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丨一枝永恒美丽的花朵 ——试谈萧红研究的四个“死角”

作者简介

陈漱渝，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史料学会副会长，2005 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第59-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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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持续不衰的“萧红研究热”，是萧红作品的经典意义被重新认识，同时，也与萧红本人曲折哀婉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然而，对于萧红的生平研究，至今存在许多难于通过的“死角”，尤其在事关萧红生活几个重要方面，研究者遇到若干众说纷纭的萧红生平史料。如，萧红父亲是否“夺人之妻、杀人之夫”？谁是萧红的“始乱终弃者”？萧红萧军分手诀别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萧红与端木蕻良的婚姻？等等。钩稽梳理对萧红生平特别是婚恋史的不同说法，可以为突破萧红研究的某些“死角”开辟一些通道，有助于恰当理解萧红思想情感经历，这是深入地研究解读萧红及其创作的基础。

 一、东北作家群的两位代表人物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东北人民戴上了“亡国奴”的枷锁。一群东北青年唱着“流亡三部曲”逃到关内，在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以笔为剑，抗日救亡。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博大的爱国情怀，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出国土沦丧的愤懑和颠沛流离的苦痛，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其中有舒群、端木蕻良、李辉英、罗烽、白朗等知名作家，而代表人物则是萧红和萧军。

　　对于萧红、萧军文学成就的评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不属于本文评述的主要范畴。简而言之，萧军1925年即开始创作，文学生涯有六十余年，不仅数量上超过了萧红，而且涵盖了一些萧红未曾涉足的领域，如历史小说、旧体诗词、报告文学，其留存的大量日记，更具多重价值，可以传世。萧红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的十年，作品体裁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二萧初登文坛时，都给文坛以不少的新奇和震惊。当年批评家胡风认为，萧红的作品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感觉多敏锐”，“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1]。鲁迅也认为，“就艺术手法而言，萧红比萧军更觉成熟，在写作前途上更有希望”[2]。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持续不衰的“萧红研究热”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反思道，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忽视了萧红的作品，“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3]。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秀环，因与二姨姜玉环的名字相似，后改名张乃莹。笔名有萧红、悄吟、田娣、玲玲等。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原名刘鸿霖，因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在骑兵营当过骑兵，故以萧军为笔名。其他笔名有三郎、田军等。二萧的笔名联起来跟“小小红军”这四个字谐音。这原本是一种偶合，但萧军觉得当年国民党在江西一带“剿共”，就偏叫个“红军”给他们瞧瞧。

　　对于如何深化萧红研究，萧军提出过明确的意见：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从事文学生涯仅仅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杀、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隐私’。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合，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4]

　　萧军的上述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评价一位作家，关注点无疑是应该聚焦其作品，亦即文本，而不是“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萧军所说的“生活”，我体会主要是指情感生活，尤其是男女私情。为了编注《萧红情书全集》，笔者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期间，蜗居在家，只能查阅手头的一些资料，的确遇到了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学术研究重视“实证”，援引的“资料”应该“铁板钉钉”，成为真实的“史料”，但涉及男女隐私的事情恰恰是众说纷纭，异口异声，缺乏“铁证”。但另一方面，研读萧红的作品，又岂能不了解“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比如，不了解二萧的爱情经历，如何能解读《跋涉》？不了解二萧的情感冲突，如何能解读萧红的短诗《苦杯》《沙粒》？不了解萧军跟陈涓的感情纠葛，如何能解读萧红的《一个南方的姑娘》？此外，像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弃儿》等小说，也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所以，了解与研究萧红作品，撰写萧红传记，相关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并不见得纯属多余。但笔者在梳理考证有关生平史料时，就遇到了萧军所说的“死角”：

一、萧红之父是否“夺人之妻”“杀人之夫”？二、谁是萧红的“始乱终弃者”？三、二萧分手诀别的真实原因？四、如何评价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为慎重稳妥起见，笔者只能客观介绍对二萧“生活琐事”的一些不同说法，以供读者进一步辨析参考。

二、生父还是养父？

       考察萧红周边的男性世界，遇到的第一个“死角”，就是他的父亲张廷举（1888—1959）。据萧军说，萧红真正的父亲可能是个贫雇农，她的母亲因为跟张廷举发生了关系，便合谋害死了萧红的生父，而后带着萧红和她的弟弟来到了张家。萧军还说，张廷举曾对萧红表现出企图乱伦的行为。萧军根据萧红提供的素材写过一篇小说《涓涓》，1933年发表于哈尔滨《国际协报》[5]。小说中描写13岁的“莹妮”差一点被父亲强奸的过程，并说“从此他们父女之间，便筑成了一道不能够摧毁的冤仇的墙壁”。

　　呼应萧军说法的有二萧同时代的东北作家陈隄。1983年，陈隄披露了二萧友人方未艾1982年1月15日致他的一封信：“你看过萧军写的《涓涓》吗？那里的莹妮就是乃莹，小珂就是秀珂，达三就是选三（按：张廷举，字选三）。萧红写的《王阿嫂之死》里的张地主的佣人中有个姓王赶马车的遭遇。她的生母没有象王阿嫂那样刚烈反对张地主，竟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嫁给张地主了。她最初知道她不是张地主生的，是她生母死了以后，她十一岁时她的继母骂她是带犊子，又用棍子打她，她的祖母用针狠毒地刺她，张选三也不把她当亲生女儿关怀她。她就感到她成了外人，怀疑她自己是不是张家的骨肉。”[6]方未艾是萧军的结拜大哥，当时在《东三省商报》担任副刊编辑，也是萧红的患难之交。1933年10月他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去苏联学习，临行前跟萧红含泪握手而别，以后再未相见。以萧红跟方未艾的深交，方未艾也不可能信口雌黄。此外，二萧的友人蒋锡金也对笔者这样说过。

　　萧军等人的说法从萧红的《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可以得到呼应。文章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尔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十二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这篇文章原是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提供的自传，后发表于1937年1月10日出版的《报告》杂志第1卷第1期。萧红在自传中如此描绘自己的父亲，可见他们父女关系的真实状况。

