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常柱丨功能实现视野下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

王常柱济南大学学报 2023-08-28

作者简介

王常柱，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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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第41-49页

摘要

传统家风拥有齐家、修身、传业、存续、报国五大功能，且这些功能均有过卓越的历史实现。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得益于由理性自觉、教育引导、警戒惩罚、终极信仰四个方面构成的实现机制。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既要注意传统家风的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也要注意古今之变所造成的社会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利益分配原则等五大制度性挑战。有鉴于此，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只能在遵循避让、符合、损益、创新四个原则的前提下，以回归家庭的模式来实现。这样的转化，注定不能轰轰烈烈，但却仍足以唤醒血缘亲情、人类之爱、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重建家庭作为个人之价值观养成之所的结构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身处新时代历史方位的习近平同志，以高远的历史站位、宽广的国际视野、深邃的战略眼光，不仅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建设，而且指出“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要求整个社会强调重视家庭、家教和家风，重视家庭建设。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家庭的重要性，为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基本遵循。然而，必须清楚，传统家风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对其实施现代转化，一定要重视现代社会种种特点带来的挑战。为此，本文从传统家风的性质和功能入手，分析传统家风之所以能够实施现代转化的客观基础和内在逻辑，考察中国现代社会的特点及其可能给传统家风现代转化带来的挑战，然后在确定挑战性质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回归家庭，培养最基础的价值观。

一、家风功能：传统家风现实转化的客观基础

在此，“传统”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历史，而传统家风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家风。相对于现实而言，传统家风早已成为过去，而今天的我们对传统家风实施现实转化，必然要面对一个质疑：传统家风现实转化的客观基础是什么？

　　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固然有现实的客观需要，但其客观基础还主要是由传统家风这一事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为此，回答这一问题，须先厘清家风的本质。对于家风，《辞海》是这样定义的：家风乃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1]《辞海》的定义给出了理解家风本质的三个向度：一是范围向度，即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自身的家风。二是时间向度，即家风是世代相传的家风。三是内容向度，即家风是风尚、生活作风。从实际情形看，研究者定义家风的本质也基本遵守这一逻辑。比如，秦四晃认为，家风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家族上下约定俗成，共同认可；二是祖孙世代相传，风尚自然延续；三是非蜻蜓点水的一鳞半爪，而是涉及家族每个成员每个生活细节的较系统的言行规则”[2]。

再如，吴灿新认为：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庭或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一种文化风格，并成为家庭或家族成员共同的文化基因、价值共识和精神家园。”[3]

上述两学者对于家风本质的定义，都基本遵从了《辞海》的定义逻辑。当然，也应注意，由于家作为家风的存在之所，一头连着个人，一头连着社会和国家，因此也会由于个人走出家庭而对社会和国家产生影响，以至于一时之语，可以守之百世；一家之语，可以共之天下。据此，家风的本质，也可以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定义。比如，郭君铭就将家风的本质划分为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在他看来，

“ 对社会而言，家训家风是凝心聚力、价值传承的重要载体；对家族而言，家训家风是延续家运、防范衰败的有效保障；对个人而言，家训家风是安身立命、修德润身的人文底蕴”[4]。

功能实现视野下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

　　上述定义逻辑表明，学者们尽管对于家风本质的定义稍有差别，但基本认同家风就是“家”的“风”，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时代相传并为其成员所恪守的“风”，是“在世代繁衍过程中，家庭或家族每个成员恪守家规家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风习、道德面貌”，是

“一个家族世代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是摄人心魂的精神纽带和心理归属，是家族成员行为的道德准则、处事方法和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5]。

这一共识告诉我们，家风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是一个由生活习俗、行事作风、价值取向、理想信念、行为规范、道德面貌等构成的统一体。因此，任何简单理解家风概念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上述分析厘清了家风的本质。然而，家风的本质还不足以成为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的客观基础，因为本质只是说明了传统家风是什么，而没有揭示出其何以能够转化为现代家风的依据。事实上，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家风之现代转化基础的是传统家风的功能。我们知道，任何事物之所以是该事物，根本之处在于它的本质。而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发挥影响，根本之处在于它的功能。因此，传统家风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发挥影响，根本之处在于它所拥有的诸多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基本功能是传统家风产生作用、发挥影响的前提条件，更是今天传统家风实现现代转化的客观基础。

