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施洛塞尔: 造型艺术的“风格史”和“语言史”*（上）》
由于篇幅问题，文章将分为两次推送，本期推送的上半部分，是梳理施洛塞尔的学术生涯和他有关“风格史”和“语言史”之间的区别。文章的下半部分，将为大家理清施洛塞尔和福斯勒、克罗齐间的关系，他的“风格史”和“语言史”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两人。
尤利乌斯 · 冯 · 施洛塞尔[Julius Alwin von Ritter Schlosser]（1866—1938）（图1）
尤利乌斯 · 冯 · 施洛塞尔[Julius Alwin von Ritter Schlosser]（1866—1938）（图1）是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在西方美术史领域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博学多识，精通古典文献，研究的范围既包括文献的整理和分析，也有对特定艺术家或艺术门类的考察，还有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在教学中，他忠实贯彻了该学派对文献的关注，对博物馆的倚重以及对学科科学性的强调，设立了严格的教学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美术史家。施洛塞尔的作品目录很长，评价他的文章也为数不少[1]，他本人还撰写了《生平随笔》[Ein Lebenskommentar]（图2）[2]，谈及自己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上的发展，但总体说来，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德语写成，尚无英译。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译介和研究[3]，我们逐渐了解了这一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李格尔[Alois Riegel]（1858—1905）和德沃夏克[MaxDvořák]（1874—1921）等人的重要著作和学术观点，但对施洛塞尔的了解还相对有限。2007年，《美术史与观念史》第6卷中以原文刊登了施洛塞尔讲述学派历史的名篇《维也纳美术史学派》，这篇文章后来由笔者译出并收录于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文集中，是此文最早的中译本。此外，十多年前还有一篇译文发表于《美术史的形状》（I），题为“论美术史编纂史中的哥特式”（译者为李本正），当属对其文论的最早译介。
《生平随笔》[Ein Lebenskommentar]（图2）
施洛塞尔撰有《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品与奇珍收藏》[Die Kunst-und Wunderkammern der Spätrenaissance]（1908），《蜡像史研究》[Geschichte der Porträtbildnerei in Wachs. Ein Versuch]（1911）以及出版于1924年的《艺术文献》[Die Kunstliteratur. Ein Handbuch zur Quellenkunde der neueren Kunstgeschichte]（图3）等学术著作，前两部著作都颇具开拓性,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做了大胆尝试，虽然出版后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今天的学者仍一致肯定其价值，而《艺术文献》迄今仍是编纂和扩展美术史文献集的重要参照标准。施洛塞尔的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从《帝国时期小亚细亚和色雷斯钱币图像》[Kleinasiatische und thrakische Münzbilder der Kaiserzeit, 1891]和《古代乐器藏品略解》[Kleiner Führer durch die Sammlung alter Musikinstrumente, 1922]等论文的标题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在方法上，他受黑格尔艺术观的影响，认为艺术家个体是创造伟大艺术的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远比社会条件重要，这种观念在《文艺复兴初期艺术家的问题》[Künstlerprobleme der Frührenaissance，1929]一文中表现得格外明确。但同时，施洛塞尔的文章也会显示出对艺术品产生的文化环境的特别关注，这与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的学术倾向不无类似。施洛塞尔既不完全认同李格尔的“艺术意志”的概念，又始终觉得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这样的伟大艺术天才能够超脱环境而存在。他在形式主义和文化史中间摇摆不定，苦苦思索艺术和历史的定义，他的思考清晰地反映在《造型艺术的“风格史”和“语言史”》[“Stilgeschichte”und“Sprachgeschichte”der bildenen Kunst ]（以下简称《风格史》）一文中。
《艺术文献》[Die Kunstliteratur. Ein Handbuch zur Quellenkunde der neueren Kunstgeschichte]（图3）
