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日辞赋研究状况的差异——基于学术著作的视角
作者简介
栗山雅央，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辞赋学、文选学、日本汉学。
摘 要
在研究辞赋方面，目前中日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不同，特别是如下两点：第一是研究对象。日本的辞赋研究对象集中在六朝以前，而在中国，对六朝以前和唐宋以后辞赋的研究却都很丰富，而且最近还开始了朝鲜，越南等域外辞赋的研究。第二是辞赋研究者的人数。虽然最近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年轻学者较多，但是辞赋研究者并不多。在中国，自马积高《赋史》以来，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者都继承了辞赋研究的传统而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研究。通过“通史”与“断代”、“广泛”与“狭小”、“辞”与“赋”、“整理”与“未整理”等几个视角来考察新世纪辞赋研究的状况，进而分析中日之间对辞赋研究的差异。通过这些比较，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国辞赋研究的特征。
前言
从辞赋研究情况来看，目前中日之间存在着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在研究对象方面能看到明显差异。日本学术界跟王国维所提倡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一样，是以《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为研究中心的，而可以认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是以唐宋诗歌与明清小说为中心展开的。所以以前在日本几乎看不到研究唐宋以后辞赋的论文，而对六朝以前的辞赋研究却特别重视。
那么，中日之间辞赋研究状况究竟有什么具体差异呢？本文将通过“通史”与“断代” 、“广泛”与“狭小”、“辞”与“赋”、“整理”与“未整理”等几个视角来考察新世纪辞赋研究的现状，进而分析中日之间辞赋研究的差异。“通史”与“断代”提到研究对象的时代范围的问题，中日之间的差异都在这一项研究的影响下发展出来；“广泛”与“狭小”也跟上一项研究有关，以空间及时间范围的差异为中心讨论；“辞”与“赋”主要订正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研究情况的某些误解；“整理”与“未整理”提到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材料与环境的差异。
通过上述各种比较，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目前中国的辞赋研究情况比日本的研究情况更好一些，但这不是意味着日本的辞赋研究没有什么价值，日本学术界也当然可以看到一些优势，用跟中国不一样的视角来展开研究。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理解两国研究状况的特征，也希望能够藉此促进中日辞赋研究界更多更好的交流。
中日之间第一个并且是最大的差异，就是“通史”与“断代”的差异。在日本研究辞赋时，基本上只能参考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与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两部著作。对这两部著作，许结指出：
现代日本辞赋研究由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开启。该书分七章，其赋学批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在讨论赋之定义、形成、分期之后，着重探讨了韵文形式的赋兼有“事物铺陈与口诵二义”，这一观点逐渐被大多数赋学研究者接受：二是理出了一条由骚赋到散赋、律赋、文赋、股赋的赋体衍化路线，尤其是对律体赋的关注，具有填补赋史研究空白的意义。继铃木之后，日本学者致力赋学研究者当推中岛千秋，他所撰的五十万言史著《赋之成立与展开》，共分六章：一，作为歌唱方式的赋：二，游说文学的发展：三，楚辞的游说样式：四，作为文学样式的成立：五，汉赋的展开：六，由于时代区别的赋体特色。前四章侧重辞赋本体与渊源的探讨，后两章侧重时代的发展和赋家、赋作的研究。中岛论赋之形成，较铃木详尽，然于汉以后赋的研究则远逊色于前者。
通过这段论述，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赋学在日本盛行的状况。实际上，在上述两部著作问世之后，日本几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大规模研究辞赋的学术成果了。而且，这两部著作内容上也各有各的问题。