　　那么，传统家风的功能是什么呢？所谓功能，是指事物内部固有的效能，是事物所以产生作用、形成影响、达成结果的内在力量。据此，传统家风的功能，就是传统家风自身所具有的、用以产生作用、形成影响、达成结果的内在力量。由于家风是“家”的“风”，所以认识和理解家风的功能，须明白“家”的本质。所谓家，就是家庭，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基于婚姻血缘关系所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此，婚姻关系是由男女双方借助婚姻构成的横向夫妻关系，血缘关系则是夫妻通过生育而产生的纵向亲子关系。这两种关系，构成了家风形成和发展的伦理空间。不过，由于“传统中国社会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之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是社会架构中的基本组织。”[6]所以，“家”具有“家族”的性质，家风也是家族之风。从其形成历史看，家风的开端者是家庭中的最主要成员。这里的最主要成员往往就是父亲。一般来说，父亲作为家庭最主要成员确定家庭的生活理念、价值诉求、伦理理想、精神信仰等，并使之以家训、家规、家教、家法、家礼、家习等具体形式呈现出来。最后，这些内容“通过家庭或家族成员具体的言行举止展现出来”[7]，形成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

　　所以，家风一旦形成，就拥有了自己的功能，也就是用以塑造家庭成员的品质以保障家庭存续的功能。那么，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一般而言，传统社会具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因此具有自然经济的特点。其二，传统社会重视血缘，奉行宗法制度，因此具有宗法制度的特点。其三，传统社会重视孝道，奉行孝道伦理，因此具有重视家庭伦理秩序的特点。其四，传统社会移孝为忠，坚守家国一体的政治理念，因此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小农经济，要求家庭成员具有整体观念，并以此满足家庭存续、成员生存的需要；宗法制度，要求家庭成员齐心努力，为家庭、家族甚至国家做贡献；重视孝道，要求整个社会推崇“百善孝为先”；家国同构，要求家庭成员在家尽孝、在国尽忠。

　　在家风的本质与功能的支撑下，上述四个社会特点共同赋予了传统家风五个基本功能：一是齐家。所谓齐家，就是通过家训家规等家风手段进行家庭治理，实现家族成员齐心协力、和睦相处、维护家庭利益的目标。比如，《朱子家训》开篇所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就是告诉家庭每一个成员早上起床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家庭的整洁形象。在这样的意义上，陈来先生指出：“家训家规的首要功能是齐家，即对家庭进行有序治理，重视其规范功能。”[8]。二是修身。所谓修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体现在传统家风中，修身表现为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两个向度。在核心成员那里，修身即是修己之身、成为榜样，不仅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还要为一般成员树立效仿的榜样。在一般成员那里，修身即是育人，就是核心成员将他们塑造成家庭目标需要的人。三是传业。所谓传业，就是使家业兴旺发达、传之久远。一般来讲，传统家风在价值追求上表现出两种极端选择：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多强调督促后人聚财兴业、趋利避害，而那些高居庙堂的仕宦先贤们，则强调反对聚敛、力倡清正廉明。这两种极端貌似截然相反，而事实上又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二者都致力于传承家业、传承基本的生存之道。四是存续。所谓存续，就是使家庭、家族生生不息、香火不绝。续香火几乎是每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因此繁衍生命，保证家庭之生命不息、香火不绝是一个家庭的根本任务。为此，对年长者行孝，使之颐养天年，对年少者行慈，使之少有所长。如此，孝道的存在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规劝才能广泛流传。五是报国。所谓报国，就是忠孝报国，在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中，家风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报国的功能。当然，在现实层面，报国功能更多地存在于仕宦之家风中。比如，宋朝名臣包拯的家风强调以忠孝为本，尤其突出廉洁，而在这里，忠、孝、廉都具有报国的意义。对于一般的士农工商而言，他们虽然没有将自己的家庭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其家风中也少有报国的内容，但却在国家危难之际多有报国的行动。

二、功能实现：传统家风现实转化的内在依据

上述五大功能，一方面为传统家风在传统社会之家庭生活中产生作用、发挥影响提供了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则为传统家风的现实转化提供了客观基础。不过，客观基础只是客观基础，它只为传统家风提供了现代转化的可能，却不能直接成为传统家风能否实现其现代转化的内在依据。从目的看，我们之所以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传统家风具有上述五大功能并且得到很好的实现，二是通过现代转化，使传统家风服务于当今社会。在此二者之中，后者是中国社会今天的愿望，而前者则是中国社会今天之愿望所以产生的内在凭借。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家风之基本功能的历史实现状况就成为其现实转化的内在依据。

