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池瑜 | 百年中国美术通史学科的发展与著述特征

陈池瑜济南大学学报 2023-08-28

陈池瑜教授

作者简介：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辑刊执行主编。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17-25页

摘要

中国美术通史研究，从1917年出版姜丹书的《美术史》开始，至今已百年有余，中国美术通史学科经几代学者努力，从创立到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特征的中国美术通史体系，并基于中国书画、工艺美术、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特征以及审美观念和文化特征，在研究和著述过程中，产生独特的史学观点、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使这一学科不断成熟和发展，在我国艺术史学科中成果最为突出，在世界艺术史学科中也占有独特的位置。

一、中国美术史写作在20世纪初遇到的新问题

美术史是人文学科之一，是记录美术家美术作品，揭示美术发展变化规律及研究美术的形式、风格演变过程的学科。不同国家的美术史写作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的美术史写作有独自的特点和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书写美术通史的国家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绘画通史和中国书法通史的写作上。在书画史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史料。中国美术史学滥觞于汉代，展开于六朝，完善于唐宋，在元明清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美术史在历史发展中形成自己的书写特点。早期书画史的写作是和“品”“评”“论”的文体结合在一起的，如南朝书画史论著作以“评”命名的代表作有袁昂的《古今书评》、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等，以“品”命名的则有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和姚最的《续画品》等。在唐代，艺术史意识变得更加自觉，唐代初期李嗣真写作《书后品》和《画后品》，唐代中期张怀瓘写作《书断》《画断》（“断”是对书画家的评定与判断）。这些“品”“评”“断”的文体，今天看来，类似于评论文章，但也是记录书画史的著作，可以说是史和评一体的艺术思维和写作方式。在唐代还出现了以“史”“记”“录”为著作篇名的书画史著述，诸如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悰《后画录》和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这些“史”“记”“录”著述更明确了对绘画历史的记叙。特别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评了从黄帝时到唐代后期会昌时期三百多位画家的创作成就，建立起中国绘画通史学科体系。由于唐代的绘画史著作写作是在六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著“史”“记”“录”绘画史著述，也保留了“论”“品”“评”的一些特点。宋代在书画史著述上又有新的成果，如北宋郭若虚写作《图画见闻志》，就是续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南宋邓椿《画继》，又是接着《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往下写到他所处的时代，他们共同构建起中国绘画通史。在宋代还出现了官修著录体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印谱》等，及笔记体书画史即米芾的《书史》《画史》，另有黄休复的地方绘画通史专著《益州名画录》等。明清时期著录体、笔记体及鉴藏考辨体的书画史著述多样丰富。所以，中国书画史写作历史悠久且成就卓绝。

中国美术史的写作，早期由书法史拉动绘画史，由书法史而开中国美术史写作之先河。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美术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其著述方法很能代表我国美术史写作上的特点，它集史、论、评、品为一体，成为以史传为中心旁及论评、收藏、著录、考辨、装裱的综合性文本，这一中国美术史写作方法，显然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史写作方法。以产生于公元九世纪中期的《历代名画记》为标志，中国的绘画通史学科正式建立，比意大利瓦萨里的《大艺术家传》早七百年，比德国温克尔曼的《古代造型艺术史》早九百年。

但有一个问题，即在中国古代发达的是画史、画评、画品和书史、书论、书品，基本上都是将书法与绘画分开来写作。虽然有的书画家和理论家将书画两种艺术都做了思考并进行书画史论写作，但基本是分开进行的。如唐代李嗣真既写作《书后品》，也写作《画后品》（已佚），张怀瓘既写作《书断》，也写作《画断》（已佚），宋代米芾既写作《书史》，也写作《画史》。在他们的思维中，绘画和书法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虽然在书画用笔上可以相互借鉴，甚至有书画同源等观念，但在书画史与品评的文本写作中，仍然是分开的。在清代虽有编著文选《佩文斋书画谱》和著述《清河书画舫》等，但也是将书画分开来编辑和写作。中国艺术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宋元文人画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者以诗入画，但诗书画结合主要表现在诗书画创作中，在绘画史写作中有时也有著者将题画诗或题跋文字记录在画史中，但并不是将画史与诗史综合写作。所以在20世纪之前，中国美术史写作主要是书法、绘画、工艺等门类史分别写作。至于雕塑，我国先秦就有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塑、秦兵马俑、汉霍去病墓纪念雕塑、南北朝及隋唐佛教雕塑，取得辉煌成就，但我国古代书写美术史的作者主要是文人，他们对自己创作的诗书画多加以记载，而对雕塑则忽视了。所以我国古代雕塑史文献比较欠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兴起，西方的科技、文化、哲学、美学、艺术、教育等，开始介绍到中国，在中国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艺术观念、美术和美术史的概念也传到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兴办美术专门学校，如1912年开办上海美专，1918年开办北京美专，1920年开办武昌艺专，1923年开办苏州美专，1928年开办杭州艺专，这些美术高等院校开办，一方面培养绘画（包括中国画和西画）、雕塑、工艺美术创作及美术教育人才，另一方面传播美术观念，促进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

