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兰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论断

作者简介

朱兰芝，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理论学刊》原主编。

【引用原文】朱兰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论断[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

摘 要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讨论国家权力和现实的关系的文章《集权问题》中提出来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马克思批判了那种脱离现实，要么从黑格尔的抽象的国家理念出发，要么以古老的眼光和狭隘的思维习惯看待社会现实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革命活动，都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提出新问题，解决老问题。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中都贯彻执行了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并获得了成功。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和重大的国内现实新问题，对我们来说，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论断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共产党人，应当毋庸置疑地理解把握、贯彻执行马克思的这一正确论断，实事求是、卓有成效地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创中国发展的新未来。

关键词

问题；时代的口号；历史唯物主义；现实意义

马克思明确指出，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和处理，既不能从黑格尔式的理念出发，也不能从其他既往的某种观念出发，而应该从当下的现实问题出发。他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把问题作为“时代的口号”，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实践上的具体运用。把时代提出的问题作为出发点，认识之，解决之，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根本职责。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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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提出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讨论国家权力和现实的关系的文章《集权问题》中提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莫泽斯·赫斯在国家集权问题上所持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莫泽斯·赫斯此前以“÷ ÷”为笔名发表文章《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n bezug auf die Zentrali-sationsfrage》（《德国和法国在集权问题上的态度》）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解释。莫泽斯·赫斯在文章中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是否应当从一个点出发”，即“每个省、每个乡镇是否应当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中央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也只是在涉及对外代表国家时才应当管辖国家的各部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分歧。”马克思针对莫泽斯·赫斯所说的“国家权力是否应当从一个点出发”的论题提出了批评。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以代数方程式为喻说，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而“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论证说：“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国家权力是否应当从一个点出发”的问题，并不在于莫泽斯·赫斯所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在于它是不是一个现实的实际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是时代的产物和表征，是时代表现自己的呼声。关于集权问题的讨论就是当时时代所必然提出的一种自我表征。因此，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抓住和解决时代提出的各种真问题、实际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也鲜明地体现出这一论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了“普鲁士人”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抨击了“普鲁士人”对《改良报》上发表的对普鲁士国王就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所颁布的内阁法令的意见。《改良报》认为，发布这个法令乃是出于国王的“恐惧和宗教情感”，并发现这个文件中含有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的伟大改革的预感。“普鲁士人”则称，在德国这个“非政治的国家”，国王和行政机关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没有丝毫的恐惧，国王和德国社会还没有对于自己所面临的改革的预感。普鲁士囯王认为产生贫困现象的原因在于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者慈善事业办得不够，内阁法令也没有受宗教情感的支配。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人”说，应当“在国家的实质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而不是“在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去寻找”。他举作为“政治的国家”的英国的实例证明这一点，指出，解决贫困疾苦问题也不是试图“用别种国家形式来代替这种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国家一方面承认社会疾苦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疾苦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就是归咎于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生活，或者归咎于应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责的不妥当的措施。例如英国就认为贫穷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人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却又认为赤贫的原因在于穷人的意志不好，正像普鲁士国王认为原因在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而国民公会认为原因在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可疑的思想方式一样。所以英国就惩罚穷人，普鲁士国王就规劝富人，国民公会就砍掉私有者的头。”这是马克思针对“普鲁士人”从国家形式出发提出贫困的根源问题，以及由此得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答案的批判。