铃木虎雄《赋史大要》出版于1936年，至今已过去大约80年。我们现在仍然要参考该书，因为除了这本书以外就没有其他辞赋“通史”性的研究了。铃木按照赋的性质来给赋分类，也就是“骚赋、辞赋、骈赋、律赋、文赋、股文赋”六种。他认为，从屈原、宋玉开始到西汉文、景帝时期都属于“骚赋”，汉武帝到魏晋之际属于“辞赋”，晋宋到唐初的所谓六朝时期属于“骈赋”，唐宋时期有关科举的可以看作“律赋”，宋代具有散文风格的都可以看作“文赋”，最后清代的八股文方式的则可以看作“股文赋”。另外，铃木的主要研究方式是注重各种赋类的结构与形式，并且对其进行分析。因此这本书虽然不乏科学性，却在具体讨论每一篇赋的作品内容时不够深刻。而且此书出版于80年前，所以他著作中的词汇是上世纪30年代的古典日语，跟现在一般使用的书面日语有很大区别，当代年轻人较难读懂。
中岛千秋的《赋之成立与展开》，也是日本学术界在研究辞赋时经常用来参考的书。该书出版于1963年，是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该书从“赋”字的字义开始分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游说文学或《楚辞》里寻找“赋”的来源。另外，还考察了汉代的赋创作与其发展情况。如许结所述，该书比铃木的书分析得详细，特别是对“赋”这一概念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可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是“断代”性研究，完全没涉及到六朝唐宋以后的辞赋研究状况，这也正是日本辞赋研究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另外，最近高桥庸一郎出版了一部汉赋研究著作《中国文化史上における汉赋の役割》：该书分为十章：一，从“青铜器”铭文到《诗经》；二，从纵横家的辩说到“汉赋”；三，从《楚辞》到“汉赋”；四，“汉赋”与绘画；五，“汉赋”与书法；六，“汉赋”与吟咏；七，“汉赋”与汉字；八，汉赋所记载的事物名与其汉字及“字典”；九，“赋”本身内涵的衰退原因；十，附论，乐府诗论。前三章考察了从青铜器铭文、纵横家的辩说到“汉赋”的脉络，而后六章则侧重考察“汉赋”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则出现了以下几部辞赋研究著作；佐竹保子的《西晋文学论》、福井佳夫的《六朝の游戏文学》、渡边义浩的《“古典中国”における文学と儒教》、栗山雅央的《西晋朝辞赋文学研究》等。佐竹的书用“玄学”与“形似”两个概念来分析了皇甫谧、夏侯湛、张华、束晢、张协、郭璞等人所创作的作品，其中包括赋类作品。这本书里涉及到的文人几乎都是迄今为止西晋文学研究中无人提及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福井的书从“游戏文学”这个概念出发，分析了许多作品，其中包括王褒的《僮约》、尹湾汉简的《神乌傅(赋)》、扬雄的《逐贫赋》、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鹞雀赋》等辞赋作品。渡边的书，是用他自己主张的“古典中国”的概念来考察六朝以前的文学与儒教的关系，其中包括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两都赋》、陆机的《文赋》等。栗山的书是以西晋时代左思所创作的《三都赋》为中心考察西晋时代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且考察了从汉代到六朝“都邑赋”这个赋类主题的变迁。这些都跟中国现有的辞赋研究状况有所不同，而且各自有独特之处。特别是这些研究采用的视角跟以前的不一样，并且其中包括从来没有研究过的辞赋作品，这点值得我们注意。可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主要时代范围也只是六朝时期以前，仍属于“断代”性著作。
与日本相比，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辞赋研究较为兴盛行。最近有学者整理了当代赋学研究状况。其中提及以下五本著作：马积高的《赋史》、龚克昌的《中国辞赋研究》、叶幼明的《辞赋通论》、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的《中国赋论史》、许结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上、下)。马积高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辞赋研究，“该书全面梳理了从先秦到近代辞赋发展的历史演变，将赋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马积高出版《赋史》时，受到时代影响，当时的学术界几乎没有对赋的研究，可是该书出版后赋的研究逐渐盛行。除了马积高《赋史》以外，上述四部著作中龚克昌、何新文等人以及许结的著作都是新世纪以后出版的，而且这些著作都是“通史”性著作。这也反映出了中日之间辞赋研究状况的差异。