　　所以，探寻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内在依据，就是探寻传统家风功能的历史实现。我们知道，一个事物的功能，总是由该事物的内在结构决定的。而该事物的内在结构，又总是与该事物的内在结构的内容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传统家风的基本内容入手分析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是可行的，也是可靠的。认识传统家风的基本内容，可以有多种路径。比如，使用结构的方法，可将家风内容划分为家训、家规、家教、家法等。再如，丁素依据家风的具体用途，将传统家风内容划分为家国情怀类、积德行善类、勤俭持家类、尊老爱幼类、修身处世类、择善为邻类等六大类，并且认为它们都“重伦理道德、讲修身处世为大要”[9]。历史实际告诉我们，传统社会之中，

“在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人一直倚重家族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在国家的管理者看来，家族可以分担国家管理中的诸多复杂事务，让国家的管理变得轻松，同时也能让社会成员的生活变得更幸福”[10]

所以，基于这样的伦理目的,

“尽管世家不同，家风内容迥异，良好家风还是基本认同俭朴、谦逊、敬老、善良、懂礼、和睦、诚实、守信、克己、奉公等向善、向上、向真的价值元素的”[11]。

既然传统家风在内容上精彩纷呈、各具千秋，同时又有相对集中的价值诉求，那么，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也自然精彩纷呈、各具千秋，也具有相对集中的价值取向。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家风通过其生活实践表现出来，

“让家族成员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约束和激励着子孙且被世代相传”[12]

基于上述理解，根据研究目的，借鉴传统伦理有内向外的层次性原理，可将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个人层面的历史实现。个人层面的历史实现可分为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两个维度。核心成员是指父母长辈，一般成员是指核心成员之外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之中，核心成员树立家风、践行家风，同时又要训导和提携子女晚辈，且在如此的家风倡导和践行、训导和提携中，实现传统家风齐家、育人、传业、存续、报国诸功能的华丽转身，将家风这一思想意识、价值理念变成了现实的家庭生活实践。二是家庭层面的历史实现。传统家风在家庭层面的历史实现，主要表现在齐家、传业和存续三个方面。齐家需要制度，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个兴衰起伏的家族，大都有自己家族内部的管理制度，而且即使没有家训、家规，也往往有自身的家族性格。在传业方面，家风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信念，即通过对家风价值信念的坚守而实现家业的传承。从存续的角度看，“一个家族，需要通过家教家风这样灵活的途径来实现对内部成员的影响，以促进人的发展，进而实现家族的延续”[13]。三是乡党层面的历史实现。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因此家风走出家庭而最容易影响的层面就是乡党。这是因为，“在传统家族文化背景下，一个人往往不是以个体身份出现在社会中，而是以一个家庭的成员身份出现的”[14]。作为家庭之成员的身份，使得每一个家庭成员在与左邻右舍的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将自己家风中的某些内容实现出来，进而对周围的人群产生影响。四是社会层面的实现。家总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家庭的家风，不仅会影响乡党，还会影响社会。所以如此，实与传统政治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的维度看，《颜氏家训》《家范》《帝范》《曾国藩家书》等的丰富内容，齐家、修身、传业、存续和报国的功能，都在社会层面获得了它们的历史表现。五是国家层面的实现。传统社会的家风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而儒家思想主张家是国的基础，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扩大了的家。因此，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也自然会体现在国家层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很多时候，家法家训在很大程度上都在发挥着重要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事实证明，传统家风在国家层面的历史实现是卓有建树的。比如，代表颜氏家风的《颜氏家训》就有甚好的历史实现，“在国家危难面前，颜氏家族数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5]　　

传统家风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好的历史实现，卓有成效地将其齐家、修身、传业、存续、报国诸功能实现出来，广泛深刻地影响传统社会，根本要旨在于传统社会孕育滋养了一整套的家风实现机制。概括而言，这一家风实现机制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理性自觉构成了传统家风实现机制的价值灵魂。家风的形成离不开人的理性自觉，而且事实表明，正是理性自觉使得人们能够反思自身的生存实际，从而做出适合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选择的。从传统家风的内容看，几乎所有的家庭的家风都是建立于自身家庭的实际情况之上的。其二，榜样引导构成了传统家风实现机制的导向力量。家风的兴盛与繁荣，总是与家庭核心成员的榜样作用分不开的，而且正是在这样的榜样作用的教育引导下，在遵守践行家风的现实利益的推动下，家风所具有的知识内容，才能借助其所拥有的基本功能得以实现出来。其三，警戒惩罚构成了传统家风实现机制的强制力量。家规家法的作用，就是明确告诉家庭成员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做与不做的后果。于是，家风就具有对家庭成员行为的警戒惩罚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家风都含有警戒惩罚的内容。比如，包拯家风中就明确要求，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

