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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张玉奎:日月

2016-12-07 张玉奎 临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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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岭岭,沟岔纵横,自从有人类居住一来,村落全数隐藏在山沟里,起的名字大都是李家河,赵家沟,三岔一类的,听听名字,就知道地形。有的村庄坐落在山坡上,就叫某某山。想来也在道理中,谁家来落户的时间最早,就以谁家的姓氏命名村庄,靠山的占个山字,靠河的占个河字。至于村庄选址山上以及沟岔中,则是先人不忍心占据这里的良田居住,腾出来种粮。

站在岭上四面观观,只有零星的小块平洼地,良田少得可怜。张家台子村例外,孤独地处在一处肥厚土层的高地上,三面绝壁,都是斧砍刀削一样的土崖,三四十米高度,只有一处连接着山坡,进出一条路。

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过后,隔三差五就一场风雪,“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一面面竖在野外,有的褪了颜色,有的被大风撕裂,也有前不久才插上去的,鲜鲜艳艳,光彩照人。所有的旗杆都被雪埋住一截。

漫山雪原,北风怒号,一对黑色的人影,推车抗镐,奔着红旗而去。破棉袄扎着围腰,头戴狗皮棉帽的是男人的打扮,姑娘们穿的很臃肿,也是没有一个穿上漂亮衣服的,和老娘们一样。

队长李双喜一手捂着冻疼的耳朵,一手挥舞着,在指挥社员们分散开干活。各有分工,刨土的,推车的,拉车的,还要有人平耙,拉开了劳动的序幕。

风渐渐停下来,天阴上了,越阴越浓,继而飘起雪花来。社员们头上,身上落满雪花。几天来预报着的一场大雪,开始了,漫天飘舞,静悄悄落满天地,山林、村庄,暗淡在纷纷的落雪中。

庄户人家的星期天来到了,双喜队长下了命令,可以回家坐热炕头了。社员们仓忙着收拾家什,纷乱地奔向村庄。庄户人家的星期天,说来就来到了,只有这样的天气,社员们才可以闲在家里。

张家台子老人孩子一块算上八十口人,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队,自从合作社时期,李双喜就是村里唯一的领导。闲下来没事,爱凑凑热闹,他也顶着大雪来到中年光棍福生的家里。

福生是爹娘起的乳名,大号叫张福生。二老过世的时候,留下来的房子早被风雨摧毁了,双喜队长发善心,可怜他,倒出两间生产队的仓库,让他搬进去住。队长还为他的婚事操心,给介绍了一个媳妇。

相亲的那一天,双喜队长见福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回家让老婆找来自己的衣裳给他穿了,带领着福生到了庞家山。

庞家山前坡里一片果园,层层梯田里都是苹果树,清明前后,粉白的花儿在静静的阳光下绽放,早有蜜蜂满园里飞舞。园子里,庞家山村的队长李二歪脖子,看到双喜领着福生到来,迎接着进了看园屋子。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窗玻璃也都擦的明亮。茶几上茶壶茶碗洗刷一新,早就预备好了。

满果园盛开着苹果花,到处飞舞着蜜蜂,阳光明媚,蝴蝶蹁跹,小鸟的鸣叫,清脆婉转。深蓝色的天空,丝丝白云漫展。这时节的风儿,拂面暖煦,满含着花儿芬芳。

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溜进花丛里。双喜屋里坐下,陪着主人说着闲话。

女人长得并不漂亮,嘴咧着老合并不起来,牙齿外露。走动起来,拖着一条腿,是个女瘸子。

队长没说她腿瘸,只是对福生说,人家跟你就中,别提条件。要笑口常开,给人家好印象。队长还说,是个母就行,凑合起来就成家人家。说的福生连连点头。

福生听队长的话,跟在女的腚后,人家看他笑,人家不看他也笑,笑口常开。老在笑不说话,福生感觉似乎不妥,一时又无话可说。

天空中掠过一架飞机,晴空里拖着一股白烟远去,烟道变的粗淡起来。

福生有了话头,高兴地抬手一指:

“快看,飞机拉烟!”他很神气。

福生的语气和眼神,极富挑逗性,老长一张脸上,最给人印象的就是一双白眼球,大大的眼睛,白多黑少。笑着,也不美。

突如其来的话不着边际,姑娘想不通这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略微回了一笑。

福生看到了,以为说到姑娘心里去了。姑娘笑起来好看,一定对自己有了好感。福生想。

“俺队里的苹果树上结桃。”福生兴致勃勃地说,“您村上的人没有俺队里的人能,您队长不如俺队长本事大。”

姑娘听了,皱了皱眉头,转过身来就离开了。

李二歪脖子同双喜喝着茶水,窗户眼里就看到了。本以为瘸腿侄女相这样一个对象,不矮也不很丑,也算门当户对,谁知侄女腿瘸,还看不上人家来,见面就散了。

李二歪脖子走出门去,叫住侄女。侄女说:

“那人是个傻子!”

