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振武等丨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姝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预期相反，世界上许多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并未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出现了新一轮的下降，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育率跌破更替水平之后，保持了近30年的较低水平。图1展示了201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是基于“七普”分年龄人口数据回推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可以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30—1.89之间波动下降，其中，受生肖年偏好(龙年)、“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影响，总和生育率在2012年、2014年、2016—2017年出现小高峰；“全面两孩”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后，2018年开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尽管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1.3是叠加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生育抑制效应之后的结果，只是一个时期水平，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总和生育率将一直维持在这个低迷水平，但2017年之后生育率的变动也体现了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消失后的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确已经进入较低生育水平波动时期。
图1 201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七普数据中2020年分年龄人口数推算的总和生育率
对比世界其他一些生育率较低甚至极低的国家和地区(见图2)，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非常惊人，并且短短三年时间里总和生育率由2017年的1.88下降到2020年的1.3，如此剧烈且突然的变化是比较罕见的。
图2 1950—2020年各国总和生育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尽管欧洲各国的生育率也经历了从高到低的转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程度都比中国高。因此理论上来说，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这些国家才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却比这些发达国家还低，和日本接近，而日本的社会发达水平同样远高于中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近，甚至比它们更低呢？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如此突然而迅速的下降？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新时期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和宏观生育水平的变动趋势。
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转变开始时间较早，国外已有大量文献对生育率由高转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一些传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前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持续低生育率现象。欧洲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试图通过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迁对个人、家庭和次级社会群体产生的影响来阐释超低生育率现象产生的原因，为低生育率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之后，也不断有学者从家庭、婚姻、性别、文化、经济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生育转变的过程、特征、内在动因和转变机制，都具有特殊性，在生育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在西方国家不曾出现的新影响因素。
与此同时，尽管国内既往对生育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较多，但对于近几年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解释，很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仍将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城镇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作为主要因素来进行分析，并未意识到当前我国的宏观生育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因素虽仍在发挥作用，但作用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一些新且强有力的因素开始涌现，并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这些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快速变化的同时，相互之间产生剧烈的冲突、矛盾或叠加效应，更加剧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现有研究即使关注到了一些新因素，但往往只对单一因素进行分析，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某些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机制，却无法建立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导致对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整体上呈碎片化、零散化和片面化。
目前，中国新时期生育率低的直接影响因素主要为各种人口学因素，例如，年轻人群的婚育推迟效应、一孩总和生育率降低等。但各种调查反映的居民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不尽如人意，这意味着人口学因素之外的间接影响因素也在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宏观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容小觑。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生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住房制度的改革，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家庭养育负担的加重，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城镇化的大力推进，社会流动的日趋频繁，文化观念的快速变迁无一不对中国的生育率变动产生影响。
(一) 经济因素
1． 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