其四，终极信仰构成了传统家风实现机制的内在动力。在传统社会中，中华先民在家庭生活中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物质需要，而且也能够满足精神情感需要，以至于能够以从容之心、顺从之态、无忧之举，安顿着自身的生死存亡，实现了代代相继的生命延续。这种物质和精神相统一的家庭生活，成就了中华先民的精神家园和终极信仰，为传统家风的历史实现提供了充足的内在动力。

三、古今之变：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现实挑战

传统家风首先是传统的，是属于以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家国同构为特点的传统社会的，而今天要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就必然涉及传统和现代，涉及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古今之变”。因此，探讨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必须明晰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必须明晰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给传统家风现代转化带来的现实挑战。

　　从今天的立场看，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无一不是根源于鸦片战争。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鸦片战争以来，

“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清政府的没落腐朽、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些开明的思想家，不仅从经济、技术层面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同时也从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去寻找中华民族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16]，

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了质变时期。概括而言，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多世纪里，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表现为如下六个方面：其一是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解体了，代之以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表明，与传统社会不同，今天的中国在政治体制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其二是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解体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表明，传统的小农经济消失了，而以交换为特点的市场经济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形式。其三是忠孝节义的文化结构解体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这一点表明，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不再占据主流和核心地位，而占据核心主流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其四是数世同堂的家庭结构解体了，代之以“父母+子女”的核心家庭。这一点表明，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家庭之内的成员越来越少。其五是封闭独立的空间结构解体了，代之以交互性的信息空间。这一点表明，传统社会的那种流动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网络信息使得交流变得更加容易。其六是缓慢安逸的生活方式解体了，代之以一日千里的生活快节奏。这一点表明，那种求稳定、保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历史，激烈的社会竞争迫使人们必须重视发展，必须要多快好省，力争上游。

　　上述古今之变表明，如今的中国社会早已远离了以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因此也远离了传统家风发挥其功能的社会基础。所以，在此背景下，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必须要重视当今社会带来的五大现实挑战。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自1992年始，中国社会实行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毫无疑问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私有制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改变了脉脉含情之传统家风的存在基础。在此背景下，尽管传统家风由于历史惯性还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对其实施现代转化，遭遇市场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国家治理方略的挑战。在国家治理方略层面，给传统家风现代转化带来挑战的主要是计划生育和依法治国两大基本国策。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将计划生育纳入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使得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家庭结构的缩小，对于形成、传承、弘扬家风是不利的。此外，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国策，强调法律作为社会治理手段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础作用。这一方略，从根本上消解了家规家法存在的合法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消解了家长使用家法惩罚未成年子女不轨行为的合法性。依法治国方略对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无可避免地挤压了传统家风赖以生存的伦理空间，构成了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现实挑战。

三是城市优先模式的挑战。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追求的一个目标。对这一目标的长期追求，最终因凸显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而形成了城市优先的发展模式。城市优先发展模式，一方面推进了城市的发展，使得城镇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则推动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加速了农村的衰败和凋敝。我们知道，传统家风所依赖的基本环境是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的大部分人口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安土重迁，聚族而居，一个家族的成员很容易形成相似的性格，也由此形成一个家族独有的家风。与此不同，城市优先模式改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习性和伦理空间，也消解了家风形成的社会基础。所以，在这样的发展战略面前，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现实挑战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

四是利益分配原则的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坚持集体利益优先，要求当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所以，现实的利益分配原则，与传统家风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价值理念，显然是有冲突的。此外，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早已使得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个人在合法的背景下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一事实，又是与传统家风追求的先家庭、后个人，将个人利益包容于家庭整体利益之中的利益实现逻辑相冲突的。上述冲突，必然要对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带来挑战。不过，尽管存在着如此挑战，但还须明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家庭依然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风建设对于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五是家风榜样缺乏的挑战。传统家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家庭核心成员率先垂范，为他人树立效仿的榜样。与此同理，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也需要可资效仿的榜样。然而，纵观今日之社会，良好家风虽然不少，但不良家风同样很多，而且“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封建主义、虎狼主义、智育主义”[17]。等不良家风在个别地方还成为气候。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对于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缺乏良好的家风榜样成为一个重要挑战。不仅如此，某些高级官员的“全家腐”现象更是加剧了这一挑战，这种现象极容易使得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无所适从。因此，“虽然在家风被再次提及之后，人们普遍开始反思家庭生活，开始意识到‘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内容，但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家风的传承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18]。

