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09-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

顾海良

［摘要］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及其实践基础和基本特征、时代意义和思想境界等问题作了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的。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作过两次重要概括。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大之后，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新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第二次结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发展理念

开拓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智慧的重要标志。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及其实践基础和基本特征、时代意义和思想境界的深刻阐释，成为他在这一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中的理论要义和思想精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就是对这一理论要义和思想精粹的运用，也是这一理论要义和思想精粹的结晶。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即毛泽东提出的“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2]1956年2月，正值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将确立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在为《论十大关系》讲话作调研一开始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他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指导思想的高度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伊始，毛泽东就高瞻远瞩，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指导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特征，阐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学理依循。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认为，这一论断说出了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邓小平赋予“进行第二次结合”思想以新的内涵，再次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理依循。

2014年7月，在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的主旨在于直面经济改革和发展实际，着力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5]2015年11月，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的实际，习近平同志强调：“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6]在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高度，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7]2016年7月，习近平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讲话，深刻把握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丰富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学理依循的内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波澜壮阔，蕴藏着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拓新的难得的理论契机，在新的实践中更能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按照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推进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赋予“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以新时代的意蕴。

坚守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学理依循，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如何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形成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实践证明，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拒绝予以研究和借鉴。但在根本特征和学理依循上，“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9]。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指向与重大原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问题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的。

1956年初，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最初探索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指向。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而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10]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11]不管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毛泽东认为的“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2]。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以“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3]为根本出发点，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指向，作出了多方面的阐释。特别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4]“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规定，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指向内涵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密切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实际，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认为：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合上作出总体考察，才能全面把握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才能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才能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真正拓新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聚焦点和着力点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整体理解和判断的结果。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激发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的势能和新的力量，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只有在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最紧迫的任务”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达到不断逐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推进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这五大文明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把“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的“重大原则”的意蕴所在。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指向，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逻辑结论。无论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中，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理论，还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要理论，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的。

2018年5月，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17]习近平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中的重大理论贡献，就体现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则，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这一重大问题的创新上。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论述中，最先肯定的就是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18]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这是对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理念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的深刻阐释。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面对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创新能力急需增强、实体经济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地区和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社会公共服务多有滞后、生态环境保护尚待加强，等等，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实施新发展理念的意义更加凸显。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对发展问题在多方面作出实践上的新探索和理论上的新阐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主要内容。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召开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发展理念一直是中心议题。在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理念，对“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的协调理念作了阐释，还深入探讨了“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对创新理念和协调理念的阐释中，从“实体产业创新”上提出“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从区域协调与协同发展的联动关系上，提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臻于完善，五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已呈新见。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即将进入“十三五”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习近平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对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作了阐释。在2016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期间的最后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和“指导”，已经初步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检验和彰显。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中，从基本方略上突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新要求，“基础和关键”的要旨在于“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9]

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深刻揭示了这一理念的总体性特征。这一总体性特征，体现于发展理念各个方面作用的相互依存、相互着力和相辅相成、紧密相连上。创新构成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成就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铸就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筑成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20]的有机整体。

这一总体性特征，也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作用过程之中。新发展理念的“先导”和“方向”作用，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总布局”之中，在根本上是基于“总布局”、须臾不可脱离“总布局”的发展理念。“创新”，立足科技创新、依托创新驱动、依靠创新人才、占据创新高地、发挥先发优势，重在形成更为完善的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协调”，坚持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五大文明建设之间，以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个方面的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拓宽发展空间、深化持续发展，旨在全面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绿色”，立足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开放”，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拓展对外开放视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开放格局；“共享”，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及其整体作用过程，统一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成就于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之中。

这一总体性特征，还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对象之中。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究，特别是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各种困境的探究。新发展理念实际上也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关于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步骤、发展着力点和发展绩效等一系列理念，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摆脱传统增长模式的“窠臼”，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启示。

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总体性特征，使这一发展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也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概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有过两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提出的；一次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六个方面内容的概括，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的最初成就。在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最初概括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突出了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还突出了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显著，对外开放要着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概括中，凸显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上的创新。这一概括在对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深刻把握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形成了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个方面的体系框架，提升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新发展理念作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21]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而初步形成的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制度体制框架，就是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的现实根据。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理论，在本质上就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在根本上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人民至上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在不断解决好处理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两个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特征和核心立场的深刻表达。

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关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强调准确把握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准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22]。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二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核心问题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关键问题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23]在根本上，就是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其要义在于：要从供给端发力，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在需求端着力，在对总需求的规模、结构、质量变化的把握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有效的反作用。马克思认为，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在根本上“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24]因此，既要注重作为供给侧的生产环节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重视作为需求侧的消费环节和过程的反作用，既要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要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既要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

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在根本上就是要强化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方法。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在根本上，就在于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来看，对新时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有其内在统一性，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共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也共同合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进一步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理论，拓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境界。

在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的阐释中，习近平提出：“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5]这是拓新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变化中，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是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着力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四是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方略，也是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和现实基础。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处理和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新课题，也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新基点。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结构上，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这七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着力于“一体建设、一体推进”[26]。

显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因此，习近平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27]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拓新，集中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及其内在的总体性关系上。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主线。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向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上，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着力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基础工程。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同时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以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为主导，从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五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的阐释，展开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新的内涵，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结构和体系作出了新的探索，开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2][6][9][2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第2页，第3页，第6-7页，第4页。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557页。

[4][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91页，第116页，第370页。

[5]《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2日。

[8]《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第513、515页。

[11][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第2页。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9页。

[1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