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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凯尔斯书》是西方中世纪手抄本中的精品，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获得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可惜国内对此书的认识很有限。有感于此，上海大学赵海频老师在国外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这本书是如何以富有想象力的、繁复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四福音书和谐”观念的。
本期我们推送赵老师学位论文的第一到三章摘录，内容包括《凯尔斯书》的诞生地、制作时间、书名、用途、绘制者、版式与编排等基本信息。下期将推送这篇论文的第四章“形式的双重语义塑造基督‘道成肉身’”摘录，敬请关注。
《凯尔斯书》的形式语言研究
——基于“四福音和谐”观的
图像与装饰
赵海频 撰
强调风格的西方艺术史家常用Hiberno-Saxon或Insular这两组单词来指称爱尔兰－不列颠群岛。这一词汇源自拉丁语 insula（岛）。爱尔兰－撒克逊艺术（Hiberno-Saxon Art / Insular Art）是指在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历史中的后罗马（post-Roman）时代的一种艺术风格样式。它具有爱尔兰－不列颠岛区域的统一辨识的特征——一个与欧洲其它部分不同的风格。在该地区，7世纪至9世纪之间，随着修道院的不断繁荣，产生了最为独特的作品，那就是一系列由凯尔特基督教僧侣绘制的《新约》福音书彩饰手抄本，《凯尔斯书》即是其中一本。约在公元800年左右诞生的《凯尔斯书》正是爱尔兰基督教的特殊宗教热诚结合了爱尔兰－不列颠群岛特有的爱尔兰－撒克逊艺术本土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风格之后的产物，它是这一系列手抄本中最著名以及最出色的一本。其装饰的繁复性、母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图像的想像力与象征、以及绘制技巧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这部用做礼拜的手抄本成为了爱尔兰－撒克逊艺术与圣经文本的重要媒介，是欧洲西方（爱尔兰－不列颠本土）、北方（日耳曼）、地中海世界（欧洲大陆）及东方（埃及科普特）之间风格观念转换的主要媒介，也是建立福音书权威与基督神性的重要媒介，是传播信仰的重要工具。虽然20世纪之后才有了平面设计这个概念，美术史学家们也开始进一步将图像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结合形式要素加以讨论，但是若从形式语言来分析，那么《凯尔斯书》则应该可以被认为是最早最完整和最杰出的平面设计的标本之一。并且，随着中世纪凯尔特修道士在欧洲大陆的建造修道院的进程，这一风格也被欧洲大陆中世纪手抄本吸收，某些形式语言规律也被后世所采纳。例如，加洛林王权时期的彩饰福音书抄本、经院时期的彩饰福音书抄本、贵族骑士时期的《日课经》抄本。甚而到了19世纪工艺美术运动之后，随着凯尔特艺术的复兴，它的影响在莫里斯的书籍装帧实践中更是显而易见。不仅如此，现代平面设计的图像装饰与释义之间的运用规律似乎也与《凯尔斯书》的一般无二。可能早在1200年前，中世纪的凯尔特修士就已经掌握了当代的平面设计理论，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其优渥的成果。“繁复的装饰、多样而复杂的母题、超乎常人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是对《凯尔斯书》曾有的普遍评价，而本研究则试图探究：在这些图像、装饰、母题和想像力背后，凯尔特僧侣基于怎样的文本理解的观念？面对明确目标对象（信徒）及功能诉求，他们使用了怎样的形式语言体系来表现这一观念，从而构建出有效的对话机制？而这些可否也能为当前的平面设计带来些有意义的启示？根据英国史学之父比德[1]的说法，在6—8世纪的不列颠地区，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在不列颠南方传播基督教，而北方（现苏格兰）则是由爱尔兰人在传播基督福音：“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2]继续前来不列颠，致力于向奥斯瓦尔德王治下的各英吉利人地区宣传信仰的福音”，在不列颠北部皮克特人（Picts）居住的地方，“教堂一座座建立了起来”，“年幼的英吉利儿童和他们的长辈一道，在苏格兰导师的教导下学习和遵行修道院院规”。[3]同时，比德还写到，在这些前往不列颠传播福音的苏格兰人中，有些是来自海伊岛（Hy）修道院的修士，他们延续着一位名叫哥伦巴（Columba）[4]的爱尔兰修道士自公元563年开始的传教之路。而那个海伊岛也就是后来的艾奥纳岛（Iona），[5]它也是被杰拉尔德赞为天使的作品的《凯尔斯书》（Book of Kells）可能的诞生地之一。