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比较文学】冯波 | 20世纪30年代乡愁小说译介中的“洋病”与“乡土”
编者按
本期推出冯波《20世纪30年代乡愁小说译介中的“洋病”与“乡土”》，本文详细解读了三部文学作品的医患叙事及30年代几位中国译者的翻译，由此深入解析异域民族文化心理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意念。原文刊载于《当代比较文学》第十辑的“比较视野下的中外文学研究”栏目。
20世纪30年代乡愁小说译介中的“洋病”与“乡土”
冯 波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中的“医患叙事”隐喻着个人与故乡间的焦虑与紧张。文本内，本土译者与域外作家的情感共鸣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沉疴难起的故土体认以及城乡文明冲突的复杂认知；文本外，本土立场与域外价值诉求的龃龉又彰显了现代乡土意念的流变情状。本土译者、受众借“洋病”询唤“乡土”主体性的跨文化实践提示我们：域外情感价值资源唯有经过本地化的过滤与选择，方可落实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价值结构之中，并在重识个人、阶级与国家后，最终成为现代乡土的重要价值取向，这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品格所在。
关键词 “乡愁小说”；医患关系；故土体认；城乡冲突；现代品格
我们知道，所谓“乡土”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更应看作是体现一个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综合性的精神文化结构。对于“乡土中国”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老中国儿女而言，“身土不二”即是这一根深蒂固的情感价值观念的生动写照。土地不但给乡土中国的子民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建构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意志。然而在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浪潮与30年代前后中国革命的复杂时局及其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中，“身土不二”已然不可能成为一种永恒的历史叙事，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在风云诡谲的时代如何寻找以及确立自我的身份认同就显得尤其迫切了。而此时本土译者对域外“乡愁小说”中“医患叙事”的关注恰恰反映出他们对这一时代焦虑的体认。
因为以“病体”来体认故乡是生命个体主动与外在空间建构关联性与力图彰显主体性的努力。而30年代前后一系列在故乡空间展开的“医患”叙事正是个体与故乡、他乡间颇有意味的隐喻，一方面，“病体”与故乡成为同构，通过治疗失效的悲剧来传达对现代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生病”与“治疗”的紧张关系使隐而不彰的故乡与异乡的空间对位更为剑拔弩张，而“诊断”的权威与“患者”的质疑又将这一隐喻关系推向更为复杂、多元的思辨。在这些译作中，《一个人的死》《青蝇》《看不见的伤痕》可为代表。这不仅是因为这三部译作本身展示了个人化的身体与具有集体文化记忆的故乡间的多层紧张关系，而且因为他们也深刻地呈现了面对跨文化流动中的故乡“洋病”时，本土受众借此询唤“乡土”主体性的冲动。这种本地化的正解与误解过程恰是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发生、流变的重要线索。
一
“身”与“神”
《一个人的死》由茅盾翻译，1928年初刊于《小说月报》。[1]1928年11月商务印书馆将其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初版，翌年再版。1936年9月，在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的“汉译世界名著第二集七百种”中，《一个人的死》再次被收录出版，译者署名都是沈馀，即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如上两个版本中，小说前都增加了茅盾所撰的《帕拉玛兹评传》。[2]该作品从1928年被译介直至1936年作为世界名著再次出版，足见译者对该作家、作品的重视。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农村青年不慎摔伤，因为庸医和巫术而最终导致病情恶化而死的悲剧，然而导致主人公梅忒洛司悲剧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庸医或巫术那么简单。换言之，真正导致病情恶化的根本原因实则是他自身根深蒂固的偏见：
