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赫子丨丽末鲜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述论

作者简介

权赫子，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域外汉文学。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第29-37页

摘要

高丽朝科举呈现出由重诗赋而渐重经学、经世的演进特征，随着科举救弊之呼声兴起，文坛反骈文、律赋，尚古文、古赋之文风渐盛，其背后有宋代科制与文风的影响。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罢考诗赋代以策问和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并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

一、唐、宋科制东传与高丽朝科举试律赋

　　朝鲜半岛在高丽光宗朝九年（958）采纳后周人双冀之建议设置科举制度，其时借鉴唐朝科制，最重制述业。制述业的科目有诗、赋、时务策，科试赋体为律赋，后人亦云：

“高丽光宗，始用双冀言，设科取人。冀即中国秀才，附商舶东来，官至翰林学士也。其法颇用唐制，以诗、赋、颂、策取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所谓诗，即十韵排律之类；所谓赋，即八义赋之类。唐赋有官韵，其体如骈俪，宋初亦以此取士”[1]。

具体试赋情况及文体程序记载于《高丽史·选举志二》，兹引二例如下：

　　仁宗十年（1131）闰四月，崔滋盛知贡举，林存同知贡举。存出赋题云：“圣人耐以天下为家。”省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为韵，非是。请改命他人再试。”不允，因命滋盛等更试之。又命题云：“天道不闲而能久”。省台又奏：“按，《礼记》云：‘天道不闭而能久。’乡本《家语》，以‘不闭’为‘不闲’者，盖谬误耳。今贡院不考正经，而据错本，请罢两贡举职，仍停今年选举”。王不允，命简取经义、论中格者。[2]

　　又如：　　

忠烈王十三年五月，林贞杞掌试，出律赋题曰：“太宗好尧舜之道如鱼依水不可暂无”，以“好尧舜道不可暂无”为韵。诸生进曰：“韵中六字皆则音，何如？”贞杞惭，改之曰：“好尧之道如鱼依水”。诸生又进曰：‘韵中五字皆平音，何如？’贞杞大惭，又改之曰：“好尧舜道如鱼依水”。[3]

二例分别是进士科与监试赋题相关内容，反映了科赋出题的避忌和程序之严格，还有科赋限韵由字数不定变为八角，且须严格遵守平仄规则。较之科举开设时依唐赋之“有官韵，其体如骈俪”，程序更为严格。

　　《东文选》收有高丽朝律赋十余篇，可藉以深入了解程序要求在创作中的反映情况。如从无名氏《志士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赋》，崔滋《相如避廉颇以先国家之急赋》，姜彰瑞《成王气禀胎教德与年丰赋》，金富轼（1075-1151）《仲尼凤赋》《哑鸡赋》，郑义（？-1223）《道阅一和槐橘合为兄弟赋》，李坚《春雷作龙蛇不安于蛰户赋》，闵渍《李绩应时扫云布唐阳春赋》《嗜欲皆同惟贤者节之赋》《贾谊请猎猛敌部搏畜兔赋》《汉成帝勿易折槛以旌忠臣赋》等篇，可知内容多为经史类，皆较精致，一些赋作则呈现了宋律赋特征。兹引崔滋（1188-1260）《相如避廉颇以先国家之急赋》，如下：　

      相如所避，廉氏之奇。以我国急难之故，非予心畏惧之为。顾彼大贤，与私仇而不遇；殆非他故，念我邦之将危。昔者臣惠王者虽多，肩蔺氏者未有。奉使于外，则得还和氏之璧；从上而游，则俾击秦王之缶。然则且论功考绩，虽大山莫及其高；故越序超资，于中国卓居其右。时廉颇谓，伊人身起于贱，何今日位居我先。吾不忍为之下矣，若相逢必当辱焉。相如曰，俾吾国鼎峙而安，唯二人耳；傥异日角斗而死，若两虎然。于是君臣之会则称疾不朝，道路相逢则回车而避。如此者何畏于彼，唯止乎为国而已。让其仇敌，居常隐匿而行；以我邦家，恐有危亡之事。何则？壮士一怒则不死何俟，贤人俱亡则治国者谁。故我公之避也，念此邦之殆而。笑宰嚭有隙于子胥，吴国见败；美玄龄同音于如晦，唐室致绥。有以见一则战攻而日辟四方，一则智勇而威伸列域。傥二子争相为死，彼一邦罔有定极。始同迁史不与会而不与争，终合轲书利吾家而利吾国。夫然后负荆谢罪而永无嫌隙，刎颈为交而罔不协和。既当时合谋相辅，伊尔国不固而何。昔反以我为仇，无几相见；今聊与子如一，亦孔之嘉。向若既妬嫌，我亦振怒。以一朝睚眦之愤，有两臣死亡之故。则安得以弱赵千乘之威，使诸候而畏怖。[4]