马克思在《市政改革和〈科伦日报〉》一文中批判《科伦日报》在讨论普鲁士改革中涉及的城乡是否应该分开（这种分开是不平等的）所持的观点时，就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为人民而发声。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是，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后，那里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消灭，并在后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地区建立起新的行政区，实行了市和乡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从而削弱了乡中封建土地占有者的特权。但是，1815年普鲁士军队击败法国军队，该地区并入普鲁士王国以后，政府当局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市和乡的平等权利。普鲁士当局强迫莱茵省各城市接受1808年普鲁士关于城市体制的反动条例，而对乡则规定新的条例，企图通过这种办法来恢复莱茵省贵族的特权。针对普鲁士政府这一企图通过制定城乡分开的条例，改变已经存在的城乡平等的现实，以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利益的做法，马克思认为应该尊重已经存在的城乡平等的现实情况。而《科伦日报》则为普鲁士当局和贵族要“城乡分开”的观点辩护。马克思呼吁说：“诚实一些吧！别伪造舆论了，要执行莱茵报纸应该表达莱茵省的精神这种使命，放弃个人的考虑，在省内最关重要的问题上，不让任何坚持某种与人民意志相对立的特殊立场的个人意见登在你们的报纸上！”马克思指出：“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在莱茵省城市和乡村事实上并没有分开。”马克思讽刺《科伦日报》记者对《莱茵报》上那些关于行政区机构改革的文章陷入“非常紊乱的幻想”，指出如果驱使一个熟悉科伦和比肯多夫的人通过东方、希腊、古日耳曼、高卢和法国，甚至通过那些按老一套实际生活习惯和狭隘的直观来看《莱茵报》的文章，那么结果肯定是被“诡辩术”和“辩证法的诡计”伤透脑筋。也就是说，不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而以古老的眼光和狭隘的思维习惯看待那些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的见解，必然是“会伤透脑筋”、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在《〈论新离婚法草案〉一文的编辑部按语》和《论离婚法草案》中，批判了普鲁士法“不是按照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客观世界，而是按照自己任意的主观臆想和自己的与事物本质无关的意向来对待客观世界”的错误。马克思指出：“离婚仅仅是对下面这一事实的确定：某一婚姻已经死亡。”“立法者对于婚姻所能规定的，只是这样一些条件：在什么条件下婚姻是允许离异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条件下婚姻按其实质来说是已经离异了。法院判决的离婚只能是婚姻内部崩溃的记录。”马克思批判了那些“要人们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要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的做法，由此否定了宗教的和超现实的婚姻观和离婚法案。

概言之，无论是就马克思对集权问题的关注本身来说，还是就他对普鲁士政府有关改革的其他问题的论述来说，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提出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论断实际上是明确提出了一个观察和处理现实社会问题的主张。这就是从现实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不是从先验的“本质上应当成为的那种人”出发，不是从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古老的和既有的“东方、希腊、古日耳曼、高卢和法国”的观念出发，也不是从某种现存的别个“国家形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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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思想理论基础

毋庸置疑，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论断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问题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解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的具体运用。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恩格斯也曾经有明确的表述。恩格斯在写于 1886 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的思想后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在这里，无论是恩格斯所说的他和马克思发现和多年来已成为他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还是约瑟夫·狄慈根独立发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质都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这里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处理社会现实问题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还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所运用的哲学逻辑术语说就是：社会现实问题是主语还是谓语、是主词还是谓词？

马克思在《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国家的抽象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一文中说：“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成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他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这里，情况也同他的哲学宗教泛神论完全一样。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但是，原则上这里被当成决定性因素的在宗教方面是理性，在国家方面则是国家观念。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宗教国家观，还是理性国家观，都是国家的实际存在的情况的反映，只不过它是过去的国家曾经的实际存在的情况的反映。如果从这样的国家观出发理解和指导现实的国家事务的实践，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就是把旧世界当作新世界的真理。

其实，莫泽斯·赫斯所说的国家、政府与“本质上应当成为的那种人”的一致，也就是一种关于国家的本质与人的抽象本质的一致，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理念论的翻版。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论断，则把人的思想与现实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是“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但是，社会现实是纷纭复杂的，问题的提出也会因人而异。

首先，问题的提出有着当事人的阶级立场背景。由于提出问题的人有不同的阶级立场，所以就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例如前文提到的关于普鲁士改革中涉及的城乡是否应该分开，也即城乡是否应该平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主张，就是站在普鲁士政府和贵族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的问题。又例如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辩论，就有莱茵省官方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利益和《莱茵报》所代表的农民的利益的立场不同。

其次，问题的提出与当事人的世界观紧密相连。与一定的阶级立场相联系，是世界观的不同。例如关于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普鲁士政府的密探、反动的政论家海尔梅斯任政治编辑的《科伦日报》所发的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说：“凡具有高度历史意义的民族，其人民生活的兴盛时期是随其宗教意识高度发展的时期而来的，其威力衰落的时期是随其宗教生活衰落的时期而来的。”马克思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必须把作者的话整个颠倒过来，才能得出真理。作者完全颠倒了历史。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利克里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利克里时代，诡辩学派、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就是既否认‘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当代各种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罗马的情形则更是如此！请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伊壁鸠鲁、斯多葛派或者怀疑论者的哲学学说，正是在罗马的极盛时期才成为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宗教信仰的。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