李二歪脖子来气了,进屋就说双喜:

“李双喜,您庄上还有比他更傻的没有?”

“福生不傻。”双喜说,“说话有点冒失,也不算大过。他会拉二胡,县吕剧团下乡演出,他竟能随着乐队伴奏,能搀和到一块,连演员们都夸赞他。”

“去吧去吧,我侄女高攀不上。”

李二歪脖子不欢气,摆着推让的手势赶双喜他们走人。

外面下着大雪,福生屋里一盘大炕,为了取暖,有人抱来生产队喂牛的玉米秸,一把一把往锅底下捣,火苗窜出灶口。一见队长来了,不少人拿福生取乐:

“队长又给你说媳妇来了,快着迎接!”

福生的爷爷过世时留下不少好书,不少名著,不乏孤本,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红卫兵小将搬出来烧了,从灰里掏出来一本《金瓶梅》,还有一本有关相术的古书,线装本。福生爷爷教了一辈子私塾,就剩这点家当了。

有关相术的这本书,前后都撕没了,就剩了书瓤,卷巴的像烂狗肉。这书上有一章,介绍人的命按份量知运气,教你一种方法称人的命重,推算人一生的官运及作为。以前村里出了两个有文化的人爱研究这本书,其中一个就是福生爷爷,两个人都死了,没文化的村民也还拿这本书对照各人的命运。

“长脖子”命最轻,只有两钱重,结果早早就死了。修水库的那年冬天,一块巨大的冻土滑下来,连人带推土车子,砸了个稀巴烂,早早了结了那被风一刮就上天的单薄的身家性命,撇了老婆孩子上了道。

尽管那时候生活不好,于谦还是生的方脸大耳,不高不矮,敦敦实实。他的命最重,七钱。七钱就命是县长的命重。他连生产队长也没干上,谈不上一点官运,往后也看不到官运。然而,他和“长脖子”的命重,是福生爷爷就看到了的,一上一下,占据着这个小村所有人命运的两端。

队长自称了,三钱半重。以前称过的、没称过的,都围拢来,看看自己的命怎么样,有多沉。一大帮穷社员,再没有一个县长命的。

几个岁数大的坐在炕沿上抽烟,各人带了烟荷包,长的短的烟袋,大的小的烟锅子,铜质的。烟袋杆上,安着瓷嘴子。烟油子过多,永福老头折一截扫帚上的细竹枝,从烟袋杆里掏出黄褐色粘糊糊的烟油子。只有他还使用着火链,火柴不舍得用。他家人口多,日子过的紧吧,粮食年年不够吃。

年轻的人有下四登的,有来五登的,就地上画了棋盘,三五人一簇。没有扑克的年代,农村人只能这么打发空闲的日子。

天阴的很暗,雪越下越大,张家台子这个小村,所有的树木和房舍,笼罩在雪天雪地中。地上的雪没脚脖了,房檐上挑着厚厚的一层,树枝上挂满了雪。

瑞雪征兆丰年,年丰与不丰是后话,大集体的日子不是靠哪一个人单独的努力就过好的,众人从来不统一,一直就是胡闹一般地搞生产。眼下就来到了好日子,看着天气,明后两天,大雪一停,刀子一样厉害的西北风刮起来,各人身上这点单薄的破棉衣不御寒,估计还是休息日。队长也扛不住寒冷。他家的伙食不比大家的好,都是清水里煮地瓜干,不见油水,填饱肚子而已。

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不出地主,大集体的年代,却是同样存在着财富差别。于谦算是村上最富有的家庭了——尽管也是紧手紧脚。

于谦精打细算,比人家富在养猪上。

大集体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一带的农村才见到化肥,用量也是很少。 36 42382 36 15288 0 0 1514 0 0:00:27 0:00:10 0:00:17 2584旧社会以来,不,应该说,从有人类种地以来,这里的农民种地,一直施用农家肥。农家肥中,以羊圈肥为主。以前单干的时候,谁家都养一群羊,多的十几只,少的几只,没一家不养的。羊屁股,就是各家种地的化肥工厂啊。