西方的美术概念，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四大类，美术史或艺术史也是这四个门类的历史。我们的现代形态的美术教育制度，基本上是按西方近代美术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当然也将中国画及古典诗词文学和书法加入进来，但在对美术的概念及美术史的接受中，将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进行综合考虑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综合的美术史写作方法，对于中国学者和画家来说，显然是一种新的体例。我国古代发达的是画史、书史，雕塑虽然具有辉煌成就，但缺少雕塑史的写作和文献。建筑史和工艺美术史方面，虽有不少文献资料，但大部分是关于工艺美术和建筑在技艺和技术方面的记录，缺乏系统的建筑史和工艺美术史文本和写作经验。这样就出现一种现象，即中国是艺术史或美术史大国，曾产生《历代名画记》这样重要的美术史著作，但在20世纪初，由于西方“Art”(美术)的概念被引入，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四个大门类，美术史也就是这四个门类的历史。这种带有综合性的美术史，中国古代没有，这对中国学者和艺术史家是一个新的课题。从1917年姜丹书编撰出版《美术史》一书开始，拉开了现代形态综合性美术史写作的序幕。经过百年几代美术史家的努力，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尤其在中国美术通史方面的写作取得突出成果，使中国的美术史学科进入现代新的阶段。

二、民国时期中国美术通史著述主要成就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美术史学开始向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的美术史家一方面继续向古代已经形成的书画史研究传统学习，另一方面也开始吸收西方和日本的美术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开始研习和翻译欧美学者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如英国的波西尔、法国的帕劳内、美国的福开森等有关中国美术史的专著，也开始研习和翻译日本学者大村西崖、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内滕湖南等人的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绘画史著作，主要参考他们编撰中国美术史的体例框架和著史方法。同时，学者们开始自己编撰中国美术史，其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中国美术通史和中国绘画通史写作方面。

姜丹书

用通史形式编撰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为适合高等和中等美术教育需要编写的教材，例如姜丹书所著《美术史》、潘天寿所著《中国绘画史》；一类是研究专著，如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另一类是简史，如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傅抱石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用通史方式进行写作。

中国美术通史的写作是为了适应美术史课程教学的需要。辛亥革命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等美术教育专业开始设置，高等美术专门学校开始创建，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为学生必修史论课程。虽然中国历代的画论画史著作很丰富，可以作为教授中国美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但它们很难作为中国美术通史性质的适合新的教学需要的教材。因此，编写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美术史教材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第一部用“美术史”命名的著作是姜丹书写作的《美术史》。这本《美术史》经教育部审定，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作为师范院校本科三四年级图画科教科书，全书分上下两编，是一本带有纲要性的中西美术史简明教程。为了补充教材内容，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姜丹书所著《美术史参考书》。这本《美术史》的编写方法有自己的特点：上编为中国美术史，下编为西洋美术史。“中国美术史”部分用分类而不用朝代编年的方法编写，全编分为建筑、雕刻、书画和工艺美术四章。而“西洋美术史”部分则按历史时期分章，分为上世期、中世期和近世期三个时期共九章。这两种分类和分期的编写方法，成为此后编纂中外美术史最常见的基本方法。此外，姜丹书将书法和绘画合为一大门类，将瓷器等在工艺美术部分给以重要位置，这都显示中国本土美术的特殊性，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在中国美术通史研究专著中，还有叶瀚编的《中国美术史》，1924年由北京大学排印出版，分三册线装。全书分三编，即图画史、雕刻史、雕塑史。由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中，有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中说：“一年来承乏上海美专教席，同学中殷殷以中国美术史相质难，摭拾劄记以示之。”[1]此书是一本约三万字的小册子，虽是为上海美专学生编的相当于中国美术史教学大纲，也是普及型的“百科小丛书”之一，但它建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大致框架，并且包含了作者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因而产生一定影响。该书在中国美术史分期上，首次分为四个时代：一、生长时代，论述中国美术的发生，从先秦直到秦汉。二、混交时代，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输入后与中国艺术相交“生出异样的光辉”。三、昌盛时代，即隋唐、五代至两宋，此时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代。四、沉滞时代，即元、明、清三代。这种分期法将我国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同中国美术发生、发展、盛衰的变迁统一起来，具有创新意义，曾被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和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袭用。滕固（1901—1941）毕业于上海美专，留学日本和德国，1932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1938年任国立艺专校长。他的另一重要美术断代史著作为《唐宋绘画史》。

