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恒等丨日本学界百余年来的德尼《清韩论》研究评述
作者简介
张礼恒，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郭海燕，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
美国人德尼利用其担任朝鲜政府外交顾问之机，于19世纪80年代撰写了《清韩论》，首次从国际法的视角，诠释了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质，从法理上辨析、论证朝贡国与属国的不同，指陈朝鲜之于中国是属国而非藩属，强调属国自主，宣扬“清韩两国论”“清韩平等论”“朝鲜独立论”，揭批清朝中国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无理性，肯定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正当性。因其主张契合了当时日本侵朝政策的需要，故大受追捧，在日本出现了较为短暂的“德尼热”。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吞并韩国，德尼及《清韩论》研究在日本陷入低谷。直至21世纪初，德尼与《清韩论》再度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领域、史学观点等方面存在深化、商榷的余地。
德尼(Owen N. Denny,1883-1900)，美国法律学家，1877—1880年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私交甚密。1880—1883年，调任美国驻上海领事。1886年3月，经李鸿章举荐，接替德国人穆麟德出任朝鲜外交政治顾问(1)，后被封为“嘉善大夫协办内务府事兼外衙门掌交司堂上”(2)。作为参与朝鲜内政外交活动的西洋人，德尼与同期在朝的美国人薛斐尔、墨贤理、福久，德国人穆麟德、英国人史纳机、俄国人韦贝等人相比，并无多少建树，但因著有《清韩论》一书，以一个西方当事人的身份，运用娴熟的法律知识，首次从国际法的视角，系统地诠释了朝鲜的国际地位而闻名天下。其核心观点是从法理上辨析、论证朝贡国与属国的不同，强调属国自主，宣扬“清韩两国论”“清韩平等论”“朝鲜独立论”，揭批清政府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无理性，称赞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正当性。这不仅对当时朝鲜政局的演变，而且对后世学者们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乃至形成了但凡论及19世纪80年代的朝鲜对外关系、中国的对朝政策、近代中朝宗藩关系以及东亚国际关系，都不得不提及德尼与其《清韩论》。
德尼与《清韩论》在日本社会流布的基本概况是，先是新闻媒体的报纸介绍，次是政治精英的翻译推介。而作为学术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低潮阶段，再于21世纪初年达到高峰，发表出版了数部(篇)享誉学坛的学术论著，涌现出了在世界学术界广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确立了日本学界在德尼与《清韩论》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对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做一介绍，以期推进中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揭示日本及西方国家是如何从自身利益出发，阐释与运用国际法的真相。
一、最早的日文版《清韩论》
日本社会关注《清韩论》是从介绍与翻译开始的。1888年8月，德尼在汉城出版发行英文版《清韩论》，日本的新闻媒体即刻给予了高度关注。明治期间的主要报纸《东京横滨每日新闻》《时事新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报道《清韩论》，追踪、采访德尼。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890年日文版《清韩论》出版为止，《时事新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刊发与《清韩论》、德尼有关的文章分别有60余篇、21篇、7篇。文章体裁多样，或为简短通讯，或为专题大论，少则几十字、数百字，多则千余字，最长的多达七千余字，且因篇幅过长，采用了四天连载，营造了一个空前的“清韩论”热潮。
现存史料显示，在日本刊行的英文报纸“ジャパン·ガゼット”(The Japan Gazette)全文刊载《清韩论》，揭开了《清韩论》在日本流布的序幕。9月27日，日本《每日新闻》以《朝鲜仁川通讯》(九月十三日发)为题，对《清韩论》做了重点介绍，称其核心观点为：朝鲜确系中国的朝贡国，但是，根据国际法之规定，朝贡国是独立国，因此，朝鲜实质上即是独立国(3)。其他报纸随后跟进，密集刊发相关文章和报道。1889—1890年间，福泽谕吉创办的《时事新报》全文连载了日文版的《清韩论》(4)。1890年11月，日文版《清韩论》正式出版发行。《时事新报》在当月的21—25日三次刊登广告，推介该书。广告称：“此书的著者是朝鲜国王陛下的顾问官兼外衙门总务局长正二品德尼君。德尼以其机敏的洞察力、细致的考证、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忠诚的胸怀，对目前朝鲜的内政外交以及清国对朝鲜的干涉政略进行了严厉的评论。对于这个波及日本和俄国的问题，能有如此慷慨陈词的论述，实在是不多见的好书。目前我国正处于外交上的多事之秋，诚心向忧国的有志之士们推荐阅读此书。”(5)据笔者目力所及，这应该就是《清韩论》最早的日文版，译者为天野高之助(6)。而日本学者樱井义之则认为，天野高之助不能独享《清韩论》日文翻译之美誉。他在《近代日韩关系资料解题》一文中引经据典，多方考证，提出新说：在《清韩论》的翻译过程中，日本“驻扎朝鲜的陆军步兵大尉柴山尚则(7)，尽其所能，尽心翻译，贡献甚大”。因此，真正的《清韩论》最早的日文版翻译应为柴山尚则，而非天野高之助(8)。总括上述研究，笔者大致可以这样认定：柴山尚则在翻译《清韩论》的初期，的确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为后人翻译、整理、出版《清韩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样本。天野高之助作为《清韩论》日文版的署名译者，完成了从翻译到出版的最后过程，扩大了译著的影响力，帮助柴山尚则实现了当初翻译该书的夙愿。因此，称日文版《清韩论》的最早翻译者为天野高之助也并不为过。
张礼恒、吴欣、李德楠 张全新、刘宝莅 著
