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小道亦有可观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游戏观
作者简介
何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以孔子和朱熹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对游戏持一种相当节制的态度。然而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游戏活动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一部分士大夫对游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不仅亲身参与游戏，而且积极进行游戏的编创。在这些士大夫看来，游戏不只具有“玩物丧志”的一面，还承载了若干积极的社会功能。游戏可以使人放松身心，怡情悦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实现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编制和书写游戏也是士大夫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寄托思想与情感的一个精神世界。毋庸讳言，古代游戏中也存在与赌博、色情相联系的糟粕因素，历代文人中一直存在着限制和反对游戏的声音，这是古代士大夫与游戏关系的另一面。在当今的游戏时代，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健康有益的游戏文化，或许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游戏的时代。这样说或许并不夸张，在电子产品泛滥的今天，孩子们伴随着触屏游戏成长，年轻人痴迷于网游，在二次元世界中寻找梦想。其实从古至今，人类从未离开游戏。从简单的击壤、投壶，到复杂的博戏、棋类，游戏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人们如何看待游戏？游戏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居于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有着怎样的游戏观？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对于我们面对当今各种与游戏有关的社会问题，或许也能够带来有益的启示。
中国自古就有“玩物丧志”的训诫，“业精于勤荒于嬉”被广大读书人奉为座右铭。然而另一方面，参与甚至热衷游戏的士人绝不在少数，这反映了古代士人与游戏关系的复杂面向。本文试围绕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游戏观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儒家的游戏观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周书·旅獒》中召公劝诫周武王的一句话：“玩物丧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儒家，但《尚书》作为后世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其思想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对游戏的态度与《尚书》中的这句话是一脉相承的。《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不可以的，至少还可以进行博戏、棋类等游戏。朱熹引李郁注云：“圣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无所用心之不可尔。”认为游戏是人无所事事时的最后一种选择。孔子本人由于“少而贱”而“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对游戏当是有所接触的。孔子又有“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主张，朱熹解释“游”为“玩物适情之谓”，其中明显带有游戏的成分。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问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的志向，赞赏曾皙的洒脱随性，可知孔子骨子里并不排斥游乐。