复兴要立足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演进的事实，这是它割不断的渊源也是它走向未来的依据。由于社会发展存在历史连续性和路径依赖，这一历史背景构成主体选择的约束性条件。寻求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必然是立足现实的，这包括认识和接纳其历史传承。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是基本的思想资源，它们相互交织构成一种“双螺旋结构”，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变革与复兴进程贯穿一条线索。其中一个机制是：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催生出变革的诉求，二者在回应诉求中发生适应性变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需要而进行了创造性的“中国化”转换，同时中国文化在变革实践中激发出自我革新与创造的力量，二者相互支持和交织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兴的基本逻辑。在二者的互动创新变革中构建现代中国的思想体系，这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

1、现代性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儒道释互补”为基本框架的思想体系构筑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为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确立了知识体系、价值规范和意义支撑。近代以来，以启蒙运动、工业化、资本主义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文明格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引发了文化的裂变。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引发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并在资产阶级革命基础上重建了社会的政治认同基础。现代性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在资本主义驱动下不断开拓世界市场，由此引发了对一切古老文化的冲击。由于传统文化既有的稳定性与保守性，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一度迷失了方向，其固有的知识与思想体系无力回应新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危机也在所难免。  

传统中国文化建立在专制政治制度与小农经济之上，它如何可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提供政治文化认同的基础？一个基本逻辑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复兴的历程是中国文化在反思与批判中自我启蒙、觉醒、抗争与新生的历程，客观上也发生了一种这种转型，由此展现出其内在的顽强生命力与自我革命的动力。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创造与传承的历史中形成和积淀下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支持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激励国人走过了近代以来的沉沦与抗争，而且也是支撑今天人们创造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其中，思想与精神构成能动的冲破现实的变革性力量，是超越现实、跨越现实边界、寻求新生活的能动因素，在革故鼎新中推动了 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由于其固有的精神力量，中国文化最终苏醒过来并生发出自我革新的伟力。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文化的力量是最深层的动力源泉。在惨烈的生死存亡斗争中，中国文化激发出固有的变革与创造的力量，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涅槃重生。所以，中国文化并没有被冲垮，相反，它在新的生存与发展实践中表现出其内在生命力，更通过现代化的洗礼而展现出新的面貌。因此，评估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应该看到其在实践中的自我变革与发展的真实状态，其中就包括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而产生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创新形成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思想。从其产生来看，它源于启蒙时代的批判传统，扎根于基于科学技术革命、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之上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之上，尤其以批判的立场介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事业中，借助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和系统批判，进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克服资本主义局限而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对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更立足现代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新的超越现实的新思想体系。受制于阶级利益的支配，西方国家自然将否定资本主义的这一思想视为“另类思想”“激进主义”，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它的科学性与历史价值。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则被称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思想武器，而且实际地指导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二十世纪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即成为变革现实的强大力量，在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这表现于“中国化”所产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与精神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实践中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了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并在确立了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交织融合构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认同，形成了革命与建设的思想基础，也直接塑造了现代文化的命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形态展现了传统文化适应新挑战而奋力抗争的生命精神，也体现出接纳西方文化进而创造新文化的活力。这一变迁扎根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则印证了这一新文化的生命力。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都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价值与信仰，同时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造的直接表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结合生成一种新的思想，这一融合体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创造，也表现为整个民族精神、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层面的改造。经由此番改造，中国文化融入了现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由此而生发出新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了这一理论体系本身，而且代表了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之上的新创造，具有丰富的新文化“质料”。它与中国文化的嫁接融合是双向互动的，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渗透也有吸收与融合，二者都处于主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文化则通过隐形的渗透与影响展现其强大的主体性，这直接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解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交织互动构成二十世纪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在面对和解决革命与建设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中立足实践探索而发展出新的思想体系。

3、二十一世纪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转型中形成中国复兴的新思想

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中发展自身，进而提供中国文化发展的精神指引，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构建现代中国的思想基础便是一个根本选择。

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标志是文化的复兴与创新，其中的核心是形成一套支撑国家复兴的思想体系，这将是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进而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其核心则是在思想上有新的创造。为此，一个根本选择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确立新的思想基础，而这必然又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文化基于小农经济之上并与封建专制政治相互支持，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其历史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必然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裂变，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文化拿来用于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旨在使其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并以此为标准改变自身，在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中培养一种新文化。这不是照搬西方文化，它必然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同时它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再现，而必然是“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如此，中国文化呈现出其崭新的形态，在回应中国人的现代精神诉求中构筑整个中国崛起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激发出中国复兴的强劲动力。

