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赏读 |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引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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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一期我们推送了《瓦尔堡思想传记》的中译本序和第二版序言，本期则从此书的引言第三、四节中选出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在这些内容中，作者先讨论瓦尔堡给人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再借助这些印象来洞察瓦尔堡的个性；进而“探索他的一些私人问题和他智力成就间的联系”。在作者眼中，瓦尔堡最突出的智力成就之一是他对文艺复兴所做的重新解释：他不相信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世纪教条主义的梦魇里觉醒，当中必定发生了理性与非理性力量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重新解释跟瓦尔堡自己的悲痛经历有关，他曾陷入类似的冲突之中。不过，除了个人因素外，他的思想还受到了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以上层层剖析不仅向我们揭露了瓦尔堡复杂的思维方式，还展现出作者高超的论述手法。
贡布里希 撰
李本正 译
我来到瓦尔堡研究院时，瓦尔堡（图1）已去世近七年。由汉堡迁至伦敦当然破坏了瓦尔堡曾生活和工作的环境［milieu］，但我仍然见到并结识了许多曾感受到其个性的影响的人——尤其是格特鲁德 · 宾。据大家所说，毫无疑问，瓦尔堡给那些见过他的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尽管他身材矮小，却符合“伟人”的形象。认识他的人几乎没有人不提到他那双深色的眼睛透出的认真的神情，那种深深的忧郁令他们想到他所战胜的精神病的恐怖，以及他异常活跃的言谈，他的汉堡人的幽默，他由于善用警句而体现出的机智，他对逸事的喜爱，以及他的模仿技巧，如他喜欢说的那样，只要他身材再高些，这种技巧就会让他想当演员。[1] 瓦尔堡在模仿德语和意大利语方言时充分利用了移情作用，这种能力也使他成为对人的敏锐的、有时冷酷无情的观察者。他喜欢用几句话把一个人概括下来，这些简洁的表述有些仍旧在瓦尔堡的圈子中传为美谈。瓦尔堡个性的这个更活泼的方面在他的笔记中几乎未留下痕迹，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的日记却不乏对人的鲜明刻画，甚至包括他为供自己使用而记载的一两件趣事。
图1 瓦尔堡
但是，仅凭才华横溢的言谈，瓦尔堡当然不会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他实际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在同事中享有声望，首先是由于他扎实的学问，他对佛罗伦萨档案的了解，以及对目录学的精通。他的书信表明，他们常常向他求教对一枚盾形纹章的解释，或者对一名供养人的鉴别。他被看作佛罗伦萨研究和神话志与占星学历史的无与伦比的专家。恐怕，就连瓦尔堡的个性这一重要方面，对于本书漫不经心的读者而言也不会一目了然。遮住整整一面墙的那些箱子中排列着数以万计的纸条，证明他极其勤奋刻苦，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建立起的图书馆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总的看来，他在收集材料或者参考书目时心情最为愉快，但是在这些紧张活动的期间，他很少在日记或笔记本上写些什么。他留下它们去记烦恼与问题，因此，甚至由这些材料所显现出的这位学者的个性也很可能看上去比通常歪曲些。
写作与出版的确使他痛苦不堪，但是他也常常逃往另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表明他具有热心社会活动的个性——他喜欢组织人们；他一次不落地参加会议，以排解他在学术界的孤独；他保持着关于公众所关心的事情和汉堡当地利益的大量通信往来。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很像老于世故的人，是熟练的外交家，温文有礼，处事老练，坦率而不粗鲁，是措辞巧妙的大师。就连他询问信息和索要照片的日常书信也表明这位有教养的学者知道如何待人处世。瓦尔堡在一生中有许多年用复本书写亲笔书信，尽管这些书信现在已难以辨认，人们仍然必定希望，瓦尔堡的书信日记选总有一天会出版，以对当前的研究予以补充和纠正。
但是，倘若忽略瓦尔堡热心社会活动的个性是个缺点，那么，他的笔记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可以探索他的一些私人问题和他智力成就间的联系，这可以对这个缺点部分地予以补偿。显然在每一位学者的生活中都存在这种联系，但是，拥有和此例一样良好的机会来进行这类研究的历史学家即使有，也是寥若晨星。