他决不预先盘算什么危险不危险，也不怕痛，永不会怕死。只有一件事能使他的热血发冷，能使他呆住。他就怕成了个跛脚。
所以伤了他的腿，要比一切别的灾祸更使他发愁。他宁愿损失他的全部财产，宁愿受千把个疮毒的痛苦，不愿成为永久的跛脚。他宁愿死！如果他能医治好，一定要医治得完全没有跛足的痕迹。……只有一个神，就是美的神；就是大丈夫气概而且健康的神圣的美，而身体就是庙宇，宁愿世界上的一切灾难来杀死这身体罢，但是一定不能让它们的攻击的伤痕留在身上，像是被污辱被侮蔑的记号，一个跛足的身体是可羞的身体。在特莫司的寡妇的儿子那样的人，丑恶就是不名誉。[3]
“一个跛足的身体是可羞的”，跛脚是“被污辱被侮蔑的记号”，梅忒洛司宁愿去死也不愿让身体损害他所谓的“美的神”，那是“大丈夫气概而且健康的神圣的美”，于是他拒绝了恋人弗罗塞纳，不愿“害了这姑娘的一世”[4]，没有耐心听从医嘱，而求助于庸医、巫术，最终导致病情恶化，丢了性命。正如他的母亲所说：“倒不是他的腿会要了他的命，是他的愁着那腿，会要了他的性命去了。”[5]梅忒洛司因伤腿所引发的“身”与“神”的强烈冲突，其实正隐喻着故乡与个体之间极其紧密复杂的精神关联。一方面，故乡沉积的精神文化建构了个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又束缚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文化表达。某种意义上，故乡与个体是同一的，“浑身滚泛着好汉的活气”的梅忒洛司正是故乡的化身，正如那个总是生气、骂人的村里最好的郎中所知道的那样，“这些海边的村民是如何的顽强固执的”[6]，他们笑读书人，但是崇拜好汉。因此作为“个体”的“伤腿”被诅咒为“该死的肢体，这自己身上的枯死的一段”，[7]它亵渎了这个村子所崇仰的“好汉”所代表的“神圣的美”。在“伤腿”的诊疗过程中，“身病”与“心病”的呼应唤起并强化了个体与故乡的紧张关系。这种焦灼之感在小说开篇的“题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这一篇故事，我献给你，朴质而不学的女人，给你，我的可怜的黎明。从你的嘴里，我第一次听得这故事，而且我企图竭力保存它的原状，那么，我或者可以正成了你的回响。因为当你说述的时候，全民族是在低语着你的话，而且虽然你自己不知道，而你所说的每一件故事是一首民族的诗。你不是一个女人；你是传宣的风化。你不是肉做的，你是灵造成的。你的眼永不停滞，永不昏眊，凡你所讲述的，都生活在你面前，你能见到一切事，正如“想象”能见到一切事。为了这缘故，你的话是活的，你的话是聪明的，我的质朴而不学的女人呀。你的眼，吸引我感应我，你的话语，使我神往，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在一天一天的紧束我更逼近了你。你最先唱歌给我听，当我还是摇篮里的婴儿的时候；也许将来我在毕命的床上时最后到我耳边的，也就是从你嘴里发出来的话罢。[8]
这个“吸引我感应我”“使我神往”甚至与“我”伴随生死的“朴质而不学的女人”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意象。“朴质”的“女人”赋予了个体生命的美德，“不学”的女人使个体感到了凝滞的压抑与痛苦，显然这正是故乡的隐喻。作品中梅忒洛司的受伤始于“神圣的金曜日”终于“复活节前夜”，象征的正是自“受难”至“复活”的新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患者最初的诊疗主动地拒绝了并不信任的走方郎中和巫术，选择的是具有现代医疗技术的医生，但疗效并非一蹴而就，漫长的等待使得原本的信心与耐心消磨殆尽。患者最终在病急乱投医的盲目与绝望中走向了死亡。而“病体”的逐步恶化也激发了被暂时掩盖的猜忌、嫉妒。梅忒洛司的母亲开始怀疑暗恋梅忒洛司而不得的女孩儿摩尔福的母亲用巫术呼唤灵鬼，用恶眼伤了那孩子。她的儿子是“中了巫术，受了地狱的暗算”[9]。起初相信医生，之后又信任偏方、巫术，病体恶化中种种原罪的滋生，都无不彰显了“受难”至“新生”的艰难。这没有逃过译者敏锐的眼光，在《帕拉玛兹评传》中，茅盾一语中的：
光荣的古希腊，常为新希腊的近代化的障碍。这一句话，逆耳而满涵真理，却就是新希腊的新派文人所自身体验过来的。