生产队同样重视生产肥料,养了一大群羊,专人放羊。这远远不够用,普遍的做法就是动员各家各户养猪,积攒猪圈肥。人的口粮发生饥荒,又有谁舍得粮食喂猪?喂养一头猪是需要很多粮食的。但是,大家都不养猪,地里就更不打粮食了,八十口人吃饭,还要交公粮,如何应付?队里采取的策略,就是奖励养猪。每积攒一推车圈肥,奖励一定的现金,每次分粮,又要奖励粮食。

实践证明,谁家不养猪,谁家的日子难过,饭也吃不饱。大家都养猪了,大猪小猪吃的不一样多,屙的不一样多,积肥就不一样多。养小猪多积肥,肥料就不中用,为了控制这种现象,队里采取相对应的策略,以猪的重量,制定积肥的数量。这已经是很科学了。

生产队的每一项策略出台,于谦都分析个精透。他养大猪,买来就是一百多斤的,准许积肥的数量就多。有了钱,就买猪,猪圈建了三个,总养五六头。村子里的人都羡慕,有人说,越有资本的人家越挣得多。有人算计出来,于谦家养六头大猪,单养猪这一项,就相当于两个壮劳力干一年农活的收入。

一九四二年间年,临朐人四处逃荒,成了无人区,相隔十八年,一九六零年,人们重又挨饿。人们饿怕了。临朐这土地上不怕涝,雨水多了总是收,怕就怕老天干旱,庄稼枯萎,颗粒无收。每逢一段时间不下雨,人们就考虑口粮问题,时刻担心间了年,猪也不敢喂了。大家纷纷赶集卖猪,卖了猪保口粮。大家都卖猪,猪价大跌。于谦总是抓住机会,很便宜就买猪。人家卖,他就买,反其道而行之。他总是发财。他家比别人家过得好,就是这样形成了差距。县长的命,没当上官,庄户日子,也不是一般。

天又旱了,于谦就想着买猪。他想买母猪,待母猪生了猪崽,估计正是好价钱的时候。大家都在卖母猪,没那么多养的,母猪就贱,杀母猪的人就多,母猪少了,猪崽就少,势必大赚。这个道理,屡试不爽。

于谦进了猪市,卖的没有买的多,价格没有明显的降下来,连赶了三个集,都是这样。于谦想,这个规律,大家都掌握了,没便宜赚了。看来,人的脑筋,快慢差不了多少。

这时,于谦发现通往集市的路上,来了一老者,手里牵着一头母猪,一手拿枝条赶猪。那是一头纯白毛的母猪,一百七八十斤。于谦老远就看中了,这猪顶多生过两窝猪仔,体型也好。

于谦看猪的本事,村里人都佩服,他本人也很自信。猪市里不少人认识他,有打招呼的,有点头的,都是冲着他在猪身上的功夫来的。猪市里,他是有威望的。

于谦主动迎上去,递上一根卷烟:“大爷,您卖猪?”

大爷点了点头。

“论称还是估堆?”于谦说,“您说一嘴巴。”

“六十五块钱,亏不着您。”大爷说。

“六十二元,对得起您。”

于谦讲究着价钱,又上来两个买猪的人,一人直接接过牵猪的绳子:“大爷,六十五元我要了。”

“吃饭还有个先来后到呢,你这人好没道理!”于谦唬着脸,一把就夺过绳子,“一样钱还有你的?!你问大爷卖给我还是卖给你!”

于谦伸手从怀里掏出六十五块钱递上去。大爷接了,买卖成交。

亮子媳妇见了,很羡慕于谦家。她清楚地知道,于谦家的日子,好就好在养猪上。亮子在县运输公司开大货车,一个月工资捌拾元,过的还没有于谦家的日子滋润。

亮子大号叫李亮,长辈人叫他的乳名,老婆也叫他亮子。亮子部队转业,部队上就是驾驶技术过硬的好司机。那个年代,汽车司机走到哪里都吃香,“马达一向,黄金万两”。

量子夜晚回家,老婆就给吹枕边风:

“人家于谦叔,今天又买了一头母猪。看人家的本事,下庄户,日子过的比咱家好。我一个女人家,不好求人,你抽空去拜访人家,帮咱家也买两头母猪,一年生几窝猪仔。你就去找找人家吗!”