根据莱宾斯坦、贝克尔等人的经典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孩子的效用却在降低，家庭会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因此对孩子的需求下降，其生育率也随之降低。我国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正是印证了这一理论。然而，仅关注收入水平的提高已无法解释我国生育率长期维持低位的现状以及短期内快速下滑的现象。
世纪之交，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从2001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千美元至2019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经历了18年，而美国人均GDP从1千美元上升至1万美元花费了36年，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则用了15年。2000年以来，全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自2000年的857.37元上升至2020年的4688.86元，上涨了5倍多，增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已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如此高速的收入增长所产生的生育抑制作用尤为剧烈。因此，尽管中国居民收入略超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快速”的收入增长比“正常速度”的收入增长更快地推动了生育率达到、甚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点也能由日本经济起飞后随之而来的生育率急速下降且长期低迷现象得到印证，类似的情况同样还发生在韩国。与欧美国家伴随工业化进程缓步发生的生育转变不同，东亚奇迹的缔造者们在快速的收入变化过程中迅速转变了生育模式并降低了生育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在80后、90后新生代父母中，消费主义盛行。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快速提高(如图3所示)，恩格尔系数稳定在0.3左右，家庭消费结构已达到富裕阶段，消费模式由生活基本消费转变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新生代父母花在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上的金钱正在增加，对旅游、文化、休闲、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在增加，对闲暇的需求也在增加，愿意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在减少，对于孩子的需求自然下降。
图3 2013－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2． 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占家庭支出比重极大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会精心计算和考虑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理性人如果能从替代孩子的其他方法中获得更大的效用则会放弃生育孩子。在当代中国，孩子的直接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是住房成本和生育养育成本；孩子的效用大多体现在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及期望等方面，而这些效用往往可以通过生育一个孩子获得。很多家庭生育二孩的理由已经不是孩子能给家庭带来经济收益，而是生育二孩能给现有的孩子一个“伴侣”，或是满足父母儿女双全的愿望。随着胎次的升高，孩子的效用会大幅度降低。因此，当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在家庭支出中占据较大比例时，家庭并不愿意多生孩子。
(1)住房成本飙升，年轻人经济负担过重
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9)报告指出，当其他影响生育的条件相同时，那些获得住房比较困难地区的父母往往会推迟生育或减少生育：在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南欧，基于房价高企、租房成本高、借贷不易等因素，年轻人获得住房比较困难，生育意愿受到抑制，生育率通常较低；而在北欧、西欧一些国家，租房被普遍接受，这些国家的生育率略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安居乐业，住房被看作是组建家庭并且生儿育女的基本条件。相较于很多发达国家，当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租房不能完全享有购房所带来的相应权利，居民对租房的接受度不高，购买住房仍是大多数人成家立业的首选。高昂的购房成本会导致部分年轻人经济负担过重，挤出对其他消费品(包括孩子)的消费，降低对孩子的需求，进而选择晚婚晚育、不敢生育或少生孩子。
1998年实行新房改政策以来，我国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8年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1854元/平方米，2020年为9980元/平方米，二十余年房价翻了五倍多。这还只是平均水平，众多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房价涨幅更为惊人。在当前环境下，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水平普遍较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有所提升，但居民整体的购房能力不足，购房负担较重。
对于处在生育高峰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需要应对购房首付和贷款的冲击。刚毕业的年轻人普遍无法负担购房成本。如果没有父辈的支持，攒够首付都需要花上数年时间，由此他们通常会推迟婚育行为，等具备一定经济基础后再考虑婚育。而即使有父辈的支持，大部分年轻人还需要自行偿付住房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公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受调查家庭中，房贷为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居民家庭负债集中于中青年和高学历家庭，户主年龄为26～35岁的家庭负债参与率最高，为73.1%。居民住房贷款通常需要经历15—30年的偿还周期，几乎覆盖了家庭的整个育龄期，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能够支出的养育孩子的费用被大大压缩，多数家庭会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此外，有研究表明，当前年轻人购买的商品房平均面积在减小，如果要多生育孩子，很可能需要换更大的房子，这无疑又增加了生育多孩的成本。尤其是对于已有一孩的家庭来说，增加孩子数量意味着需要更大空间的住房来满足日常居住需求，房价上涨意味着需要偿还更多住房贷款。由此家庭承担生育成本的支付能力下降，家庭更不会做出多生孩子的生育决策。
翟振武 著 《从人口变迁看民生发展》
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2)生育养育成本不断攀升，教育成本突出
随着优生优育、科学育儿观念的推广，家庭生育养育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较过去大幅提高，涵盖了从怀孕到将孩子抚育成人的全过程。很多家庭从备孕起就开始进行各种消费，至孩子成年，在衣食住行、照看、教育和医疗等项目上的花费远高于过去的年代。其中，在教育上的花费尤其惊人。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有条件的家庭几乎都会对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早期教育，或者去早教机构，或者在家中进行。早教机构普遍收费较高，在家中进行费用相对较少，但需要有足够的人力支持，且需要购买大量图书、影音资料、教具，这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孩子上幼儿园后，养育的经济压力体现得更明显，在学前教育阶段，由于公办教育供给不足，而民办教育普遍收费偏高，动辄一年几万元的保育费给家长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些收入较高家庭为孩子选择的蒙氏幼儿园、国际幼儿园的学费更是高的惊人。与此同时，学前教育阶段开始参加各种兴趣班、素养课也屡见不鲜，且价格不菲。