此赋用散文句法叙说，未拘泥于严格的对偶，其“以古为律”的作法与元稹相近，用一些散文化的句法穿插在四六骈对之间，追求疏宕流走的效果，避免句法板滞之弊。也许，崔滋是有意作出散文化句式，以此为改革文坛时弊、贯彻自己文学观的具体实践。

      上述高丽朝科试律赋的程序与特征，实为高丽科举制度之演进表征之一。高丽科举考试开始用唐制，但在之后的演进过程中考试种类渐增，内容渐变。就考试种类而言，先后设置了国王亲试即覆试（或重试）及国子监试（亦称进士试）、国学升补试，另有文官考试。科试内容的显著变化则是以诗赋为主，渐增经义且重视策、论，呈现了重经学、经世（策问时政）的演进特征。这些变化主要缘于对宋朝科制的接受，正如宋朝使臣徐兢所指，高丽朝“取士用诗、赋、论三题，不策问时政，视其文章仿佛唐之余弊云”，“自政和间（1111-1118）遣学生金端等入朝，蒙恩赐科第，自是取士以经术、时务策，较其程试优劣，以为高下。故今业儒者尤多，盖有所向慕然耳。”[5]此即睿宗十年（1115）进士金端人等赴宋入大学之事。睿宗十三年（1118），国王

“遣郑克永、李之美如宋，谢赐权适等制科还国，御笔诏书。王亲制表文手书。”[6]

其实，宋、丽之间的此类交流更早，如景宗元年（976），金行成入学宋国子监，明年在宋登第；成宗五年（986）崔罕、王琳如宋入学，十一年罕、琳登宾贡科，授秘书郞；穆宗元年（998），金成积入宋登第。随着人员交流的增多，高丽朝多次借鉴宋制改革科举制度：穆宗七年（1004）施行三场连券法，初场帖（礼）经（十条），中场诗、赋，终场时务策；显宗二年（1011）定糊名试式；仁宗十七年（1139）十月，（高丽）礼部贡院引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一段议论，提出经义与诗赋应并重，

“今后初场试经义，二场论、策相递，三场诗、赋，永为格式”[7]。

一如北宋科举考经学由“专取记诵”的贴经、墨义改为“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的经义，仁宗十七年的科举改革，初场由贴经十条改为考经义，可综合考察举子之经学、文采、义理乃至识虑，最终体现了选拔通经致用之人才的改革方向和科举取士的最终目的，是科举演进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科弊、复古与反对科举考律赋

　　在高丽科举100多年间的演进史中，各种弊端渐显，其一便是长期鼓励诗赋科所导致的骈俪之风的炽盛。对此金富仪、林椿、李奎报、崔滋等人相继反对骈俪、形式化，主张复古即古学与古文，随之“真实”、“致用”、“尚情”的呼声渐滋，《诗经》、《楚辞》、秦汉古文、唐宋古文家作品便成为学习的典范。改革文风的呼声与《楚辞》为范本的文人古赋之创作，为接受元朝科制而改考古赋提供了理论认识和创作经验。因而，由重诗赋而滋生各种弊端及随之提出的补救之方，实际为一场词章经义之论，为高丽科举走向重经学、经世之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仁宗朝金富仪（1079—1136）指出科举之选拔人才不力、促成学风不实之弊端：

《史》曰：“国之将兴，尊师重传。”《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然则崇师傅之任者，盖本重其纲常；立邦家之基者，所不废于选举。姬刘而上，故先德行之科；隋唐以来，又设文章之试。善学中国，厥惟本朝。远自祖宗之时，已尊贤圣之敎。然贤关未辟，城阙有挑挞之徒；而古学不兴，词赋取雕虫之末。伏遇睿宗大王，靡待臣僚之上言，独观理乱之所在，沛然纶旨，创以黉堂，法羲易之大烹，务周诗之乐育，命銮舆而幸学，迎儒匠以讲经，兼施御帑之珍，备厚圣师之奉。作新一代，风动三韩。读书者无不极神天至圣之宗，奋笔者争欲穷性命道德之妙。[8]

