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荣：旧体诗写作道路上的鲁迅——从《自题小像》到《惯于长夜过春时》
摘 要
在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侧翼或偏流的旧体诗文写作道路上，鲁迅留下了虽不连续但是无法被他的白话诗文写作所替代的独特足迹。其中，留日初期所写的七言绝句《自题小像》和1931年2月所写的七言律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都具有鲜明标志鲁迅思想情态和人格取向的急剧变化和深刻转折的复杂意味。而要准确如实地理解这一点，必须对这两首诗的生成过程和相关背景进行细致恰切的梳理和解析。
关键词
鲁迅；旧体诗；《自题小像》；《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一
今天所谓的“旧体诗”写作，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文人而言，既是从读书发蒙起就开始操练的笔墨童子功，又是随着文学潮流的新旧更替，不得不逐渐收敛起来的一套屠龙术。童子功固然很难自废，屠龙术用武之地见少，但它招数的奥妙、技巧的精微，却也很容易令人着迷。更何况，写作方式的积久成习，并不只是在体现一种表面上的行为惯性，更是在反映思想感情和精神认知深层的个性历练过程。
对此，鲁迅留存至今的五十余首旧体诗，可谓最生动也最特别的一份见证。就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和数量分布看，最早的几首，如《别诸弟》《庚子送灶即事》《莲蓬人》《祭书神文》《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惜花四律》等，都是1900年和1901年所作。当时鲁迅正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这几首诗或是在南京写成，随信寄给兄弟，表达离愁别绪；或是假期回乡所作，记述节令风物，慨叹家境生计。内容和格调都很平常、很质朴，字里行间还隐隐浮现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些许感伤。大概鲁迅本人当时和后来，都没把自己的这类诗作看得太重，以至未存原稿。《鲁迅全集》收入这部分诗，依据完全来自周作人的日记和回忆录。
鲁迅旧体诗中，第一首显露出峥嵘气象的非凡之作，是1903年他留学日本初期、随着剪去辫子之后拍摄的断发纪念照，题赠给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的同乡好友许寿裳的七绝：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直到1931年，很可能是因为感触于柔石、殷夫等左联青年被当局逮捕并惨遭秘密杀害，鲁迅忽然念及少作，先后三次用规整的书法条幅形式，郑重其事地反复书写这首诗。确切的书写时间，鲁迅日记里未做记录，从字幅下款所示的“辛未二月十六日”“辛未二月下旬”判断：若月份日期记的是公历，那就在柔石等人牺牲后十来天，正当传统除夕到春节期间，鲁迅和家人外出避难的时候；若年月日都看成旧历，那就是春色将尽的公历4月3日和4月中旬，鲁迅对自己的青年朋友们遇害的噩耗已有痛定思痛、长歌当哭之慨的时候。
这三幅字上，都只署了书写年月和名款，不带任何题赠字样，似有作此书幅只为自存自览而非礼赠他人之意。后来，它们也确实一直由许广平收存在家。待到195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落成，其中一幅才捐作馆藏。1932年12月9日，鲁迅又一次精心书写这首诗。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写成了册页小斗方，首句尾字是“镞”而不再是“矢”。诗后还出现了赠语：“录三十年前旧作以应 冈本先生雅教”。这里所称的“冈本先生”，鲁迅日记里也记作“冈本博士”，全名冈本繁，是从1932年开始鲁迅多次带许广平和海婴，还有周建人、许寿裳的子女前往看病的上海蓧崎医院的一位日籍外科医师。
将这首问世三十多年却始终只在私人交往空间里盘桓的小诗公之于众，是鲁迅逝世以后，由这首诗最初的受赠者许寿裳代行完成的。从1936年11月16日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编辑出版的《新苗》杂志第11期上发表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鲁迅》开始，许寿裳多次通过文中引述，向读者展示和阐释青年鲁迅的这首读来颇有豪迈气息的小诗。而这首诗从无题到冠题为《自题小像》的变化，则发生在它被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中的《集外集拾遗》之际。考其所本，仍与许寿裳有关，是他在鲁迅逝世整两个月后的1936年12月19日，特地撰写《怀旧》一文来介绍鲁迅的佚诗时，第一次以“自题小像”指称了这首诗。