在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美术史研究和写作又有新的成果，并开始注重新的艺术史观和方法。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935年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出版。该书共分六大章，即绪论、雕塑、建筑、绘画、书法、陶瓷。作者根据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特征，将书法和陶瓷这两个重要门类，单列二章与绘画、雕塑和建筑并列，这在西方美术史体例中是不会有的。这是根据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实际情况而设置的篇章，具有中国本土特点。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将中国美术的演进同世界美术的发展相比较而确定其价值。本书开宗明义针对英国美学家雷特（Herbert Read）《艺术之意义》一书关于中国艺术的观点进行讨论，比较中国艺术和埃及艺术、希腊艺术等在宇宙观念、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上的差异，作者认为只有复兴中华民族艺术，吸收外来文化的“滋补”，才能发展中国的新艺术。郑午昌将对中国美术的认识，放在世界艺术的大背景中，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写于1937年，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和上海同时出版。该书按时序和朝代分为四编，从太古至秦汉为第一编，第二编为魏晋南北朝，第三编为隋唐至宋代，第四编为元明清，这一分期方法与滕固相同。刘思训特别重视书法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如秦汉时期，论述秦始皇统一文字，李斯创小篆，隶书应急速快写而产生，对八分书也作了解释。刘思训在《中国美术发达史》中，把雕塑、建筑作为每一朝代的重要内容，搜索文献加以叙述。如对大同云冈石窟的论述，引用魏书《释老志》之记载，指出自北魏至隋虽受喀坡旦式佛像影响，但因当时交通不便，彼此远隔，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云冈石窟仍然是中国固有的形式占主要地位。这些观点，对云冈石窟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认为，西方艺术是由写实到图案，由流动到规整，但中国艺术则不同，是由图案到写实，由规整到生动。刘思训还寻找汉代艺术发展变化的原因，认为汉代虽独尊儒术，但道家思想仍弥漫充塞，流利生动的风格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他通过对汉代玉器、漆器、明器及画像石分析，认为中国的艺术到了汉代已成熟，预示中华民族艺术的大发展。该书在内容和观念上，进一步突出中国美术自身的特征。此外，也有艺术史家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的美术及其相互影响放在一起论述，这在20世纪中国的美术史著作中还是一种新尝试。史岩在该书“序”中认为“艺术基于生活上美欲的冲动而发生”，用美欲来解释艺术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受进化论影响，认为艺术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有如生物生长衰亡的规律一样。论到各国的艺术的联系时史岩认为“各国的艺术，单独发生于其国中而以独力成长着丝毫不受外来的影响的，过去事实告诉我们，殊为稀有；探索其根源及发达之途径，必可发见与他国密接的相互关系”[2]。基于这一认识，史岩将中国、印度、日本美术作综合研究，撰写了这本《东洋美术史》。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艺术史家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美术史，代表人士有李朴园和王钧初（胡蛮）。李朴园是著名的美术史论家和美术评论家，他在国立杭州艺专执教时，还编辑出版校刊《阿波罗》杂志。李朴园于1931年出版《中国艺术史概论》，该书内容包括雕刻、建筑、绘画等造型艺术史，实际上是一部美术史。作者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唯物史观，并以文化传播说为补充，这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艺术史，当时在欧洲学术界也不多见。林文铮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评价道：“朴园先生……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朴园先生这部巨著可为吾国艺坛建立一新柱石，其价值当不亚于胡适之氏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吾国艺术界可以说是空前创举！”[3]该书从社会经济、物质生产以及文化特征上来寻求我国历代美术的根源，揭示美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该书的另一鲜明特征是，对五四运动以后到1930年的新美术亦作了评价。对当时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现状及前景发表了精辟见解，第一次将现代雕刻家李金发、王静远、江小鹣，画家吴昌硕、潘天寿、高剑父、林风眠、齐白石、李苦禅等写进中国美术史。李朴园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位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术史论家是胡蛮（1904—1986），原名王钧初。1934年他以王钧初署名的《中国美术的演变》小册子由北京文心书业社出版。该书试图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作指导来研究美术史，例如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阐述等。他的另一部影响颇大的《中国美术史》，是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美术史教员时写作的。该书1942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1948年又由吉林书店修订再版。1950年再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十二章，从原始社会论到1940年。胡蛮在“序言”中说：“该书的内容，是依照了毛泽东同志《论新阶段》关于学习民族文化问题的指示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把我过去十年间用一部分时间所研究的中国美术遗产问题和新美术运动的方向问题加以系统的整理，稿本完成于1940年并经过数次的补充和修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于1942年8月间，我把本书排印的清样作了一次校对。”该书首次在中国美术通史的研究中，运用毛泽东主席有关文艺的思想作指导，认为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预示着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伟大的开端！本书的最后一章“现代的中国美术”（从1912年至1940年）中，对当时中国美育思想与美术上的诸流派，对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都分节作了论述。对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对鲁迅的美术活动，对左翼美术运动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这是美术史研究中的新观点和新成果，对新中国建立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中国美术通史的研究中，有的美术史研究者，根据中国美术史迹的特征，创造了新的著史方法。冯贯一所著《中国艺术史各论》是代表著作。该书是一部门类齐全、资料丰富、史论结合的重要著作，1941年由汇中印书馆出版。作者序中说：“本书之作，意在将中国艺术分门加以扼要之介绍，故内容包罗甚广，且特重条理。”《中国艺术史各论》具有细致分类而各加探讨的特点，共计有文字、书法、绘画、铜器、陶瓷、玉器、漆器、丝绣、地毯、文房四宝、建筑、汉画像石、壁画、云岗石佛、龙门及其他等二十章，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作如此细致分类分章探讨，是不多见的。该书打破西方美术史分类法即雕塑、建筑、绘画、工艺美术四大类分类方法，根据中国美术自身的特征，分成十多个门类，在分别探讨各门类的特点时，既注意到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加以论述，同时又十分重视对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具有史论结合之特点。如对书法和绘画的研究中，作者对有关书法理论、书法美学思想和绘画中的“形似”问题都作了探讨。主张对古人的遗产要做一种扬弃工作，走一条“创化的路。”