……
他看出了现代希腊民族所保存的古希腊民族的美质，然而也看出了古希腊的过去的光荣蒙在希腊民族现代生活上的尘垢。他的著作里充满了这个思想，在这里的一篇小说《一个人的死》，尤其将这思想具体的表现出来了。[10]
小说中一位名字被译作“苦怕你的杀死”的草药郎中和他开的药方成为译者的天才创造。不仅滑稽的名字暗示着患者“恐怕你要被杀死”的悲惨结局，而且那份处方也与中医的药方极其相似。“芥末，五钱；胶，十钱；大黄，八钱；乳香，五钱；胡椒根，二钱；肉桂，二钱。作一处捣烂，再用蜂蜜一升，漂净，和其他的药一同煎熬，拌匀了，给病人按时吃，这是极滋补的药方。”[11]译者兴致所至，在讽刺走方郎中之余，尚不忘揶揄本国中医。我们知道译者茅盾的外祖父曾为江南名医，但其舅父、父亲之死也是因为中医治疗保守，没有及时请西医大夫以致耽误了病情。[12]从这个层面说，译者茅盾对于中医的辩证思考自然不能排除自身的切身体验。这正如他在谈翻译时所说，文艺作品与理论文字的翻译是不同的。文艺作品的翻译，“我以为应当要尽力传达了原作的主要的力；因为‘力’——一篇作品感动人之所以然——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没有了这东西，就不成其为文艺作品了。而这力是要把原作再三循读而后能够欣然得之；我并且相信，译者亦必于欣然有得而且深切感动，甚至心神沉漫于原作若与契合的那时候，方才译事不至于成为干燥无味的苦工，而他本人亦必途次才是一个文艺作品的翻译者而不是法庭上的翻译官”[13]。由此可见，茅盾此种译法定然也是“欣然有得而且深切感动，甚至心神沉漫于原作若与契合”的结果，他在小说翻译中即兴的跨文化实践恐怕也并非偶然。
二
“身”与“名”
梅忒洛司的悲剧是情感价值判断与故乡文化心理结构冲突的隐喻，而《青蝇》则不但更深刻地触及故乡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且将之纳入到城乡文明冲突的范畴，进而在“常”与“变”的历史维度上，深化了这一思考。
《青蝇》是匈牙利作家密克萨斯（K. Mikszath）的一篇短篇小说，1934年由德明译介刊于《明灯》第201期，译者德明何许人也？如今已难考证，不过著者密克萨斯倒是与中国颇有渊源，他的小说大多为乡土题材，是重要的乡愁小说作家。譬如茅盾就曾译介过他的《别一世界的旅行》。同《一个人的死》颇为类似，《青蝇》也是一篇在故乡中诊治疾病的故事。这是一篇奇特的小说，所谓“奇”不仅指有钱的老农约翰格尔生病的离奇，更在于解决医患争执的奇妙。
约翰格尔病倒在床，甚至濒临死亡竟是因为一只小小苍蝇的叮咬，“他的手肿胀起来了，又红又黑”，而接下来在请医生来诊视的问题上，这位有身份的有钱人听取了牧师先生和公爵夫人的建议，决定邀请布达佩斯的专家前来诊治，这一看似“小题大做”的决定，进一步将本就离奇的病症推向了更加令人感到紧张、危险的境地。
他的意思之中是只要请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来就得，可是他们一定要打电报到布达佩斯去请一位专家来。他们选定伯利医学教授。他来一次，需要三百个福禄令（币名），但是这笔钱是出得值得的。[14]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开头，从约翰格尔拒绝本地普通的外科医生，而答应请布达佩斯的专家来看，显然“布达佩斯”“教授”“专家”是他信任的重要指标。尤其是首都布达佩斯，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更先进、更专业的医疗技术，所以即便需要三百个福禄令，也是值得的。但是，当布达佩斯的专家诊治后，决定要截肢时，他却表现了极度的不信任。他固执地拒绝了医生的建议，甚至说话的“声音之中表示着惊骇和怒恼，并有些冷笑的意思”[15]。因为他是一个“性情高傲的乡人”，是有点身份的人，村里的判官常和他握手，公爵夫人还去拜望他。所以“约翰格尔一句话都没有讲过，也从不对人提起那创伤，除非人家问他；而且就是讲来也是极其简短的。他躺在床上，有苦自受，不向人家表示自己的痛苦”[16]。一只苍蝇就要花掉他三百个福禄令，这原本就令他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他宁愿等待死亡，也不愿意接受截肢。
老农表示着一种不怕死的精神。他不怨嗟一声，不掉一滴无谓之泪，坦然等待死神来临。他准备着到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他之前去着的地方去。[17]
从请布达佩斯的专家，到拒绝接受专家的治疗方案，这位老农的信任显然起初就不够坚定。如果我们将布达佩斯的专家视为一种外在的现代意识的象征，那么，密克萨斯所要传达的正是传统文明在受到外来现代意识的冲击时，所谓的接受或者认可其实并没有形成坚定的共识，他们对于现代的期待不过是理想化的想象。一旦触及到自身切实的利益，他们大多还是犹疑的，他们对现代化可能的种种后果准备不足，所以当来自大城市的伯利医生没有瞬间妙手回春之时，他们那点可怜的信任就发生了动摇。这是现代与传统交锋之初的常态，可以说，密克萨斯的观察和思考是敏锐而深刻的。
