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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欧文·潘诺夫斯基
（1892年3月30日—1968年3月14日）
陈 平：潘诺夫斯基与精神史
潘诺夫斯基：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
潘诺夫斯基：《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院长》第四节
按：上一期我们推送了《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院长》的第三节，文中潘诺夫斯基比前人更加关注叙热与圣贝尔纳的联系，并试图说明叙热不加思考地热衷于伪丢尼修和爱尔兰人约翰有关光的玄学。这两点都引起了后来研究者们的讨论。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注意到、甚或大力赞扬潘诺夫斯基对叙热个人特点的分析，尤其是《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院长》第五、六节里的一些说法，比如叙热的虚荣不单在于他个人的自我满足，还在于团体的自我满足，这与文艺复兴人对个人声誉的渴求——或者说与现代个人主义——存在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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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尼修道院的叙热院长
潘诺夫斯基 撰
邵 宏 译
严善錞 校
五
叙热在著作里为自己做辩解不只是针对西多会十分严格的道德观。有些对手看来像是来自他自己的修士行列。首先，有一些爱挑剔的人不喜欢叙热的趣味［taste］，或是假如“趣味”被界定为由节制［reticence］冲淡的美感，那就是讨厌他没有趣味。既是作家又是艺术赞助人的叙热致力追求绚丽辉煌而非谦逊优雅。正如他中意听中世纪的一种绮丽体［euphuism］，这种文体并不总是需要符合语法，却满是双关语、引语、比喻和典故，还要大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论祝圣》［De Consecratione］那几乎无法翻译的第一章就像一首管风琴前奏曲，使房间在明确的主旋律出现前便充满华丽的音调），他也需要看一些他那更有鉴赏力的朋友们显然认为是豪华和艳丽的东西。当叙热提到那面与旧有原始哥特式［proto-Gothic］门洞的雕塑组合不协调的镶嵌画已安装时，人们听到了重复的微弱且无效的抗议，他坚称“那是根据他的指令且与现代的习俗相反”。当他劝告赞赏门上浮雕的人“不要惊讶于黄金与价值而当惊奇于作品的工艺”时，他好像在善意地暗指一些人，那些人老是提醒他：按照奥维德的说法，完美的“形式”应该比贵重的材料更值得珍视。叙热把矛头对准上述那些批评者——此时显然是以友善的嘲讽态度——他承认主祭坛那新的金制背面的确有些浪费（他声称主要因为主祭坛是由外国人制作的），但又赶忙补充说主祭坛的那些浮雕——就像新的“Autel des Reliques”［遗物祭坛］的帷帘一样——因其工艺和奢华而引人赞赏；以便“某些人”可以说出他们喜爱的隽语：“Materiam superabat opus.”［材料胜于作品。］其次，更严重的不满来自那些反对叙热以宗教传统之名行事的人。人们直到最近都一直以为，圣德尼修道院的加洛林王朝式教堂是由该院最早的创建人、国王达戈贝尔所建造；据传说基督曾亲自给该教堂祝圣；现代的学术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即教堂的旧有结构直到叙热掌权后才得以改动。但是在叙热写“有关个人治下已完成工作”的报告时，他就已拆毁了旧的后殿和旧的西正面（包括保护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陵墓的门廊［porch］），建造了全新的前廊和全新的圆室，还刚开始着手清除年代久远的廊柱大厅即中殿的断垣残壁。这就像是美国总统要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改建白宫似的。在对这一将为西方建筑确定百余年发展方向的破坏性创造计划做解释时，叙热不屈不挠地强调如下四点。第一，无论做的什么事情，都根据与“当耶稣在此与之交谈时其心因耶稣而发光”的那些教友充分商议来行事的，有许多教友甚至明确地请求这样做。第二，这工程显然在上帝和一些神圣殉教者看来已达到了优雅；这些神圣殉教者已奇迹般地透露出：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出现在人们绝不会以为存在的地方；他们保护了没有建完的拱顶免遭可怖的暴风雨，还以许多其他方式促进这项工程，使得圆室能在极其短暂——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建成。