《孔子家语·观乡射》里还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说法，但孔子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又说“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也”。综合上述记载，我们可以认为孔子对于游戏不全然反对，但也并不鼓励。《论语·子张》记载孔子门人子夏的话，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认为，这里的“小道”是指“农圃医卜之属”，就是相对于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士大夫来说一些比较卑贱的职业。朱熹又引杨时注：“百家众技，犹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可见“小道”还包括“百家众技”，其中应该也包括杂耍游戏。相比孔子，子夏对游戏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其中“必有可观者”，即杨氏所谓“皆有所明”，但子夏告诫如果过于沉溺其中，则会妨害正事，因此君子要远离游戏。孟子也不主张游戏。《孟子·离娄下》里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其中第二种不孝是“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齐宣王问匡倩：“儒者博乎？”匡倩回答：“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从总体上看，先秦儒者对游戏的基本倾向是否定的。
何朝晖 著 ：《明代县政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西汉昭帝时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其中贤良文学一方代表了儒家的立场。在辩论中贤良文学抨击了在招待外交使节中表演“角抵诸戏”的做法，表明儒家远离游戏的态度。三国时韦昭作《博弈论》，认为博弈“废事弃业”，“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篇》，认为即便是围棋这样的雅戏也“令人耽愦，废丧实多，不可常也”。唐宋时反对游戏的声音仍不绝于耳。皮日休作《原弈》，认为弈棋“有害、诈、争、伪之道”。梅尧臣作《象戏》诗，讽刺下棋的士大夫和玩龟背戏的宫女没什么区别：“今闻儒者饱无事，亦学妇人闲斗明。”南宋大儒朱熹对游戏的态度在前引《四书章句集注》中已有所反映，其中所引前人注释实际上传达了朱熹本人的立场。朱熹看到洪遵写《谱双》一书，作了一首诗加以嘲讽：“只恐分阴闲过了，更教人诮牧猪奴。”在《增损吕氏乡约》中朱熹提出5种“不修之过”，其中有一过是“游戏怠惰”，可见朱熹对于游戏的态度是非常保守的。
从孔子到朱熹，不断有儒者对游戏加以限制、否定和抨击，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士人对游戏的态度。一部分士人对游戏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甚至可以说是热衷。西汉时杜陵有一位杜夫子善于弈棋，有人批评他下棋浪费时间，他答道：“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在这位杜夫子看来，游戏不仅无碍于儒门“圣教”，而且还有所裨益，因为两者的“理”是相通的。东汉经学家马融作过《围棋赋》《樗蒲赋》，可见他对游戏的喜爱。《樗蒲赋》中说：“昔有玄通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此樗蒲。伯阳(按指老子)入戎，以斯消忧。”在马融看来，像樗蒲这样的博戏与“道德”并不矛盾，老子这样修养极高的人也乐此不疲。魏晋时掀起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的潮流，“越名教而任自然”，注重生活情趣，文人对游戏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开始出现一批关于游戏的专门著作。三国时魏国的邯郸淳著有《艺经》一书，其中包含了弹棋、投壶、夹食、簸子、掷砖等各种游戏，大约是已知最早的游戏专著。邯郸淳在《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略》中有传，博学多才，为曹操所重，魏文帝时任博士、给事中。他还写有《投壶赋》一文。南朝齐梁间阮孝绪的《七录》专门在“术伎录”下设有“杂艺部”，这是目录学史上首次为游艺类书籍设立专门部类，表明这类著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数量。