在中国美术通史建构的同时，中国绘画通史的研究和写作，也进入新的阶段。在中国古代，画史很发达，有着丰富的史学资源，这为在民国时期书写新的中国绘画史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现代形态的中国绘画史著述，是中国美术史写作的分支之一，但它独立发展得很快，在上世纪20—30年代，经过多位画家和学者的努力，基本建立起中国绘画通史的框架和体系。

在唐代，张彦远写作《历代名画记》，是当时的绘画通史。宋代又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加以赓续，元代有夏文彦《图绘宝鉴》，明清又有画史多种。但到清末，还没有一本从先秦贯通到清代的绘画通史。此外，民国时期新建的美术院校都设有国画系和国画专业，虽也开始教授西画，但国画毕竟是我国的传统艺术，所以分量更重。而国画专业的学生，需要系统学习中国绘画史，因而迫切需要编写新的中国绘画史。日本美术史家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绘画史》于1913年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现代形态的中国绘画通史著作，全书分为绪论和上世期、中世期和近世期三篇。陈师曾、潘天寿于20年代分别在北京美专和上海艺专教授国画，讲授中国绘画史，参考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中国绘画史》，收集中国画史文献资料和作品信息，加以思考和研究，编著讲稿，其中陈师曾于1923年去世后，由其学生俞剑华整理，于1925出版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6年，潘天寿出版另一部《中国绘画史》，这是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最早两部《中国绘画史》，建立起中国绘画史学科的基本框架。此后，1934年出版了苏吉亨的《中国绘画史》及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亦各有特点。