义务教育阶段起，出于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以及中考录取率50%的现实，家长在孩子小学和初中阶段便不断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希望孩子能入读高中而非中职院校。而对入读高中的孩子，父母所抱期望也基本都是要考上大学，因而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投入。小学至高中，除校内教育支出，学区房、择校费、补习班已然成为最大的教育支出。在中国，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父母常愿意花“天价”购买“老破小”学区房，无论哪个地区，优质学区房都存在高额溢价的现象，这样的高额溢价正是对优质教育资源激烈争夺的结果。而对于无法获取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的家庭，父母往往要花费数倍于公办学校费用的择校费让孩子入读民办学校。除校内教育之外，中国孩子普遍参与校外教育，这一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更为明显。《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分别有38%和21%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加过校外补习和兴趣班。有研究表明，瑞典、法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0～24岁子女的教育经费占个人财富的比重仅约5%左右，美国为20%以下，日本未超过30%，但中国家庭却将过半的资源投入子女养育与教育，加之孩子教育过程中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令家长们筋疲力尽。
除了上述成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养育成本中还增加了旅游、玩具、乐器、运动器械等文化娱乐支出，医疗成本也是家庭的经济负担之一。这些还仅是育儿成本，不包括孩子成年后，父母筹备的买房、买车、彩礼钱。尽管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育养育成本差别较大，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网络语境里，很多家长戏称孩子为“碎钞机”“吞金兽”，皆源于此。
3． 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
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表明，当代社会具有高度风险性，生育的成本和收益是指向未来的，人们并不确定未来的成本和收益将会如何变化，为了规避生育孩子可能带来的风险，人们倾向于减少生育。
美国也曾出现过人口剧烈波动的情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和婴儿荒现象。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认为当劳动力市场中年轻劳动力短缺时，失业率低、工资水平高，生育率则比较高。相反，当劳动力市场情况恶化时，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劳动需求减少，工资下降，失业人口增加，青年人推迟结婚，延长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时间，同时推迟生育时间和延长生育间隔。
2000年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对外开放力度更大，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产业迭代升级速度加快，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更易受外部环境的冲击，金融风险增大，市场震荡更加剧烈，不断受到诸如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如图4所示，2000年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虽然相对稳定，但失业人员规模较大，且有增加趋势。
图4 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21》
在结构性失业问题中，青年失业问题是一个重点。青年失业率要高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其中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更是突出。1999年，中国开始高校扩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当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84.76万人，2021年高校毕业生总规模高达909万人，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二十几年时间里，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了十二倍。与之相对的，自21世纪初，我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问题开始显现，此后，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大量毕业生还未就业就已失业，受国际疫情影响，近几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指出，2022年全国需要就业的城镇新增劳动力约为16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为1076万人，占比67.25%，而这个群体又是生育主体，所以他们的生育意愿对未来生育走势影响很大。通常来说，这部分人群会在经历读书—求职—就业的过程之后再考虑婚育问题，初婚初育年龄都较迟。按照正常本科毕业生的年龄来看，大多数人25岁之后才会开始考虑结婚，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婚育年龄则会更晚。此外，大量毕业生在最初就业的几年时间里，会面临就业后工作不稳定，收入或环境等不达预期的境况，更是会降低生育意愿。原本就不高的生育意愿叠加近几年经济下行、消费疲弱、出口萎缩、输入通胀、疫情等风险，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婚姻、减少生育，以此来降低家庭负担，提高家庭抗压能力。
(二) 社会因素
1． 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
性别均衡理论认为不同社会部门的性别失衡造成了当今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陈佳鞠借助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分析得出性别平等领域的“文化堕距”，即“性别平等困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生育转变阶段不同国家的生育水平差异。女性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下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性别平等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剧烈的家庭—工作冲突，成为阻碍家庭生育的又一重要因素。
(1)女性追求个体价值