此文指出科举考试之不足：一曰选拔人才不力；二曰促成学风不实。将古学与词赋对立，认为骈俪为主要形式的科举文体导致文风衰弱，因而提倡复古即古学与古文：古学即经学，古文则指内容之“真”与形式之散，于科赋而言是重经史内容和打破形式规范之束缚，创作上具体表现为科举律赋的散体化，以及文人赋倾向古体而学习楚辞、文赋等。另外肯定了睿宗的文化中兴之功。据《高丽史》，睿宗时做出重建国学、改革科举等多项举措：睿宗二年（1107），置学养贤；三年，亲试进士，开覆试之始；四年，国学置七斋；十四年（1119）“东堂始用经义”；多次送进士入宋学习和应举。金富仪于睿宗六年（1111）、仁宗二年（1124）两度使宋。

　　继而，仁宗时期（1122-1146）的林椿更是一语道破场屋文字之弊害：“时所谓场屋之文，工则工矣，诚类俳优者之说。因自计曰:如是而以为文乎，则虽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又云“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冤”，以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为“宏博之士”[9]。他以救弊之策，提出“文体改革”与“文风大振”之必要，“寄语高第后的皇甫沆，像韩愈那样在高丽文坛发起古文运动”，其创作有“文得古文，诗有骚雅之风骨”之誉[10]。

　　李奎报（1168-1241）辞任考官时指出律赋取士之弊云：

“窃以词赋之选，古今所难。才长者或局于对偶而骋气未周，识近者或工于剽掠而使人易眩。苟不精于取舍，即有滥于贤愚。”[11]

他认为对偶等形式束缚才能且助长剽窃之风，因而学习词赋只能“虚薄靡为醇儒，枉承睿哲之知”[12]，而科举之目的应是培养选拔醇儒与睿哲。这说明他更看重考试之内容而非形式，若摆脱形式限制则有助于举子表意酣畅，继而也引导其备考时由重视形式转向思想内涵之丰厚深广，而古赋也许是最恰当、最直接的矫正之方。李奎报曾阅友人古赋、古诗，感叹

“《风》《雅》《楚词》不作久矣，不意复见于今矣。非惟格韵警绝，其所讽兴，足以激时俗，反之正者已”[13]。

他不满当下文风之浮靡衰弱，肯定友人复古、裨世之作，由此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实际创作中亦学习《诗经》《楚辞》、陶诗。其文集中载有《畏赋》、《梦悲赋》、《放蝉赋》、《祖江赋》、《春望赋》、《陶罂赋》等六篇赋，全为古赋体式，且特意标明“古赋”体。《祖江赋》《春望赋》《梦悲赋》三篇骚体，为《海东辞赋》置于赋首。《祖江赋》序云：

“贞祐七年四月，予自左补阙被劾，寻除桂阳守，将渡祖江，江水本迅激，适值暴风，困而后济。为赋以悲之，卒以自宽。”[14]

赋文尤得骚韵。早于李奎报二十年左右的李仁老（1152-1220）“平生所著古赋五首”，[15]现可见《东文选》所载《玉堂栢赋》《红桃井赋》二篇 ，前者以陇西子与玉堂前庭中柏树之对话，因志趣相投而愿成忘年之交，后者写陇西子隐居山水之乐，均用文赋体式，篇幅短小，句式几为对偶，总体呈现清新整齐。李奎报之后的李承休、李达衷、李穑等人赋作多用主客问答体，如李承休赋多为骚体，1296年所作《旦暮赋》标明为“古赋”，《梅川赋》则似《秋声赋》。可见其时倾向古赋体的风尚已显著。这些古赋又呈现律赋的整饬特征，疑为律赋创作向古赋过渡时期的表现。

　　关于科举考律赋的态度，李奎报弟子崔滋阐述较详：

　　古四六龟鉴，非韩柳则宋三贤，不及此者，以文烈公为模范可矣……予少时尝颂贞肃公场屋赋，愿一效颦。及登第后，慕林宗庇、郑知常之为四六，窃欲画虎焉。乃今反视从前所作，皆生涩荒虚反类狗也。恨不当时画鹄于三贤及文烈公，虽未得写真, 庶可仿佛于鹜也……盖魏晋间著述者，为文上长，欲其览之易也。章分句断，骈四俪六，以为笺表启状，此亦文之为偶对者。后因变为帘角音律之赋，行于场屋，欲试其代言奏章之才也。如代王言，虽散辞无对亦可。今人以四六别作一家，抄摘古人语，多至七八字或十余字，幸得其对，自以为工，了无自缀之语，况敢有新意耶……秉笔小儿乐其体效之，由是辞蔓而不精实，意迂而不真切……。[16]