《七录》“杂艺部”下著录有十几种书，涉及马槊、骑马、射箭、围棋、博戏、投壶、击壤等游戏。这里的“杂艺”并不单指游戏，也包括其他技艺。其中的马槊、骑马、射箭属于武艺，不能算作游戏，但这类书只有寥寥几部，大部分著录的还是游戏类书籍。由于《七录》已亡佚，不少书的作者已不可考，但从可考的几部书来看，都是当时的文人、官员。如《投壶经》《投壶变》的作者虞潭官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书》有传。《围碁势》的作者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的舍人马朗。作《术艺略序》的南朝宋孙畅之是位学者，又撰有《毛诗引辩》《述画记》，有奉朝请的头衔。《碁品》的作者褚思庄官南齐给事中。《天监碁品》的作者柳恽官居侍中、吴兴太守，《梁书》有传。《围碁势》的作者徐泓官梁湘东太守。《隋书·经籍志》将游戏类图书附于子部兵家类之末，在目录学上是一个倒退，但补充了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游戏著述的更多资料，尤其是对帝王宗室参与撰述游戏著作的记载。如梁东宫撰有《太一博法》，梁武帝撰《围碁品》《碁法》，北周武帝撰《象经》。帝王宗室和文人士大夫的广泛参与，使得游戏登入了大雅之堂。
[英]戴维 •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 •麦克利里 著
何朝晖 译 ：《书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在文人眼中，围棋、象棋属于比较高雅的娱乐活动，棋与琴、书、画共同构成所谓“雅人四好”。对于其他游戏的态度更能真切地反映文人士大夫的游戏观，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汉代以来流行一种弹棋游戏，宫廷皇族、官僚文人皆热衷此道。据葛洪《西京杂记》记载，弹棋就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发明的。唐代弹棋极为盛行，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贺、韦应物等均撰有关于弹棋的诗文。韩愈是唐代士大夫热衷游戏的一个典型。韩愈力辟佛老，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曾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但同时又是个博戏爱好者。张籍在给他的信里批评他：“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以为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窃实不识其然。”可见韩愈沉耽博戏之深。韩愈《答张籍书》承认了这件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 韩愈自己还把博戏写入了传世名作《画记》之中：“贞元甲戌年，余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韩愈因弹棋获胜赢得了该画，可见这种游戏具有赌博性质。
到了宋代，司马光、刘攽、洪遵等著名学者以及才女李清照，对游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司马光认为对于君子来说，游戏是必要的身心调节手段：“君子学道从政，勤劳罢倦，必从容宴息，以养志神游，故可久也。荡而无度，将以自败。故圣人制礼，以为之节，因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且寓其教焉。”游戏不仅能够休养身心，还能够增进友谊，并寓教于乐。司马光亲身实践他的理念，积极对游戏进行改造，创造了新的玩法。司马光对传统的投壶游戏加以丰富完善，著成《投壶新格》；对象棋加以扩展改造，制成七国象棋。刘攽对唐代以来盛行的彩选游戏(即后世“升官图”)加以深化充实，撰成《汉官仪》一书，使这种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游戏具有了浓厚的文人化色彩。洪皓、洪遵父子皆娴于游戏之道，尤其是博戏这一被许多文人轻贱的游戏。洪遵为博戏正名说：“大抵人之从事百役，劳惫湫底，不可以久，必务游息，以澄神渫气，故取诸博。”洪遵还撰写了一部关于双陆的著作《谱双》。李清照认为包括游戏在内的各种技艺“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掷豆起蝇、巾角拂棊，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她自己“性善博”，“耽之昼夜，每忘食事”，对各种游戏样样精通，如数家珍，“难遇勍敌”。李清照取当时打马游戏中的一种“依经马”，让人绘图，自己写上说明文字，著成《打马图经》。