1931、1932这两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书写《自题小像》之前，鲁迅的旧体诗写作至少已经有两段各在十年以上的休眠期(1902-1912、1913-1925)和将近二十年的萧条期(1913-1931)。正是在接连书写《自题小像》的同时，鲁迅的旧体诗写作，猛然惊醒似地活跃了起来，并且一直持续至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的隆冬。从1931年到1935年，鲁迅每年都有写得极其认真、但大多仅限于私下赠友而不往报刊上发表的旧体诗新作——1931年11首、1932年11首、1933年14首、1934年4首、1935年1首，合计41首。这四十来首诗，在鲁迅一生全部的五十余首旧体诗作中，不仅占了数量上的绝大部分，论艺术形制和精神品位，也属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部分。
二
与在现代白话文学领域的创作表现不同，鲁迅在旧体诗方面的写作，既不是起步于某一特别时间点上某一特别醒目的作品，更没有形成“一发而不可收”的连续轨迹和轰动效应。旧体诗写作对于鲁迅，从最初试笔阶段仅是家族同辈欢聚时聊以助兴的文辞游戏，到后来个性渐显的寄托游子怀乡和手足相思之情的家信附件，再到最成熟阶段赠知交以明志、馈新友以达诚的书面礼物，整体上的旨趣、格调和功用，都明确地落在了背对社会公共空间的私人生活和个体话语的小范围内。
尤其是在1930年代，身为文坛巨人，特别是左翼文学领袖的鲁迅，正陷入对他个人和整个新文坛来说，都堪称空前紧张和空前复杂的刀枪横飞、明暗受敌的多条阵线的交叉地带。这时，鲁迅展现在由报刊图书支撑起来的公共文化空间里的主要架势，是冲着新对手、新话题和新信号，不断投出响动极大的利刃和爆破弹的强悍战姿。但与此同时，他在自处和个人交往的私语空间，却积习重启、古调独弹，用旧体诗的辞句、韵辙和节拍，奏出内心世界的一缕缕执拗的低音。而起头定调的音符，又并非新谱，只是以频频书写《自题小像》的方式，唤出了早年表露给挚友的一段心声，让它回响到当下。
显然，《自题小像》所代表或蕴含的某种特殊的意义，对于1931年初这一特殊时刻的鲁迅来说，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无可替代。但长期以来，有关《自题小像》的阐释，众说纷纭，分歧层出。拨开那些强拉硬扯的悬空索隐和繁琐考证，这首原本无题的赠友小诗，最合情理也最可靠的释义，自然该是由它问世时唯一的直接受赠人许寿裳而来。
如许寿裳在前已述及的《怀旧》一文中，对《自题小像》所作的逐句分析：“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又如1944年五四纪念日，在为柳非杞编的《鲁迅旧体诗集》写的序与跋里，重申《自题小像》全诗各句含义之余，许寿裳特别就首句末的“神矢”，两次表明自己的看法：“想系借用罗马神话库必特(Cupid)爱矢之故事”“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语气虽为揣测，理解实已笃定。毕竟写诗赠诗的人已逝，诗中真义，最多也就只能显露和求证到接受赠诗的人会意所及的程度。扯得远了或者偏了，即便与局部的字面细节多少可以对得上些茬，作为一个灌注了具体意图和生动语境信息的文本，整首诗的肌理脉络也免不了要被撕裂或消解。
更何况，推诸常情常理，也实在很难想象，青年鲁迅为好友许寿裳题写这首一对一的赠诗时，会绕过他和许寿裳心照不宣、同气相求的那些共感共知，刻意别具怀抱、暗藏幽微，攒成四句哑谜，以至于让许寿裳都拿捏不准其中字眼的确切所指，只能强作解人而掉进误读之坑。事实上，硬要将“灵台无计逃神矢”解释成隐喻外国列强进犯中国或国内革命势力动摇帝制根基，对“荃不察”的“荃”，也非得要穿凿文献，限定为君主之喻和暗指支持过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之意，所有这些说法，已不仅是偏颇的过度阐释，更近乎深文周纳的歪曲和谬论。
1981年版《鲁迅全集》采纳的注释，是以鲁迅熟读的《庄子》和鲁迅喜欢的晋代文人对《庄子》所作的注为据，解“灵台”为心；又从鲁迅常征引的屈原《离骚》中，举出“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一语，供读者参考，但对鲁迅诗中的“荃”字，则未作确解。这样的处理，一方面努力贴近了鲁迅本人的阅读视野，一方面也对这首诗的公开发表者和最初受赠人许寿裳的相关诠释，给予了尊重和维护。