在莫里斯 · 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论文《历史的因果分析》［“Causal Analysis in History”］[2] 中，讨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我们还缺乏对“甚至单独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假设的任何详细的、分析性的研究”，他对此深感遗憾。本书也许对填补这个空白［lacuna］有所帮助。记载之全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其巨细无遗却造成了最大的问题。瓦尔堡横渡大西洋时的旅客名单和菜谱，保存得和连一次理发费用都不遗漏的详细支出账目一样完好。他何时购买过一本书，他读了多少，这些几乎总能弄清，因为他喜欢在书的页边上做标记。主要由于格特鲁德 · 宾的操劳，档案相当井然有序，任何感兴趣的人要继续查找本书中的参考资料都不应有什么困难。如果说这些可能是独特的良机，那么，较之那些性格更加外向的学者的情况，瓦尔堡心理健康状况的不稳定的平衡，也使本传记的作者常常能更清楚地辨明其个人卷入的原因。我相信，在当今时代，无须特别强调这样一点：这种强烈的个人偏见绝不会有损于这位学者的成就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个人意义变得十分强烈，以至它们妨碍了作为这位学者的特征的自我批评能力时，它才会有损于这个价值。我们会在瓦尔堡已发表的文章中见到一两个这样边缘的例子，他由于它对他所具有的意义而坚持一种假设，但这些例子只是例外情况，如果对它们予以纠正，几乎不会影响他的主要结论。
当然，不应使这些错误永久存在，由于能够独立发现这些错误的人的数量必然很少，那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它们是为激励和支撑着瓦尔堡的研究的那种个人动力而付出的小小代价。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论文《学术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Scholarship”］中，斯图尔特 · 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最近强调了心理冲突与产生一部内容丰富、值得耗时阅读的著作［œuvre］的相关性：
一位作者的意义，无论他是诗人、哲学家还是史学家……主要不在于他著作背后的自觉的意图，而在于他著作中的冲突和富于想象的矛盾之处的确切本质，正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样……任何形式的文明生活都是以对于感觉的某种否定或者颠倒为代价，以某种自欺为代价，以编造神话和思辨性的假设为代价来维持的，而在后来的某个年代以完全超然和科学的眼光看来，这些神话和假设似乎是一种疯狂，至少是沉迷于幻想……通常我们只有在回顾时才能看到，为什么某个关注的问题在当时看似是不重要的、烦琐的、学院性的——在其被滥用的意义上而言——而实际上却是在看上去无关联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材料中发现典型的价值观的冲突，而这种典型的价值观的冲突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3]
本书并非力图将激起瓦尔堡的思想发展的那些心理冲突完全揭示出来。它避开了一种病情记录，这种病情记录无论如何必须以从瓦尔堡患病时起的长长的一排日记为起点，我已将它们放到一边。由于它们是在明显的兴奋和焦虑的状态下用铅笔写成的，因此对于非精神病医生来说既难辨认，也提供不出多少信息。它们几乎不能证实那种已经逐渐形成的传说，即当时这位病人主要的长期思考的事情与他以往对鬼魔学和迷信的研究有关。但是有一件事情显而易见：与自身的心理疾病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瓦尔堡的自我认识，以至人们会发现，能够对于他著作中的个人成分提供的最佳解释来自他自己的笔端。
我决定把这些个人的事情放入背景中，不仅是由于我了解自己明显的局限。任何想由这个材料得出结论的心理学家都首先必须认识到，对文艺复兴的文化问题的这种个人卷入绝非是瓦尔堡所独有的。18世纪末以来，一个人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态度已成为他对自己时代的问题所持立场的试金石。因为文艺复兴被视为从教会和封建国家的镣铐中解放出来的时代，这个解放在19世纪远未完成。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文艺复兴是人类的堕落，是对信仰时代的背叛；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它是自由的预兆。正是明确地针对这些彼此对立的观点，伟大的反对教权主义者米什莱［Michelet］（图2）在他1855年的关于法国史的著作中支持文艺复兴，他在书中创造了“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的语句。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在一封信中写的一段话也许瓦尔堡也曾经写过：
哪怕最小的社会事实，如果不去求助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我也无法做出解释……要着手把如此众多的彼此相异的元素结合在一起，自身必须具有强大的干扰力量。要重现如此众多的激情，就不能平息自己的激情。一盏灯倘若热得足以熔化整个民族，那它也会热得将自己的内心消耗殆尽。[4]
图2 托马斯，《米什莱肖像画》，
1850—1879年，183×132厘米，布面油画
毫无疑问，把文艺复兴想象为使人摆脱社会约束甚至道德约束的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对于感到这些约束的力量和它们所造成的冲突的人们，这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那一时期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J. A. 西蒙兹［J. A. Symonds］是另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位学者热情洋溢的作品歌颂健康和活力，与不时被精神崩溃所打断的生活形成对比。像埃米尔 · 左拉［Émile Zola］（图3）这样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显然敏锐地发现了文艺复兴崇拜和神经病之间的这种联系。伊波利特 · 丹纳［Hippolyte Taine］（图4）曾以相似的语气赞美文艺复兴，左拉在写关于丹纳的情况时，不禁谈论到了那种对比：