比德之所以将艾奥纳岛称呼为海伊岛，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凯尔斯书》还没有诞生。《凯尔斯书》诞生在公元800年左右，该岛的更名是在《凯尔斯书》完成之后，改名为艾奥纳岛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希伯莱人名Iona（约拿）有着与拉丁文Columba（哥伦巴）相同的含义：鸽子。而“鸽子”直接表明了艾奥纳岛与圣哥伦巴的关系。在《凯尔斯书》中《路加福音》的耶稣家谱中，对开本的页码（folio） 201r[6]上有着一个人身鱼尾的图形——象征了耶稣，其动作正好凸显了Iona这个词（图1），它也被诸多学者作为推论《凯尔斯书》的制作地点就是艾奥纳岛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7]因此，在中世纪的爱尔兰－苏格兰凯尔特地区，《凯尔斯书》一直被当作圣哥伦巴的伟大福音书而备受尊崇，阿尔斯特[8]编年史（Annals of Ulster）纪录1007年它被盗走的时候就提到：“圣哥伦巴伟大的福音书，西方世界中最珍贵的珍品”。[9]之所以被称做《凯尔斯书》，可能是因为9世纪初艾奥纳修道院遭到维金人入侵的时候，此书在807年随着整个教区以及其他珍宝一起迁徙到了凯尔斯（图2）。[10]而且，还因为除了阿尔斯特编年史所提到的那次被盗之外，到19世纪中期为止它也一直被保存在凯尔斯的关系。
图1 《凯尔斯书》f.201r细节
图2 凯尔斯修道院外景
目前经得起考证的与艾奥纳岛以及圣哥伦巴相关的修道院只有在爱尔兰的凯尔斯（Kells，公元807），以及不列颠北部由艾丹（Aidan，艾奥纳岛的传教士）在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公元635）［诺森伯利亚（Northumbria）］建造的修道院。到了7世纪，克罗马克挪塞（Clonmacnoise，公元546）修道院也在爱尔兰北部建立起了自己的修道院网络，而另一位前往欧洲大陆传播基督福音的爱尔兰传教士圣哥伦巴努（St. Columbanus）及其门徒则是在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建立起了爱尔兰－苏格兰修道院网络（图3）。这些修道院的建立也直接导致了与传教相关的一系列爱尔兰－撒克逊彩饰福音书手抄本的产生，而且在这些福音书手抄本上体现出了爱尔兰－撒克逊艺术风格一脉相承的演进过程。从总体形式和细节刻画来看，《凯尔斯书》与《杜罗书》（Book of Durrow）、《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达勒姆福音书》（Durham Gospels），以及《利奇菲尔德福音书》（Linchfield Gospels）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尤以《杜罗书》和《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为甚。《凯尔斯书》堪称这一风格的巅峰之作，但是，但随着维金人的入侵，这一风格也就此嘎然终止了。虽然《凯尔斯书》之后还有零星的作品出现，但学者们认为都是这一风格的变体而已。（附表：爱尔兰－撒克逊彩饰福音书手抄本列表）
图3 爱尔兰－苏格兰修道院分布图
那一时期宗教的大量的赞助被落实到广泛的艺术品的制作上，有：祭坛器皿（altar vessel）、圣骨匣(reliquary)、牧师的法衣（vestments）、铃、杖、诸如教皇仪仗扇（flabella）之类的礼拜式扇子（liturgical fans），而福音书手抄本的需求尤甚。一些便于携带的小尺寸的福音书是用于传教工作或者是出于私人的喜爱，然而更大些的卷册，像《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埃希特纳森福音书》（Echternach Gospels）以及《凯尔斯书》则是以祭坛使用为目的而设计出来的。要更全面地理解与此书制作有关的环境，以及它完成之初曾经放在哪里的，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书中有不少文本错误，主要文字页面上还有许多难以辨认的部分，还有那些炫耀书法的装饰条，似乎都只是为了增添极端的奢华而存在的，这也意味着制作它不大可能是作为日常读物。很可能制作它的目的是作为一件在特殊的场合使用的祭坛家具，也有可能是为了一次特别的活动而制作的。弗朗索瓦斯·亨利推测此书的制作很有可能与公元797年的圣科伦巴去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一推测没有被证实。但可以认定的是，《凯尔斯书》的所有装饰设计，都基于这样一个目的：要让坐在教堂中间的，离书有一段距离的教堂会众看到其瑰丽，或者可以在游行的队伍中展示其灿烂辉煌以表忠诚。因为有些装饰精巧的关键句页面并不能一下子就被读懂，而且绘画此书的艺术家们似乎也并不尝试去让人读懂句子。可见，这部福音书在礼拜仪式的用途的同时也展现了当时福音教导在视觉上的重视，但这并不是凯尔特传教士先认识到的，因为格里高里大主教早就给图像作了定义，是：“给那些不会阅读的人一个关于主的故事的活的读物（a living reading of the Lord’s story for those who cannot read）。”因此，它的另一功能就是在于能够帮助修道士记忆那些已经熟悉的文字，熟悉的教父的著作。那些在《凯尔斯书》中可以辨别的暗示主题的解经的文字，艺术家们根据当时存有的观念对其加以概括、编排和描绘，并以此进一步加强该观念，使其成为真正正统的经典。