然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诊疗的整个过程其实并不在于确诊病情的困难，而恰恰是劝解约翰格尔的艰难。一部描写乡村治疗疾病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与疾病相关的叙述，反倒是因为医生的劝解而建构起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张力结构。在“大城市的专家”治疗“小病”的隐喻结构内，劝解的过程牵引出一系列与疾病看似无关，却更具意义的难题。它们构成了另一种意义的“病痛”，进一步丰富了“病”的隐喻。首先，伯利医生询问患者约翰格尔时，无意的一句“妈妈”却伤害了格尔夫人的“自尊”。“她好像被针刺了的一般，猛地转过身子去向着他，‘什么话，你才老得可以做我的爸爸呢！’她半嗔半笑的说着，‘我看你那双眼睛是看不清窗外的东西的。’”[18]格尔夫人的“半嗔半笑”与病入膏肓的约翰格尔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她与仆人的私情后来竟成了伯利医生劝解病人的法宝。当医生试图让她劝解自己的丈夫接受截肢时，她竟然觉得如果锯掉了约翰格尔的胳膊，那么做一个残疾人老婆的女人是要“活活羞死的”。显然，她并不关心自己丈夫的死活，她年轻貌美嫁给这个老农不过是图个钱，她与仆人产生私情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即便如此，她依旧将“名誉”看得格外重要，残疾的身体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其次，伯利医生巧妙劝解病人接受截肢的方法更是令人称奇。医生正是看到了约翰格尔先生对名誉的看重，所以他利用他的妻子与仆人的私通来刺激和羞辱他，从而让他接受了手术。因为，他无法忍受那个“美人面儿毒蛇心”的女人和那个叫保罗纳盖的仆人在他死后双宿双飞，侵占他的财产。所以，他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跳起身来把他那肿胀的臂膊伸出来给医生”[19]。在死亡和所谓的“名誉”面前，显然受到羞辱要比死更难以让他接受。格尔夫妇都无法接受的所谓“羞辱”，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显得并不太健康的伦理关系和文化心理。格尔夫人的羞辱感是一种虚伪，而约翰格尔的羞辱感源自嫉妒与仇恨，而二者都以“名誉”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为道德标榜，并且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稳态的共识。这就是与身体无碍或不健康无关，却往往以高尚面目示人的“心病”。在这一强大的思维惯性面前，身体简直不值一提，维护这种所谓的伦理秩序与价值观念胜过一切个人化的私见。思想之病对身体之病的强大压制力，构成对“病”本身的质疑，是谁得了病？到底得了什么病？对此问题的追问恰恰是一个“小病”里折射的关涉民族文化心理的大问题。
德明译《青蝇》
然而这一“小中见大”的隐喻结构一旦离开了隐在的城乡意识形态似乎便失去了更为深广的意涵。布达佩斯的专家和居于乡下富庶的病人的医患关系具有天然的不对等性，医者的强势、主动与患者的弱势、被动，形象地譬喻了现代性视域下的城乡关系。因此，治疗的流程也是城市对乡村的问诊过程。不同于《一个人的死》中本地医生对当地乡民秉性的熟稔，外来的布达佩斯的专家对这个村子则是陌生的。因此，他的劝解充满了试探性，劝解的过程也是伯利医生认知乡下的过程。这个认知的过程最初是从请病人妻子劝解开始的，妻子作为丈夫最亲近的人，代表的是乡下的伦理亲情，然而妻子以作为一个残疾人的女人为羞耻的宣言宣告了乡下人伦关系的冷漠与势利。接着医生试图用生乐死苦的话感动病人，可是生命本身的可贵与崇高也要让位于他们在村里的所谓“名誉”。医生原以为“钱的问题是乡下人最关心的”，却不料病人提出涂些药酒也可不白花了钱，乡下人“像交易一双靴子”的狡猾瓦解了医生对乡下人世俗欲望的固有认知。而医生无奈求助于村里自称聪明的公证人和法官劝解的失败，则显示了地方权威面对植根于乡下人意识深处的价值观念的脆弱。医生尝试劝解的过程从人伦亲情、生命认知、世俗欲望、地方权威等方面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人/乡村情感文化结构。种种努力的失效终于让医生意识到“名誉”才是“性情高傲的乡人”的价值核心，身体、人伦、欲望、权利都是服务于并让位于这个核心意念的。于是，他在男仆与病人妻子之间的眉目传情中发现了可以治愈病人顽疾的良药，他相信“村里必定有三姑六婆之流知道村中的人的一切情事并任撮合之劳”[20]，而妻子的不忠正是对“名誉”的损毁，也是动摇乡人固执己见的唯一有效手段。