从现实问题出发，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剧烈变化，一种“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仍呈现复杂态势，推动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中遭遇重重障碍。结果，在思想文化层面也表现出相应的复杂、多元、矛盾等特征，传统文化价值观发生裂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面临新的冲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及社会基本价值观与信仰体系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危机。面对以追求“现代性”为总体方向的社会发展，传统文化难以适应剧烈变革了的经济社会结构，难以直接向人们提供新的知识、价值与信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西方文化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的核心价值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获得了普遍认可。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国家指导思想，但在现实生活和民众信仰体系中却走向了边缘化。中国文化被重新发现并被试图用来填补上述思想信仰层面的空场，然而其固有的历史局限使其难以整体上满足时代的新需求。从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现代文化是瓦解与重建相互交织的过程，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体系。

如今，全球化与市场化带来思想的多元化，基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文化价值观在事实上成为普遍价值观。这时，如何回应时代需求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如何能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指导思想？中国文化又将提供何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显然，以往的思想、理论、知识都不足以解决新的问题，中国的复兴和社会主义的探索需要有新的思想理论提供支撑。为此就需遵循思想创新的规律，尤其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如何在融合创新中形成新思想的客观机制。

三、在适应性变革中实现思想创新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变革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互动变革中实现了思想的创新。那么，推动创新的根本机制是什么？解开这一思想谜题需要把握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尤其是认识思想转换与创新的动力源泉。从历史与现实中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关键是：在现实问题的压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激发出自我变革与适应的内在冲创力，最终形成了一种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创造，由此实现了认识与理论上的突破。中国复兴的思想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在此条件下世界历史各种要素与力量交互作用形成某种大势，这成为思想发展的坐标。其中现代性的涌现是一个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性的融合构成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从历史上看，二者的融合与创新是支撑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其中的关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二者的批判性、超越性、实践性与开放性。

1、中国本位——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出发点

思想创新的源头是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回答。思想文化的变迁既有其历史传承性和独立性，更受制于社会物质生产与政治生活的现实及其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以面对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致力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不同于佛教的寄托于来世或基督教在精神救赎中获得解放的路径，它们都注重世俗世界的现世生活，主张在人伦日用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此，直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实际生活的斗争中获得解放，这构成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即从中国问题出发，以变革中国社会为基础，能动地吸纳和改造一切外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从而展现出固有的本体特性。基于对现代中国面临的历史命运与救亡问题的担当，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不是书本上的学术问题而首先是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在总结教条主义的失败教训中，立足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并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改造。

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都立足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中国人的诉求、高扬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便是“中国本位”的立场。这不是“中国中心论”的价值立场，而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机制作用下的客观要求。事实是，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致力于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也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中国化”的同化与变异，其根本就是以中国文化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催生出变革的诉求，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而进行了创造性的“中国化”转换，中国文化在变革实践中激发出自我革新与创造的力量，二者相互支持和交织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复兴的一个基本逻辑。从事实看，中国文化是能动的主体支配着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本位”的根本精神。毛泽东在反思各种“左”与右的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失败经验基础上，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初问题予以了追问和探索，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以实现国家复兴，同样需要遵循上述认识规律，在正本清源与创新探索中开辟新道路。

2、实践本体——立足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都注重实践的作用，主张在日常生活的伦理实践或变革世界的革命实践中获得认识、发展真理、实现价值。作为现代思想体系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其本质精神恰恰是面向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品格相契合。实践构成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根本机制。

“实践本体论”是一种认识方法论，主张思想的发生需要立足实践中的问题，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建构理论。它不从任何先验的命题或结论出发，而通过“悬置前提”面向生活实践，从而寻找思想及其现实的基础。思想的生命力来自于对生活的开放式态度，它不追求永恒真理或者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认为实践才是思想的源头，思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发展。书斋里的学问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恰恰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固守教条、抱残守缺会被现实抛弃，因为理论也会过时；漠视理论、唯经验至上也会陷入盲目，因为实践也会犯错。这时，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寻求变革与获得新知的切入点。显然，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践本体论跳出“中国文化本体”“西方文化本体”“马克思主义本体”等，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局限而无法构成现代中国的思想基础。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西马”的简单组合出的“大杂烩”，因为这种组合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思想裂变，未能生发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想。实践本体意味着在实践经验基础上整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在新的时代问题语境与实践经验中对它们予以省察与选择。实践本体包含一种价值判断，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以某种先验的规范等作为前提，这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到邓小平的“猫论”都能看出来。