《鲁商与运河商业文化》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现存于国会图书馆的日文版《清韩论》显示，该书于1890年11月在东京出版发行。封面仅写有：《清韓論》 德尼(デニー)著。封底用手写体注明了该书的版权内容，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依次为：“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印刷，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出版；实价三拾钱；著作者兼発行：日本橋区北新堀町四番地 天野高之助；印刷者：牛込区市ヶ谷加贺町一丁目拾二番地 根岸高光；印刷所：牛込区市ヶ谷加贺町一丁目拾二番地 秀英社。”(9)该书共106页，由东海散士柴四朗(10)的序文(繁体中文)、柴山尚则的序文(日文)、《清韩论》、德尼致柴山尚则的英文、日文信函以及《附记 拐儿事件》六部分构成。在正文《清韩论》的下方注有“朝鲜国王陛下顾问官兼外衙门总务司长德尼”。
柴四郎的序文如下：
散士耳米国德尼氏之名久矣。氏曾任上海领事，颇有遗誉于清人，后为朝鲜政府顾问之官。氏周旋于清韩之间，期有可观于其后也，竟为西国之所不容，氏将纳履而去矣。噫假使氏抱有经世之才，观察今日朝鲜之情况，固难展布其所蕴，可知。散士今读氏之所著清韩论一篇，氏诚诚实人。氏至于朝鲜，遗有此一篇，其功亦大矣。朝鲜之与清国，其关系之如何，一世之所注目，固不待德尼氏之言而朝鲜之为纯然独立之国，更无可疑者。吾惟恨夫韩清两国，犹不觉今天下大势之所归，梦梦然有如儿戏为也。此书之翻刊，其要不独在使日本人观之，所希清韩人士熟读而有所豁然于意也。
明治二十三年小春 东海散士柴四朗誌。(11)
柴四朗在这篇三百多字的序文中，清晰地表达了三重意思。其一，赞誉德尼的人品、才学，为德尼因遭受排挤离朝而发声；其二，赞同德尼的观点，朝鲜为一“纯然独立之国”；指斥中朝两国抱残守缺，漠视时势巨变，斤斤计较于宗藩关系之赓续；其三，提醒日本人，朝鲜乃一主权独立国家；警示中朝两国有识之士，顺应时代潮流，放弃宗藩争端。
序文二是由时任日本陆军大尉柴山尚则写就的。作为《清韩论》最早的日文翻译者，柴山尚则一改柴四朗作序的平实风格，用充满文学色彩的话语，勾画了朝鲜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陈述了朝鲜王朝的腐朽不堪，点缀了德尼《清韩论》撰写的时代背景。序文如下：
当今天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西洋列强依舰仗炮，纵横四海，所到之处，舰炮轰鸣，挡者死，逆者亡。为求自救，国力尚强之国心怀恐惧，效仿西洋，变法图强。眼下的朝鲜，国力孱弱，国势堪忧，外部强邻环伺，虎视鹰瞵，西有大清，北有强俄；内部政令紊乱，暮气沉沉。处此危险境地，朝鲜不思图变，幻想依恃崎岖的航路拒列强于国门之外，无疑是痴人说梦。国际公理、国际惯例如同轮船上的罗盘针，指引国家的航路，鼓舞国家的精神。只要信奉它，就能确保船体坚固，踏浪前行，免遭倾覆。朝鲜国王的顾问、美国人德尼于去年著有《清韩论》，攻讦清国的对朝政策，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其所述与事实存有偏差，或许其观点并非全对，这些在此暂且不论。令人感慨万千的是，朝鲜国土虽一万里也不敢言其小，人口虽数百万也不敢言其少。德尼作为异域之人，浮海东来，不图锱铢之利，专为朝鲜国家前途、社稷命运计，替之谋划千年之远略，对朝鲜可谓是爱之切，忧之深，大有冠履倒转之意味。《清韩论》之于朝鲜，几如《鶡冠子·学问》所言：“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为此通过友人致函，获准我将其译成日文刊行，借此表达对朝鲜衰弱的悲悯之情，彰显德尼君之诚意。
明治廿三年五月朝鲜国汉城
柴山尚则识(12)
柴四朗和柴山尚则的序文，尽管书写风格各异，但中心思想却是一致，即都赞同德尼《清韩论》宣讲的核心观点，诋毁中朝宗藩关系，强调“属国自主”，承认朝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这也就是他们决意翻译刊行《清韩论》的动机所在。可以说，《清韩论》在日本的出版发行，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自明治维新以来，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既是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又是两国争议的焦点，始终贯穿于近代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之中，直至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为止。日本作为欧美列强在近代东亚的最好学生，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同时，承袭了欧美列强的衣钵，为求染指朝鲜，将近代国际公法当作外交标尺，否认长存于东方的宗藩体制，借以排斥中国的干预。1876年1月，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曾就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与清朝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行了持久的论战，宣扬“朝贡国非属国论”，承认朝鲜拥有独立的领土管辖权、独立的外交权，“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13)。同年2月，朝日《江华条约》签订，首条即为“朝鲜系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14)。该条约颠覆了东亚地区传统的邦交模式，改变了东亚历史的演进方向，既是朝鲜近代史开端，也是近代日本持续向宗藩体制发起挑战的发韧点。然而，令日本纠结的是，头号强国英国出于对抗俄国的考量，将扶持中国当作稳定东亚战略的核心要旨，并不乐见东亚国际秩序的动荡；清政府适时调整对朝政策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以维护中朝宗藩关系为旨归的“不沾不脱”原则，在获得朝鲜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欧美列强或明或暗的承认，成为了特定时空之下的东亚国际准则(15)。这就极大地压缩了日本对朝政策的活动空间，遏制了日本的侵朝步伐。到19世纪90年代初，宗藩体制不仅没有瓦解，反而渐呈牢固之势。因此，《清韩论》的出台犹如大旱之时的云霓，给伤心欲绝的日本人送来了甘霖，作者德尼自然也就成为日本人的同道。翻译、推介《清韩论》由此蕴涵了远超自身的数重含义，在为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侵朝行动打气鼓劲的同时，又向西洋世界宣示了日本“价值观外交”的正确性，借此抨击中国的对朝政策，从根本上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肢解宗藩体制。
正是出于此种考虑，《清韩论》刚一问世，日本人就即刻行动起来。现存史料显示，柴山尚则是通过朋友居间介绍，致函德尼，请求将《清韩论》翻译成日文的。虽无法确定致函的准确时间，但从德尼的回信中，大致可以推断出柴山尚则致德尼的信应当写于1890年前后。1890年3月1日，德尼以“阁下朋友”的名义，在回信中写道：“您来信询问，欲将拙著《清韩论》翻译成日文，公诸于世，问我有何异议。我不仅没有异议，还对您如此主动诚恳地询问、关注该书所陈述的重要问题，深表感谢。预祝您将来的成功。”(16)据此可知，在英文版《清韩论》出版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柴山尚则就决定将其译成日文，表现出了作为驻朝使馆武官思维的敏锐性，作者与译者由此成为了同道之人。