四、回归家庭：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基本模式

　　如上所述，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面临着五大挑战。这些挑战迫使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空间、内容、原则三个问题。空间问题，是指在怎样的层面实施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内容问题，是指对传统家风的哪一些内容进行现代转化；原则问题，是指传统家风现代转化应遵守怎样的原则。空间问题、内容问题与原则问题综合起来，就是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模式问题。

　　思考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模式问题，须先明确上述五大挑战的性质。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实行了改革开放，于90年代初全面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而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经过全体国人20多年的艰苦建设，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据此可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依据中国社会的价值需求而主动采取的经济运行方式；国家治理基本方略，也是中国社会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前提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发展实际和时代特点确立的；城市优先发展模式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取得的基本经验，而且与中国社会以城市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一切社会利益分配赖以实施的基本价值原则；良好家风榜样，其判定标准自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看，上述五大挑战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都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守的基本遵循。

　　因此，在上述五大挑战背景下，实现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必须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必须维护上述五大挑战的制度性质。透过历史可以看到，经过古今之变，中国现代社会已基本消解了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三大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本质特点，那种重血缘、尚温情、隆礼仪的传统家风由此失去了其赖以实现基本功能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所以，在此背景下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绝不是对传统家风的全面复兴，而只能是在充分考虑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特点的前提下，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原则指导下，依据家风规律对传统家风作出适合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转化。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于“家”，而“家”又是联系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因此，我们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应尽可能地减少传统家风对于政治、文化、制度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涉，而将其现代转化的范围限制在个人家庭生活领域，从而使家风家教成为个人道德、规矩意识等价值信念养成的基础性手段。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家庭生活虽有传统与现代之别，但其血缘结构性质古今同一。其二，现代家庭虽然在结构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其作为精神家园的特质没有根本改变。其三，现代家庭虽然在功能上有别于传统家庭，但其重视家风的本色依然存在。其四，家庭生活虽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毕竟与社会制度、政治实践等关涉不深，因此传统家风在这个领域的现代转化遭遇的挑战要小一些。基于这些理由，在个人家庭生活层面，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在个人家庭生活领域实施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应坚持三大原则。一是符合。符合，就是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不能脱离而是符合现代社会、家庭的实际。上述五个挑战，都是具有制度性质的挑战。在如此挑战面前，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必须尽可能多地符合中国社会和家庭的性质结构而不是相反。二是损益。损益，就是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结合现实需要，减少或扩充传统家风的内容。传统家风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的既有内容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加以减少和扩充。三是创新。创新，就是传统家风的现代转化不应固守而是革故鼎新，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家风内容。比如，传统家风强调孝，主张“百事孝为先”。今天，越来越多的父母正在对这一道德传统进行创新，凸显慈的重要性，贡献人力物力帮助年青一代缓解生活压力。

　　上述原则决定了传统家风现代转化的内容和价值取向。从内容看，传统家风中所蕴含的“爱”理应成为现代转化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传统家风之“爱”体现为五个层面，即夫妇“别”爱、父子“亲”爱、奉亲“孝”爱、家人“内”爱和养育“恩”爱。从价值取向看，这些内容应遵照如下路线实施现代转化。一是将夫妇“别”爱转化为权利之爱，构建各尽职责、互敬互爱的家风。传统家风强调夫妻之间的挚爱而又坚持内外有别，奉行“别”爱原则。“别”爱固然看到了男女的本性差异，但其极端形式则为“夫为妻纲”，是与现代的平等、自由价值理念相违背的。所以，其现代转化应强调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将这种“别”爱转化为权利之爱，促使夫妻双方共建各尽责任、互敬互爱的家风。二是将父子“亲”爱转化为平等之爱，构建孝亲慈子、各尽本分的家风。传统家风坚持父子尊卑之序，主张有“亲”，凸显“亲”爱。“亲”爱对于稳定传统家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却有重视礼制、“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可能与必然。因此，这种“亲”爱，应在自由、平等的价值指导下转化为平等之爱，进而在家庭生活中促成一种孝亲慈子、各尽本分的家庭风气。三是将奉亲“孝”爱转化为敬长之爱，构建尊老爱幼、关爱他人的家风。在传统社会中，孝不仅有“百善孝为先”“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等规条，也有二十四孝的标准榜样。孝的理念是高尚的，但其愚孝的行为又是可悲的。因此，其现代转化应当走出这种限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将单纯的侍奉父母之孝爱转化为普遍的敬长之爱，提倡鼓励尊老爱幼、关爱他人。四是将家人“内”爱转化为友邻之爱，构建奉献利他、服务社会的家风。传统家风注重内外有别，强调“内”爱，即将“爱”仅仅适用于家庭成员。这种“内”爱，对于家庭之存在与发展是有益的，但其极致结果就是极端的家庭利己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中，这一内容转化为友邻之爱，“内”爱家风也转化为奉献利他、关爱他人的家风。五是将养育“恩”爱转化为成长之爱，构建养育尽力、赡养尽心的家风。传统家风重视“恩”爱，强调对子女的养育之恩，同时要求子女以孝爱作为回报。这种“恩”爱，既有在家庭存续过程中实现利益交换与传承的积极意义，也有把“子女作为私人财富”的缺陷。因此，现代转化应弘扬其积极的要素，消除其消极缺陷，将这种“恩”爱转化为成长之爱，共建养育尽力、赡养尽心的家风。