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传统婚育观念受到冲击，女性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使更多女性开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现代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增强。而女性工作机会、收入的大幅提高，现代避孕技术的进步和使用，男性生育态度及祖辈观念的变化，更是大大提高了女性生育自主选择权。女性出于自我价值实现和自身职业规划的需要并不愿意过多生育。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比为63.89%。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过去的20年里，城镇化率几乎翻了一倍，年均增速快于大部分处于同一阶段的国家，城镇化水平迅速达到较高水平。而城镇化也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短时间内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增加，引发了极为迅速的观念改变，传统生育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同时，城市环境下的激烈就业竞争和养育子女的高成本使生育的机会成本、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强烈抑制多生意愿。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密度很大，相比于美国的36.2人/平方公里，中国人口密度为148.35人/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则更为密集，居民的就业、生活、居住等压力更大，城市化对生育的冲击更为明显。
同时，城镇化、对外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样化的就业形式，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传统部门与新兴部门之间的流动不断扩大。“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其中，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是“乡—城”流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这部分人群往往因工作状态、生活环境的不稳定，选择减少生育。大规模的乡—城流动还带来了农村传统婚育习俗的转变和农村女性生育自主权的提升。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大幅增加，大量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入江浙粤等地的工厂，一方面增加了收入，一方面也接触了更现代化的婚育观念，而这部分女性以前属于高生育率人群。在经济地位上升后，她们更具有生育自主权，基于育儿质量的偏好和成本的考虑往往会减少生育，从而产生显著的生育抑制效应。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使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市场劳动，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然而，进入21世纪后，抑制女性生育意愿的已不仅是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还包括受高等教育女性规模的不断扩大。2011年起，我国高校在校女生人数占比已超过50%，并保持增加趋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性别平等、自我实现的需求更为强烈，对自身事业的规划也更明晰，不会仅把生儿育女当成人生的追求。不仅仅是女性生育观念在改变，很多男性的性别观念和生育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甚至由于男孩偏好的降低以及隔代抚育的艰难，大多数祖辈的生育观念也有明显改变，不再强求子女多生育。因此，很多家庭的生育选择权回归于女性，家庭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翟振武 著 《中国老龄社会的数据、事实与分析》
科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2)性别平等困境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我国育龄妇女当前的实际总和生育率要低于理想子女数，产生了生育赤字，女性无法达到自己理想的生育数量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于家庭和工作层面性别不平等的客观现实。
尽管中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女性在家庭中性别角色固化，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秩序下，主要都是由母亲承担无薪的家务劳动和育儿过程中的照护与陪伴，“丧偶式育儿”现象屡见不鲜。这一情况在很多西方国家已经得到改善，例如，在德国，父亲育儿的参与度很高，认为陪伴孩子是很重要的事。在户外，经常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德国“奶爸”，与中国常见的祖父母或妈妈“遛娃”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由图5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仍处于高位，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在下降，而同一时期，世界很多地区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在上升的。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为了照料孩子而减少了劳动供给。特别是在孩子幼年时期需要大量高质量的照护工作，这使得许多女性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二者之间产生剧烈冲突。
图5 部分经济体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最近十几年，这种冲突表现得越发明显。在市场化的浪潮中，职场竞争加剧，很多企业会出现“996”的工作形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然而，大部分企业却无法为有育儿需求的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提供相应的育儿保障。育儿假、哺乳假、陪产假等大多形同虚设，女性休产假时面临收入降低、职业中断的可能，企业也无法提供育儿场所或灵活的育儿时间，甚至很多企业会规定女性员工入职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主动生育。而与之相对的是沉重的育儿负担。例如，3岁以下的孩子需要全天候陪伴，入园入托后的孩子需要接送，老师布置的很多任务需要家长花时间配合等等。父母一面忙于工作，一面花费大量时间育儿，往往不堪重负。育儿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使得部分职业女性不敢多生育，甚至不敢生育。绝大多数职业女性无法独立抚育年幼子女，因此大部分有年幼子女的家庭都会请祖辈或者保姆帮忙照料，甚至出现“老漂族”这样的群体。即使这样，面对越来越精细的子女照料工作，大部分家庭由于时间和精力的缺乏，很难承担照料多个子女的压力，更何况没有祖辈支持的家庭。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由祖辈进行隔代照料的情况并不多见，一些育儿保障政策较完善的国家，如瑞典，允许生育后返回职场的母亲选择弹性工作时间，或以兼职的方式从事之前的全职工作，并提供高质量高普及率的托育服务，为女性育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通过夫妻共享产假或育儿假的方式杜绝职场中对女性的歧视。而中国目前为家庭提供的育儿保障还远远不够。
总体而言，在当前生育支持配套措施尚不完善、儿童托育服务可及性不足、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情境下，由于中国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以及传统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模式，女性的劳动参与与育儿负担之间发生了剧烈冲突，很多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事业，只能选择推迟生育、减少生育甚至放弃生育。可以说，这是大多数女性比较愿意采用的、成本较低的化解角色冲突的手段，是为了应对性别平等困境的无奈选择。