继天野高之助出版发行的《清韩论》之外，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还有两种书名各异的日文翻译本：一为译者和出版社不详的《日清韩干涉政略》，一为有译者无出版社的田边熊三郎翻译的《清韩关系论》(17)。多种版本的出现，从则面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清韩论》的高度关注。
二、冈本隆司与《清韩论》研究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尤其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清韩论》在日本的影响力很快就由繁荣跌入低谷，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空档期。在此期间，德尼成为日本媒体的弃儿，《清韩论》变成了日本学界的禁区。奥平武彦撰写的《朝鲜开国交涉始末》(18)是硕果仅存的论及《清韩论》的史学文章，且也是简单提及。当德尼与《清韩论》再度进入学者视野，且成学界热点，那已经是21世纪初了。
促成日本学界在德尼与《清韩论》研究上由低迷转入高潮，这要归功于学者冈本隆司及其研究。仅凭在《清韩论》研究上取得的斐然成就，冈本隆司堪称日本乃至世界研究《清韩论》的第一人(19)。关于与德尼《清韩论》研究的结缘一事，冈本隆司曾有过详细的说明。冈本隆司早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就从日本学者奥平武彦撰写的《朝鲜开国交涉始末》中，获知了《清韩论》的存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清韩论》始终是他念念不忘的研究课题。他说：“我在日常的研究生活中不断收集与之相关的史料、文献，并随时写出阅读笔记，撰写相关论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愈发感觉到《清韩论》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对《清韩论》的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文献考证开始。”(20)因为“在专业的研究层面，德尼和他的《清韩论》被广为人知，评述和资料集也已经出版，德尼的事迹和《清韩论》的内容，学界都有了非常详细的叙述，似乎不再需要加以论证。然而仔细审视则会发现，以往有关《清韩论》的研究，皆以研究分析思想内容为对象，但是对其周边的相关情况的考证尚不充分”(21)，而且“从引用《清韩论》的著作中很容易发现，它有几个版本和异本。以往的研究中还有对其版本进行研究的论著。但是，从来没有人关注《清韩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本以及造成这么多版本的背景及具体经过。以往的研究中，对《清韩论》引用出处之所以不统一，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上述研究的空白造成了规范文本的不明确”(22)。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冈本隆司认为对《清韩论》的研究，应该从校对、翻译开始，或者说更加侧重对《清韩论》脱稿、刊行经过的考证。他试图通过对事关《清韩论》周边的各种细节的考证，揭示其中蕴藏的东亚国际关系之变化。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学界《清韩论》研究的一大特点。
张礼恒 著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2004年，冈本隆司出版了研究专著《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23)。该书的第七章，运用翔实的英文史料，以德尼与《清韩论》为题，对《清韩论》的“刊行过程”、“执笔构思”、“第二次俄朝密约事件与德尼三策”、“德尼的赴任与使命”、“德尼与中朝关系”，首次作了详细考证和论述，拓展了学界《清韩论》的研究领域(24)。同年，冈本隆司的《〈清韩论〉研究——近代东亚与国际公法》课题，获批日本社科研究基金资助。此外，《清韩论及其周边》(25)也是冈本同年刊发的重要论文，强化了其相关研究。2006年，其成果发表在河村贞枝主编的《超越国界“公共性”的比较史研究》论文集上，在“超越国界的公共性”概念下，诠释了世界史上国际社会的构成(26)。2010年2月，冈本隆司又出版了《〈清韩论〉订正、译注》(27)。该书由翻译、注释、解题三部分构成，具体内容为：“《清韩论》解题”、“《英文版〈清韩论〉校订》”、“《〈清韩论〉日语版翻译》”、“注”、“后记”、“索引”，共102页。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先，借助英文史料，通过严谨的考证，基本还原了德尼撰写《清韩论》的意图，确认了“这是一本站在朝鲜立场，支持朝鲜接受《万国公法》的著书；明确了朝鲜虽是中国的属国，但更是主权国家的观点，如实地反映了一个生活在《万国公法》秩序中之人——德尼的真实感受”(28)。其次，提出了翻译与政治的问题。冈本认为，翻译问题的关键，并非译文质量的优劣，重要的在于翻译“行为”本身，即翻译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语境的关系，现代人对前人的翻译自然会存在一个理解上的误差，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清韩论》研究的视域看，该书当是冈本对其2004年专著《属国与自主之间》的深化研究，可谓是日本学界《清韩论》研究的集大成者，由此确立了冈本在日本学界《清韩论》研究领域的翘楚地位。此外，2012年和2017年，冈本又相继发表了论文《另一个〈清韩论——围绕报刊论说的考察〉》(29)、《Morrison和小册子·收藏品另一个〈清韩论〉》(30)。
2017年，冈本隆司推出新著《中国的诞生——东亚的近代外交与国家形成》(31)。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冈本隆司以“从自主到独立——朝鲜问题”为题，分三个章节：“朝鲜中立化构想与属国自主”、“自主与国际法——《清韩论》的研究”、“属国与仪式——《使韩纪略》的研究”，分别以井上毅的《朝鲜政略意见案》、德尼的《清韩论》、崇礼的《使韩纪略》为探讨对象，再次对朝鲜的国际地位进行了阐述(32)。在该书中，冈本用了一章的篇幅，再度诠释了德尼在《清韩论》中的观点，认定德尼主张朝鲜是清国的朝贡国(tributary)、国际法上的独立国，不承认朝鲜是清国的属国；重点肯定德尼揭批清朝特别是袁世凯将朝鲜视为属国(vassal)、干涉其内政的行为。冈本指出，这三篇文章观点歧异之处在于，朝鲜是否是清国的属国。井上毅和德尼皆主张朝鲜是朝贡国而非属国，因此清国没有干涉朝鲜内政之权利。而崇礼的《使韩纪略》则一贯主张朝鲜既是属国又是朝贡国。因此，该书可谓是冈本对《属国与自主之间》核心概念的深化，而德尼与《清韩论》作为新著的一章，再次被冈本用来强化朝鲜自主概念与国际法之准关系。
综上所述，有关冈本隆司对《清韩论》研究的学术贡献可概括如下：