此段评论四六骈文，涉及崔滋对科试律赋的看法：科举与官场作文的需求下四六文倍受重视，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文人趋于功利、急于求成，注重形式模拟，不遗余力地摘抄剽窃，引发了“辞蔓而不精实，意迂而不真切”的文风之败坏，脱离了文学之目的与意义。崔滋梳理了骈文发展历史，肯定其最初的功用是使读者“览之易”，也并未否定偶对骈文本身的价值，但反对科举采用偶对、押韵的律赋。他认为考赋要举子“如代王言，虽散辞无对亦可”，即相对文章内容而言形式的偶对是次要的，文意之真、之新才是应用文的关键所在。这里提及的贞肃公即金仁镜（？-1235），初名良镜，因善诗赋而被称“良镜诗赋”，崔滋早年学习律赋即以他为模范。此处则后悔不如学习韩柳、宋三贤及文烈公金富轼文之意“真”与形“散”，因而体现出内容上的反虚倡真（实）或反无倡有，形式上的反骈而倡散，从而趋于复古。《东文选》载有崔滋《三都赋》，赋文直接模仿柳宗元《晋问》，用七体之结构表现了京都大赋，独具匠心。崔滋编选的《东人之文四六》收金富轼文48篇。金富轼律赋《哑鸡赋》《仲尼凤赋》亦呈现散文化倾向，对偶明显减少，平仄不工整，四六句式不整齐；内容说理、咏史、颂赞风格不同，亦呈现宋律赋的特征。

　　考察以上复古学风、文风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值宋朝与高丽恢复外交后50年之间，随着两国交好，各方面交流频繁，宋代学风、文风逐渐东传，文坛兴起推尊唐宋古文、追踪苏黄之风。其表现有：崔惟清（1095-1174）奉诏注解并刊印《柳文事实》；苏轼文集盛行于世；“东坡热”之炽与海东江西诗派出现。“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17]自北宋后期欧、苏为首的元佑诸家赋、文备受青睐，吕祖谦（1137-1181）所言“留意科举文字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现象，同样出现在高丽朝，说明它们分别是由北宋流出后独立并行的两条支流。换言之，直至元代中期以前，元佑文风流传域外后在高丽文坛独立发展，与南宋、元朝同时并进。因而高丽中期的复古不仅是构成高丽汉文学主干的重要支流，也是北宋复古文风在域外的发展支流。随着理学东传，元代复古学风、文风亦影响高丽士人，或者与高丽士人的原有的文学观相合，引起共鸣，北宋复古的两条支流得以并轨。元代科举考古赋继承了道文并重的精神，是继宋代科举在经学和词章的争议之后，最终引出的结果。高丽后期在调和经学与词章的摸索中，重复了或罢除诗赋或以古赋代替，而后者则是仿照元制而成。

三、元代科制东传与丽末科举考古赋之尝试

　　元代延佑恢复科举（1314）后，调和理学派与文学派之矛盾，以德行明经科为主，同时废律赋、省试诗而（汉人、南人）考古赋。“至元废科”六年后，至正元年（1341）复科，实行复古政策，依延佑亦变律为古，此后科试古赋成为定制，元代科举考赋制度最终确立。正如元人戴良所云：

“尝合异时明经、词赋及博学宏词、制策诸科而为一”[18]。

　　随着元朝恢复科举制度，设征东行省乡试“选合格者三人贡赴会试”，高丽后期入元应举者尤多，留学元国子监学习者亦不少。高丽自后期忠肃王始，陆续有安震（1318)、安轴（1324）、崔瀣（1320）、李榖（1332）、李仁复（1342）、李穑等人入元应举登第，甚至授元朝官职。安响、李齐贤等人与元朝文人交友甚广，与元明善、赵孟頫、姚燧、阎复、虞集、王构等人有过交谊。李彀1326年入元乡试合格，与揭西斯、欧阳玄、谢端、焦鼎、岳至、宋本、程益、程谦、郭嘉、王士点、王沂、潘迪等人交游。李穑与欧阳玄、虞集、元明善等人交游。这些人显然熟悉元制，为有元学风文风浸染，待其学成归国之后，位居要职，献议国政，同时充当考官，对于制度改革乃至学风、文风都起到了极大的导向作用。其中影响最大者有李齐贤、李穑、李仁复等人。

　　“始以古文之学倡”的李齐贤向忠宣王建言广学校、谨庠序、尊六经、明五教，以阐先王之道，以致无人背真儒、舍实学，使雕虫篆刻之徒，尽为经明行修之士。又如李穑，于恭愍王十六年（1367）任成均馆大司成，用心普及新儒学和性理学，并以古文之学“延引诸生”。又于后年八月，与李仁复同为考试官通考三场文字，取李崇仁、朴实、权近等人。李穑《观鱼台赋》篇后注云：

