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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国宝展」
📍 台北故宫博物院
麟德殿外庭院的树上，千只鹡鸰鸟翔集于此长达十日，挥之不去。这段故事让人想起艺术史上另一个著名的场景：北宋国都汴梁的上空，也曾有一日祥云漫天，一群仙鹤飞来，长时间盘桓在宫殿上空鸣叫翱翔。以此为灵感，即有了此后妇孺皆知的千古名作，宋徽宗赵佶《瑞鹤图》。而当时的唐玄宗见此情景，亦留下了一件书史上的名迹——《鹡鸰颂》，它被认为是现存唐玄宗传世唯一墨迹。
这种鸟在飞起时，会尖锐而短促地啼鸣，走路时，尾巴则经常上下左右规律摆动，当危险来袭时，互相照应。《诗经·小雅·棠棣》中写道：“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況也永叹。”这里的“脊令”就是鹡鸰，引申为兄弟友爱的象征。彼时，唐玄宗为眼前所见震撼，联想到这或许是兄弟相聚友爱的祥瑞，于是召来左拾遗魏光乘作颂。兴之所至，玄宗也写下《鹡鸰颂》，记录此情此景。
△ 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展出的《鹡鸰颂》©图源网络最近，这件珍贵的书作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的“人气国宝展”中展出，全卷打开。除了玄宗的书法，这件名迹更集结了宋徽宗的“宣和七玺”收藏印，以及蔡京、蔡卞跋尾（或为仿本）等。当然，此件是否确为玄宗真迹，学界尚有争议。仅就书法而言，《鹡鸰颂》明显继承了初唐时所盛行的王羲之书风，字迹宽厚直率，展现出盛唐对丰腴之美的喜好。曾有学者质疑《鹡鸰颂》为钩摹本，但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对此作细致的目验与高清影像检视，认为此卷当为墨迹写本无疑。并且，至少是北宋以前的写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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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玄宗 鹡鸰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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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史称唐明皇，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历史上的唐玄宗可以说多才多艺，不仅精通音乐，还擅长隶书、行书。这件被认为是其现存唯一墨迹的书卷，是玄宗早年承袭唐代宫廷传统，勤习王羲之书法的杰作。即便抛开究竟是否为唐玄宗真迹的争议，这都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件作品。《鹡鸰颂》共四十四行，三百三十一字。细细看来，这卷书法自首至尾，运笔精力专注，清楚地交待了每一笔画的开始、转折、停顿与收尾。从字形上看，明显能看出与王羲之《兰亭序》《集王圣教序》的相似之处，只是笔画更为粗壮丰腴。初唐以来，唐太宗极为倡导王羲之的书法，这无疑对皇室后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体而言，此卷书风有着雄健宽宏、纵横潇洒之气势，这与盛唐时期肥壮的人马、丰腴的仕女画风等，相互呼应。如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在卷后所写：“帝王之书，行墨间具含龙章凤姿，非人文臣者所能仿佛，观此颂犹令人想见开元英明卓逾时也。”
至少，《鹡鸰颂》被视为最能传达唐玄宗行书风格的作品。与之书风最是相近的，还有台北故宫所藏玄宗《常道观敕》墨拓本。
©图源：《李躍林：唐玄宗的〈鶺鴒頌〉源流研究》
展卷，可见这一手卷由四纸接成，前后为黄绢隔水，拖尾为白麻纸。研究发现，原本此作当为册页装裱，后来才被重装成卷。我们现在所见的装裱，是北宋宣和時期內府收藏的横卷样式，也就是“宣和装”。此种形制的显著特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在画心四周钤盖“御书”（葫芦印）、“双龙”（方印）、“双龙”（圆印）、“宣龢”（连珠印）、“政和”、“宣和”、“政龢”（连珠印），合称为“宣和七玺”。拖尾部分，并另钤“内府图书之印”。在画心前方，还会附上宋徽宗以“瘦金书”亲写的签题。《鹡鸰颂》中已不见徽宗签题及双龙圆印，宣龢、御书印亦仅存半，应是后代重装时遭到裁切，有的学者正因此质疑本件是否为唐玄宗的真迹。
在颂文结束后，唐玄宗还写上了帝王专属的“敕”字，下方则是其押字。