枕边风好使,亮子果真就找上于谦家门。于谦说,本地集市上已没有便宜价,听说潍坊那边的猪便宜,出差的时候喊上我,咱一块去买。

很快,亮子争取到一个去潍坊送货的机会,回来空车,就约和了于谦。行至大柳树,正巧逢集,停车一打听,一斤生猪便宜了五分钱。买一头大猪,比当地省下十块钱。这是很合算的了。十块钱,抵得上生产队多少工日呀!

于谦买上猪,亮子送货,亮子回来把猪装上汽车,每人买了两头。省了钱的兴奋,使两个人体验到合作带来的极大愉快。

亮子媳妇感激于谦叔,炒菜买酒伺候于谦。两家从此建立起鱼托水水托鱼的关系,互补长短,共同牟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东营市刚刚开发,国家调拨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沼泽地上,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小村庄消失了,一片片楼房林立,到处是建设工地,夜间一批灯火。这个地方发达了。

李亮每天都往东营运送建筑材料,利津、牛庄等地的集市上,他总是下车打听猪的价格,回家转告给于谦叔。于谦叔一听就感觉出其间的差价所能带给的利润,像猫闻到了腥味一样感兴趣,立马就答应去看看。

利津大集猪市上上了很多猪,偏巧买猪的少。于谦很老道,集市上转了转就看出了眉目。他说:

“亮子,你看,上的多,买的少,定着是越买越便宜。上集,下集,悬差一毛钱之多。”

于谦叔的本事,李亮清楚地知道,听他的话一准没差,就把怀里揣着的三百元钱掏出来递给于谦叔:

“还和去潍坊一样,你买上等我,回来咱就装车。”

果如于谦所料,时近中午,还有很多猪卖不下去,价格开始下滑。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能说会道,买下来的猪,一斤比上集时省了一毛二分钱。买的全是大猪,二百斤以外的,六头猪,比上集时买就省了一百多元,比回家买省了三百元,这个成绩是值得人骄傲的,一辈子里,怕是难有再一回。

回到家,把猪卸下车,赶进各家的栏圈。亮子媳妇炒好两个菜:一个油煎鸡蛋,一个芹菜炒肉。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很奢侈了。

“这么便宜,人家怎舍得卖呢?!”亮子媳妇脸上洋溢着知足和感激。

“这么远的路程,要不是有车,再便宜又有谁能买回来呢!”于谦叔把成绩推给了李亮。

就凭着这买卖,两家的日子迅速起色,成为张家台子小村里最富有的两家。日子过的比人家好,遭人嫉妒,队长眼里进了沙子一样不舒服。双喜队长再不放过于谦各种名目的请假,他心知肚明,暗生一股火气。

于谦知道队长的心思,也帮队长买了两头肥猪,把队长的火气全打消了。隔三差五,还请队长一壶酒。队长爱酒,正中下怀。队长喝得醉晕晕的,反把于谦一顿夸奖:

“你是七钱命,是县长命。应该称呼你于县长的。”

这事传扬开来,有人管教于谦于县长。于谦很爱听到这个称号,祖祖辈辈里还没出过官呢,何况是县长!就是这个名也听得顺耳。

一日,李亮南下江苏,回来经过苍山。苍山是大蒜产地,早早把于谦叔拉上。于谦叔带了五百元钱做本钱,一个大集上的蒜被他买了一半。车斗装满了,还有卖蒜的人络绎不绝地送到车前。于谦赶忙推辞:

“装不了了,就是白送给也带不走了。”

卖蒜难,卖蒜的人不听他的,继续送过来。于谦变着话说:

“实在没钱给了,请大家回去吧。”

听得这么说,卖蒜的人们才将信将疑地离去。

把蒜拉回家自然不合适,村里人意见多的顶破天,队长沾点便宜也不好说话,二人决定拉到于谦姐家。他姐家住李家坡村,逢五排十赶集,离的县城又近,利于推销。

李亮照常上班,每天,于谦都和儿子推着小车卖蒜,卖完就到姐家再装一车,一天往返好几次。事实证明,下乡村比赶集进城卖的都快。进价四毛钱一辫(一辫蒜五十头),卖一块钱,一辫蒜挣一倍的价钱还要多。五天就卖完,一车蒜挣了六百元。

于谦很高兴地拿着三百元钱进了李亮家门,送去三百元利润。李亮两口子就是不收。以前帮忙买猪,这次就算帮于谦叔的忙了。

“万万不可!”于谦放下钱就走,边走边说,“没有侄子开车,我坐在家门口,哪能搬来苍山的大蒜!”