第三，已尽可能多地小心保留下那些神圣的古老石块，“仿佛它们也是圣物”。第四，教堂的改建是一件不容置疑的大事，是因为它年久失修的状况以及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空间较小而连接的出口不多，在节期里可能会导致喧闹的与危险的骚乱；叙热摆脱了“所有对虚荣的渴望”，也完全不为“人的夸赞和暂时的补偿这类奖赏”所动，“如果不是如此伟大、如此必要、如此有效与光荣的这一时机需要这一工程”，他绝不会“擅自着手做这类工程，甚至想都不会想起它”。所有上述的断言都完全正确——就一般标准来说。叙热无疑与那些他认为有兴趣且乐于合作的教友讨论过他的方案，他还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决定正式获得全体修士大会的通过。但缺乏一致的赞同甚至从他自己的讲述来看也开始不时地明显起来（如他告诉我们在完成前廊和圆室的改建后，“有些人”如何劝说他在改建中殿之前先完成塔楼的修缮，但“天赐的灵感”又如何激励他先去改建中殿）；而全体修士大会的正式批准似乎是事后［ex post facto］而非事先得到的（如新前廊的修建与祝圣以及新圆室的奠基都用后来颁布的“Ordinatio”［分类法］庄严地记录在案）。这些工作无疑都以出奇的速度和顺利而进行。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能发现多少石块和木材，“在半空中摇摇欲坠的单独和新建的那些拱”有多少能保留下来，这除了叙热自己的智谋及其工匠们的技术之外，还需要那些神圣殉教者直接地替天保佑，那就是个靠猜测的问题了。叙热无疑每次都部分地改建廊柱大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暂时保全了“神圣的古老石块”。但事实仍是最终除了重建的圆室下部结构外没有剩下一件古老的石块，他的那些赞颂者称赞他“彻底地”翻新了教堂。这幢古老的建筑物无疑因年久而失修，已不能够不太麻烦地接待为义卖会和遗物所吸引的人群。但人们不免会觉得叙热有点过于突出所描述的这些磨难，更甚者还是因为一些吓人的传闻，说是那些虔诚的女人只有“走在男人们头上像是走在人行道上那样”才能到达祭坛，或是说女人们不得不被“筋疲力尽地”带进到回廊里，这两个交替流传的故事是要证明需要新的前廊和新的圆室。这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叙热艺术活动的主要动机——以及他记录艺术活动的主要动机——必须在他的内心去寻找。无可否认，尽管（还不如说由于）叙热不懈地竭力否认这一点，即他受到了一种强烈希望自我永存［self-perpetuation］的意愿的驱动。说得不那么理论化些：他实在是自视过高。他要求有周年纪念——不无伤感地告诫未来的仓储管理员们，不要因为用于食物和红酒的额外花费而生气，而要记住正是叙热增加了他们部门的预算——从而把自己置于同国王达戈贝尔、秃头查理和路易·勒格罗相同的地位，之前只有这些人才得到如此的荣耀。他不加掩饰地感谢上帝将改建教堂的任务留给了“他的一生与工作”（或是如他在别处所说，留给“继承了那么伟大的国王们和修道院院长们之高贵品质的如此渺小之人”）。至少有十三首贴在墙壁和礼仪器物空白处的诗［versiculi］提到他的名字；许多捐赠的叙热肖像画布置在廊柱大厅主轴线上的最佳位置：两幅在主入口（一幅在楣心［tympanum］里，一幅在门上），第三幅在大十字架的下端，这个大十字架俯瞰新上高坛的首拱［opening arch］，人们几乎能从教堂的任何位置见到大十字架，还有另外的一两幅肖像挂在用于装饰回廊中心小教堂的窗户上。当我们看到叙热在西门洞上方题写的巨大金字铭文时（“但愿它没有被遮掩！”），当我们注意到他一直只顾自己留给未来人们记忆中的印象，且惊恐于想到“被遗忘是真实须警惕的敌手”时，当我们听到他自称“领袖”（dux），教堂在其领导下得以扩大和更显尊贵时，我们觉得仿佛在聆听雅各布·布克哈特有关“荣耀的现代形式”的一些证据，而不是一位12世纪的修道院院长的言辞。
夏尔-尼古拉·科尚，《法国王妃西班牙的玛丽亚·特蕾莎葬礼，仪式于1746年9月5日圣德尼教堂举行》局部