《青蝇》以一个外来的、异质的陌生人探视方式为我们展现了城乡文明冲突的生动情态。在这一城市对乡下的诊疗过程中，城市起初强势的话语姿态逐渐式微，医生伯利诊断方案的遇冷，一定程度上是乡下人对城市咄咄逼人的优势心理的瓦解与抵抗。“因一只青蝇而锯掉一条胳膊”的结论在动摇乡下人的崇城抑乡的心理定式的同时，也逐步消解了城市被想象的权威与进步。于是，在城乡交锋的第一回合中代表城市的医生暂且败下阵来，医生不得不妥协的劝解昭示着传统的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征服的艰难。然而“颇有心机”的现代医生“以退为进”的试探，不仅发现了阻碍“治疗”的症结，而且利用乡人情感心理的弱点治疗了乡人自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手段和途径却是通过“挑拨是非”的非道德方式来实现的。换言之，城市正是通过非道德的手段医治了乡村珍视的所谓“道德”，而这一吊诡恰恰是一则巨大的隐喻，它不仅标示着城乡文明的沟通方式，而且也预示着城乡文明冲突解决的一种常态。
三
“身”与“罪”
如果说如上两篇乡愁小说的译介都从不同层面触及到了身体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那么《看不见的伤痕》则更多地使我们感受到了身体与宗教性的教谕惩戒的复杂纠缠。这是一篇影响颇广的匈牙利小说，最早由曾虚白翻译发表于《真美善》1928年第1卷第8期，此后黄植文、梁虹、谢厚民、谢直声、王景瀛、旅风云等先后译介，译者对这篇作品的热衷一直延续到1947年。[21]从故事内容看，稽斯法吕提（Karoly Kisfaludi）将一个医生诊治病人的过程写得可谓“迷雾重重”“惊心动魄”。开篇病人手部毫无异样却莫名其妙疼痛，病人坚持要挖去“患处”的肉，而且非要“刮见骨头才行”[22]，医生被迫无奈只好勉为其难，然而病人回诊仍感到疼痛难忍，并一再要求照旧行事，病人的“怪病”可谓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直至篇末，通过病人自述，读者方才晓得病因。原来由于病人的猜忌以致杀死爱妻，妻子嘴角流下的血滴在了手上，直至在妻子葬礼后，丈夫才知道那封让他猜忌妻子的出轨信件，不过是伯爵夫人在她的女伴处暂且存放罢了，真相大白，丈夫后悔不已，以致那滴血之处始终心痛不已，这才是所谓“看不见的伤痕”的题中之义。
《看不见的伤痕》虽描写的是一个乡下绅士到城中看病的故事，但用意并不在城乡叙事，这与《青蝇》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如果将之视作“乡愁小说”确实有些牵强。从医生的治疗过程看，它也很难归于医患叙事之列。不过，如果我们沿着如上发生在乡下抑或城乡的医患叙事所触及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路径考察，就不难发现《看不见的伤痕》的跨文化意义与价值。因为，《看不见的伤痕》更像是具有强烈隐喻色彩的“福音书”，病人由自我猜忌而带来的内疚不已，更应视为一种原罪。“罪”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主题，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就是与所谓“七宗罪”有关的经文。“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一段、嫉妒、醉酒、荒宴等类。”[23]这些“罪”或因情欲而生发，或与情欲相关。经由奥古斯丁阐发，“罪”发展为“原罪”（peccatum originale）的教义。他的“原罪”概念虽然难以把握，但总体上有几个重要层面：
一、亚当的罪及对它的惩罚（贪欲/贪婪，concupiscentia）是会遗传的；
二、婴儿的灵魂是有罪责的（guilty）；
三、婴儿的罪是真实的（不是类比）、严峻的，是通过生育而遗传的；
四、洗礼是一切人，包括婴儿，得救的必要手段。[24]