　　然而有学者对萧红老家的亲友进行了调查，证明萧军等人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王化钰的调查对象，有萧红的亲三姨姜玉凤老人。老人说，是萧红的祖母张范氏相中了萧红的生母姜玉兰。1909年农历8月，萧红父母正式举行了婚礼，女方亲属一共去了20多人。与此同时，王化钰还采访了萧红的其他亲属和故乡人共九人，都异口同声肯定萧红父母是原配夫妻，萧红是他们的亲生女儿[7]。更具有权威性的说法来自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该机构组织力量，从1982年至1984年这两年中对萧红家族、亲属、同窗好友、老邻居等进行了35人次调查，并查阅了档案馆中有关张氏家族的历史资料，由呼兰县志办副主任刘惠周做代表，宣布了对萧红身世的历史结论，说法与王化钰完全一致。目前，有关萧红的年谱、传记多采用呼兰县志办提供的史料。

　　还有人从萧红临终前创作的小说《小城三月》中看到了她父亲的另一面：这是一位开明而温暖的乡绅，参与维新，跟作品中“我”的继母生活平静和睦，不仅支持妻子在小城最早穿上了高跟鞋，对乡邻也亲切友善，家中子弟都受到了良好教育。这种描写，跟《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形成了反差。这是萧红临终前思乡情绪的流露，还是展现了张廷举为人的另一面？

　　虽说萧红故乡的有关机构对她的家世做出了“历史结论”，但仍然存在一个疑惑：那就是萧军的说法跟地方文史办的说法哪个更接近于真实？萧军虽然是一个擅长虚构的作家，最终又跟萧红分了手，但是找不出一个他对萧红父亲“污名化”的动机和理由。萧军除了举出萧红的小说作为旁证之外，还明白无误地说明萧红的生父可能被“谋害”的情况是萧红的弟弟张秀珂亲口对他说的，类似于古代“公案小说”中的“谋妻害命”。张秀珂1937年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七旅宣传教育科科长，东北二纵队政治部秘书，北满军区调查研究室主任等职，1956年因患风湿性心脏病病逝，享年40岁。他跟萧军谈的家庭情况是在他参加革命之前说的，不会有隐瞒家庭成份的可能。1955年，张秀珂在北京和平医院治病，应骆宾基之请，临终前口述了一篇文章：《回忆我的姐姐——萧红》，后来发表于1983年《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但这篇回忆只是谈了他跟萧红的交往情况以及他对萧红思想的理解，丝毫也没有涉及他们姐弟的身世问题。1993年9月，张秀珂之子张抗在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 《萧红研究》第一辑发表了《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一文，承认他父亲的确对萧军说过张廷举不是他和萧红的生父，原因是一位老厨子对他父亲说：“你的命苦呵，你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后来张秀珂夫妇“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老厨子的话很可能出于对剥削者的气愤。”张秀珂的儿子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用“很可能”三个字否定其父当年的说法，仍然不能不为好事者心生疑窦。祖辈的情况，孙辈怎么能“讨论”出来呢？

　三、谁是萧红的“始乱终弃者”？

　　在跟萧军结识之前，萧红有没有初恋情人？如果有，那此人是谁？这成为了萧红生平研究的第二个“死角”。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

“（萧红）不但谈及她的初恋，谈及她第一次随着自己的情人去北平，坐上火车的心情，充满憧憬与幸福感，而在北平一个胡同的小院里突然发现站在那个李姓青年面前的却是他的‘真正的妻子’，而立即提起皮箱昂然地只身一人离开的忿然情绪，谈及当时心想，‘真是笑话，我又不是到北平和你争男人来的！”

骆宾基是萧红临终前四十四天的陪护人，他的材料应该是根据萧红的口述，而不应该是自己的编造。《萧红小传》发表于1946年，多次再版，影响广泛，可以说是萧红研究的入门书。骆宾基说的那位“李姓青年”无疑就是李洁非。

　　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旁证能说明李洁非就是萧红的“初恋情人”。陪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并不是李洁非，而是她的表兄陆哲舜。1937年4月萧红只身去北京找李洁非，是在萧军跟许粤华感情出轨之后。许粤华是萧红的闺蜜，也是友人黄源当时的妻子。闺蜜跟自己的患难情侣出轨，使萧红“心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她想离开上海这伤心之地，迁居北平，想找李洁非商量，寻求帮助，但她并不知李洁非已经结婚生女，引起了李洁非妻子的误会，但并不存在“抢男人”的问题。萧红重病中跟骆宾基讲述自己的经历，骆宾基无法录音，多半也无法记录，结果在记忆中把两个人物跟几件事情混淆起来，熬成了一锅“记忆乱炖”。《萧红小传》修订再版时，骆宾基订正了一些失误，如萧红的祖籍为鲁西的莘县而非胶东的掖县，萧红住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产科是1932年秋天而非1933年冬天，但却未对以上这件事情进行订正。

　　李洁非结识萧红，是通过他在哈尔滨三育中学的同学徐长鸿和陆哲舜。1929年，李洁非已经在北京大学读书，但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哈尔滨探亲访友。徐长鸿家就是李洁非常去的地方。在徐长鸿家，李洁非遇到了一位短发大眼、着青裙白褂的女生，她就是陆哲舜的表妹萧红。萧红很想到北平求学，便仔细地询问北京学校的情况。这就是他们初识的话题。1930年萧红初中毕业后，就跟表兄陆哲舜一同到了北平。陆哲舜考入了中国大学，萧红则成为了北平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1981年，李洁非在《哈尔滨文艺》第6期发表了《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详细介绍了他跟萧红在北平三次相遇的情况。第一次是1930年7月至1931年1月，萧红与陆哲舜初到北平。他们之间讨论过友情与爱情的问题。李洁非认为：“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萧红反驳说：“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后来陆哲舜家里对他进行了经济制裁，萧红家也逼她回去结婚。双方都失去了经济来源，他们只得在寒假期间返回哈尔滨。