2．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养老的开展弥补了家庭养儿防老功能弱化的不足，使生育这样的家庭行为不再直接和家庭养老收益挂钩。生育供给的属性逐渐从“私人品”向“公共品”转变，以前的“养儿防老”的观念被彻底打破，人们对孩子的依赖程度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受到抑制。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2009年与2011年先后启动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于2014年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日益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计算可知，202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已达70.7%，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更是高达96.4%。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目前我国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但绝大多数新生代父母已经不把“养儿防老”当作生育孩子的动机，现代意义的“情感慰藉”“增加家庭乐趣”“增强夫妻情感”等多元化的生育动机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孩生育态度及政策需求调研”数据结果显示，80.2%的被访者不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生养孩子的收获排在前三位的是陪伴孩子健康成长(78.9%)、促进家庭美满(57.7%)和促进自我完善(44.2%)。这与过去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20年前的《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中，有35%的被访者选择生育目的为“传宗接代”，22.4%是为了满足经济需要，其余则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认为生育是义务和责任等。可见，现代父母并不打算依靠孩子提供养老保障，对孩子的依赖在迅速消失。而另一个客观现实是，由于大量核心家庭的出现和人口迁移流动引起代际居住分离，子女作为父母老年生活保障来源的实际功效也在降低，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将逐渐被社会化的公共养老体制所代替。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必然会更加完善，如果想要提高家庭生育意愿，还需要从加强生育支持政策入手。
然而，与养老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相对的，是我国托育服务供给的匮乏和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西方高福利国家托育服务体系相对比较完善，高度重视学前教育投入，2005年以来，OECD国家学前教育公共投入经费占GDP的比例均值在0.5%以上，2015年上升到0.69%。此外，部分国家还会提供一定金额的儿童津贴。而我国目前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主要采用“父母为主，祖辈为辅”的家庭养育模式，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公立或普惠性质的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供需失衡现象明显。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虽然在逐年提升，但至2015年仅为0.17%，2019年约为0.2%，与OECD国家相比，差距仍较大。由于我国从限制性生育政策转变为生育支持政策的时间不长，很多家庭政策的制定都还处在探索阶段。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沉重的育儿负担全部由家庭承担，家庭生育动力普遍不足。
(三) 文化因素
文化扩散理论认为生育模式并非完全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当新的生育观念以及相关行为被一些人采纳后，会传播扩散到其他国家、地区或阶层，并会开始影响其它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
1． 低生育文化形成，新媒体加速新婚育观念传播
20世纪60年代，欧洲社会发生了“无声的革命”，福利国家的建立、世俗化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使人们的价值观转变，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重新建构，生育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在不断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婚育观。
2015年我国的因特网使用人口占比已过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恰巧与我国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相重合，人们婚育观念的变迁恰好发生在我国新媒体时代到来之际。尤其在近几年，智能手机普及率迅速提升、自媒体兴起并井喷式增长，文化、思想、信息的传递模式发生巨大变革，扁平化、便捷化、碎片化的传播模式使文化传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都要广泛。即使在很多偏远的山村，互联网也已基本普及，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智能手机。新媒体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对社会整体生育文化的传播和改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然而，新媒体因其准入门槛低，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且对情绪的传播具有偏向性与趋同性，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负面情绪更容易得到传播与扩散。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往往是诸如生育对母亲的伤害、育儿成本高、育儿过程艰辛、如何“鸡娃”、婚姻中的矛盾冲突等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恐慌情绪的内容，导致大批年轻人产生恐婚恐育的心理。而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和行为，如同居、离婚、单身主义、终身不婚、丁克、同性恋等，已经变得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这类婚育观念的传播，短期内就可对生育率产生明显冲击。
2． “育儿焦虑”现象突出
由于目前中国家庭孩子数量普遍减少，家庭向孩子倾斜资源的同时，对孩子的关注增加，期望值也在不断上升，孩子处于家庭中的绝对中心位置。同时，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发展使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逐渐形成，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增加，使父母产生对风险的担忧。进入21世纪后，众多妈妈们开始重视“科学育儿”，对孩子健康、安全、养育、教育等方面的焦虑更是越来越明显。
我国的教育焦虑现象非常突出，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群体性焦虑。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子女教育。当代社会，受教育成功学、考试选拔制度、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父母为了不使孩子在未来进入社会竞争时失利，更是不敢放松对子女的教育。相对而言，尽管西方国家也不乏重视教育的精英家庭，私立学校的压力和成本也确实较高，但普通民众对于教育的焦虑远不如中国父母，他们更看重孩子的兴趣、素质培养，上大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职业教育体系成熟的国家如德国，父母并不会因为子女未来就读职业院校，成为技术工人而烦恼。在中国，很多家庭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而大幅提升支出，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生育孩子与高昂的成本、紧张焦虑的竞争和丧失其他生活追求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家庭对生育孩子的“恐惧”感，同时这种焦虑情绪蔓延，让准备生育孩子的家庭也望而却步。