明清时期，在一部分张扬个性、追求思想解放的文人那里，从事甚至耽于游戏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而恰恰是他们彰显自我的一部分。唐寅在科场受挫后，纵情诗酒，他为游戏正名说：“昔朱仲晦(按指朱熹)讥贱其废日，余谓儒者焉往而不学，苟存心于一艺，推其术以应世。”在司马光、洪遵那里，游戏还只是士人消除疲劳的一种手段，而唐寅则认为游戏可以“推其术以应世”，和士人经国济世的抱负联系到了一起，这无疑进一步宣扬了游戏的积极价值。清初士人张潮，不就仕宦，著书、刻书自娱，曾搜集游戏图书数种，在所编的《昭代丛书》《檀几丛书》中刊行。他批评那些排斥游戏的人为腐儒：“吾侪于应事接物之余，偶为游戏以相娱乐，当亦圣贤之所不禁也。最厌迂腐者流，于世间一切戏具，皆深恶而痛绝之，至考其所行，恐亦未必皆合于矩矱，多见其不知量耳。”这种对于游戏旗帜鲜明的肯定，与先秦儒者对游戏的态度显然已大相径庭。
游戏固然可是使人“玩物丧志”，但也具有“寓教于乐”的社会功能，这是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支持乃至热衷游戏的原因。士人通过游戏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普及历史、文学等各种知识，使游戏从可有可无之事化身为承载经世济民使命的工具，虽卑为“小道”却与“大道”相通。与此同时，士大夫通过在游戏中融入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感悟，塑造了带有强烈的士大夫身份烙印的游戏。游戏成为士大夫彰显社会身份，书写自我的一种载体和方式。
1.游戏与教化
最能反映游戏教化功能的是投壶。郑玄说：“投壶，射之细也。”投壶是古代射礼的缩影，既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儒家的礼仪，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仪式，对此《礼记·投壶》篇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通过这套近乎繁琐的礼仪，投壶使参与者在游戏中体验到礼的重要性，游戏规则也体现了儒家的处世哲学和道德追求。司马光说：“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波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明人王彙征在《壶谱》一书中对此有更为全面的总结：
夫临壶握矢，揖逊相投，让斯形焉；心平体直，审固爰发，敬斯昭焉；疑畏不存，疏慢是警，义斯寓焉；随几达变，得心应手，哲斯见焉；偏陂则乖，顺逆适节，中斯著焉；胜负既分，酬酢必举，得之不骄，失之不慑，斯又谓之和焉。总是众善，而广大悉备。兹艺也，寔不专于艺者矣。用是以聚乐，则德性熏陶，情意浃洽，心因之以约于中，又岂可以艺而轻之邪？
棋类的教化意义仅次于投壶。在传说中棋类最初产生就是用于教化的目的。据说帝尧的儿子丹朱很荒唐，尧“为制弈棋以闲其情”。随着儒家思想的普及和定于一尊，士大夫有意识地在棋类中注入了教化的元素。首先，棋局和棋艺被赋予了儒家的世界观和伦理观。东汉班固作《弈旨》，阐发潜藏于弈棋中的儒家思想：“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星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边韶的《塞赋》，也将塞戏与周易、阴阳、律吕，以及正直、刚健、仁义、王霸等儒家学说相联系。北宋潘慎修作《棋说》，认为具备儒家的“五常”方可言棋道：“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更有帝王、士大夫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植入游戏的设计中，使之更为直观、更容易被游戏者体察和理解。北魏侍中游肇鉴于游戏多争胜杀伐，不符合儒家理念，专门创制了一种“儒棋”，这种棋“谦退为尚”，“让而后胜”，以智、礼、仁、义、信、谦、善、敬、德、忠、顺为棋子，“通生为务，不存塞杀”，玩家行棋时相互谦让，不得相杀。儒棋由于说教性太强，削弱了其娱乐性，没有流传开来。北周武帝宇文邕制象戏，为象棋的前身，其具体形制已不可考，今存王褒《象经序》，云从棋中可观天文、地理、阴阳、时令、算数、律吕、八卦、忠孝、君臣、文武、礼仪、德行，简直可以算是游戏中的儒学百科了。北宋时司马光制七国象棋，“尊王室而卑伯功”，周天子居于棋盘正中，七国互相攻伐，惟不得攻击周天子。周和七国棋子以颜色区分，周为黄色，象征着正统。司马光在棋盘和着法的设计中贯彻了传达儒家正统思想的意图。