“予年十七岁赴东堂赋《和氏璧》，二十一岁入燕都国学月课。吴伯尚先生赏予赋，每日可教。既归，赴癸巳东堂赋《黄河》，乡试赋《琬圭》，会试赋《九章》。今皆不录，非古文也，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出身于此，非此无阶于荣养耳。呜呼悲哉！”[19]

体现了自己“尚古”、“尚真”的文学观。其诗句“泰山北斗韩吏部，力排异端仍补苴。欧王曾苏冠赵宋，中间作者皆丘墟。程朱道学配天地，直揭日月行徐徐。《文选》《文粹》《宋文鉴》，《通典》《通考》精英储。微词奥义尽呈露，精鉴博采相乘除。”[20]体现了文道并重、学习古文典范的态度。

　　高丽后期效法元朝科举，多次尝试科目与科制改革。今见记录者有[21]：忠肃王七年（1320）六月，李齐贤、朴孝修典举，革诗赋，用策问。忠穆王即位年(1344)，秋八月，“改科举法，初场试四书疑义，中场试古赋，终场试策问”，亲试用经义。安响主导出题四书疑，意味着国学教育的强化。恭愍王二年（1353）五月，李齐贤与洪彦博为知贡举、同知贡举，以策问取进士，赐乙科李穑等三人……。恭愍王十六年（1367），国子监试改为进士试，升补试改为生员试，合格者可入成均馆国学学习三百天后有资格参加礼部试。三场中终场最重要，忠烈王至恭悯王初期考策文为主，恭悯王十六年（1367）以后经学为主，禑王时又考诗赋，恭让王以后又考经学为主。恭愍王十八年（1369）八月，“一遵元制”，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层法，通考经义、古赋、策问三场，革去词赋之陋。辛禑十二年（1386），李穑知贡举复用策问取士。辛禑二年（1376），罢除科举三层法，恢复国子监试，实行改革之前的原制度。昌王即位后（1388），恢复三层法。由上可归纳三点：首先，科举场次有所变化，“遵元制”而实行科举三层法，国子监试、东堂试、亲试改为乡试、会试、殿试；其次，考试科目偏向经学和实用，取消诗赋而代以策问或古赋，“由词章为主逐渐转变为经学为主”，其实三场中终场最重要，忠烈王至恭悯王初期考策问为主，恭悯王十六年（1367）以后经学为主，禑王时考诗赋，恭让王以后考经学为主；再次，高丽末期的科举改革未能成为定式。然而此时的古文之“道”增强了理学性、实用性。考策问便是重实用的文学主张之贯彻。

由取消诗赋而考策问或古赋，反映了高丽末期借鉴元朝词章派和理学派折中之结果，预示着科举考赋中理学内容的增加。高丽末期引进元朝科制，经历多次存废，未成定制，但也开启了科举考古赋的先例，使之能够延续至朝鲜朝直到高宗三十一年（1894）科举制度废止为止，历时500余年。明清科举常科不考赋，其他考试也只考律赋，因而元代科举考古赋制度在国内停废，却在国外得以长期延续。元代乡试作品选《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在丽末鲜初传入朝鲜，多次翻刻、重刻，其中的《古赋》卷便是举子学习古赋之范本。另外，恭愍王“革去词赋之陋”的举措，为朝鲜朝科制改革提供了依据，成为朝鲜前期诗赋经义之争的发端。

四、朝鲜朝前期科试古赋之确定

　　朝鲜朝初期100年间因不同势力的文学观乃至赋用观之异，导致科举考古赋制度发生了多次变化，如废考古赋、古赋在科试中的重要性降低、古律兼试等，然而最终没能改变科举考古赋的制度，并能够延续400余年，推助了考生习赋行为进而客观上为辞赋创作的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

　　朝鲜朝建国后太祖元年（1392）新定科举法，明示“内（国学）而成均正录所，外而各道按廉使，择其在学经明行修者，开具年贯三代及所通经书，登于成均馆长二所，试讲所通经书自四书、五经、《通鉴》已上通者，以其通经多少，见理精粗，第其高下为第一场；入格者送于礼曹，礼曹试表、章、古赋为中场；试策问为终场。通三场相考入格者三十三人，送于吏曹，量才擢用。”[22]此法在旧制基础上修改，因而与元朝科制大体相同，多出“中场古赋外加表、章二体”一条。表、章之功用为“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是“经国之枢机”，加试章、表反映了对实用性的要求加强。

