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琴右书 前园后圃——北宋士人朱长文的教育与艺术传承
摘要
朱长文生活于北宋庆历至元符年间，以文章和学识闻名于东南，后召为太学博士，赴京师以授《春秋》，一生交游广泛，著述颇丰。《晋书·束皙传》云：“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朱长文前半生贤人隐逸的“龙逸”生活，与后半生步入仕途的“凤集”生活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其编纂的《墨池编》与《琴史》不仅是书学理论与古琴史学之集大成者，更反映了他“艺以载道”的思想。同时，朱长文不仅以渊博的学识在苏州和京城讲授《春秋》，还将其充实而矛盾的一生中所创获的精神财富也悉数传于后人，可谓传经有道，春风化雨。
吴郡士人朱长文自号“灊溪隐夫”，其文章中也多次提及梁鸿、戴顒、陆龟蒙等散人隐士，从中可见其隐居避世之心；然而朱长文的一生中虽多隐居不仕，远离庙堂，但心内始终有致君泽民之志，他的许多诗作都表现出“隐”与“仕”的矛盾与纠结。从他始终心系地方事务，为扩建州学而奔走、为吴中水灾作《救荒议》上奏等行为可见，朱长文虽“乐丘园之贲”，又兼有出仕之思。其《三高赞》论及世上有两种隐士，一为时隐者、一为志隐者。但纵观其一生，不属于这两种隐士的任何一种：他先于乐圃中度过了数载“半隐”的生活，甘于清贫，独善其身；后出任了非忙亦非闲的学官与博士，既以俸禄缓解了家族的窘困，又实现了自己入辟雍、登芸省、观天下之奇书的理想，最终可谓“未成小隐聊中隐”，一如白乐天诗中“致身吉且安”的中隐士的理想形象。
杨暕的《召王贞书》云：“前园后圃，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其中蕴含的隐逸情怀与生活情趣，一直为后世文人所向往。时至北宋，朱长文真正实现了“左琴右书，前园后圃”的生活，并且在其兼具“隐”与“仕”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著述与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官至光禄寺卿，二十年间于东平、定陶、姑苏、同安等地任职，朱长文一直随侍左右。父亲辞世后，年近不惑的朱长文回到苏州，以重椁巨甓厚葬其父，并开始着手经营祖辈留下的园圃。此时正值元丰初年，宋朝的社会较为安定，“承百年太平之后，而有四海全盛之势”的国情，给许多中等家族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环境；由于儒学伦理道德观逐渐深入社会生活，在欧阳修、苏洵等学者的提倡下，各地士大夫都致力于实现“敬宗收族、义恤乡里”的宗旨，朱长文也深受影响。有感于自己与父辈常年在外，居于苏州的族人未能获得照拂，于是开始扩建园圃的规模，使兄弟、亲戚们共处而居，振兴朱氏宗族；但是由于祖辈为官清廉，并未给子孙后代留下过多财产，族人的生活还是在朱长文两位叔父的接济下才勉强周转，因此对乐圃中房屋的维护修缮也都是“稍稍增置，粗周日用”。勤俭如朱长文，也常自比东汉的尚子平，发出“独当家责性难堪”的家翁难做之感叹。
因此，除却接待来访者和处理家族事务的独处，是朱长文最为惬意之时，他借孔子的“乐天知命故不忧”和称赞颜回“在陋巷不改其乐”之语, 为家族的这处园圃取名“乐圃”。闲暇时朱长文或于圃中的“咏斋”抚琴作诗，或于“墨池”边欣赏他所收藏的名家墨迹，或登上“飞云阁”远眺虎丘之苍翠，或拄杖在“钓渚”边观赏圃内的白鹤飞鸟；也会播种花木，挑水浇园，虽劳其筋骨，却闲逸己心，享受春耕秋收的田园之乐——“书窗燕坐琴横石，吟径徐行杖卓沙”便是其乐圃生活的写照。他对乐圃治理有加，圃内“高冈清池，乔松寿桧，粗有胜致”，且园圃可自给自足，收获甚丰，可谓“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物产如此丰富的园圃，深受章岵称赞：“时果嘉蔬，香黄朱实，碧藓绿苔，名花群卉”。其中收获不但可供家人食用，还能拿来招待宾客和友人。朱氏家族学于此、食于此、聚族于此，与朱长文的增葺和经营密切相关，他曾不无欣慰地说：“虽三事之位，万钟之禄，不足以易吾乐也”。