投壶和弈棋都属于士大夫的“雅戏”。在弹棋、捶丸、蹴鞠等动作类游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教化理念的贯彻。南朝梁简文帝萧纲的《弹棋论》，把弹棋游戏上升到儒家道德修养的境界：“古人或言之礼乐，或比之仁让，或喻以修身，或齐诸道德，良有以也。”作于元代的《丸经》，给捶丸的规则与行为规范赋予了“崇古”“审时”“取友”“正仪”“善行”“宁志”“守中”“贵和”等伦理意义。如《取友章》云：“君子小人，其争也不同，朋也有异。君子之争，艺高而服众；小人之争，奇诈而谋利。是故会朋必以君子，而远小人也。”《贵和章》云：“君子无所争，和而不同。奴颜巧言，佞也；正虑随情，和也。和而不同，君子贵之。”关于蹴鞠，东汉李尤《鞠城铭》云：“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执机。”此铭把蹴鞠与阴阳、时令结合起来，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并将游戏中的公正不偏与现实中的治国理政相联系。明佚名撰《蹴鞠谱》，提出蹴鞠者要讲“仁、义、礼、智、信”。仁，指不可“盗学轻师”；义，指讲义气；礼，指对江湖上的毬友和前辈要以礼相待；智，指学艺时要踢于脚应于心，开动脑筋；信，是说与毬友交往要讲信用。又有“十紧要”、“十禁戒”的说法，告诫踢毬者待人须和气、诚恳、尊重、温良、谦让，不要赌博、轻薄、傲慢、诡诈、争斗。该书在蹴鞠规则与技巧之外，用了大量篇幅来宣扬儒家伦理，教化的意味十分浓厚。
牌戏中玩家为了增加刺激，喜欢加上筹码，即便像这样常常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也融入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相传为宋徽宗创制的宣和牌，便将儒家的世界观与各种牌式的命名巧妙地结合起来。如“天牌”为24点，象征二十四节气；“地牌”为4点，象征东西南北四方；“人牌”为16点，象征人之仁义礼智、恻隐羞恶等性情；“和牌”为8点，象征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他牌名，类皆合伦理庶物器用。”如将一些牌的组合命名为“三才”“五德”“天圆地方”“三纲五常”。从宣和牌演变而成的天九牌，则将牌按照正、杂分为华、夷两队，象征天下华夷秩序。这些细微之处，都反映了游戏设计者让玩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用意。明清时流行的纸牌游戏马吊牌，同样可以融入丰富的儒家思想与伦理观。清人“小隐山叟”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夫全牌之初涉太极，混也。次家之对剖两仪，判也。分授四家，四象生也。人得八页，八卦定也。乃其盈虚消长之机，捷如影响，则复剥复，否泰之大运也。抑有进焉。斗之为道，捉灭有序，庆罚有秩者，礼也。分帜立坛，同心共击者，义也。罚不重科，窘则听散，仁也。制胜取巧，妙虑入微，畔正悖伦，诛无旁假，智且信也。具此邃妙，则固贤于博弈，雅于呼卢，为韵士逸人选胜合欢之一助。
2.游戏与知识
寓教于乐，除了通过游戏进行道德灌输和伦理熏陶之外，也包括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在游戏中融入各种知识，可以使参与者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快乐地学习。在明代才子唐寅看来，人们从各种游戏中获得的知识是文、武兼备的：“若以象棋观之，车有冲突之用，马有编列之势，士有护内之功，卒有犯前之力，斯可以论兵矣。以双陆言，垓不可虚，门不可开，积则量轻重，迟则计缓速，敌不可纵，家不可失，斯可以论文矣。”
游戏与专门知识的关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汉书·艺文志》著录《手搏》六篇、《蹴鞠》二十五篇，归于兵书略之兵技巧类下，可知刘向把搏击、蹴鞠游戏与军事技能联系在一起。蹴鞠能够锻炼身体，使人身手敏捷，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斗中是十分重要的素质。至于角力、摔跤等游戏，与战争的关系就更为直接了，其技能可直接用于战斗。战争游戏转移到桌面上，就是棋类游戏。古人认为，棋类是习学、锻炼军事谋略的一种有效手段。东汉桓谭《新论》说：“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北宋张拟《棋经》说：“棋虽小道，实与兵合。”首先，弈棋可以让人们在和平的环境中对战争保持警惕。明人李廷相认为，棋类游戏中“阴寓夫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焉”。其次，它使得那些术智之士能够于承平之世纸上谈兵，一骋将才谋略，消磨其躁动机心，有助于社会安定。“盖命驾赌野，试观破虏雄才；掼甲对枰，漫衍平蛮妙算，抑亦少助缙绅谈兵者之机心也。”最后，可以在棋盘上直接模拟战争，以棋谱为兵书，训练将才。北宋刘仲甫是围棋国手，其所撰《棋诀》，全无具体招数，亦无棋谱，全书《布置》《侵袭》《用战》《取舍》四篇，皆论兵法。其序言中交代撰述宗旨：“棋者，意同于兵，故叙此四篇，粗合孙吴之法。”明代嘉靖间林应龙撰《适情录》是一部围棋谱，其卷次标目完全仿照兵书，分为正兵部、奇兵部、野战部、鏖战部、挑战部、守城部、伏兵部、游记部、解围部、背击部等20部，充分展现了弈棋与用兵之间的密切关系。