　　新科举法由郑道传（1342-1398）制定，他接受了元代及高丽恭愍王朝调和经学与诗赋的内容，确定初场讲经、中场考古赋、罢去监试（即进士试），代表了理学家与古文家的辞赋观。他在《经国大典》卷三《礼典·贡举》中交代了罢去主考诗赋的监试，代以古赋的原因：

　　前朝自光王始用双冀之言行科举法，掌选者称知贡举、同知贡举，试以词赋。至恭愍王一遵原（元）制，革去词赋之陋。然所谓座主门生之习，行之甚久，不能剧除，识者叹之。殿下即位，损益科举之法，命成均馆试以《四书》、《五经》，盖古明经之意也；命礼部试以赋、论，古博学宏词之意也；然后试以对策，古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意也。一举数代之制皆备。将见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致治之隆，轶汉唐而追成周矣。呜呼盛哉！[23]

      “恭愍王一遵元制，革去词赋之陋”，当指以律赋、六韵十韵诗之罢黜。郑道传视其为鄙陋，又于大科中场保留古赋一体，可见他对作为词章之学的诗、律赋和作为与论体并举的古赋的看法是迥异的，即词章造成浮华之气，而古赋则为博学之体，无害于道德经学之发扬，因此可以说他是本着“以择制诰之才”的实学精神而坚持中场考古赋的。其旨意一如元朝科制，因古赋含有“理学家与文士共有的致用精神和博学思想”，遂定为科赋。他指出“命礼部试以赋、论，古博学宏词之意也”，正是同元朝理学家对于古赋的理解一脉相承。结合清人对其评价如“宋自绍圣置宏词科，大观改词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于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24]，可以推知郑道传是将古赋与论、表、制、诏等文体等而视之的。另外，他本人留有《阳村赋》、《墨竹赋》、《梅川赋》三篇赋作，前者为四言，后二者属于文体赋，典重质实。

　　其后，随着本国实情的变化和掌文（政）坛之柄者及其所属集团之倾向不同，围绕着科举初场讲经还是制述及考赋与否而发生过多次争论，涉及到辞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存废问题。历史上，由科制与辞赋的关系引发的争议点大抵有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之争辩。朝鲜一朝围绕科制而对于辞赋的态度，表现为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程序与反程序之争以及实用与否之辩。初期则主要表现为经义与诗赋之争、实用与否之辩，而前者之内容与宋元之情形大同小异，后者即赋的实用与否则与对明外交有关，由朝鲜朝的特殊国情所决定，与宋代赋策之争略异。总之，古赋更近律赋还是更近古文的观点差异引发了争论，易言之古赋是属于辞章抑或经学。藉此又可了解东人对于科举考赋的目的与意义的认识。

　　朝鲜朝初期科举改革包含了小科进士试的罢与复，且改律赋为古赋、除去十韵诗等措施，此为词章、经义折中之结果。太祖四年（1396），礼曹详定科举式，将资格考试类的小科中“罢进士为生员试”，将之前的进士、明经二类合为一，明年即开始具体施行。生员试只考经学即“四书疑、五经义”各一题，而考诗赋的进士试罢黜，已初显科举倾向经学的端倪。朝鲜朝的进士试相当于高丽朝的国子监试，由高丽“德宗始置，试以赋及六韵、十韵诗”[25]，是专门以评价举子之文章能力为目的，对当时文风及举子的习业具有直接导向作用。此科被罢之后，随着有关文科初场科目的争论纷起，至世宗朝出现复立呼声。如世宗十年（1428），成均司成郑坤上书，以学生多而取士之途径狭为由，请复设进士试，并请“试以赋、表，以振多士之气”。世宗以为可“增长童稚辞气”，许设进士试，并令二十五岁以下者赴试，于是世宗二十年（1438）第一次施行了进士试，取申叔舟等100人。进士试科目为赋一题、排律十韵诗一题，据世宗二十年集贤殿直提学崔万里等人上疏：

“窃谓国家复立进士试，取以古赋与排律十韵诗，所以兴起诗学也”[26]，

此时的进士科赋应为古赋。之后几经停立，终于端宗二年成为定式，得以与生员试一并施行至朝鲜朝终结。

　　进士试原是针对二十五岁以下的童稚所设，试题也相对简单，因此很多举子年龄超过却冒年应考，以求入格。针对这一弊端，朝臣建议加大试题之难度、放宽年龄限制，如文宗二年，王欲恢复进士试，命礼曹商议合行条件，礼曹以十韵诗易作，可导致冒滥之弊为由，“乞除十韵，进士依生员试例，皆以古赋及古律诗中一篇取之”[27]。又端宗即位年（1452），集贤殿在兴学事目中提出恢复进士科，但是要“除十韵诗，悉用古赋，加以古律诗中一篇”，故“宜除年限，以广取才”[28]。自此以后，古赋便成为进士试必考科目，且成为定式。

