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与旧派的正面战场——刑事法学流派之间的battle（终篇）
上篇回顾
第一章 他们都是谁？
第二章 他们“battle“啥？
中篇回顾
第三章 他们的思想从哪来？
第四章 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第一节 刑罚权的来源
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 死刑的存废之争
第四节 新派诞生的时代背景
开篇说到，刑事古典学派（前期旧派）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更注重“个人本位”，更多的是在理性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上篇中也详细介绍了大神们的反封建壮举。然而，前期旧派的思想管用了一个世纪后，便遭到了现实的挑战。
根据历史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50年代，正好是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
但是国家光顾着经济发展，却忽略了对社会的关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吃不饱穿不暖，受不了只好反抗，但反抗是要被送上审判席的，于是底层人士更加对社会产生怨恨、报复之心，不公平不正义之事随处可见……
然而主张报应论的康德和费尔巴哈早已作古，老百姓辩解反抗自己是正当防卫没人听；主张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的贝卡利亚要是活到这个时期，恐怕也不好意思说公众自愿和“国家“这个剥削机器订立什么劳什子契约吧。总之，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犯罪，基于旧派大神们的理论主张所制定的法律，已经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国家这时候要是不想出点什么新招重新修订刑法，平民恐怕又要造反了。
第五节 天生犯罪人论与社会防卫论
在哲学家、法学家称霸刑事法学圈一个世纪后，主攻自然科学的龙勃罗梭杀出了重围，用他的“手术刀“为刑事法学理论切开了一个口子，开出了另一付治理国家的“药方”——社会防卫说。只是这幅“方子”开的好不好就另当别论了。
古典学派说过，犯罪的原因是个人意志自由的选择，刑罚权来源于社会契约，因为约好了上交刑罚权，出于契约守则，犯了罪的人就得接受惩罚。可若是契约条款本身就不合理，人们能上哪说理去呢？
于是有了龙勃罗梭的惊世之言。后世对于龙勃罗梭的印象，大概只记得是一位通过解剖人的头颅得出了人分为“天生型犯罪人、激情型犯罪人、精神病型犯罪人及偶然犯罪人”的“疯子”，但是龙勃罗梭在讨论刑罚权时，所依据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学抽象概念。
龙大神主张：刑罚是原始社会对破坏共同准则的反应，是对原始社会的防卫。因为犯罪是必然的，所以防卫和处罚也是必然的，刑罚权应当以自然必要性和自我防卫权为基础。因此，“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之物，受到进化理论的支配，而犯罪人犯罪是对社会的生存条件的侵害，因此，为了社会自身进化，社会必然要对于侵害其生存的犯罪人进行打击。”当然，相信不少人也看出来了，龙勃罗梭对于“犯罪的必然性”理论基础是人的生理构造居然自带犯罪属性，这论调搁谁都无法认同吧，丝毫没有逻辑和概念。
不过，加罗法洛和菲利作为龙勃罗梭的忠实粉丝，自然也赞同这一套理论，加罗法洛甚至还进一步细化了犯罪人的类型。所幸的是菲利还说了点别的，否则他的名气也不会比加罗法洛大一些，他认为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个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过多地依赖刑法典，而通过社会社会和立法中潜在的救治措施来减少犯罪的祸患。”因此，需要社会提供其他政策来缓解刑罚的负荷，甚至替代刑罚。当然，菲利没说刑罚完全没用已是客气，他还是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作为行为底线维护了社会稳定。
所以，三人虽然都属于刑事近代学派（新派），但龙勃罗梭和加罗法洛注重对不同犯罪人本身的研究，内容多为犯罪学；而菲利更侧重对社会整体的研究，内容混合了犯罪学、社会学还有刑事政策。因此，菲利与龙勃罗梭二人又区分为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又并称“刑事实证学派”。
刑事实证学派对刑法最大的贡献就是促使刑事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刑罚种类的多样性，也让刑法学这门学科进入到更加科学化的研究中。
新派与后期旧派的正面战场主要发生于李斯特和卡尔·宾丁之间。
卡尔·宾丁，男，1841年生，成名于1872年著的《规范及其违反》；
弗兰茨·冯·李斯特，男，1851年生，成名于1881年编著的《德国刑法教科书》