其一，弄清了《清韩论》的刊行经过和各种版本的相互关系。冈本经过严密的考证、分析，明确指出，德尼的《清韩论》从缘起、撰写到刊行，共经历了至少六个阶段(33)：1887年10月7日，与李鸿章在天津的会谈，是德尼决意撰写《清韩论》的缘起；1887年11月10日，德尼将与李鸿章会谈内容，以《备忘录》的方式提交美国上议院议员；1888年2月3日，德尼撰写出了《清韩论》初稿；1888年7月16日，《清韩论》第二稿公开示人(34)；1888年8月24日，英文版《清韩论》在汉城出版发行；1888年9月，英文版《清韩论》在上海刊行。此番考证的学术意义在于，德尼《清韩论》的观点为外界所知，并引起各国的关注，是通过自费印发、赠与、推销等系列动作完成的；为了争取国际社会对朝鲜独立行动的支持，德尼胪列了大量事例，用以揭批李鸿章、袁世凯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事实真相。而厘清《清韩论》中所列事实，自然也就深化、拓展了甲午战争前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研究。
其二，检证了各种版本删减的内容，词汇译文上的异同。通过比较各种版本内容的不同之处，冈本检证并明确了各个版本的删减内容。其意义在于，凭借对各个版本内容删减的检证，窥见了删减者的立场和真实意图，暗喻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经纬，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域。
其三，弄清了德尼何以改变计划，决意在任职期间发表《清韩论》的原因。
德尼原本计划在1888年3月底合同到期后，就离开朝鲜，在日本向外界公开发表《清韩论》。1888年2月6日，德尼在致米切尔的信中，述说了变更计划的原委。他写道：“在离开朝鲜时，我会对清朝的半岛朝鲜政策放出朝鲜虎。我不仅要暴露属国关系之虚伪，还要披露清朝对这个小王国持续犯下的罪行和不义之举。如果美、日、俄等国能够同意共同抗议，估计清朝也会收敛一些。……我想在4月1日之前离开朝鲜，只要田士谟接到政府的回信我就这样做。我准备在日本发表我的论文。”(35)然而，他却变卦了。德尼不仅续约，直至1891年1月方离开朝鲜，且在汉城公开出版发行了《清韩论》。冈本认为，造成德尼变更计划的原因有二：一是无合适的接替者；二是感愤于袁世凯的专横霸道，严重损害了朝鲜的自主(36)。德尼的候选人是时任美国驻朝公使的田士谟。如果接替德尼，田士谟必须辞去公使一职，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德尼只得留任，并于1888年5月14日，与朝鲜政府续签合同。在此期间，德尼痛恨袁世凯在朝鲜的专横霸道，认为其违背了当初李鸿章交与的任务。为此，德尼曾于1887年10月特地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提议撤换袁世凯，结果未能如愿。据此，德尼意识到在对朝鲜政策上，与李鸿章及清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留任后的德尼身陷两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忧虑由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导致清韩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此，德尼决定暂不出版《清韩论》。否则，势必妨碍自己在朝鲜的任务和公务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两年多的接触与亲眼所见，德尼对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越发不满，特别是对袁世凯的日益专横，更是一筹莫展。德尼内心又想发表《清韩论》以示抗议。1888年6月20日，汉城发生的对基督教教徒的迫害事件，改变了德尼的初衷。德尼认定此事件是由袁世凯煽动而起，为此，决意发表《清韩论》。7月中旬后，德尼先是将《清韩论》的誊抄本送给旧交。8月24日，又在汉城自费印刷了50部，以赠与或邮寄的方式，送给各路朋友。至此，原定离开朝鲜后再发表《清韩论》的计划，由于任期延长，德尼遂以汉城基督教迫害事件为契机，提前发表，将袁世凯的专横暴行公诸于世，希望引起世界各国对中朝关系的关注与干预。而事实上，1888年8月4日，《纽约捷报》就以“摘要”的形式，刊载了《清韩论》。换言之，8月24日《清韩论》在汉城出版之前，美国已经率先完成了对其的新闻报道(37)。
其四，阐明校订、注释《清韩论》的重要意义。冈本借助英中日韩多国史料，对《清韩论》所用资料、用词进行了条分缕析，严密考证，揭示了背后的林林总总，展现了表象下的大千世界，为解读德尼与《清韩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视角。
同时，冈本指出，德尼《清韩论》在运用国际公法论述何为“属国”、何为“主权独立国”时，做了“有倾向性的选择”，仅仅择选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学说，而没有旁及其他。这些提示都极大地拓展了学界在该问题上的研究视域。
其五，依照学术规范，完成了《清韩论》日文版的翻译。天野高之助版本和冈本隆司版本，是日本现存的两个版本，而两者之间存有极大的差异。天野高之助版本为了满足日本当时的现实需要，在英文版《清韩论》脱稿后，立马将其原封不动地翻译成日语，对于书中所涉事件、人物等相关问题，译者并没有进行订正。冈本隆司则不同。他先是借助多国史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证了英文版《清韩论》的撰写背景、脱稿时间、刊行过程等内容，最大可能地校正了《清韩论》中所涉问题，然后再将其翻译成日文。因而，冈本版本既具严谨性，又具学术性。
传承与创新是学术研究永恒的主题。检视日本学界《清韩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冈本隆司将《清韩论》研究推上了高峰，其相关研究堪称丰碑，模范地践行了传承与创新的学术传统。
奥平武彦当属日本学界《清韩论》研究的开拓者。1935年，奥平武彦出版了《朝鲜开国交涉始末》一书。该书对日朝近代关系、美朝关系确立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评述了德尼与《清韩论》，提出了极具合理性的历史解释。他指出：“德尼作为李鸿章的心腹，被派到朝鲜担任顾问，以纠正由穆麟德造成的不利局面，加强对朝鲜政治外交的掌控。但是，德尼作为李鸿章的代表，在朝鲜国王身边，不但没有执行李鸿章的对朝鲜政策方针，反而视朝鲜为独立国，支持朝鲜的独立意向，为此还与俄国进行谋策。德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朝鲜独立国的支持者，肆无忌惮地挑战中国的属邦政策。虽然德尼1888年12月最终离开了朝鲜，但却在这一年的二月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阐明了其对清韩关系的见解与主张”(38)。书中对德尼《清韩论》的核心观点作了如下翻译：“朝鲜是清国的朝贡国，自古以来两国朝贡关系的维系纽带是依靠良好的道德信义，其前提是中国对朝鲜的慷慨、友好和公正，这样的话，朝鲜自然就真诚地希望保持这种朝贡关系。但是即使这样，一国与他国有着朝贡关系，也完全不影响其主权、独立权，也不应该损害其主权、独立权。因此，朝鲜对清朝皇帝每年进行的纳贡，绝对不是损害朝鲜国王的主权、独立权的行为。这就如同英国政府为了缅甸向中国进行朝贡一样，此举也丝毫没有损伤英帝国的主权、独立权；与此相同的，还有欧洲的海洋国家为了巴巴利而进行纳贡，也并没有影响欧洲诸国的主权与独立的。”