　　1931年2月末，萧红因逃婚第二次来到北平。那五元路费是李洁非资助的。陆哲舜来信拜托他照顾萧红，支持她继续求学。但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追到了北平，把萧红接走了，时间是1931年初春，2月至3月间。

　　萧红第三次到北平是1937年初夏，那是萧红从日本归国之后的第二次心灵疗伤之旅。这时李洁非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在孔德小学担任教员，有了妻子和女儿。阔别五年后，萧红通过友人找到了李洁非，见面时在院子里给了他一个拥抱。这一动作被李洁非在厨房里的妻子看见，一度产生了误会。后来李洁非跟妻子进行了解释，便把萧红从旅馆接到了家中。5月中旬，萧军来信说身体不适，希望萧红早点回上海。萧红这次在北平大约住了二十天，于5月中旬返回上海。李洁非详细描述了他跟萧红交往的经过，目的是澄清他跟萧红之间的关系是止乎友情，在北平三次接待，总共不到半年时间。

　　但也有研究者对李洁非的回忆进行质疑，理由是这篇文章只是李洁非口述，由担任萧军秘书的女儿肖耘执笔整理，太过详细，天衣无缝，看来是经过加工，降低了文章的可信度。不过，当下撰写回忆录大多都参考可以唤起回忆或印证回忆的相关资料，如果没有反驳的确证，那“怀疑”终究也不过是“怀疑”。又有人根据骆宾基的说法，以为萧红受了李洁非的骗弄，以致怀孕，这肯定是张冠李戴，搞错了对象。还有人认为，李洁非和萧红都是对方的“暗恋”者。“暗恋”是一种内心最隐秘的情感，为他人所难以坐实。萧红第三次见李洁非时，给过他一个拥抱，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见面礼。萧红是一个开放型的女性，给他一个拥抱，只能说明他们之间感情不错，而不能证明其他。

　　那么萧红的表兄陆哲舜是否就是萧红的初恋情人，就是那个始乱终弃者呢？据常理判断，萧红跟陆哲舜之间互有好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否则萧红就不会因抗婚主动去投奔这位表哥，表哥也不会路远迢迢带她到北平求学。不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在上世纪30年代，男女同居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发生了性关系。比如哲学家朱谦之与其妻杨没累，都提倡独身主义，并主张人类灭绝。丁玲跟胡也频虽然同居，但在冯雪峰出现之前，双方也一直保持了纯洁的友谊。萧红虽然跟陆哲舜同居，只是合租房子，并非同处一室。他们在北平二龙坑西巷同居时，是分住一座独院的北房两头，一人占用一间。后来为节约开支，表兄妹搬到外院来住，萧红住单间南房，陆哲舜则住进那间房的平台。李洁非在回忆中提供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看望这对表兄妹，萧红递给他一封信，说表兄对她无礼。李洁非当场把陆哲舜骂了一顿，训斥得他呜呜咽咽哭起来。如果萧红跟表哥之间真发生了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有礼”或“非礼”的问题。所以，把陆哲舜当成萧红的情人，目前也无确凿证据。

真正对萧红始乱终弃的只有其未婚夫汪恩甲。按传统说法，汪恩甲是一个纨绔子弟，黑龙江呼兰县顾乡屯一个驻军帮统的次子，读过法政大学，当时在哈尔滨滨江小学（一说三育小学）当教员。1928年（一说1914年）萧红读初中（一说读高小）时经六叔张廷献介绍，由父母包办订婚。后来萧红发现汪有抽大烟、逛妓院的恶习，心生厌恶，更坚定了她抗婚、逃婚的决心。1931年3月上旬，汪恩甲追到北平，找到萧红。由于萧家和陆家都断绝了对这对表兄妹的经济支持，萧红只得跟汪恩甲返回哈尔滨，在东兴顺旅馆同居七个月，有了身孕，欠下了400（一说600）多元房租和伙食费。根据萧红作品，当年五角钱可够她跟萧军生活三天，所以这笔欠款实可谓是天文数字。汪恩甲声言回家取钱，萧红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旅店，如不还钱款将被卖进妓院抵债。

　　但也有为汪恩甲辩护的声音。1981年2月8日，萧红中学时代的同学沈玉贤公布了一封另一位当年同学刘俊民给她的信。大意是说，萧红跟汪恩甲订婚之后，关系原本正常，不但经常通信，萧红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但自从陆哲舜介入之后，萧汪的关系才出现了裂痕。汪恩甲离开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的本意，并不是抛弃萧红，而是回家要钱还债，不料反被家人管控起来了。特别是汪的哥哥汪恩厚，一定要汪恩甲跟萧红离婚。萧红找律师写状子告汪的哥哥替他休妻。开庭时，汪恩甲怕他哥哥受法律制裁，只好说是自己要休妻，当场就判了离婚[8]。沈玉贤公布这封信的目的，意在说明汪恩甲离开萧红不仅有其苦衷，而且是在正式解除婚约之后。但是，将怀有自己孩子的未婚妻抛弃在旅馆当人质，这种男人难道不是“渣男”理应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吗？更何况，欠旅店的钱并不是萧红个人的开销，而是他们同居期间的共同消费啊！

四、萧红与萧军：从相识、相恋到诀别

　　萧红与萧军是1932年8月相识的，1937年8月23日萧军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

“我以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们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按：指萧红），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乐意走就走。”那么，他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跟萧红的相识过程，萧军是这样回忆的：1932年夏，他正流浪在哈尔滨，替一家私营报纸《国际协报》撰稿维持生计。1932年夏天，该报副刊主编裴馨园收到一位女读者的求助信，希望能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已被所住的旅馆幽禁。老裴被这封凄切动人的来信感动，便派萧军根据信封的地址“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街东兴顺旅馆”去了解实情。