虽然朱长文自称“腐儒”，退隐三十余年，并说自家“闲门不放红尘入”，但乐圃并不像戴颙之宅、“三高”之园那般隐入丘樊，反倒是非山非市——虽在城内却闹中取静、虽非山野但有林泉之乐。同时，乐圃既不似金谷园一般有金碧辉煌的奢靡，也不似辋川别业那样有壶中天地的闲静，它是姑苏城一处曲径通幽的桃花源，充溢着世俗烟火气与生活的温情。张景修这样称赞乐圃：“州侯贵客，山翁野叟，或觞或咏，去则醉卧，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有“幽人之乐”。王康琚曾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而乐圃既不似陵薮般冷落，又不如朝市般喧嚣，开门有八方来客，闭门又有家族众人自给自足，显然处于大隐与小隐之间。
朱长文的交游在其定居乐圃后更胜从前：早年在京师的求学经历和随侍父亲的多地辗转，使他结交了各方友人；乐圃在他的经营下逐渐声名远播，慕名来访者不计其数，“凡名公游是圃者，篇章题咏堆案没几”，不少东南士人以未到过乐圃为憾；朱长文与苏州多位官员亦交往密切，郡守、监司等都曾造访乐圃。今日所见的苏州地方志《吴郡图经续记》，便是朱长文在两任苏州知州——晏知止和章岵的要求与鼓励下，博览载籍并广采地方旧闻编写而成。
从今存《乐圃余稿》中，仍可看到朱长文与众多好友、地方官员交往的诗文，既有多首写给同为吴郡士人的好友方惟深的诗作，如《次韵公权、子通唱酬诗四首》《施柏花开招子通》等；也有赞颂林氏家族的《儒学林公祠堂记》、悼念林旦的《祭林大卿文》和赞赏林虙的《贤行斋记》；还有与蒲宗孟等人共游虎丘的唱和、为知府滕甫生日所写的祝贺……关于朱长文的往来交游，邓小南已于《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友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做了详尽的考辨，兹不赘述。《乐圃余稿》中有不少关于日常生活的记录：某日飘雪，傍晚和友人在林亭小酌，效仿欧阳修与友人咏雪赋诗时的游戏——在作诗时避用“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于是朱长文写下了“皎洁哪容染，轻清秪自飘”的妙句；又一日出游时，宿于萧疏的竹林、芦苇之间的简陋屋舍，品尝到天然的江中美味，面对着窗外云雾缭绕的远山，便感叹“诗家不及禅家乐”。从字里行间可见，朱长文颇具魏晋士人之风，读之仿佛看到了“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的谢灵运的身影。无论交游还是独处，都是畅怀而天真的。
《乐圃余稿》中不仅记录了客人来访乐圃的欣喜与谢忱，诸人共游唱和的见闻，与好友的年节问候，更勾勒出了朱长文朴实、琐碎而真性情的生活情景。他自知“乐事人间少十全”，在这种“半归隐”式的生活下，其心境之淡泊与豁达为后人所称道；也正因如此，尽管北宋动荡起伏的政局已影响到各个党派与宗族，朱长文仍得以独善其身。
相传朱长文之母梦见锦绣华丽的被衾后诞下他，正所谓“眉目秀异，卓卓不类常儿”；稍长，果然卓尔不群，“十岁善属文，读书辄终夜”、“书无所不知，尤深于《春秋》”其父非常喜爱这个长子，寄予了深切希望，并请 “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胡瑗等教导他。有名师倾囊相授，博览群书，加之朱长文一心向学，于嘉祐四年高中进士。奈何正当春风得意之时却遭飞来横祸，因不慎坠马受伤，在旁人皆叹惋其因伤足而不仕时，他却说“吾因是疾可以脱遗轩冕，专事温情，此人子之至乐也”。受家族长辈的良好教导与熏陶，朱长文自小便以“事亲、养志、好古、读书为乐”，且尤以事亲为大，此后二十余年他便一直追随父亲，四海为家，且将因父为官而“任子”获职的机会让给他的季弟。不仅如此，朱长文还一直教导诸兄弟“勤则无旷，俭则易足”。朱氏家风严格而清俭，即使其父朱公绰作为郡守时俸禄为两千石，也依然保持着早膳不过两种菜肴、晚膳蔬菜为主、饮酒不过三杯的习惯。朱长文也沿袭祖辈躬行节俭的传统，先后将先人的祖产、田地分与诸弟，至去世之时家徒四壁，只留有藏书两万卷。朱长文以身作则，希望族人延续的，不是乐圃的盛名远播，不是“千载之后，吴人犹当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园”，而是他所坚持的“老莱娱亲”之孝、“兄友弟恭”之悌以及“克勤克俭”之清贤，这样的家风家训与那两万卷藏书才是最宝贵的遗产。