这样推来推去,争执不下,还是亮子媳妇有主意,留下二百元钱,好歹算是过了这一关。

阴天下雨的时候,于谦躺在炕上,想来想去,还是买卖养家啊!一趟买卖做下来,抵得上生产队里半年工啊!无限感慨。

于谦的心野了,他计划着把临朐的奇石贩运到江南去。出这样远的门,还是头一次。他需要一个伙伴。考虑再三,看中了一个人——李村李志高。

李志高人到中年,还不算庄户脑筋,十几年村干部历史,刚被挤出干部队伍,无所事事,正好队里管不着他,有时间外出。

县城大集,近年地摊上多出奇石来。这种石头内含各种画面,不乏山水、林木、人物、花草及鸟类,打磨的光光滑滑,件件精制。地摊上的奇石,档次低了点,价格低了不少,却有越来越多的货上市,源源不断。估堆就可以买下来,很便宜。

卖石头的人,多数来自南部山区,自挖山洞掏出来,没有成本,给钱就卖。其中也有好货,这些人不知道卖哪去,卖给什么人给钱多。于谦会买,花不了多少钱就搞到手,三言两语就成交。一个集赶下来,一二百元就买回一大摊。

买下奇石,装箱打包,客运汽车随人带货,一天一夜,运到浙江省省会杭州,花鸟市场卸了货。

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就在市场西部边缘,一条街过去,就二三公里路程。

“叔,没想到,咱爷们这辈子,还能到了杭州。明天,咱们看西湖去。”李志高躺在地下旅馆的床上说。

这是全杭州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日夜只收七块钱。旅馆设在地下,利用的是过去废弃的防空洞,长长的一条水泥预制的地下通道,两边床铺,永远走不到尽头。走不多时就有一处通往地上的安全出口,整条地道灯火通明。这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低收入人群,很多人和于谦他们一样,来这里做小买卖。山东郯城来了一对父女,父抱琵琶女唱歌,地下旅馆里卖唱,围拢着很多人,很有些人气。

星期六,星期日两天买卖最好,花鸟市的闲人格外多。毕竟是有名的省会城市,居住着社会各阶层人士。这个日子,这个地方,爱好花鸟的有钱人想必都爱来此逛逛。这部分人不怕价钱高,就怕你手头没有好货。不是好货,白送人家也不要。有时,你眼里看不出名堂,人家左端祥,右端详,过会儿很满意,有时不自觉地就吟一首诗,或者冒出一句我们似懂非懂的古文。于谦没文化,察言观色,知道该要个好价钱了,五块钱买来的,咬咬牙喊了一口:

“五百。”

“还有吗?”人家嫌少,“都摆出来,让我挑。”

于谦赶紧全倒出来,摆了一大摊。买卖就是这个样子,买的人越多了,围上来的人越起劲,都认为有好货,价格便宜。

买奇石的人五十来岁,退休干部摸样。于谦想,此人一定当过大官,省长副省长的干干也未必不可能,很有闲钱。这样的人会缺钱?人家价都不还!看来,“啃骨头往着有肉的啃”,是得好好啃他一口。

那人从中挑选了几块,收进兜子里,往身边站着的一个青年努了努嘴。青年会意,走过来一步,弯下腰收拾起来。

这个动作,于谦看得明明白白。不待砸价就收货,“老绵羊绑在床腿上,爱割毛就割毛,爱割蛋就割蛋。”心中暗暗高兴。

“多少钱?”

“您这位顾客真识货。我从山东临朐县来一趟,拉一汽车奇石,就这几块好东西!”于谦满面春风,“我进价五千,看您老也不是凡人,敬佩您的专业,一分钱不挣,还是五千收你的。”

“四千。”那人稳稳重重,语气不高,掷地有声。几乎不容分辩。

“一口价,再加五百!”于谦很大度,很坦率的样子。

那人无声地数了四千元钱递给于谦,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人家的眼里,值!

于谦李志高相视一笑,那笑容,久久地荡漾在各人的脸上,心里乐不可支。有顾客在举着石头问价钱,二人方才回过神来,赶忙招呼卖卖。

星期一人少,卖货量大减,所卖的货款够生活费用的,靠着这样零卖,在这里已没有实际意义,两人决定够本不够本地把剩余的货拥出去。这已经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赚大了。临走前,再到西湖走一遭。来到杭州,不去西湖,等于白来。

附近住着一位老退休工人,天天来花鸟市,天天泡在石头摊前,有时问问价,掂掂这块,看看那块,很少买下一块。于谦就招呼那人过来。

“老哥,俺这买卖好得很,你是看在眼里的。”于谦指一指眼前一堆剩余的石头,“这些够本钱给你,你在这里发财。俺两个守在这里,不如回家再办。你也赚俩。”

“算我多少钱?”