　　出现在萧军眼前的是一条昏暗的甬道，一间没有灯光但散发出霉味的房间，一个模糊的女人的轮廓。细看之后才发现一张圆形的苍白的脸，脸上闪动着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目光在求助，声音在颤抖，身材显示出她怀有身孕，这就是萧红留给萧军最初的印象。坐定之后，萧军掏出了老裴的介绍信，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萧红这才向萧军坦陈了自己的境遇：被未婚夫欺骗，积欠了房金伙食费，被旅店作为人质软禁，不还清欠款就会被卖到“圈儿楼”（哈尔滨道外的妓院）。交谈时萧军无意看到了萧红的绘画和小诗，发现了她的文艺才能，马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拯救这个美丽的灵魂！不过，这种“救世主”般的想法和姿态，对于二萧之间迅猛产生的爱情也会成为一种消融剂。这是后来为他们的情感经历所证明了的。

　　1932年8月，松花江突发洪水。数日之内，哈尔滨两万多人丧生，成千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平日的街道呈现出扁舟款行的奇特画面，用木箱当船的也有，用木板当船的也有。萧红趁东兴顺旅馆混乱之际，独自搭上了一艘运柴禾的救生船。几经周折，竟意外地碰到萧军。当时萧军正划着一只小船去找她。两人先寄居在裴馨园家，而后在欧罗巴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

　　二萧在哈尔滨的同居生活，用“以沫相濡”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很多生活细节，都被萧红写进了小说、散文集《商市街》。

　　刚住进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时，萧军身上原只有五元钱，又付了五角钱马车费，但那经理却把一月三十元的包租费涨成了六十元，想趁松花江涨水发一笔横财。萧军先付两元的日租金，经理要他们第二天就搬走，逼得萧军从床上取出剑来指着那经理。经理吓得去报警。幸亏来的是中国警察，而不是日本宪兵，只把那把剑扣押了一晚了事。

　　离开欧罗巴旅馆之后的同居生活，使“贫穷”与“疾病”成为了萧红笔下的两大主题：穷到“从昨夜饿到中午，四肢软弱，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饿》）。“到家把剩下来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盐，没有油，没有菜，暖一暖肚子算了。”（《借》）“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黑列巴和白盐》）。没有吃的，自然也没有穿的。萧红的鞋带断成了四截，萧军把自己的一条鞋带分给萧红。结果，萧红的鞋上，一只是白鞋带，另一只是黄鞋带（《破落之街》）。萧军当家庭教师挣了二十元票子，从当铺赎出了他当过的两件衣裳：一件夹袍，一件小毛衣。他自己穿上了毛衣，把夹袍给萧红穿。萧军的毛衣很合身，萧红穿上夹袍两手立即被袖口吞没，自己也看不见双脚了，但她仍感到很合适，很满足（《家庭教师》）。

　　萧红体弱，长期困扰她的还有疾病：时而头痛，时而肚子痛，穷家没有暖水袋，那铁合子又漏水。萧军将开水倒进一个空玻璃瓶，想让萧红当暖水袋用，不料瓶底一遇到热水就炸裂了，满地流着水……（《借》）。幸亏哈尔滨有一家市立公共医院，可以免收穷人的药费。萧红挣扎着去看病，萧军雇了一辆人力车，让萧红坐上，自己跟着车边走边跑……（《患病》）。哈尔滨的冬天是漫长的，有火炉无木柴，萧红觉得屋子太冷，恨不得把冰冷的腿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取暖，但腿太长，根本放不上去（《最末的一块木柈》）。不过，即便贫病交加，只要萧军在旁边，萧红就感到“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搬家》）。

二萧同居期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共同出版了二人合集《跋涉》，其中有萧军作品六篇，萧红作品五篇。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印刷费是舒群、王幼宾等友人凑集的，秘密印行了一千册毛边本。书稿大部分由萧红抄写，书名由萧军题签。萧红在《册子》一文中描写了该书出版的情况：萧红在烛光下忍受着眼痛和蚊虫叮咬抄稿。萧军问：“手不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但萧红抄了三千多字仍不停笔，笔尖在纸上哗哗作响……第二天，两人一起跑印刷局，看到自己的手迹被排成铅字，比儿时穿到母亲缝制的新衣更加欢喜。中秋节前夕，他们自己装订了一整天，腰酸背痛，才装订了一百部。为了庆祝《跋涉》一书的出版，这两位文坛的跋涉者破例吃了一顿俄国点心，还喝了两杯沃特加酒。不久，这本书就成了禁书。这两个苦命鸳鸯侥幸没被日本宪兵逮捕，但送到书店的书没几天就禁止发卖了。1946年，萧军重返哈尔滨，偶然从旧书店买到一本《跋涉》，感慨他跟萧红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不禁悲从中来。

五、结识鲁迅：生命史上最温馨的一页

　　在萧军萧红的生命史上，最温馨最重要的回忆无疑是跟鲁迅的交往。萧军是骑兵出身，后被擢升为见习上士，受鲁迅《野草》等作品影响自学成才，从事编辑和业余创作。萧红只上过中学，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们都有文学天赋和超越年龄的生活阅历，所以他们在青岛能够写出《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这样的长篇。但在商业化的出版界，像二萧这样的无名作者往往是被冷落的，更何况他们写出的是具有鲜明民族意识和左翼倾向的作品！

　　生活证明，人的成功既取决于本身的潜质，也取决于看似偶然的机遇。在坎坷的境遇中，萧军遇到了一位朋友孙乐文——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青岛经营着一家“荒岛书店”。此人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知道鲁迅一贯提携文坛后进，便鼓动萧军借用荒岛书店的地址写信给鲁迅求教。于是萧军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1934年10月9日鲁迅日记中有一条记载：“得萧军信，即复。”当时萧红的《生死场》已经完稿，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在赶写之中，但他们不知道这类作品的题材是否跟左翼文艺运动的主流合拍，希望鲁迅能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指导。鲁迅毫不犹豫地答应替他们审稿，并深刻指出：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9]