朱长文于乐圃中聚族、隐居时，其博学之名正远播东南，与徐积、陈烈同称“三先生”。“谈道讲艺乐未央，执经问难满门墙”便生动地记录了众人来乐圃求学的盛况。元祐元年六月，苏轼、邓润甫、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联合上奏，举荐“安贫乐道、阖门著书”的朱长文出任苏州的州学教授。由于朱长文经营乐圃、照顾宗族确实耗费颇多，因此答应任职为官，由此可以俸禄为家族排忧解难。苏学自朱长文父亲时由范仲淹奏请修建，安定先生胡瑗为首任教师，在数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之下，慕名来苏学求学之人络绎不绝，诸学子也屡屡登科。至朱长文时，宋朝更是文教大昌，“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朱长文出任州学教授后，讲《春秋》《洪范》《中庸》等科目，且以教学严格而著称，常教导学生“勉旃重勉旃，修业戒荒嬉”。其《与诸弟书》云：“居官三年，来学者甚众，诵讲课程，孜孜所职”，可见他将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在了教学之中，追随他学习的约有数百人。而苏学也在朱长文、范纯礼的奏请下得以扩建和修葺，其规模是最初苏学的三倍之大。朱长文在《苏州学记》之外还撰写了《苏学十题》，描绘了苏学中的十处景植，体现了对苏学一石一木的珍视，和对学子们的殷切期望。
在州学任教数年后，元祐八年朱长文应召入京师，以杖家之年出任太学博士。朱长文前半生的活动重心皆在苏州，因此很期望“入紫府而窥琅函，登神仙而望金阙”。对于忽然而至的诏命，朱长文甚为欣慰，在学中众人为其举行的送别宴上欣然赋诗：“圣朝兴庠序，内外振新规”、“生平好古心，或冀伸此时”。“晚游辟雍”的朱长文依然主讲《春秋》，其文章受到范纯仁、章惇的推崇，称赞其“典丽”；而他的笃学力行也为朝中众人所称道，于是在太学博士之后，朱长文又转秘书省正字，兼任枢密院编修文字。但朱长文发觉，虽身居高位却未能真正将自己的才学尽数发挥，于是将毕生有关《春秋》的见解编纂成《春秋通志》一书，并于序中写道：“使学者由之可以见圣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门庭，披云雾而观日月也。”由此可见朱长文“继往圣之绝学，传《春秋》于后世”的期许。
朱长文一生自乐圃讲习，至州学布道，再右迁太学传教著书，不仅以实际行动将知识传授于人，还在晚年编纂成书以利后世。其去世后棺椁归乡，吴人结队迎其于境内，无不为之流涕，可谓“孝友之诚，风动闾里；廉高之行，著于东南”。此事传至京师，朝臣皆感佩；哲宗为表其清贤，特地赏赐了绢布百匹。“逸思不因贫索莫，长时邀月弄梧桐”，多年之后仍有许多士人记怀乐圃先生的品格之高古。
朱长文在京师教学、活动的时间较短，因此尽管其潜心钻研并致力于传授经学，却并不被视为学识精粹的儒者。实际上朱长文不仅学识渊博，传经有方，并且自身勤俭节约、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也于无形中熏陶了诸生，正如孟子所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长文一生以阅古著书为乐，留下不少著作。米芾在《乐圃先生墓表》中写道，先生“著书三百卷，六经有辩论。乐圃有集，琴台有志，吴郡有续记，又著《琴史》”。然而因为战乱，南渡之后，其大部分著作毁于战火，传世的仅有《吴郡图经续记》《墨池编》《琴史》《易经解》数种。今选取《墨池编》和《琴史》两部著作，一窥朱长文的艺术观。
(一)《墨池编》
我国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书法论著自汉魏以来，颇有雨后春笋之势。朱长文的《墨池编》既是对前代一些书论、墨迹的整理汇编，同时也是根据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对各个版本书论的校对总结而成的巨著。其中的两卷《续书断》为朱长文自己所作，承袭了唐代张怀瓘的《书断》之写作方法，故名为《续书断》。