(39)对德尼宣扬的观点及其立场，奥平武彦作了如下之阐释：“朝鲜每年向中国纳贡的事实与朝鲜为独立国的事实并不矛盾，德尼驳斥李鸿章的属邦政策，为朝鲜国王辩解并拥护朝鲜国王的地位。”(40)据笔者目力所及，奥平是介绍《清韩论》朝贡国与属国，以及德尼在李鸿章朝鲜政策中所起所用的早期学者，他对《清韩论》的引用，对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述冈本隆司就是通过奥平武彦的研究接触到了德尼与《清韩论》，并将《清韩论》研究推上高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平武彦堪称冈本隆司在《清韩论》研究上的启蒙导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奥平武彦之后，德尼与《清韩论》研究几乎成为日本学界的禁区，几十年间鲜有论著问世。当历史跨入21世纪后，冈本隆司在2005年出版专著《属国与自主之间》、2010年完成对《清韩论》的校订、译注，打破了日本史学界在《清韩论》研究上的长期寂静状态，德尼与《清韩论》再度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引发了新一轮次的对德尼与《清韩论》研究的热潮。2014年，东京“两轮堂”出版社翻刻出版了天野高之助翻译的《清韩论》。此时，距离日文版《清韩论》在1890年的初版发行，已经相隔了124年之久，其意义令人深思(41)。
更为重要的是，冈本隆司凭借着校订《清韩论》所显示出的学术功力，对日本学界战前战后的学术史进行了一次彻底清理，除少有的批判继承外，几乎全盘否定了前人在中日韩三国关系上的相关研究，一一点评了田保桥洁以降老一辈史学家研究成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观点错误，或史料残缺，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冈本现象”的出现，不啻为日本学界的一次大地震，引燃了一场多领域、多视域的大讨论。东洋史、中国史、日本史等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新论迭出，精彩纷呈，主要论点有：东亚国家受容《万国公法》过程中显示出的问题——朝贡国与属国之区别；西方人眼中的中韩宗藩关系论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与《万国公法》秩序的博弈——独立与国际法；现代人的局限性——用现代人感受解释那个时代的弊端；东西方两种体制对比研究；“属国”概念的不同理解——国际公法下的“属国”与东亚传统秩序中的“属国”等。
检视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如《史学杂志》《历史学研究》《历史评论》《东洋史研究》《现代中国研究》刊发的论文可以发现，日本学界对德尼与《清韩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冈本隆司的相关研究而展开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书评，但由于旁涉问题的复杂性，研讨的领域也就从德尼《清韩论》蔓延到整个东亚近代史。在此，择取有代表性的6篇书评，展现日本学界老中青学者的相关研究。
东洋史学者佐佐木扬(1948年生，佐贺大学教授)，首先说明了撰写书评的缘起，因为冈本在其著作中，评及了他自己的两篇论文(42)，故不得不打破日本学界的禁忌，越界点评中国史学者冈本先生的学术成果(43)。文章肯定了《属国与自主之间》在学术史上的三大贡献：第一，以精度解读史料为前提，秉持“属国自主”这一核心概念，对1870—1894年间的清韩关系进行了条分缕析；第二，利用美国外交档案，对1882年缔约后的朝美关系做了详细论述；第三，以马建忠的活动为主线，对壬午军乱前后围绕朝鲜的国际关系进行了重新评述(44)。
与此同时，文章又对冈本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否定前辈研究的学风，提出了三点异议。佐佐木认为，第一，有关中国对朝鲜进行属国化政策的问题。冈本在著述中指出，中国对朝鲜的属国化政策，实际是马建忠构想、李鸿章采纳、袁世凯实践这样一个模式。如果确如冈本所说，那又如何看待北京的清朝政府与清韩宗属关系之间的问题。1886年英国占领巨文岛、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发生时，李鸿章与俄国驻华公使拉德仁在天津经过谈判，达成了签署有关“不改变朝鲜现状和朝鲜领土不可侵犯”的“条文协定”的意向。但是清政府在介入后，强行终止了这一切，致使李鸿章未能与拉德仁签署“条文协定”，只作了口头协定。1888年，俄国提议将天津口头协定条约化，劝诱英日一起参加，借以实现朝鲜中立化。李鸿章赞同并建议清政府接受俄国的提议，却因总理衙门的反对而作罢。可以断言，在当时的形势下，倘若中俄签署一个有关朝鲜不可侵犯、维持朝鲜现状的条约，进而按照俄国的提议，拉英日加入，势必会遏制日本入侵朝鲜的步伐，更不能使清韩关系成为中日间轻易开战的要因之一。很显然，冈本所提中国对朝鲜属国化政策的研究模式，并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换言之，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总理衙门的决策意向，是如何影响、左右中国对朝政策走向的问题，理应成为今后学界的研究课题。
第二，欧美国家“属国自主”政策的不确定性。佐佐木认为，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总体而言，美俄倾向支持朝鲜自主，英国倾向支持朝鲜属国，但也并非冈本认定的那样绝对化，因为存有变量的暧昧状态，更是各国的常态。英国一旦判定俄国的南下威胁到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就会考虑采取英清日三国结盟的方针，对抗俄国。而俄国一旦意识到中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获得了对朝鲜的支配地位，或者打破了朝鲜的现状，或者威胁到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就会协调日俄关系，因应变局。中日开战后，欧美国家关心的不再是朝鲜的“属国自主”，而是对战略对手的防范。英国因担心俄国趁机入侵朝鲜，遂斡旋于日清之间，提议五国联合，干涉日清纠纷。当日本宣称对清开战是为了解除俄国的威胁，保卫朝鲜，促进朝鲜内政改革之时，英国又认可了日本的行动，承认了日本的主张。而俄国在中日开战问题上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开战之前，俄国援引天津口头协定，应中国的调停请求，劝告中日同时撤兵。但在遭到日本的拒绝之后，俄国便偃旗息鼓，转而采取对朝鲜内政不介入的方针，放弃了其驻中日两国公使所提成立日清俄三国委员会的建议。史实显示，当中日开战不可避免之时，对于英俄而言，朝鲜是属国还是自主，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这个时候，英俄将在东亚国际政治舞台上，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确定自己国家的行动，朝鲜“属国”与“自主”问题不再是各国争议的焦点或争论的对象。