然而，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对声誉的渴求，与叙热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极度卑微的虚荣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伟大的文艺复兴人受向心力作用［centripetally］而声张个性，可以说：他吞没了围绕他的那个世界直到他所置身的整个环境都被他个人自身同化。叙热受离心力作用［centrifugally］而声张个性：他把自我价值感［ego］投射进围绕他的那个世界直到其全部自我被他所置身的环境同化。要理解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就要记得有关叙热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再次使他与出身高贵的皈依者圣贝尔纳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其一，叙热进隐修院时并不是一个自愿献身于遁世生活，或至少是有理解力且头脑较成熟的见习修士，而是一个在九岁或十岁时作为献身圣德尼的世俗男孩。其二，叙热是那些年轻的世袭贵族和王子的校友，却出生于——无人知道何地——极其贫困、极其卑微的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男孩会逐渐成为一个胆怯或是充满仇恨的人。这位未来的修道院院长非凡的生命力则凭借着名叫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的招数。对那些有血统关系的亲戚，叙热既不过从甚密也不翻脸不认，而是保持一种友好的距离，而后再让他们以不起眼的方式参与到修道院的生活中。[2] 对自己卑微的出身，叙热既不隐瞒也不愤懑，而几乎是以此为骄傲——虽然只是更以被圣德尼修道院收养为骄傲。“因为我凭什么呢？或者说我父亲的家族算什么呢？”他对年轻的达维德［David］喊道。他的文学作品和公务文件上竟然充满了这类语句：“我，就门第与知识而论是不能胜任现职的”；或是：“我，继任来管理这个教堂，不符合对才能、品德与门第的要求”；或者说（用撒母耳［Samuel］的母亲哈拿［Hannah］的话）：“我，是上帝强壮的手从粪堆中提拔的一个贫寒之人。”但上帝强壮的手是通过圣德尼修道院来行事的。上帝将叙热从他的亲生父母身边带走，又给了他另一个“母亲”——这种说法持续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写作里——这个母亲使他成为了现在的他。是圣德尼修道院“抚育和提升了他”；是圣德尼修道院“最体贴地养育他从母乳步入老年”；是圣德尼修道院“在他孩提时以母亲般的慈爱哺育他，在他是跌跌撞撞的青年时使他站稳，在他是成熟的男人时使他十分坚强，还正式使他成为教会与辖区的巨子之一”。因此叙热自认作圣德尼修道院的养子，他开始将上天赐予他的全部精力、聪明和野心转用于修道院。他把个人志向与这个“母亲教堂”的利益完全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他通过放弃个性来满足自我价值感：他自我膨胀到完全等同于修道院为止。他在修道院到处布满自己的题词与肖像画，但他在占有了教堂的同时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据说，当克吕尼［Cluny］隐修院院长尊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见到叙热狭小的单人小室时大声感叹道：“此人使我们大家感到羞耻；他不像我们那样为自己而建造，他只为上帝而建造。”但是对于叙热来说两者之间毫无区别。他不需要多少私人的空间与奢华，因为廊柱大厅的空间与奢华就是他的空间与奢华，他单人小室的朴素舒适也正是他的朴素舒适；修道院教堂是他的，因为他是修道院教堂的。通过自我谦避［self-effacement］而达到自我肯定的这一过程也并没有止步于圣德尼修道院的边界。在叙热看来圣德尼修道院即是法兰西，之后他发展出一种狂热且近乎神秘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同他的自命不凡一样显然与时代不合拍。同时代的所有作家都称赞叙热是谙熟各种题材的文人，这个文人能无拘无束、才华横溢而且“几乎像他说话那样快速地”写作，但他从未想要利用这一天赋，除了要向这家他为院长的修道院表示敬意外，以及除了要向他曾效力过——据其赞颂者们所说是曾管教过——的两位法王表示敬意外。我们在《路易·勒格罗传》［Life of Louis le Gros］里发现一些观点预示着这种爱国主义的独特形式，法文词chauvinisme［沙文主义］最合适用来描述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按照叙热的说法，英国人“根据道德律与自然法注定要服从法国人，而不是恰好相反”；他喜欢把德国人描写成“带着条顿人的［Teutonic］怒火而咬牙切齿”，对他们的看法则体现在下面的文字里：让我们大胆地越过他们的边界，以免他们撤退时安然无恙地怀有那种自负地以为能对付地球霸主法兰西的想法。让他们感到自取其辱，不是在我们的领地而是在他们的领地里；他们的领地常常被征服，现在被法兰克人凭借法兰克人的王权而征服。