朱长文十岁左右时，由其父教习书法，所学为颜体，每日勤勉临摹。然而后来主要的精力投入治学，故他自谦说书法无所成。张景修为朱长文所作的《墓志铭》中也说他“善书，有颜公体”。朱长文四处游历的那些年更是“集百氏妙迹”，因此对书法的品评颇有心得。他因足疾休养期间，阅读了许多前人的书论著作，发现这些论著或重复而繁杂，或内容凌乱而散落，更存在不少谬误。加之当时书坛凋敝，使得北宋的书法与晋唐之时相去甚远。由此种种，朱长文萌生了挑选前人重要的书法论著，“芟芜撮要”、“以备观览”的著书之愿。
《墨池编》体现了朱长文深厚的类书学养，全书分为字学、笔法、杂议、品藻、赞述、宝藏、碑刻、器用八门，其中碑刻的分类又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周、秦、汉、魏、吴、晋、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由于唐代的碑刻浩如烟海，朱长文又把唐碑按照性质分为十类，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类目。在编著《墨池编》时，朱长文为许多前人的书论写了按语，如在“字学”一章之后写道：“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盖字必有象，象必有意”。朱长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书体的兴盛，书法之“义理”已然不存，众多书者只知体势而忘记书法的古道本源；而他作为传统的士人，思想中有着“翼卫教经”的深刻烙印，认为书法应以篆书、籀文为正统典型，因此非常推崇“字得其正”的颜真卿和“能存篆法”的徐铉。而在“笔法”的第一章后，朱长文跋道：“心系而道存，志专而神凝，乃可以至矣”，一语点破了书艺臻入化境之道，同时提出了“书法孰为传哉”的问题，他希望以《墨池编》捍卫书道之正统，让北宋的习书之人于此书中详察古人之书论，不懂书艺之人读此书后也能产生努力习书的想法。如此，书法艺术便有更多人来传承。
《墨池编》中“品藻”一门的第四、第五卷，朱长文采取《书断》中的品例，将“自唐兴以来，以至于本朝熙宁之间”的众多书家分为神、妙、能三品，撰写了《续书断》。与张怀瓘不同的是，朱长文首先在《品书论》中将书家与书法的品第做了具体的阐释：“杰立特出”并兼具义理与法度的为神品，“运用精美”且意象、形神俱存的为妙品，“离俗不谬”且运笔流美、尚具楷正的为能品。如此一来，“神、妙、能”不再仅仅是用来划分“上、中、下”等级的符号，而是具有了切实审美内容的品藻标准。随后朱长文又专门写了《宸翰述》一章，用以品评当朝帝王的书法，这在先前的书论中是未曾有过的。朱长文评太宗之书各体兼善，真宗之书神采焕发，英宗之书迹婉势遒；本朝的帝王们不仅实施了一些有利于书法的举措，而且对于书法的钻研与讨论也赶超了民间的寒儒。《宸翰述》中虽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更多是体现了帝王研习书法能够“娱心意而示褒劝”的功用；帝王对书法的倡导与推重，有别于一般书家的行为，对振兴北宋书坛、恢复前朝书法的繁荣盛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朱长文的自著书论，《续书断》两卷更多地体现了他的书法观。首先，他认为书法是具备社会教化功能的，与礼乐居于同样的地位：“书之为教，古者以参于礼乐”。作为一个儒者，朱长文对书法抱持着“书以载道”的观念：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教育形式，承载了文化发展的历史变迁，书之道统便是儒之道统；且自秦朝“书同文”起，书法便与朝政产生了联系，追溯前朝，上至帝王下至士人皆以习书为风尚，书法也与个人的仕进密切相关。因此书法的意义不仅止于熔古铸今，更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其次，扬雄的“心画说”经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发展，已成为“书品”与“人品”的代表性理论。朱长文亦将人品作为其书法品评中的重要内容：颜鲁公之书“如忠臣义士”(《续书断·神品三人》)；怀素之书“如壮士拔剑”；欧阳询之书“有正人执法，面折廷诤之风”；虞世南之书“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续书断·妙品十六人》)。可见在朱长文心中，虽然书法为“贤不肖皆可学”之艺，但贤能之人常多有成就，不肖之人成就者甚少，可见书品和人品俱佳才能称为真正的书家；只有承载着书家贤良之名、高洁之德的书法作品才能真正地流传百世，这也正是朱长文所要表达的书法传承的第二层含义：“尺牍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