　　收到鲁迅的亲笔信后，处于困境中的二萧如在阴云的缝隙中看到了一缕阳光，如在雾海夜航中看到了灯塔的指向。萧红几次流着热泪在反复阅读鲁迅的回信，硬汉萧军泪水也润湿了眼眶。此时，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萧军的文友舒群被捕入狱，孙乐文也准备停办《青岛晨报》。他交给萧军四十元钱作为遣散费。萧军花去二十多元买了两张日本轮船“大连丸”的船票，挤在堆满咸鱼和粉丝的四等舱里，从青岛抵达了上海。上岸之后他手中只剩下了十八元几角余款，再付九元在拉都路租赁了一处亭子间，兜里的零钱就只够买一点糊口的食品了。在生活的艰难中，是鲁迅向这两位素昧平生的东北流亡作家伸出了援手。鲁迅不仅在工作繁忙、体弱多病的情况下认真审读这两部字迹潦草而又细小的稿件，订正笔误，修改格式，亲撰序言，而且借钱帮助他们维持稍微安定一些的生活。萧红接过鲁迅用血汗换来的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最使萧军萧红难忘的是1934年12月19日的一次聚餐。那天下午六点，鲁迅一家三口请二萧到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吃饭。因为二萧初到上海，鲁迅怕他们路不熟，特意写信说明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10]同席的还有茅盾、聂绀弩夫妇和左翼作家叶紫。那时候鲁迅54岁，萧军27岁，萧红23岁，而叶紫刚22岁。正是这次聚餐之后，二萧跟叶紫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为“奴隶社”。社名是萧军提出来的，得到鲁迅的赞同。鲁迅说：

“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因为他们要反抗。”

　　接着，叶紫想出了一个出版单位的名字——“容光书局”，联系了一家“民光印刷厂”，出版了一套《奴隶丛书》，共出版了三本小说：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11]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鲁迅指出：“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花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将来，死路和活路。”[12] 1935年11月14日深夜，周围像死一般寂静，鲁迅在灯下看完了《生死场》的原稿，感到萧红这位女性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力透纸背地表现出中国“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并特别肯定了萧红叙事和写景的才华。尽管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不允许这部小说出版，鲁迅还是公开署名为萧红写序，希望读者能够读后增添“坚强和挣扎的力气”[13]。

　　令人不解的是，前些时候，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煞费苦心想把鲁迅跟萧红的关系搞得暧昧化。其依据有两点：一、这些人戴着有色眼镜，从萧红的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中发现了“什么也没发生”，但“什么都有了”的心灵之爱。二、把萧红去日本期间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视为“不正常”的现象，证明“萧红跟鲁迅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14]。

　　《回忆鲁迅先生》是萧红1939年10月在重庆完成的两万四千字的长篇回忆录，也是她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一瓣心香。这篇文章共分为长短不一的45个生活片断，均为作者的亲历、亲闻、亲见，既具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以生动可信的细节描写了鲁迅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读书写作、休闲娱乐、病中生活……立体化地再现了鲁迅平凡而又伟大的形象。比如，鲁迅平时用餐只有三碗菜，而招待来客大碗上菜，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绿听子装的便宜货，自己抽；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牌香烟，专用招待客人。跟亲友外出看电影时，因为周边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他总让家中的妇女儿童乘坐，而自己走到苏州河大桥去等电车。瞿秋白烈士殉难之后，鲁迅自编《海上述林》以为纪念，当时鲁迅在病中，客人不断，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所以鲁迅有时一边陪客，一边校对，说：“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在现存的同时代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这一篇实可谓一枝独秀，极具史料价值，也是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

　　鲁迅扶植萧红，一方面是因为萧红有过人的文学天赋，另一方面是因为她跟萧军一样，都带有质朴的“野性”，坦白率真，不像那种台前幕后面孔不一的洋场恶少。萧红接近鲁迅，一是因为对鲁迅发自内心的崇敬，在朋友圈谈及鲁迅都是以“导师”相称；二是因为萧红在上海，有一个时期非常烦闷、失望，用许广平的话来形容，就是“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追忆萧红》），因此经常来找鲁迅交谈，寻求她长期缺失的父爱和母爱。至于她到日本期间不给鲁迅写信，萧红解释得十分清楚，就是因为当时鲁迅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所以他跟萧军约定都不给鲁迅写信，以免除鲁迅的复信之劳。萧军离开上海去青岛期间，也没有给鲁迅写过。病中的鲁迅不了解二萧之间的私下约定，也不了解他们离开上海之后的通讯地址，所以一度中断了联系。想以此证明鲁迅跟萧红的关系“很不一般”，纯属是一种臆断。

六、关于《苦杯》的点滴记忆

　　研究二萧的情爱史，自然离不开萧红的抒情短诗《苦杯》和《沙粒》。这些都是萧红的直抒胸臆之作，从中可以破译出她的许多心灵密码，比其他任何人的回忆录都真实可信。这些诗作的披露过程，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

　　大约是1979年底或者1980年初，我去鲁迅博物馆资料室（那时还不叫资料典藏部）查资料，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小皮箱，引起了我的好奇，询问资料室的同事，方知道这是萧红的遗物：离开上海之前委托许广平保存，后来许广平又移交给了鲁迅博物馆。打开皮箱一看，里面有一些萧红的遗物和文稿。文稿中有一个日本印制的稿本，萧红用钢笔在上面工整地抄录了十题七十一首诗歌，无修改痕迹，无前言后记，无创作日期。从内容判断，是写于1932年至1937年间，其中有些发表过，如《沙粒》《拜墓诗》《一粒土泥》《春曲》，但《苦杯》从未发表过，让我特别惊喜。

　　记得初读时，我曾一度把《苦杯》误看成《苦怀》，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是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觉得擅自发表馆藏资料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室手稿组的负责人吕福堂，建议由他整理，公诸于世，以推动方兴未艾的萧红研究。后来吕福堂撰写了《有关〈萧红自集诗稿〉的一些情况》，经我推荐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该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会刊，当时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会秘书长吴子敏是我的朋友，责编李志强也是我的熟人，文章发表得非常顺利。