3． 婚姻家庭观念转变
世界范围内，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使传统家庭的功能被进一步瓦解，婚姻家庭观念及模式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世界范围内初婚年龄都在不断推迟。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初婚推迟现象尤为显著，终身不婚现象在北欧社会越来越流行。同时，生育与婚姻割裂，有超过一半的生育是在婚外发生的。此外，婚姻不再是长期稳定的家庭形式，离婚变得越来越普遍，美国有约半数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同居率的上升则更为显著，同居作为一种过渡的家庭形式，开始替代传统婚姻，婚姻制度受到巨大冲击。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婚姻家庭观念受西方文化输入、家庭经济功能弱化、女性自我实现等因素影响，也在发生着改变，出现了婚姻推迟、同居和离婚率提高、不婚比例增加等现象。受传统家庭功能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养育子女依然是我国家庭的核心内容，婚外生育情况仍较为少见，但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婚育。而在物质、精神生活逐步丰富的当下，婚姻之外的吸引力逐步提高，婚姻的可替代性也在增加，对于成长于信息时代的“90后”“00后”婚育新主体，个体主义和自我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婚姻只是人生中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同居代替结婚、不婚等新生活方式开始兴起。而这些转变都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
2000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生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传统因素虽仍在起作用，但许多新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因素开始凸显并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增加、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都是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有力解释。而在这些宏观因素的叠加作用、人口学因素的推动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生育率更是在近几年大幅下滑。
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这样才能真正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难，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基于上述影响生育率的新因素的出现和形成，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帮助家庭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首先，从多个维度减轻有孩和多孩家庭的经济压力。继续在就业、税收、医疗、家庭消费等直接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领域制定有利于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的政策。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障生育养育期女性的经济收入，制定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儿童津贴制度。给予参与隔代照料的老人一定补贴。其次，推动住房制度改革，缓解育龄人口过重的购房租房负担。在住房购买、贷款、租赁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向首次置业的年轻群体及二孩和多孩家庭倾斜，大力推进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和房屋租赁市场的发展，积极落实“租购同权”，切实保障承租家庭与自有住房家庭同等地享有子女就近入学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增强社会大众对租赁型住房的认可度。再次，政府应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加大对婴幼儿和早期教育的财政投入。义务教育阶段，应合理布局公办学校，均衡教育资源，提高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高等教育阶段，应大力建设应用技术型本科和职业院校，培养行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2．制定并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第一，政府、企业和个体应共同参与，创造性别平等环境，消除女性在工作单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要求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缓解女性“家庭—工作”冲突。例如，督促落实私营企业女职工产假制度和各项权益，积极落实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及允许居家办公；公共企事业单位、政府组织和部门、公共组织等增加女性员工招聘比例；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加强对男女平等和父职参与的宣传等。第二，保障各类人群的生育相关权益。现有休假政策、照护服务、就业保护政策等都是建立在规范用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应实施相应的生育配套措施，使流动人口、自由择业者等群体具有良好的生育环境。第三，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建立多层次多供给主体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3．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第一，积极应对教育竞争，有效缓解教育焦虑。通过宣传倡导，合理引导塑造社会文化，摒除全社会对教育过度重视和追求的风气，减轻家庭的教育压力。同时，应继续坚持落实“双减”政策，使学科内教育回归学校，减轻家长辅导孩子功课的负担，降低家长为孩子报送校外辅导的经济、时间成本。此外，还应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通过政策引导使整个社会重视技能人才，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形成崇尚技能的社会风气。第二，加快家庭婚育文化建设，学校和社区层面应做好婚育的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年轻人婚育观念从重视自我向重视家庭转变。第三，政府通过运营自媒体、公众号等对婚恋、育儿等话题进行合理引导和讨论，全面营造婚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减轻年轻人的婚育焦虑和心理压力。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VXK07）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排版：张鑫瑞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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