“五百块钱够本,四百五怎么样?”于谦笑嘻嘻,满面温和地说。其实,这已经虚上很多很多了。

“三百五!”这人也不简单,不是山东人,也懂得“青州价钱拦腰砍。”

“哪里也是交朋友,你这个朋友交定了。往后来到杭州,还要靠着您老,靠您老给撑着山。中,成交!”

西湖没有想象的那样美,水边几只画舫,游人络绎不绝,卫生搞得也不好,纸屑果皮刮到水里漂着。有外国人穿行其中,拿着照相机到处留影。没有稀奇好看,雷峰塔,断桥也没有去,遂决定返回临朐。这样好的财运,不能耽误在游完上。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一句不靠谱的话,事实上,总是画中美,比实际美得多,言过其实。言过其实了。他们这么想着就走开了。

第二趟来到杭州,仅仅过去一个星期的时间,杭州花鸟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处泛滥着临朐奇石,简直就没法卖了。星期天一过,于谦和他的伙计转移到湖州,计划卖卖就回去,越走离家越近。

湖州汽车站下了车,天色渐晚,第一需要的事就是找旅馆住下。附近没有适合住下的旅馆,看看都是些高级旅馆,舍不得花钱,随手叫住一辆出租车,要出租车带路去一家便宜旅馆。起步价五元。司机拉着两个伙计转了一大圈,下车来有一旅馆,名叫红星旅馆。这就是全湖州最便宜的旅馆,两人一晚上十五块钱。

两人看了看,这地方就在汽车站东面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亏得很,五块钱算是白花了,谁让咱不熟悉呢。这都是因为人生地疏,吃个哑巴亏吧。

红星旅馆门前一条水胡同,两边全是民居,间隔不远就有一架桥,互通往来。桥离水面很高,底下可以划船。有小船往来着。石块砌的水道两边,有通往水下延伸着的层层石阶,不时有居民走出来取水,有居民下到水边。江南水乡,风景不错。看不到别处的街道,想必全都是这样的。江南的风光真好。

湖州市场上也是不如意,卖了两天,基本够本,采取杭州的办法,贱卖给一个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却是又想到台州去看看,闯荡新市场,两人随打包启程台州。

台州花鸟市,还是被临朐人占领市场,人家摊子大,资本多,有专人供货,竞争不过人家。好歹把货物贱处理了。石头没卖好,意外地发现了生机。一品冠这种花老家多得是,不足一块钱一棵,换上一个花盆,运来台州,一颗就卖二十多元,这利润太诱人了。

从台州返回的时候,于谦想再到杭州市场看看行情,二人就下车进了杭州花鸟市。有个临朐老乡,三十多岁,平头,一米七个身,笔直一身绛红色西服,白白净净,不像庄户人家的孩子。他一个人就运来了好多货物,市场上就数他买卖最好。他手里有手机,不断地打电话联系客户。从旁听到,杭州市电视台的副台长要来领货。

没多大功夫,一个中年男人,骑一辆简易自行车来到近前,从老乡手里接过一个精美的纸盒。打开纸盒,又一层细腻的红绸子包装,再打开,一张铅印的英文说明书覆盖下,是一方方正正的临朐山旺化石,透明的蜡质密封着一亿年前地层深处的蜜蜂三两只。三言两语成交,现金交易额一万元。

山旺化石不是一般人搞到的,那是轰动过世界的宝贝。这人在做犯法的事情。这事情犯法。想挣大钱,胆子大到犯法了。

回到家,于谦和他的伙计到了青州市黄楼镇。这个镇是专业从事各种花卉种植的乡镇,一个大棚就是好几亩地大,一个大棚一种花,一个大棚连接着一个大棚,全是大棚,满乡镇都是密密麻麻的花卉大棚。一问价钱,要价都不到一块钱一棵。他们一次就定了两万棵,压价到了七毛。