      科举改革还有文科中场古赋的罢与复，这是词章派对古赋的认识由“无实用”、“非急务”转向肯定诗学振兴之手段。倡导者权近继承郑道传文学思想，倾向于词章，其《劝学事目》肯定了文学的独特作用，并提出振兴诗学之举措，如：

 一、中场古赋，初学之士所不能作，且无实用，虽不肆习可也。乞罢古赋，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一、诗章唱和，儒者末技，然亦关于人才盛衰，不可偏废。且其吟咏性情，有所感发而兴起，即古者敎冑子典乐咏歌之遗意也。前朝之时，内有九斋，外置都会，每于夏月赋诗为课，东堂监试亦试以诗，今皆革罢，专务经术，弃末趋本，可谓令典。然今儒者，虽号通经，鲜有文章杰出之才，其于诗道，亦多不工，盖两失之矣。傥有中国词臣奉使而来，相与唱和，宁不取笑？乞自今时散文臣三品以下，每年春秋仲月，会艺文馆，馆阁提学以上，出题赋诗以考能否，具名申闻，以凭叙用。中外学校，每年春秋季月，复行课诗之法，监司守令监学之时，亦令赋诗，旌其能者，以加劝勉。从之。[29]

然而对于古赋，权近认为在外交上的实用性不如表、论，反对作为科举科目，于太宗七年（1407）上书“乞罢古赋”，代之以日常功令文体表、笺。自此，文科中场考赋废除，直至十八年之后的世宗七年（1425），经国王“令今后文科中场，或论、表或赋、表中，出二题制述”，并于明年（1426）即中场考古赋。此时古赋在中场的地位与论、表、章等文体同等。就此而言，朝鲜朝初期的词章、经义之争，还内涵着诗赋、策论之议论。《劝学事目》提倡诗文，可视为词章派。然而古赋被排除，说明其介于学问与词章的尴尬地位加之被认为无实用性，使古赋很快废考。

　　然而随着明鲜诗赋外交的开展，中国词臣奉使而来，相与唱和的还有赋体，辞赋的重要性逐渐与诗歌等同，遂由词章派中一些人认为赋体实用而主张复考。世宗十三年（1431）艺文馆提学尹淮、同知总制申樯以“表、笺文字，事大切务。我朝初学之士，专业疑、义、论、策，不知对偶声律之文，及至老大，骨骼既成，不知下字之法。前朝取士之制，虽不可取，然试以八角、古赋，故人人自幼兴起对偶之风，文章华国之士辈出。窥见今日初场试以四书疑，中场试论，举子多不致力，一人成篇，诸辈效之，似违国家作成之义。臣等切望于初场之疑，代以八角，中场之论，代以古赋，庶几开趋向之路，期后日之效”，以及“文人不知对偶声律之文，不知下字之法”为由，建议“于初场之疑，代以八角，中场之论，代以古赋”[30]；又世宗十七年（1435），集贤殿大提学李孟畇上“诗学兴行策”，请复进士科，并请文科中场以赋及排律十韵诗中一题代替论；同年9月，成均馆知事许稠上书，复考古赋。最终以“文章华国”为目的，显然出于振兴词章文学之需要。前期词章派最终占上风，与国王的鼓励词章之学有关。

　　其后，也有一些议论，但都未能导致制度变化。若世祖朝集贤殿直提学梁诚之（1415-1482）亦以“非急务”为由，主张废古赋：

　　盖今文科初场讲经之时，《四书》、《五经》外，如韩文、柳文等书，任意试讲，实无定规。中场则并试古赋，本非急务，又进士以此取之。终场则诸史、时务，虽参酌出题，至论历代之事，权辞以对，曰汉唐之治，何足论于今日，取之者亦不以为意。以此史学不明，甚为不可。……文科则《四书》、《五经》外，只讲《左传》、《史记》、《通鉴》、《宋元节要》、《三国史记》、《高丽史》。中场试表、笺，以习臣子事上之文；试诏，教以习君上令下之文；终场历代时务，迭出为题，如今年试历代，明年试时务。以此定制，以新科举之法。[31]建议中场“试表、笺，以习臣子事上之文；试诏，以习君上令下之文”，这与权近之古赋“无实用”的观点相契。权、梁二人的议论反映了他们将古赋和表、笺等应用文体区别开来的古赋观。文宗即位年（1450），工曹判书郑麟趾所启有关文科加额及试取节目一案，有人以秋场日短之故，提出表、赋、策各为一场，同知春秋馆事李先齐则认为“赋特词章之小技”，不可以赋准策而导致轻重不均。