施洛塞尔早年涉猎哲学，曾通读过当时不少重要的美学著作。他对哲学的重视既体现在学术思考中，也可见于他的教学：他要求学生上哲学课，并通过专门的口试。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是“颠倒的”哲学家：同“从知觉的无色暗夜中接近可见事物”[4]的哲学家恰恰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从对具体艺术品的观察中上升到“何为艺术？”、“何为历史？”以及“两个概念综合起来意义何在？”等基本问题。施洛塞尔撰写于1935年的《风格史》一文正是在讨论这些问题，总起来说也就是：如何将对个体作品的特殊性与艺术创造的一般性结合起来？当然，并不是只有他关注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倾向也是时代和社会思想发展塑造的结果。从思想背景来看，施洛塞尔属于“从19世纪晚期实证主义转向世纪之交的活力论的一代人”[5]。这种趋势也影响了美术史，李格尔、德沃夏克和沃尔夫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离开了坚实的古物学方法的领域，发展出独特的历史理论。面对这种范式的转换，身为同代人的施洛塞尔以清醒的要求和忧虑旁观，并未轻举妄动。”[6]上世纪30年代，由学派“古代史”代表人物艾特尔贝格尔[Rudolf Eitelberger]（1819—1885）建立起来的依靠文献和实物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逐渐失去影响力，这是美术史领域内部反思的结果，比如李格尔（包括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1785—1843］）对以往的研究重视彼此分立的个体艺术品，以至于难以从整体上理解作品，从宏观上把握艺术创作的情况感到不满，他后来提出的“艺术意志”可以理解为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应。既然实证主义已不再是科学方法的关键标志，到19世纪末，“问题成了美术史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传统的对个体的关注，展现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研究’的特征”。[7]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科领域出现了新的尝试，比如马克思 · 韦伯[Max Weber]（1864—1920）试图用“ideal type”这一主观因素结合个体历史现象与历史背后的规律性，也可能对美术史领域产生了影响。施洛塞尔在《风格史》中表达的观点尽管与李格尔非常不同，但在同样的背景下，二人想要达到的目的和采取的方式倒有相似之处。此外，他的这篇重要作品中明显表现出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图4）的影响。确切地说，施洛塞尔从后者1902年出版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中得到启发，试图区分艺术与非艺术。同时，德国语言学家福斯勒[Karl Voßler]（1872—1949）（图5）对文学史和语言史的区分也启发了施洛塞尔。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对应于文字语言的造型艺术的语言？他借但丁的《神曲》打比方，将克罗齐和福斯勒分别比作自己的“维吉尔”和“斯塔提乌斯”[8]，二者的引领不仅使他摆脱了学术困境，而且对他后来的美术史哲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图4）
德国语言学家福斯勒[Karl Voßler]（1872—1949）（图5）
克罗齐认为，在美术史上，只有真正伟大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才有一席之地，而且这些大师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因此，按艺术传统来解释美术史是不可靠的。在这个问题上，施洛塞尔也借用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约纳斯 · 科恩[Jonas Cohn]（1869—1947）提出的艺术作品的“孤岛性”[Inselhaftigkeit]这一概念。他认为，进入“风格史”的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及其作品，那些缺乏自己独特语言的艺术家只能进入“语言史”，但不排除一种可能：“本来只能在文化史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人在其生命与创作的最高点短暂地跻身于具有创造力之人的行列”[9]。其实，他早在20多年前撰写的《蜡像史研究》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本质趋向个体性的艺术品具有内在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不可能从外部的‘历史’获得，甚至也不是从柏拉图思想的领域中借来的。有位现代美学家（约纳斯 · 科恩）已经恰到好处地用‘孤岛性’一词表达出这些艺术品的特点。如果它们不失去自身，就绝不会有与创造的个体性内在相分离的历史，而在受到周围的经济、社会和技术力量影响时，它们只会沦为文化产品。”[10]因此，他首先就说明自己要讨论的蜡像作品并不具有艺术品的独立价值，而只能作为文化史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参数”。 施洛塞尔所谓的“具有创造力之人”，即天才，在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的美术史编纂中是一个核心概念，但这种对创作主体的格外关注在德语美术史中并不突出。从李格尔、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1864—1945）、德沃夏克等人的理论来看，艺术发展受内在（沃尔夫林和李格尔）和外部（德沃夏克）力量影响甚至被决定，天才没有立足之地。后来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的“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的说法也绝非为艺术天才代言，而是对之前出现的体系化的，黑格尔式的美术史的一种反拨。但他的老师施洛塞尔始终未完全放弃实证主义的观点，难以接受当时盛行的系统化的理论，试图用“风格史”和“语言史”的划分来解决天才的地位问题。他觉得美术史不仅要关注天才，而且真正的美术史应该是天才的“火炬接力赛”。