鉴于现已累积了多种“荃”的歧解，《鲁迅全集》里对“荃不察”的附注，倒不如再添一句早已见诸《辞海》条目“荃”之下的说明：“荃，原用以喻楚君。后书信中常用‘荃察’为希望对方谅解之敬辞。”这样，更便于读者领悟：循旧时行文惯例，“荃”满可以不必专指君王，而用做泛指的敬称。由此顺承，“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的措辞分寸也就显得更细腻也更纠结：既在表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愤和寂寞，同时还带着深深属念沉醉者(即“寒星”)的一片敬惜哀矜之情。
扫除过度阐释造成的覆盖物和阻隔层，《自题小像》言辞上的本色和意蕴中的初心，才能鲜明展现。继而，才能进一步去把握：《自题小像》写作当时，鲁迅究竟想借它向许寿裳表明自己怎样的一种心志？近三十年过后，当鲁迅得悉身边的左联五烈士等新一辈热血青年倒在了为理想殉道的血泊中之后，又是依着怎样的思想逻辑和情感流向进入了与《自题小像》紧相关联的精神状态？
探明前一个问题，首先需确认鲁迅自题小像的介质——纪念剪辫之举的断发照，是何时所摄。不管是直接往照片背后题写，还是随照片附字纸，总归是拍照在先，题诗、赠诗随之在后。所题写的诗，可以是早就作好的。不过既然是专赠一个人的诗，题赠前后对亲兄弟也有意无意地秘而不宣，想必写这首诗，原本就只是为了对受赠者作出某种应答或表白，所以不相干者当然毋庸与闻。周作人在癸卯年三月(公历1903年4月)的日记里，对鲁迅从东京弘文学院给当时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学的周作人，时隔16天，先后两次寄来断发照，做了细致记述。
第一次是三月初五(公历4月2日)发函、三月十二日(公历4月9日)寄达，第二次是三月廿一日(公历4月18日)发函、三月廿九日(公历4月26日)寄达。从预告要托人带回照片和随照片一起寄来的前后两封信中，周作人读到了弘文学院“散学”事件一起一落的消息。正是在这场1903年3月29日发生、4月15日平息的集体退学风波中，此前一年分别于4月和9月抵达日本，并在东京弘文学院成为同学和好友的鲁迅和许寿裳，因为共同参加以罢课、离校的方式抗议校方的斗争，加深了友谊。
三
为时半个月的弘文学院退学事件，在留日学生中主张反清的革命派阵营骤然扩大、因而行动能力也急剧增强的1903年上半年，只能算得上从强劲变奏的主旋律外围迸发出来的一段小插曲。鲁迅跻身其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但这时，他仍然保持着观察多于行动、思考多于参与的习惯。
相比之下，许寿裳则踊跃得多：1902年11月，到日本刚两个月，就参加浙江同乡会发起筹办激烈鼓吹革命的《浙江潮》杂志的工作，次年5月起接任该刊编辑；1903年4月，又和陈天华等人参加新成立的拒俄义勇队，义勇队遭日本政府取缔后，接着转入由其改称的学生军和军国民教育会。在此过程中，许寿裳对长自己一岁半、心态和行动都偏于谨慎持重的鲁迅，多有激励，屡作引介。最突出也最见效的，就是力促鲁迅给《浙江潮》连篇供稿。另据已被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采信的沈瓞民回忆录所述，1903年11月，许寿裳还曾介绍鲁迅加入光复会前身、当时正具体部署武装推翻清政权的革命团体“浙学会”。
由上述可知，鲁迅给二弟寄出两张断发照之时，远比弘文学院退学事件意义重大、牵涉面也更广的拒俄运动，正朝着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方向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和清政府对此两面施压、严加防范，结果适得其反，革命思想和革命势力更显出怒涛拍岸之势。正如唐弢的未竟之作《鲁迅传》以整个第六章所概括和描述的，这一时期，鲁迅思想上经历了从赞成维新到拥护革命的巨大转变。自少年时期就因为震惊于甲午战败，而不自觉地固化和强化了的将国运和朝廷视同一体的认知，这时开始被革命思想所取代。对于这一思想转变的关键，鲁迅三十多年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与日本记者木村毅的谈话中，曾有追述：他赴日留学以前，一直以为“日清战争是日本打败了清朝政府，但到日本一看，才懂得日本打破(原文如此，疑似“败”之误排——引者注)的不只是清朝政府，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于是就不禁惊住了。”
事后的回顾是轻松的，抱着这样的思想置身历史现场，首先必须面临和承担的，却是随时丧失身家安稳的现实生存风险。《自题小像》里的“风雨如磐暗故园”之境和决计以血荐轩辕之我的组合，并不纯是写意，更有一层据实写真的质地。作诗的当年，也就是1903年的7月7日，清政府和上海英美租界当局合谋制造“苏报案”，发表排满言论的《苏报》被查封，深受鲁迅关注和敬佩的《苏报》编者兼主笔章太炎与邹容被捕入狱。消息传来，整个留日学生界为之震动。