　　家庭生活层面的传统家风现代转化，注定是不能轰轰烈烈的，但其意义是重要的。一是有助于唤醒血缘亲情，重建并实现家庭作为个人之精神家园的结构功能。中国人重情，其精神世界也主要是由各种的感情构成的，其中亲情是最主要的。传统家风强调血缘，重视亲情，因此它的现代转化有助于唤醒久违的血缘亲情。二是有助于唤醒人类之爱，重建家庭作为个人生死之所的结构功能。如今，物的生产交给了社会，但人的生产依然留给了家庭。此外，社会养老虽然备受青睐，但家庭养老依然是主流。无论是人的生产，还是人的养老，都需要人类之爱。三是有助于唤醒责任意识，重建家庭作为个人伦理之源的结构功能。传统家风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塑造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的担当精神。对如此家风实施现代转化，有利于唤醒当下之人的责任意识，有利于矫正那种过分依赖国家、社会的极端福利主义。四是有助于唤醒规则意识，重建家庭作为个人之成长空间的结构功能。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地方，传统家风中的家规、家法、家礼等都是家庭成员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基本规范。所以，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必定有助于唤醒现代人的规则意识，有助于促使人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五、结束语

有道是，“人必有家，家必有谱，谱必有训”。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大都是依据这样的逻辑存在和繁衍的。更为重要的是，

“当一个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了家庭的公众行为和习惯时，即构成了家风。家风也就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家文化，是这个家族经过数十代甚至上百代传承发展而形成的”[19]

所以，传统家风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特征，是家庭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主体性选择的集中体现。

　　主体性选择特征决定了这样的事实：传统家风尽管的确具有走进社会、影响社会的功用，但其根本要旨在于强调自身家风的价值独立性，强调以家庭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特点的价值诉求。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应当承认，那种将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归结为传统家风缺位、缺失的观点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明智的。事实上，传统家风，其价值独立性一定要符合利益最大化，因此非但不能拯救现实的道德滑坡与伦理失范，反而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现实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的一种原因。这一点在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确。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在现代社会，原有的家风标识如家规、家训、家法等融为一体，形成统一的家庭教育”[20]，而且这种家庭教育能够在家庭发展、人才培养、精神提升、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清楚传统家风对于社会建设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历史进程，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21]。

我们对传统家风实施现代转化也必须牢牢把握主动权，充分认识传统家风的本质功能及其历史实现，必须充分应对和处理好传统家风现代转化遭遇可能遭遇的各种挑战。否则，实现传统家风现代转化就是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一般来说，家风也称门风。2002版《现代汉语词典》第866页给出的门风定义基本与此基本相同，即“指一个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事方法 ”。参见夏征衣，陈至立：《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3页。

[2]秦四晃：《曾国藩的家风四字八句诀》，http://rufodao.qq.com/a/20150806/026449.html

[3]吴灿新：《当前我国家风建设的挑战与对策》，《岭南学刊》，2017年第3期。

[4]郭君铭：《中国古代先贤名臣的家训家风》，《领导之友》（综合版），2017年第3期（下）。

[5]易新涛：《全面从严治党要注重家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6]郭君铭：《中国古代先贤名臣的家训家风》，《领导之友》（综合版），2017年第3期（下）。

[7]魏潾，张素姗：《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延伸》，《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

[8]陈来：《从传统家训家规中汲取优良家风滋养》，《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