龚克昌的著作是在其《汉赋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而成的，其中有三个特点；“一、对汉赋价值的重新审视……二、对汉赋发展进程全面梳理……三、对中国辞赋史全面关照”。何新文等人的书从“赋论”的概念出发进行考察，该书的绪论部分概述中国赋论的历史发展、基本内容及其价值、特色、影响脉络清晰。第一到六章分别介绍汉代至清代的赋论”。对于“赋论”，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人已经关注到，比如上述渡边的著作里就有过相关讨论。其中第二、四、五、八章以班固、曹丕、曹植、陆机为对象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的辞赋理论。不过，日本的“赋论”研究仅限于六朝以前，主要材料也只有扬雄的《法言》、班固的《两都赋·序》、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左思的《三都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刘勰的《文心雕龙》等作品而已。
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出版于2016年，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题为“中国辞赋理论总述”，是考察历代辞赋理论进程、批评辞赋理论的资料，同时，上篇还阐述了辞赋理论产生的各种背景。中篇是“中国辞赋理论流变”，考察从先秦到现代辞赋理论的变迁，将其具体分为“前赋论时代、楚辞、汉赋、古赋、律赋、遗产、学科”来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状况。下篇是“中国辞赋理论范畴”，用“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风格”等各种视角来全面梳理辞赋文学的脉络。
另外，在此期间“断代”性研究著作在中国也陆续地出版问世，比如研究六朝以前的代表作有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唐代有詹杭伦的《唐代科举与试赋》，宋代有刘培的《两宋辞赋史》，金元时期有牛海蓉的《金元赋史》等，都有各自独特之处。
通过对中国丰富的“通史”性研究以及日本大部分是“断代”性研究这一整体状况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目前日本的研究状况确实比较薄弱。如上文所述，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虽然确实是一本辞赋研究的“赋史”，并且已经成为了经典，但是当代的本科生、硕士生等年轻学者比较难读懂。而马积高的《赋史》对于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学生们来讲也很难理解。所以，为了实现日本辞赋研究的繁荣，笔者认为应该翻译《赋史》等“通史”性著作或者编纂日语版辞赋概论等工具书给日本的初学者提供参考。
中日之间的第二个差异，就是“广泛”与“狭小”的差异，其中包括研究方向的空间性及时间性。
笔者曾参加过三次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让笔者认识到中国辞赋研究在空间及时间范围上都远远超过日本。例如以下资料，是笔者按照参加过的第九、十二、十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来分类的：
从表1来看，虽然在这三届研讨会中对六朝以前的研究仍占了多数，但我们可以看到隋唐以后的研究也有一定数量。以《第十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例，隋唐以后的研究内容有：《元明梁朝辞赋复古之差异》(牛海蓉)，《体物与博物：元代耶铸以谱为赋的家学系谱及其赋学进路》(许东海)，《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藉田题材书写》(黄水雲)，《“骈四骊六”与元明赋学的演变》(吕双伟)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是采用了一个大题目来分析个时代或者个文人的辞赋创作情况。
表1 辞赋研讨会论集的时代分类
另外，最近有明显增加的研究题目是中国大陆之外所谓“域外”的辞赋研究。比如：《日本平安初期汉文〈颛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初探》(郭建勋、邱燕)，《韩国赋学三题》(龚红林)，《流动的风景与文化记忆—韩国汉诗中的赤壁书写》(阮怡)，《朝鲜朝咏物赋研究》(刘秀秀)，《槟榔赋与槟榔文化—兼谈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槟榔文化带》(王准)，《饶舌与赋体—探求台湾饶舌歌与传统赋体元素之另类传承》(黄建翰)等。近几年来，这些有关“域外”的辞赋研究比较兴盛，其原因或在于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对 “域外汉籍研究”的提倡。