第三，对冈本否定先行研究的学风提出委婉含蓄的批评。佐佐木认为，翔实可靠的多国史料是冈本《属国与自主之间》的一大亮点。但是，几乎全盘否定先行研究的做法却并不可取。冈本先生在书中对近年来流行的“朝贡体制论”的代表人物滨下武治、茂木敏夫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的研究是缺乏实证的假说；对日本近代史领域的学者高桥秀直、崔砚莞等人的日清战争研究(45)，冈本先生则称其存在着史料解读错误；冈本先生还指出，日本学界在朝鲜近代史研究上的弊端，是以思想史为主流，导致了仅仅依靠《日本外交文书》的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很显然，佐佐木对此不以为然，在书评中极具策略地提出了批评。他先是称赞冈本先生笔锋犀利，扬扬洒洒，继而又称冈本所著对于朝鲜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经典著作——田保桥洁的《近代日鲜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提及，但在史料运用及写作手法上却又与田保桥洁有异曲同工之处，暗讽冈本的张狂。更为叫绝的是，佐佐木在文章的最后，以先辈的口吻，委婉地提出，如果著者能做到传承田保桥洁的研究方法，避免对中英文原始史料翻译的口语化，语言简练、准确，引用原文适中，该书将成为更为严谨的学术著作(46)。
日本外交政治史学者高桥秀直(1954年生，现已过世，原京都大学教授)因冈本隆司对其观点有过批评，故也作出跨界回应(47)。高桥先生高度评价了《属国与自主之间》，称其为一部结构宏大、新论迭出、实证水平很高的研究著作，但对冈本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三点质疑(48)。
第一，清韩宗属问题在中日开战原因上所占的比重。冈本坚称，清韩宗属问题是导致中日战争的最终原因，日本出兵是为了维持中日在朝鲜权力的均衡。高桥先生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围绕朝鲜的中日对立一直存在，并且这种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出兵政策的制定，遗憾的是，冈本并没有就清韩宗属关系是如何影响中日开战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剖析与阐述。
第二，清韩宗属关系对中日开战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高桥批驳了冈本清韩宗属关系导致中日开战的观点，认为，清韩宗属关系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中日争议与开战的命题，相反它为中日两国提供了可以避免开战的可能性。既然国际公法奉行朝贡非属国论，国际社会自然也就不认可清韩宗属关系。形式上的清韩宗属关系，就会给中日两国提供达成妥协的余地，即宗属关系中的暧昧性和可变性带给中日两国的将不是战争。由此可见，冈本对“属与—自主论”的使用，虽说有暧昧性、可变性的诠释，其实更多的却是自由性。
第三，关于对《江华条约》第一条中“自主”的解释。1876年《江华条约》第一条，日本称朝鲜为“自主之邦”，而非“独立之邦”。高桥认为，日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目的在于为避免朝鲜的抵触性行动，刻意使用了“自主”这一含有双重寓意的用语，其目的是促使朝鲜同意缔结《江华条约》。冈本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尚无史料证实，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对“自主”一词的双重寓意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于冈本的如此解释，高桥先生进行了辩驳。他认为，目前的确没有发现体现日本政府有这层意图的史料，但并不能掩饰日本政府在日朝建交之始的别有用心，如果考察一下日本政府内部在讨论朝鲜国际地位时所使用的用语次数，这个问题就不辩自明了。明治时期的大量史料显示，日本政府在涉朝问题上使用次数最多的是“自主”，而非“独立”(49)。
旅日韩国学者金凤珍(1955年生，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在称赞该书是政治史、外交史研究的巅峰之作的同时，着重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冈本的研究提出了若干质疑(50)。首先对冈本在考察“19世纪后半期的清韩关系”中的“属国自主”一词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谓19世纪后半期是指1882—1894年的13年。在这13年间，朝鲜相继与欧美各国缔结条约，形成了“条约体制”与“朝贡体制”并存的二重体制，呈现出两种体制对立抗衡的形态，清韩关系随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冈本将此种变化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对“属国自主”的解释，并用“属国与自主之间”界定此间的清韩关系，是不妥的。原因之一，冈本没有充分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属国自主”一词进行考察。原因之二，冈本在使用“宗属”一词时，既没有特别注意，又缺乏必要的注释与说明。为此，金凤珍特地择选冈本著作中的四个用语，从概念史的角度阐释其内涵与外延。(1)“朝鲜=属国”这一表述或类似的表述，是从1866年开始出现的，但是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清韩朝贡关系的瓦解，在日本的外交交涉或外交文书中，这一表述就消失了。据此可知，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前的30年间，清国所说的“属国”论，基本上是指作为朝贡国的朝鲜，即tributary。换言之，“属国”是近代以后的产物，其寿命大约仅有30年左右。从这重意义上说，“属国”是一个“近代语”。(2)“朝贡国”这一名词在近代以前就已存在，中国典籍中多用“藩邦、外藩、藩封”这些词汇来表述。与之相对的则是，清国被称为“天朝、皇朝、上国”等。如果借助这些“传统语”，清韩关系应该表述为“天朝—藩邦”、“上国—藩封”关系。与此同理，清韩关系的“近代语”应当是“宗属suzerain-vassal关系”。因此，冈本将近代清韩关系表述为“属国自主之间”，是既不符合历史，用词也不准确。退一步说，在将其称之为“宗属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并作出必要的注释和说明。(3)用“属国”界定清韩关系中的朝鲜并不准确。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是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在1864年的《万国公法》中写有“进贡之国，藩邦，属邦”。据此可见，朝贡国与“藩属”是并列的，而非替代的。既然国际法有此正式的翻译词汇，冈本所用“属国”一词显然是过于随性了。(4)“属国”与“属国T”(tributary)内涵不同。“属国”作为一个“和制汉语”(即翻译语)词汇，专门用于描述18世纪以来欧洲国际秩序中，国与国之间的支配关系——服从关系，意指欧洲各国中的“vassal colony”，即“作为半殖民国的属国V”，或者“无主权的属国=殖民地”。由此可知，“属国”一词，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的词语，呈现“属国T”和“属国V”并存的一种暧昧状态。对“属国”这一概念解释时出现的“言语符号差异”，导致了国际法上围绕朝鲜地位问题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外交纠葛。