　　在《苦杯》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诗句：“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又说：“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统一战线上的伙伴。”我想，这不正是萧红在上海跟萧军同居时期的真实心境么？在《沙粒》中，萧红又写道：“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我想，这不正是萧红在日本独居期间对她跟萧军关系的反思么？这样的史料，无论对于研究萧红的诗作，还是撰写萧红的传记，都是太珍贵，太重要，的确应该公之于众，而不应在鲁博的资料库中长期淹没。

　七、萧红有“妻性”吗？

　　萧军萧红相处六年之后为什么会分手？萧军跟萧红有不尽相同的回答。他们的同时代人跟研究者也有各自的看法。萧军总的回答是“无可奉告”，他不愿用虐心的方式来满足他人的好奇心。但他在文章中也还是有他的解释。他认为，他跟萧红之间主要的差异是：“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萧军还说：“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儿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来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15]

　　萧军肯定萧红是“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但他认为萧红过于“自尊”，没有“妻性”，不适合做妻子，所以离开她并没有什么遗憾。对于萧红文学成就的评价，目前已是有口皆碑，估计要比萧军对她的评价高出许多。至于萧红有没有“妻性”，则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虽然有句俗话：“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但问题是涉及对“妻性”的理解。“妻性”这个词的发明权应属于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鲁迅写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笔者理解，在鲁迅看来，母性和女儿性是女人的自然属性，“妻性”则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铸就的。“三纲”当中的“夫为妻纲”就是铸就“妻性”的一块模板，经过这种威逼，妻子在丈夫面前完全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出现了男人可以妻妾成群的现象，“妇者服也”的观念，以及“烈女殉夫”之类的人间惨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爱和自由永怀憧憬和追求的萧红自然缺乏萧军所说的“妻性”，这难道是萧红的人格缺陷吗？但在常人的眼光中，“妻性”指的是温婉贤惠、能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如果按这种世俗标准，萧红却是一位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主妇，是一位对爱人体贴入微的“小女人”。据许广平回忆，萧红特别会做饺子，摊薄饼，对于衣饰也很讲究。“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追忆萧红》）萧军还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鲁迅夫妇邀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但萧军当时只有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萧红认为宴席上还有其他客人，穿件破罩衫不够礼貌，便在头一天买了一块“大拍卖”的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只花了七角五分钱，而后亲自剪裁缝制，不吃、不喝、不停、不休，直到赴宴当天下午五点，终于让萧军穿上了这件“礼服”，再让萧军扎起小皮带，围上丝围巾，打扮得神采奕奕。看完萧军的以上回忆，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红楼梦》中晴雯补裘的画面。谁又能说萧红没有“妻性”，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呢？

　　在对爱人体贴方面，萧红同样是细致入微。现存的萧红致萧军信，共四十三封，其中三十五封写于东京。萧红只身东京并不是在与萧军蜜月期，而是处于与萧军情感的破裂期。萧红到日本，原本是投奔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同时去探望她的弟弟张秀珂，不料张秀珂“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现……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16]而许粤华也因经济问题提前返回上海，并在为鲁迅治丧期间跟萧军产生了婚外恋[17]。许粤华晚年致友人信中写道：“我的青年时代是因偏行己路而非常痛苦的，实在不堪回首。”（1992年致陈瑜清函）萧红则是内心陷入了“说不出的痛苦”，感受到“忘记了悲哀”的“悲哀”。（《沙粒》）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萧红对萧军的温存与挚爱。比如，她在信中问候萧军的起居：“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她希望萧军要少吃药，但万一伤风，还是要吃阿斯匹灵。她要萧军饭要少吃些，但一天要吃两个鸡蛋，切开的西瓜要放一会再吃。萧军当时在青岛，她建议萧军每天游两次泳，但身体弱时，不要去海上游。她怕萧军衣服不够，想用四十元买一件皮外套送萧军，又担心萧军被子薄，建议萧军买三斤棉花，或者干脆买床新被。除了经常讲述自己的创作情况，萧红还在信中写了很多她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大到骇人的地震，邻居家发生了火灾；小到饭后胃痛，上火唇破，乃至腿肚子上被蚊子咬了个大包……但萧军并不爱听萧红的这些絮叨，认为萧红“从来是这样像个小老太婆”似的，在生活上“干涉”太多。萧军还认为，萧红的倾诉是一件“无益”的事情，因为他“不愿意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病症或伤害的”，总愿意把愉快给予人，以至萧红曾骂他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是很难沟通的，肉体的痛苦其实也是很难沟通的。萧红曾把自己比作一匹“病驴”，而把萧军比喻为一头“健牛”。“病驴”向“健牛”倾诉自己的病痛，不但经常得不到体贴和关怀，反而会在夫妻生活之间形成一道“双面障壁”。这也许就是萧军认为萧红缺乏“妻性”的理由。

　八、“出轨”与“家暴”

　　萧红对于她跟萧军分手的原因没有书面陈述，但根据聂绀弩《在西安》一文回忆，萧红在1938年曾对他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这篇文章刊登于1946年1月22日《新华日报》，后来被作者收入散文集《沉吟》，萧军出版《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还特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可见这篇回忆录是真实客观的。萧红认为，她跟萧军分手的原因，一是萧军性格粗暴，二是萧军感情出轨。这使萧红在跟萧军同居之初就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