……倘若我不认识他，我就会倾向于把他想象为肩膀宽阔、穿着宽大漂亮的呢衣、拖着一把利剑、生活在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实际上，丹纳属于我们的神经质的世纪。他是一个有病的和不安定的人，强烈渴望强健有力和自由生活。[5]
1868年，146.3×114厘米，布面油画
图4 伊波利特 · 丹纳
我们会看到，瓦尔堡越来越反感这种把文艺复兴看作敏感的超人的时代这一过于简单化的［simpliste］观点，这并不与他自己卷入这些冲突相矛盾。在任何世纪末［fin de siècle］学者看来，佛罗伦萨都不仅仅是拥有美的艺术品和大有用途的档案的城市之一。那一时期在佛罗伦萨安家的众多来自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侨民都觉得他们在返回自己文明的源泉。我们列出引自这些侨民之一的最后一段引文，“弗农 · 李”［Vernon Lee］（Violet Paget［维奥莱特 · 佩吉特］）在瓦尔堡来佛罗伦萨求学的四年前出版的《尤福里翁》［Euphorion］中写道：
它们仅仅是通过研究而产生的印象，不仅仅是我从佛罗伦萨的多种多样的生活中挑选出来的思想和感情的潮流，而是我自身的思想和感情的潮流，它们形成并随之传播开文艺复兴传说中的某些条目。[6]
“随之传播开文艺复兴传说中的某些条目”的瓦尔堡自身的“思想和感情的潮流”，与他的前辈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潮流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其个人性，不如说是其对心理学的侧重。世纪末的文艺复兴崇拜把佛罗伦萨的15世纪变成空想的黄金时代，从中世纪教条主义的梦魇中毫不费力的觉醒。我们会看到，正是这种毫不费力的解放的想象使瓦尔堡感到不快，因为在他看来，解放是必然而又痛苦的。他自己从正统派犹太教中解放出来，以及此事所造成的与家人的冲突，是这方面的经历之一。其他的经历也许更直接地源于他自己的精神特质，他被抑郁、焦虑和强迫症所折磨，他与这些恶魔的不断斗争，在他的心灵中和人类与非理性及原始冲动的斗争融为一体。
不过，即使在这里，瓦尔堡从冲突方面对文艺复兴所做的重新解释也不应单单归因于他的个人心理。这种重新解释在当时也十分风行。它与19世纪末出现的对古典时代的重新解释相并行，更确切地说，是在它之后出现的。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n］、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这些德国文豪们看来，古希腊也曾是愿望得以实现的理想世界，席勒认为，理想的希腊是向往的目标，因为他不知道基督教在人类心灵中造成的冲突。这幅理想化的图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证据的影响下逐渐消失了。
[1] 在一封具有争论性的书信的草稿中，瓦尔堡使对手说道：“你是谁？”他回答说：“矮小的男人，长着黑黑的小胡子，有时用方言讲故事，高一米五九。”（Wer sind Sie denn? Ein kleiner Herr mit schwarzem Schnurrbart der manchmal Dialektgeschichten erzählt. 1.59 m.）
（《艺术史家》［Art Historians］）
[2] 《 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 3 卷，1942 年。
[3]马克斯 · 布莱克［Max Black］（编辑），《学术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Scholarship］，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第46、51 页。
[4]援引自埃德蒙 · 威尔逊［Edmund Wilson］，《到芬兰车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纽约，1940 年，第1部，第2 章。
[5] 《 我的憎恨》［“Mes haines” ］，《左拉全集》［Œuvres complètes］，第 40 卷，巴黎，1929 年，第 158、159页；援引自《观念史杂志》，第3 卷，1942 年，第351 页。
[6] 伦敦，1899年，第16页。
［原载于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
李本正译，商务印书馆，
2018年1月第1版，第6—12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完）
李本正
译者简介：李本正，1947年出生，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副编审。曾参与翻译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里克特的《希腊艺术手册》，卡尔 · 波普尔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走向知识的进化论》《开放的宇宙》，范景中主编的《美术史的形状Ｉ：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以及卡罗琳 · 冯 · 艾克、爱德华 · 温斯特编的《视觉的探讨》等多部名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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