根据叙热的情况，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一种要靠灵魂转生［metempsychosis］来成长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得到进一步强化是由于一个显然毫不相干的客观条件，可他本人却根本没有提起这一客观条件（也许他早就不再意识到这一客观条件），但是这一客观条件却看来值得他那些赞赏者注意：他身材极其矮小。威廉米说“上天给了他一个矮小与瘦削的身躯”，接着又惊奇于如此“虚弱瘦小的身躯”（imbecille corpusculum）何以承受得了生性如此“充沛与敏锐的头脑”。有位不知名的赞美者写道：我惊诧于这样的身躯里有着恢宏的心灵，
还有如此众多与如此伟大的优秀品质又如何为一个小民［vessel］所接纳。
但是上天想要通过这个人来证明
高尚的道德可以隐藏在任何类型的内心。
异常瘦小的体格在历史研究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它在许多知名历史人物的性格形成中却是一个基本因素。如果有这一生理缺陷的人能够凭借人们或许极为生动描述出的“胆量”来盖过身体的劣势，如果他能消除那个将他与正常身高人群分隔开的心理障碍，而他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靠的又是超常才能和使其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相关的意愿，若能如是，那么这一生理缺陷就会比其他任何生理缺陷都更有效地转变成有利条件。正是胆量与团契意愿［will-to-fellowship］（常常加上幼稚与无恶意的自负）的这种结合，令这类“伟大的小个子”像拿破仑［Napoleon］、莫扎特［Mozart］、卢卡斯·凡·莱登［Lucas van Leyden］、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或是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卓越无比，并且赋予他们以一种特别的魔力或魅力。有证据似乎表明叙热具有一些这种特有的魔力，而且他那小不点的身材与他卑微的出身一样，都极大地激励着他去追求伟大的目标和多才多艺。圣维克托修道院［St-Victor］的一位律修会修士［Canon］有个稀奇的名字叫西蒙·谢弗雷-多尔［Simon Chièvre-d’Or］（西蒙·卡普拉·奥莱亚［Simon Capra Aurea］），他对叙热这位已故友人的性格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在讣告里写有如下两行尾韵相谐的对句［couplet］：Corpre, gente brevis, gemina brevitate coactus,
In brevitate sua noluit esse brevis.
卑微的躯体与卑微的出身令他为双重卑微所束缚，
他却在卑微之中拒绝成为一个卑微与渺小的人物。
去看看叙热在事关圣德尼修道院的威望和光辉上他那无我的自私［unselfish selfishness］会达到何等程度，那真是好笑且间或还几乎有点惹人可怜。他怎样略施小计来向大家证明秃头查理赠送的某些遗物是真迹。他怎样“率先垂范”诱使来修道院的王室、王侯和主教访客捐出他们指环上的宝石用于装饰新祭坛的帷帘（显然是当着他们的面摘掉自己的指环来迫使他们也这样做）。那些不合实际的社团成员不需要珍珠宝石而只能把它们换成钱买救济品，他们怎样把珠宝交给他出售，他又是怎样为这“令人愉快的奇事”而谢天谢地，用四百镑全买下了这些珠宝，“可它们的价值要比这四百镑大得多”。他怎样缠着东方教区来的游客，直到人家对他说圣德尼修道院的珍宝胜过君士坦丁堡的珍宝；如果是不太敏感或不太热情的访客没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又是怎样地掩饰自己的失望；再有他怎样最后用圣保罗的话安慰自己：“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Let every man abound in his own sense.《罗马书》14:5。——译注］他把这句话理解成（或假装理解成）：“各人都以为自己富有。”叙热是个“被从粪堆中提拔起来的贫寒之人”，也就当然摆脱不了暴发户的那个主要缺点，即势利。他对所有拜访过修道院并向他表示敬重与关爱的国王、王子、教皇和高级教士的声望及头衔津津乐道。他却带着某种居高临下的神情看待那些没有头衔的伯爵和贵族，更不用说“一群群普通的骑士和士兵”了，正是这些人蜂拥到了1144年6月11日的那场大祝圣仪式［Great Consecration］；他还不无自吹地两次列举出他请到了十九位主教和大主教在这个光荣的日子相会：要是再多一位能出席的话，那二十个新祭坛就会由不同的显贵来祝圣了，而实际上莫城［Meaux］的主教不得不主持两个祭坛的祝圣。