邹容1903年4月刚从日本归国，元旦那天还在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的新年团拜会上，当众发表反清演说，归国后，又即刻出版了他在日本写的《革命军》，并且无所畏惧地抛头露面，积极进行拒俄宣传、加入上海拒俄义勇队。章太炎1902年2月至6月前后居日本三个多月。在鲁迅赴日当月，即1902年4月，章太炎于东京发起、在横滨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亲自撰写《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书》，慷慨淋漓地宣扬革命。落狱后，羁押受刑中的章太炎，还时时作诗写信、答问报章，披载于外，激励同志，意气决绝，情怀悲壮，给鲁迅这样的青年读者极大感染。
曾几何时当面可见的意气风发，一转眼间，突变为牢狱中的受难和抗争。在革命派从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和留学生群体中赫然崛起的癸卯年(1903年)，不能不被远近事态的连番激变深深感奋的鲁迅，终于利用旧体诗特有的凝练措辞和典故暗示，向一再拉他“入伙”的许寿裳，表露了自己“血荐轩辕”的内心誓言。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血荐轩辕”即等义于不惜流血牺牲、致力光复汉族。袒露这样的心迹，其实也就在表示不仅要从态度上跟清政权决裂，而且还要从行动上投身反清革命。多半正因此，鲁迅当时和之后都有些着意地避免了《自题小像》的流布。尽管如此，写这首诗的直接意图，在许寿裳看到诗句的那一刻，就已完全实现。
借着这首诗，鲁迅对一年来携手揽腕拽着自己往前冲的密友许寿裳，总算作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痛快回答。在暗夜如磐、寒星寥落的近代诗坛上，当第一批彻底抛开了各种变法维新和渐进改良的梦想、毅然举起反清战旗的革命派力量登上社会舞台之际，一首本来无题的附照片题写的七绝小诗，就这样，成了青年鲁迅对自己的思想取向和人生道路，作出重大抉择的独特见证。
四
癸卯(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和辛未(1931年2月17日-1932年2月5日)这两个年份，在鲁迅思想写作和人生历程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以往少有关注。癸卯年，留日学生及其关联的江浙文人群体，由维新改良急变为排满反清以至暴力革命的思想立场和文化追求转折，在近代思想史领域成为专论深究的课题，已是三四十年前的旧事。在鲁迅研究界，却迟至今日还未就此做过认真探讨。
辛未年，则因“左联五烈士”遇害和包括他们在内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就义事件，在左翼文化史、1930年代白色恐怖下上海地下党斗争史，以及鲁迅后期思想进程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较多关注。但从癸卯到辛未，前后28年时间跨距的两端，鲁迅个人意识和思想状态的呼应与关联究竟如何？这依然掩埋在暗处，很少有人想到以问题待之。
直接的缘由也许是没有找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注意也没有发现可供阐释的文本凭据。而之所以会如此，又正是因为鲁迅在癸卯年和辛未年，都同样地选择了用旧体诗这种在当时及之前之后都不属于他惯用和多用的写作样式，来存留和表达自己不足为外人道的心境。
对于首次公开发表在鲁迅逝世后一个月出版的《新苗》杂志1936年第11期所刊的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一文中的那首起初无题，1936年12月19日许寿裳再撰纪念鲁迅文章《怀旧》，特地介绍鲁迅佚诗时，才冠题为《自题小像》的七言绝句，围绕诗中用字细节和典故出处及其意味，向来争讼不休。
甚至连屡经最先披露这首诗，同时也是这首诗明白无误的受赠人许寿裳反复陈述、确认过的成诗年代是在鲁迅从东京到仙台，也就是即将完成在弘文学院的学业，准备赴仙台读医科之际这一情况，也有人揪住鲁迅1931年春将这首诗反复写成自存条幅时所落款识中的岁数细节，硬扯不相干的所谓思想背景因素，坚拒不认，非要把作诗时间前移到鲁迅还在南京就读江南陆师附设矿路学堂时的1901年。实际上，离开了自题小像的像，这首自明心志的诗也就大有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悬浮感，失掉了写作兴致的合理来由，变得空穴来风一样无端无根无着落了。
五