可以确定的是，那些绘制《凯尔斯书》的艺术家们正是受到良好的拉丁语教育以及书法和绘画训练的修道士，而且他们以团队的方式进行合作。此外，圣科伦巴修道院网络也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对制作福音书的缮写室提供支持，也因此使得这一风格可以沿袭几百年，并对整个理念的渗透、统一、协调和规范起到决定作用。例如，《凯尔斯书》所用到的牛皮的来源不止一个地方，而且它的制作得到了科伦巴修道院网络中的其它修道院的支持。[11]虽然几乎没有专家可以对《凯尔斯书》在手抄本上进行工作的画家和抄写员的数量和身份的相关问题做出明确鉴定，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参与抄写的人数可能有2—4人，各担任了“金匠”（这里的“金”指画家使用的黄色、银白及蓝色，以及将其与制图技术的细节进行的自然而完美的结合，有着一种金属制品的质感）、“插图师”和“肖像画家”的角色。很明显，所有抄写员都来自于同一个缮写室，且具备共同的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和艺术素养（甚至也有可能是当时修道院院长本人参与其中），因此在他们的书写和绘画形式之间几乎不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他们都喜欢在每一行的末尾文字结束的同时附加装饰效果，以便使得空间的利用效率更高。抄写员和画家所执行的功能根本不能彻底分割，因为他们既是擅写经文的书法家，同时也是熟捻绘画技巧的画家。
《凯尔斯书》共340张对页，即680页，但是包括一些主要装饰页面在内的近30张页面在1100多年间的多次重新装订和流变中遗失了。它的尺寸是330mm×250mm，但这是在19世纪的时候裁切而成的。弗朗索瓦丝·亨利认为这并非原有尺寸，原本应该是370mm×260mm。这一尺寸要比《利希菲尔德福音书》、《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等一系列更早的爱尔兰－撒克逊福音书的尺寸都大（见附录表格）。这一尺寸的认定基于了《凯尔斯书》的版心尺寸——250mm×170mm。该版心尺寸在《凯尔斯书》中几乎是完全统一的，就算整版装饰页或带有边框的插图也基本限定在这个尺寸之内，只不过边框的叶尖饰偶尔会超出这一范围。可惜的是有些画面因为19世纪的那次重新裁切装裱而变得变得不完整了。基本上每张页面上的文字行数是17行，少数一些需要着重突出的经文页面，它们所在的页面有时会设计成比通常的行数减少的非常规规格来加以区分，同时首字母的装饰也有些许的不同，以此显示出两种页面之间的区别。不过，这些版式上的变异在四部书中都是统一对应的。在教父时代，对于四福音书的前后顺序就已有了基本确定，尤其在圣哲罗姆和圣奥古斯丁等人的不断推动之下加以了巩固：马太、约翰二使徒像呵护亲子一样将他们（马可和路加）夹在中间，前后扶持着这两位作者。《凯尔斯书》作为开端的总序包括了：《马太福音》摘要（Breves Causae）（8r－11v）、 《马太福音》前言（Argumenta）（12r－13r）、紧接总序之后的页码f.27v－f.129r是《马太福音》，f.129v－f.187r是《马可福音》，f.188r－f.290r是《路加福音》，f.290v－f.339v是《约翰福音》。根据目前现存的页面来分析，每部福音书包含目前所保留下来的各部书的开始部分，统计如下：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f.27v）
福音书作者马太的肖像（f.28v）
Liber页，《马太福音》首句单词页面（f.29r）
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f.129v）
Initium页，《马可福音》首句单词页面（f.130r）
Quoniam页，《路加福音》首句单词页面（f.188r）
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f.290v）
福音书作者约翰的肖像（f.291v）
In principio页，《约翰福音》首单词页面（f.292r）
虽然《路加福音》中的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福音书作者肖像遗失了，但很明显各书的页面设置应对了一种标准模式：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肖像——经文引导页面。而且，四福音书中同一类别的页面都有着相同形制的版面布局，拿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面来说，四部福音书都将四个符号分置在将画面分割成四个格子的十字之间。在经文首句页之后就展开了各福音书的经文正文，现存的各书经文中整版装饰页面的统计：基督肖像（f.32v）
地毯页，8环十字架（f.33r）
花押字页，XPI h generatio（基督的诞生，f.34r）
插图《基督被捕》（f.114r）