总的来说,中国的辞赋研究在整个时代之间展开，其方法也从“赋学”“赋论”等大的问题意识逐渐转变为具体的辞赋作品分析了。不过，这其中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题意识较大而具体分析相对较弱较浅。
相反，日本的辞赋研究空间及时间范围都比较狹小，其特点有如下两点:第一，主要研究范围在六朝时代以前，关于这点曾有学者提出过，该文指出日本赋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就是“赋、归去来兮、陶渊明、庾信、汉赋、文赋、阮籍、辞赋、宋玉、司马相如、曹植、谢灵运、三都赋”等等。而这些都是1950年到2010年的分析结果，新世纪以来，这些关键词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下表是笔者根据2000年到2021年公开发表的论文而作的人名,作品名词频统计：
表2 高频关键词(人名)
从表2来看，人名的倾向跟先行研究所指出的大概相同，关键词的大部分是六朝时期以前的文人。不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表2里还出现了“菅原道真、都良香”两位日本人，这应该是受到了最近兴盛的“域外汉籍研究”影响的结果。但是，研究日本人辞赋创作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学者，目前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仍然很少。
从表3来看，作品名的倾向也跟先行研究结果大致相同。除《归去来兮辞》、《文赋》外，每个作品大概都有一到两位研究者从事研究。而且，除“律赋”与《洗砚赋》外，都是六朝以前的作品。另外，因为“律赋”是唐代以后出现的，而《洗砚赋》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文人都良香所创作的，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最近日本也开始看重唐宋以后及域外辞赋研究了。可是，这些作品的研究跟表2一样，大部分都是中国学者所展开的。比如，冯芒的《日本の律赋の発生─都良香〈洗砚赋〉〈 生炭赋〉を中心に─》，和《都良香〈洗砚赋〉と〈后汉书〉》等。
表3 高频关键词(作品名)
第二个特点，日本的主要研究方式是对单篇作品进行研究，中国式的“赋学、赋论”性研究较少。把表2与表3联合起来看，日本辞赋研究基本上是以“一个文人与其代表作品”为构成而展开的，比如：陶渊明与《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曹植与《洛神赋》，陆机与《文赋》，左思与《三都赋》，鲍照与《芜城赋》，谢灵运与《山居赋》等。而且，这些作品的大部分都被收录到《文选》里，这点也值得我们关注。日本的辞赋研究对象大部分是在《文选》《古文真宝》《本朝文粹》等总集里收录的作品，而对文人别集收录的作品的研究较少。
总之，与中国的辞赋研究状况相比，日本的辞赋研究从上述两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狭小”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新世纪的日本辞赋研究界仍是以六朝时期以前的辞赋为中心的,虽然近期开始逐渐重视唐宋以后及域外辞赋研究，但仍然不够盛行。
可是，日本的研究也是有其价值的。其一,日本学术界跟中国用了不一样的视角来进行研究，比如:佐佐木聪的《〈天元玉曆祥异赋〉の成立过程とその意义について》，以及《越南本《〈天元玉曆祥异赋〉について : 天文五行佔书传播の一例として》，高桥(旧姓前原)绫乃的《张衡〈思玄赋〉の世界観》，以及《张衡と占术》等，這些研究都是跟中國天文五行思想联系起來的，而這些思路在中国学术界则较少出现。
其二，日本的研究补充了中国学术界的空缺，比如；栗山雅央的《关于《幽通赋》曹大家注的学术性所在》，是针对在中国学术界略被忽视的“赋注”来进行研究的，关于“赋注”虽然许结与程章灿等一批学者已经分析过，但是这些研究中对“赋注”的分析是比较概论性的内容。栗山的研究则更具体化。另外，对日本文人所创作的赋作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宋晗的《平安朝文人论》，是针对平安时代的文人所创作的各种韵文及散文而进行研究的，其中包括菅原清公《啸赋》、兼明亲王《兔裘赋》、大江匡房《秋日闲居赋》等赋作。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在辞赋研究方面也有独特之处，但是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学术界的理解尚且古旧。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交流来提高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相互理解。
三、“辞”与“赋”