　　 萧军在婚恋问题上一直秉持“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观点。他公开承认，在爱情上曾经对萧红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18]萧军承认的这件“不忠实”的事，发生在萧红赴日本期间，也就是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恋爱的对象是许粤华，笔名雨田，1912年生，浙江海盐人，并没有包括陈涓。但从萧红的诗作《苦杯》判断，萧军跟陈涓的交往至少也是精神出轨的表现。《苦杯·二》写的是：“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的悲哀的心的。”《苦杯·六》写的是：“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不忍拒绝少女红唇上的蜜！’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苦杯》是萧红赴日期间的作品。其实早在跟萧军同居的初期，萧红就发现萧军跟陈涓之间的关系有些暧昧。她1935年完成的作品《一个南方姑娘》中的“郎华”以萧军为原型，“程女士”的原型即是陈涓。这位南方姑娘是浙江宁波人，1917年1月6日出生于上海。她虽然“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净”，但却是“常常进舞场的人”，让萧红感到不投缘。这位姑娘常来男主人公家吃饭，借冰鞋，跟男主人公单独聊得很开心，但只要作品中的“我”一出现，他们就立刻转换话题，把“我”视为他们之间的障碍。

　　陈涓是如何跟萧军相识的呢？1934年，陈涓（原名陈丽涓，笔名一狷）到哈尔滨寻兄，无意中在书店发现了《跋涉》这本毛边装帧的小说集，对“三郎”这个名字很好奇，以为是位日本作家。不久经朋友介绍，陈涓认识了萧军。据她说，她是一个心地单纯、落拓不羁的女孩，常去萧军家吃饭，请萧军教她滑冰。她当时已有心上人，把萧红当亲姐妹那样看待，结果反使萧红感到憎嫌，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

　　1938年秋，陈涓听友人说，萧军跟萧红离婚了，原因是为了她；因为她，二萧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为此，陈涓感到非常遗憾，也感到十分委屈。1944年6月，陈涓以“一狷”为笔名，在 《千秋》杂诗创刊上发表了《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详叙了她跟二萧交往的过程。尽管第三者无法判断此文的真伪，但从文章本身来看，陈涓意在表白自己的幼稚和无辜，但却同时证明了二萧结合之后萧军的确在情感上首先出轨。

　　这篇回忆录性质的纪实文章承认，在哈尔滨时萧军给她写过有弦外之音的信件，信封中附有一朵枯萎的玫瑰。虽然陈涓在文章中强调“恋情是恋情，友情是友情”，但萧军却曾在她家门口“突然吻了一下，飞一样地溜走了。”在上海重逢之后，陈涓主动找到了萧军，萧军又常邀她吃饭喝酒，又第二次在她“额角头上吻了一下”。这些细节充分说明，萧红对陈涓的排斥并非全出于误解。无怪乎1932年7月30日萧红创作了一首长诗《幻觉》，诗中描写了一位“生得很美，又能歌舞”的女子，诗中的那位男子表面上给另一位女子写诗，但他的心却在这位“女子的柳眉樱唇间翻转”。这表明，敏感的萧红跟萧军同居之初就感受到了萧军对她的不忠。

　　萧军对萧红有没有家暴行为？梅志的《“爱”的悲剧——忆萧红》一文中有以下记叙：有一次，二萧参加一场跟日本作家见面的聚会，大家发现萧红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萧红说是自己不小心，晚上碰到了硬东西上。萧军则表现出一人做事一人担的男子汉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对于这件事，萧军后来解释说，他在梦中跟什么人争斗，竟打出了一拳，第二天萧红就成了个“乌眼青”。“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我不过，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没有了。”[19]

　九、二萧文学观的异同

　　除开“出轨”与“家暴”，萧军、萧红1938年在西安分手跟他们文学观的异同也不无关联。从这个角度分析作家的情爱史，看似牵强，但却符合二萧的实际。

二萧文学观同中有异。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持反帝爱国立场，在作品中都表现出对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阶级压迫、民族危亡的关注和叛逆，因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了“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二萧都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但相对而言，萧军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其作品更注重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而萧红则更多地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以疗治民众的精神愚昧为己任。

　　 萧军致鲁迅的第一封信，就是请教当前的文学最需要什么，因为他担心他的作品“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20]。而萧红的作品则显得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侧重描写底层民众的文化习惯、生存困境、精神麻木和生死过程，显示出自由创作的特质。在艺术手法上也不恪守传统小说学的成规，就如同她的作品《后花园》中的黄瓜，愿开花就开花，愿结果就结果，既表现出女性作者的纤细，又表现出非女性作者的雄迈。有学者用古代文论中的“言志派”与“载道派”的概念来区分萧红和萧军，这虽然显得有些绝对化，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萧军虽然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从小就“喜武不喜文”，总觉得“拿笔的工作实在太使人沉闷”，“总觉得拿枪似乎更要直接些”。萧军在《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一文中回忆了萧红在跟他“诀别”时的那一番话：“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事实上，日军入侵山西之后，晋南老百姓纷纷逃难，完全没有打游击的群众基础，单凭萧军一腔抗日热情如何能打游击？在萧红的内心深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创作就是她的宗教，她生命的全部。她不去延安主要并不是想回避萧军，而是想在战乱岁月中以自己的病弱之躯作最后的壮烈冲刺。她跟萧军分手后创作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后花园》以及《回忆鲁迅先生》，的确攀登上了她短暂文学生涯的巅峰，成为了文学星空一颗永放光芒的星辰。萧红不去延安，更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场有任何疏离。众所周知，萧红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句话中的《红楼》是隐语，跟曹雪芹的《红楼梦》完全无关，而是指冯雪峰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原名《红进记》，当年仅写了五万字。萧红曾跟骆宾基谈过，“将在胜利之后，会同丁玲、绀弩、萧军诸先生遍访红军走过的根据地及雪山、大渡河而拟续写的一部作品。”[21]由此可见，萧红虽然不直接写抗日救亡的作品，她决不是“害怕革命”，对她反帝爱国的立场不容置疑。二萧在山西临汾诀别，并不是政治选择的分歧，而是文学选择的分歧。

十、萧红与端木蕻良

二萧研究中的第四个“死角”，是如何评价萧红跟端木蕻良的结合。1938年5月，萧红跟端木蕻良在武汉正式结婚。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汉文，又名曹京平，辽宁昌图人，代表作有《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土地的誓言》《曹雪芹》等。萧红是在决定跟萧军分手之后才跟端木相恋的。她想过一种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是，萧红这种最起码的愿望最终也落了空。