重点句整版装饰页（f.114v）：Tunc dicit illis Ihs omnes uos scan [dalum]，基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因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重点句整版装饰页（f.124r）：Tunc crucifixerant XRI cum eo duos latrones，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还有另外两个强盗，
经文内没有基督肖像和插图
重点句整版装饰页（f.183r）：Erat autem hora tercia，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时候（f.183r）
经文内没有基督肖像和插图
插图《基督受试》（f.202v）
重点句整版装饰页（f.203r）：IHS autem plenus SB SSCO，现在基督被圣灵充满
重点句整版装饰页（f.285r）：una autem sabati ualde de lu [culo]，七日的头一日
经文内没有基督肖像、没有插图、没有重点句整版装饰页
从上述的统计可以看出：在每部经文的正文中，穿插了当时基督教世界认为重要经文句段或缩写字词的装饰页面，有时还会伴有插图、肖像或地毯页等。目前看来，《马太福音》的文本是四部福音书中最长的，页面中整版装饰页也是最多的，但其他经文中整版装饰缺少并不代表原先没有这种规划。例如，弗朗索瓦丝·亨利就推测《约翰福音》中289v页上本应有关于《最后的审判》的图像。在《马可福音》的最后有着一张目前其它福音书中没有的特殊的装饰页面——f.187v(图4)。这个页面的版式形式与福音书开始的四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的页面形成呼应，画面被一组被拉长和弯曲的狮子的腿形成的对角十字线进行分割，在画面中心形成了斜角交叉的×型十字（圣安德鲁十字）。经文结尾部分的文字被放置在一对滴漏的形状之中，而在左右两侧三角形的空间内分别是一个天使握着一本书和一个代表圣马可的有翅膀的狮子。由此，不难推测每本福音书都应该有一个十字构成的页面作为结尾，以形成与每本福音书开始的福音书作者象征符号页面版式结构的呼应，并且也由此达成四书版式的一致与完整。
图4 f.187v.《马可福音》结尾装饰页
附：主要爱尔兰－撒克逊艺术风格彩绘福音书手抄本列表
手 抄 本 名 称 | 制 作 年 份 | 图 示 | 相 关 说 明 |
《凯达克》 | 560—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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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190mm，这一风格中最早的一本，被认为是由圣哥伦巴本人根据一本从圣芬尼安处借来的抄本复制的，现存爱尔兰都柏林皇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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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罗书》 | 650－ 690 |
| 245×145mm，制作地点有三种可能：杜罗、林迪斯法恩以及艾奥纳岛，爱尔兰或苏格兰。现存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 690－ 721 |
| 340×245mm，制作地点：林迪斯法恩，诺森伯利亚，苏格兰。现存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 |
《达勒姆福音书》 | 7世纪晚期 |
| 344×265mm，制作地点为林迪斯法恩，诺森伯利亚，苏格兰，现存达勒姆座堂图书馆。 |
《迪玛书》 | 8世纪 |
| 制作地点：罗斯克雷，爱尔兰地区，口袋本，现存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
《利奇菲尔德福音书》 | 8世纪 |
|
308×23mm5制作地点不明，专家认为与诺森伯利亚或艾奥纳岛有关联。现存利奇菲尔德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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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希特纳赫福音书》 | 8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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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55mm，与《达勒姆福音书》的抄写员为同一人，当时存于埃希特纳赫的图书馆，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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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福德福音书》 | 8世纪 |