但还是不能明确区别个人的自我满足和所谓团体的自我满足［institutional self-satisfaction］。叙热提到自己时甚至在同一句话里也不分“我”和“我们”；有时他用“我们”一词时就像个君主惯常用的“我们”一样，但他多半是以真诚的“多元性”［pluralistic］态度来用这个词：“我们，圣德尼修道院这个团体。”他在以偶尔从王族那里收到私人小礼物而感到十分自豪的同时，之后必定要将礼物奉献给神圣殉教者；他的院长尊严既不妨碍他亲自监督购买重大场合所需的食物，也不妨碍他翻箱倒柜要找回早被遗忘的objets-’art［艺术品］以备再用。叙热虽然喜欢装腔作势，但他从未与那些在贝尔内瓦尔和图里多年变得很熟络的“普通人”［common man］失去联系，叙热偶尔还会以精湛的笔调简要叙述这些人不朽的思维方式与说话方式。在一场狂风暴雨使部分雇工逃走之后，我们几乎听得到几个放牛人在蓬图瓦兹城［Pontoise］附近的采石场里抱怨“无事可做”和“工人们干等着浪费时间”。当这位伟大的院长问朗布依埃森林［Forêt de Rambouillet］的樵夫们认为什么是愚蠢的问题时，我们几乎看得见樵夫们那羞涩却又轻蔑的咧嘴一笑。而新建的教堂西部加屋顶需要一些特别长的横梁，可是在附近却找不到这么长的横梁；但有次在我主持晨祷［Matins］回来后的某天夜里，我在床上开始想自己应该去附近的所有森林搜索一下。……我们一大早便迅速处理掉其他工作，接着急忙和木工带着横梁的尺寸赶到叫作伊韦利纳［Iveline］的森林。在我们穿过我们在谢夫勒斯［Chevreuse］山谷的属地后便召集了……我们的森林看守人和一些了解其他树林情况的人，并要他们发誓回答我们不管有多大麻烦能否在那里找到这种尺寸的栋木。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好笑，要是他们的胆子够大就真会嘲笑我们一番的；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否并不了解整个地区就根本没有这种栋木。……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怀着勇气与信心开始搜寻那片树林；我们将近一小时便找到了一根合标准的栋木。还要怎么说呢？大约到第九个小时前，我们穿过灌木丛、密林深处和茂密、多刺的树枝蔓藤，便标记出了十二根栋木（就需要这么多）……
有关这位五十多岁近六十岁的小个子男人的描述真有些迷人可爱甚至是令人同情：他如何在午夜礼拜之后无法入眠，仍然为他的那些横梁发愁；他如何突然想到应该自己亲自处理这些事情；他如何一大早怀揣横梁尺寸带着几个木工赶紧出门；他如何“怀着勇气与信心”穿过丛林荒野——最终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不过，抛开所有的“人情味”［human interest］，这么一件小事也许对我们开始的问题做出了最终的回答：与众多其他的艺术赞助人截然不同，为何是叙热觉得必须记下自己的业绩呢？我们已经发觉，他的动机之一就是想要自我辩解，也许这种想法变得清晰起来是由于他不像之后几百年里的教皇、贵族和枢机主教，亦即他仍旧感到对全体修士与修道会有着一种民主的责任。第二个动机无疑是他的个人虚荣与我们说过的团体虚荣。但假如不是由于叙热坚信自己之所为完全不同于“赞助人”的行为，而按《牛津词典》的解释是“鼓励或保护或俯就去雇用个人、事业或艺术”，那他这两种动力虽然有力也不会变得清晰可见。一个带着木工进树林里寻找横梁并亲自选定树木的人，一个要用“几何与算术器械”保证新圆室与旧中殿准确对齐的人，那就更像是中世纪早期教会的业余建筑师——偶尔也像是殖民地美洲非教会的富绅建筑师——而不像哥特式盛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赞助人，他们常常指定总建筑师，对他做的方案说三道四并把所有的技术琐事留待他处理。叙热“全身心地”致力于自己的艺术事业，人们可以说他记录下这些事迹时所处的地位，与其说是“鼓励或保护或俯就去雇用”的赞助人，不如说是监督或指导或执行的出品人。这些建筑物本身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所为或是他参与其中，这该由其他的人来决定。但看来至少是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便难以完成。是他挑选和聘请了各个工匠，是他给显然没人想要的空地定制了镶嵌画，还是他想出用自己的文字去说明教堂的玻璃窗、基督受难像和祭坛镶板画的象征意义；而且有的主意像把罗马斑岩花瓶［porphyry vase］变成一只鹰，都使人想到是这位院长的突发奇想而不是专业金匠的发明。叙热意识到他把“来自王国所有地区”的艺术家集中在直到那时还相对贫瘠的法兰西岛［Ile-de-France］，从而开创了对全法国的区域风格做出那么伟大的选择性结合亦即我们称作的哥特式风格吗？