假如要给“灵台无计逃神矢”这首七绝匹配一副表情，1903年春鲁迅在东京所摄的正脸及侧颜的两张断发剪辫纪念照，当之无愧是最恰切不过的。关于鲁迅这两次拍照，周作人日记手迹本癸卯年三月十八日和三月廿九日(即公历1903年4月15日和26日)两则中，留有从旁见证的清楚记录。
在这两个日子，当时正就读于江南水师的周作人先后收到了大哥从日本托人带回和随信寄来的两张断发照。预先告知托人带回一只衣箱，且开列内装书刊、衣物、玻璃笔和断发照相、弘文同学合影两张照片等物品清单的信，是4月2日寄出，4月9日收到。夹寄着第二张照片的信，是4月18日寄出，4月26日收到。前后两次发信时间相隔半个月。
由于多次接洽捎带衣箱的那位朋友(鲁迅的陆师校友谢西园)未妥，待周作人拿到鲁迅托人捎给他的那只装了书刊、衣物和照片的衣箱时，已是在他收到鲁迅预告信之后的第六天(即农历三月十八日，公历4月15日)。第二次收到的“断发小照一张”，则直接夹在信中。该信中，鲁迅还向周作人特别交代：“弘文事已了，已入院矣。”
无论是周作人抄录的鲁迅在前一封信中罗列的衣箱所装物品清单，还是周作人日记对后一封信中的照片的称谓，都以“断发照相”“断发小照”明确表示照片中的形象、容姿意在展现断发之举，而非寻常留影。后一次寄的断发照，可能是和第一次同时拍的另一角度照片的加洗版，也可能是因为对第一次拍的照片不太满意，特地以新姿势重拍的一张终于自觉比较神气的新照片。附信强调当时刚刚经历了弘文学院退学风潮，鲁迅和其他参加风潮的中国留学生(依日本学者详察史料的结论，当时满族和旗籍之外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参加了退学斗争)，又重入弘文学院继续学业。这也正有和新寄的照片相得益彰、聊表纪念之意。
这一正值个人毅然剪辫和自己卷进群体抗争活动的“有事”发生时期的特别际遇，对鲁迅而言，不仅是身临大事的一段非常经验，更是他平生第一遭抛头露面、挺身而出，站到了与强权强势对峙对抗、与庸常状态决绝拉开距离的位置上。尽管他在这过程中始终也还只是追随跟进、响应伴同，而不曾冲锋陷阵、发号施令，扮演将帅角色。但即便只是参与，这也已经是公开的对权势宣战和反体制抗争。
更重要的是，被剪掉的辫子联结着一个厉行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灭绝暴政的朝廷。在退学风潮中似乎显得并无蓄意犯过的弘文学院校方，其实也一边代理着清廷延伸到国外钳制留学生思想行为的统治威权，一边还表现着日本政府和日本教育界对清国和清国人的整体歧视。因而，剪辫子和退学斗争冲击的目标和冒犯的对象，最终都是资助和派遣鲁迅留学的清政府。
在1903年的春天，青年鲁迅在日本所做的剪辫子和参加退学斗争这两件事，至少在彼时彼地的现场看，都没有受阻，都取得了预期中的成功。也非得是在这样一种事实情境中，后被名之为《自题小像》的那首七绝所抒发的慷慨意气和豪情壮志，才是顺理成章、切实有据的。
六
与此相关，但具体情形又多有不同的是，被鲁迅在题写诗幅时，有意或无意地略去了写作时间，在散文或杂文中，也没有明示作于何时的那首起句为“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七律无题诗。这首诗，是自1912年7月22日在北京创作、8月21日在绍兴《民兴日报》发表三首悼念好友范爱农的五言诗《哀范君三章》以后，鲁迅中断近十九年之久的旧体诗写作，重新启动的一个醒目标志。
在鲁迅存世至今的手稿文档中，它最早见载于1932年7月11日的日记中：“又书一小幅，录去年旧作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其中，颈联里的“眼看”“刀边”两处，到了次年4月1日印行的《现代》月刊第2卷第6期刊发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改作了表达悲愤心情和肃杀气氛的力道更强、对仗也更加工稳的“忍看”和“刀丛”。
而这次随文披露，也正是这首诗第一次和鲁迅在世时唯一一次公诸媒介。文末所署的写作时间“2月7-8日”，寓意恰如2月7日当天鲁迅日记所记：“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根据《为了忘却的记念》第四节的描述，这首无题诗是鲁迅在1931年一二月间携家带口避难到“一个客栈里”，“持续大约有二十天”，忽闻“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带着闻讯后的惊诧、悲伤和愤慨，为抒胸中郁结而悄悄拟就的：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从沉静中抬起头来”的“积习”，远不止是酝酿出了一首无题诗，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文网中，鲁迅的突击冲撞之举，也远不止是“书一小幅”寄赠远人。在反动当局血腥屠杀作家的枪声未歇之际，1931年4月25日经鲁迅编辑并撰稿的左翼文艺刊物《前哨》半月刊，即以“纪念战死者专号”创刊出版。鲁迅亲笔题写刊名，撰写其中的《柔石小传》，并以几乎是公开身份的署名“L.S”，在这期专刊上发表兼具纪念和檄文意味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哀悼死难烈士，痛斥敌人的卑劣凶残，号召左翼阵线坚持斗争：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七