由此可见，“原罪”是所有罪恶的源头，它因为亚当的过错而与生俱来，并且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而代代相传，人唯有通过洗礼才能得救。由此我们反观《看不见的伤痕》，病人杀死自己妻子的动机正是他出于猜忌、嫉妒而产生的虚荣与忌恨，这种过分的警戒心、莫名的愤怒后的所谓“复仇”正源自他内心对妻子贪婪占有的情欲，这正应了情欲唤醒原罪的基督教义。或者也如东正教的教谕，原罪有时即可视为一种高傲的“致命的激情”，而并非是深藏在他们体内的罪孽。于是“病”的隐喻随即得以构建，因为“病”正是对“罪”的惩罚。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疾病是以上天的惩罚、魔鬼的附体以及天灾的面目出现的。对古希腊人来说,疾病要么是无缘无故的，要么就是受了报应（或因个人的某个过失,或因群体的某桩罪过,或因祖先的某起犯罪）。随着赋予疾病（正如赋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25]
苏珊·桑塔格（S. Sontag）的观点展现了西方宗教及其道德的紧密关系。那么，当“病因”被隐喻为一种宗教性的“原罪”时，医患叙事所触及到的民族文化心理就自然也杂糅了复杂的西方基督教道德的成分。医生无法医治“看不见的伤痕”，患者自己也无法从痛苦的内疚中解脱，于是上帝的拯救就成了唯一能够获得救赎的方式。而篇末患者的忏悔就是以期获得的上帝“恩典”的重要方式，“罪与救赎乃是基督教教理不可分割的两面。人不仅因沦落和犯罪而被公义的上帝定罪，而且也因上帝的恩典而从罪中得救”[26]。然而西方文化中的“罪”的观念与东方文化中的“罪”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东方文化中,“罪”与“身”是分离的，“戴罪之身”表述的正是“罪”与“身”彼此独立的关系，通过对“身”的惩戒从而达到对“罪”的洗脱。但是在大多数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中，“罪”与“身”往往是一体的，并通过人类的繁衍而代代相传，人无法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惩戒达到解脱罪恶的目的，唯有忏悔才能得到救赎。虽然“与基督教原罪说相比，犹太教中‘罪’的显著特征是没有遗传性”[27]，但是原罪具有因袭遗传性的说法还是在西方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随着西方文化对神圣性的遗忘，“罪”也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问题。而“五四”以降，在“全盘西化”的思潮中，所谓对西方的认同恰恰逃避了对“罪”的重识。中国并非是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度，“原罪”必须经由上帝审判的权威是彼时的国人所无法完全理解的，这成为讨论东西方跨文化实践中的重要障碍，也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所亟待重新梳理的关键。譬如，译者曾虚白在谈到自己译介的缘由时就说：
我从英文译本里选译他这篇《看不见的伤痕》The Invisible Wound，因为觉得这篇作品，虽谨守着顶严厉的批评家所规定的各种短篇小说的原则，却又活泼泼地充满了一切艺术应有的生活力，的确是值得介绍的佳作。[28]
曾虚白看重的是小说“活泼泼地充满了一切艺术应有的生活力”，而非全然将它与西方的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非指摘译者的“不见”，而不过是在他的“不见”中“看见”这一跨文化本地化的局限。这也从另一层面使我们感到域外乡土意念的传播有时并不能按照它期待的路径展开，它的本地化始终与在地的历史语境息息相关。诚如黄子平所说：
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给出了一条乐观向上的时间矢线，激励国人在“天演人择”的所谓“规律”中救亡图存；将社会、国家、种族等等看作一个健康或病态的有机体的观点，亦与中国传统中的有机自然观一拍即合。既然中国已被视为“东亚病夫”，对伟大“医国手”的回春之术的期待，对种种“治疗方案”的讨论和争论，就在其大前提从不引起疑问的情形下进行。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五四”时代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等等的界定，自然很方便地从医学界获得生动形象的借喻。[29]
因此，《看不见的伤痕》近十年的热译，并不是对异邦民族文化心理心有戚戚，也许让读者欲罢不能的不过是痛彻心扉的爱情悲剧。但即便如此，对病因的不懈探寻，以及治疗无效的无奈，还是让国人在“病的隐喻”中感到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并由此“罪恶”之感反思了人性的本质，“因为罪的本源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人们对整个世界本源和人性本源思考的组成部分。没有对世界本源和人性本源的思考，也就没有对罪的本源的思考”[30]。从这个层面说，这篇姑且被称为“乡愁小说”的故事，恰恰以一种“误读”的方式给我们展现了域外乡愁之于本土精神的复杂而生动的情境。