中国绘画通史撰述在20—30年代不断推出，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代表著作有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和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等。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于192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蔡元培称赞其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余绍宋评价此书：“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具在，虽其中不无可议，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 宗白华称赞该书“诚是一本空前的著作。”此书熔画史、画论于一炉，全书分为实用时期（绘画之起源）、礼教时期（三代到秦汉）、宗教化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文学化时期（宋元明清）。自汉迄清划代为章，每章分为四节：（一）概况，概论一代绘画的源流、派别及其盛衰的状况；（二）画迹，将名画家的作品集录；（三）画家；（四）画论。该书对中国绘画史中相关问题多有创见，建立起中国绘画通史新的体系，并将历代画论融入各时代的绘画史，彰显出中国绘画史学的特点。俞剑华（1895—1979）亦是著名美术史论家，曾任上海美专、南京艺术学院教授。1936年9月至11月，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国绘画史》，插图70幅，15万字，1937年出版。本书采用中国历史按年代编史的方法编成，体系完备，纲目清晰，资料引用翔实。该书对唐以前的画家，因人数较少，尽量采录；宋以下人数渐多，仅择其重要者录之。明清两朝，画家人数众多，仅列名字。该书1954年再版。俞剑华1921年在北京美专师从陈师曾学画，后主要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对中国绘画史及画论有深入思考和研究，还出版过《国画研究》《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其《中国绘画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另一些有关中国绘画史的著述，篇幅不大，但也是按通史方法加以写作。主要有傅抱石、刘海粟、黄宾虹等人的著作。傅抱石于1931年出版《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他认为断代史太破碎了，因而他采取通史的办法，注意系统的演变。他赞同陈师曾的观点，提出“人品”“学问”“天才”是研究中国绘画的三大要素，这也是该书研究中国绘画史的指导思想。本书按朝代顺序及相关问题共分十个部分，梳理中国绘画发展的简明历程。刘海粟的《国画苑》由概论、晋、唐、宋、元、明、清之绘画及结论所组成。此书可以说是一部从晋至清绘画史纲要，其特点是将画迹、评论及艺术观统一起来进行夹叙夹议，注重揭示中国绘画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对中国绘画的审美精神加以分析，具有独特见解。如作者将中国画与西洋画比较以后说：“吾国绘画虽有时代之变易及门户派别之歧异，然多能超脱自然外观，不囿于视觉之限制，以表达画人伟大之心灵与独得之感兴，而尽绘画之极至也。” [4]此外，黄宾虹于192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古画微》一书，该书按历史朝代编写，分若干小专题作论述，每个朝代选取重要的画家画派加以讨论，类似于短文写作的绘画史论文集，该书篇幅不大，为一小册子，每篇文字若一千五百字，所论精辟，富有见解。

综上所述，由姜丹书、陈师曾、滕固、潘天寿、刘思训、郑午昌、李朴园、冯贯一、俞剑华、胡蛮等人撰写的一批中国美术通史和中国绘画通史著作，对建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通史学科起到了开创作用。这批著作对当时各美术院校的中国美术史及中国绘画史教学、对社会大众和美术爱好者普及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知识，并对深化中国美术史及中国绘画史的系统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著作中有关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观点及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形态及其研究方法，都对其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发生较大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美术通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为繁荣学术研究、文艺创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我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方法。在50年代，民国时期出版的美术史著作加以修订再版，如胡蛮的《中国美术史》，作者在延安时期写作的时候就秉持唯物史观，并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美术和进步美术写进该书的现代部分章节中，显然，胡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所编著的中国美术史在新中国初期具有示范意义。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也得以再版。他在1954年11月所写的重版序中说：“在十八年前，根本没有接触到马列主义，自然也不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说明，在50年代，美术史家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来治中国美术史。美术史论家们一方面要继承我国古代画史画论传统，同时也要参考和反思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思考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美术史这一新的问题。所以，在50—70年代，美术史家和新的史论工作者，主要是在学习传统、收集资料和进行思考，新著述的中国美术史专著并不多。