人们不仅能从棋类中学习兵法，还能学习历史。上文讲到司马光创制的七国象棋，其中除了传达儒家的正统观之外，也向行棋者传播了历史知识。七国象棋是根据战国的历史设计出来的，在棋盘布局上，周天子居于正中，秦国独据西边，其他六国每两国分享一边，楚、韩居南，魏、齐居东，燕、赵居北，基本符合当时各国的实际地理方位，也反映了秦国独大的实际力量对比。在行棋规则上，如参与者少于七人，则使用六国合纵或秦国与他国连横的玩法。如此既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也使游戏者有机会熟悉战国的历史。司马光设计出这样的游戏，当有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在其中。
自唐代起，民间开始流行一种类似于今日飞行棋或“大富翁”的“彩选”游戏，通过掷骰子获得的点数(“彩”)来决定棋子的前进后退，最先达到终点者获胜。玩家可扮演举子、神仙等多种角色，如果扮演士子模拟仕途升迁，则被称为“升官图”。升官图列出当时的各种官职，按品级高低排列，可以说是一种普及政治常识的游戏。北宋的刘攽把升官图游戏的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刘攽耽于史学，犹精汉史，著有《东汉刊误》，曾帮助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中的汉代部分。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是，刘攽还把对史学的热情倾注到了游戏之中，撰作了《汉官仪》一书。这部与汉代学者应劭的史学名著《汉官仪》同名的著作，全名应叫《汉官仪新选图》，是一部升官图游戏的说明书。书中并没有采用宋代当朝的官职名称，而是采用了汉代的职官制度。刘攽这样做的目的，当是欲借此熟悉汉代官制，但同时也给游戏的玩家提供了熟悉汉朝官制的机会。南宋人沈作喆说，该书“可以温故，使后生识汉家宪令，有益学者”。清代学者阮元也说：“此虽适情之作，而西京职官之制度大备，可以资读《汉书》者之参考。”虽为游戏之书，但刘攽著述态度十分严谨，他所设计的行棋规则皆于史有据，升黜次第皆依汉代人物实际经历，“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这种近乎把游戏当作学问来做的做法，无疑向读者传递了最为准确的历史知识。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该游戏过于学究气，不够简明通俗，因而流传不广。现存绍兴九年(1139)临安府官刻本，官刻游戏书十分少见，该书之所以能获得官府青睐，恐怕也是由于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大概因书名中“新选图”三字不雅，临安府刊刻时将其删去。士大夫参与升官图创作并不止于刘攽，明代倪元璐作有本朝升官图，清代王士祯作有三国升官图，后者显然也具有传播历史知识的动机。即使是社会上流行的通俗升官图游戏，对于人们学习和熟悉当时的官制也是有帮助的。正如清代升官图上的跋语云：“别正途异图之分，非游戏也。诚使稽官阶，识资格，展图了然，良有裨益。”
游戏中涉及的知识是广泛的，除了学者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是通过游戏向大众普及各种常识。《宣和牌谱》中用经史典故和地理名词给各种牌的组合命名，如“天圆地方”、“天地交泰”、“洪范九畴”、“楚汉争锋”、“桃园三结义”、“九溪十八洞”等等。既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使游戏的参与者得到知识与文化的熏陶，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明清时期各种酒令、博戏十分发达，举凡《四书》、《周易》、诗词、小说、戏曲、节令、动植物、医药等皆可嵌入游戏内容。这些游戏的大量出现和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对于各种知识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酒令中的雅令(文字令)名目繁多，不可胜数，在此仅举颇具特色的几例。酒令、博戏中多用到骰子，此前文人多在牌面、棋子上做文章，对骰子鲜少关注。清徐震《牡丹亭骰谱》别出心裁，将骰子的各种组合，从汤显祖《牡丹亭》中各摘二句对应，极增游戏的雅兴。明代著名文人汪道昆，热衷于酒令和叶子戏(纸牌)的创新，先后撰成《数钱叶谱》和《楚骚品》。