　　对于萧红跟端木的这段姻缘，谴责端木的声音较多，包括萧军、骆宾基这样的东北老作家。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独自乘船到重庆，把萧红这位孕妇一人留在武汉。二、萧红1944年秋因病先后住进了香港的玛丽医院、养和医院，1942年1月19日病逝于玛丽医院。在萧红临终前的44天，端木第二次抛弃了萧红，陪护她的是友人骆宾基。三、萧红跟端木结婚的三年多时间里，时聚时散，若即若离，以致萧红常住朋友家。临终前，萧红将《商市街》的版权赠送给弟弟，《生死场》的版权赠给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赠给骆宾基，没给端木留什么念想。

　　对于上述责备的声音，端木蕻良长期保持了缄默，直至1980年6月，美国学者葛浩文为了撰写《萧红评传》来华采访，端木本人以及他后来的妻子钟耀群和侄儿曹革成才相继发声。他们答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端木比萧红小一岁，没有婚姻经历。他跟萧红相恋时，萧红还怀着萧军的孩子，身体又那样坏。但是他把跟萧红的结合看成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所以，他不愿像萧军那样仅仅跟萧红保持同居关系，而是正式结婚，以区别于轻率的苟合。他们在武汉大同酒家正式举办了婚礼，参加者有胡风、池田幸子等中外友人，证婚人是端木三嫂刘国英的父亲、汉口邮电局局长刘秀瑚先生。

　　二、1938年，武汉被日机轰炸，到重庆的船票一票难求，是作家罗烽让出了一张船票。萧红觉得自己跟罗烽先行不合适，要端木先行，她暂留武汉期间有歌词作家安娥照顾。没想到安娥后来并没弄到船票。

　　三、萧红跟端木聚少离多，跟抗战时期的动荡生活有关，不能单纯归结为情感问题。

　　四、1939年1月，萧红跟端木在重庆团聚；1940年1月，同机到达香港。端木从青少年时期即患腿疾，行走不便，他从当时的住处到萧红所住的医院来回有八十里之遥，探视极为不易。正巧当时从内地逃难到香港的骆宾基投奔他，他便请骆宾基帮忙照料萧红，共议将萧红《呼兰河传》的版税相赠。骆宾基是萧红弟弟张秀珂的朋友，1937年在上海法租界美华里相识，热情有余，阅世不深。他曾承诺短时间替端木照顾萧红，因为端木需要外出筹款购物，又有渡海“突围”的想法，结果骆宾基成了萧红的主要陪护者，直到精神紧张、身体痛苦的萧红最后死在骆宾基的怀中。端木感到自己的主要错误，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由萧红自己签字，默认医生切开气管，而萧红原有肺病，开刀后伤口难以愈合。战时香港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以致缩短了萧红的寿命。后来证实，第一次手术属于误诊，萧红并未长有喉瘤，而只是恶性支气管扩张。

　　萧红的遗愿，是要葬在鲁迅墓旁，这在当时绝无可能。端木把萧红的骨灰分为两份，一份选定了香港风景最佳的浅水湾，用手和石头挖了一个坑，安葬了萧红的骨灰瓶，用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四个字；另一份骨灰瓶则埋在圣士提反女校。这样做的动机，是担心战争期间萧红墓地一旦被毁，还保存了另一部分骨灰。

　　萧红去世之后，端木独身18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跟一位演员、导演钟耀群结婚。1957年7月，萧红在浅水湾的墓地可能被毁，端木以丈夫的名义委托广州作协出面，将萧红骨灰迁葬至广州银河公墓。端木为萧红写了不少悼亡诗，其中有“生死相隔不相忘”“银河夜夜相望”“九曲寒泉难为冻，奔流到海报卿卿”一类诗句。十年浩劫期间，端木仍冒险珍藏着萧红的一小撮头发。十年浩劫之后，端木几乎每年都要自己或托朋友到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

　　在对端木的责难声中，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端木轻视萧红的创作，认为他的一些作品不值得一写，使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但端木一方的解释是，作为丈夫，端木希望已经成名的妻子在创作上能不断攀登上一个新境界，这丝毫不应受到责难。相反，夫妻之间有过很好的合作，如萧红为端木的长篇《大江》续写过一段文字，并题写了封面；端木也为萧红的名作《小城三月》绘制过插图。他们还共同创作了哑剧《民族魂》。萧红一生中的一些代表作（如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中篇小说《旷野的呼唤》，回忆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也都是在她跟端木结合期间创作的。其实萧军对萧红的作品也有非议，如结构松散，题材琐细。但这是文学观的分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情感的依据。

结语

　   本文开头提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文学研究界有一种持续不衰的“萧红研究热”。这首先取决于她作品的经典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承认这跟她曲折哀婉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萧红曾经感叹：“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番生命体味更激起了不少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兴趣。正如萧军所言，研究萧红生平会遇到许多“死角”。此文也未能突破这些“死角”而达到“曲径通幽”的境界。但苏轼七绝《题西林壁》中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要了解庐山的全貌必须从横、侧、远、近诸角度进行观察。要了解萧红的情感经历亦如此。文本钩稽梳理了对萧红生平，特别是婚恋史上的不同说法，恰如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庐山，至少可以为突破二萧研究的某些“死角”开辟一些通道。

责编：安   华

排版：李文康

审核：傅   强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女作家》，1985年第2期。

[2]景宋（许广平）：《追忆萧红》，《文艺复兴》，1946年第6期。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序》，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XXXⅣ页。

[4]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5]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3页。

[6]陈隄：《关于萧红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6期。

[7]王化钰：《关于萧红身世的几个问题》，收入《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

[8]何宏：《关于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其人》，《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9][10]《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第605页。

[11]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12]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13]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14]牛汉，何启治，李晋西：《〈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及组稿活动》，《出版史料》，2007年第4期。

[15]萧军：《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16]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1983年《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

[17]周彦敏：《萧红的情人们》，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120页。

[18]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19]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20]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21]骆宾基：《萧红小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