第三个差异，是中日两国对“辞”与“赋”研究的理解情况的差异。关于日本的研究状况，有学者曾提出：
最后，日本大部分学者对辞与赋并无明显区分，辞赋同时研究。如：谷口洋，稻畑耕一郎，中岛千秋，他们既是赋学研究大家，也是楚辞研究大家。他们共同推动，发扬了日本辞赋学研究，同样也为我国辞赋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研究范围略显狭窄，过度注重对源流的考据从而忽视对作品深度的挖掘和思想的探索。
那么，日本辞赋学术界到底有何特征呢？笔者认为，在日本学术界,与其说是“辞”与“赋”的区别,不如说是《楚辞》与《文选》的区别更为准确。具体来讲，在日本,“赋”研究的主要材料大多选自《文选》，这一点前文已经表述过了。比如，藤原尚的论文共有23篇，其中大部分是对《文选》收录的作品进行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日本初期辞赋研究在广岛大学实施的状况也可以做旁证。因为日本的《文选》学一直由广岛大学引领,上述藤原尚、小尾郊一、森野繁夫都是属于广岛大学的学者。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文选》与“赋”的密切关系。用《文选》里的作品来进行研究，这个状况在新世纪也大概相同。新世纪以来，关于“赋”的研究论文超过五篇的学者有：森野繁夫、谷口洋、上原尉畅、铃木崇义、冯芒、栗山雅央等。上原、铃木、栗山三人研究的主要来源在于《文选》里收录的辞赋作品。
另外，把“辞”与“赋”对比来看，新世纪前后的研究状况也有所不同。其实在新世纪以前日本的“辞”研究比较盛行，这在上述《楚辞》的研究状况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10年以后“赋”的研究也有显著增加，从发表的论文整体数量来看“赋”的研究数量是超过“辞”尤其是《楚辞》的。所以说，现在的状况跟以前已经有所不同。
关于中国现当代赋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有学者曾做过如下说明：
现代赋学三十年转型与开启(1919-1949)；当代赋学三十年起伏(海峡两岸的彼此起伏，1950-1979)；世纪末赋学二十年复兴(1980-2000)；新世纪赋学繁荣(2001-2010)。
四、“整理”与“未整理”
第四个差异，是“整理”与“未整理”的差异，也就是中日之间研究材料与环境的问题。具体而言，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有很多新的辞赋总集或选集被编纂，而日本学术界还没有受到这些整理成果的恩惠。
在日本研究六朝时期文学时，一般用《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与《汉书》《后汉书》《宋书》等史书，还常用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与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另外，另外，研究辞赋时陈元龙的《历代赋彙》也可以做参考。所以说，日本学术界的辞赋研究环境基本上是基于历代总集及史书的。但是，除了《历代赋汇》之外，新世纪以来中国还陆续编纂了很多新的辞赋总集与选集，比如：马积高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据清代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鸿宝斋石印袖珍本影印；赵逵夫编《历代赋评注》，四川；巴蜀书社，2010年版；费振刚编《全汉赋校注》，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龚克昌、周广璜编《全三国赋评注》，山东；齐鲁书社，2013年版；张大伟、陈庆元、江承华编《汉魏六朝辞赋选》，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简宗梧、李时铭编《全唐赋》，中国台湾；里仁书局，2011年版。这些仅仅是新世纪出版的新辞赋总集及选集的一部分而已。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积高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这部辞赋总集共有26册，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末的辞赋作品共30789篇，作者7391人。而《历代赋汇集》只收录了4161篇辞赋作品，《历代辞赋总汇》收录的作品数量大约是其八倍。该书从1995年开始编纂，到2013年12月印刷，历经二十年间才完成。其内容如下：第1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3册，唐代卷。第4册，宋代卷。第5册，金元卷。第6-9册，明代卷。第10-23册，清代卷。第24册，详目卷。第25-26册，索引卷。除此之外,鸿宝斋主人的《赋海大观》也是一部辞赋总集，也比《历代赋汇》增加了一些作品。