《数钱叶谱》中叶子戏的每张牌除去一般酒令、牌戏都有的行令规则和赏注之外，还配上历史人物，并题赞语。如八万贯为吕不韦，赞曰：“阳翟贾，捐素封，啖艾豭，媵祖龙。”一文钱是杜甫，赞曰：“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些赞语以精炼的语言提炼了人物的生平特质，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也向游戏者普及了历史知识。后来画家陈洪绶以此书为蓝本，绘制了著名的《博古叶子》，广为流传。《楚骚品》根据屈原《九歌》创制了新的酒令，以《九歌》各章加上屈原本人制成12筹。各筹从《九歌》各章中提取令辞，根据令辞含义行令饮酒。如“三闾大夫”令辞为：“举世混沌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行令：“值此者免饮，坐中索湘夫人，失一人，饮一杯。”人物、令辞、行令十分贴切，让人玩味。据此书潘之恒序，《离骚》亦绘有叶子戏。这些游戏让见诸载籍的历史人物和书斋案头的诗文辞赋，一同进入到了寻常巷陌的日常生活之中。
3.游戏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士大夫热衷于游戏的原因不仅在于道德教化与知识传播，还在于游戏不仅仅是市井大众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士大夫把游戏变成了人生和情感的投射，变成了赖以寄托身心的隐秘精神家园。
游戏中的许多场景就是士大夫人生经历的写照。首先是《升官图》这类游戏，它们模拟了士人最向往、最重要的人生道路——科举与入仕。《升官图》对士大夫生活的描摹可谓细致入微，其中不仅有仕途进退、赏罚褒贬，还有对官场生态的逼真模拟。比如虽同为朝廷命官，但清贵和冷曹判然两途，医生、天文生等出身的官员在棋盘上升迁无门；纸面上的游戏用规则模拟了现实中的潜规则，棋局中的下级也要像现实中那样用筹码孝敬上司。除了《升官图》之外，其他各种游戏中也随处可见士人生活的影子。《宣和牌谱》中有“鹏程万里”、“平步天梯”的牌名，配诗云：“寒窗十载日横经，折桂还登第一名。大展经纶才器用，青霄万里奋鹏程。” “幼学还当待壮行，每遵慈训愈留情。一朝平步天梯上，折桂荣华拜列卿。”在游戏中寄托了士人的人生理想。除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外，也有对科场艰辛、宦海沉浮的慨叹。作《骰子选格》的唐人房千里，从游戏中片刻间得失荣辱的转换，领悟到人生的无常：“吾今之贵者，安知其不果贱哉？彼真为贵者，乃数年之荣耳。吾今贵者，亦数刻之乐耳。虽久促稍异，其归于偶也同。……一瞬为数十岁，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数刻之乐果不及数年之荣耶？”也有人因为世事艰难而遁入游戏的港湾，寻求虚幻的慰藉。清人张潮云：“天道杳茫，同于混沌。或多才而抑郁，或弇鄙而尊荣。……曷若模棱俯仰，降志辱身，付可否于两忘，置是非于不校，模糊落莫，与造物者同游于混沌之天，聊借摴蒱以消永日。”多少士人被挤下科举的独木桥，在诗酒风月中消磨一生，游戏对此也有真切的写照。《宣和牌谱》中有“沉醉西施”、“醉杨妃”、“一捻腰”等冶艳的牌名。在名目繁多的酒令里面，则有《采莲船》、《贯月查》等青楼曲巷中的狎邪游戏，反映了士人生活中佻薄放诞的一面。
更有士人把游戏的书写作为一种表达自我的工具，在游戏中构建了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这些游戏与其说是提供给他人娱乐的，不如说是给作者自己设计的。一般来说这些游戏名词晦涩，义理深奥，规则复杂，玩家需要有较高的学养，普通人难以理解，因而很难流传开来，最终成为士人挥洒才情或寄托学术思想的载体。清人俞长城不满于坊间盛行的马吊游戏之粗陋鄙俗，设计出了一种新的博戏“花甲数谱”。花甲即由天干、地支组合而成的六十甲子，该游戏以花甲为筹，以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制订游戏规则，熔河图洛书、太极八卦、阴阳、五行、五德、历算等理论于一炉，十分繁复艰深。俞长城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学识和修养使他能够设计出这样高雅深奥的游戏，但是否能够流行开来着实令人怀疑，多半只能作为文人案头把玩之物。还有士人从看似难登大雅的民间游戏中提炼出了易理禅机，为呼卢喝雉之具披上了文人高雅的外衣。清道光间刘遵陆撰《牙牌参禅图谱》，“以六十四卦之旨，寓于三十二数(按为牙牌之数)之中”，将牙牌游戏中的各种牌型变化与出牌技巧，用《周易》加以解释剖析。作者在序中云：“一换而两副俱成，即‘兼三才而两之’之微意；点不足而借成合巧，即‘大衍虚一’之绪余。要熟某副，须先替出某张，即‘先天而天弗违’也；拆开某对，再仍归原封，即‘后天而奉天时’也。”在正文中，作者以具体的牌局为例，用卦象加以详细推演。书末还附有《牙牌舞灯词》，将牌戏中的各种变化敷演成词，在市井游戏中营造出独有的文人意趣。该书与其说是游戏指南，不如说是作者借游戏之躯壳来抒写自己的玄思妙悟。