虚白译《看不见的伤痕》
生病的身体是一个颇为得体而恰切的隐喻，因为它所建构的“疾患”与“诊疗”的张力结构是一个压迫与反制的象征。这不仅是外在的“疗救”所带来的强势权制，更有着内在心灵之苦所隐含的自我压迫。在中国译者借“洋病”问诊“乡土”的本地化接受过程中，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压迫显而易见。文本内，本土译者与域外作家的情感共鸣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沉疴难起的故土体认以及城乡文明冲突的复杂认知；文本外，本土立场与域外价值诉求的龃龉又彰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乡土意念在阶级革命的主流叙事之外对人性尊严价值的潜心贯注，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意念愈加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嬗变过程中被逐步遮蔽的现代应有之义。
而病体通过诊疗“妙手回春”抑或“无药可救”的不同想象又同时成为对传统“身土不二”的乡土观念的预言或曰反诘，它展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蜕变的真实。因为，作为感知外在世界的媒介，身体正是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换言之，身体本质上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叙述。存在即是身体，身体为存在之基。一方面，身体是介入现实的重要手段，它往往以“感同身受”的真实感质疑了其现实对象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明确他者，进而建构自我主体身份的重要途径。因为“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我们作为另一个人所凝视的目标的存在”[31]。从这个意义上说，在30年代前后本土译者以“洋病”询唤“乡土”主体性的本地化协商中，无论是“同病相怜”还是“貌合神离”，这一跨文化实践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时代语境的差异都将域外的身体想象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认知建立起了重要的逻辑关系，从而完成了从身体感性认知到价值理性的新的乡土认同，即现代乡土意念的发生。这是从身体而至身份的重要逻辑演进，是对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的艰难探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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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沈馀译，《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7号。帕拉玛兹，现通译帕拉马斯（Kostis Palamas，1859—1943），希腊作家，诗人。
[2]参见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沈馀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第3-41页。
[3]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沈馀译，《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6页。
[4]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7页。
[5]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7页。
[6]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4页。