他料想到教堂西立面的玫瑰窗［rose window］——就我们所知该母题为初次出现在这一地区——是建筑史上的伟大革新之一，从而注定要激发那些直到贝尔纳·德苏瓦松［Bernard de Soissons］和于格·利贝尔吉耶［Hugues Libergier］等无数大师的创造力吗？他知道或者感觉到，自己不加思考地热衷于伪丢尼修和爱尔兰人约翰有关光的玄学，从而使自己处于一场知识运动的前沿吗？这场运动之后的结果一方面就是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原始科学理论，而另一方面则是从奥维涅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根特的亨利［Henry of Ghent］和斯特拉斯堡的乌尔里克［Ulric of Strassburg］再到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以及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这些问题也依然会没有答案。但确信无疑的是，叙热强烈地意识到，风格差异存在于自己的“现代”建筑物（opus novum甚或是modernum）和旧的加洛林王朝式廊柱大厅（opus antiquum）之间。只要部分旧建筑物存在，叙热便清楚地觉察到使“现代”作品与“古代”作品协调一致（adaptare et coaequare）的问题。而且他完全知道这种新风格特有的审美品质。在谈起新圆室“由长与宽之美而得以升华”时，他感受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新圆室的宽敞；在形容圆室中央的中殿被支撑的圆柱“突然（repente）抬到空中”时，他感受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圆室中殿高耸的垂直气势；在描述教堂“弥漫着灿烂至极的窗户照射进来的绝妙和持续的光”时，他感受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教堂的晶莹清澈。
据说，要将叙热想象成一个有个性的人，比对17世纪那些伟大的枢机主教做如此想象更难，而叙热还是他们历史上的祖先。可看来像是他作为一个极活跃与极法兰西化的人物从历史记载里走了出来：一个狂热的爱国者与优秀的家长；有一点工于辞藻且更迷恋高贵，可在具体事务里完全是切合实际，个人习惯也是温和克制；勤奋、友善，心地善良与bon sens［通情达理］，爱虚荣、说话风趣，还十分活泼快乐。在一个圣徒与英雄大量涌现的世纪里，叙热是出类拔萃的人；他度过了成功的一生之后死得虔诚高尚。他在1150年秋天身患疟疾发烧且在圣诞节前都毫无希望痊愈。他以患病期过分和有点夸张的方式，请人将他带到女修道院并落泪哀求修道士们原谅他做的所有可能有负于团体的事情。但他也祈求上帝让他活到节期末，“生怕教友们为他而把喜悦变成了悲伤”。这个要求也得到了恩准。叙热死于1151年1月13日，主显节［Epiphany］的第八天即圣诞节假期的结束。“他没有因看见死亡而颤抖，”威廉米说，“因为他在死亡之前便已使自己的生命完美无缺；他也并非不愿死，因为他已经历了生。他欣然地离开人世，因为他知道自己辞世后有着更好的事业等待着他，而且他认为一个虔诚的人不应该像一个被逐出、被违心撵走的人那样离去。”[2] 叙热的父亲Helinandus，一个兄弟Radulphus和嫂子Emmelina，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修道院的讣告上。另一个兄弟Peter，在1125年陪同叙热赴德国。他的一个侄子Gerard，每年付修道院15先令［shillings］，5先令是地租而10先令的支付理由则不明。另一个侄子John，死于觐见教皇Eugenius III的路上，教皇给叙热写了一封非常真诚的吊唁信。第三个侄子Simon，亲见了他叔叔在1148年的一次圣餐式，而且还卷入与叙热继任者的纠纷，这位继任者就是Odon de Deuil（他是圣贝纳尔的门生并以疏远的态度看待所有接近叙热的人）。上述事例没有一例像是有不正常的徇私情。［本文选自欧文·潘诺夫斯基，
《视觉艺术中的意义》，邵宏译，严善錞校，
商务印书馆，2021年6月第1版，第124—135页］
邵 宏
译者简介：邵宏，1958年生，现为自由译者与作者。主要译作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论艺术与鉴赏》《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艺术批评史》等，主要著作有《美术史的观念》《衍义的“气韵”：中国画论的观念史研究》《设计的艺术史语境》《东西美术互释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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