本来仅从理论主张上而言，二人都各自有建树，但都互看不顺眼。在维基百科是这么描述这场争论的：“Binding was Liszt's great adversary, and many of Liszt's central views were formed in response, or at least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Binding's.”（作者译：李斯特是宾丁最强烈的反对者，并且其许多主张都是对宾丁的回应，或者至少是相反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指名道姓的反对宾丁。
“宾丁认为，惩罚是合理的，而且只有在国家对违反国家规范的行为作出反应时才有正当理由。因此，犯罪的实质是违反了实在法的规范，而不是犯下不法行为。刑法并不是对正义的要求，或者像康德所希望的那样，是一种‘绝对命令’，作为执行国家权力的国家工具，国家可能会或可能不会选择使用。”（注：这种思想有助于维护国家权威）
“李斯特指责宾丁和他的同修古典主义者提倡毫无意义的惩罚。李斯特坚持认为惩罚在现代文明国家是合法的，必须达到某种目的。 惩罚本身永远不会是目的。更具体地说，李斯特认为惩罚必须（并且确实）寻求保护合法之物。”【注】
宾丁的理论主张：其在承认意志自由论的前提下，认为犯罪的原因并不是犯罪人违反了刑法条文，而是其行为恰恰落在刑法条文包含的内容。他认为的规范并不仅限于成文法，但也不属于习惯法，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一种规范。由于他把这种“犯罪人违反的法律规定“称为“规范”，因此他理论也被后世称为“规范论”。且不论这一原因找的是否有理，光是其对规范的划分（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确立了规范的独立地位，就已经是对犯罪论和责任论起了“先例性”的作用，乃至对塑造整个德国刑法学界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德国继费尔巴哈后最有影响力的刑法学家。
李斯特的理论主张：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刑罚的对象是行为人，而非犯罪行为。“行为因与行为者立于不可分立之密切关系，法之所以处罚行为者，乃因其已经实行一定行为而非其他行为，换言之，刑罚以及责任之对象，并非行为，而系由于实行行为所证明之‘行为者的犯罪情操’、‘行为者对于法秩序之态度，以及‘行为者之全部的心理特征’，此即系行为者之反社会及危险性是也。”
”简单来说，就是犯罪的原因是行为人具有社会危险性，而不是古典学派所说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二者是不同的。
除此之外，贝林格也批判过李斯特对“刑罚”下的定义。在李斯特和宾丁都相继驾鹤之后，贝林格（又译作“贝林”）、迈耶（又译作“迈尔”）、麦兹格（又译作“梅茨格尔”），继承了规范学说，各自深化了犯罪体系。
有趣的是，李斯特属于“刑事实证学派”阵营，但是其主张的犯罪构成体系与贝林格同属于“古典的构成要件体系”。（注：刑事古典学派并不等于古典构成要件体系。）
总的来说，大神们吵归吵，但是对刑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前期旧派为刑法的起源铺垫了基石，后期旧派的构成要件论形成了现代法学的犯罪构成体系，而新派为刑罚论和犯罪学开辟了新的篇章。
我国著名学者、“司考之父”说过：“学派纷争可以将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一方面，刑法理论对诸多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源于基本立场的不同。如果一位研究者没有学派意识，便可能忽视自己的具体观点和基本立场的关系，进而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两大学派的交锋旗鼓相当，谁输谁赢，法纳君的一人评判必定有失公正，不如将这个权利交给各位看官，评出你最欣赏的刑法学家吧~
刑法学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门具有独特魅力的学科。它集合了法学、哲学、犯罪学、心理学等等社会学科之长处，尤其是法纳君在经历了从学习刑法理论到刑事实务运用的过程中，会时常感觉出自己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体会愈发深刻。奈何本君文笔笨拙，写不出半点刑法的内里，唯有通过一点资料的堆砌，心怀期望：哪怕能够激起他人一丝想要触摸刑法之意，就是法纳君的最大成就了。
最后，借用康德大神最有名的那句话结束这尚未尽善尽美的“纷争”：
常有二理，在手心焉；敬而畏之，与日更新；上则为星辰，下则为德性。
与君共勉，江湖再见！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2]黄风：《评龙勃罗梭及其犯罪人类学》，《法学评论》1986年05期
[3] 蔡桂生：《德国刑法学中构成要件论的演变》，《刑事法评论》第31卷
[4] 梁奉壮：《宾丁规范论研究：本体论考察》，《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
[5]徐爱国：《论19世纪刑事实证学派方法论上的转型》，《法学家》2006年第3期
[6]孙秀艳：《刑罚权限制思想的历史考察及思考》，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注】引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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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
——艾伦·德肖维茨