[7]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7页。
[8]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号，第710页。
[9]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沈馀译，《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7号，第852页。
[10]沈馀：《帕拉玛兹评传》，《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6期，第699-700页。
[11]帕拉玛兹：《一个人的死》，《小说月报》，1928，第19卷第7号，第718-719页。
[12]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第28-46页。
[13]茅盾：《谈谈翻译》，《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4期。此文摘自茅盾译丹青科《文凭》的译后语。
[14]密克柴斯，《青蝇》，德明译，《明灯》，1934年第201期，第1286页。
[15]密克柴斯，《青蝇》，第1287页。
[16]密克柴斯，《青蝇》，第1287页。
[17]密克柴斯，《青蝇》，第1288页。
[18]密克柴斯，《青蝇》，第1287页。
[19]密克柴斯，《青蝇》，第1290页。
[20]密克柴斯，《青蝇》，第1288页。
[21]《看不见的伤痕》的译介情况如下：卡罗莱·稽斯法吕提，《看不见的伤痕》，虚白译，《真美善》1928年第1卷第8期；[匈牙利] K. Kisfaludi，《看不见的伤痕》，黄植文译，《晨钟》（广州）1929年第280、281期；Karoly Kiofaludi，《看不见的伤痕》，梁虹译，《执信学生》1935年第3期；Karoly Kisfaludi，《看不见的伤痕》，谢厚民译，《正风》（北平）1937年第4卷第3、4期；Karoly Kisfaludi，《看不见的伤痕》，谢直声译，《中国公论》1939年第1卷第2期；Karoly Kisf Wudi，《看不见的伤痕》，王景瀛译，《青年建国月刊》1946年创刊号；Karoly Kisfaludi，《看不见的伤痕》，旅风云译，《妇女月刊》1947年第6卷第5期。
[22]卡罗莱·稽斯法吕提，《看不见的伤痕》，虚白译，《真美善》，1928年第1卷第8期，第6页。
[23]马丁·路德，《<加拉太书>注释》，李漫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04页。
[24]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驳佩拉纠派》，周伟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23页。
[25]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40页。
[26]刘宗坤，《原罪与正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56页。
[27]饶本忠，《论犹太教的“罪”》，《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第53页。
[28]卡罗莱·稽斯法吕提，《看不见的伤痕》，虚白译，《真美善》，1928年第1卷第8期，第2页。
[29]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156页。
[30]刘宗坤，《原罪与正义》，第89页。
[31]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29页。
作者简介
冯波，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乡土文学的比较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出版专著《雅努斯的面孔：中国现代“乡愁小说”论》（2019），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文献引用格式
冯波.20世纪30年代乡愁小说译介中的“洋病”与“乡土”[J].当代比较文学,2022(02):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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