为了装箱方便,所有的一品冠全部晾晒,待晒软了打包,一个大纸箱装下千儿八百棵。二人怀揣着满满的希望,搭车去了台州。

台州市场上卖了一天,单株价格八元,不带花盆。这就很早知足了。一天卖了六七千棵。谁知睡了一夜觉醒来,市场上来了七八辆大车,全装的一品冠,有的在卸车,还有的在观望。谁都知道,“货到地头死,”买卖砸了!这可是塌天的大祸。果然就不行,一会价格就降到五毛钱一棵。

“走,我们转移。”李志高很果断地说。

去哪儿?商量来商量去,以为南京比上海好,就启程南京市。

不是周六周日,买卖不好,但总能卖一些。坚持了几天,剩下的叶片变黄,不好卖了,一毛钱一棵的价格转给当地一个小贩子,回家了。还好,还能赚些钱,多亏头一天卖的好。

回家到山旺转了一圈,看管极为严密。有人透露,那些好化石,一准是当官的弄出去的,那得有关系,又系犯法,于是,没有迈近雷池一步。那不是他们能干得了的。事后,杭州那小伙子听说了,取笑说:“卖个茄子卖棵葱的手,也想打化石的注意。天鹅肉不是想吃就吃到的,弄不好让你住公家房不花钱。”

挣了赔,赔了挣,这年的冬天,于谦和志高,历经艰辛,辗转南北,经历了一生中从未经历的磨难,欣喜的是,总是比种地强多了。人活一辈子,挣钱不挣钱,能够出外闯荡闯荡,见见世面,也知足了。

跑跑颠颠,渐渐把双喜队长撇远了,礼物送的越来越少,以后就不送了。双喜队长对于谦是格外开恩的,还要顶着不少反对意见。这于谦是越来越不像话了,队长窝了一肚子火气。

于谦家的日子过的最好,成为小村里最有钱的人,很多人对于谦生气了。大家都穷,偏你家富?搞投机倒把!队长挑笼着一伙人公开作对,处处作对。生产队的日子,于谦实在过不下去了。一年一年不见起色,穷的吃不饱穿不暖,人们干起活来偷奸磨滑,没一个真心实干的,日子会越过越坏。收音机里广播,安徽凤阳实行土地包干制,他心中一热,立马滚过一个热浪,他多么想走这条路啊!就盼着早日实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准天下的大政方针要有大变化,大集体大锅饭这条道要走到头了。社会上已有种种预兆显示了这一点。那将大大增加生产力,极大地鼓舞中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于谦这么想。

于谦的思想集中到分田单干上来,他热切地希望把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去,自由种植,土地和时间自由支配。他坚信,困难的日月终于熬到头了,只要土地一到手,只需一年,保准能够大翻身。他一天都等不下去了。他与队长的矛盾加深了,一点小事就争吵,把双喜气得不行。双喜自当队长一来,几十年来大家都听他的话,如今的人越来越难领导了。双喜想,大集体创建三十多年,难道真的走到了末路?可不就是这样!

于谦的注意力放在张福生身上,他在接近张福生,不时送给张福生酒喝,笼络的张福生像自生的亲儿子一样。大家看在眼里,谁都不解。张福生可是队里最无用的人,一个智力低于常人的人。

李双喜又跟于谦抬杠了,越吵越激烈,两个步入老年的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人抱在了一起,一个在下,一个在上,于谦压着双喜,两个人的手互掐对方的脖子,以命相拼。看热闹的人群不能沉默下去,人命关天,把他两个人分开。两个人身上、脸上,互有伤害,喘着粗气,粗鲁地骂娘。

过不几天,两个人又滚成一团,被人拆开,怒骂不已。李双喜感到委屈,拉双喜一块找到大队书记钟爱民。

钟爱民六十多岁,脸颊清瘦,长长的寿星眉老在跳动。他早知道于谦跟双喜闹得混不到一块去了。他寻思了寻思问:

“于谦,你有什么想法?”

“我要单干!”于谦愤怒地说,“我是李村人。一九五八年迁进张家台子村,由李村带过来八大亩地,还给我八大亩地。”

“放屁!”双喜大怒,“那时八大亩地,现在地少了,还能给你八大亩地?!”