| 制作地点：威尔士或英格兰靠近威尔士的边界，现存赫里福德大教堂。 |
《墨林书》 | 8世纪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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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爱尔兰伦斯特的圣墨林，口袋本，制作地点爱尔兰地区，现存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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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斯书》 | 9世纪初 |
| 330×250mm，制作地点：艾奥纳岛，苏格兰，现存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
[1] 比德（Beda Venerabills，约673—735），英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卓越学者，史学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编年史家，神学家，被誉为英国史学之父。早年著作是一些关于圣经的注释，731年或732年用拉丁文完成巨著《英吉利教会史》。
[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1年，第155页。[4] 圣科伦巴（Saint Columba，521—590），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修道领袖之一，被认为是圣帕特里克属灵的儿子以及最相称的继承者，使不列颠北部的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另外还有一个称谓是“克伦·西里（Colum Cille）”，意为“教会的鸽子”。爱尔兰贵族后裔，其高祖父是爱尔兰历史上最著名的政坛大腕，也是公认的爱尔兰最早的历史人物之一尼奥·诺依吉埃（Niall Noigiallch）。[5] 艾奥纳岛（Iona），苏格兰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也被称作Hy或Hii，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中随处可见这一称呼，在《凯尔斯书》写成的时候，该岛还不叫Iona，有一推测是因希伯莱文Iona与拉丁文Columba的意思都为“鸽子”，才被改名为Iona。该岛只有三英里长一英里半宽。根据比德的说法是不列颠沿岸地区的皮克特人作为礼物免费送给哥伦巴的，但也有说是哥伦巴朝圣或被流放途中路过该岛，就此在那里修建了修道院，并以此为据点向皮克特人传教。[6] 在西方古代手抄本多用犊皮纸制作，一张犊皮纸（leaf）多可切割对折成页（folio）。对开本页码有着r（recto）和v（verso）两个标号，意味着纸张的正反两面，尤其是犊皮纸制作的书籍，正反面的不同肌理（正面有皮肤毛孔）较为明显。标号的规范为folio 1r（表示从左至右书写的书籍的右页，或从右至左书写的左页），而folio 1v正好与之相反。[7] 保罗·梅瓦赫（Paul Meyvaert）在他的《凯尔斯书和艾奥纳岛》［ The Book of Kells and Iona, The Art Bulletin, Vol. 71, No. 1 (Mar., 1989), pp. 6-19］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9] Henry, Francoise. The Book of Kel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Ltd.1977, p. 150.[10] Meehan, Bernard. The Book of Kells: An Illustrated Introduction to the Manuscript 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4, p. 10.[11] 伯纳德·米汉，安东尼·凯恩斯，《小牛脊柱的方向》，选自《凯尔斯会议论文集》（1990年），183－184页。
［本文选自赵海频，《<凯尔斯书>的形式语言研究
——基于“四福音和谐”观的图像与装饰》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2014年4月，第1—2，9—13，15，33—37页］
作者简介：赵海频，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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