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阎丽川所著《中国美术史略》，1980年经作者修订再版。该书内容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四大类，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论，将我国历代社会发展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对应，分为中国原始社会文化艺术，商周奴隶社会的美术。封建社会则细分为：先秦两汉为初期，魏晋南北朝为前期，隋唐五代为中期，宋辽金为后期，明清为晚期。最后一章为近代美术，论述太平天国的美术、近代绘画和新兴木刻与解放区美术。此外，在有关内容叙述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阐述，如在原始艺术一章中，运用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运用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解释商周美术的社会背景。显然，这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一种新的方法与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各美术院校需要开设中国美术史课程，需要编写中国美术史讲义。此方面的工作，中央美术学院的王逊做出了很大成绩。他于1956年编写了《中国美术史讲义》，并铅印一千本，在各院校内部流传参考。1986年经王逊的学生薄松年、陈少丰校订，并补充明清有关部分内容，1989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逊的这本《中国美术史》。此书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四大类，按历史时序和朝代编写，特别重点介绍历代雕塑成就，并将无名氏美术作品如壁画、木刻等民间美术补充进来，形成特色。江丰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这门科学；他兢兢业业为建立我国新的美术史学体系准备条件，发轫之功，诚不可没。”[5]受到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的启发和影响，张光福经过多年对中国美术的研究，于1982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美术史》。李浴从1950年起开始在鲁迅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美术史，1954年他曾到常书鸿主持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临摹敦煌壁画，后又考察西北石窟艺术遗迹，积累了不少资料，对他后来的教学和编写中国美术史起到良好作用。1957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美术史纲》，1986年修订再版。在此书中，他重视唯物史观的运用，并以现实主义原则考察评判画家和作品，建构中国美术通史新的框架。其后，他又收集中国美术的文献资料和图片，考察艺术遗迹和博物馆古代美术作品，拟将《中国美术史纲》扩充为八卷本《中国古代美术史》，2000年和2001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李浴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第一卷（原始篇）、第二卷（夏商周篇）。作者强调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治史方法，既重视美术作品形式美分析，又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探讨，将现实主义美学理想贯穿于美术发展的探讨之中，无论从材料还是从观点上，该书都有新的发展。

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根据考古发现新出之美术史材料，在中国美术史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相关问题思考更加深入。开始准备文献和更多资料，扩充中国美术通史的规模，编写更加完备的中国美术通史，推动中国美术通史学科向前发展。李福顺长期在首都师范大学从事中国美术史教学工作，20多年中其讲课讲义几易其稿，并在此基础上编撰近百万字的上下两卷本《中国美术史》，2000年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中型的《中国美术通史》，也是个人独著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美术通史，内容包括雕刻、建筑、工艺、书法、画史画论、中外美术交流等。该书在编写中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审美差异探讨不同时代美术的特征，突出各个时代的重点，如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突出石窟艺术，五代和宋代突出山水画和文人画，提出隐士性格是中国山水画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品格等观点。该书是中国美术通史研究的新的收获。

80年代美术史论家开始构建大型中国美术通史体系，以期更全面反映中国美术的丰硕成果，同时这也是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的需要。著名美术史家王伯敏从80年代初开始组织团队，主编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于1987年至198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副主编有华夏、葛路、陈少丰，分类编写的专家有田自秉（工艺美术），萧默（建筑），陈少丰（雕塑），蒲松年、周秋寅等（绘画），王冬龄（书法），李树声等（近现代美术）。按历史朝代分编，每编除“概说”外，分绘画、书法篆刻、工艺美术、雕塑、建筑五大类，在绘画章节中专列画论著述一节。第八卷为附录，所附为中国美术史年表和参考文献。该著体系庞大周全，是中国美术通史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80年代初，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美学家美术史论家王朝闻任总主编，邓福星任副总主编，成立《中国美术史》编辑委员会，申报国家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研究》，获批“六五”“七五”“八五”国家重大项目，由一批中青年美术史论工作者参与编撰，经过近百位专家十多年辛勤工作， 2000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和明天出版社共同出版，即12卷本《中国美术史》。2011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总主编王朝闻对该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编写指导思想和艺术史观等问题进行阐述，提出诸多新的观点，认为“对美术的历史现象的一切探讨和解释，都必须在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进行，都只能从历史资料与客观需要的实际出发，对现象的本质提出自己的判断。”同时认为，不论历史上的情况如何变化多端，“美术史的发展不能不受特定审美关系的制约。”[6]王朝闻深刻分析中国美术的多元性多层次性，认为美术史家的特殊使命，是要揭示过去的美术现象以及与美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其他诸因素，揭示美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与更新的关系，揭示偶然性中的必然规律，主张用社会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宗教学、心理学等方法和知识来研究中国美术史。这些观点富有创造性。建构新的中国美术史学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美术通史研究的重大收获，标志着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术通史研究达到的新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美术分类史研究方面亦取得显著成果。1962年郭味蕖的《中国版画史略》由朝花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古代雕版印刷开始，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版画创作，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版画史。1966年王伯敏完成《中国绘画史》初稿，1980年修改，198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后经作者扩充，增加篇幅和材料，完成《中国绘画通史》上下二册，20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他提出要建立中国绘画通史的“系统”。同时认为“绘画艺术史，不是某一种技术进步的历史，它是一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民族性格变化的历史。”[7]这表明作者有关中国绘画史观的深化和治史方法上的特点。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绘画通史著述的标杆性成果。此外，王伯敏还著有《中国版画史》和主编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学术成果丰硕。