其次，金凤珍依照冈本著作的章节，依次列举事例，论证冈本用词没有从概念史上进行充分考证的结论。他指出，《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作为冈本著作第一章的主要参考史料显示，从1866年的“丙寅洋扰”到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清政府“属国自主”的立场是逐渐形成的，且在“属国”这一用语的表述上，前后也有着微妙变化，有“系中国纳贡之邦”“系中国纳贡之属国”“系属国”等多种称谓。那么，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就应该先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属国”与“宗属”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遗憾的是，冈本对此并无详细探究。事实上，上述不同表述，都是清政府对各国照会所提“朝鲜是否中国属国”所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回答，且内容超出了“属国T”(tributary)的范畴。推研前后语意，可以断定，此时所说的“属国”应当是总理衙门主张的“虽然是中国的属国，但有名无实”。《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致美国照会中之“朝鲜为中国属国，但内政外交自主”更清楚地表达了清政府的立场：允许朝鲜自主，但自主是有限度的。
据此可见，在19世纪60—90年代期间的各个节点上，清政府对“属国”一词所具有的“庇护”机制功能，随着对欧美日侵朝的警觉而逐渐认知和清晰起来。在清国的认识里，“朝鲜=属国”论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朝鲜在开国前后，无力应对东西方列强的轮番侵扰，为寻求清国的庇护，遂实施了“借用属国——利用属国”的国家战略。换言之，清国在使用“属国”这一概念时，充满了实用性，且因时因事而变。至1882年朝美缔结条约止，清政府在事关朝鲜问题上，既有坚持国际公法意义上的“属国”之时，也有放任其“自主”之时。此后，随着朝鲜“庇护”需求的不断加强，清政府在应对东西各国的挑战质疑时，越来越倾向于“朝鲜=属国”论。
再其次，金凤珍对冈本著作各章的观点分别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该书第二章至第四章，充分显示了著者高水平的实证研究，但论述清国立场的视角有问题。其一，著者将“自主”明确化的主角定为马建忠，搭建了一个马建忠=清朝的叙事结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著者对清朝政府的对朝方针作如此简单化的处理，势必会有陷入误解误读的危险。事实上，清朝的对朝方针，至少在目标和理念上，有将朝鲜的“自主”进行实质性“庇护”的一面。其二，著者的观点，以“壬午军乱”为契机，朝鲜在“庇护”与“干涉”之间摇摆不定，且由此引发了朝鲜内部派系的分化，并不准确。因为著者并没有深入探究朝鲜“党争”的实际情况，没有凸显各党派在不同时期的差别与变化，仅仅承袭了殖民地史研究中有关“党争”的传统观点。其三，在由两篇论文组成的第六章中，著者使用美国史料，详细解读了“朴定阳事件”，陈述了与该事件密切相关的德尼《清韩论》，体现出了极高的研究水平。但是，著者对于朝鲜在属国自主问题上呈现出的多重认识与行动，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证。为此，金凤珍建议著者详细参考有关俞吉濬的相关研究成果，推进对“朴定阳事件”与《清韩论》的研究。
张礼恒 著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
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出版
最后，金凤珍对该书的结构问题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该书框架结构设计有缺陷，缺乏考察日本关于“属国自主”立场的具体章节。因为在朝鲜“属国自主”的形成、变性和瓦解的全部过程中，日本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著者闭口不谈日本因素在此过程中究竟起了哪些作用，仅仅看到“朝鲜=自主独立”的一个面相，这可能会带来谬误。事实上，日本立场中的“朝鲜独立”，具有“从清国独立出来和成为日本保护国”两层意思。对此，绝不能忽视。可以说，阐明日本对“属国自主”的立场和日本在此期间对朝对清政策的多样性，是该书遗留下的重大课题(51)。
石川亮太(1974年生，立命馆大学教授)对冈本隆司的学术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52)，称《德尼〈清韩〉校订·译注》摆脱了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是一部在国际法框架下论述清韩宗藩关系的学术著作；充分肯定了冈本严谨的治学态度，既用翔实的史料，还原了德尼撰写、发表《清韩论》的个人境遇与背景，又对《清韩论》所引征文献的出处，进行了缜密考证。石川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德尼引用惠顿《国际法原理》(又称《万国公法》)作为论述的法律依据，是一种有选择的行为。在同期的欧美法学界，惠顿的学说仅是一家之言，只因其学说契合了德尼的需要，故被采纳。不仅如此，德尼在使用涉韩史料方面，同样做了选择性的处理。1882年朝美缔约前，朝鲜国王照会美国总统：“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内政外交自主。”该照会的英文稿实际上存有两个版本，其一为美国谈判代表薛斐尔译本，其二为谈判翻译查斯特·霍尔康博(Chester Holcomb)译本。两个版本对“属邦”一词分别作了不同的翻译。薛斐尔译成“dependency”，而查斯特·霍尔康博译成“state tributary”。美国国务院是根据薛斐尔的译文照复朝鲜的。德尼在《清韩论》中却采用了查斯特·霍尔康博的译稿，原因就在于查斯特·霍尔康博的翻译，符合其“朝贡国，它的国家独立性并没有受到损害”的主张。德尼深谙汉语“属邦”一词具有两面性，但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有意择取了查斯特·霍尔康博的译稿。由此可知，《清韩论》撰写前后的复杂性以及德尼的品行。
石川还列举事例，提示世人，对于德尼《清韩论》绝对不能视为信史，因为其间存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1887年中朝两国在朝鲜遣使欧美问题上达成协议，朝鲜国王接受清政府提出的三个条件(史称“三端”(53))，并要求使臣遵守。当时的英文报纸对此都有过翔实报道。然而，德尼在《清韩论》中却拒不承认。此事表明，强调朝鲜独立性的德尼，显然是有意为之。据此可见，对中英文史料的缜密考证，可以透视德尼著书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意图，展现在韩西人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中的诸多行为。