《墨池编》共二十卷，前后花费了朱长文十余年时间。虽然集书论再成书的做法在前代的书家和文人中屡见不鲜，但朱长文没有简单地集成，而是按照学理进行分类与合并，并将前代书论中不完备、有歧义的地方进行了勘误。作为书学理论家，其《续书断》除却继承了前人书艺品评的形式，亦有将帝王书法纳入品藻体系的创新之举，因此《墨池编》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前人的书法论著，甚至不同传世版本的同一论著，并且在二度整理归纳之下变得清晰明了，既使得书法艺术于当世的普及更为便利，又利于书法论著在后世的传播与传承。
(二)《琴史》
黄士达云：“古之君子左琴右书，朝弦暮诵，无故琴瑟不离于其侧。”朱长文身上便体现了“士人君子”的这一面，除却著有与书法理论相关的《墨池编》，还有与琴学理论相关的《琴史》。《琴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史专著，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评《琴史》曰：“凡操弄沿起，制度损益，无不咸具。采摭详博，文词雅赡，视所作《墨池编》更为胜之”。通读《琴史》确有一种在宽阔的古琴长河中游览之感，全书六卷，前五卷以编年顺序记载了众多琴家、琴人，从尧舜直到本朝，共146位(附见者9位)。在此之前，虽有过此类的琴史著述，但并未系统地进行梳理，也未能独立成书，且于宋代之前已经散佚，只存个别琴家所撰写的关于古琴演奏、制作和乐谱的文书与辞赋。
“当此百年之间，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实太平盛事也。”《吴郡图经续记》中记录的近百年间吴郡的繁荣，正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稳定、文教兴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于乐圃中潜心著书的朱长文发现，书画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古人已有不少的著述，然而古琴作为君子“不离身侧”的乐器，其历史的梳理却鲜有涉及，因此才萌生了撰写《琴史》的念头。虽然朱长文并非善奏古琴之人，但祖上却有良好的家学传统：朱长文的祖父以及姑祖母皆善于演奏，且姑祖母还被赐号“广慧夫人”，祖父也因琴技出众而“待诏翰林，历仕繁剧”。最终家传古琴传给了朱长文的舅父，其人的古琴技艺“东南罕及”，足见朱长文也饱受熏陶；而其自身交游广泛，常与一些弹奏古琴的文人、士大夫有所往来，加之博览群书，都为《琴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关于古琴的源起，多数典籍中记载的都与中华文明伊始的帝王有关。然早期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远古时期的帝王被认为处在“人神之间”，因此“伏羲制琴”也染上了些许神化的色彩，而后“帝尧”把琴传给了舜，古琴不仅成为“圣王之器”，也列入古时帝王制定的法度之中。而舜的《南风》，更是后世最重要的琴曲之一，因为它不仅代表了“生长之音”，更是德行的体现，这种“乐与天地同”的琴德与儒家思想内涵一致，因此在习琴的士人群体中受到相当的推崇。《乐记》可谓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论著，也是儒家音乐美学的发轫。其中阐述了礼与乐的关系，以及音乐“感于物动”、“由心生也”的产生方式。《乐记》所载的“大乐必易”，正切合了古琴“朱弦而疏越”的演奏特点；传统琴曲以五声音阶定弦，“宫商角徵羽”五正音的用法符合儒家中和雅正的思想；而古琴“一倡而三叹”的上古遗音，可感天地、通伦理、善民心，正如《乐记》中所说的“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虽然无法考证神话的真实性，但在朱长文看来，若神话符合“琴-儒”之道，那便有实际的意义，因此他将上古帝王作为整部琴史的开端，为古琴明确了相对客观的正统源头。