“中央还没有政策单干,行不通。”钟书记解释。

“安徽凤阳已经试点了,下一步就要全面推广,您俩谁都挡不住!”于谦对钟书记也不客气了。

“我也知道这件事,不过·····”书记没说完,于谦抢话了:

“非这么办不成。活不下去了。想要在一起,我一天活不干,少不了我一斤口粮。”

于谦这人县长命,心计多端又固执,是和不了群的。书记沉思着说:

“你呢,双喜说说。”

“还用说?最好哪来哪去,回他李村。土地人均给他,算是便宜。”双喜队长说,“队里拖着拉着不少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家,也分给他一户。”

“我没意见。于谦干干脆脆地说,“我带张福生。刚从李村过来那阵子,俺家就和张家一个互助组。”

看看没有解决的办法,钟书记打发他们都回去,答应晚上召集张家台子全体村民会议,共同讨论于谦提出的问题。

生产队的饲养棚旁一口土坯房,煤油灯照亮了整间屋子。张家台子村一户一人全部到场,钟书记也早早来到这里。大家议论纷纷,人们分成了三簇。钟书记是个明白人,一眼就看到三姓人家互不搀和,这意味着要分成三个组。他心中有了底,顺其自然,当人们愿意这么分的时候,他就准许这么干。

会议没有开场,三个姓的人家已经在讨论如何分地。分地就是分家,双喜感到几十年以来的队长当到头了。大集体没有什么不好,他想。为什么大家如此乐意分呢?

这个晚上,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积极性很高,一致要求分开干。这一来,不只是于谦一人的想法。张家台子村分成三个组,已是不可阻挡了。李村也要这么办,毕竟是一个大队,明天,全大队的人都不干了,都要分地,如何是好?这个责任,负不起。钟爱民想,此事责任重大,不能顺从了。

“大家静一静。”于谦主持会以了,“很明确吗,大家要分组单干。一九五八年之前,我们曾经办过互助组。今天的形式,还是互助组。我们又走回来了,好像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我说不清。大家想一想,我是一个小小的村官,我不敢作这个主。不是张家台子一个生产队,是整个大队,包括李村。我要向人民公社汇报。”

“不行,不行!我们必须分组。今晚就分!”于谦站出来说话。

一言激的群情激昂,大家都站起来,纷纷嚷嚷,闹得钟爱民不可开交,难以收场。

“钟书记,只需你一句话,分还是不分?表一个态就行,剩下的事我们办,你回去睡觉就行了。”于谦说。

“对,说一句话。”

“说吧,书记!”大家都沉不住气了。

“你们看着办吧。”钟爱民起身要走了。

“欢迎钟书记表了态,大家鼓掌!”

于谦借书记吉言,一开口,大家欢呼起来。其实,书记的本义是管不了了。在大家的叫嚷中,闪开一条夹道,钟书记走出去。

双喜没有想到书记这么走了。由不得双喜队长没当够,于谦点出几个明白事理的人来,把全队的土地分了等级,按各组人口多少,平均分地。三个组独立,彻底打乱了人民公社以来的统一格局。大家欢喜地走出那口屋子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

不出一个月,李村也分地了,五个生产队,一个大队,分成了十三个生产组。相邻的村庄也在这么办,全公社都在这么办,这时候,上级还没有明确指示到来。

于谦这个组最小,就加进了张福生。张福生一个人分了两口人的土地。因为,他户口上两口人,还有一个女儿。有其名无其实,女儿是支部书记钟爱民弟弟的,只把户口落在张福生名下,为的是躲避计划生育,偷生三胎。这种办法很普遍,在广大农村盛行一时。

分地以户口为准,有户口就有土地,福生钻了这个空子。于谦本住这个规定,为福生多分一口人的土地,也为他们这个小组多分一份土地。这让好多人不痛快,又无话可说。

土地分到组,原来的队长一个都用不着了,书记也少了好多事情,他家也和大家一样,参加小组生产劳动。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一九八一年秋后,生产小组全部自动解散,田地进一步分到各家各户。这一年,家家有余粮,花钱也宽裕了。农民的日子,开始翻身了。生产责任制,就这么叫着,老百姓说,又单干了。

自从钟爱民当上大队书记以来,李双喜一直是他手下的生产队长,几十年来还是有感情的。下雨不能干活的时候,双喜就喜欢找老书记唠唠。二十年后,谈到那次分地,谈到于谦,两人佩服得连伸大拇指。没有于谦,农业这条路子,按着老套路多走一两年,多受一两年穷困。别的一些地方,大集体又搞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两个老伙计更佩服于谦的聪明。张福生死了,张家两口人的土地归了他家。往后的日子,再没分过一次土地,已经分不动了,成为个人财产了。

双喜想起来了,分地之前,张福生和于谦曾经打得火热。

——2016年12月6日于家中 

张玉奎,东城街道刘家董庄村,1963年生人,初中文化,喜爱文学,不断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沂源和临胊多家刊物发表杂文,系县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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