中国史学者青山治世(1976年生，アジア大学教授)充分肯定了冈本隆司的学术贡献，称其创建了一个“属国支配”的研究范式，剖析了近代清韩关系“属国与自主”的可变性、流动性，揭示了中日开战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属国与自主之间的缓冲机能消失，朝鲜半岛的均衡格局趋于崩溃，域内域外国家围绕清韩宗属关系的攻防之态，则成为决定东亚命运的关键所在。此外，青山认为，冈本对马建忠的评价既有拔高之嫌，且又论述不足。他说，冈本力主马建忠是清政府制定壬午军乱对策的关键人物，明显存有溢美之词。学界的先行研究早已证实，派遣军舰、抓捕大院君等举措，并非马建忠所独树，在这其中，既有张树声、周馥、黎庶昌、薛福成等人的建言，也有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的献策。遗憾的是，冈本一方面批评先行研究没有对该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仅仅是重视了马建忠在此间的活动，同样忽略了对张树声等人对朝之策的研究(54)。
酒井裕美(1976年生，大阪大学副教授)作为日本朝鲜近现代史研究学者，从其专业的视域，对身为中国史学者冈本隆司的朝鲜近代史研究进行了评说(55)。综合其评说内容，核心问题有三。其一，赞同冈本对日本学界在朝鲜近代史研究中“多偏重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的批判。酒井认为，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在朝鲜近代史研究中，围绕“属国自主”问题的研究，的确是仅从朝鲜历史文脉本身进行的，且将时人的言论当作论证的核心依据。其实，这种研究方法是存有缺憾的。如果不对发言者所处地位、环境状况、发言内容的前后联系等情况进行综合性考察，可能就会潜藏着人为择取、断章取义的片面性危险。尤其是当剖析对象是“属国自主”这样一个既复杂又微妙的课题时，这种可能性就会更大。值得称赞的是，在该书中，著者真实地描绘了朝鲜在此问题上的纠葛与犹豫不决的面相，再现了此种面相在外交活动中的具体情景。这一学术贡献是对依靠概念、抽象演绎研究范式的有效批判。
其二，著者的批判性研究，引发了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即对朝鲜而言， “属国自主”的真相究竟为何？著者搭建的研究模式显示，朝鲜式的“属国自主”是在反抗清国压迫、干涉中形成的，又依据德尼《清韩论》将其理论化。显而易见的是，在著者的归纳中，朝鲜的“属国自主”本身已经被植入了若干人为的因素，带有了醒目的目的性标签。在此要追问的是，朝鲜通过“属国自主”要实现啥？换言之，朝鲜在“属国自主”中看到的是啥？目标是啥？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仅仅依靠著者的归纳模式是难有明确答案的。
其三，清韩关系与日本立场问题。作为该书的一个结论，著者认为在围绕“属国自主”的解释中，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虽也言及日本的立场是“二择一”，但对拒绝接受“中间地带”的过程则言语不详，采取了片断式的叙事方式。酒井隐晦地批评著者是避重就轻、刻意回避。她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前，朝清关系虽说比朝日关系更受重视，但是朝日间也发生了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诸如商业贸易、居留地等经济问题，由金玉均逃亡日本引发的政治问题等。并且大量的史料也证实，日本在制定实施对朝政策上，十分重视朝清关系。可惜的是，著者没有对日本在“中间地带”面前，是如何制定、实施对朝政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倘若著者能从日本的立场，对所谓的“中间地带”问题给予更多的关照，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56)。
毫无疑问，《清韩论》是了解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衡定近代中朝宗藩关系的重要著作，直至今天，日本学者在探讨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朝宗藩关系或西方人眼中的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时，《清韩论》仍然是重要的考据资料之一。相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日本学界的《清韩论》研究起步比较早，在学术著作的出版、学术论文的发表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对英文版《清韩论》各种版本的考证、内容的检证方面，更是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为今后的《清韩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以信赖的史料参考。
但是也有几点遗憾，期待今后研究的展开与深化。其一，对于明治时期的日语版本《清韩论》的评价与利用。2014年，东京的出版社两轮堂翻刻出版了天野高之助的《清韩论》，距离初版时间，已经过了120多年，其意义令人深思。遗憾的是，对于这次复刻出版《清韩论》的意义，学界并未给与学术上的评价，特别是与冈本隆司日文版的比较，期待学界能有一个回应。其二，在德尼与中国关系(李鸿章，袁世凯)的研究层面。《清韩论》对于解读德尼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厘清德尼与袁世凯、李鸿章在对朝鲜政策上的分歧及相互博弈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史料，但是，目前对此尚缺乏较为全面的研究，期待学界对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特别是利用《清韩论》与中文史料相互佐证的方法以推进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其三，展现德尼在朝鲜期间的整体活动情况。日本学界对《清韩论》的研究可谓比较全面、系统，但是对于德尼本人在朝鲜的活动情况，却未见较全面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德尼《清韩论》的构想、提早刊行、各种版本的出版经纬以及任期结束却迟迟不离开朝鲜的事实经过，都是影响德尼执笔《清韩论》以及后人解读《清韩论》的重要背景，期待学界在这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排版：靳品侠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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