3、批判融合——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在“创造性破坏”中呈现超越自我的变革动力是思想创新的关键。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现代性内含了自我批判的思想指向，这构成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马克思主义不应是僵化的教条或宣传的工具而应是变革现实的力量，这种力量内蕴于其批判精神之中。作为启蒙思想的传承，马克思主义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对现代社会的一切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打开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天地。践行这种批判精神意味着理性审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乃至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而在实践中发展出新的文明发展道路与思想体系。在剧烈的震荡下，中国文化最终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激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意志，激活了其传统中固有的“革故鼎新”“变法求存”的精神传统，通过“革命”这一最激烈的方式进行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由此才走上了向现代文化转型的道路。

在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注重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融合创新中发展出新思想新文化。作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之上建构的反叛性思想，马克思主义没有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它传承了启蒙理性的思想传统，批判地吸纳了该时代的主要思想，进而构建起一套立足现实生活实践之上的新理论。作为西方思想文化的自我否定与超越，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现代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它继承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与文化精神，同时又在批判中开创了现代文明和思想发展的新方向。因此，“中西马”的思维将“马”与“西”完全对立起来或者隔断“西”与“马”的关联，容易将“马”与西方文明主流对立起来，甚至造成“西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就反对”的思维。比如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将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主义又非“西方价值”，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它本身所产生并批判性发展的对于自由、民主、权利等价值剥离开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于“普世价值”有更深刻和超越性的思想认识，这恰恰是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学习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这是思想创新的有效途径。

四、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回到现实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创新何以可能？这种思想文化创新的可能方向是什么？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进程中，面对新历史条件下的压力与挑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如何能实现新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并进而发展出支持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这需要立足新生活的实践予以创新转型，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构建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在融合各种思想尤其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文明道路的探索中形成新的思想与文化，首先是形成一种新的支撑国家复兴的思想体系。在既有框架下，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而产生的新思想便是现实的可欲的目标。

1、以解决现实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为导向

解决中国问题、探讨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需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认识其客观的时间空间条件，进而从中确立合理的定位。现实总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常常为眼前的利益等所迷障而看不清世界，从未来认识现实便是一个合理的方法论。中国复兴是一个长时间段的社会文化变迁和文明的飞跃，从未来看当下才能认识现实的局限和必然要被超越的趋势。黑格尔辩证法主张，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现实的都是要被超越的。马克思坚持了这一辩证法的精神，主张“从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实”。因此，构建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需要“面向未来”，从未来认识和变革现实。思想并不停留于对现实的解释和论证，相反，它更站在现实世界的边缘认识和反思其固有的问题，由此打开了现实世界的缺口而开拓出新世界。

思想的创新来自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认识中国复兴的思想支撑首先需要把握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推动了思想的创新。从短期看，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存在惯性，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传统的制度文化体系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因而在短期内可以沿着既有道路前行。从中长期看，实现国家复兴的目标则面临众多结构性与系统性问题，尤其是继续探索和构建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框架与文化信仰体系。不论是古老中华文明的革新再造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都注定不能照搬以往经验。坚持社会主义意味着探索新生产方式、新社会制度、新价值观念进而培育社会主义新公民，这是前无古人的新事业，当然需要新思想的引领并必然会创造出新思想。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的探索迫切需要新思想，这构成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基本语境。从已有思想来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各种思想异彩纷呈且具有长久的合理性，超越这些思想并不容易。中国的复兴当然不是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它又在独特的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之上开展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探索，必然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新的思想。这里首先是基于自己的国情和新的问题而整合各种思想，尤其是对各种思想进行系统性的考察与甄别。在此基础上，面对现实中的新问题和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创新发展出一套支撑现代中国文明秩序的思想体系。