为了问题的清晰性，他像克罗齐一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那些平庸之辈。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并无量化的标准，他们之间也谈不上其他共通之处，所以这部“真正的”历史是艺术家的历史，而讨论艺术传统，认为艺术发展体现出继承性的美术史就是语言史。由此可见，他的这一理论明确划分了高低两个等级，“几乎走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反面，因为维也纳学派消泯一切带有‘衰落’的时期标志，而施洛塞尔却把古典晚期、手法主义和巴洛克大都归入了‘语言史’。在李格尔对风格史的排除个人因素的解释中，无法说明伟大艺术家们的出现；而施洛塞尔面对的则是如何决定伟大艺术家的位次的问题。”[11]也就是说，他没能讨论并确定分类的标准。不难理解的是，他的学生奥托 · 库尔茨[Otto Kurz]（1908—1975）将老师的《中世纪的艺术》[Die Kunst des Mittelalters]视为其“语言学”方法的最高成就，因为中世纪艺术家大多没有留下名字，比较适用于这种方法。
施洛塞尔并不是理论家，埃里克 · 费尔尼[Eric Fernie]的《艺术史及其方法》[Art History and its Methods]以及理查德 · 肖恩[Richard Shone]等人编辑的《塑造了艺术史的名著》[The Books that Shaped Art History]中均未提及他的名字，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对李格尔作品的译介也未能突出施洛塞尔的地位和价值。他不像同时代的沃尔夫林和李格尔，或他的学生贡布里希，以及学生的学生巴克桑达尔[Michael Baxandall]（1933—2008）一样，比较系统和明确地总结并实践了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新方法。《风格史》算是他的理论作品。根据他的分类，沃尔夫林、李格尔和贡布里希都是造型艺术领域的“语言史家”，其作品应被归入“语言史”，因为他们研究的那些“无名语言遗产，最初虽然是源自个体，但它变得社会化并被保留下来，即使其意义经历了多次改变。只要风格史尚未失去自己真正的特征，这种遗产就无法在其中立足，它不再具有艺术上的独立性，而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言文献’”[12]。这些“语言史家”致力于寻找能够解释整个艺术创作持续、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各自独立的，具有“孤岛性”的艺术大师的单子[monad]则构成了“风格史”。这两个群体间的对立还可以从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与瓦萨里的差异中体现出来：两人都是艺术家，也都有讨论艺术发展的著作存世，但就艺术创作而言，瓦萨里无法与吉贝尔蒂相提并论，他的影响深远的《名人传》也大量吸收了吉贝尔蒂著作中的内容。施洛塞尔撰写了阐释吉贝尔蒂文论的专著，未及完成，最终在其身后出版。在他眼中，吉贝尔蒂是天才艺术家的代表和真正的美术史家，是“风格史”中的一个单子，而瓦萨里无疑应归入“语言史”，而且，他的艺术家传记并不符合“真正的历史”的要求，倒让美术史写作陷入不幸。施洛塞尔认为，书写风格史应该将美学形式的内部区域和艺术家传记或作品的区域化等语言史的外部领域区分开来。[13]根据施洛塞尔的观点，“孤岛”式的艺术家之间互不相关，而且正是他们在作品中传达出的个性[individuality]成就了艺术品。对此，迈克尔 · 波德罗[Michael Podro]的疑问是：风格如何能在语言史的意义上拥有历史呢？他发现施洛塞尔对风格史的阐述和对形式主义的批评既无法说明艺术品的各种特征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解释艺术与其价值之间的联系。[14]但实际上，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在施洛塞尔的考虑范围内，因为“风格史”和“语言史”中所涉及的“历史”概念本身就是不同的，如福斯勒所说：不是每段历史都是发展，而所有的发展都是历史。[15]如果要从“不发展”的意义上理解“风格史”，艺术的价值和美术史的体系确实无从认定。受19世纪历史和考古学的影响，施洛塞尔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应用了“史前史”、“古代史”一类的划分。从《风格史》来看，造型艺术的“语言史”正好适用于这种框架，因为研究对象像考古发掘的出土物一样呈现着相关时代的文化特征，或者说“语言特征”。看来，由“火炬接力”构成的风格史的确不符合进入“历史”的要求，但施洛塞尔相信，真正的历史性内容恰恰就是个体性。
（未完待续）
* 本文依据笔者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依托单位完成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
[1] 详细目录见Charles Davis，《施洛塞尔最初的艺术文献书目：索引（即总书目）》[Julius von Schlosser’s first bibliography of Kunstliteratur: “Register (zugleich Gesamtbibliographie”], Fontes 32, 2. Mai 2009, http://archiv.ub.uni-heidelberg.de/artdok/volltext/2009/707 。
[15] Karl Voßler，《作为创造和发展的语言》[Sprache als Schöpfung und Entwicklung: Ein 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 mit praktischen Beispielen]，海德堡，1905，第2页。
本文作者简介：张平，云南人，曾就读于云南大学，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
原文发表于《新美术》2016年第1期，第66页-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