再次，问题的提出会受到当事人认识能力的影响。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环境，其眼界和 视野都会受到局限，因此对问题的看法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正如恩格斯在回答康拉德·施米特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中所说，生产、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从社会分工的 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问题，却被金融市场的人因果倒置了。恩格斯说：“金融市场上的人 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是因为，“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神经器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历史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即提出的问题的“时代”依据是动态的、变化的，曾经是据以提出问题的时代变化了，对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也会变化；即使时代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问题也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具体情况的局部变化，也会对“问题”作出修正，从而对答案作出修正。如《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直到今天，其基本原理还是成立的，但是具体的实施方式和策略却要依时而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也要随时随地“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他们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没有独立意义的革命措施为例说，如果再写这一部分，就会与原先不同了。他们论证说，这是由于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的发展，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和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指出，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时间段上是不完全的，而对有关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则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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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论断的现实意义“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是“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当然，前提必须是，它应当是个实际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在批判莫泽斯·赫斯的观点时首先强调和确定的前提，即每一个问题必须像精确的代数方程式那样“是一个实际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无论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家来说，还是对从事实际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已经证明，按照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处理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就能够取得胜利，背离了它，就会导致失败。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根据俄国的社会现实提出新问题和解决老问题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俄国由于不可能获得全部剩余价值，因而不可能拥有国外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列宁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过程，分析了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为制定革命的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1900 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了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正是由于列宁从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当下现实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效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才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历史经验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就是遵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断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提出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强调从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注意提出新问题和解决老问题，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始终坚持抓住和解决实际问题，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新问题，解决老问题，才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中国曾发生过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胡适站在美国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哲学立场上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要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主张反对那“空谈好听的‘主义’”，但是他把反对“空谈好听的‘主义’”引向了不要“主义”的迷途，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因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李大钊针对胡适的错误，界定了问题与主义的含义并厘清了二者的关系。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问题是社会的共同的问题、多数人的问题；主义则是团结社会的大多数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共同理想的主义。他说：“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显然，胡适之论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不能脱离现实问题空谈主义，但是如果仅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埋头于现实问题而看不到它赖以产生的根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义”，那就不会有宏观的指导和原则，就会落于庸碌的忙乱而不能自拔。李大钊比之于胡适高出一筹的就在于他把解决实际问题和宣传“主义”结合起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了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的理论观点。历史已经证明，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任何违背这个“主义”的思想理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这个马克思立足于社会现实提出的论断，是被其后的实践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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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问题，解决老问题，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提出新问题和解决老问题，在社会实践上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甚至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和重大的国内现实新问题，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共产党人，应当正确理解把握、坚决贯彻执行马克思的这一正确论断，实事求是、卓有成效地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创中国发展的新未来。

首先，要科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批评德国许多青年把唯 物主义当作套语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有些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恩格斯所否定的“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好箭！好箭！”的空论，既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没有“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其次，提出的问题必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已成为现实的问题”，而不是莫泽斯·赫斯所臆想出来的“本质上应当成为的那种人”之类的虚构，也不是其他并非现实中存在着的问题。例如马克思非常欣赏英国政治家乌尔卡尔特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精神，但是并不认可乌尔卡尔特在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守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性格。马克思评价乌尔卡尔特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坚信有朝一日他会当上英国的首相。当其他人都垮台的时候，英国会来找他，说：乌尔卡尔特，救救我们吧！于是他就去拯救英国。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同他有矛盾时，他就激昂慷慨，这给我留下十分可笑的印象，以致他的每一句话和引语我都背得下来。”马克思所论乌尔卡尔特，基本意思是，虽然可以在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中引他为朋友，但是乌尔卡尔特的富有浪漫气质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使他在许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是不现实甚至远离现实的。

再次，提出的问题本身应当是，而且必须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也许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个方面是，问题常常反映着不同阶级、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这些诉求和价值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着时代的重要的或主要的要求。这就需要作出甄别。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政府曾经就市政改革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普鲁士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恢复贵族阶级的特权，一方面维护此前的反动条例，一方面试图制定维护农村贵族利益的新条例，因而主张要把城市和农村分开，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则反对普鲁士政府的这一倒退的企图。显然，普鲁士政府的这一企图——它提出的“问题”不是表现普鲁士历史发展要求的“实际的呼声”，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提出的“问题”才是“时代的口号”。另一个方面是，问题有轻重缓急，这就要甄选其急要者回答。例如，在19世纪中期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中，站在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是要通过这个斗争团结欧洲的无产阶级，但是此前却不能把反映无产阶级这一未来目标的问题提到当时的“当前”，而必须团结当时的一切反俄力量与沙俄进行斗争。

最后，问题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问题。例如马克思曾经在19世纪中期对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问题发表过看法。他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在工业发展中出现的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派的斗争及其复杂关系，并最后指出：“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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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当今世界大环境下，马克思关于“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的论断对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当下，我们只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基本的实际，提出新问题、解决老问题，才能够攻坚克难，推进我们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图文编辑：张鑫瑞

责任编辑：公   羽

审 核 人： 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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