以上所述辞赋总集当然都是研究辞赋的基本材料。可非常遗憾的是，收藏了《历代辞赋总汇》的日本研究机关目前只有关西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馆、名古屋大学文学图书馆三处，而收藏了《赋海大观》的研究机关也只有大谷大学图书馆、富山大学附属图书馆、奈良女子大学学术情四处而已。根据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日本辞赋的研究环境还不太完善。
另外，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套研究辞赋的大型专业丛书《历代赋学文献辑刊》。该书由踪凡、郭英德主编，共200册，收录了213种历代赋学文献。书中对“赋学文献”的说明如下：
二、所谓赋学文献，是指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编集(含编选、载録、摘引)、评论、注释的文献，包括四大类：(一)赋总集，(二)赋别集，(三)赋论，(四)赋注。
三、赋总集指按照一定的体例汇集或者编选多位作家赋体作品的文献，如南朝梁萧统《文选·赋》、清陈元龙编《历代赋汇》等。赋别集指按照一定的体例汇集一位作家赋体作品的文献，如汉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赋》、元杨维桢《铁崖赋稿》等。中国古代的赋论、赋注，既有单独成书的专门性赋论(含赋话)、赋注，如唐佚名《赋谱》、清浦铣《历代赋话》、倪一擎《赋汇题解》等，也有依附于赋总集、赋别集中的的赋论(包括眉批、旁批、夹批、尾批等)和赋注(包括题解、旁注、夹注、尾注等)，后者内容更为丰富。
从引文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得知 “赋学文献”不仅包括“赋总集”及“赋别集”等赋文学文本，还包括“赋论”及“赋注”等后人对辞赋文学的理解。这部著作从辞赋的创作与接受两个方面来整理了有关辞赋的文献。可是，目前日本还没有任何一家研究机关收藏这部著作。踪凡还出版了一部关于“赋学文献”的专门书，叫《中国赋学文献考》，这部著作也明明是整理赋文学的一个学术成果。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2006年在台湾出版的《全台赋》以及2014年出版的《全台赋校订》也值得我们关注。该书涉及了清代以后有关台湾的文人所创作的辞赋作品，共有70多人，196篇。该书出版之后，台湾赋的研究也逐渐开始盛行。
另外，朝鲜的辞赋作品中，《东文选》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该书在李氏朝鲜时编纂了一部总集，共有130卷,其中“辞赋”类有3卷。目前以该书为对象来展开的研究也有所增加。
最近类似这样的对中国大陆之外的辞赋作品的研究明显有增加，上文提及的对日本辞赋创作的研究也属于这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研究日本人所创作的辞赋时，不仅仅指菅原道真以及都良香等平安时代文人的作品，但除这些作品之外，还到明治时期许多文人创作赋作品。因此我们应该参考《全台赋》的编纂情况来编纂日本人所创作的辞赋总集，並把它提供给中日辞赋学术界。从辞赋研究环境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编纂了许多新的辞赋总集以及赋学文献等有关辞赋研究的材料。而在日本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及整理成果出现。另外,日本人所创作的辞赋总集等日本辞赋的基本材料也还未被编纂。相信通过这些整理活动，对“域外汉籍”里保存下来辞赋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对日本人所创作的辞赋的研究也一定会盛行起来。
小结
如上所述，中日辞赋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学术界比日本学术界更为兴盛，其主要原因多在于研究环境的不同。辞赋总集、辞赋相关文献的编纂、出版情况以及研究成果在网络的公开程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研究活动。在这两方面，日本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相比较确实是相对落后的。可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学术界的辞赋研究成果也仍然在稳步增加，并且在用与中国不一样的视角持续展开研究。为了保持这样的复兴状态，日本辞赋学者应该努力完善辞赋研究的环境，比如，编写或翻译诸如马积高《赋史》等“通史”性著作，编纂日本人所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等。笔者相信通过这些研究活动，一定能够引起日本国内对辞赋的关心和兴趣。
排版：张鑫瑞
复核：靳品侠
终审：傅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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