晚唐时的《述书赋》中曾评论唐太宗之书法“风骨巨丽，碑版峥嵘”。彼时唐玄宗书法碑刻众多，北宋时即存有《鹡鸰颂》的刻石。从上文收藏印可见，此卷曾为宋徽宗宣和内府藏品，然而北宋后至元代的递藏情况尚不明，直到明代才有相关记录。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侯怡利梳理，现存《三希堂法帖》中的《明林佑鹡鸰颂跋帖》指出，明洪武二十年时《鹡鸰颂》由方明谦购得；此后，此卷曾为明初晋王朱棡所有，故而卷上有“晋府图书”；明末，董其昌将之刻入《戏鸿堂帖》，明清之际，此卷陆续为吴廷、陈定、故九锡、王永宁等递藏；后又于清嘉庆时期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卷后还留有三段重要的题跋，分别来自北宋时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清代王文治。蔡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先后四次任宰相，掌权长达17年，更是赫赫有名的大书法家，曾红极一时，为众人追捧。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就有他的题跋。蔡卞则是蔡京的弟弟，亦是北宋大臣，王安石之婿。蔡卞认为，玄宗的《鹡鸰颂》难以媲美宋徽宗的《鹡鸰赋》，蔡京则对唐代文风贬抑。
王文治则对《鹡鸰赋》不吝赞美，认为那些质疑此卷为双钩填廓本的人，只是见的唐宋真迹太少了，因为“不知古人笔法沉着，墨法丰厚之处。”
前半段是序文，说明为何作《鹡鸰颂》，后半段则正式为颂文。鶺鴒頌。俯同魏光乘作。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秋九月辛酉。有鶺鴒千數。栖集於麟德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逼之不懼。翔集自若。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才雄白鳳。辯壯碧雞。以其宏達博識。名至軒檻。預觀其事。以獻其頌。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讚成功。顧循虛昧。誠有負矣。美其彬蔚。俯同頌云。伊我軒宮。奇樹青葱。藹周廬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慙化踈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實在予兮。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爰遊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史書兮。
唐玄宗当初即皇位之初，在家族中便很有纠纷，他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韦皇后，拥其父李旦即位；而后又在712年受禅即位，改年开元。由唐玄宗开启的开元盛世，唐朝进入鼎盛时期，经济文化亦空前繁荣。但唐玄宗心里总隐隐不安，他共有兄弟五人，既必须笼络他们，又不愿他们实际干预朝政，于是，便将五位兄弟派驻到远离中央的地区，皆任州刺史，每年一次朝见。玄宗在《鹡鸰颂》中写道，尽管兄弟们任州刺史可作为屏障护卫，但却不能像过去那样常伴左右，于是决定将兄弟们召回京师任官，在开元九年（721）下诏。这也是为何，唐玄宗在见到鹡鸰环绕不去的场景时，会触景生情。
史书中记载的唐玄宗向来友于兄弟闻名，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制作长枕大被，要和兄弟共眠；后来命人制长生不老只要，也要与兄弟一起分享。但《鹡鸰颂》却并非简单地展现唐玄宗与兄弟间的友爱之情，如研究员侯怡利所形容，唐玄宗和他的亲王兄弟都明白，所谓“友于兄弟”，就如同包裹在权力斗争上的一层糖衣。“对于父祖辈间政争殷鉴不远，自身又经历许多宫闱斗争后采取得皇位的玄宗，是清楚的且有计划地在巩固权力，对于这些可能威胁皇位的亲王，自然是防备的首要目标。”唐玄宗借由這篇颂文表达思念兄弟之情，也寄望兄弟间互相照应，不会发生夺权之政争。
关于《鹡鸰颂》究竟写于哪一年，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考证结论。基本上，学者们的结论多将这件作品定在开元五年（717）至二十年（732）之间，其中，又多以开元七年（719年）较为普遍。早年江兆申先生认为，此件当书于开元七年（719），徐邦达先生则将其定在开元二十年（732）以前；黄纬中先生认同江兆申先生的说法，另有方展里先生考证应在开元四年（716）至十二年（724）间。而侯怡利女士在考证《鹡鸰颂》内容以及开元初年相关史实后认为，鹡鸰栖集宫殿的情形，应当是发生在开元九年（721）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文中所说的“秋九月辛酉”。这之后，才有魏光乘与唐玄宗作《鹡鸰颂》。具体的史实互证与推理，推荐大家详细阅读侯怡利女士发表在《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的《书史互证——〈唐玄宗鹡鸰颂〉研究》。
目前在台北故宫公布的展览线上资料中，也将此件所书的年代定在了开元九年（721）。尽管我们无法抵达现场观看《鹡鸰颂》，但在台北故宫OpenData资料库以及台北故宫典藏资料检索中，都可下载到这件作品的高清图像，方便细细观看。
本文写作主要参考以下文献资料
特 此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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