而鲁迅这一时期以题诗赠友的方式表达忧愤之作，实际上也有略微延时、途径也相对曲折的公开发表。如1931年8月10日《文艺新闻》第22号登载的一篇题为《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的报道，就全文刊出了鲁迅这年2月20日所写的绝句《送O.E.君携兰归国》(报上原题为《E.O.君携兰归国》)：“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报上误植为“记”)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2月12日的鲁迅日记，对此诗缘起有载：“雨雪。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书以赠之。”
这首绝句原本无题，但写报道的记者显然和鲁迅过往甚密，所以才能加上与鲁迅日记所述内容完全吻合的诗题。被称为“O.E.君”者，即小原荣次郎，是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识的日本东京一家经营中国文玩、兰草等土特产的店铺京华堂的主人，O.E.是他姓名的英文拼写形式Obara Eijiro的缩写。《文艺新闻》那篇报道大概是仿照西方人姓和名倒置的写法，将接受鲁迅赠诗的O.E.等日本人的姓名西文缩写，一律逆序排印。1934年该诗收入《集外集》时，鲁迅致信《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特地提出宜改为正序。
同一报道中，还有鲁迅3月5日日记中记述并抄录的题赠内山完造弟媳片山松藻的五言律诗《送M.K.女士》：“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以及题赠时任上海日本人女学校教师的松元三郎的七言古风《送S.M.君》：“昔闻湘水碧于(收入《集外集》时“于”改为“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装(收入《集外集》时“装”改为“妆”)成照湘水，皓如素月(收入《集外集》时此处改为“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此外，同在五烈士牺牲后一个月的1931年3月，鲁迅还写了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拟请史沫特莱帮忙译成英语并发表到美国共产党所办的《新群众》杂志上。不过最终没能如愿，在1932年10月出版的鲁迅第七本杂文集《二心集》中，该文才得以面世。
但总体来看，1931年年初猝不及防的当局迫害，不仅为鲁迅此前一年投身其中的“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蒙上了血色，而且也遥隔28年的岁月长河，再次催醒了从旧文化和文言写作传统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旗手鲁迅精神深处的旧体诗情思。相较于借题赠日本友人之机所写的那几首诗含蓄隐喻和反讽为多的风采，最初只是暗夜遣怀、写给自己，后来才先题赠山本初枝，又题赠挚友许寿裳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无疑显得愈发沉郁顿挫、气派凝重。
“慈母泪”和“大王旗”的对举，凸现了家仇和国恨、私情与公愤的强烈共感。月下的缁衣，则远远地返照和呼应着《铸剑》中与天下弱者共仇、为一切含冤人复仇的“宴之敖者”浑身上下一片黑的形象。那个决绝复仇的人格或许将以前所未有的复数的形式，或许仍旧坚持他离弃一切庸众，也被一切庸众所离弃的单个形式，总之，自此在鲁迅的作品和思想中，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和更加突出起来。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鲁迅著译实践编年研究”(项目编号：17BZW148)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排版：心 清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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