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取得辉煌成就，但理论文献欠缺，如何编著中国雕塑通史，是一项艰苦的新的任务。史岩曾收集资料编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雕塑史书稿，但在“文革”中遗失。80年代想重新写作，但体力精力跟不上，只编辑出版了《中国雕塑史图录》二册出版。在中国雕塑通史的著述中，王子云和陈少丰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子云曾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回国后执教于杭州艺专，后在西安美院任教授，40年代曾参加美术考古考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考察我国各地雕塑遗迹，编著50万字的《中国雕塑艺术史》，分上下册，上册为文字部分，下册为图片部分，198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原始社会开始，按朝代进行编写，内容包括石雕、玉雕、青铜雕塑、陶塑、佛教雕塑、道教雕塑、陵墓雕塑及木雕、民间雕塑、建筑装饰雕塑等，体系周全，内容宏富，建立起中国雕塑通史的体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诚如曾竹韶在序言中所说：“我国雕塑艺术之丰富，为世界首屈一指。近年来各重要陵墓石窟雕塑，曾陆续有专题介绍，至于系统编史，此著实肇其端。其筚路蓝缕之功，诚有益于艺林，为后学之所宗。”[8]陈少丰用十多年时间编撰约60万字的《中国雕塑史》，1993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亦是一部中国雕塑通史的力作。经王子云、陈少丰两位的艰辛工作，中国雕塑通史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

工艺美术是我国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漆器、织绣、家具、服装等制作工艺灿烂辉煌，需要系统梳理总结。1961年文化部组织编写艺术教材，中国工艺美术史列入规划，由北京、南京、四川等地几所美术学院教师共同组成编写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王家树等人编写《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于60年代出版。四川龙宗鑫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简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田自秉编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于1985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庞薰琹在该书序言中说：“书中汇集了丰富的工艺美术史料，分析了各历史时期工艺美术演变、发展的过程及其艺术特点等，是研究工艺美术史及有关问题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三本书，基本建立起中国工艺美术通史的理论框架，均有开创之功。此外，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邓白任顾问，由冯先铭、安志敏等五人组成主编小组，几十位陶瓷专家和科学家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于198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7年再版，该书计60万字，比较完整地收集我国历代陶瓷制作、陶瓷考古新材料，探讨烧制过程中的科技问题，将陶瓷科技史和艺术史结合，有重要的史学与科学价值，亦有现实应用参考价值。另外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201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从原始陶器开始叙述，按朝代发展编写，直到清末民初，主要考察分析古代陶瓷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这两部力作，可以互补，建立起中国陶瓷通史学科体系，是分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由丛文俊等人所著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是比较详实、体系周全的书法艺术通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出版，受到书法界的重视。由刘敦桢主编、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委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66年定稿，1984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第二版。该书系统地阐述中国建筑发展历史及各朝代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建筑通史的扛鼎之作。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1998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简明扼要，亦有特点。此外，金维诺和罗世平合著《中国宗教美术史》，1995年出版，对我国佛教美术、道教美术进行系统研究。此后，金维诺又出版50万字的《中国佛教美术史》。阮荣春的多卷本《中国佛教艺术史》、李松的《中国道教美术史》，都对宗教美术通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限于篇幅，还有不少中国美术史教材、中国绘画史、雕塑史、书法史、工艺美术史、建筑史专著和教材不能一一评介，它们都是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

从1917年出版姜丹书的《美术史》，至今已百年有余，中国美术通史学科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从创立到发展，逐步建立起具有民族特征的中国美术通史体系，并基于中国书画、工艺美术、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特征以及审美观念和文化特征，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产生独特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与著述方法，使这一学科不断成熟和发展，在我国艺术史学科中成果最为突出，在世界艺术史学科中也占有独特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2]史岩：《〈东洋美术史〉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序言》，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版。

[4]刘海粟：《国画苑》，《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

[5]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6]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第1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7]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页。

[8]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曾序》（上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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