朱长文作为一位儒家学者，一个典型的文人，在其诗文中写道：“寸枝裁玉軫，可助舜《南风》”，可见古琴与其生活相交融，作诗时才能随手拈来；还可见朱长文很重视古琴的教化功用。古琴“乐而不淫，淡而不污，非士夫君子志太古之纯音者难语奇妙也”，因此除了上述的帝王琴家外，《琴史》中还收录了如嵇康、白居易等士人琴家，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士人大夫皆追求修身养性的文人趣味，自古以来君子没有不知琴、不懂琴的；穷则以琴修身，潜龙于渊，达则将古琴也纳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实现文治教化。
在《琴史》的最后一卷中，朱长文立足于古琴的诸多方面，如乐律、定弦、形制、琴音琴韵、弦歌乐理等，撰写了十一篇短文，体现了朱长文的琴学艺术观。琴材之尺寸合乎历法与天时，琴上的徽位与阴阳和年月相关；琴之五弦内合人之心肝脾肺肾，外合五行之金木水火土，至文王武王又增二弦，则律吕齐备，可旋相为宫；琴之形制，内含山岳池沼，外见龙龈凤足，有自然之天圆地方，有为人之元首肩颈，既合三才之道，又蕴制器尚象之理。如此看来，琴可谓“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其斫琴、定制等原理皆含自然之哲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琴之发音成调、琴之立均作曲、琴之弦歌唱和皆可调神养气、疏和情志、直抒幽愤、感发善心。自古琴被视为雅正之器，琴乐以及后来的琴歌都具有正人心、察时政、安天命之用，《琴史》云：“尧之《神人》、舜之《南风》、武王之《克商》、周公之《越裳》，所以观政也。许由之《箕山》、伯夷之《采薇》、夫子之《猗兰》、王通之《汾亭》，所以守命也”，更有宓不齐以琴治一邑，邹忌以琴理一国。以至诚之心配乐、以厚德之乐教人，本就具有化性起伪的儒学旨趣；而朱长文认为“不伪者惟乐”，因此琴可以引导人民去恶迁善、移风易俗，进一步从琴学的实践和普及中“审政之和”、“导民之乐”，推动社会文治教化、民风习俗的进步。朱长文著《琴史》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方当朝廷制礼作乐，比隆商周”的愿景，终于在元符二年得以实现：“诏太常按协雅乐，……造琴瑟，教习登歌”，只可惜此时乐圃先生已逝，未能看到这一情景。
《琴史》不仅承载了朱长文的“琴道正统”思想，还体现了他去伪存真的治史精神。首先，不仅尽可能地做到不遗漏前朝的琴人、琴赋、琴曲，还对引用的正史材料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并对前代文论中与史实不符的内容进行了辨证。其次，在封建等级严格、男尊女卑的宋代，《琴史》中依然收录了赵耶利、董庭兰等在当时地位低下专职琴师，以及蔡琰、百里奚妻等女性琴人。最后，《琴史》虽以记载琴人为主，却不仅是单纯的史料汇编，还加入了琴论、琴制和琴之审美等内容，可谓“历史为骨，琴艺为翼”。虽然囿于朱长文的士人身份，书中为捍卫“道统”思想而刻意强调儒家与古琴的联系、突出儒家在古琴文化中的主要地位；但《琴史》毕竟首开琴学与音乐史学之门，不仅填补了琴学研究的空白，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元明清三代，琴史论著如袁桷的《琴述》、周庆云的《琴史续》、查阜西的《历代琴人传》等，皆深得乐圃先生的沾溉。
作者简介
杨璋菡萏，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顾亚龙，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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