晚清学者俞樾雅好牌戏和彩选，著有《曲园三耍》，包括《八卦叶子格》《三才中和牌谱》《胜游图》三部著作。他的“八卦叶子格”，以八卦为牌面，以配成卦象为目的，创造了新的叶子戏玩法。在俞樾的游戏中，叶子戏只是道具和表象，周易八卦的组合变化才是其中的精髓。俞樾不满于牙牌的规制，加以改造出新，自创了“三才中和牌”，其中融入了他对天地阴阳的思考。俞樾在游戏方面的兴趣十分广泛，他按照自己的喜好，对清人高兆以游览名胜为题材的彩选游戏《揽胜图》进行了改造，制成《胜游图》《西湖胜游图》。俞樾还与夫人姚文玉推演发展了褚人获《坚瓠集》中记载的一种智力游戏“移棋相间法”。俞樾是传统士大夫热衷与编创游戏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成为这一文化现象在帝国晚期的绝唱。
从孔子到朱熹，儒家对游戏的态度是保守而节制的。但人是游戏的动物，即便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无法抵挡游戏的诱惑。从马融、韩愈、司马光、刘攽、洪遵、李清照，到唐寅、汪道昆、张潮、俞樾，一代代士人都对游戏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士人们参与游戏，并不仅仅在于游戏的娱乐性，还在于游戏可以起到道德教化和知识普及的作用，成为儒者经世济民的一种工具。正因如此，士大夫参与游戏获得了正当性。士人作为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绝对主体，积极参与游戏的记载、编创、出版，许多古老的游戏端赖作为参与者的士大夫的努力，方得以流传下来，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宝库。士大夫有意识地通过游戏来劝化和教育百姓，也在游戏中论理言志、寄情托兴，从中找到了又一个安放身心的家园。
毋庸讳言，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反对游戏的声音。孔子和朱熹的观点在历史上有着绵长的回响，其中不乏激烈的抨击和斥责。耽于游戏不仅“玩物丧志”，而且很容易陷入赌博与狎邪的泥潭，这是游戏不那么正大光明的一面，也是正统的士大夫拒斥游戏的原因。对游戏的限制和打压，往往伴随着禁赌和矫正社会风气而来。先秦时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和李悝都主张禁止博戏，西汉贾谊则认为围棋“失礼迷风”，晋陶侃将部下的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清代尤侗、王士祯皆力主禁绝与赌博有关的游戏。唐代以来的历朝法律皆明文禁止赌博，然而却始终禁而不止，在大多数时候法律皆流为具文，民间博戏之风仍盛。况且很多游戏，如蹴鞠、弈棋等，本身并无赌博性质，完全可以是一种健康的游戏，因而游戏在民间和士大夫阶层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古代游戏中糟粕的一面必须正视，需要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但屡禁不止的困境，和游戏积极社会功能的展现，使我们相信，适当的节制和正确的引导才是游戏的健康发展之路。
游戏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在十多年前，“网瘾”还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加以强制矫治的疾病，而在今天，网游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合法产业，电子竞技也成为政府批准、能够为国家带来荣誉的体育项目，电竞达人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游戏？如何在利用游戏强健体魄、增进智力、愉悦身心的同时，促进道德的完善、知识的普及，推动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了解游戏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以及古代知识分子在建设游戏文化方面的努力，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本文系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艺术研究委托项目“日本内阁文库藏艺术类稀见文献整理与研究”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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