2、在中国复兴与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中实现思想创新

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不是在书斋中编撰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的。走出象牙塔、走向生活实践，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中发展自身，进而提供中国文化发展的精神指引，这是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当代中国复兴的核心问题是立足中国现实，在理论和实践互动中克服资本主义局限，在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实现中国复兴。立足世界新变化与中国的新探索，着眼于在解决新问题中探索新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这自然指向了思想的突破与实践中的变革，即以变革的实践与思想解决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意味着克服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缺陷，也克服封建的专制主义的局限，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展现出新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文明的探索和创造过程，即超越以往一切基于私有制与剥削制度，进而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上培育新的思想文化。这是一种极具创造性和实验性的事业，在经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之上推动文化创新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

在实践中试验、探索、试错进而总结经验并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与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是同一过程。实践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的机制是压力催生变革的动力，作为能动因素的思想文化激发出变革的冲力，这是锻造国家复兴的思想基础的条件。人生活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并面对着独特的问题情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构成相互塑造和印证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取决于能否在重大问题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在破解重大难题中实现社会制度与文化系统的转型，从而为国家复兴奠定坚实的结构基础。立足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直面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普遍问题，探索既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新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对的核心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进而实现中国复兴，这必然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包括马克思主义自身进行深刻而系统的 “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这种转换与发展已经切实地发生了，这是其生命力的根本体现。

3、在批判与融合中实现新思想的创造

构建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必然坚持中国本位的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的问题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突出中国本位并不意味着对世界普遍价值的拒绝，它强调的是整体性的中国立场，突出培育和彰显中国的主体性，以关注和解决中国问题为基本立足点，进而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中国气质与品位的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是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不断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问题的解决本身即是对世界的贡献。同时，人类发展也展现出一种共同的方向与趋势，包括经济技术发展推动下的全球化，各种文化交融推动的同质化等。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同时，人类社会发展也存在某种普遍的一般趋势。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社会主义是一种普世性的思想和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了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和回答，是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的局限以及人类社会不合理秩序的一种探索，因而也有着普遍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转型创新是一种应然判断，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压力与挑战，新的创新性融合如何可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作为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以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它如何能适应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要求？从历史上看，二者的融合与创新是支撑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自身的批判性、超越性、实践性与开放性。思想与的生命力来自人们不断在新的生活实践基础上的意义重构。一个现实方向是，立足中国并面向世界，立足以现代性改造和复活传统性，最终以实践为本体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

结语

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并会产生有开创意义的思想。从较长历史时期看，二十一世纪中国将走出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性比较和冲击下形成的停滞与徘徊，进而在开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创造新的思想。这既包括构建现代性基础上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还包含适应和引领新生活的思想的创造。然而，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实现，面对沉重的历史重负、现实的利益羁绊等各种阻力，实现中国复兴必然是直面和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的过程。面对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突破现实阻力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以推动思想创新。在时代问题产生的压力驱动下，巩固政治合法性基础、维护社会秩序与利益、实现中国复兴的共同愿景催生了变革的意识并化为政治议题，通过思想启蒙与解放打破缺口，借助实践探索积累经验支持，这构成思想创新的一般轨迹。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以构建中国复兴的思想体系，需要激发亿万民众的集体创造力。人不能凭空构思出一套思想体系，思想乃是时代大势、社会需求、实践经验等的反映。经验看，思想创新的动力源泉还在民众的创造实践中，思想创新需要充分发掘集体创造力，首先是民众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的经验。在现代“知识社会”，专家参与国家治理也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支撑。现代社会的思想多元纷呈，创新思想需要集中群众智慧、发挥专家优势。激发集体创造力需要营造自由和民主的氛围和机制，鼓励各种主体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中国改革发展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而激发了人们创业发展的动能，蕴藏于社会之中的无尽创造力被释放出来，由此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样，中国复兴新的变革发展也需要坚持在“试”和“闯”中走出一条新路。走出新路、获得新知需要打破各种思想与制度上的束缚，创造自由与民主的氛围与机制，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推动实践变革，最终在实践创新中实现思想理论上的突破。

思想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回应，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去理解；同时，思想又是一种能动的因素参与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所以，这种新思想的创造与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相互依赖、彼此支持，共同汇成中国复兴的历史洪流。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解决新的时代问题中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进而可能形成二十一世纪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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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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