      以上议论反映了朝鲜前期文人对于赋体的不同认识，也因辞赋介于文学和经义、应用文之间的文体特征。这决定了辞赋作为科目而不断升降黜陟的命运，进而影响辞赋创作的多样性和文体发展的有限性。

　　世宗二十年（1438）进士试、汉城会试连魁申叔舟，于汉城会试所制程文，五十年间“为举子模范”[32]，文集所载《八骏图赋》用汉赋体式歌颂太祖建国之功，《雅乐赋》以骚体形式赞美国初建制之盛，《广居赋》则赞美仁道，亦用骚体。这些赋当是应试或应制作品，体现了作为官方文体的“古赋”之特征。世宗二十三年（1441）“汉城试魁”李石亨《捷云峰赋》，具体展现了科试“古赋”之面貌。此赋命题出于“洪武庚申，我太祖战接云峰，以安东南”[33]的历史事件，李石亨以骚体盛赞太祖英勇与不朽之功，如“意上天之生圣兮，实靖夷乎大东。宜天命之攸归兮，陟元后而垂无穷。何幸添身于圣泽兮，若亲见于目中。伟万世之永赖兮，极天地而弥隆。呜呼！荆山晏驾，鼎湖弃弓。恨余生之不及兮，目未接于重瞳。抚遗迹以遑遑兮，想盛德于古强。吾知云峰胜地，德泽惟香。亿万斯年，壮图洋洋。风飒飒以传声，水溶溶以流芳。”[34]赋文将太祖建国归之于天命，也不忘描绘捷云峰之景，可以说至为切题。此类科试古赋担负了建国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使命，同时摆脱押韵、平仄、对偶等形式束缚。

五、结语

　　高丽朝科举仿唐制而开设初期重诗赋，在演进过程中接受宋代科制而渐呈重经学、经世的特征，律赋的道学性、政论性增强即其典例。与此同时，士人指摘科举重诗赋导致的各种弊端，并提出以复古救弊，文坛尚古文、古赋之风渐盛，宋朝复古文风东渐正是其背景。据此，高丽末期接受兼顾词章、经学的元朝科制，取消诗赋代以策问、古赋，开启了朝鲜半岛科举考古赋的先河。朝鲜朝建国之后，古赋正式成为科举文体，历时500余年，使得元代科制在域外长期延续。朝鲜朝初期针对科举考赋问题，发生过经义与诗赋、古赋与律赋、实用与否的多次争论，反映了时人对古赋文体及科举考赋问题的不同认识。朝廷为鼓励举子学习古赋以应举，多次印颁元代程墨《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古赋》作为模板，客观上推助了元代科举文及古赋的域外传播。

责编：金   城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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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毅宗八年（1154）又改为“初场迭试论、策，中场试经义，终场试诗、赋”，见《高丽史·选举志一》，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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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高丽史·选举二》和《世宗实录》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左参赞河演议论：“昔在高丽，以古赋十韵诗为进士试，特遣试员取之，帘前发榜。又以六韵八角，并试于及第。”

[26]《世宗实录》卷八十一，《朝鲜王朝实录》第4册，第149页。

[27]《文宗实录》卷十三，《朝鲜王朝实录》第6册，第482页。

[28]沈庆昊指出，崔万里要求以古律诗代十韵，目的在于反对形式限制，然而没有言及加强科试难度之一面。见其《纂注分类杜诗解题》，载《国文学研究与文献学》，首尔：太学社，2002年版，第435页。

[29]权近：《阳村集》卷三十一《论文科事》，《韩国文集丛刊》第7辑，第280页。

[30]《世宗实录》卷五十二，《朝鲜王朝实录》第3册，第310页。

[31]梁诚之：《讷斋集》卷二《便宜二十四事》，《韩国文集丛刊》第9辑，第298页。

[32]姜希孟：《文忠公行状》，《保贤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10辑，第156页。

[33]权近：《健元陵碑》，《太宗实录》卷十七，《朝鲜王朝实录》第1册，第483页。

[34]李石亨：《樗轩后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9辑，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